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與世界史問題

（本文系作者新著《五百年來誰著史 第一卷 150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的第九節）

載《第一財經日報》，2009年11月16日

韓毓海

1567年是世界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年，在中國歷史上，它被稱為“隆慶元年”。這一年，明隆慶帝朱載垕同時開放了“海禁”和“銀禁”，昭令“朝野上下率皆用銀”。從此，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白銀進口。根據Flynn和Giraldez的統計：自16世紀中葉起，西班牙從美洲橫越太平洋，經菲律賓運到中國的白銀，占新大陸白銀總產量的四分之三，這一根據美洲和歐洲的白銀出口量統計綜合得出的數字，是非常確實的。[1]

與此同時――在1561年的歐洲，處于白銀轉運重要中繼站的地中海地區，熱那亞商人則開始倒賣西班牙帝國借款的憑證――“調劑債券”。從1579年11月21日起，直到1621年為止，歐洲債券的擁有者在皮亞琴查定期舉辦債券交易年會，這就是著名的“皮亞琴查交易會”[2]。地中海債券交易大會一直持續到荷蘭阿姆斯特丹銀行成立（1609年）并發行債務票據――即持續到歐洲金融中心由地中海轉移到荷蘭之后很久，才告一段落。

16世紀的60年代是世界歷史的重要轉折關頭，它也是世界經濟“大分流”的開端。自1560年代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創生者，在“世界經濟”向“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轉化的過程中，逐步地走向衰落，而直到今天，我們才終于目睹了新中國通過偉大的中國革命和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而實現的復興，這使得中國、亞洲與歐美（世界的“南方”與“北方”）在經濟上再次走向勢均力敵和“相對的平衡”。

中國為什么會由長期的經濟領先而走向近代的積弱積貧？近代以來積弱積貧的中國，今天為什么會再次走向偉大復興？西方世界為什么能夠在漫長的16世紀逐漸趕超中國，并在19世紀橫掃世界、所向披靡？今天的歐美各國又為什么會陷入空前的、難以自拔的金融危機與動蕩？――這其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重要思想理論課題。

所謂16世紀的世界史“大分流”，是指中國和西歐從此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最簡捷地說：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國代表著“勤勞革命”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而西方則代表著戰爭投資或者以“戰爭金融”推動資本積累的模式。學術界所謂中國的“勞動密集型”和西方的“資本密集型”之比較，其所指亦不過是這兩種模式的具體表現而已。這兩種模式究竟誰是誰非、誰勝誰負，依然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

說到500年來的經驗教訓，自然是不勝枚舉，更不是一句“先進”/“落后”，“發展”或者“遲發展”所能簡單概括。而其中最為關鍵性的第一條，就涉及國家能力問題，而尤其是作為國家和社會組織能力的最集中體現――貨幣主權和財政能力問題。

我們常說社會主義救中國，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指這個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別是有組織地把財政剩余用于辦國計民生的大事，包括有效地利用國家支持的金融信用的力量，有效地利用國家能力的“象征系統”――貨幣和金融的力量。一個國家的能力如何、一個社會的組織能力如何，重要地是看它能否有力地支撐起合理、堅固之貨幣體系和稅收體系。貨幣金融體系是一個國家組織能力的象征、是一個社會團結協作能力的體現，是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在現代民族國家競爭和帝國主義爭霸的世界環境中，中國人反復認識到了一個殘酷的真理：金融的問題永遠是與戰爭聯系在一起的，金融安全也永遠是與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的。500來，特別是近代以來，我們最沉重的教訓和最深重的代價也就體現在這里。

我們前面分析過，自明隆慶元年起，經濟發達、領先的中華帝國，卻把貨幣金融委之于海外白銀進口，而與此同時，皇權與士大夫官僚階級之間，長期圍繞著“禮法”進行的幾乎毫無意義的沖突，導致了帝國統治結構從上層斷裂，至于在基層方面，由于“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痼疾，豪強和胥吏們通過操持行政、司法和財稅而壟斷地方，皇權直接面對千百萬無組織之小農，并無制度抓手，國家任何自上而下的改革，自然都會被操持地方的豪強胥吏扭曲。如此上下脫節的國家，如此組織松散的社會，各階層均按其“自治”的潛規則行事，表面上仿佛是在“看不見的手”的支配下而各得其所、各行其是，但實際上，其內部的組織能力、組織效率卻是實實在在地不斷下降的，結果，如此社會，只能以道學家的“無為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如此沒有組織效率、奉行“不干預主義”的國家，自然也就無以建立起嚴格的國家預算機制、稅收體制，從而更不可能在嚴格的財政和稅收的基礎上，成功地確立起自己的發鈔機制，從根本上無以保證國家貨幣的穩定與獨立。最終，在美洲大規模發現白銀的“國際大氣候”下，明帝國將貨幣短缺問題之解決，全盤委之于美洲白銀之進口，其實乃是一種無可奈何之舉，它深刻地折射出明帝國國家行政能力的失敗、透視著其社會結構從內部持續解體的大趨勢。

而從那時起直到清末，盡管中國日益積累的龐大的民間資本，盡管通過長途貿易的長期發展，初步確立起以票號為標志的民間貨幣信用機構，但是，中國的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之間是脫節的，這集中表現為商人不事生產，最大的商幫也不過是長途的商販而已。與明一樣，清帝國亦是將貨幣依賴于白銀進口，又放任“多幣制”之痼疾而不能解決，市場交換和國家稅收，都要依賴于銅幣、銀幣和紋銀之間復雜的換算，貨幣系統、貨幣體制相當混亂（“多幣制”的混亂，又最為清楚地顯示了清王朝在農村、城市之間，在交換的諸社會領域之間的管理上是混亂脫節的），一旦1830－1850年間世界發生了銀本位制向金本位制的制度大轉變，當著歐美各國紛紛拋棄白銀之時，大批劣質銀幣自然遂涌入中國貨幣市場，在此沖擊之下，清帝國的貨幣體系即刻陷入混亂、瓦解。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金融體系的崩潰與軍事的失敗接踵而至，此后，中國再無財政之獨立，國家財政亦完全淪為虛名，它對內被排斥在本國金融服務之外，對外是不能設防的――即中國無法將自己的剩余資本投資于國家的軍事和自衛的建設。從晚清直到1949年，又是約100年間，中國面向富強、現代化的改革方案可謂層出不窮，但最終也沒有形成一個金融－軍事工業－工商業－農業相統一的經濟結構，國家經濟沒有財政的指導，社會又無分工交換的組織能力，與之相伴隨的是：中國的內戰之所以不能停止，中國人自相殘殺之所以不能停止，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之間的內戰持續的時間越長，對于西方的金融機構放債、乃至賣軍火就越有好處?？梢?，貨幣主權蕩然，金融依賴海外的問題，乃是從明王朝到蔣介石政權以來持續數百年的根本困局，這是中國國家走向近代衰落的最根本原因。

新中國的偉大功績，在于它第一次形成了立足于基層、組織嚴密的社會動員機制和社會組織結構，而在此嚴密的組織社會的基礎上，方能建立起嚴格的國家預算體系、稅收體系、轉移支付體系。更通過從基層起步建立起公共積累、社會積累和國家積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極其有限的資本作為準備金，一舉確立起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發鈔機構的權威性，確立起人民幣的貨幣獨立性、權威性。只有這樣，新中國才能通過充分地上下動員，調動起全社會的財富，集中力量辦大事，建國頭28年以來，我們正是如此集中起有限的發展資金，建立起我國完善的國防體系、工業體系和交通基礎設施體系，并進行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從而形成了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歷史告訴我們， 沒有中國革命建立的基層組織，可以使國家得以有組織、有效率地將大量農業剩余源源不斷地投資于工商業，然后再以工商業的發展反過來吸引大量人口就業，那就絕不會有我們改革開放以來迅速地經濟發展。而如果沒有中國國家的金融獨立，迷信金融與世界接軌，即使有曇花一現的所謂繁榮，從最根本上說，那樣的一盤散沙中國不僅搞不成現代化，而且更不能遏制內部瓦解的趨勢和外部勢力的打擊，更會被周期性的資本主義金融危機搞得民不聊生，――國民黨統治幾十年，不就是這樣嗎？

第二，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和勞動力問題。

中國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中國歷代改革的核心無非是圍繞著土地制度做文章。而認識這一點，乃是討論中國問題的基礎。離開了這一點，也就從根本上離開了中國現實。

近代以來，最常見、最流行的觀念之一，就是把中國之落后，歸結為全是由于農民所造成。農民“素質”差、“水平”低。狹隘、自私的農民，據說還是“東方專制主義”的溫床，這就是所謂“中國的原罪”，或曰中國之“原罪”，就是因為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的農民；于是，要發展、要趕超、要民主、要自由，――首先就要處心積慮地消滅農民。甚至于今天，更有“土地私有化”方略之呼吁，以為現代化就等于把農民剝奪為一無所有、兩手空空的勞動力后備大軍――據說作為英國工業革命的前奏的“圈地”運動，人家不就是這樣作的嗎？

其實，這些人并不知道：英國之圈地，圈的主要是“公地”，而非自耕農的土地，同時，被從土地上“轉移”、趕出來的，也并不是擁有土地的自耕農，而是本來沒有土地的農奴（由于種植業向牧場的轉換，所以就用不著那么多農奴集體勞動了），在當時的英國，只要農奴肯交贖金，他們就可以“自由”了。這就是為什么：英國最初的產業工人，大多是從流浪漢轉化而來，而流浪漢，又主要是從“被自由”了的農奴轉化而來，而這就決定了：如此產業勞動大軍，卻從來談不上什么管理經營經驗（因為是農奴），更一向缺乏協作精神（因為是流浪漢），他們一旦被圈到工廠里，日夜重復一件機械性的勞動動作，其“精神異化”更是不可避免，所謂“機器對人和勞動力的排斥”，盡管出于只講效率不講人道的血腥資本邏輯，但是，從資本家的角度看來，這確實是基于歐洲勞動力之特點（缺點），所作出的幾乎必然的選擇。――簡而言之，采用這樣缺乏勞動技巧、協作精神、經營能力的“異化”勞動力，還不如多采用些機器為好。當馬克思不幸地談到歐洲“流氓無產者”的時候，他其實是非常清晰地觸及了歐洲產業勞動者階級的這種“異化”的史前史。

與英國和歐洲完全不同，中國社會的最廣大基礎卻是擁有小塊土地的小農，而任何政權如果妄圖要剝奪中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那就等于挖掉了自己執政合法性的根本基礎，這一點，早已經為歷史所反復證明。而也正是由于中國的基本現實乃是“人多地少”，這就迫使著小農們不得不在如此小塊土地上，費盡心力、殫精竭慮，從而在漫長的歷史中，不斷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管理、經營經驗；且在家庭勞動之中，中國小農更形成了密切的協作勞動技巧，而中國的農村家庭（農戶），就正是這樣一個分工協作的勞動共同體。于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小農，就被如此歷史條件，造就為世上最為精明強干的勞動者，他們甚至是擁有著令人驚嘆的管理能力的經營者和精打細算本領的會計。又恰恰正是這一點，使得他們與歐洲的農奴－流浪漢－產業勞動者階級有著不同的發生史、發展史。而探討中國與歐洲之區別，首先就不能不面對這種社會生產勞動的“史前史”所造成的勞動力能力的差別。

對于近代的各種教條主義者而言，中國要發展，要么靠資本，要么靠“觀念”，他們共同的所作所為，竟然首先就是要消滅農民，而他們的根本立場，自然也都免不了要與中國社會的根本基礎――農民為敵。比如曾以極左面目出現的“托派”，就是認為中國農民連“革命”也不配，因此，他們絕不會贊成毛澤東的名言：誰能贏得農民的支持，誰就會贏得中國，而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可以贏得農民。

日本學者杉原熏[3]（Sugihara Kaoru），正是從社會勞動史的比較分析，深刻地指出：中國能有今天的發展，東亞經濟能實現偉大復興，首先就在勞動力的優勢、強勢，這種勞動力優勢，又絕不是簡單地指人口數量多，而是指作為中國社會基礎的最為廣大的小農，他們在經營管理方面的經驗、協作勞動的技巧和精明強干的計算能力，即高素質勞動力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根本上的基礎，據此，他方才提出了東亞“勤勞革命”模式對抗歐美“工業革命”模式的著名論斷。

什么是中國模式？杉原熏提醒我們注意一個事實：中國是現代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沒有通過剝奪農民的土地而完成了工業化的國家，僅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與指中國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先天“落后”，指農民乃是“革命”與“現代化”的阻力的教條主義者不同，杉原熏認為：以小農為主體的中國及東亞的勞動者，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勞動力，與西方勞動者相比，他們發生、發展的經歷并不相同。在某種意義上，杉原熏其實繼承了毛澤東的視野，關于“勤勞革命”的理論，更從一個側面有力地論證了：今天的中國為什么必須堅持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根本制度，為什么倘若中國放棄工農的主體地位，放棄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不但將喪失了發展的全部優勢，甚至還會退回到四分五裂的悲慘狀況中去。

第三，市場問題。

當代中國流行的另一個觀念，是將發展簡單化地歸結為市場和市場經濟的偉力，而中國歷史上之落伍，也被解釋為前人長期以來全然不知市場、“市場經濟”為何物（所謂中國“閉關自守”論的基礎，其實質就是認為中國從來“無市場”）。此說涉及當下問題，或許不能一概而論，但倘若涉及歷史，則可以肯定就是毫無道理的臆測。我們前面的論述，其實已經清晰地揭示了：明代輝煌的經濟之所以土崩瓦解，并非因為沒有實行市場經濟所致，而恰恰是因市場化過度、過頭了，這才造成了不可應付的糧食危機，由于把貨幣也交給了海外白銀市場，結果1630年世界白銀市場的大波動，又終于造成明王朝的貨幣系統之崩潰。

市場作為分工和交換的領域，其實并無神秘之處。市場經濟的兩個最大的好處是：分工可以擴大就業，交換可以壓低商品價格。但是我們同時也不能忘記，它從而也就可以帶來兩大壞處：就業的擴大，會帶來工資的下降或勞動力的廉價，而商品價格的降低，則又會造成利潤的下降，這也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指出的：分工和就業的擴大一定會造成人均收入的減少，而充分的競爭則會造成一般利潤率的下降――而這更意味著，這樣的一個高就業低收入、高競爭低利潤的社會，對于資本的積累而言，無疑又是最不利的。這同時還意味著，一個充分發達的市場經濟，絕不會導向資本主義體制。而歷史上的中國，恰恰就是這樣一個高就業低收入，高競爭低利潤的“理想型”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它是市場經濟的極端――這反而使得資本剩余、資本積累很難實現。

而這也就是伊懋可（Mark Elvin）所提出的那個著名論斷：即中國為什么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的原因――他認為中國恰恰是由于市場經濟過渡發達，所以才被市場經濟導入了一個市場的“高度平衡陷阱”：

隨著農業盈余以及人均收入和需求的減少，隨著勞動力日益廉價以及資源和資本日益昂貴，隨著農耕和運輸技術日趨完善以至難以作出細小的改進，對農民和商人而言，最合理的戰略就是有效利用資源和固定成本，而非發展節約勞動力的機器。巨大而靜態的市場，無法在生產體系中創造出有可能促進創造力的瓶頸。當暫時的短缺出現時，基于廉價運輸的商業多功能性便是比發明機器更快捷、更有保證的解決方案。這種狀態可以被形容為“高度平衡陷阱”。[4]

但是，與伊懋可的看法不同，我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突破市場“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原因，并不在于這種所謂市場經濟的高度發達，造成了中國的人均收入太低，經營利潤太薄，從而無法積累起推動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雄厚資本，實際上，中國沒有完成公共積累、社會積累和國家積累之根本原因，就在于傳統的國家缺乏組織效率、沒有組織力量，我們知道：新中國之所以能夠通過高就業低工資、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完成的中國的工業化，并不在于當時中國的人均收入有多么高、經營利潤有多么大，而根本就在于國家形成了一個有效的財政體制，從而可以精確地把十分有限的生產盈余，最為有效地利用到國家的發展上去，更從基層建立起公積金等公共積累機制，這使得生產得以不斷擴大規模。

實際上，歐洲當然也根本不可能是簡單地通過“市場經濟”的充分競爭，而積累起龐大的資本，因為倘若歐洲真是在實行徹底的市場經濟，它一定也會如亞當 斯密和伊懋可所分別指出的那樣――必然地陷入市場“高度平衡的陷阱”，真實的歷史告訴我們，歐洲的資本積累當然并不是從內部市場的“盈余”中獲得的，而是從掠奪美洲、非洲、亞洲――從侵略全世界的戰爭中得來的。因此，500年來真正的分野實際上是：中國由于長期實行國家不干預的市場經濟，反而被導入了市場“高度平衡的陷阱”，而歐美則通過掠奪世界積累了自身發展的資本，從而卻逃出了市場“高度平衡陷阱”。

因此，沒有國家的組織，僅憑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產生資本的積累和市場的不斷擴大的。以為單憑“市場經濟”本身就可以完成市場的擴張以及資本積累，無論從中國還是從西方歷史上看，這都屬于無稽之談。

第四，自然資源和環境生態問題。

在解釋中國為什么走上了一條與歐洲不同的發展道路時，美國學者彭慕蘭曾經提出了如下生態的視角：自18世紀末期，中國與歐洲一樣，都面臨著以木材短缺為龍頭的生態危機，但是，中國與西方克服這種生態危機的辦法卻是不同的，西方采用的克服生態危機的辦法，一個是“向下”（掘煤），一個是“向外”（掠奪美洲殖民地資源），西方世界通過這樣兩個方式來應對生態危機，一方面造成了工業革命，造成了礦產能源對于日照能源的替代，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野蠻的殖民主義和對于自然生態的破壞與掠奪，資本主義最大的后果就是前所未有地破壞了地球生態，導致了種族滅絕式的殖民戰爭――這是此前任何一種人類文明也沒能做到的[5]。

總起來說，中國克服生態危機的方式與西方是不同的，即主要是通過勞動的密集型（充分調動人力資源）、通過貿易的中繼等方式，以節約自然資源的方式來面對生態危機。同時，一個長期被追問的問題是：在16世紀就遠航世界的中國，一個大規模開通了北方蒙古商道的中國，為什么卻沒有發展出向外部世界掠奪資源和資本，以謀自身發展的增長模式？本書前面的分析力圖說明：這從根本上說，就是由于明、清兩大帝國無可匹敵的強大。正是中華帝國這種傲視周邊一切競爭對手的強大，正是中國長期的戰略優勢，一方面使得中國和亞洲保持著四百年的和平，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國“沒有必要”通過歐洲那種“以戰養戰”的方式（即以戰爭的方式掠奪資本和資源，又通過掠奪資源和資本不斷發動戰爭）尋求生存和發展――其實，我們只要簡單看看1500年以來歐洲的局勢，立即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時的歐洲存在著200個彼此爭戰不休的國家，如此，戰爭就不能不是1500年以降歐洲歷史的主題；與保持著400多年和平的亞洲和中國不同，在1815年之前，所謂“和平”就從來沒有在歐洲建立起來過，《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時代的歐洲，其實也就是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而在1815年之后，歐洲更是把不絕的戰爭強加在全世界的頭上。

恰恰是對于世界資源的掠奪，造成了歐洲內部的資本積累，它使得歐美國家在擺脫市場“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同時，卻將全世界造成為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代價和肥料。今天我們提出科學發展觀，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涉及到生態問題，但是，如果簡單地把它理解為保護自然環境，簡單化地把生態問題理解為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保護環境，那則是對科學發展觀中所包含的馬克思主義視野，沒有作深入的理解。實際上，正像我們在開頭就談到的，恰恰正是在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世界邏輯里，到處都在發生環境、資源代價在國內，利潤在國外，代價在發展中國家，而利潤在發達國家這種現象，因此，環境問題從來就不是一個文化問題、或簡單地“提高保護意識”的問題，更不是單純地人與自然界的問題，因為它是社會問題，環境問題凸顯了資本主義體制造成的當代世界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嚴重不平等。

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從兩個方面發展或者徹底改造了歐洲形而上學的辯證法：其一是恩格斯把自然辯證法的內容引進來，其二是馬克思把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規律充實進來，正是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人類只能以社會的方式、特別是社會生產的方式與自然發生關系：無論是毀壞自然，抑或是保護自然。 在一定歷史時期，我們談生態問題，過于受到西方環保主義的影響，其缺點往往就是就生態問題談生態，甚至把生態問題、環境問題等同于自然界的問題。沒有看到生態、環境問題，本身就是人類社會問題。

談到發展問題，因為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我們反對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有機聯系，反對拋開建立良好的社會關系、生產關系的努力，去孤立地來追求、看待發展生產力，因為如果出現兩極分化、區域分化，如果民族矛盾、社會矛盾突出，那是不可能持續地發展現代生產力的。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深刻指出：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格局發生新變化，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態勢，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呈現新特點，綜合國力競爭和各種力量較量更趨激烈，給我國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

這種新的機遇和挑戰，必然對歷史研究提出的新任務、新挑戰。中華民族向來有著重視探索歷史經驗的傳統。毛澤東同志曾經十分推崇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而孔尚任借風月故事，吊明之失的《桃花扇》也是他非常喜愛的作品，其中有句話說：眼看它起高樓，眼看它宴賓客，眼見它樓塌了。明清興衰的道理是很深刻的?！爸癫療熛蹣I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秦人無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復為后人哀之”，我們今天處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歷史關頭，因此，應該格外地重視歷史研究。因為歷史不僅僅是過去，而且它指示著現在，昭示著未來。

用毛主席的話說，中國這么多人，應該對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究竟有沒有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從歷史上看，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究竟形成了哪些特點？上述不成熟的探討，起碼讓我們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中國在歷史上既是一個強大的力量，同時更是一個和平的力量。這一點，只要對比一下明清兩朝的長期和平，與歐洲300年的內部軍閥混戰和200年對外殖民行徑，就是一個不難得出的簡單結論。在這個意義，我們今天當然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世界宣告，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

第二，中國在歷史上，就通過高就業低收入、高競爭低利潤的經濟增長模式，發展出空前繁榮的市場經濟，而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通過從基層開始建立起高度組織化、運轉有效的國家行政機制、社會組織機制、財政機制，把分散的、有限的剩余積累起來，高效地投資于國家和社會的未來發展之上，反過來又為廣泛之社會就業提供門徑――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的結合，也就是傳統中國與現代中國的優秀成分的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走向成功、走向復興的關鍵，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而是歷史的結論。

第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農業、農民都是我們社會發展的根本和基礎。中國的農民，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勞動者，在中國農民中，充滿著具有先天經驗的管理者、經營者和會計師，中國“勤勞革命”的基礎、環境生態的基礎、制度穩定的基礎、文化建設的根和本，都在于這片希望的田野。而只有當每一個中國人理直氣壯地說“我是中國農民的兒子或女兒”的時候，他（她）才能稱得上是深深地愛著這個國家和人民。

讓我們大家再一次聆聽一個偉大的中國人、一個中國農民的兒子，在大約60年前留給我們的教誨吧：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斗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6]。

什么是和諧社會的戰略思想呢？和諧社會當然不是無為而治，不是一團和氣，更不是妥協退讓。和諧是指協調生產與貿易、金融與武力、生態與軟實力為互動的體系，是指協調中國的東西南北為互動的戰略結構，是指協調世界格局為與我有利的互動的天下胸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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