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認識“極左思潮”—我們時代的一面鏡子

7-25、26

徐亮 塞北之雪

一個幽靈，主張徹底社會變革的幽靈，在中國大地徘徊。

各種合法存在著的組織力量、個人、輿論，都把這個幽靈稱為“社會穩定的威脅”。社會的主流精英，將一尊尊早已準備好的屎盆子扣在他們的頭上：

“刁民”、“憤青”、“愛國賊”、“極端民族主義作祟”、“毛邪教”、“文革余孽”……

各種占有資源的政治、經濟、文化群體都視他們為怪物、異端，象躲避瘟疫一樣遠離他們，將一切可能屬于專政手段的武器施加在他們的身上：

嘲笑、侮辱、打擊、排擠、痛斥、封鎖、逮捕、判刑……

圖表 1表決：我們一致反對極端勢力

奇異的是，即使是這些人，也不能否認這個幽靈的兩個特點：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強烈的正義感。這讓我想起了西班牙的唐·吉訶德，在歐洲的中世紀，唐·吉訶德一定遭受了一切可能遭受的嘲笑和打擊。而我們今天，在反思極左勢力崛起的過程中，我們是否需要仔細反思一下我們的社會肌體，那里到底發生了什么樣的問題？是什么促使了極左思潮的興起？難道我們的社會真的能把他們撇成無關社會背景的真菌？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回避社會問題的根源的，這正是實事求是的精神。本文將對如何認識極“左”思潮及消除極左思潮，進行客觀地、理性地、歷史地分析。

一、歷史地梳理：極“左”思潮泛濫--“資改派”猖獗的必然后果

極“左”思潮可以說是在90年代末期開始萌芽，進入新世紀后逐漸泛濫。此種思潮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出現，是值得我們認真梳理的。

在對政治、社會一無所知的白癡們看來，極“左”思潮最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對毛澤東的強烈肯定以及對文化革命的重新認識。毛澤東犯了晚年錯誤，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這不僅是執政黨的決議，而且這些結論通過一系列的書籍、雜志、影視等意識形態產品，在八十年代就已經深入人心。

其實稍微有一點政治常識就可以了解，極左思潮的出現與泛濫，其實乃是“資改派”買辦集團市場化私有化深入發展的必然。

以歷史的角度分析：在改革開放初期，大多數今天的“新左派”恐怕還沉浸右翼陣營中高喊“全盤西化”的口號，而何新這樣的國家主義者反倒成了他們的第一啟蒙者。而陳云、王震、李先念、鄧力群、魏巍、馬賓、李成瑞等老干部雖然不像李銳、李慎之等人徹底喪失了共產主義理想，但由于他們在文革中間都受到嚴重的沖擊與迫害所以對文革的負面性深有體會，改革開放后自然也對毛心存非議，他們認同《決議》，熱心擁護改革開放。雖然都反文革，但陳云、王震等老左派與李銳、李慎之等傷痕派、老右派完全不同。前者參加革命就已經將自己的生命獻給了黨、獻給了共產主義理想，所以他們反文革是為了國家人民，而不是主要出于個人恩怨個人仇恨，他們與毛沒有私仇，也不會徹底背叛共產黨。而在李銳、李慎之們看來，文革則是典型的“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實際上就是說革命傷害了他們這些小資知識分子，他們反文革主要是在為個人復仇、發泄私恨，所以走向徹底反毛、徹底反共的道路。

老左派雖然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在八十年代，恐怕還沒有“左”到重新認識毛澤東與文革、反思改革的程度。在八十年后期，出現了以趙ziyang為代表的“資改派”買辦集團，這個集團全面認同資本主義理念，甚至意圖照搬照抄弗里德曼、里根、撒切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資改派”買辦集團的雙軌制、市場化、物價闖關等一系列激進改革政策引起了通貨膨脹，而非毛化導致高級干部信仰喪失，以“官倒”為特征的大規模腐敗逐漸浮出水面，這些都引起了民眾的普遍不滿。“資改派”買辦集團意圖利用這種民眾的怨氣徹底瓦解共產黨與共和國，在美國中情局的幫助下實現與西方資本主義徹底接軌的目標。這便是在國內小氣候與國際大氣候環境下發生的那次著名的“動亂”。應該說，趙ziyang“資改派”買辦集團的出現與惡行，激化了老干部的進一步左轉。當時在很多革命元老級別的老干部中流傳著這樣的觀點：趙ziyang就是毛澤東當年要極力防止出現的“走資派”。應該說，在這些革命元老看來，改革開放的具體實踐尤其是趙ziyang“資改派”買辦集團以自己的行動證明了毛澤東的偉大。據說王震晚年的遺言是：毛澤東比他多看了五十年。

“資改派”買辦集團在92南巡后更加甚囂塵上，鄧小平去世后，其改革主張更是在經濟領域大肆鋪開，而許多政治運行規則實際上也已經與美國接軌。這種似乎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場景直接刺激了毛澤東主義的復興。這一派認為，資本主義顯然是資本家與官僚掠奪工農大眾的制度。既然資本主義已經復辟，那么毛澤東當前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舉動就是偉大的，他當年告誡人民，如果不打到修正主義將來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的良苦用心幾十年后才被人理解。　　

我們通過歷史分析可以看到如下的關系：“資改派”買辦集團越猖獗，”資改派”極右勢力主導中國改革時間越久，中國與美國接軌的后果越慘重，毛澤東主義極左思潮的影響就越大。從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紀，在全盤西化派即“資改派”主導下，市場經濟突飛猛進，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嚴重，經濟不僅是資本主義化而且頗多殖民地傾向，”資改派”極右勢力成最強大的統治階級，勞動者工農群眾成弱勢群體、領導階級地位名存實亡。而魏巍、馬賓們的立場此時亦更加激進，甚至出現了徹底反思改革、全面肯定毛澤東的傾向。進入新世紀，那些尚且健在的從革命戰爭年代過來的老干部們，如果沒有徹底喪失共產主義理想，他們對毛澤東對文革的看法大多已經與《決議》有很大的不同，最起碼，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高瞻遠矚的，文革實踐上沒有搞好，被野心家利用是另外一回事。隨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的大肆推進、戰略龍頭產業被外資并購、絕大部分國有企業被資改派搞垮侵吞、兩極分化與美國匹敵，工人農民成為社會公認的第八階層與第九階層（最后一階層是流浪漢之類），“極左”思潮的泛濫已經不可阻擋。而到了這個年代，假如當年的“老左”們如陳云、王震、李先念等人在世，恐怕也必然同情甚至認同這種“極左”思潮。

當然，極左思潮出現，與“資改派”買辦集團常年打著擁護鄧小平的旗幟歪曲鄧小平理論有密切關系。

比如前幾年，香港出版沙士著的《遺囑》，其內容真真假假，虛虛實實，一般人難以分辨真假，極容易相信為真。該書主旨是說鄧的遺囑是中國最終要與美國接軌，全面實行資本主義。并且將這個遺囑交托給了第四代。該書極其核心部分內容長期在互聯網上流傳，有關部門沒有任何封堵（中國互聯網整體上掌控在極右“資改派”手里），也不見任何辟謠。毫無疑問，這種局面出現的結局使那些本來就極度失望的左派人士更加向極“左”思潮靠攏。　　

再比如，極右“資改派”核心人物前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利用其掌控的《炎黃春秋》常年制造歪曲鄧小平理論的謠言。比如09年第四期《炎黃春秋》發表的一篇題為《新民主主義的回歸和發展》的文章中宣稱：“我至今記得一篇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對非洲領導人的談話記錄，遺憾的是它沒有收到《鄧小平文選》里。第一句，‘我勸你們現在不要搞社會主義’；第二句，‘我建議你們集中精力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經濟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滿意了，叫什么主義都可以！’對這段話，我非常欣賞，最后一句話尤其精彩。””這三句話聯系起來看，給人造成唯一的印象就是鄧小平其實歸根結蒂是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　　

但是據學者奚兆永嚴謹考證：“所謂鄧小平的三句話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為了宣傳自己的觀點而制造的一個謠言。” 　　

另外，”資改派”極右勢力常年累月歪曲鄧小平理論的言論可以說汗牛充棟。《南巡講話》一直是資改派集團的尚方寶劍，這里以鄧小平《南巡講話》中某些關鍵部分為例：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資改派”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歪曲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生活水平。”這樣，就模糊了生產力、綜合國力的性質，為他們大搞資本主義鋪平道路。同時，也把提高生活水平的主體模糊化，極右“資改派”搞的改革實際上是擴大兩極分化，提高了極右“資改派”自己生活水平，而降低工人農民生活水平。　　

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　　 　

鄧小平說過不講姓“社”姓“資”，但他主要是指一個具體的機器，一項技術，充其量是對一個局部來講，從來沒說過在全黨全國的路線、道路上不講姓“社”姓“資”，否則就是違背憲法黨章。”資改派”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不講姓“社”不姓“資”歪曲為在國家發展道路，在改革路線上不講姓資姓社。極右“資改派”指責馬列毛鄧派反改革，后者自稱為社會主義改革派，而極右“資改派”則從來不強調社會主義這幾個字，盡量不用這幾個字，像避瘟神一樣躲避這幾個字。　　

中央黨校的王長江、周為民之類，南方報系、《炎黃春秋》等腦殘刊物，吳敬璉高尚全之流多用此招數。　　

在南巡講話中，對于特區，鄧是要明確要問姓“社”姓“資”的。而且判斷特區姓“社”的原因在于“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當時特區這個全國最資本主義化的地方都是如此，所以鄧小平覺得應該進一步改革開放是有現實基礎的。那么今天呢？莫說特區，就全國范圍而言，公有制還是主體嗎？外資還只占四分之一嗎？　　

“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看對了，搞一兩年對了，放開；錯了，糾正，關了就是了。”　　

 “資改派”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他們搞的改革開放永遠正確，問題都是毛澤東的遺毒。誰要是“看”，誰就是反改革。誰要是糾正改革中的錯誤，誰就是反改革。今天誰要是提出來“證券、股市問題這么多，是否考慮關閉？”極右“資改派”肯定給你帶上極“左”，四人幫分子的帽子（如吳敬璉之類），中國的極右“資改派”是一伙赤裸裸的反鄧分子。　　

“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　　

 “資改派”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這段話的意思歪曲成“大膽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　　

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　　

 “資改派”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將這句話改成“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有引號的“左”指的都是極“左”。而不帶引號的左則包括馬列毛鄧等理論，而共產黨本來就是左派。極右“資改派”通過歪曲，達到了他們反黨反毛反鄧的目的。

 “開放以后，一些腐朽的東西也跟著進來了，中國的一些地方也出現了丑惡的現象，如吸毒、嫖娼、經濟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堅決取締和打擊，決不能任其發展。新中國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時間，這些東西就一掃而光。吸鴉片煙、吃白面，世界上誰能消滅得了？國民黨辦不到，資本主義辦不到。事實證明，共產黨能夠消滅丑惡的東西。”　　

“資改派”極右勢力歪曲的策略是：與鄧的指示全面對著干。因為要與美國接軌，所以他們鼓吹嫖娼合法化（周瑞金、皇甫平之類）、腐敗合法化（張維迎之類）。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　　

（鄧小平警告：由”資改派”極右勢力主導，“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　　

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江澤民同志他們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還有第四代、第五代。我們這些老一輩的人在，有分量，敵對勢力知道變不了。但我們這些老人嗚呼哀哉后，誰來保險？所以，要把我們的軍隊教育好，把我們的專政機構教育好，把共產黨員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　　

我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的幾百年間，發生過多少次王朝復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某種暫時復辟也是難以完全避免的規律性現象。一些國家出現嚴重曲折，社會主義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經受鍛煉，從中吸收教訓，將促使社會主義向著更加健康的方向發展。因此，不要驚慌失措，不要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消失了，沒用了，失敗了。哪有這回事！　　

 “資改派”極右勢力對以上三段內容的歪曲策略是：根本不宣傳，從來不提。

極右“資改派”的戰略陰謀是將鄧小平歪曲包裝成一個真正的走資派，只是他講究策略，講究時機，慢慢來，逐步地將中國全盤西化而已。中國極右“資改派”以妖魔化毛澤東的方式反毛，而以歪曲鄧小平理論的方式反鄧。他們制造了種種謠言，用這種謠言綁架全黨實現他們的全盤西化的圖謀。

應該說，相當一部分干部群眾被這種陰謀所誤導。而這種謠言無疑將更加刺激極“左”思潮的興起。

二、兩極分化是極左復興的始作俑者

孟子說，有恒產者有恒心。大概的意思是，擁有土地的自耕農是不會去主張徹底社會變革的。但是如果連自耕農也參加農民起義了，說明連自耕農也生存不下去了。所以西方社會學家說的好，如果一個國家經濟面貌真的搞得好，是不會有極端勢力的，因為只有相對平等地分配財富，才確保那些財富精英持久地擁有這些財產。如果說，一個國家經濟表面上搞得好，但是極端勢力卻四處滋生，那只能說明其經濟政策對富人是成功的，對窮人則是完全的失敗。在這里，評價經濟的標準發生了分歧，根據社會階層得利情況不同，政策的評價也有所差異。分歧的兩極分化，正是財富兩極分化的證明。

圖表 2人民象鳥兒一樣無助

在社會學家的詞典里，毛澤東是反體制底層者的象征。年輕人崇拜毛澤東和文革，僅僅是因為時代已經令他們無法生存，連一向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學生也紛紛轉向支持毛澤東和文革。這種新生的左派不僅體現在支持者的年輕化方面，也體現在思想的更加激進。他們實際上已經文革的殘留人群失去任何實質上或精神上的聯系。

青年學生的學習活動發生了手段和目標的異化，他們辛苦付出大量精神勞動和教育投入的成本最后得到的僅僅是“畢業意味著失業”。他們的常用語是“郁悶”，他們打算報效祖國，但是祖國還給他們一個冷冰冰的背影。

工人群眾獲得的現實信息與所受到的教育也發生了異化，他們辛苦為國家奉獻了一生，最后被告知他們不代表新的生產力，即將下崗；或者說，他們被稱為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最終在人大代表中卻快要見不到他們的身影，他們能夠得到的，僅僅是看到國有企業收購者侵吞國家財產和向國外拿走他們的血汗。

農民群眾更多地被拋棄在城市的邊緣，農村由于被抽血已經被空殼化，他們的土地被極其廉價的價格出售給商人，失去土地的農民流浪在城市，成為二等公民。教育、醫療和住房，對他們來說，屬于奢侈品，甚至化肥、生產資料也正在大步地進入這個行列。他們以前熟悉的低廉的生活用品，現在已經發生了全面的危機，消費品的價格在短短數年內和城市完全接軌，費稅改革所獲得的微薄好處很快就在市場化的高度通貨膨脹中被剝奪的一干二凈。

小企業家們在城市的高稅收中痛苦地呻吟，每天數著自己手中逐漸減少、貶值的紙幣，在溫飽微利的邊緣無聲地啜泣。

民族企業無奈地將自己的企業股份賣給利潤流向美國、歐洲、日本的跨國企業，他們在思想上的激進程度，不亞于一個無產者。

兩極分化，在西方社會尚且是一個人人談虎色變的詞語，而我們今天居然能夠處之泰然，并且不大刀闊斧地做任何調整。以至于有西方學者懷疑我們的國家是不是自己把自己推到死亡的邊緣。

圖表 3自己給戴手銬

三、在政治精英偏向強勢集團的作為下，各個社會階層普遍失去安全感，是極左思潮贏得群眾的重要基礎

孩子要去外地上大學，要做的事情，第一件就是人身安全教育，防止陌生人，不接煙，不留電話，不說實情，不講姓名，警惕男人，警惕迷婚藥，連列車員都不能隨便相信，連兒童都要三分心眼。不怕你做不到，只怕你想不到，各式各樣，五花八門，如果家長不能送行，反復仔細的叮囑，就是列車邊最多的故事。

在城市里，沒有人家敢于不裝防盜門，沒有人家敢開著門睡覺，更沒有一戶人家敢于請陌生人進家門。騎自行車的人時刻警惕扎胎撬鎖，開著寶馬的人心驚膽戰，撞了人的車主害怕醫療無底洞，被撞的人害怕車子反復碾壓。吃了飯菜的人擔心農藥超標，喝了牛奶的人擔心三聚氰氨，買了東西的人家擔心上當受騙，出了遠門的人家擔驚受怕。

在農村里，多數居民沒有圍墻的時代終結了，大大的鐵門上栓著黑狗。買了化肥怕假牌的，收了人民幣怕是偽冒的，吃了雞蛋怕是人造的，親戚也會為了小錢出賣你，朋友也會為了小利坑你，兄弟也會為了東西殺了你。

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沒有一個地方不得不警惕的。在這個喪失誠信和任何安全感的時代，藏獒取代了保安，狗性取代了人性。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時代里，沒有安全，沒有信任。坑蒙拐騙，到處泛濫，如果你要求警察幫助你，他們僅僅是告訴你：“你找到他們，我把他抓起來”；黑社會組織在社會的每個角落里秘密滋長，從民眾的嘴巴里撬出一點點的利潤；基督教等勢力迅速占領了廣大的農村，他們集合起來念經的場景，使人想起了“百萬雄師”的氣勢。

圖表 4面對經濟與政治全面失敗，宗教試圖解救這些靈魂

時代使人民走向自助。“自助”這個詞語在政府無所作為的時代散發出了青春和活力。

青年人組織起來，形成了“紅客聯盟”，保衛著祖國的網絡防線；青年人組織起來，形成了“保釣同盟”，以微弱的力量和日本人對抗；青年人組織起來，形成了“反扒聯盟”，向城市里的小偷們開戰；青年人組織起來，結合成“貧困山區志愿者”，以自己的努力援助山區的教育和脫貧；青年人組織起來，開辦一個個網站，宣傳愛國的精神和理念。

農民組織起來，自發地在經濟領域形成了“新合作社”；農民自發地組織起來，形成了自我保護的新生“宗社”。他們復活了血緣關系的封建組織形式，注重親屬關系的經濟互助功能。

工人組織起來，自發形成了“毛澤東讀書會”，討論國家大事；工人組織起來，集體向無良的老板討還欠薪；工人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護國有資產的繼續流失；工人行動起來，用平板車賺得微弱的收入，卻去供養貧困山區的兒童和大學生。

市民組織起來，自發地組成新疆非維族群眾的自我保護組織；市民行動起來，自發地組成城市環境保護小組；市民組織起來，形成了維權組織。

人們不禁要問：政府，包括工會、婦協、人大，那些“先進”的共產黨員們，他們在做什么？難道每天就是看看報紙，喝喝茶，上上網，晚上聚聚餐，或者周末去按摩桑拿？或者他們能夠做的，就是幫資本家保駕護航，給黑社會當保護傘，為腐敗官員開道？

當一個時代發展到政治精英什么也不想做，也做不了，甚至還幫倒忙的地步，那么這個政治精英的存在就已經是食利者、寄生蟲的形式了。

幫倒忙有多種形式，在這個領域，民間和上層分裂了。比如某個局長就問記者，你是代表人民還是代表黨？還有一位姓白的老人，長年累月地靠平板車援助貧困學生，但是CCTV的感動中國卻沒有他。最感動老百姓，卻感動不了CCTV。說明在這個價值觀體系下，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那就是這個老人的資助，暴露了政治精英的無能和教育政策的失敗。只有民間的行為能夠彰顯政府的英明偉大，才有資格獲得認可。

政治精英的自我利益取代了人民的利益，即使對人民有好處，如果不對他們有好處那也是沒有意義的。所有的事物都必須經過他們的過濾。這說明和人民的立場相反，已經形成了一個與他們的利益完全對立的階級。

圖表 5隨時可能倒塌的祖國

四、社會不公是極左思潮的根源

太多的不公平讓一些愛國者憤懣，“憤青”就是這樣“練成的”。如果外交領域少一些阿斗，那么不會有民間保釣；如果教育再公平些，不會出現“希望工程”；如果政府多一點公益，不會有“不買房聯盟”；如果官員再多保護一點人民的利益，不會出現“甕安”和“玉嬌后援團”；如果警察再稍微好些，不會出現楊佳和廣西膠農事件；如果軍隊再保護一下非維族的群眾，不會出現漢族群眾在烏魯木齊街頭示威；太多的如果，都消失在政府的該做不做，做了也瞎做的行為中。

社會不公，如同社會的毒瘤，一點點吞噬著百姓對政府的信任，如螞蟻潰穴一樣，不停地松動著共和國的基盤。

圖表 6侵蝕使國家成為隨時可能融化的雪人

社會形勢的惡化催促著人民自衛組織的誕生。“他們不來保護我們，我們自己保護自己”，一個76新疆沖突事件中的漢族婦女這樣說。

官民的對立還反映在社會情緒的一邊倒上，凡是和政府官員有關的一起事物和舉動，在網絡上得到的，都是負面的評價。對官員的言行保持懷疑一切的敏感性，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掉一個，已經成了通行的默認規則。

 由于地方政府的違法行為長期得不到糾正以及腐敗、風氣敗壞得日益突出，各種矛盾以各種形式突發出來，從社會情緒的日益激進、激烈，到求助無門、走投無路，正義不能得到實現，終于在21世紀前后的中國產生了極左思潮，他們言辭激烈，痛恨腐敗，認為必須通過徹底的社會變革才能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他們認為只有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清除祖國身上這些極其假、惡、丑的現象，而各種改良和修補，不僅是政令不出紫禁城，而且只會使矛盾在更深、更廣的領域內走向激烈。

圖表 7我該何去何從？

五、漢奸買辦勢力把持一切資源，是促使極左思潮走向暴烈的直接動因

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認為，最可能是在本世紀20年代，由于在金融、生產、政治和出口中權力的不斷增長，跨國公司所積聚的權力將會出現一次“大躍進”。“中國的經濟”將失去它的“民族身份”，進而成為外國銀行和跨國公司的附屬物。量的滲透將會導致經濟的制高點被外資搶占，中國執政階級將發生質的變化。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大國”的企圖將會遭到失敗。相反，中國將變成帝國主義大國的一個巨大代理人，而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將利用不同的政治精英、軍隊、學生等等來加劇對控制的爭取。

實際上，詹姆斯·彼得拉斯預言的時間有問題，這個過程不會出現的那么晚，這個結果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內已經實現。以外國掠奪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將正在再次喚醒知識分子、學生、小商人和農民通過階級和民族紐帶凝聚起來，并發動一場新的斗爭。

圖表 8新的斗爭

力拓間諜案再次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中國受制于外國的原因在哪里？對于單純追究經濟的妓女來說，誰給的錢多就跟誰上床，她是絕對不問國籍、尊嚴的。因此，對于處于經濟第一、享受第一的中國精英階層來說，從外國主人那里靠出賣主權獲得利益是最為快捷的方式，贏利周期也最短。

如果說，改革分化了中國的社會階層，將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單純地分為改革得利者和改革邊緣化群體。那么可以說，賣國行為幾乎將改革得利者中的愛國者也趕到了“改革邊緣化群體”的一邊。其圖形如下：

這個表格簡單地說明了愛國者、買辦；改革分化的兩大集團之間的關系。在改革問題上，買辦集團和體制內愛國者的基本利益都是一致的，就是維護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基本政治、經濟體制。他們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愛國主義還是出賣民族主權上。而改革邊緣集團，包括多數的工人、農民、學生、勞動知識分子，自覺地維護民族主權，其思想主張無論標簽如何，都自發地接近社會主義，他們和改革得利集團的矛盾主要集中于反思改革，還是維護改革的問題上，而改革邊緣集團和體制內愛國者的交叉點，就在于維護民族主權這一點上。所以在改革、民族主權這兩個問題上，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矛盾。

改革邊緣集團之所以無法賣國，是因為他們不占任何的資源，不是收買的對象，準確地說是沒有資格。在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爭取的對象，多數都是地方士紳和政治軍事精英。因此，在這一時期，大批的中國軍隊和地主士紳投降了日本人，效忠于日本人，中國境內抗日戰爭所面對的敵人，多數都是由中國人組成的偽軍。無產者是無畏的，有恒產者則在任何變革前畏首畏尾，這一點是平凡而樸素的真理。

是毛澤東，第一次將人民看成一種統治力量，并且把他們作為革命和建設的主人。這里已經除去了工具論的色彩。人民就是主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將貧窮的工人和農民放在如此高的政治地位上來。毛澤東的思想，確實是改天換地的力量。

頻繁出現的綠卡和加入外國國籍現象使人們看到，精英在關鍵時刻是不會愛國的，他們早已經準備好了防空洞和糧草。原來，穩定安定和相信不會發生戰爭只是告訴老百姓的，精英們象狡猾的兔子，早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了九個深窟。

圖表 9讓我們一起密謀如何賣掉中國

改革得利集團內的愛國力量由于軟弱性而對賣國者的一再退讓使人們感到失望，愛國者們被買辦集團挾持了，成了集體人質，他們常常感到沒有力量去改變現實，因為地方大員已經形成了“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政治權力結構。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受處分的官員在異地得到升遷，被判處死刑的官員取保就醫變相釋放，使軟弱、被賣國力量劫持的體制內愛國者逐漸喪失了相當多群眾的信任。

改革邊緣集團對賣國者的憎恨以及對體制內愛國者的失望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推力。各種善良、正直的人通過自身的經歷和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因而喪失了對體制內解決問題的希望，從而采取了更加激進的措施。

六、極左問題，一種真正的人民內部矛盾

極左，產生于改革邊緣集團，乃是時勢制造的產物。如果我們還承認一點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那么事實就是這樣。我們看到，極左力量恰恰是愛國者大聯盟的組成部分，只不過是方式是以徹底改革體制為基礎的。因此，對這一部分人的處置，恰恰是考驗體制內愛國者真實性質的對校。

如果站在體制內愛國者的立場上來看，對極左的處置，乃是一種人民的內部矛盾。我們知道，人民這個詞語在國旗的本意上，乃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種聯盟關系，這說明人民本身擯除了賣國者這個群體，而無論政治主張。因此，從這個寬容的定義出發，無論試圖徹底改變改革以來形成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政治主張，還是主張修補這個體制，或是維護這個體制，只要他沒有出賣民族主權，都是人民的組成，他們的矛盾，適用于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原則。如果說，體制內的愛國者將某些極左派推上了斷頭臺，那么感到高興的，絕對不是愛國人士，而是買辦勢力。

我們看到，這里存在著一個體制的交叉圈：

體制內                                                                  體制外

這個交叉圈告訴我們的是，在國家利益這一根本問題上，兩者存在著共同的根本利益。這等于是依賴于舞臺跳舞的演員一樣，你可以唱花旦（體制內愛國者），也可以唱黑臉（極左），或者一個主張徹底變更唱法，一個仍然堅持舊唱法，但是必須有舞臺作為基礎。那么買辦勢力的主張就是允許體制內的愛國者繼續唱戲，但是你不是在中國這個舞臺上，而是在美國人的手心里唱戲，以美國之手為舞臺。

圖表 10他說，我不是中國人，而是黃皮膚的美國人

因此，中國的主權和土地作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基礎，也是體制內愛國者、改革邊緣化群體的共同基礎，而政治主張的差異則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東西。買辦集團允許體制內愛國者保留其政治主張和體制，但是卻要挖掉整個共同基礎。因此，對于明智的體制內者來說，挖掉共同基礎的威脅性，大于國內對其統治地位的顛覆。統治地位的喪失，只有很少的可能意味著不做王侯，而共同基礎的喪失，意味著連平民也不可做，只做可做洋奴。而做洋奴，是最簡單的事情，不需要獨立思想，溫文爾雅，衣冠楚楚，每天只需要在主人面叫幾聲，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幾根骨頭。對于一個除了富裕什么也不想的民族來說，最好、最快的辦法就是賣國。

圖表 11當買辦只需要考慮如何做好一條盡職的狗

七、告別極左的辦法是清除兩極分化和“資改派”買辦勢力

和諧、穩定、富裕、文明，這些都是這么美好的詞兒呵！毛澤東，是和壓迫聯系在一起的，是和兩極分化、出賣主權這些現象相伴而生的。有老鼠，就會有貓。

上帝欲使其滅亡，必使其先瘋狂。失去了信心的改革派，正在以種種手舞足蹈，胡吹亂捧制造繁榮時代的假象，借以自我麻醉和麻醉他人，試圖挽回正在逐漸失去的“改革開放”合法性。這是一個買辦猖獗的時代，一個瘋狂否定傳統革命價值，嘲笑崇高，制造人文垃圾，道德喪失，良知泯滅，唯錢至上，教育失敗，價值顛倒，制造工農奴隸般地位的時代。

他們痛恨毛澤東，僅僅因為他們打倒過買辦；現在他們仍然痛恨毛澤東，不僅因為歷史，而且是因為21世紀將是毛澤東精神作為王者歸來的時代。

他們一相情愿、想方設法讓國家告別毛澤東，但是毛澤東卻以特殊的形式參與著中國的政治進程；不是民眾想懷念毛澤東，是目前的局勢無人能夠出其右。

每個歷史時代，統治集團自以為有別于其任何前一朝代，控制著強大的軍隊、政治、經濟、文化就可以為所欲為，高枕無憂，自我感覺良好，這個時代也就距離徹底滅亡不遠了。

來源于底層民眾中的極左派，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敲響了警鐘。洪水不在堵，而在于疏。一味打壓，而不能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只能是促使矛盾的尖銳化程度日益加強。從2000年以來，群體性的事件呈上升的趨勢。

在2001年至2004年間，重大的群體性事件從每年4000起增至7.2萬起，2005年增至9.1萬起。2006到2009 年，群體性事件的數量還在持續增長。說明政府已經處于失去解決問題的邊緣，群體性事件就象水中的皮球，壓下去越深，彈起的幅度也越大。各種群體性事件發生的次數都是呈現上揚性，沖擊著整個體制，使大廈傾斜，也使積蓄力量的極左派看到了希望。

圖表 12為共和國實施急救

體制內的愛國者們在危機面前只有緊密地依靠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堅決清除國內外的買辦勢力和官僚腐敗分子，消滅政治、經濟分配結構中的各種不公平、不公正現象，兌現憲法中關于“人民民主”和“共同富裕”的政策，消除兩極分化和剝削，重新建立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信譽，才能夠保持其執政地位。這已經成為了目前的一個白癡也明白的道理。

亡羊補牢，時猶未晚，執迷不悟，一味逃避和壓制，只怕西風正烈，火借風勢，眾蟻噬穴，將令時局不堪收拾。屆時堤壩潰爛，大廈傾倒，民生涂炭，國亡政息，體制內的愛國者將和買辦勢力囫圇吞棗、不再細分，一切接受歷史無情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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