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民主思想與文革實踐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是因果律；“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是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辯證統一律；“老鼠生兒會打洞，”，這是打洞老鼠的自然律?？磥?，世界萬物都在自己應該遵循的運動規律中運動著。 　　

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不少網友對毛澤東主席的民主思想發表評論，評論者的立場、觀點都很鮮明，但對某些評論，我不敢茍同，也不想反駁。我只想按照我對民主的回答，說出我自己對毛澤東民主思想的理解。讓讀者在具有強烈階級意識色彩的民主討論中，引出不同思想的相互撞擊，這也算是在當今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日益尖銳，日益表面化的過程中，在意識形態領域里階級斗爭的繼續吧。　　

毛澤東主席也許是當時共產黨高層領導中談論“民主”最多的領袖，僅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民主”一詞就出現近200次?！　?/p>

毛澤東是站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上看待民主的，因此，毛澤東思想里的“民主”是歷史的范疇，政治的范疇，階級的范疇。他把“民主”看作是解決社會（包括共產黨內）各種矛盾的鑰匙，把資產階級的民主觀念推到一個自我揚棄的新階段，從而形成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嶄新民主觀，并在革命的實踐中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解決小矛盾用“小民主”，解決大矛盾用“大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就是由工人階級聯合其他各勞動階級實施的“大民主”。　　

“民主”是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的核心部分。我們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只能是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用歷史的、政治的、階級的、辯證的思想方法，從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中去考察。任何用靜止的、孤立的、脫離現實的形而上學的唯心觀考察毛澤東的民主思想，都會得出十分荒謬的有害結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能用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觀念來解讀毛澤東的民主思想、民主觀?！　?/p>

“民主”這個政治名稱是從西洋引進的，不必考究它的真正“生產商”是誰，但不管是誰，“生產商”都沒有明確地告訴我們，“民主”到底是個什么東西。（有學者統計，民主就有幾百個定義）那么，作為東方的“用戶”，只能根據各自的民族文化和階級利益去理解“產品”的用途。所以，在毛澤東的民主觀念里，有時是方法，有時是手段（包括策略），有時是某種歷史條件下的政府形態。但毛澤東從來沒有將資產階級的民主作為共產黨人最終奮斗的目標。因為，在毛澤東的思想里，任何形式的統治權力都是推行階級意志和保護階級利益的工具。　　

我作為毛澤東生前的追隨者，毛澤東思想的敬仰者，不能不對毛澤東的民主思想作些粗淺的探討，寫出來與網友交流?！　?/p>

一．什么是民主？　　

在正式回答這個問題以前 ，先將民主一詞中的“民”和“主”作些辯析。民主一詞源于古希臘，它是由“人民”和“統治”兩個相對獨立的詞合成的。奴隸制的雅典城邦所實行的民主制中，“人民”不是所有的人，而是以奴隸主為主體的少數“公民”，而大多數兒童、婦女和奴隸都不是“公民”，它是少數統治多數的二元階級對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制的“民”是不是勞動人民的多數呢？從選票看，好像是。但選票是靠“獻金”競選者的美麗謊言騙來的，大資產階級及其政客也是少數，他們的政治架構設計就是二元對立的官僚政體。競選是表演的舞臺，選票是政客魔術師手中用來彰眼的道具?！　?/p>

如果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把“民”與“主”的對應關系展開來看，它幾乎充滿了我們的全部社會生活。在私有制的階級社會中，被剝削、被壓迫的“民”是被統治階級，反映剝削階級利益的政治代表就是統治者。在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階級社會中，同樣也存在著統治階級的多數與被統治階級的少數之間的二元對立，處在統治階級核心地位的中國共產黨與統治階級之間也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二元關系。在一個政黨、一個社會團體、一個工礦企業、一個家庭中，也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二元關系。這是小的二元關系，處理的不好，也會發展成大的二元對立關系，甚至發展成對抗性的二元對立關系?！　?/p>

有了以上對“民”和“主”的簡單辯析，我們就可以對“民主”作個規范性的回答了。什么是“民主”呢？“民主”就是“民”與“主”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民”優先于“主”是民主的原則（注：“民”優先于“主”的民主原則是美國民主著作家喬.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一書中提出的，把民主看作二元對立關系），適應這種民主原則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這樣，民主就包含了民主原則和民主制度兩重內涵。階級社會的政治歷史和現實以及社會關系中的各類二元對應關系 ，我們都可以用“民”與“主”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來描述。因為它揭示了社會運動的本質。正是“民”與“主”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造成了社會運動的周期率。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運動規律的變化情況，我用平面三角函數予以定性的描述。 　　

我們從任何一種社會權力的結構來考察，基本都是呈“金字塔”式的社會權力結構，處在最底層的平面式權力是勞動人民大眾的基本生存權利，這是橫向的權力。統治權力和領導權力呈縱向狀態，當某種社會權力結構確定下來以后，社會權力總量大致也就確定下來?！　?/p>

為了敘述的方便和明了，我不用立體的圖形來說明，用平面三角函數也就足夠了。　　

在直角三角型OAB中，處在橫向狀態的OB線段表示“民”的權力，處在縱向狀態的AB線段表示“主”的權力，AB線段的對角a稱為“民主”角，而線段OA表示社會的總權力。如果把這些線段的大小與“民主”角a的關系歸入平面三角函數，就會產生以下的關系式： 　　

“民”的權力OB=OA.cosa 　　

“主”的權力AB=OA.sina   　　

由此可知，“民”的權力和“主”的權力都隨民主角a的變化而變化，當a逐漸變大時，“民”的權力逐漸喪失，“主”的權力逐漸變大，這說明a角變大的過程也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二元對立加劇的過程。當a角大到一定程度，“民”的權力不能維持基本生存時，就會爆發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過程也是a角逐步變小的過程，當舊有的政權滅亡了，新的王朝還未建立之時，a角接近0，這時“民”的權力達到最大值。當一個新的政權建立后，a角又逐漸變大，“主”的權力增加，“民”的權力減少，這就是人類歷史的周期率?！　?/p>

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統治權力是世襲的家天下，統治權力的更迭需要較長的歷史周期，對于民主體制的政治權力如何說明呢？　　

民主制和君主制，從階級關系上看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政權的性質都是代表少數剝削階級利益的，都是建立在“民”和“主”二元階級對立基礎之上的，只要是這種性質的政權，它一定要服從歷史的周期率。但民主制的周期率與君主制的周期率有許多顯著的不同： 　　

1．君主制的政權是私有的，是繼承的；民主制的政權從表面看是公有的，是選民用選票貼出來的?！　?/p>

2．君主制的歷史周期率是比較長的周期率，政權更替是階級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不是人為設計的。一般顯現出不受控的暴力革命形式；民主制的周期率是短周期，權力交接的周期是人為設計的，它不是階級矛盾激化的必然釋放，但在權力結構的設計上，資產階級處處設定了保證資產階級政權性質的安全閥，但二元對立的權力架構不會因統治者的更替而變動。它并不能保證“民”優先于“主”的民主原則，本質上，它保證的是“資”優先于“主”的“資主”原則，民主只是用選票貼出來的彰眼外衣。 　　

二．毛澤東的民主思想　　

1．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毛澤東民主思想的核心 。　　

毛澤東以唯物史觀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比嗣袷菄业闹黧w，是社會勞動實踐的主體，是社會權力的來源，也是國家權力的所有者，是國家真正的主人。在階級社會里，人民不是所有的人，不是抽象的“民”，是那些正在從事社會勞動的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革命的知識份子，他們是社會的大多數?！　?/p>

毛澤東根據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析，在中國諸矛盾中，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階級的核心力量，始終處在諸矛盾的中心，不管是戰爭年代還是和平建設年代都是如此。所以，毛澤東一直把共產黨“為什么人，走什么路”視為頭等重要的問題。為了確保在“民”與“主”這一對矛盾中，“民”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優先權，毛澤東在建黨、建政、建軍這些重大課題中，都具有許多超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建樹，以避免或消除黨民之間、政民之間、軍民之間的矛盾，由于共產黨的變質而成為統治黨、專制黨，致使以上的矛盾激化成二元階級對立，重蹈歷史周期率的復轍?！　?/p>

2．共產黨的核心力量來源于人民，來源于自身的開放，黨民相融?！　?/p>

首先，毛澤東的民主思想確定了共產黨的宗旨。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在同一篇文章中又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泵珴蓶|的這些民主思想都源于歷史唯物主義“民”的權力優先于“主”的民主觀，這種民主觀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人民民主觀區別于資產階級民主觀的根本標志?！　?/p>

其次，毛澤東為了確保人民民主觀能在社會實踐中得以實施，又提出了共產黨區別于其它政黨的三大標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它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薄拔覀児伯a黨人區別于其它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標志，就是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系。”“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同其他政黨相區別的標志之一?！保ā墩撀摵险罚　?/p>

毛澤東提出的三大作風，讓中國共產黨成為立體開放的黨。從黨員個體的內心開放（自我批評）到相互關照的外在開放（相互批評），在平等基礎上的領導（主）與被領導（民）相互開放，而且，這種開放首先保證“民”的優先話語權，這一點，凡是年長的共產黨員都有切身體會?！　?/p>

毛澤東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解決“小矛盾”的“小民主”，有時也稱“民主生活會”。但每過一段時間，遇到“為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重大路線斗爭時，共產黨就會“開門”整黨整風。所謂“開門”就是讓人民群眾直接參與對黨的批評和斗爭，這就是解決大是大非問題用的“大民主”。　　

共產黨的開放，使共產黨與人民水乳膠融，不斷補充新的信息與能量，共產黨在開放中壯大成長。毛澤東同時認為，如果共產黨對人民不開放，它一定會變為一潭死水，非腐敗發臭不可，最后成為人民反對的統治黨。毛澤東把共產黨建成真正開放的黨，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理論的重大貢獻。 　　

3．共產黨的執政是通過群眾路線實現的?！　?/p>

毛澤東為了不讓共產黨成為高踞群眾之上的統治黨，在領導與被領導之間形成二元對立關系，讓民主角a降到最小程度，他規定黨和政府各級領導機關必須依靠群眾執政。他在《關于領導方法若干問題》一文中，對馬克思主義有著獨創性的經典論述：“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從這段論述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以下幾點：　　

（1）共產黨的權力意志不是少數領導者憑頭腦、憑書本、憑“生吞活剝”、或憑經驗得出來的，而是來自群眾的分散意志，黨的領導只體現在對群眾意見的收集、加工、上升為理性意志。　　

（2）共產黨的理性權力意志，不是靠少數領導人站在群眾之外，或站在群眾之上，以“當官做老爺”的方式向群眾發號施令。而是要共產黨人融入群眾之中，和群眾一起理解權力意志，進而形成群眾自己的意志，再變成群眾的自覺行動。實現“讓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目標。　　

（3）共產黨的領導權力體現在引導群眾自己統治自己，全方位通達人民意志的工具性中介上，體現在共產黨人的模范帶頭作用上。從根本上消除共產黨與其領導的人民群眾產生二元對立，避免歷史周期率在共產黨身上發生?！　?/p>

（4）共產黨必然在陽光下與人民共同執政。　　

（5）共產黨時刻處在人民群眾的直接監督之下。　　

（6）共產黨不離開人民群眾單獨使用權力，這是“共民執政”的一元統治，而不是“為民執政”的二元統治，“共民執政”的一元統治，是消除歷史周期率的根本途徑。因為a角處在最小化狀態?！　?/p>

（7）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發現和發展真理的動力，而實踐的主體恰恰是人民群眾。 　　

4．共產黨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員要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p>

早在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精神貴族，那么，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钡搅私▏蟮?964年，鑒于蘇聯共產黨變成修正主義黨的教訓，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們的黨和國家干部都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并規定國家干部要定期“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在勞動中要實行與勞動人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三同”，又把“三同”作為經常性的干部制度。這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共民”執政的民主思想，也是保證“民”優先于“主”的政治制度。　　

5．勞動人民在文化教育中的優先權。　　

 為了提高勞動人民的自治能力，縮小與黨政領導間的政治文化差距，毛澤東利用“夜校”、“互助”、創辦學校等各種教育手段，對勞動人民進行“掃盲”教育、“科普”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在正規的學校教育中，通過“保送”、“調干”等各種政治手段，保證勞動人民及其子女能享受到正規教育，其比例與勞動人民占總人口的比例大體相當。這一政治措施看似不公平，其實非常公平。中國的勞動群眾是絕大多數，他們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體，但他們的文化知識相對落后，子女受到的正規教育也相對滯后，如果完全按照考試成績錄取，大量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會失掉受正規教育的機會，這就造成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不能供養自己的子女學習，這才是最大的社會不公。  　　

同時，毛澤東還規定了“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保ā蛾P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仍然體現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必須成為勞動者，并為勞動者服務，而不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的精神貴族?！　?/p>

毛澤東不僅讓勞動人民及其子女享有受教育的優先權，而且提出文學藝術也要為工、農、兵人民大眾服務，在文學藝術的載體上，要表現工、農、兵，歌頌工、農、兵，提倡工、農、兵自編自演的各種文化形式?！　?/p>

6．通過群眾評議，直接從工、農、兵人民群眾中培養和選拔黨政各級干部，廢除“科舉”式的選拔干部制度，從而保證黨的干部隊伍來源于從事實踐的“民”，又要“全心全意地”服務于從事實踐勞動的“民”。 　　

 毛澤東為了保證“民”優先于“主”的民主制度內容很多，是個完   整的科學體系，我所說的這些只是“九牛一毛”?！　?/p>

    毛澤東民主思想的豐富內涵和實踐，我無論如何也是理解不深的，   但我還想作一個偏狹而膚淺的解釋?！　?/p>

（1）歷史唯物主義的內涵。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是國家的真正主人，“民”優先于“主”的民主原則是唯物史觀的內在必然。國家的方針、政策、路線、法律、文化教育等都是為這個民主原則服務的政治制度。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作為人民“向導”的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不會蛻變成與人民對立的統治黨，重蹈歷史周期率的復轍。 　　

（2）對立統一的辯證唯物主義內涵。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社會中的各種關系都符合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毛澤東將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區分為兩大類，即非對抗性的和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的矛盾關系，一般表現為非對抗性的，毛澤東將矛盾各方平等的參與、討論、協商、批評與自我批評，也稱為民主，這種民主形式是化對立為統一的一般手段，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有效方法。　　

在解決敵我矛盾時，毛澤東也是堅持人民是國家主體的唯物史觀。保衛國家，解放自己，人民都有優先權。毛澤東就曾作為人民的一員使用過這種優先權，帶頭將自己的長子送到朝鮮戰場，抗擊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用鮮血和生命履行了國際主義義務。毛澤東還認為，只有人民愿意戰爭的時候，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人民堅持戰爭的時候，才能贏得戰爭，沒有人民的自覺參與和支持，任何戰爭都注定要失敗，人民戰爭就是“武化”了的“大民主”，以“民主”奪回“民主”或保衛“民主”?！　?/p>

（3）毛澤東的“民”優先于“主”的民主原則，不是空談什么“人民當   家作主”，而是通過黨的各項方針、政策、路線、落實在社會實踐的活動中，落實在社會的每一個細胞里。毛澤東時代，雖然大小群眾運動不少，但那是一個“夜不閉戶”、“路不失遺”的太平社會；是一個56個民族相敬如賓的全國大團結社會；是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高尚道德社會；是個清除了“黃、毒、賭 ”的潔凈社會。如果沒有“新民主主義秩序”派的干擾，這個社會一定會建設的更美好，這就是毛澤東民主思想的巨大成功。 　　

三．發動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民主思想的內在必然。 　　

1．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黨內矛盾斗爭長期積累和性質發生變化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以后的社會實踐，使黨內對中國要向“何處去”的問題產生分歧，分歧的本質還是“為什么人，走什么路”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戰爭年代似乎不突出，因為當時進行的戰爭就是人民戰爭，也是一種特殊的“大民主”形式，共產黨離開了人民群眾的參與和支持，不要說贏得戰爭，連進行戰爭也支持不下去。所以，人民的力量，共產黨是能直接感受得到的，對毛澤東“民”優先于“主”的民主思想和各項方針政策沒有原則分歧。又正是毛澤東的民主思想及其路線沒有受到黨內的嚴重干擾，得到了較為完整的貫徹，才贏得了人民，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p>

毛澤東用“大民主”式的人民戰爭讓共產黨成為統治階級的“核心力量”，對毛澤東的這次“大民主”運用，除了帝國主義、官僚資產階級、封建貴族的遺老遺少感到仇恨以外，在共產黨內沒有太多的疑義。為什么解放后，毛澤東再搞“大民主”式的群眾運動，黨內就產生了嚴重干擾呢？其原因就在于，解放后的“大民主”有的革命“革”到一部份不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的頭上了?！　?/p>

共產黨依靠人民的力量取得政權后，是繼續與人民同甘共苦，與人 民“共政”，還是與人民分道揚鑣，成為踞于人民之上的統治黨？同意 前者，就是堅持毛澤東的民主思想，搞社會主義革命，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前無古人的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同意后者，就是繼續走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道路，“確定新民主主義秩序”，走在共產黨統治下的資本主義道路，完成蔣介石國民黨在大陸的未竟之業。　　

解放初的實踐告訴毛澤東，共產黨進城后的變化比他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估計的還要嚴重，貪污腐化、鋪張浪費、官僚主義頻頻發生。土地改革后，實現了小農土地私有制式的“耕者有其田”，農業生產有了暫時的快速發展，但農村也快速出現了兩級分化，如此下去，共產黨就會重蹈國民黨的復轍，中國社會就要重演歷史的周期率。中國的實踐要求毛澤東要重新審視資產階級革命性質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還要走多久，他希望結束得越快越好。但這一想法受到“新民主主義秩序”派的有力抵制和干擾。于是，他再一次將自己的主張與人民群眾見面，搞“大民主”式的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他沒想到的是，正是“新民主主義秩序”派以極左的面目利用了這次“大民主”運動，大搞浮夸風和共產風?！　?/p>

毛澤東是位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受到黨內外、國內外多種壓力的情況下，他咬定共產黨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這座青山不放松。他根據《浙江省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寫了重要的批語：“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薄　?/p>

于是，他決定對全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過“大民主”的方式揭露黨內的陰暗面，讓人民群眾看清共產黨內已經形成“官僚主義”的特權階級，他們不再是“人民的勤務員”，而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一批與人民相對立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他們，要在中國完成蔣介石國民黨未完成的事業。但由于這次運動還在“新民主主義秩序”派的領導下，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權力體系。相反，毛澤東被他們逼得不得不拿著《黨章》和《憲法》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會議，以此來保衛自己在黨內的合法權利。 　　

這時的毛澤東認定那些“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6年5月16日同一個“通知”里，他進一步指明了斗爭的性質：“他們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們同我們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絲毫談不上什么平等。因此，我們對他們的斗爭也只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系，”　　

毛澤東在這些“加語”里，清楚地傳達了他的看法，只要有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的社會里，歷史的周期率不可避免。他想通過文化大革命這樣“大民主”的形式，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歷史周期率，既使社會矛盾積累的能量得以釋放，又能鍛煉億萬人民反修防修的能力，同時又能發現、培養無產階級的接班人，實現權力相對平穩的移交，其周期時間是“七、八年”，相當兩屆任期。 　　

于是，毛澤東再一次發動“大民主”式的人民戰爭，他作為人民的“向導”，把毛澤東的民主思想不通過“官僚主義者階級”控制的黨委，直接與群眾見面，化為群眾的自覺行動，讓人民自己起來打倒自己頭上的“官老爺”，讓人民自己聯合起來從走資派手里奪回屬于自己的權力，這就是人民民主的多數專政，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由來與本質。據此，我們就不難理解毛澤東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與打垮國民黨蔣介石連系在一起，因為國民黨蔣介石和共產黨內堅持“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走資派，他們走的是同一條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實行的是同一性質的資產階級專政，要保護的同樣都是外國資本，官僚資本和權貴資本。既然黨內走資派與蔣介石反動派有如此驚人的相同之處，毛澤東必然將打垮蔣介石的“武化大民主”轉換成“文化大民主”的形式打垮黨內的走資派，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形式的由來。 　　

2．矛盾性質的轉化，文化大革命變成防修的大演習。 　　

毛澤東根據對立統一的辯證規律，認為矛盾的性質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相互轉化的，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不好會轉化成敵我矛盾，敵我矛盾通過斗爭也可以轉化成人民內部矛盾，更何況共產黨內呢。毛澤東認為，經過66年、67年、68年兩年多的“天下大亂”，黨內走資派經歷了人民群眾的斗爭與批判，失掉權力后的“靠邊站”，下放參加工廠、農村的勞動鍛煉，多次的“檢討”或“認罪”，矛盾的性質應該起變化。以中共“九大”為標志，“安定、團結”成為當時文革的主旋律。毛澤東開始重新審視走資派的變化，對走資派又做了進一步的區分，可以“改悔”的走資派是“大多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是“極少數”。即使這樣，毛澤東還期待“死不改悔”的隊伍中有人能變成“改悔”。最后，除掉“叛徒”、“內奸”、“工賊”以外，好像沒有幾個被戴上“死不改悔走資派”帽子的人，第二號走資派人物的復出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p>

就在敵我矛盾向人民內部矛盾轉化的同時，人民內部矛盾，有的開始向敵我矛盾轉化，“林彪反黨集團”的出現，就是最明顯的標志。再加上在各級“革委會”和“黨的核心小組”領導下的“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的擴大化，人民內部的“階級敵人”在增多，走資派隊伍中的“階級敵人”在減少，正是這“一多”和“一少”使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成為一場防修的“大演習”。  　　

3．文化大革命的遺產。 　　

對于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專門從事文革研究的學者做了深入的探  討，著述也很多，我再說三道四可能都是多余。不過，我還想再說幾句，文化大革命將毛澤東及其思想推向全國，推向世界，推向歷史，推向現實，推向未來。它是人類民主思想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頁，它是人類文化基因庫中最難丟失的基因  ，就在于它在很長歷史時期內，總是有人說好，有人說壞。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的代價就算不了什么，不是“浩劫”，而是“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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