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正人生目的,變革社會關系
勞動主義哲學的基本命題在于“改變世界”,對于個體人來說,世界首先是自己的生存,這包括他的生命活動及必要的條件;對于人類總體來說,世界就是其全體成員的素質技能及其生產力、社會關系與自然條件?!案淖兪澜纭辈⒉恢皇歉淖冏匀唤纾蛘哒f首先不是改變自然界,而是改變個體人及其總體存在。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是“改變世界”的主題,它具體化為變革人生和變革社會。實踐辯證法作為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的導引,就存在于、作用于變革人生和變革社會的進程中。
人生是由勞動、需要、交往、意識四要素構成的。人生與動物生存的本質區別,在于勞動、交往、意識及這三要素對需要的改造。由這四要素內在統一所構成的人的本質,體現于個體人的人生中,就是目的與手段的關系。變革人生,也就是不斷依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的大趨勢,端正人生目的并調整目的與手段的關系。
人生目的與手段的關系,是人生的基本矛盾,也是實踐辯證法所要面對和解決的首要問題。變革人生,首先要對人生目的作出明確規定。
目的,是人類所特有的。動物的活動,也有目標,但只是感性的,是基于本能與環境的變化而隨機出現的。而目的則是人以理性思考界定的,是指導人行為的理念?,F在界定的目的是以前行為和認識的概括,又是以后行為和意識的目標。
人生目的,是人類自形成以來就在探討的永恒的課題。無論中國的諸子百家,還是古希臘的學者,以致釋迦牟尼、耶穌和近代啟蒙學者,都在論說這個課題。它既是抽象的理論規定,又是具體的行為指南;它在歷史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它在不同國度、民族受社會和文化的制約而有不同形式;它在所有個體人的活動中都有各自特定的內容,因而是無限豐富的。對人生目的,可以作出幾種抽象的規定,但這些抽象規定又是以具體的、個別的目的為基礎,并體現于其中的。
人生目的既是人生的出發點,又是人生已有經歷、經驗,乃至社會矛盾、文化等的總結。人生是一個過程,而它的最終歸宿,則是無。人到死亡時,才沒有了目的,而死亡作為一種自然的、必然的歸宿,絕對不是人生的目的。因此,人生目的只有在人還是活著、實踐、認識的人時才存在。對人生目的的探討,也要針對人生時,而非死亡后。佛教的“涅槃”和基督教的“天堂”,都把人生的目的歸結于死亡,雖然它們也許諾死亡后的人生,但畢竟不是現實的。對死亡后人生目的的規定,是絕對的抽象,但就是在這一層,那些還活著的抽象者,也在進行著反復的爭論。人生目的,對于個體人來說是有終點的,但對于人類總體來說,則是不斷延續的,因而具有一般性。
與那些抽象的爭論者不同,世俗的、具體的、個別的、活生生的人,對于人生目的確有著更為實在而豐富的認識,他們甚至不是從抽象的意義上來思考這個命題的,但卻更能體現人生目的的意義。自古以來,有多種關于人生目的的說教,雖然都有其歷史和階級的基礎,但又都試圖將之說成是“神示”或“天啟”。而世俗的、具體的人生目的,則更明確地表現出人生條件的制約。
在已經過去的社會中,以文字形式或傳統觀念留下來的關于人生目的的規定,幾乎全是階級社會中的,階級社會之前的原始社會中的人生目的觀念,已經被否定地包含于階級社會的人生目的中,但并未留下文字材料,或許在某些部落里還能發現其中一些痕跡,但與幾千年前肯定有重大區別。
人生目的與人的價值觀密切相關,但又不止是價值觀問題,它在以人為主體的辯證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對人生目的的規定,就是對實踐辯證法出發點和歸結點的探討。人生目的,是主體人的發展及其與客體矛盾的集中體現。
人生目的的實現,需要條件,也需要利用這些條件而形成的手段。但目的不是手段。一些人往往把人生手段視為人生目的,這里最典型的,就是將對財富的占有視為人生目的。中國俗語中的“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被資產階級思想家做了系統的理論規定。在黑格爾那里,以一套思辨體系玄奧地表述了資本主義理論所規定的人生目的:人是絕對精神外化的自然界演化的結果,也是絕對精神主動地認知自我的體現,人生就是在絕對精神的支配下,盡可能多地認識和占有物,將人意識中所體現的絕對精神與物中包含的絕對精神統一起來。誰掌握的絕對精神多,誰就能多占有物;占有物,就是認知理性,也是認知自我,進而達到絕對理念。人生目的的出發點和歸結點,就是占有物,為了占有物,人應該是自由的、競爭的。自由和競爭是手段,占有物是目的。
如果說在黑格爾那里還有一個超乎經驗的“絕對精神”,從而使他所表達的資產階級的人生目的觀還顯得有些神圣或高尚——這在早期資產階級那里是確定的,因為他們承擔著變革封建領主制和集權官僚制的歷史使命,那么到了現代資產階級思想家這里,則更為直白、實用地將占有物質財富說成人生目的。這在實用主義的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那里相當明顯。他們的著作相當“理直氣壯”地表述了這樣的觀念:人性是動物性,是自私的,以“趨利避害”為準則。利就是占有財富,害就是缺少、損失財富;占有財富的量決定人的價值量,也決定其社會地位;人生目的,就在于盡可能多地占有物質財富,由此達到人生價值的“最大化”,并提升社會地位;為了占有財富,就要競爭,在不違法的情況下(包括鉆法律的空子),自由地競爭,不擇手段地占有財富;占有財富的最佳途徑,就是利用“市場規則”,以最小的代價獲取他人的勞動成果;每個人都競爭占有財富,從而使社會“充滿活力”;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通行“叢林法則”,優勝劣汰,由此而增加社會總體的財富。
不能否認,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占有,促進了近代工業文明的進展,雖說其中有許多片面性,但畢竟是提高了人的素質技能,尤其是提高了技能素質。但由此而引發的社會矛盾,以及對人性升華的障礙,卻越來越嚴重。當大資本財團為了占有資源和財富,不僅殘酷地剝削本國的勞動者,更以工業化的殺人機器侵略他國,殘害成百萬、上千萬的與其同類的人時,他們的人生目的,不僅是占有財富,更在于殺害他人生命,是“圖財害命”。布什就任美國總統的八年,充分地代表和展現了資產階級的人生目的和價值觀,他對伊拉克的侵略,他代表壟斷資本財團的所作所為,導致2008年的“金融海嘯”,給人類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損失,是對人性的一次大“浩劫”!而中國的那些美國大財團的買辦和官僚資本集團,踏踏實實在這場“浩劫”中成為美國老板的幫兇,也把資產階級的人生觀和目的傳播、弘揚。
人作為物質的萬物中的一類,以其勞動和意識區別于他物,但又與他物有機地聯系著。人以勞動來認知和改造自然物,勞動產品是人生價值的體現,也是人生存的手段,即滿足人的需要,延續人生的必要條件。生產物質財富和占有物質財富,應當是統一的,即由生產者來占有,并支配它,或自己消費,或經等價交換他人產品來消費。這樣的占有,是人生的必要手段和形式,但在階級社會中,勞動者本人卻不能占有,或不能全部占有其產品,非勞動者利用對交往和社會關系的控制,無償地占有他人的產品,形成他本人的財富,不僅滿足其需要,更有了一種榮譽感、尊貴感。而占有他人財富又使之擁有了進一步控制交往和社會關系的權力,并由此支配他人勞動,占有更多財富。相反,勞動者卻不能從其勞動的結果中得到相應的消費,不僅本人的需要得不到滿足,由此妨礙其素質技能的提高,還會在被他人支配的社會地位上受到勞動和人生的異化。至于可以大量消費物質財富的統治者,又因其不勞動,致使自己的素質技能向負面提升。
以勞動為核心要素的人本質所需求的人生目的不是無限地占有物質財富,也不是以這種占有來支配、操縱他人的人生。人類作為總體的社會存在,當然要認識和改造自然,使自然物成為自己存在的條件。但這只是手段,人生目的就在于人本身,在于人的發展和完善,在于人本質的實現和人性的升華。將占有物質財富視為人生目的,不過是階級統治制度下人性不完善,或動物屬性尚未被改造被否定的表現。這樣說,并不是否認生產物質財富的重要性。人的發展,主要是素質的提高和社會關系的協調,這些都需要物質條件,而且也要在改造自然物質,增加物質財富的過程中進行。發展科學和技術,提高生產力,都是人類存在和社會活動的重要內容。但無論其怎樣重要,都不是人生目的,而是人生手段。人生就是目的和手段有機統一的過程。這不僅是針對個體人而言的,從人類的總體存在說也是如此。人生目的的明確,對于人的存在和發展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涉及人的社會關系,也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歷史上的階級壓迫及人對自然資源的破壞,都與將占有物質財富視為人生目的有關,而明確人生目的是發展人,即對社會關系的合理化以及人與自然的協調,都是至關重要的。
人生目的,在佛教和基督教那里被說得相當神秘,當那些善男信女們幻想死后可以上“西天”或升入“天堂”的時候,實際上都是在追求永恒。人生的有限和個體性,是存在與意識矛盾的體現,人的意識以思維而認知了無限和總體,但人的存在又達不到無限和總體。對死亡的恐懼和個體的孤獨,引發了“長生不老”的希求與通過交往和求知達到總體的愿望,是這兩大宗教的基本依據,其所許諾的“西天”和“天堂”,無非是以“無”來滿足個體人希求的“有”。我們可以指出其虛妄,但從中卻可發現人生目的的一般性。這兩大宗教雖然都被統治階級利用來維持其“穩定”的利益和權勢,但在教義中所宣揚的“向善”和“慈悲”等觀念,卻也顯示出人的一般性追求。應在批判其迷信和為統治階級服務的特殊性的同時,從端正了的人生目的予以改造吸收。
實踐辯證法對人生目的的規定,當然要考慮個體與總體、有限與無限的矛盾,但更重要的,是以人本質的發展和人性升華為根據。發展人,既是個體的,又是總體的。個體人的生命是短暫的,但使這短暫的生命具有更豐富的內容,即具有并發揮高素質技能,創造更大的價值,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來生”不可求,但“今生”卻是實在的,只要具備相當的社會條件,即提高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形成促進其提高和發揮素質技能的社會機制,就可以使個體的人生達到超越其個體生存需要和時限的目的。而這也正是人類總體的生存目的:為所有個體人的發展及后代的承續,創造條件,提供機會。無論個體人,還是總體人類,其生存當然要創造財富,也要按某個原則占有財富,從而有秩序地存在和發展。但這只是人生目的的實現手段,而非目的本身。
端正并明確規定人生目的是發展人而非占有物,以人的本質規定來辯證地處理人生目的和手段的關系,是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的具體化,也是實踐辯證法的必要環節。要使端正了的人生目的成為全體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目的,并不能像宗教神職人員那樣“傳教”、“布道”,由一批宣傳員在那里說教,而應將之作為一個必要原則,貫徹于社會主義理論和運動,在實踐中傳播并成為凝聚勞動群眾的精神,進而在社會關系的變革中予以實現。
社會關系是人本質中交往這個要素的總體表現,通過交往,勞動、需要、意識各要素集合起來,使人類結成生存的共同體。社會關系是人存在的必要形式,人生目的與手段的矛盾,集中并展開于交往及其社會關系中。社會關系又以制度、體制,以及國家、公共權利機構、企業、團體、家庭等各種形式和相應的機制,來制約個體人的行為,制約人生目的與手段的矛盾,制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變革個體人的人生。實踐辯證法形成于社會關系的變革,是社會變革的要求與導引。
社會主義運動所要變革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及集權官僚制、封建領主制的殘余。由于歷史的原因,各國的社會制度是有所差異的,但人類總體現在正處于資本主義制度,集權官僚制、封建領主制的殘余也已轉化成依附大資本財團的社會勢力,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官僚資本和特權資本。與西方國家的資本相比,官僚資本和特權資本并不是來源于經營競爭,而是來源于政治權力和特權,也依據政治權力和特權來壟斷資源、制定政策獲取超額利潤。它們采取了資本的形式,并全面投靠外國大資本財團及其政府,成為大資本財團的代理人。這是比資本主義勢力還落后的反動勢力,它們的存在與作用,不僅支撐了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更維持了其所在國的集權官僚制和封建領主制的殘余。
社會主義理論必須對資本主義制度及集權官僚制和封建領主制進行全面系統的批判,其根本,就在于以實踐辯證法展開勞動主義的基本觀念,指出唯物主義及天命主義、上帝主義對人存在和發展的障礙,從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的大趨勢,論證變革這些舊制度及其維持的社會關系的必然性。在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進行的社會變革運動,是馬克思所說的結束人類“史前時期”的大進步,絕非“唯生產力論”者所鼓吹的只是發展生產和提高物質生活水平。這是一場全方位的變革,從經濟到政治的全部社會制度和關系,都要進行變革。社會關系的變革不是取消社會關系,而是根據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的要求,端正人生目的,界定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為發展人,提高勞動者素質技能創造相應的社會關系。
人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及按其要求端正的人生目的,是社會關系變革的理念;社會關系變革為實現這個目的,即提高所有個體人的素質技能提供必要條件;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是社會變革的根據與動力,社會變革則確立勞動者主體地位以保證其素質技能的持續提高。
在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社會變革,表現為運動和制度,運動是動態,制度是靜態,二者是同一過程的兩種形式。運動是以理論為指導形成組織,集合勞動者個體為總體,形成社會勢力,反對和改變舊的社會勢力及維護其利益的制度與關系。運動本身已包含著制度,即運動的組織、綱領、紀律等,這是取代舊制度的新制度的雛形,也是運動的必要保證。制度是運動達到質變階段的集中體現,是社會變革的關鍵。制度不僅是前一階段運動的結果,也是下一階段運動的開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社會變革不是停止,而是要不斷變革。這個階段的變革,不僅針對舊制度的殘余,更要克服新制度的缺陷及其所滋生的反變革的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也是運動,是制度的更新和完善。
社會關系的變革是人的發展的要求和必要形式,而變革的成果不僅表現在制度和關系上,更表現于人的素質技能的提高,表現于社會生產力和文明的發展,表現于人與自然關系的協調上。正是在社會變革過程中,人生目的和手段的關系才能得到妥善處理,從而實現依循人的本質發展和人性升華的人生。這里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對需要的界定。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曾提出到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將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提法遭到了普遍的質疑,包括相當數量的共產黨的干部也據此認為共產主義是不可能實現的:每個人的需要都是無止境的,生產力水平再高,也不能達到按每個人的需要來分配。這實際上是以人生目的是占有物的觀念來認識人的需要及其社會關系。確實,如果是以占有物來規定需要,那么任何一個人的需要,都是地球上所有人的勞動不能滿足的,只要這個人提出一項現有生產力水平之上的需要,就可以證明這個結論。
需要,作為人本質的一個要素,已經高度社會化了,絕非動物的生存本能的要求。也就是說,需要本身就是社會關系的表現,或者說社會關系已成為需要的內在因素了。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表現得尤為突出。馬克思指出:
產品和需要的范圍的擴大,成為非人的、過分精致的、非自然的和臆想出來的欲望的機敏的和總是精打細算的奴隸。私有制不能把粗陋的需要變為人的需要。它的理想主義不過是幻想、奇想、怪想;沒有一個宦官不是下賤地向自己的君主獻媚,并力圖用卑鄙的手段來刺激君主的麻痹了的享樂能力,以騙取君主的恩寵;工業的宦官即生產者則更下賤地用更卑鄙的手段來騙取銀幣,從自己的按基督教教義說來應該愛的鄰人的口袋里誘取黃金鳥(每一個產品都是人們想用來誘騙他人的本質,他的貨幣的誘餌;每一個現實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把蒼蠅誘向粘竿的弱點;對社會的、人的本質的普遍剝削,正像人的每一個缺陷一樣,是同天國聯結的一個紐帶,是使僧侶能夠接近人的心的途徑;每一個急難都是一個機會,使人能夠擺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來接近自己的鄰人并且向他說:親愛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給你,而必不可缺的條件,你是知道的;你應當用什么樣的墨水給我寫字據,你也是知道的;既然我給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詐你一下),——工業的宦官投合消費者的最下流的意念,充當他和他的需要之間的牽線人,激起他的病態的欲望,窺伺他的每一個弱點,然后要求對這種殷勤的服務付報酬?! ?/p>
這種異化也部分地表現為:一方面所發生的需要和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方面產生著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蠻化和最徹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簡單化,或者無寧說這種精致化只是再生產相反意義上的自身。[1]
需要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已經變成資本增殖的手段。資產階級承繼奴隸主、領主貴族、官僚地主的階級意識,將需要和消費異化為社會地位、權力、尊榮等的象征,花費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源去生產各種奢侈品,由此造成一方面是統治階級巨量的浪費,另一方面是勞動者的消費不足。演化至金融資本階段,金融財團及其代理的政府(布什政府是其典范)進一步把房地產業的商品變成投資,使住房這種需要變成資本增殖的手段,以致爆發全球金融海嘯。當占有物質財富成為主導性的人生目的,并把所有的人都當做手段,這時的需要已不再是人本質的一個要素,而是異化為比動物的生存本能還要低級的物質的屬性了?! ?/p>
資本主義對需要的異化預示著人類將在喪失人的本質和人性中的沒落,這不僅引發社會關系的尖銳矛盾,也導致人與自然的矛盾。金融海嘯襲來的同時,地球變暖和嚴重的污染正威脅著全人類的命運。
只有人本質的發展和人性升華才能救人類。實踐辯證法的歷史意義,就在根據人的本質和人性來端正人生目的及其與手段的關系,以此為原則來變革社會關系,解決人生和社會發展中的矛盾?!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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