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在訪談中的自我介紹
（2004年10月13日）
問：左大培教授，您在最近有關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大討論中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訪談，得到了廣大讀者和網民的熱烈支持和贊揚。但是也有少數網民對您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說您“沒有自己系統的論著”，“需要系統地學習經濟學”，“應當多讀點書”等等。您怎樣看待這些批評？
左答：從說話的口氣看，這些批評多半都來自我的經濟學同行。其實您轉述的并不是最尖銳的批評，最極端的說法是我“比小學生的水平還低”。我倒是很感激這些匿名的人當著大眾對我發出了這樣的指責，因為這使我有機會向普通民眾炫耀自己的學問。如果沒有這些人當眾指責我沒學問，我向讀者去大講自己有多少學問一定會使人把我看成是一個喜歡自吹自擂的人。
對那些熱烈支持和贊揚我的廣大讀者和網民，我當然只能表示由衷的感激。網上對我的批評和指責也有不同的3種：一種是與我討論實際的問題，我應當以適當的方式與他們進行認真的對話和討論；第二種是給我扣政治帽子，如“反對改革的極左分子”之類。我這樣的學者對這一類的政治帽子當然只有不屑一顧的輕蔑。第三種對我的指責是貶低我的學術水平，說我的學術水平是如何之低下。對這種指責我有責任回應，以便讓廣大群眾了解實際情況。
問：那么，您到底如何看待這些說您學術水平低的指責？
左答：這些指責當然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胡說八道。由于發出這種指責的人都是匿名，我無法判斷他們到底是否真知道我的底細。但是我敢斷定，他們之所以發出這種指責，是因為我正是從經濟分析的角度揭穿了他們的主張如何之荒謬。他們在被駁得無話可說的情況下，氣急敗壞，只好用人身侮辱式的語言來貶低我的學術水平以便泄憤。
問：我也注意到，他們這些說您學術水平低的指責，都是在您仔細說理的文章之下的批注。
左答：問題就在這里：對我不作有理有據的反駁，卻說一句“水平太低”來回應。我只能把這理解為理屈詞窮之下的罵人出氣。這就象在法庭辯論中被人駁得無話可說之后，還要硬說一句“你的水平太低，我不屑于和你理論”。說完這種自我安慰的話之后，他當然就可以象阿Q那樣“得勝回朝”了。
問：可是您又怎么能證明您的學術水平不低呢？據我所知，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學生，沒有學完中學課程。
左答：只能說是“沒有在中學里學完”。“文化大革命”發生時，我才讀完初一。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考上了大學。但是在這期間我自己自學完了中學的全部課程，包括幾何等基礎的數學課。自學者當然有缺點，不象在學校學習那樣有系統；但是也有優點：自學數學使我真正領會到了理性思維的精髓。
至于我的水平問題，我倒有興趣談一談。我現在能不費力地以英文和德文這兩門外語閱讀專業的文獻書籍。我在德國的博士后研究報告是用德文寫的，1995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歐肯的著作《國民經濟學基礎》的中譯本是我從德文直接翻譯的，梁小民教授從英文譯出而于2001年出版的米塞斯的著作《經濟學的認識論問題》則是我校的。
問：瓦爾特·歐肯和米塞斯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領袖人物。
左答：不錯。歐肯是德國“弗賴堡學派”的領袖，米塞斯則是新奧地利學派的兩大創始人之一。有意思的是，這兩個人在二次大戰后初期“蒙貝爾蘭協會”的一次會議上發生過激烈的爭吵，我在我的博士論文中提到了這一點。1995年我從德國回國時，歐肯的女兒曾邀我到她家去商談歐肯著作翻譯成中文的問題。她的兒子（歐肯的外孫）是個記者，他曾經讓我告訴他，公開出版的文獻中哪里提到過歐肯與米塞斯的這場論爭。我當時感到十分自豪，因為我對弗賴堡學派的研究已經達到了歐肯的家人也要向我請教的程度。
我學術水平的另一大標志，就是即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內生穩態增長模型的生產結構》一書（可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網頁上看到此書的內容）。該書以數學分析和高等代數等數學工具，論證了要實現卡爾多式的內生穩態增長，各種物品的生產函數必須有什么樣的數學結構。該書總共有近30個數學證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學數學出身的李紹榮老師仔細審閱了全書，認為我的數學分析沒有問題。
我只需指出這兩點，就足以證明我在學術上有多高水平。說我的水平低于一個中學生甚至小學生，那意味著普通的小學生都應當能用兩門以上外語閱讀專業書籍，而且能以高等數學論證經濟學上的定律。我倒很希望這是確實的事實，那樣我們中國在科學技術上就絕對是任何國家無法比擬的。可惜的是，世界上大概沒人會相信這一點。
問：您為什么不談談您的學歷、論著，這難道不是您學術水平的最好證明嗎？
左答：我于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導師是朱紹文教授。
問：這么說，您是“土鱉”了？
左答：我確實不是“海歸”博士。不過我也沾點“海歸”氣：1990－1991年和1994－1995年我受聯邦德國洪堡基金會資助兩度赴德國從事博士后訪問研究，研究成果都是用德文寫的。
問：那您是“海歸”的博士后，更應該有吹噓的資本啦！
左答：我不愿吹噓這些東西，因為學位并不能正確地表示一個人的真正水平。我看見過許多水平很低的經濟學博士，不會作任何象樣的經濟分析，而只會胡說八道。連在外國作博士后的人，也有一些徒有其名而沒有多少學問。特別是現在中國這種特殊環境下培養的博士，更是無奇不有。我的一位老同學告訴我，他碰到過一位“民營企業家”，正在攻讀化學博士學位，其化學知識還不如我的這位老同學。我的這位老同學說：“你要知道，我的化學知識也就是中學水平！”連工科的博士生都是如此，我還怎么好意思拿自己的中國博士學位吹噓呢！
問：那么您的論著呢？
左答：按美國人的學術慣例，學術水平應當以在純學術的刊物上發表了多少文章來衡量，當然那得是美歐各國的學術刊物，中國的經濟學刊物是不能算數的。但是中國經濟學界的相當大一部分人不接受這樣的衡量標準。更何況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前些年在中國的媒體上大出風頭的那些“著名經濟學家”幾乎個個（除了林毅夫之外）都是不夠格的。所以我就干脆不問這些外在的標準，直接拿“能作什么”來衡量自己的水平了。
問：難道您不認為，您的經濟學知識還不夠系統嗎？
左答：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已經連續講授了6年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宏觀經濟學了。我用的是美國的權威教材，講授的都是當代的數學模型。我講授的這兩門課程就是對我的經濟學知識系統性的最好檢驗。
我愿意最充分地尊重那些指責我經濟學知識不系統的人，假定他們的水平比我高。那意味著他們至少要能夠使用3門外語進行寫作，能夠使用最艱深的數學工具（遠比一般的高等數學艱深！）解答經濟學中最難說清的問題，證明了30個以上的定理，而且比我更系統、深入地掌握了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宏觀經濟學。那我真誠地邀請這樣的先生蒞臨觀摩我的經濟學教學，逐一指出我的錯誤，說明我掌握的知識是如何地不系統，還要作些什么補充和深化。經這樣的大師一指點，我肯定會作出可以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成果。
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擔心，恰恰是那些說我的經濟學學得太差的人，如果參加高級微觀經濟學和高級宏觀經濟學課程的考試，恐怕會落得個不及格的下場。
問：我相信，說您經濟學知識不系統的人，是說您沒有系統掌握新制度經濟學的知識。
左答：您說的是中國經濟學界最近這些年流行的那種“新制度經濟學”吧？中國的這些“經濟學家”搬弄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其實只不過是一堆胡說八道。
這種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名義上是從美國的科斯等人那里搬運過來的，實際上多半是中國人一知半解的瞎說。就是美國的那些所謂的“新制度經濟學”，在美國的大學中也多半被看作是邪門歪道，至多是一門無關緊要的補充學科。在西方的大學中，正宗的經濟學科目就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一個人只要系統地掌握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就算是掌握了經濟學的系統知識。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制度不重要，而是因為現在的新制度經濟學中還多半是未經證實的假說，因而不能看作嚴肅的經濟科學。
至于中國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更是在美國的“新制度經濟學”基礎上增添了許多亂七八糟的編造，因而充滿了誤解、歪曲、東拉西扯的發揮和毫無根據的斷言。張五常最近十幾年已經成了這一類編造的大師。這種編造的典型例證之一是對“企業理論”中的“剩余控制權”假說和“剩余索取權”假說的曲解和發揮。我最近寫的《別把企業理論的假說當教條》一文，就徹底清算了這方面的歪曲和毫無根據的發揮。
總之，對中國的這種“新制度經濟學”，問題并不在于掌握得系統不系統，而在于如何清算其思想謬誤。如果讓我對它有什么系統了解的話，那我會把它批得體無完膚。不過我真沒有那份功夫去聽這一套歪理邪說。最低限度，對這樣的“新制度經濟學”也是不知不為過，相信必有錯。我自己所寫的兩本著作對制度問題作了遠為深刻系統的論述。
問：那么您到底是否缺乏系統的論著？
左答：您是說寫一本《經濟學原理》之類的書？我確實沒寫過。我認為，現有的經濟學體系，無論是主流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都有完美的著作甚至教科書來加以闡述，用不到我再作重復勞動去寫這一類的論著。我更不會抄別人的書來“著”一本《博弈論》以“系統地闡述博弈論”。我覺得這樣作已經有“無恥”之嫌。
至于我對經濟生活以致整個社會生活的分析，我早已寫過一本通俗的著作來加以系統的闡述，在其中我已經把“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各種學說從根本上駁倒。這本書就是2002年石油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混亂的經濟學》。此外我還與裴小革合著了教材《當代世界市場經濟模式比較》（1996年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現代市場經濟的不同類型》一書的修訂本），該書系統地說明了當代市場經濟的各種主要經濟模式，并從一國的歷史條件和文化傳統上說明一國為什么實行其特定的市場經濟模式。
那些說我沒有系統的論著的人應當先好好讀一下我的這兩本書，再來評判我是否有系統的經濟學說。不過我斷定，他們不會有那份耐心，因為那里對“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批判既尖銳又深刻，只怕他們讀不完就氣昏過去了。
問：不過，也可能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您寫過這兩本書，所以才沒讀過您這兩本書。
左答：他們無知，那不是我的過錯。《混亂的經濟學》曾經是2002年北京經濟學類的暢銷書，不少大學的經濟學專業都指定它為參考書。我沒有必要再為它作廣告宣傳。
我赴德國博士后訪問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一本薄薄的德文小冊子《不同經濟體制中的激勵機制》，其中力圖論證弗里德曼“預期增廣的菲利普斯曲線”的微觀基礎，并將這種分析運用于蘇聯式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由微觀激勵機制論證其中經濟增長速度與短缺程度在短期與長期的不同替換關系。光從該書的論述目的，您就可以體會它的研究是多么系統而深入。我正是從這個研究中明白了，為什么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國家普遍存在著嚴重的短缺，以及為什么以“大爆炸”方式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前計劃經濟國家都經歷了生產水平的急劇下降。這也是我的一本純經濟分析式的系統論著。
問：這本書譯成中文了嗎？
左答：沒有。
問：那就不能怪那些人說您沒有系統的論著，因為他們可能根本就不懂德文。
左答：他們不懂德文，難道也是我的錯嗎？這正用得著他們教訓我的話：為什么他們不能在家里老老實實作點學問，學點專業德語呢？我都用德文寫出來了，他們卻讀不懂，他們卻反而振振有辭地指責我不好好作學問，這不是顛倒黑白嗎！
這就聯系到最近論爭中的另一件事：程恩富教授帶領我們全國各大院校的10大教授聯名發表聲明，反對將國有企業全盤私有化。有人就在網上評論說：這些都是三流的《資本論》研究者，研究《資本論》的一流學者不會贊成他們。
我當然能猜出此人所說的“研究《資本論》的一流學者”都是誰：其中一定包括那位《資本論》專業的“老教授”，此人前幾年已經成了中國富人階層的代言人之一。但是可惜的是，該人雖然在其所著的書中列出了許多外文書作參考文獻，熟知他的人卻告訴我，他連一門外語也沒掌握，更不要談讀德文版《資本論》原文了。十大教授中的別人我不敢說，但我本人可在20多年前就開始讀德文版《資本論》原文。《資本論》原文是用德文寫作的，“一流《資本論》專家”讀不了德文原文，我這個“3流學者”卻讀得了，誰的學問更大，這不是明擺著嗎？我在十年前就一直想找個機會，當面向這位“一流《資本論》專家”叫板：拿一段《資本論》德文原文來，看咱倆誰讀得懂，那才能看出誰是真正的學者。可惜我一直沒找到這樣的機會。
其實說句心里話，我一直就盼著那些“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把問題扯到“學術水平”和“老實作學問的態度”上來。20年來，一直有左翼的朋友勸我不要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學術的“象牙之塔”中，但是我從未動搖過在學術上的不懈努力。我之所以這樣作，就是為了練就學術上的18般武藝，有朝一日能夠對那些權貴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叫板說：“你的學術水平比我低多了！”在今天關于國有企業的論戰中提出我的學術水平問題，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在學術這塊陣地上，權貴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永遠也休想越過我的狙擊。我一直堅信我是一顆學術上的原子彈，能夠摧毀“中國特色的經濟自由主義者”們的一切“學術陣地”。
問：是啊，我相信那些說您學術水平低的人一定會后悔，承認不該給您這樣一個機會來對自己的學術水平大肆吹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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