在沒有思想的年代誕生的思想

辛若水

（一）那是沒有思想的年代嗎？

文革時代是沒有思想的年代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是很難的。記得西方有人向中國學者提出，你們文革時代沒有思想家。中國學者感到非常慚愧，因為那個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確實集體失語；但是，中國學者思考了一下，回答說，我們有一個思想家，那就是顧準。顧準先生在文革中的思索，確實非常深刻，他的核心思想是從理想主義回歸到經驗主義，這大概是和文革對著來的，但是，在那個時代，這畢竟是地下的思想，沒有絲毫的影響可言。如果沒有人去發掘顧準的話，我們現在都不可能知道在文革時代居然有這樣獨立的思考。那要如此說來，文革就真的是一片思想的荒漠了。而實際的情形，恰恰相反，文革不只不是思想的荒漠，而且是思想閃光的年代。我們指責那個時代沒有獨立的思想，為什么獨獨忘記了大放光芒的毛澤東思想呢？那個時代最重視的就是人的思想。我們看一下為毛澤東所肯定的林彪“四個第一”的思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此外，林彪還說：……精神的東西可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像原子彈爆炸一樣，爆發出很大的力量。共產主義就是講的一個“公”字，反對一個“私”字。要破私立公，……就要從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當然，林副統帥真正偉大的事業是把毛澤東思想唯心主義化和封建主義化。但是，這不反駁了那種認為文革時代沒有思想可言的謬論嗎？最重視思想的年代，卻被認為沒有思想可言，這不是歪曲又是什么？這不是誣蔑又是什么？當然，林彪已經作為篡黨奪權的陰謀家永遠地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是，那個時代的實際情形，亦不能任由知識分子信口雌黃。把毛澤東思想唯心主義化和封建主義化，是徹底錯誤的，但是，這決不意味著毛澤東的思想是唯心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恰恰相反，毛澤東的思想是反對唯心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當然，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對毛澤東的思想的區分，即把毛澤東的思想分為作為正確科學理論體系的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對于作為正確科學理論體系的毛澤東思想，沒有什么爭議，早就成了一面旗幟。具有爭議的是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思想。那么，毛澤東晚年的思想是不是都是錯誤的呢？那顯然不是的。“三個世界”的理論今天不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輝嗎？也正是在“三個世界”理論的指導下，中國的外交才打開了新局面。當然，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思想是對，還是錯，這才是焦點所在。當然，文革作為一場偉大的烏托邦運動已作為大災難、大浩劫，被歷史性的否定了。既然如此，那毛澤東關于文革的思想，就全盤錯了。但是，即便在徹底否定文革的時候，也并沒有否定文革善良而又崇高的初衷。文革確實有著善良而又崇尚的初衷，如果否定這一點，中國革命就會喪失合理性，因為文革恰是中國革命的高峰。既然文革已經被否定，那就不是一場革命，因為在我們的想象中，革命總是那么得偉大。但是，任何一次偉大的革命，只要換一個角度，那馬上就會變成災難、浩劫。世界上不只有革命的法庭，還有愛的法庭。在愛的法庭上，革命本身就會受到置疑。如果用簡單的話，概述文革，大概也只是好心辦壞事。但是，問題的關鍵是，文革真的是好心辦壞事嗎？多少年后，人們終于發現，文革所要解決的是腐敗問題，而且它把腐敗的問題上升到了階級斗爭的高度。它要從根本上鏟取官僚主義，消除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它決不允許出現一個新的貴族階層，它決不允許大量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于是，毛澤東在文革時期的思想似乎具有了某種超前性，他似乎遠遠地走在了歷史的前面。然而，真的是這個樣子么？可誰又說得清呢？有的人講毛澤東蒙冤了，毛澤東晚年的思想不是錯誤，而是精華。是的，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思想號召的都是正面的東西。但是，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卻把他作為反面教員，然而，為什么這反面教員又有了正面的意義呢？文革時代，真的沒有思想嗎？毛澤東當年這么深刻的思想，影響了近十億人的思想，為什么被許多知識分子視而不見呢？

（二）走向教條的思想

如果思想走向教條，那是很可悲哀的事情。可以說，思想是活的，它不應該也不能夠成為教條。什么需要教條呢？只有宗教才需要。但是，宗教的教條，應該是神學的范疇。我們不應該把信仰的主義變成宗教神學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是神圣的戒律；但是，馬克思主義就不應該搞這些東西吧。把一種思想宗教化、儀式化，這是很可怕的；因為這會從根本上動搖這種思想的權威。當然，在文革中，做這項工作的是林彪，而毛澤東則一直非常警惕的。毛澤東自己是反對個人崇拜，反對早請示，晚匯報的。也就是說毛澤東并沒有把自己的思想宗教化、儀式化。胡喬木曾經講過，文革是毛澤東的宗教和陷阱；那么，這個判斷準不準確呢。可以說，這個判斷有正確的一面，因為毛澤東對自己的事業一直都有一種宗教般的獻身精神；正是這種宗教般的獻身精神，讓一些人把文革誤解為毛澤東的宗教。可以說，毛澤東是沒有宗教的，他有的是主義、是學說、是思想。主義、學說、思想與所謂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當然，在文革中，有人指責毛澤東搞的是教條主義。但是，毛澤東終其一生都是反對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他真正主張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他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講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哪里是什么教條主義呢？當然，問題的關鍵還是在文革中，毛澤東有沒有教條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從來有把馬列主義當做教條，這是確定無疑的；但是，馬列主義卻是毛澤東所追求的終極。終極和教條，是不同的概念。毛澤東所以發動文革，根基決不是馬列的教條，而是馬列的終極。毛澤東的文革縱然千錯萬錯，但他的內在精神永遠是光彩奪目的。不可否認，毛澤東對當時形勢的判斷是有失誤的，因為當時的形勢并沒有他想象的那么糟。毛澤東所要解決的問題尚處在萌芽狀態；當然這個問題本身并不因為尚處于萌芽狀態就無關輕重。相反，它關系到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生死存亡。腐敗是敗亡的根本，這是歷代興亡教訓的總結。而毛澤東呢，就是想采用人民民主的法子，讓人民群眾與官僚機構形成一種制衡（人民監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從而跳出：“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史周期律。可以說，毛澤東的主觀愿望以及他所設計的方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文革的實踐中，卻造就了天下大亂的局面。雖然革命總不免天下大亂，但是人們真正渴望的還是天下大治。斗爭哲學或者“以階級斗爭為綱”，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險關，固然是非常緊要的；但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就應該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了。當然，毛澤東對自己的終極理想是非常執著的。在革命勝利之后，他考慮最多的問題是，革命先烈們所以拋頭顱灑熱血，所要換來的是什么？砸碎萬惡的舊世界，不正是為了萬里江山披錦繡嗎？但是，當他痛苦地發現，他所創立的黨，他所締造的國家，竟然滑到修正主義的邊緣，一些人當官做老爺，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時候，他便毅然決然地發動文革，把已經完成的事業重新做過。當然，這種革命的精神是使人佩服的，但關鍵的卻是他對形勢的判斷準確嗎？如果不準確，而是出自他的臆想，那文革就失去了合理性。毛澤東深深懂得“千里長堤，潰于蟻穴”的道理，所以他要把腐敗問題上升到階級斗爭的高度，從根本上鏟除它。而所以要鏟除腐敗，也是服務于毛澤東的終極理想的。革命先烈們拋頭顱，灑熱血，所要換來的決不是一些人當官做老爺的世界，他們要改變的是這樣的世界。也就是說，當官做老爺本身就是對革命先烈的背叛。終極理想，在一些人眼里，大抵即是教條：但是，這樣的教條還是值得堅守的。毛澤東既是一個偉大的象征，也是一個永恒的希望。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廉潔的平民政府，他是世界窮苦人永恒的希望。現在，許多知識分子對窮苦人的翻身，好像頗多微詞。仿佛窮苦人的翻身就是農民起義心態，這恐怕應該是誤解，而且是刻毒的誤解。階級翻身是具有革命意義的。我們縱然告別了革命，但曾經的歷史，卻是抹不去的，毛澤東的思想，在自己并未走向教條，他只是在捍衛他的終極。

（三）終極，值得捍衛嗎？

要問終極值得捍衛嗎？這似乎是不必懷疑的。終極當然值得捍衛。如果不去捍衛終極，那理想主義就徹底失落了。但問題的關鍵卻是，現實和終極的距離太遙遠了。現實是個什么樣兒，我們還是比較清楚的，因為我們就生活在現實中。可終極是個什么樣兒，我們就不清楚了，因為終極有賴于我們的想象。我們的想象，實際上并不靠得住，更何況，每個人的想象又是不一樣的。在我們中國人這里，終極的拷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現實的生活。也就是說，我們擁有的是一個世界；而在西方，則是兩個世界，即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我們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但是，終極卻是讓我們跨越到彼岸世界去。而這事實上，有一個基本的判斷，我們真正的生活不是在此岸世界，而是在彼岸世界，也即是所謂的“生活在別處”。然而，生活真的在別處嗎？也許只是因為別處的生活有些異樣，有些新奇，所以我們覺得刺激吧。但是，我總覺得，生活無論在哪里，都是一樣的。彼岸世界并不值得追求，我們也沒有必要跨到彼岸世界里去。也許，追求彼岸世界的人，是因為在此岸的生活太糟糕了，太黑暗了，所以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賦予了彼岸世界。耶穌在蒙難的時候說過，“我的國不在這個世界上”。耶穌的國不在這個世界上，又在哪里呢？想來，也只是在天上，即所謂的天國。在耶穌那個時候，大抵只是做了一種許諾，即死后可以進入天國。但是，人們對于死后的事情，總是覺得沒著落，所以便要在人間建立天國。天國可以在人間建立嗎？許多人是懷疑的；而在人們建立天國的實踐，又大多失敗了。也許，天國永遠在天上，而不可能來到人間吧。進入天國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死亡；但是，沒有人愿意死的，所以，還是不要兜售進入天國的門票吧。實際上，天國早就崩潰了。海涅曾經這樣評價康德，他說，康德一個人襲擊了天國，殺死了天國的全部守備部隊，上帝未經證明，便倒在了血泊之中。當然，很長一短時間，我們看康德的時候是帶著有色眼鏡的，仿佛一頂不知論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打發了。而實際上，康德的哲學，不只博大精深，而且具有革命的意義。對于終極，我們雖然知道永遠無法到達，但是我們又在追求著它。任何主義、學說、思想，都有它的終極；也可以說，這終極就是這主義、學說、思想的最高境界。當然，最高境界總不免讓我們望而生畏，但是，也不能因為這，就避而不談吧。許多時候，終極和起點非常相似的。我們在起點，是最容易看到終極的；而到了終極呢，我們又似乎回到起點。但這回到起點，卻并不就是起點，很簡單，只是因為曾經淪海。我在想，所謂的“十年文革”，也是毛澤東在捍衛他的理想、捍衛他的終極。當然，否定文革的人，會講毛澤東只在錯誤地捍衛他的理想、錯誤地捍衛他的終極。但是，即便如此，他們也沒有法子講毛澤東的理想是錯誤的，毛澤東的終極是錯誤的。毛澤東的理想與終極不只不是錯誤的，甚至是崇高的、偉大的。實際上，文革本身就是重頭來過，即把以前做過的，全都打碎，重上井岡山，重新鬧革命。一個偉大的領袖，在他的暮年依然有這樣的精神，確實是非常可貴的。按照一般人，恐怕早就躺在成績上睡大覺了；可是，毛澤東又重新舉起了革命的旗幟。當然，許多人，甚至大部分人對文革是不理解的。別說那個時候人們不理解，就是歷史發展到今天又有幾個人理解文革呢？自由派不理解，新左派同樣不理解。自由派在惡毒地攻擊文革，而新左派呢，則要為文革翻案。自由派基于文化的災難與浩劫，把文革畫成了大花臉；而新左派呢，則是高屋建瓴，大處著眼，把人們重新帶回了那一個“全國山河一片紅”的時代，但卻獨獨忽略了知識分子的苦難、文化的浩劫。其實，自由派與新左派的爭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國的現代化。無論誰勝誰負，只要能夠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那也就是好的，也正如同人們常講的“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毛澤東用文革證明，理想的終極是值得捍衛的。當然，他對理想終極的捍衛，在死后遭到了許多人的誣蔑、誹謗。但正是由于這誣蔑、誹謗，我們才看到了毛澤東真正的精髓是什么。

（四）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從理想主義回歸到經驗主義，這是顧準先生的核心觀點。理想主義所著眼的是未來，所以最終不免歸于烏托邦；經驗主義所著眼的是現實，所以能夠推動社會的發展。文革時代是理想主義高漲的年代，人們有著很深的烏托邦情愫。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可以說是非常激動人心的口號；而小車推推，推到共產主義，則不免讓人覺得滑稽了。共產主義是人們最偉大的理想，但是，這最偉大的理想，卻在文革時代留下了千秋笑柄。正是人們理想主義的激情，讓最偉大的理想，仿佛成了兇神惡煞一般。理想主義的終極，自然是不能放棄的；但是，我們在仰望星空的同時，也不要忘記看看腳下的路，否則就會一不留神掉到井里去。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的回歸，在文革時代是空谷足音，但是，以后的歷史就沿著這個道路前行。我在想，經驗主義較之理想主義，究竟有哪些優點。其實，經驗主義最為核心的東西就是經驗理性。當然，這經驗理性也可以解釋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驗主義重視實踐，那是不是理想主義就不重視實踐了呢？也不是的。在理想主義那里的實踐與經驗主義那里的實踐是頗有不同的。理想主義那里，是用偉大的理想來引導實踐，也可以說讓實踐去趨近偉大的理想。而經驗主義那里的實踐，更看重的是實踐本身，它不再乞靈于偉大的理想，而是“摸著石頭過河”，騎驢看唱本，走到哪兒說哪兒。可以說，經驗主義是行之有效的，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即是明證。中國的發展確實是拜經驗主義之賜，而中國革命的勝利，卻帶有更多理想主義的色彩。用理想主義搞革命，太抵是行之有效的，但即便如此，它也要借助經驗理性。但是，用理想主義搞建設，似乎就不怎么合適，1958年的大躍進，即經濟浪漫主義，就說明了這一點。經濟浪漫主義最多的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熱情，但卻忽略了當時的客觀條件。譬如當時《人民日報》社論中講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現在看來都是笑柄了。至于所謂“以鋼為綱”，全民大煉鋼鐵，也沒有很好地注意工業內部結構的問題。當然，在文革中，聽得比較響亮的是“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對于這，我覺得不可厚非的，尤其那種戰天斗地的精神，就是再過一萬年，也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也就是說，我們要學習的是那種理想主義的精神，但我們要走的還是經驗主義的道路。在理想主義那里，是有一個終極的，并且自以為已經認識了那個終極，而我們要做的只是讓現實趨向那一個終極而已。但在經驗主義這里，是沒有那一個終極的，即便有那一個終極，也未曾為我們認識，甚至我們永遠無法認識那個終極，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沿著現實的道路奮然前進而已。可以說，文革時代理想主義正在暴露它的弊端，甚至造成了現實的災難。譬如思想淪為教條，早請示，晚匯報，忠字舞，語錄歌；不可否認，這里面有人們忠實的情感，但是，這種忠實的情感已經很荒誕了。活的思想，當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活的思想決不能變成教條；而一旦變成了教條，思想就不再是活的。在毛澤東時代，尤其文革時代，決不是沒有思想的年代；相反，卻是最重視人的思想的年代。但是，在那個年代，卻只有一種思想，即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以致于后來有人揶揄道，只要有毛澤東思想，十億人都不必思想了。什么問題，毛澤東思想都解決了，人們還思想什么呢？雖然那個年代是最重視人的思想的年代，但我們又可以說那是沒有思想的年代，沒有的是個人獨立的思想。那個時代雖然沒有個人獨立的思想，但又誕生了顧準這種從理想主義回歸到經驗主義的思想，所以，我才講在沒有思想的年代誕生的思想。顧準的思想，在當時雖然沒有什么影響，但是放到后來改革開放的背景下，似乎又成了先知先覺。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又被稱為：“吳市場”，先生坦言，他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就是受到顧準先生的啟發而提出來的。也許，這也是不幸的思想家最大的幸運吧。在知識分子集體失語的時代，居然還有這樣獨立的思考。看來，什么時候都有例外：顧準作為這個例外，在當時，是零余者；而現在，卻又成了奇跡。

（五）物質主義的悲哀

我們現在是從理想主義回歸到經驗主義了。虛幻的理想已經不再蠱惑人心。我們在享受經驗主義帶來的巨大繁榮。但是，我們卻面臨著物質主義的悲哀。雖然經驗主義并不必然地導向物質主義；但是，物欲橫流，卻成為了最為基本的事實。人們已經不再看重什么理想，金錢、人的欲望，成了第一位的東西。拜金主義是非常可怕的，當一切都圍繞著金錢運轉，那人們還有什么呢？金錢用來滿足人們的欲望，但是欲壑難填啊。物質主義轉之理想主義，確實每下愈況。物質主義的悲哀，更容易讓人們懷念過去的理想主義。可以說，理想主義不只存在于毛澤東時代，就是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也還是有的；但當歷史進入九十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物質主義就取代了理想主義。物質主義最大的悲哀，就是容易造成人們精神的空虛。仿佛一切神圣、崇高、偉大的東西，都不存在了，只有人們赤裸裸的欲望。人們更重視實際，但卻變得越來越市儈。我們說過，歷史是一面鏡子。在物質主義的背景下，以前的毛澤東時代，似乎并不是人們批判得那樣一無是處，相反，許多神圣、崇高、偉大的東西又凸顯出來，似乎毛澤東時代所宣揚的東西，正是針砭現實生活的良藥。人們漸漸地發現，完全放棄理想主義是不對的。理想主義不會成為過去，因為每一代人都會有自己的理想。文革是大災難、大浩劫，這已成定案，但為什么在這大災難、大浩劫中，依然有閃光的東西，而這閃然的東西，已經足以讓我們重解理解文革，重新理解毛澤東。當然，重新理解文革，重新理解毛澤東，并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我們的最終目的是理解現在。現在給了我們一個嶄新的起點，也正是這個嶄新的起點，給了我們重新理解毛澤東、理解文革的可能性。歷史是在悲劇中前行的，但是人們總是忽略這一點。文革是歷史的悲壯劇；它是災難、是浩劫，并不錯；但是，它依然有顛撲不破的東西。然而，人們恰恰忽略了這顛撲不破的東西。有人可能問，這顛撲不破的東西，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這就是真理。真理，一方面為人們所追求，但另一方面也為人們所否定。既然人們追求真理，那又為什么要否定它呢？在人們還未曾認識到真理的時候，便會把它視為謬誤，所以才會激烈地否定它。然而，真理又是經得起人們的否定的。真理并不會因為人們的否定，就不再成其為真理。人們總有一天會認識到真理，而一旦認識到了真理，那所有的污蔑，就會變得可憐、可鄙、可笑。在文革中，雖然有顛撲不破的真理，但它依然是災難、是浩劫，即文化的災難與浩劫。而這，就是文革的悲劇所在了。文革雖然講明了是政治大革命，但它真正的作為依然在文化領域。文化領域的滅頂之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文革在文化上的悲劇，同樣是深刻的。我們也在想，文革悲劇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是在毛澤東個人嗎？可是我們幾乎找不出來他有什么私心雜念，他所以發動之革，還是為了中國人民。那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就在我們這個民族的劣根性。在五四時代，魯迅就講改造國民性；而文革只不過把這推向了極端而已。文革在向人性開戰，它要徹底地改造人們的靈魂，這在文化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它的手段太過極端，結果讓人性惡的一面來了一個大爆發。我說過的，毛澤東的文革是捍衛他理想的終極。毛澤東為中國革命奮斗了一生，他所能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說，答案就在文革中。當然，他是以悲劇的方式回答的這個問題。千里伏線，到此結穴，這就是毛澤東的一生。也就是說，毛澤東的一生是一個整體，是沒有法子隔裂或者腰斬的。當然，一切隔裂或者腰斬的行徑，都是徒勞的。黃仁宇先生在《中國大歷史》中講，毛澤東雖然飽讀史書，但它自己，也不過充當了歷史的工具。偉大人物是歷史的工具，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但是，細細想來，卻不免讓人覺得悲哀。如果偉大人物都只是歷史的工具，那我們這些凡夫俗子，又是歷史的什么呢？我終于覺得，充當歷史的工具，是不值得的，因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但是，人，這個目的，放到大歷史的背景下，又是那樣的渺小、脆弱，甚至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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