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與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
廣東人民時代律師事務所 康新貴
摘要：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勞動者階層之所以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最少甚至成為利益受損體，主要原因在于在討論制定新制度的程序中，沒有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團體進行有效的政治參與。
關鍵詞：四個階層 代言人 政治參與 共同富裕
一、改革的目標——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二個目標同樣重要。
改革到了一個關鍵時刻，改革究竟應當朝哪個方向走？這樣一個原則性的問題隨著社會階層之間矛盾的日益激化，不可能再被回避，那種不要爭論、埋頭繼續這樣改下去，并且應當加快步伐的論調，往好里說，是只拉車不看路，說白了是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自私自利騙人的鬼話。敢問路在何方？有良知和社會責任感的人們發出了疑問。
中國社會目前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動者，其中勞動者又分為三個子階層：發展型、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階層目前占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改革使這個階層成為弱勢群體，他們在改革中獲得的利益最少，溫飽型、貧困型勞動者成為利益受損體。①
改革，就是改革舊制度，創設符合社會發展進步要求的新制度。在這種新制度中如何安排四個階層的利益？包括政治權力、經濟資源等社會稀缺資源。這些有限的資源對每個階層來說都是想要得到的，這就造成各階層之間的相互競爭和沖突，是階層矛盾的發源地。各階層對稀缺資源的爭奪，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勞動者階層沒有得到應當得到的利益，從而引發日益尖銳的階層矛盾。這個矛盾不解決，社會就失去了穩定發展的基礎，只有穩定才能發展。穩定社會有二種辦法，一是專制，二是民主協商解決矛盾。高壓專制從來就不是一個穩定社會的好辦法，專制不可能使社會獲得長期的穩定，否則就不會發生公元1949年的開國大典。
改革的大方向應當如何把握？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發展生產力、共同富裕。二條同樣重要，目前看來生產力在改革中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是改革的成績；但共同富裕遠遠沒有做到。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這兩項內容的關系是：發展生產力是手段、是方法；共同富裕是目的、是結果。否則，生產力發展了，但勞動者階層獲利很少甚至是絕對的利益受損體，那么發展生產力與勞動者階層有什么關系？勞動者階層為什么要支持這樣的改革？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處處宣傳講奉獻、不計個人得失的國家，難道奉獻就是為了讓本階層變成利益受損體？奉獻就是為了讓資本家階層多獲取剩余價值？
二、衡量共同富裕的標準——公正與正義
毫無疑問，改革的目標是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如何共同富裕？那就是公正與正義，包括機會公正和結果公正，但不是平均主義。公正和正義是人類社會普遍公認的最高價值準則，作為人類一員的中國人當然也不能例外。如何算是公正？現階段至少應當從兩個方面來衡量。第一，橫向比較。好在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其他國家是如何處理公正問題？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不妨在此一用。和發達的美、日、德等國比、和中等發達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比、和欠發達的印度等國相比較，看這些國家在如何處理住房、醫療、教育、生活保障等問題；第二，內部程序的公正。改革中創設的新制度，是由誰來決定？勞動者階層是否進行了有效的政治參與？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主張，“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這是赤裸裸的掠奪言論。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說話沒有這么露骨，策略多了，他主張“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主張兩極分化的分配格局。認為 “相對利益受損了，不應該補償”，“如果相對利益損失都要補償，無異于回歸舊體制”。② 這兩位學者代表了強勢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本人不愿指責他們，他們有自己的選擇權，選擇代表哪個階層的利益是他們自己的私事，我們絕不能強迫他們轉變立場。問題的關鍵在于改革的原則和創設的新制度，不能單方面由厲、張教授之類的學者們來決定，尤其是中央高層，更不能認為這些學者代表了全國人民的利益，這些學者們學識淵博，可以談古論今，應當聽取他們的意見，這也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識。這在改革初期可能是對的，但社會發展到今天，社會已分化為四個階層，四個階層涇渭分明，不同的學者代表了不同的階層利益，改革的原則和制度的創設，絕不能單方面由強勢集團來決定。絕不能“忽略”了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勞動者階層。勞動者階層之所以在改革中獲得利益最少甚至成為利益受損體，主要原因在于在討論制定新制度的程序中，沒有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團體進行有效的政治參與，勞動者階層要有效的進行討價還價，而不是點綴，更不是說些感恩戴德的話。
三、妥協是民主的象征
如果我們承認社會已進入一個多元化時代。經濟成份的多元化，導致社會階層的多元化。社會由各個階層共同組成，共同生活在這個社會里。如果各階層共同生活，就必須在相互競爭中相互妥協和讓步，在妥協中達成一個基本一致的共識。本人以為妥協是民主的象征，是政治解決階層矛盾的唯一有效的良性途徑。③
如何才能在競爭中相互妥協？當今中國社會，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中產階級都有自己的代言人集團參與政治協商，而勞動者階層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代言人團體進行有效的政治參與。
從歷史上講，中國共產黨是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改革開放后，階層成份的變化，共產黨員也是普通人，可能會自覺或不自覺的成為其他階層或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例如有的主流經濟學家也是共產黨員。出現這種現象是必然的，問題在于共產黨還要不要做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如何既要做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又要做執政黨，平衡各階層的利益，這的確是一個十分棘手的事。
中國共產黨和勞動者階層有著天然的聯系，正是勞動者階級把共產黨推上了執政黨的位置，相信共產黨是不會忘記的。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千古遺訓，其道理十分簡單。
勞動者階層不可能甘心于長期處于被剝奪的地位而淪落為弱勢群體，勞動者階層目前弱在無組織化，是一盤散沙，處于“碎片化”狀態。④但這種狀況不可能長久存在，隨著政治民主的推進和勞動者階層的覺悟，必將產生強有力的代言人集團。本人以為仍然由共產黨來做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成本最小、社會犧牲最小、也最易于社會平穩發展和漸進。首先，共產黨內的左翼就是現成的代言人，只是目前他們的力量較弱，不足以和共產黨內的右翼相抗衡。左翼之所以不夠強大，其中一個原因在于左翼內部本身在原則問題上不統一，部分左翼要堅持搞公有制，排斥私有制，認為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私有制與共產黨的理論基礎和宗旨相背離，代表性的文章有《私有化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⑤本人以為這種觀點有些偏激。目前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多元化時代，應當承認民營經濟對經濟發展所做的貢獻，應當允許各種經濟成份、各個階層共存，共產黨既然能領導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推翻舊政府，建立新中國，當然也能領導勞動者階級進行執政，勞動者階級的選票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保障，做勞動者階級的代言人，就當然能得到勞動者階級的選票。當然，上述文章的擔心也很有道理，認為“私有企業的壯大必然造就一個越來越強大的資產階級，總有一天，資產階級會形成自己的政治代表，謀求與他們的經濟實力相當的政治權力，直到最終掌握國家政權。”⑥
經濟是社會的基礎，上述觀點從生產資料方面論述是正確的，但隨著科技的進步，知識、技術越來越成為生產力，成為控制企業發展的要素，社會資本也被社會所接受。從社會組成結構方面看，社會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子系統組成，政治系統不是被動的適應經濟系統的要求。如果共產黨依靠勞動者階級執政，就擁有了政治權力。況且在經濟方面，“國退民進”也不應當是國家的完全退出（這只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主張），國家應當通過持有部分股份的方式管理國有資產；同時在國有企業改制中保留工人的股份和管理層的股份，形成國家、資本家、企業管理層、工人共同持股的局面，即使資本家占有較多的股份，也不能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左翼共產黨人應當以做勞動者階層的代言人為己任，參與階層競爭的“圓桌會議”。
公有制是一種方法和手段，不是目的。在目前的中國，國有企業為什么要改制？不改行不行？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可以說是潰不成軍，國有企業除了在壟斷行業能夠生存外，在競爭性行業中舉步維艱，即使銀行這樣的企業，不良貸款有多少？國有企業中領導層的貪污、腐敗毫不遜色于國家權力機關，富了方丈窮了廟，屢見不鮮。如果說國家權力機關的腐敗起因于權力過大且無制約，國有企業也同樣存在這個問題。國有企業應當改制，如何改？應當由國家管理人、資本家、企業管理人、工人共同協商，決定各自持有的股份。不能由某些人單方面決定以何種價格買給資本家，這種改制方式必然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和工人的下崗，下崗工人的利益受損失必然造成嚴重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失業、最低生活保障、養老、子女的上學、住房等等，最終演化為尖銳的階層矛盾。
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和結果的公正。程序公正，重點在勞動者階層的參與；結果公正，需要政府的行政行為和國家通過制定法律進行調整，從收入的初始分配（工人工資）到國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分配如何才算公正？前面談到橫向比較，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如果說各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和人口不同，不好用絕對值進行對比，比較比例，如總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勞動者的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否合理？目前我國總工資占GDP的比例為15—20%之間，資本主義國家為50—60%之間，⑦我國大約是這些國家的三分之一，是否偏低？還有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學學費占平均年工資的比例等等，橫向比一下很有好處。為什么這些偏高或偏低的比例，都是勞動者階層受損？原因很簡單，勞動者階層在國家制定這些比例時沒有強有力的代言人團體參加討價還價，所以只能是利益受損。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共產黨左翼實在有存在的必要而且大有可為。
共產黨內的右翼，應當允許他們繼續存在（如果他們愿意），在上個世紀初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內，就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不同派系存在，在這種不同派系的爭吵中，創建了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得到發展。到三十年代，斯大林清除了他們，黨的隊伍“純潔”了，但也形成了高度的集權統治，這種集權延續了五十多年后，集權的弊端，官僚主義、貪污腐敗使蘇共已不再代表勞動者的利益，在關鍵的時刻沒有人民支持他們。官僚主義、貪污腐敗同樣嚴重危害社會公正與正義的實現。
溫和的中間派應當成為共產黨的主流，由他們來主導改革的方向較易被社會各階層所接受，這也可以避免社會發生大的震蕩，使社會犧牲最小。中間派應當壯大起來，平衡左、右翼的爭論，在不斷的爭論聲中，使各階層都成為受益人。
參考文獻：
1、康新貴，《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勞動者階層分析》，網絡，《學說連線》，2005年12月18日；
2劉潤葵 《科學界要惡補以人為本的課》 網絡《學說連線》 2006年7月1日；
3、康新貴，《中國社會階層矛盾與階層妥協》，網絡，《學說連線》，2006年3月；
4、 A李培林 李強 孫立平等著 《中國社會分層》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4年 第99頁
5.6、郭藹，《私有化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網絡，《烏有之鄉》，2006年7月18日；
7、陳伯君，《勞動力成為商品后政府的責任是什么？》，網絡，《學說連線》，2006年5月7日；
作者 康新貴 男 籍貫 四川 漢族 出生于1963年7月
民主建國會會員 大學文化 職業 律師 注冊資產評估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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