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的思考

——學習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的一點體會

高為學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一件大事。有的主流媒體稱《決定》有九大關注點，我們的最大關注點則是兩次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現想就這個問題，談一點學習體會。

“莫名其妙”的混亂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在談到建設執政黨的第一條“基本經驗”時，指出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在談到“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時，又提到要“組織黨員、干部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能兩次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件大好事。對于這個問題，在四中全會召開之前，人們是寄予莫大希望的。因為在2009年9月9日，各大報頭版頭條都報道中央政治局審議四中全會文件的情況，會議強調“必須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因此人們覺得，可能四中全會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放在突出地位了。可是，四中全會公報發表以后，令人大失所望，5000字的公報，沒有一處提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幸虧后來公布的《決定》，有兩處寫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雖然不夠突出，但上了文件，總比靠邊站好。現在人們擔心的是，能不能貫徹落實的問題。因為文件里寫上了，不等于實際上貫徹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早就寫在黨章和憲法里了，但是近若干年來一直被淡化、邊緣化，基本上被有些人置之于腦后，這是一個必須記取的嚴重教訓。

現在，黨中央領導層對于“黨的指導思想”問題的看法，似乎并不完全一致，認識比較混亂。我們不了解中央領導層的情況，不能作沒有根據的猜測，僅從他們最近關于四中全會《決定》的講話和公開發表的文章來看，說法就很不相同。賀國強在《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局面》一文中明確指出：全會通過的《決定》，“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這里所表述的《決定》的指導思想，是符合黨章精神的。令人奇怪的是，胡錦濤在四中全會的第二次講話中，當談到《決定》的指導思想時，竟沒有提到“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只是說“這次全會通過的決定，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習近平在《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的綱領性文獻》中的說法與之相類似，認為“《決定》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劉云山在《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為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中，同樣也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在中宣部舉辦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研討班座談會上，只強調宣傳思想文化戰線要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仍然不提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就提出了一個極其嚴肅的政治原則問題：《決定》的制定和貫徹，究竟要不要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

《決定》在講到“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要求時，首先強調“必須按照科學理論武裝”，要“組織黨員、干部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牢固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系統掌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胡錦濤在四中全會上講：“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關鍵是要堅持科學理論指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為我們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推進黨的建設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這里對“科學理論指導”的解釋，是同《決定》的精神相一致的。可是，習近平的上述文章，卻認為“以科學理論指導黨的建設，最根本的是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指導黨的建設”，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排除在外了。劉云山專門講“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文章，也不講“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講“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是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長期戰略任務”。非常奇怪，不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能建立什么“學習型政黨”啊！

把最近的情況和以往的問題聯系起來看，在中央領導層中，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行動指南”問題，在思想上是不統一的，經常搖擺不定，有的提，有的不提，有時提，有時不提，甚至大家都不提。“指導思想”是黨之魂，“黨魂”一亂其黨必亂。我們面對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的如此混亂情況，實感“莫名其妙”，無不焦急萬分！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正由于領導層思想上的混亂，導致國慶大典的原有設計方案，只有鄧、江、胡的標語方陣，唯獨沒有“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之所以如此，絕非偶然，而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這個問題的源頭，至少應該追溯到黨的十五大。十五大報告說：“在當代中國，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堅持鄧小平理論，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人們都知道，“只有”是“唯一”的意思，是排他的。這就明白無誤地宣稱：在當代中國，只有鄧小平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因此只要堅持鄧小平理論、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其他任何理論（當然包括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都是無濟于事的。這樣一來，就把鄧小平理論提高到高于一切、取代一切的地位。作為黨的文件，把話講得這樣絕，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這也算是一大“創舉”吧！這些說法，是違背十五大通過的黨章的。十五大黨章明明寫著：“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那就應該全面堅持、全面高舉，怎么可以只要堅持鄧小平理論，只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呢？從這種不合邏輯的論證方法出發，有些人就會認為只要堅持鄧小平理論，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就可以萬事大吉了，其他都是多余的。這就必然導致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淡化、邊緣化，甚至加以丑化。

以上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態度，是極其錯誤的，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在這里，我們不能不說一說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是怎樣看待毛澤東思想和馬列主義的關系的。他向來反對“把毛與馬、恩、列、斯并列起來”，認為他們“是做先生的，我們做學生”。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也反對突出毛澤東思想，強調要“突出馬、列”。他在1969年2月7日講：“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贊成”。1968年9月，他在修改《人民日報》社論時，刪去“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階段”。1970年4月初，他在審閱“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時，刪去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同志就是當代的列寧”，等等。1971年上半年，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在起草《匯報提綱》時，周恩來不同意“要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提法，指示“要全面”，“要寫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強調說：“水有源，樹有根，毛澤東思想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是根，不能割斷嘛！”毛澤東當時完全同意經周恩來親自修改的這個會議文件，表明他是反對丟開馬列主義來“突出毛澤東思想”的。這就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待馬克思主義的一貫的正確態度。

可是，現在有些人則完全相反，不僅要突出自己的“理論”、“思想”，而且要把它抬高到高于一切、排斥一切的地位，讓“老祖宗”靠邊站，那還像是馬克思主義嗎？在十五大強調“只有……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之后，黨的十六大黨章，又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并列起來，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行動指南”。看來，有的人是不滿足于“并列”的，因此，胡錦濤2003年7月1日《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又進一步強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高舉‘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就是真正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旗幟。”這就又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抬高到高于一切的無以復加的高度。

十七大黨章對于黨的指導思想雖然沒有改動，但十七大報告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這就向世人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不包括毛澤東思想的另一個“理論體系”，堅持這個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因此，十七大報告就只講“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而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排除在黨的指導思想之外。由此可見，國慶大典原設計方案中只有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標語方陣，而沒有“毛澤東思想”標語方陣，正是多年來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不斷發展變化的必然惡果。

“解鈴還須系鈴人”

幸虧在最后關頭糾正了這個政治錯誤，增補了“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方陣，避免在世人面前鬧出天大的政治笑話。但是，僅僅在國慶大典中臨時增補一個“方陣”是不夠的，關鍵是要從根本上端正指導思想，把它作為黨的“行動指南”，真正貫徹到實踐中去。這就要像四中全會《決定》所要求那樣，“自覺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嚴格遵守、貫徹、維護黨章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黨的“行動指南”的規定。黨章還講：“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國以后，順利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發展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這就表明，毛澤東思想不僅是中國革命的理論，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毛澤東不僅是新中國的締造者，而且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奠基者，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者，中國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者。因此，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

毛澤東早在1956年4月4日，就提出要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道路。他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教訓是獨立自主，調查研究，摸清本國國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制定我們的路線、方針、政策。……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強調開動腦筋，強調創造性，在結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國這塊大地上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吳冷西：《十年論戰》（上）第23-24頁）他在提出“第二次結合”三個星期之后，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中國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此后，《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又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重要的哲學基礎，豐富和發展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我們只要翻開建國以來的發展史，就可以看出：毛澤東是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兩類矛盾學說的第一人；是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分為“不發達”和“比較發達”兩個階段的第一人；是提出把中國建設成為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第一人；是提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第一人；是提出“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的第一人；是提出“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的第一人；是提出“統籌兼并顧、適當安排”的第一人，等等。其他如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民主政治建設、思想文化建設和黨的自身建設等方面，都有許多偉大的貢獻。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毛澤東也就成為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先驅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人。最近，中央政策研究室黨建局副局長田培炎在《治黨興黨的行動綱領》中明確指出：執政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獨立自主地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道路，盡管經歷了艱辛和曲折，但卻最終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寫出了《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對于這個重大的問題，胡錦濤《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早已有所認定。他說：“毛澤東同志畢生最突出最偉大的貢獻，就是領導我們黨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務，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從中國實際出發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為古老的中國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闊步走向繁榮昌盛創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他接著又強調指出：“高舉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幟，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不斷開創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終堅持貫穿這個科學思想體系的活的靈魂，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就清楚地指明，毛澤東不僅“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和實踐基礎”；毛澤東思想同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同一個“科學思想體系”，共同“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因此，他莊嚴宣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現在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思想怎么會突然被排斥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變成不要“堅持”、不要“高舉”的另類“理論體系”呢？

這里不妨回顧一下鄧小平是怎樣看待毛澤東思想的。他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指出：“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那些正確的東西嘛，就是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嘛。基本點還是那些。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0頁）這就清楚地表明，改革開放以后，仍然應該“準確地、完整地學習和應用毛澤東思想”，“基本上還是那些”，“發展”應該是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的發展，當然不應該在毛澤東思想之外另立什么“理論體系”。

面對當前的現實，人們不能不產生疑問：把毛澤東思想排斥在外的“理論體系”又屬于哪一類呢？那自然是屬于“毛澤東思想”的另類。否則，為什么還要另立門戶、另起爐灶、另搞“體系”呢？對于那種自外于“毛澤東思想”的另類“理論體系”，人們還會相信其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嗎？既然毛澤東思想被排斥在外，當然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立起來的早已載入憲法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以及毛澤東在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所形成的理論和經驗，也就都成為這個“理論體系”的另類了。試問，排斥了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的那種“理論體系”，還算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嗎？對于這些重大問題，我們百思而不得其解！

“解鈴還須系鈴人”。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范疇還沒有載入黨章，希望到黨的十八大時，在黨的指導思想問題上，能夠恢復十二大到十四大黨章的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黨的十四大報告雖然突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作用，但它是在肯定“我們黨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前提下講其作用的。這就把它置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中、之下，而不是置于之外、之上，可以保持黨的指導思想的穩定和統一，以免無限制的變動，造成思想混亂。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是“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當代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理論發展，就應該是在其基礎上的發展，也就是毛澤東所開創的“第二次結合”的繼續，而不能把它排除在外，另立什么“體系”，排斥和取代毛澤東思想。近若干年來，每“一代”都有自己的“理論”、“思想”或“觀”，如此延續下去，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名目之多、變化之快，就會令人無法承受，也難以表述。更重要的是，必然導致全黨思想混亂，無法統一意志和行動。因此，恢復十四大黨章關于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是最為穩妥的做法，既有利于在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前提下統一全黨的指導思想，也有利于沿著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原則去發展理論，可以避免犯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的錯誤。愿我們黨認真貫徹落實四中全會《決定》重申的毛澤東的名言“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精神，永遠高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否則，就會越走越遠，走向事物的反面，釀成歷史的最大悲劇！

2009年11月6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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