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知行合一”到“人民史觀”——談談為什么“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

　　從本質上看，“歷史”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時間”又是一個描述過程的物理量，所以“歷史”描述的是世界發展、演變的過程；從內容上看，“歷史”又是人類社會“過去所有發生事情”的集合，而每一件“過去”發生的事情，都是“歷史”這個集合中的一個元素。當然，“歷史”這個集合太大，它包含了許許多多的子集，比如什么“宇宙史”、“地球史”、“生物史”等等，其中有一個子集的名字就叫“人類歷史”，本帖子所謂的“歷史”特指人類歷史，“人類歷史”這個集合中的每一個元素當然都是指“過去人類所產生的活動”。

　　而在老僧看來，人類的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環境改造，另外一類就是自我發展。“環境改造”的客觀結果就是科學技術的發展，而“自我發展”的結果是社會組織模式的變遷。科學技術體現了人類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而社會組織模式卻是人類認識自己、發展自己演變出來的結果。評價一種社會組織模式是否先進，應該有客觀的標準，我認為可以借鑒人們對電腦操作系統的評價標準：穩定性、靈敏度、兼容性、可擴展性、資源利用率.....等等。如果一個社會組織良好，那么這個社會應該是穩定的；對突發事件反應是靈敏的；具有很強的包容性、能容納各種各樣的文化；具有良好的持續發展能力......。總之，如果一種社會的組織模式良好而高效，那么在面對突發危機時，這個社會應該具有很強的生存能力；沒有危機時，這個社會具有很強的環境改造能力。任何一個有機組織，生存都是它的第一目標，其次才是發展。對于人類這兩大類活動，歷史上有一個偉人曾經用“階層（諱）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運動問題”來歸納，實際上“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應該都可以包含在環境改造活動之中的。

　　既然人類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這三種，那么由“過去人類所有活動”所組成的“人類歷史”這個集合中當然也就包含了這三類事件。我們也就可以在人類歷史這個集合中再分出三個子集，可以分別命名為“階層斗爭史、生產斗爭史、科學發展史”，由于“斗爭”這個詞很不討人喜歡，在后文中我將不再使用這個詞，統統用“活動”替代，以此表達我對“和諧”的無限企盼。既然“人類歷史”由人類的“生產活動史、科學發展史、階層活動史”組成，那么所謂的“人民史觀”是什么意思呢？意識就是標題中所說的“只有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在后文中我將論證這個命題。

　　既然人類歷史活動主要有三大內容，那么要論證“人民創造歷史”這一命題，也主要圍繞三個方面來展開。其中“生產活動史”是很好理解的，人類歷來的生產活動，其主體都是勞動人民，所以“生產活動史”是由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創造的，這點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老僧也就偷懶不展開論證了，只在這里只簡單說明一下就夠了。而“階層活動”由于是人類自身的活動，當然是人人有份，所以將占絕大多數人口的勞動人民設定為創立者雖然不全面，但也說得過去。比較不好理解的是“科學發展史”，這在絕大多數人心里都認為這是古往今來的科學家們所推動的，科學發展史應該算是科技精英們創造的，和勞動人民關系不大。下面我就主要論證科學發展史本質上仍然是勞動人民創立的。

　　所謂科學研究，其實就是探求真理的活動。而“真理”又是什么呢？簡單點說，真理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所以，尋求真理就是探求規律。而真理又叫“真知”，那么怎樣才能得到真知？這是一個古老的問題，已經有很多的人思考過這個問題，而且前人也有很好的答案，我這里不過是用自己的話講別人早就得到的道理。探求真理的過程，是一個不斷獲取信息的過程。根據信息論創立者申農對信息的定義：信息是能用來消除和減少信宿關于信源不確定性的東西。我們所說的“真理”，其實也可以理解為“確定的”、“百分之百”會發生或者存在的事物，所以我們探求“真理”，其目的就是要獲取“確定性”，因此在逼近真理的過程中，其實我們就是在不斷的消除“不確定性”，或者說是在不斷的獲取信息。那么要怎樣才能不斷的獲取信息從而求得“真知”呢？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對這個問題有比較透徹的闡述。當然，關于王陽明的哲學老僧并沒有花太多的時間去研究，這里也只是結合自己的生活體驗，談談我對知行合一粗淺的理解，片面性和局限性都是難免的。不過反正老僧是無知者無畏，黃腔走板那是經常的事，也不在乎再多一次。

　　要理解知行合一，就不得不談什么是“知”，什么是“行”，老僧在這里就不照搬別人的解釋了，我只談自己的理解。簡單的說，所謂的“知”，就是對事物的認識，如果要強調是“正確的”認識，就應該叫“真知”；而所謂“行”，就是對事物的實踐。所以談“知行合一”，實際上是談認識和實踐的關系。而“實踐”和“認識”活動其實都是有主體的，一般來說是以人為主體。既然人是“知”、“行”的主體，那么知行合一就是指人對事物的認識以及對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是統一的整體，兩種活動缺一不可、不可分割。另外，在“知行合一”這個詞中，也可以將“知”理解為動詞，為“求真知”之意，“求知”本身就是一種“行動”，所以“知行”理所當然是“合一”的，這樣理解知行合一就更容易些。還是講講為什么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實踐活動是統一的整體吧。這得從什么是人的“認識”談起。

　　所謂的人的“認識”活動，實際上是一個人獲取外界信息、加工處理、存儲記憶的信息處理流程。上面已經提到了申農對信息的定義，他的那個定義主要用在通訊領域，在網上查找了一下資料，發現對信息的定義有八十多種，每種定義都立足于某一個領域，各有側重點，都不是很令人滿意。在這里我自己參考信息論做了一個簡單的定義——“信息就是存在和演變的客觀標識”，不過我的定義里面強調了“客觀”兩個字，實際上將信息的范圍縮小了，“標識”是離不開物質存在的。上文所述，信息的作用是消除事物的不確定性。而任何實踐活動，實際上都是在獲取信息。每一次實踐之后，對于同一事物，基于某一個目的，其不確定性都會減少，或者說實現目標的概率增大。當所有的不確定性都消除了之后，唯一的“確定性”——“真知”或者說“真理”就出現了。【“知了”“知了”——這倒是一個頗有機鋒的詞語，“知”“足”則“行”“了”，獲取的信息足夠了，也就得到了“真知”，得到了“真知”，求“知”的“行”動就結束“了”，是為“知了”。這倒和《莊子》里面“混沌”開七竅而身死的寓言故事很相近。（當然，這些是題外話，和本文主題無干，無關緊要，趕快打住）】

　　從獲取信息的角度來說，人的所有的實踐活動都是在獲取信息，而獲取信息的過程就是“求知”的過程，所以人的實踐活動與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統一的。每一次談到認識客觀世界與實踐活動這個問題時，我都喜歡舉“蜜蜂尋找出口”的例子。將那個例子再次拷貝在下面：

【假設有一個箱子，三面都是木板，另外一面是透明的玻璃，假設玻璃的面積是10000平方厘米，其中開了一個1平方厘米的小孔，里面關了一只蜜蜂，蜜蜂的身體截面積剛好也是1平方厘米，這只蜜蜂渾身沾滿了標記粉（不管是什么東西，就算是花粉吧）。這只蜜蜂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于是不停的試圖尋找出口，開始的時候它總是“碰壁”，每次碰壁當然就是尋找出口的一次“失敗”，但每次“碰壁”就會在玻璃上粘上標記物，從而下一次就避免再次碰上已經染上標記物的地方。根據以上數據可以知道，這只蜜蜂最多需要碰10000次壁，就一定會找到玻璃墻的出口。所以，蜜蜂每一次“碰壁”，實際上都不是沒有意義的，碰壁的意味著失敗，但失敗卻意味著獲取了一個單位的信息——那就是此路不同，將出口的搜索范圍減小了萬分之一。實際上，蜜蜂每一次“碰壁”，都獲取了一定量的信息，如果用2進制表示，大概是13比特的信息量。而要發現出口，總共約需要13萬比特的有效信息量。所以只要蜜蜂碰撞的數量足夠多，這個出口是必然會被發現的。所以發現“出口”這件事情是必然的，至于那一次發現則有偶然性。上面假設的是只有一只蜜蜂的情況，如果里面有100只蜜蜂呢？發現出口的速度當然就快很多，平均每只蜜蜂只需要100次的碰壁量，就可以將所有的玻璃面積布滿標記物。當然，隨著空白玻璃面積越來越小，發現“出口”的概率就越來越大，不一定需要完全布滿整個玻璃面，完全有可能某只蜜蜂通過觀察和猜測，將目標鎖定在一定的范圍內，很幸運的一次就剛好碰上出口。這時候這只蜜蜂就扮演了“天才”蜜蜂的角色。但這只蜜蜂對于尋找突破口的貢獻有多大呢？這得看他碰壁的次數多少，反正每碰一次就貢獻了13比特的信息，而當信息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發現突破口的關鍵時刻就已經潛藏在每一個尋找出口的蜜蜂行為之中了。】

　　上面這個例子說明了什么呢？起碼可以說明三點：
1、蜜蜂的每一次嘗試——也就是每一次碰壁，都是有意義的，都為尋找出口貢獻了一定量的信息，按照愛迪生的說法就是又一次確定了一條不可行的道路。
2、無論是成功的蜜蜂或者是失敗的蜜蜂，它們對尋找出口的貢獻與它們進行的嘗試次數成正比，每嘗試一次，獲取13比特的信息量。
3、只要不停嘗試，成功是必然的，而哪一次成功、由哪一只蜜蜂來完成最后一次嘗試，則是偶然的；這是必然中的偶然。對于單個的蜜蜂來說，總是存在在著一個幸運兒，它會完成最后一次嘗試。

　　這個例子引申出來的含義也有三點：
1、由于“知行”是“合一”的，所以人類社會的所有實踐活動，也都是人們探求真理、尋求真知的活動；而從廣義來說，尋求真知的活動就是【科學研究】，因此，“人類歷史”中的“科學發展史”，實際上就是人類針對自然環境的實踐史。從客觀效果來看，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是合二為一的，他們的本質都一樣——都是“求真知”的活動。略有不同的是，生產斗爭的主觀目標是生產社會財富；而科學實驗的主觀目標就是探求真知。這也是老僧在上文中將這兩種活動都歸于“環境改造”里面的原因。

2、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說，只要是實踐活動，就無所謂成功或者失敗，所有的實踐活動都在為社會進步獲取信息，當信息累計到某一個閾值，成功也就成了必然中的偶然。對于人類社會整體來說，成功是必然的。如果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牛頓，那么肯定會有“馬頓”或者“羊頓”出現。只是時間可能稍微會晚一點點，但也不會晚很多，因為人類的經驗積累一旦到達閾值，那么誰來完成最后臨門一腳，那是偶然的事情。

3、將人類社會看成一個整體，則這個整體中的所謂“天才”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如果將視角集中在一個一個人身上，則“天才”也是客觀存在的，總會有那么幾個幸運兒最終因為自己的發現而得到歷史的垂青。關于這點，牛頓曾表示過他只是在沙灘上玩耍幸運的撿到了貝殼的孩子；他還曾經說過他取得的成就，是因為他站在巨人的肩上。那么誰是“牛頓們”的巨人？就是那些默默無聞、毫不起眼、踏踏實實從事生產實踐科學實驗的前人們，巨人不是指單個人，而是指一個群體——全體人類：歷史的，現實的。只要曾經存在過，曾經實踐過，那么他就曾經為人類獲取信息做出過貢獻，或者說為人類探求真知貢獻過力量，他就是人類這個整體中一員。

　　其實羅嗦了一大篇，不過是在替《實踐論》做注解，答案早就被那位長者總結出來了。只是，有些人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這科學的結論，也許有些人還象處于叛逆期的孩子吧，將反叛當個性，只要是他的，一概都是錯誤的。直到碰得頭破血流才回頭重新審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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