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永佶：社會主義哲學觀念是對唯物主義的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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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

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和公民社會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概括。從時間上說，社會主義晚于資本主義；從邏輯上說，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否定。但二者又要在對立中共處相當長一個時期，相互斗爭而又統一。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與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是有本質區別的，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作為資本主義哲學觀念的唯物主義，而是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形成并否定和取代唯物主義主導人類發展的勞動主義。馬克思開創了對社會主義哲學觀念的探討，雖然他沒有使用“勞動主義”這一術語，但他從無產階級立場出發，以勞動為根據所論證的“共產主義”、“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為勞動主義哲學的形成創造了必要前提。一百多年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資本統治下的現代世界矛盾的激化，是勞動主義形成的必要條件。勞動主義已成為時代的要求和必然。

一、社會主義是工業文明和公民社會勞動者利益意志的集中概括

二、不能以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唯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

唯物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然而，一百余年來，受恩格斯“兩大陣營”說的影響，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卻將唯物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雖然強調是以辯證法改造了“機械唯物主義”，從而構成了“辯證唯物主義”，但基本觀念未變。更值得注意的就是恩格斯所規定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或“歷史唯物主義”，將他對馬克思有關社會基本矛盾和歷史階段論證的理解，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歸納成一個初步體系，再經考茨基、普列漢諾夫、斯大林及蘇聯教科書的編寫者演繹擴充，冠以“辯證唯物主義”，就構成“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與“舊的”唯物主義不同的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從世界的物質性推論人和社會的物質性，是從社會總體來論歷史，強調個人服從總體（國家、集體，政黨等），并更加注重總體性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忽略個人權利和自由發展。

而今，“蘇聯模式”已經解體，對于這個二十世紀人類最突出的變革及其失敗，資本主義思想家欣喜若狂，宣布社會主義的“滅亡”和資本主義的“永恒”，甚至宣稱“歷史的終結”。其理論根據，特別是那些主張并支持金融資本統治的經濟學家表述得最為露骨，就是唯物主義的社會觀，尤其是“唯生產力論”。西方的資本主義思想家在蘇聯解體之后，將主要精力用于給其雇主出謀劃策掠奪原“社會主義陣營”的資財，設計壟斷資本財團的“全球化戰略”，他們已不屑于再對社會主義這條“死狗”的批判了。但他們在中國的應聲蟲，卻喋喋不休地在宣講霍布斯和斯密、薩伊的學說，并提出“以國內生產總值（GDP）為綱”的經濟發展原則，以廉價勞動力和耗資源、污染環境為成本的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路線。其哲學基礎，就是唯物主義及其“唯生產力論”。在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總體目的的前提下，將資本增殖的原則貫徹于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但堅決排斥自由、民主等范疇，固守行政集權體制，削減勞動者的權利，壓制他們爭取利益的言行。進而設計出以國際金融資本主義為核心和導向的“改革”方案，將中國經濟納入金融資本的邏輯。

而消滅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美國金融資本財團，則制定了這樣的“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戰略”：美國以金融資本居世界的核心和主導，主要生產（印制）作為世界貨幣的美元和“創新”五花八門的金融衍生品，并保持在高新技術上的壟斷地位，以先進武器威懾全世界；而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國家，則應以初級制造業為主；西歐、日本則作為中介，既有從屬于美國金融資本的金融業，又有一些高、中端制造業。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將其產品輸向美國和西歐、日本，供應其國民生活需要，而美國則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輸出沒有成本的美元和風險極高的金融衍生品，并與西歐、日本一起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輸出其高新技術產品（計算機、飛機等），并出賣部分低端技術，同時斥資在這些國家辦企業，操縱金融市場和機構，獲取巨額利潤，但對高新技術則絕對地封鎖，以防止中國等“新興市場”改變其國際地位。中國那些“改革派”經濟學家、金融家的方案，恰恰符合美國金融資本財團的要求。我們不清楚這里面有什么人事和利益關系，但有一點卻可以肯定：雙方在哲學觀念和社會觀、經濟觀上有著內在的同一性。

這種同一性就在唯物主義。從形式上看，“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有本質的差別，也是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初級環節。也就是說，如果能堅持社會主義的原則，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對國家機器的改造，堅持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發展公有制經濟，“蘇聯模式”的初級社會主義制度是可以改革發展為逐步成熟階段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然而，由于國際壟斷資本財團的封鎖和打壓，以及國內工業化程度的不足和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不得不保留和強化行政集權體制，這樣，勢必使社會主義只體現于抽象原則和制度形式上，而在具體內容上則保存比資本主義還落后的集權官僚制、甚至封建領主制的因素。“蘇聯模式”的演化，充分證明了馬克思恩格斯所擔憂的“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危險。而以行政集權體制集合人力、物力所展開的工業化，卻在短期內取得了明顯成就。于是，行政集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就有了充分理由論證這種體制的“優越性”，并據此反對本該及時按社會主義原則進行的改革。而他們論證行政集權體制“優越性”的大前提，也就必然地選擇和堅持“唯生產力論”及唯物主義的基本觀念。

“唯生產力論”本來是英、法十八世紀唯物主義社會觀的重要理念，它以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自然的這一基本觀念出發，論證了改造自然，發展生產力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更為注重的是生產力發展所創造的巨大物質財富為誰所有并如何進一步在生產中發揮作用的問題。唯物主義者強調財產的私人所有權，主張財產的資本化和資本積累，由此形成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馬克思繼承并改造了生產力范疇，并以生產關系范疇與之相對應，從二者的對立統一中規定社會基本矛盾，確立了生產力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地位。他的這個觀點被第二國際的伯恩斯坦作為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理由，成為他及其后改良主義路線的理論依據。

反對改良主義路線，堅持革命的列寧提出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首先勝利的主張，并領導了俄國革命。但這場革命勝利后所建立的“蘇聯模式”，卻又轉向了“唯生產力論”，這在斯大林那里已有所表現，到赫魯曉夫則更為明確。他于1959年與尼克松（美國副總統）辯論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哪個更有優越性時，就是把物質財富的增長作為主要指標。而他所主張的與美國“和平競賽”更突出了這一點。從這里，似乎已看不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屬性和本質區別，只要能更快、更多增長物質財富，就是社會主義。

至此，20世紀初列寧與伯恩斯坦的論爭已被他的后繼者所否定，社會主義兩大派系又都回到同一個起點——唯生產力論。但赫魯曉夫所主張的并不是要不要進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這個問題在當時的蘇聯已不存在。他的唯生產力論用意只在反對對“蘇聯模式”的改革，雖然他自認為強調發展生產力就是“改革”，但卻要以強化行政集權體制，限制民主自由來發展經濟。作為行政集權體制既得利益者的代表，赫魯曉夫及他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追隨者，否認國家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禍害”，反而認為只有強化國家機器，運用行政集權體制才能發展生產力。而生產力發展了，物質財富增加了，就是社會主義。這種觀念后來竟被表述為：只要能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物質財富不論歸誰所有，即使只屬于“少數人”，只要它在增加，就是社會主義。唯生產力論至此走到了它的極點，它的實質，已經變成否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區別，甚至不論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只要能使物質財富——更為具體的就是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就是“科學”，就是“先進”。依此思路所進行的“改革”，不僅比赫魯曉夫的靠“物質刺激”的“改革”、社會民主黨的“改良”，都更為徹底，徹底到完全引入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縱容少數“先富”者侵吞、詐取公有和民眾資財；以增長本來就不能正常反映生產力水平的國內生產總值！但有一點卻是要堅決守住并強化的，那就是行政集權體制，以保證既得利益者永遠能獲得其利益并控制社會財富，支配社會生活，操縱民眾思想和行為。

唯生產力論作為資本主義經濟觀的基礎，就這樣被引入“蘇聯模式”，并在這個模式“轉型”、“改制”之后，依然作為行政集權體制存續的理論依據。而握有政治和思想主導權的行政集權體制既得利益者，卻毫不猶豫地將這種甚至比資本主義原有的經濟觀更為“唯物”的觀念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從那些官方所做的遠比黑格爾的思辨還復雜的推論看，將“唯生產力論”作為社會主義的理論根據，似乎還能自圓其說，究其原因，還在于以唯物主義為社會主義哲學基本觀念。

社會主義當然不是不要發展生產力，也不否認世界的物質性和物質的自然性。但問題在什么是生產力，又如何發展生產力；承認世界的物質性和物質的自然性并不能否認人的特殊性，更不能將人物化、等同于動物，而應明確人的本質、人性和人生目的，探討人性升華的途徑。

生產力是人類勞動能力的社會表現與集合，它不僅體現于已有的勞動成果和生產工具上，更體現于勞動者的素質技能上。勞動者是生產的主體，其素質技能是生產力的內容，自然物質只是生產力形成和發揮的條件，勞動成果和生產工具是勞動者素質技能發揮的結果和必要手段。發展生產力，也就是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的素質技能，如何規定勞動者的社會地位，為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創造相應的社會條件，是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階段性的表現。社會主義所主張的發展生產力與資本主義所主張的發展生產力，有一個本質差別，資本主義是將物質財富的增長并為少數人所有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內容和標志，將勞動者視為增長物質財富的“要素”和“資源”，以有效利用和占有勞動力及其成果為目的；社會主義則將勞動者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作為生產力發展的內容和標志，以確立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以為勞動者素質技能提高和發揮創造必要社會條件為目的。

“唯生產力論”者對生產力的規定是以資本主義觀念為依據的，在唯物主義者那里，這是自明之理，也是由他們作出這種規定的，演化到伯恩斯坦的改良主義和“蘇聯模式”的官方定義，依然延續著這種規定。其要點就是否認勞動者的主體地位及其素質技能是生產力的內容。正是在這個基本點上對唯物主義觀念的認同，就導致對社會主義本質及其理論體系規定的偏差。

否認勞動者的社會主體地位而片面主張以增加物質財富為內容的發展生產力，勢必導致強化行政集權體制，進而演化成由該體制中的某些權貴者掌控財富所有權和對勞動者的控制，或將公有資財變成其私人財產，或由既得利益者集團操縱，形成官僚資本。蘇聯的劇變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利用行政集權體制謀取私利的既得利益者，在其權勢尚未充足到改變社會制度時，還要使用社會主義的旗號，而當他們認為權勢充足，就會及時地摘掉社會主義這塊招牌。葉利欽集團的所作所為是突出證明。從理論上說，葉利欽集團恰恰是利用了以唯物主義為社會主義哲學觀念這個基本點，延續著從恩格斯到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對唯物主義的解釋，擴展了赫魯曉夫的“唯生產力論”。

唯物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哲學觀念，這一點因恩格斯的“兩大陣營說”而掩飾。唯物主義變成了由古至今而后的一般哲學觀念，并沒有歷史階段性和階級性。資本主義哲學與社會主義哲學的區別，不在觀念上，只在方法上，前者是“機械的”，后者是“辯證的”。這是社會主義在形成之初形成的邏輯誤差，甚至連馬克思本人也將其哲學觀念說成“新唯物主義”。與恩格斯及后來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是，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只是批判繼承了唯物主義對世界物質性、物質自然性的基本觀念，并把它作為人的生存發展條件，他的哲學，如前所述，實際上是將勞動者作為主體，將勞動作為核心，探討“共產主義”的“完成了的人道主義”。馬克思開創了社會主義哲學。應當挖掘其學說體系中的基本觀念和原則，并根據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而充實發展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

然而，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為代表的第二國際理論家，并沒有深入研究馬克思的哲學，而是依據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注釋，并按他“兩大陣營說”將唯物主義界定為社會主義的哲學觀念。進而在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和“蘇聯模式”的實踐中，分別以各自的邏輯推演：一是認為生產力沒有發展到要求變革社會制度的水平，因此就不能進行制度變革，只能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為爭取勞動者的局部利益進行改良，甚至在以“議會道路”爭得政權之后，也要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照顧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一直在以“生產力水平不夠”來阻止或反對制度變革，但不知他們認為生產力發展到什么水平才能進行制度變革，從伯恩斯坦提出“唯生產力論”到如今已經一個多世紀了，“生產力水平”不論從生產總值、技術、產能、產量等指標，都有幾十、上百倍的提高，如果按伯恩斯坦的算計，不僅社會主義革命，甚至進入共產主義也已有余。但今天的改良主義者不僅依舊反對變革，甚至更加弱化，乃至取消了制度變革的意識。工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大都政府化、官僚化，滿足于在現有制度下自己的職業和地位。

二是反對伯恩斯坦“唯生產力論”的列寧領導革命所建立的“蘇聯模式”，由于保留行政集權體制，因此只能以集權方式管理和發展經濟，在將民眾的權利集合于政權以后，民眾也就成為政權的對立面。為了鞏固政權，必須以集權的方式發展經濟，從而忽略了勞動者的權利和自由，也就阻礙了社會主義原則的實現和勞動者的主動性、創造性。而保證既得利益和鞏固政權又需要經濟實力，因此也就否定了列寧對伯恩斯坦“唯生產力論”的批判，以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名義來主張“唯生產力論”。也正因此，不能不在基本觀念上堅持唯物主義的世界物質性的觀點，并將馬克思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論述片面注釋，提出“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的主張，進而將社會主義的目的說成只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為了發展生產力，可以不必從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上考慮什么是社會主義，只要能發展生產力，就是社會主義。而政權掌握在他們手中，行政集權體制集合并操縱著幾乎全部資源，支配著勞動者的行為，決定著財富的分配，因此，在短期無疑是可以在本來經濟落后的國度實行初級工業化的過程中表現出明顯變化的，加之以國內生產總值為生產力的標志，把引進的外國資本企業及給外國品牌加工企業的產值統統算計在內，就可以表現為官方限定的統計指標大幅度的增長。至于真正的財富，即大部分利潤則在給國內生產總值的統計做了“貢獻”之后，立刻就落入外國資本家的賬戶，對此，官方統計則忽略不計。更有甚者，“長官意志”人為地造出任意數字，都能表現生產力的發展。“唯生產力論”由此上升到一個全新的邏輯境界！這是十七、八世紀唯物主義者完全不可以想象的。更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可以用“唯生產力論”來掩飾社會的各種矛盾，并阻撓對行政集權體制的改革。

在恩格斯那里，沒能分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哲學基本觀念上的本質差別，只是從方法論上界定社會主義哲學與資本主義哲學的不同，并由此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規定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還主要是認識能力和邏輯上的問題。但到第二國際理論家和“蘇聯模式”的論證者那里，特別是行政集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則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界說、編排哲學觀念。對他們來說，社會主義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地位和利益。對唯物主義的各范疇，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和手法，以論證其地位和行為的合理性。這實際上已經脫離了社會主義本質和原則。將“唯生產力論”作為“歷史唯物主義”的主體和主要內容，必然忽略或取消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乃至集權官僚主義的區別。在“發展生產力”的名義下，只要以專制掌控絕對權力，幾乎怎樣做都是合理的。

歷史的經驗證明，社會主義作為工業文明和公民社會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概括，不能將本是資本主義哲學觀念的唯物主義照搬過來作為自己的哲學觀念，一個多世紀以來由此引發的理論和運動、制度中的問題，充分驗證了以唯物主義為社會主義哲學觀念的錯誤。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推進社會主義運動，創建和改革社會主義制度，必須從哲學觀念上正本清源，確立社會主義應有的特殊哲學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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