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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與利益　　

哲學的核心在于論證人的存在和社會關系，上帝主義如此，自然神論如此，唯物主義也如此。雖然哲學家們會從世界本原論起，而且在世界本原上還會有諸多分歧，但其目的都在論證自己所代表的那部分人（階級、階層、集團）在社會中應占主體地位。所謂世界本原問題，不過是作為其作為社會主體存在和利益的論據。唯物主義將人規定為物質世界的一部分，從人是特殊的物質來論人的存在，從人的感覺來規定人的利益，從物質的人的構造和行為來規定人的自然權利，進而從自然權利來論人的社會關系。　　

霍布斯認為，人是自然物質的特殊形式，處于物質運動的鏈條之中，人的活動從屬于動物的活動，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形式。　　

動物有兩種特有的運動。一種被稱為生命運動，從出生起就開始，而且終生不間斷；如血液的流通、脈搏、呼吸、消化、營養、排泄等過程便屬于這一類。這種運動無需構想幫助。另一種運動是動物運動，又稱為自覺運動；按照首先在心中想好的方式行走、說話、移動肢體等便屬于這類運動。感覺是人類身體的器官和內在部分中的運動，是由我們所看到或聽到的事物的作用引起的。幻象是這類運動在感覺之后所留下的痕跡。[1]　　

人的存在是運動的，或者說運動就是作為物質的人的存在方式，不論生命運動還是自覺運動，其根據都是物質。而自覺運動的“覺”，就是由外部事物對人體器官的作用引起的。映象是自覺運動最初的內在開端，進而表現為意向。當意向朝向引起它的某種事物時，就是欲望或愿望，而當意向避離某種事物時，就稱之為嫌惡。欲望和嫌惡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對食物的欲望，排泄和排除的欲望——也可以說是對體內所感到的某些事物的嫌惡。還有的欲望是由經驗而來的，有的嫌惡則不僅來自經驗所知道的曾有損于自身的事物，還包括未經驗是否有損害的事物。欲望引起的運動，從其表象說就是高興或愉快，它是生命運動的一種加強和輔助，嫌惡的事物由于阻撓和干擾生命運動而被稱為煩惱。霍布斯進而列舉了與愉快和煩惱相關的感受與心態，包括：快樂、痛苦、悲傷、希望、失望、畏懼、勇氣、憤怒、自信、不自信、義憤、仁慈、善意、貪婪、野心、怯懦、豪邁、勇敢、剛毅、大方、可憐、寒酸、愛、親切、情欲、詠味、愛情、激情、嫉妒、報復、好奇心、宗教、迷信、恐慌、欣羨、自榮、沮喪、虛榮、笑、哭、羞愧、赧顏、厚顏、憐憫、共感、同情、殘忍、競賽、斟酌、意志、意愿、自愿的行為、外觀的善、外觀的惡、成功、福祉等。難得霍布斯的精明與細致，將人如此多的心態及其與感覺，進而與物質運動的內在聯系揭示出來！而他這樣做，目的就在于說明人的物質性及其存在的運動性，并以此為基礎，規定個體人利益。運動的人的各種感受和心態，基本上就是兩點：愛與憎。正是愛與憎形成了人的利與害，趨利避害就構成個人的基本利益。　　

洛克也從人的感覺論證人的存在及其利益。他認為，在由感覺和反省得來的觀念中，痛苦和快樂是兩個很重要的觀念。人們借助于經驗，得出善惡的意識，即反省自己心中所感到的不外是對我們心上所起的各種作用。　　

善、惡是什么——事物所以有善、惡之分，只是由于我們有苦、樂之感。所謂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樂或減少痛苦的東西；要不然它亦能使我們得到其他的善，或消滅其他的惡。在反面說來，所謂惡就是能產生（或增加）痛苦或能減少快樂的東西；要不然，就是它剝奪了我們的快樂，或給我們帶來痛苦。我所謂苦樂是兼指身、心二者的，就如普通所分的那樣。不過正確來說，它們只是人心底各種不同的組織；只是這些組織有時為身體底秩序所引起，有時為人心底思想所引起罷了。[2]　　

快樂和痛苦是人的基本感覺，而不同的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就會產生相應的心理變化和情感，這包括：愛情、憎惡、欲望、歡樂、悲痛、希望、恐懼、失望、憤怒、妒忌、羞恥等，這些情感，對于有感覺能力的特殊物質存在形式的人來說，就是其利益的根據。　　

梅特里雖然沒有直接論及人的利益，但他關于“人是機器”的命題，為法國唯物主義者從感覺論人這種特殊動物的利益提供了必要前提。愛爾維修明確地將人的幸福作為哲學的對象，他試圖像建立實驗物理學那樣建立倫理學，以闡明人類幸福的含義和獲得幸福的手段。他認為，人類到世界上，只帶著感受的能力，即肉體的、生理的、物理的感受性，理智的能力是從感受能力發展出來的。這種觀點，他是依據對嬰兒成長過程的考察得出的，嬰兒根本沒有什么天賦觀念，人的感覺源自肉體，觀念是對感覺的集合與提升。而基本的觀念，就是基于感受的愉快和痛苦，人的利益也就由此而生，即趨向或追求愉快，回避痛苦。趨樂避苦是人的本性，也是人的基本利益，各種具體的利益都是建立在這個基本利益之上的。　　

愛爾維修將趨樂避苦的基本利益歸結為“自愛”，或自我保存。他指出：“自然從我們的幼年起就銘刻在我們心里的唯一情感，是對我們自己的愛。這種以肉體感受性為基礎的愛，是人人共有的。不管人們的教育多么不同，這種情感在他們身上永遠一樣：在任何時代，任何國家，人們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愛自己甚于愛別人的。”[3]他進而從自愛來論利益，認為“利益在世界上是一個強有力的巫師”，[4]是個人行為和社會發展的動力。“如果說自然界是服從運動的規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從利益的規律的。”[5]人由于自愛本性首先追求個人利益，“個人利益是人們行為價值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鑒定者；因此，與一個人相聯系的正直，按照我的定義來說，無非就是對這個人個人有利的行為習慣。”[6]而團體利益和公共（國家）利益無非是個人利益的集合，是對個人利益的維護或從總體上予個人以利益。道德是個人對總體性的團體、國家利益的認知，即認識到其與個人利益的統一后所采取的對他人和國家的意識與行為方式。　　

在概括以前唯物主義者觀點的基礎上，霍爾巴赫明確而系統地論證了唯物主義關于人的存在、運動、感覺與利益的關系。他認為，人作為一種特殊的物質存在，其運動除了生理上的不能由人的思想操控的活動外，還有由思想、理智、精神、靈魂等操控的運動，這些運動正是人的存在特殊性的表現。在人體的構造中，腦是神經的中心，而神經是感覺的接收和反映器官，它們所受外部事物的刺激及對身體各器官的感受，都要匯合到腦，由腦產生反作用，使各個器官動起來，或是對外部有所反應，或是作用于自己。人的存在就由此形成利益。也可以說，正是在大腦匯合各器官的感覺的基礎上，形成對利益的意識。　　

人的利益源自其存在，而保持存在也就成為每個人的基本利益。　　

人在以自然作為總匯的眾多存在物中，占有一個位置。他的本質，就是說，使他有利于其他事物的那個存在方式，使他能具有不同的活動或運動方式；這些運動，有些是單純的、明顯的，有些是復雜的、隱藏的。人的生命，不過是長長的一系列必然的、互相聯系的運動。作為這些運動的根源的，或者是包含在他自身之內的一些原因，例如，他的血液、他的神經、他的筋絡、他的肉、他的骨，一句話，組成他的全體或身體的那些堅固的和流動的物質；或者，是作用于他、以各種方式改變著他的那些外在原因，例如，他周圍的空氣，使他得到營養的食物，以及不斷刺激他的感官因而在他內部產生不斷變化的一切東西。　　

和所有的存在物一樣，人努力于保持自己既得的生存，反抗對它的破壞，經受惰力影響，具有自己的重心，被同他相類的東西所吸引，被同他相反的東西所排斥，他追求一些東西，他逃避或躲開另外一些東西。[7]　　

人為了保持自己既得的生存，反抗對他的破壞，將感官所受外界事物的作用及人體生存的內在活動形成的感覺，匯合于腦，腦對之進行的思考，得出知覺和觀念，并作出判斷：可愛或可厭、有利或有害。進而形成欲望，“欲望不外是被對象所決定的意志的活動”[8]，這些活動是因人的存在方式與對象是否相似或相容由氣質力量而驅使意志運動起來的。“欲望就是內部器官的一些存在方式或變化，內部器官是受對象的吸引或排斥的，因此，它也是以自己的方式服從于吸引力和排斥力的物理法則的。”[9]使人活動起來的那個內在器官的狀況或變化，叫做精神、賢明、善良、謹慎、德行等。人依據其所具有的能力來創造經驗、回憶往事、預知結果、避開于己有害的事物、獲取有利于自身保存、有利于我們的肉體活動和精神活動所追求的幸福的種種事物，就構成理性，而理性又成為利益的依據。利益的核心內容就是幸福。　　

幸福是一種存在方式，一種我們希望它延續不斷，或我們愿意在它之中長久生存下去的存在方式。幸福的大小是按其延續時間的長短和強烈程度而定的。最大的幸福就是最能經久不渝的幸福；暫時的或歷時不長的幸福叫做快樂。快樂越是強烈，便越容易消逝，因為我們的感官只能容受一定數量的運動；凡是超過這數量的快樂就變成痛苦，或變成一種難堪的存在方式，一種我們渴望它趕快中止的存在方式，這就是為什么快樂和痛苦往往只是一紙之隔。[10] 　　

個人的利益往往是相沖突的，為了追求本人的幸福，經常會發生損害他人幸福的情況。為此，必須明確社會的普遍利益，并以法律加以規定。普遍利益就是“絕大多數公民的利益”，他們也是因為這些利益才結合起來的。普遍利益是自由、所有權和安全。　　

自由，就是為了自己的幸福可以去做凡是無損于其他社會成員的一切事物的能力；每個個人，既然結合在一起，他就拋棄了自己的可能損及他人自由的自然的自由的一部分。有害于社會的自由的行為叫做放肆。所有權，就是享受勞動和技能給予每個社會成員的利益的能力。安全，則是每個成員只要忠實履行他和社會的契約，就應在法律保護下享有自己人身和財產的一種確實性。[11]　　

這樣，霍爾巴赫就從唯物主義的基本觀念論證了人的存在及其個人利益，以致普遍利益，由此得出對人的社會關系的唯物主義規定。　　

恩格斯曾對“舊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做過這樣的評價：它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它按照行動的動機來判斷一切。”據此，他認為，“舊唯物主義在歷史領域內自己背叛了自己，因為它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動力是最終原因，而不去研究隱藏在這些活動后面的是什么，這些動力的動力是什么。”[12]蘇聯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據此判定英、法兩國的唯物主義者在歷史觀上是唯心主義的——這種觀念表現于幾乎所有哲學教科書和哲學史的著述中。　　

從動機來判斷人的行為就是唯心主義嗎？世界上哪一個活人不是以動機來支配行為的？從霍布斯到霍爾巴赫，幾乎所有唯物主義者都把人的動機歸結于趨利避害，而趨利避害又是根據腦這個特殊物質體對作用人身體的外物及人生存的內在需要的感覺所形成的觀念，即動機來源于存在，而人的存在的動力又在于物質的運動。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唯心主義，也沒有“認為在歷史領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動力是最終原因”。與蘇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評判相反，我們從唯物主義者的著述中所看到的，恰是他們努力地將其唯物主義基本觀念貫徹于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規定中。相比之下，“舊唯物主義”者更多的是從個體人的存在論其利益，恩格斯及前蘇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編寫者則偏重于從人類總體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等論社會規律，相比之下，前者似乎更“唯物”一些。也正是在對個體存在和利益規定的基礎上，唯物主義進一步探討了人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和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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