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改革二十年祭：從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到普京

一個政黨在取得政權后，怎樣有效地執(zhí)掌政權、治理國家，是一個歷史性、世界性的課題。

20年前，也就是1985年3月，蘇共最后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上臺。今年是戈領導蘇共開始所謂改革20年。因此，很高興有這樣一個機會和大家談一下關于蘇聯(lián)、蘇共和俄羅斯問題。主要講三方面的問題：

一、戈爾巴喬夫時期，一個強大的74年執(zhí)政歷史的政黨－蘇共是如何在思想上走向自我毀滅的。

二、葉利欽時期的政治自由化和經(jīng)濟私有化運動怎樣使一個大國在政治上變成一盤散沙、經(jīng)濟上變成一蹶不振的。

三、普京如何面對社會遺產，進行治理和整頓，探索俄羅斯發(fā)展之路，應對白樺革命的。

也就是從三個方面——思想方面、經(jīng)濟方面、政治方面解讀20年來蘇聯(lián)－俄羅斯社會。縱向進行三個歷史時期的對比，橫向進行中俄比較分析。

分析戈爾巴喬夫時期的蘇共和蘇聯(lián)是為了觀察一個政黨喪失自己的執(zhí)政地位，甚至走向自我毀滅的；分析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是為了判斷走另一條相反的道路究竟通不通，會帶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分析普京時期的俄羅斯是為了體會如何應對挑戰(zhàn)，堅定信心，走自己之路。

蘇共垮臺、蘇聯(lián)解體已經(jīng)14年了，人們可以羅列或歸納出不少導致蘇聯(lián)解體或蘇共垮臺的原因。有的人習慣尋找蘇聯(lián)解體的歷史淵源：說蘇聯(lián)就象一個帝國，垮臺是必然的；有人追根溯源到十月革命，認為十月革命走錯路了；也有的人著重分析蘇聯(lián)高層領導人的政策選擇，討論戈爾巴喬夫當時走的路到底對不對，怎么把蘇聯(lián)搞垮的；也有的同志關注體制問題，認為蘇聯(lián)解體源于斯大林過去實行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jīng)濟體制；還有的同志強調其他客觀原因，如民族問題、1986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遇到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阿富汗戰(zhàn)爭等等；有人也從蘇聯(lián)對外霸權和對外關系上解釋蘇聯(lián)解體的原因。

在戈氏改革20年之際，俄羅斯最新社會調查顯示，44％也就是近一半的俄羅斯人認為，蘇共改革失敗的原因是戈爾巴喬夫領導造成的。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導致了三個后果：1、國家的解體；2、制度的更替，即社會主義的蘇聯(lián)被一種資本主義所替代，當然是什么樣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有爭論的，有人說俄羅斯形成了一種寡頭的、犯罪的、野蠻的資本主義；3、作為執(zhí)政黨、一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大黨——蘇聯(lián)共產黨也垮臺了。

包括蘇聯(lián)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一直是在有著300多年歷史的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和經(jīng)濟政治擠壓下探索前進。在十月革命勝利以及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前后，蘇共以及群眾堅定信仰，昂揚的斗志。蘇聯(lián)人民滿懷精神和豪情完成了史無前例的工業(yè)化，打敗了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成為社會主義強國。雖然后期思想領域出現(xiàn)了僵化和教條，但決不至于在思想上分裂、乃至一敗涂地。正是蘇共最后一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思想上一步步落入陷阱，失去理想和信仰，丟掉原則，失去靈魂，成為“泥足巨人”，最后被徹底擊跨，一敗涂地。

蘇共失敗原因體現(xiàn)在思想領域許多方面，如信仰、指導思想、理論武裝及研究、文化、教育、宣傳思想政治工作、輿論、歷史觀、道德及價值取向等。在這里，我主要講三方面的問題：一是指導思想和組織領導問題；二是思想界和知識界的變化問題；三是政治思潮和輿論導向的問題。

1983年，尼克松在考察幾個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共產黨人已經(jīng)失去信仰。正在崛起的一代領導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務實派。戈爾巴喬夫在自傳中曾經(jīng)寫到，他自己最重要的思想轉變是在1985年上臺以后。特別是在1987年和1988年，他的變化特別大，可以說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戈爾巴喬夫[1]自己承認，正是1987－1988年期間他的思想發(fā)生了根本轉變。實際上，據(jù)戈爾巴喬夫最親近的一位助手阿·切爾尼亞耶夫回憶，“戈爾巴喬夫早在來莫斯科任職前，內心深處就作好來摧毀馬列主義正統(tǒng)思想的準備。”[2]為達到目的，他開始閱讀各種地下出版物及助手們挑選和推薦的一些內部讀物和翻譯作品。他自白道，隨著經(jīng)驗的積累，變得明確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襲擊我國的危機并非局部，而是整個制度的性質。發(fā)展的邏輯使我們認識到，即不是應該完善整個制度，而是攻入他的基礎本身。[3] 他寫道：“1988年我們意識到，必須對制度本身進行根本改革。由此進入了內容豐富的第二階段的改革，這應立足于另一些意識形態(tài)觀點，其基礎就是社會民主思想。”[4]

戈爾巴喬夫提出：“我們肯定輿論多元化，擯棄精神壟斷的做法。”[5]戈爾巴喬夫所謂破除精神壟斷和推行多元化說法實際上就是放棄對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領導，搞放任自流。20世紀80年代后期，蘇聯(lián)改革剛剛起步，身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的思想就發(fā)生了根本的轉變，這對蘇共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方向和內容產生的巨大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一個政黨領袖帶頭背棄黨的信仰，思想上逐漸脫離了建黨原則，精神上盲目信仰西方模式，行動上過分幻想和依賴西方的援助，蘇共的命運已在劫難逃。

1990年夏，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已經(jīng)決定要拋開黨。蘇共28大會議期間，他在回答自己多年的助手阿·切爾尼亞夫時說：“聽著，托利亞，我……許多人像是約好了一樣，都說服我甩掉總書記一職。可你要明白：這個討厭至極的瘋狗不能松開繩子。如果我這樣干了，那這個龐然大物就會全部反對我”。有關戈爾巴喬夫要擺脫黨的思想，身為親密助手的阿·切爾尼亞夫在1993年和1998年兩次回憶錄中透露。只是在1998年用“怪物”一詞代替了“狗”。[6]

為更好地貫徹自己的意圖，戈爾巴喬夫重用亞·雅科夫列夫，取代葉·利加喬夫來主管蘇共意識形態(tài)工作。[7]

我們特別要講到亞·尼·雅科夫列夫。作為戈爾巴喬夫政治上的左膀右臂，這位原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亞·尼·雅科夫列夫曾負責蘇共的意識形態(tài)工作。這個人的歷史可能有的同志了解，有的同志還不了解，應該說他在推動蘇共垮臺方面起到了非常惡劣的作用。下面我把他自己寫的一本書中的一些言論介紹一下。從他的兩部書《一杯苦酒》、《記憶的旋渦》以及他的戰(zhàn)友的評價中可以看出，作為蘇共后期負責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主要做了一下幾件大事：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攻擊十月革命，否定社會主義，充當戈背離、背棄、背叛的大謀士，電視報刊等主要傳媒中清理異己，安插親信，否定蘇共歷史，搞平反。

看看在80年代這個負責蘇聯(lián)宣傳思想政治工作的人自己對馬列主義是什么態(tài)度呢？他公開宣稱：“我個人并不相信布爾什維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生命力’，我尤其批判反人類的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8]

1985年，雅科夫列夫利用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身份上書戈爾巴喬夫，他早在1985年就提出了“民主性、公開化、多黨制、總統(tǒng)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議”。那時，他甚至還公開提出了組織上將“蘇共一分為二”的建議：把蘇共分成社會黨和人民民主黨，全民投票選舉總統(tǒng)，任期10年……政府由在全民選舉中獲勝的黨的總書記領導，等等[9]。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戈爾巴喬夫還剛剛上臺，蘇共最高領導層就已經(jīng)冒出分裂黨的念頭，思想上出現(xiàn)這么大的動搖的話，蘇共滅亡的命運也是早已注定。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后，恰恰給了雅科夫列夫以輿論控制權，特別是掌管主要報刊的權力以及媒體主編的人事任免權。

第二個問題我想講講蘇聯(lián)解體前后知識界發(fā)生的變化。通過這面鏡子也可以反思一下蘇聯(lián)解體的經(jīng)驗教訓。我們總是說蘇聯(lián)近幾年上演了一部活劇，留下了許多深刻慘痛的教訓。今天的中國經(jīng)歷不起這么大的社會震蕩，應該說俄羅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免費受教育的機會！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蘇聯(lián)思想領域界怎么變化的？俄羅斯科學院經(jīng)濟學博士克洛茨沃格教授回憶道，從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社會主義蘇聯(lián)演變成今天的俄羅斯，在知識分子的頭腦中經(jīng)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崇拜西方、失去自信。80年代中期，一批高級知識分子開始在報刊上攻擊社會主義，說社會主義這也不好，那也不好。他們到過西方國家，將西方國家描述的完美無缺，什么都好。就跟報刊上所說的，西方街頭的垃圾桶都那么漂亮。這些知識分子不是經(jīng)濟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或社會學家，而往往是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報紙、雜志的編輯很樂意發(fā)表這些人的文章。

第二階段，自我批判，開錯藥方。到了1989年以后，戈爾巴喬夫重用了一些人，他們都是所謂“經(jīng)濟學領域、社會學領域、法學領域的專家”。現(xiàn)在看來這些滿腹經(jīng)綸的院士看出了問題，但卻開錯了藥方。或者說他們的處方已經(jīng)無益于蘇共那些高燒的政治狂人。

第三階段，完全否定、徹底拋棄。這時期一些少壯派知識分子從政的“新貴”，也有部分原蘇共的高級官員，他們看到了迅速市場化和快速私有化的好處，他們一邊高呼“自由主義”的口號，一邊利用手中掌握的黨和政府的權力，趁機撈取了巨額的財富，實現(xiàn)了權力向資本的轉變。結果是：在經(jīng)濟上，摧毀了社會主義經(jīng)濟制度，推行了私有化，造成了兩極分化，用國家財富培育和扶植了私人財團；在政治上，摧毀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推翻了蘇維埃政權，推翻了共產黨，建立起一個代表新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的，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相對立的寡頭“民主”政治。

回顧1991年以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忽左忽右，沒有起到什么效果。葉利欽之所以能夠打敗戈爾巴喬夫，因為他采取了一個個激進的冒險行動，賭贏了。葉利欽提出，要徹底就是完全打碎蘇聯(lián)的經(jīng)濟制度，照搬西方的政治經(jīng)濟制度。

下面我講第三個問題是蘇共在新聞宣傳和輿論導向工作中的失誤和教訓。我們認為從80年代至90年代蘇共垮臺前夕，最重要的輿論轉變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鼓吹對外政策上的“新思維”與無限制的輿論“公開性”。

（二）由“歷史翻案”到“社會復辟”。否定蘇共歷史，掀起一股股強大的歷史反思熱。與此同時，一些原蘇共領導人抓緊時間“洗頭革面、改姓易幟”，俄國的沙皇舊勢力也紛紛回國。一些人聲稱自己有羅曼諾夫王朝的血統(tǒng)，開始挖掘這些東西并以此為榮。葉利欽在“革命”勝利后親自主持把所謂末代沙皇的遺骸重新安葬。然而，到現(xiàn)在為止遺骸是真是假還不好說，但他做了一個隆重的儀式。另一方面，自由激進勢力大肆叫嚷“把列寧的遺體從紅場遷走”。一時間，蘇聯(lián)人民的思想混亂、理想破滅、偶像坍塌，整個社會的思想陷于情緒化，社會發(fā)展失去了航標、失去了路標。這些都加快了蘇共意識形態(tài)崩潰的進程。

（三）提出“反特權、反官僚機構”的口號到瓦解蘇聯(lián)、推翻國家制度。

（四）由爭取“地方自主權”、“民族自決權”口號到“獨立”思潮和分離、分裂運動。

以上我簡單列舉了蘇共后期在意識形態(tài)工作中犯下的一些致命的錯誤，這包括在指導思想和組織領導方面的問題，在思想領域和知識界內部出現(xiàn)的問題，在政治思潮演變和引導輿論方面出現(xiàn)的問題等。當然，蘇共后期意識形態(tài)工作中的失誤和錯誤還不限于這些。蘇共后期在文化藝術、大眾傳媒、理論研究和青年教育等方面也問題頗多、漏洞頻繁。特別是蘇共在西方進行和平演變，長期開展對蘇“心理戰(zhàn)”、“攻心戰(zhàn)”的形勢下喪失警惕，全面敞開胸膛，妄想一下子投入西方的懷抱，融入西方，躋身西方文明社會，最后在這場信息戰(zhàn)、宣傳戰(zhàn)中遭受徹底失敗，結局慘痛，教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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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俄羅斯學者指出，戈爾巴喬夫出生在1927－1933年間，被稱為是“金色的一代”。因為1918－1926年出生的男性參加了衛(wèi)國戰(zhàn)爭，不少人戰(zhàn)死在疆場。而戈爾巴喬夫一代是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接受大學教育，又在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時期開始步入社會。— 參見亞·謝·巴爾辛科夫：《當代俄羅斯歷史導論（1985－1991）》，莫斯科2002年俄文版，第56頁。

[2][俄]阿·切爾尼亞耶夫：《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209頁。

[3][俄] 米·謝·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頁。

[4] 參見[俄]《自由思想》雜志1995年第3期，第9－10頁；轉引自李興耕等編：《前車之鑒：俄羅斯關于蘇聯(lián)劇變問題的各種觀點綜述》，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頁。

[5] [蘇] 米·謝·戈爾巴喬夫：《在蘇共第十九次全國代表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載[蘇]《真理報》，1988年7月1日。

[6] [俄]阿·切爾尼亞夫：《與戈爾巴喬夫一起的六年》，莫斯科1993年俄文版，第356頁；《蘇聯(lián)總統(tǒng)助手日記》，莫斯科1998年俄文版，第326頁；阿·切爾尼亞耶夫：《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年中文版，第425頁。

[7] 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tài)》2001年第4期。

[8] [俄]亞·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主義和改革運動》，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頁。

[9] 同上，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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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葉利欽時期俄羅斯經(jīng)濟私有化的嚴重社會后果

1991底蘇聯(lián)解體，俄羅斯進入了一個政治動蕩、經(jīng)濟衰退、社會災難的葉利欽時期。在“民主化、私有化、自由化”的口號下，掩蓋不住“政治上“你死我活”爭權奪利、經(jīng)濟上“你爭我奪”分肥搶缺”的現(xiàn)實。20私有化實際上演變成為一場空前的財產“大分割”運動。幾年間，大規(guī)模、“閃電式”的私有化運動從根本上瓦解了原制度的經(jīng)濟基礎，改變了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形成，導致了金融寡頭的出現(xiàn)，激化了社會矛盾，滋長了經(jīng)濟犯罪，后患無窮。

（一）俄羅斯私有化的特點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上動因，而非經(jīng)濟上的考慮。”[1]。

(2)私有化法律準備嚴重不足。俄羅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或概念，依靠的是“總統(tǒng)令”和綱要，而不是靠法律進行。這樣可以繞開議會中的抵制。私有化運動實際上加快了舊官僚和新權貴將手中“瓜分的社會財產”合法化的進程。

(3)追求速度和規(guī)模，大規(guī)模、突擊式、閃電式地推進私有化。西方資本主義走過了幾百年時間，而俄羅斯改革派期望短時間培育出千百萬私有者。英國一個大型企業(yè)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時間，而俄羅斯期望在一兩年的時間突擊式完成15000家國有企業(yè)的私有化。

(4)與其它國家不同，俄羅斯被私有化的是國有資產中的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羅斯大型國有企業(yè)私有化過程中，一些潛力雄厚的資源、原料型企業(yè)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開采、冶煉，有色金屬、航空企業(yè)等。

權錢交易普遍，私有化的社會后果十分嚴重。

(二)俄羅斯私有化的目標和實際結果

按照《俄羅斯私有化綱要》的規(guī)定，私有化要實現(xiàn)以下七個重要目標：形成一個私有者階層；提高企業(yè)的經(jīng)濟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會保障資金體系；促進國家財政狀況的好轉；提高競爭力、經(jīng)濟非壟斷化；吸引國外投資；為私有化創(chuàng)造條件、建立良好的組織體系。

然而幾年過后，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私有化的實際結果與最初目標相差甚遠。私有化既沒有實現(xiàn)增收的目標，也沒有達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實際上成為一些國有優(yōu)勢企業(yè)的“大拍賣”，成為對國有資產的大分割。

（1）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相反卻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俄羅斯社會中大多數(shù)意見認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預算資金收入也微乎其微。1992－1994，俄羅斯有共計64829個企業(yè)進行了私有化改造[2]，占4年間私有化企業(yè)總數(shù)的一半以上。統(tǒng)計資料表明，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羅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0.02％—0.04% ,占預算收入的 0.13%—0.16% [3]。大量材料顯示，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私有化為少數(shù)人提供了絕好的斂財機會，無法統(tǒng)計的國有財產被變相轉手或侵吞，削弱了國家的總體經(jīng)濟實力。有資料顯示，1996年俄羅斯經(jīng)濟的損失相當于蘇聯(lián)在二戰(zhàn)中的損失的2.5倍[4]。

（2）私有化未能達到提高經(jīng)濟效益的目的。幾年來的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私有化后的企業(yè)與原國有企業(yè)的經(jīng)營狀況相差不大，經(jīng)濟效益差別不甚明顯。社會學調查結果顯示，在經(jīng)營管理、勞動態(tài)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業(yè)與原國營企業(yè)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反倒是一些新出現(xiàn)的私營企業(yè)大大區(qū)別于私有化的企業(yè)和國有企業(yè)[5]。

私有化后，俄羅斯航空制造業(yè)的生產能力只有原來的12％－15％。以前每年生產400架各種類型的飛機，現(xiàn)在生產大大萎縮，每年不超過20架。

（3）私有化損害了俄羅斯產業(yè)部門的競爭力。

（4）私有化吸引外資效果微乎其微。90年代中后期，西方在俄羅斯的投資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蘭為326美元，而智利為585美元。

（5）私有化惡化了社會局勢，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嚴重

社會學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shù)人并不認為私有化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處的只有70－90萬人，最后能夠分搶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極少數(shù)，這就是金字塔頂尖上那不足2000人[6]。

（6）私有化嚴重損害了俄羅斯國家安全。俄羅斯有關部門認為，私有化綱領中沒有顧及國家的經(jīng)濟安全和國防安全，過急的實施辦法激化了社會矛盾，嚴重影響了國家經(jīng)濟安全和國防安全。

（7）私有化引發(fā)了嚴重的社會犯罪。俄官方內部資料顯示，僅1996年，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記在案。而自私有化運動開展以來，共發(fā)案30000余起[7]。1997年初，俄內務部上報總統(tǒng)的材料中援引俄科學院分析中心的調查材料，指出，在私有化過程中，約有55%的資本和80%的有表決權的股票落入俄境內外犯罪集團手中[8]。

（三）私有化的社會政治后果

（1）社會后果。1999年8月26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fā)表了一篇題為《經(jīng)濟學的至理名言，也許對真正的老百姓卻是災難》的文章，其中援引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對蘇東國家經(jīng)濟轉軌的調查報告，稱“私有化使得1億多人陷入赤貧，數(shù)百萬人失去社會保障”。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卻是私人財團“爆炸式”的膨脹，約5％的少數(shù)人在短時間內聚斂了無數(shù)的財產之后暴富。

1993年俄羅斯“社會輿論”調查機構發(fā)布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有2/3的居民對私有化的結果持否定態(tài)度。有65.7％的國家杜馬議員認為“證券私有化是一場大騙局和對百姓的愚弄”[9]。

（2）政治貽害。俄羅斯私有化一開始就伴隨著激烈的政治斗爭，每項私有化綱領的出臺都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論的焦點。私有化不僅引起左翼反對派的抗議，而且導致自由派內部的分裂。1993年10月，為爭奪政治權力和對私有化進程的控制權，民主派領導人葉利欽下令坦克炮打“白宮”，強行解散當時的議會－最高蘇維埃。

俄羅斯私有化的一個嚴重政治后果就是造就了“財團控制經(jīng)濟、寡頭參與政治”現(xiàn)象。特別是1996年寡頭出資贊助葉利欽連任后，部分寡頭變本加厲，要求政治回報。他們乘機控制新聞媒體，借機操縱政治，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怪胎”[10]。

（3）近期動向。90年代末，俄羅斯社會反對私有化的聲音越來越強烈。1999年11月，俄羅斯“羅米爾”社會輿論調查結果顯示，65％的被調查者同意重新審查私有化的結果。

2000年以后，普京多次談到俄羅斯“寡頭參政、操縱輿論、瓜分財富”等情況。普京強調，國家權力不應被他們收買或私有化。隨后，普京巧妙利用機會和矛盾，穩(wěn)準狠出擊，各個擊破，先后查處了傳媒大亨古辛斯基、“克里姆林宮教父”別列佐夫斯基以及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殺雞儆猴、敲山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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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轉引自崔之元：《逆取而不順守：掠奪俄國國家資產的新動向》，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2000年8月25日。

[2]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結果與結論》，[俄]《社會與經(jīng)濟》雜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頁。

[3] 參見 [俄]《真理報》1996年4月24日。

[4] 弗·利西齊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羅斯經(jīng)濟的黑洞》，[俄]《今日俄羅斯聯(lián)邦》雜志1998年第20期，第28頁。

[5][美]約翰·艾爾、理查德·羅伊斯：《俄羅斯私有化：經(jīng)濟行為與政治激情》，[俄]《經(jīng)濟與管理》雜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頁。

[6] 弗·利西奇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羅斯經(jīng)濟的黑洞》，[俄]《今日俄羅斯聯(lián)邦》雜志1998年第20期，第27頁。

[7][俄]《獨立報》1997年1月17日。

[8] [俄]《獨立報》1997年1月17日；《消息報》1997年2月6日。

[9] 弗·利西齊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羅斯經(jīng)濟的黑洞》，[俄]《今日俄羅斯聯(lián)邦》雜志1998年第20期，第29頁。

[10] 俄“中心電視臺”總裁奧·波普佐夫答《共同報》記者問，轉引自

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

08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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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顏色革命與俄羅斯的政治應對

爭奪政權、瓜分財產 ― “政治上搶、經(jīng)濟上奪”演示著10多年來俄羅斯社會演變的主題。而政局動蕩不穩(wěn)、官場腐敗叢生、社會停滯不前、經(jīng)濟陷入危機則是其必然結果。世紀之交普京執(zhí)掌俄羅斯面臨著沉重的社會負擔和政治遺產。面對積重難返的俄羅斯社會，基于對歷史深刻的反思和對俄羅斯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全面把握，普京能否撥亂反正，理順關系，拯救俄羅斯社會于危機之中？幾年過去了，普京采取堅決的整頓措施，強化政治權威、整頓經(jīng)濟秩序，結束政治領域的“斗”和經(jīng)濟領域的“搶”，以強硬求“治”，以“治”求穩(wěn)。當然，普京之路并不平坦，境內外敵對勢力的批評和攻擊一直不斷。

2003以來，以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為代表，原蘇聯(lián)地區(qū)又發(fā)生了新一輪、非正常的政權更迭。被媒體稱為“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的成功，使得正陷于“反恐”泥潭的美國政界人士和謀士們如獲至寶、喜出望外：無需導彈和熱戰(zhàn)，兵不血刃，頻頻得手，既擴大了戰(zhàn)略空間，又傳播了自己的價值理念。西方媒體也趁勢助興，一面高呼國際政治中“第四波民主”的來臨，另一面呼吁對包括原蘇聯(lián)國家在內的一些“暴政國家”繼續(xù)進行“民主化”改造。

今年7月，歐洲議會發(fā)表300多頁的報告，對俄羅斯民主狀況提出嚴厲批評。2005年7月20日，美國國會兩院分別批準在2006財政年度撥款5.6億多美元，專門用于支持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原蘇聯(lián)地區(qū)“民主化”進程。面對西方的“民主攻勢”和越來越激烈的指責，普京不得不就“民主、自由”等問題與西方領導人開展對話，駁斥不實之詞，為俄羅斯發(fā)展道路辯解。

（一）關于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的“民主”。蘇聯(lián)解體后俄羅斯成為民主社會了嗎？對于俄羅斯在90年代初進行的民主化改革，普京認為是“偏激”的和“年幼”的[1]，超越了俄羅斯的社會現(xiàn)實。2002年普京在一次講話時指出：“俄羅斯的民主事實上是從上面來的……用法律甚至是命令實行了自由和民主。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有時急劇地超越了社會適應這些自由的能力…. ”[2]。

普京認為，90年代末期俄羅斯所謂的“自由”，只是極少數(shù)掌握金錢和財富上層人物自由。

2004年9月，別斯蘭嚴重恐怖事件發(fā)生后，普京在全國電視講話沉重地說：“這是一個偉大國家--蘇聯(lián)解體的后果…………我們地政治和經(jīng)濟體制不適應、不符合現(xiàn)實。”[3]

（二）推進民主應符合俄羅斯現(xiàn)實、歷史和文化傳統(tǒng)。普京認為，俄羅斯的民主制度應符合俄羅斯的現(xiàn)實，必須因地制宜，能夠解決國家所面臨的問題。

（三）關于民主與國家的關系。普京認為，現(xiàn)階段只有強有力的國家才能保護俄羅斯人民的自由和民主，國家的軟弱只會阻礙民主進程。國家的軟弱無力不能保證大多數(shù)普通百姓的自由和民主。“俄羅斯土地富饒，只是缺乏秩序”[4]。

（四）關于民主與經(jīng)濟基礎的關系。普京指出，民主應當建立在一定的經(jīng)濟條件之上。2004年3月，普京向法國記者表示：“絕對的民主概念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達到一定的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要想保障這些民主原則是不可能的”[5]。

（五）關于民主與法制和秩序。普京認為法治是民主的基礎，推進民主不能以犧牲法治和穩(wěn)定為代價。

（六）關于民主與新聞自由問題。早在2000年普京執(zhí)政之初就認為經(jīng)濟上不獨立的大眾傳媒不能算是擁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媒體經(jīng)濟效益不好,只好屈從于其主人或贊助者的商業(yè)和政治利益。2005年5月，普京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采訪時表示：“如果我們想要保證大眾傳媒的真正獨立，最重要的是要為他們建立起獨立的經(jīng)濟條件，使他們既獨立于國家又獨立于那些只保護自己集團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寡頭集團。”[6]
（七）關于民主與選舉形式等問題。2004年別斯蘭人質事件之后，普京采取了一系列加強中央垂直權利體系的措施，其中包括取消聯(lián)邦主體行政長官的直選，西方政界批評這是“民主的倒退”。2005年5月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采訪時普京表示，“在其他國家包括歐洲，地方領導人曾經(jīng)是一直是被任命的。因此地方領導人任命原則不是一國民主與否的標志……美國總統(tǒng)不是選民直接投票選出的，是通過復選人（選舉人）。在俄羅斯俄聯(lián)邦總統(tǒng)是由全國人民直接不記名投票選舉出來的，而在美國是先選出復選人，然后再選出總統(tǒng)。本質上我們把這種復選機制引入了俄羅斯聯(lián)邦州長的產生。這種在美國運用于全國的機制被認為是民主的，而在俄羅斯被用于地方水平上反而成了非民主的。總統(tǒng)由全民直接不記名投票產生應該是更民主一些，但是你們并不準備改變自己的體制。”[7]

（八）對西方民主的看法，反駁西方批評。普京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也不是盡善盡美。2005年以來，在民主問題上布什、賴莎加緊了對俄羅斯的指責，認為俄羅斯應當保持“民主的發(fā)展軌道”，俄羅斯的民主應符合“自由競爭、法制、新聞自由、選舉”等四項標準。普京對美國《60分鐘》節(jié)目記者說，美國在經(jīng)歷了2000年總統(tǒng)大選的尷尬之后，已經(jīng)沒有資格再來給他上民主課。

（九）關于“顏色革命”問題。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發(fā)生的政權更迭事件被西方鼓吹為民主制度的勝利。而普京在2004年12月的記者招待會上表示，這些地區(qū)“最讓我擔憂的是以非法律手段解決政治問題的傾向，這才是最危險的。如果走上一條持續(xù)不斷的革命之路，這些國家和人民不會得到任何好處，后蘇聯(lián)地區(qū)都將陷入無盡的沖突中去，后果嚴重。”[8]

普京對西方在民主選舉問題上的雙重態(tài)度頗有微詞。在2004年12月舉行的記者招待會，普京表示“伊拉克就要進行選舉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將從約旦監(jiān)督這次選舉。這簡直就是一場鬧劇！但當我們提議監(jiān)督車臣共和國的選舉時，得到的回答是——不行，不可以，因為那里條件不允許！盡管那里軍事沖突早已結束，且組建了政府機構。而在伊拉克全境百分之百被占領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選舉！”[9]

烏克蘭發(fā)生“橙色改革”期間，普京在印度訪問時說道，西方人拒不承認選舉結果，非要選舉出自己合適的人不可，為此他們可以選舉第三次、第四次!

（十）關于輸出民主問題。2005年5月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的采訪時表示認為“第一、民主是不能輸出的，民主是一國社會內部發(fā)展的產物。第二、在當今對國際法的遵守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只有如此我們才能建立起民主的世界秩序”。[10]同時，普京認為，不應把民主問題作為外交手段，以此來干涉別國內部事務和政策。特別是不容許利用民主問題來企圖從外部操縱作為一個大國的俄羅斯。2004年12月在記者招待會上普京表示,“民主不應成為外部勢力支持本國反對派顛覆現(xiàn)政權的手段。如果別國的批評是積極的，俄羅斯將洗耳恭聽，但如果那只不過是為了混淆視聽的話，則置之不理”。[11]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比較政治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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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在2000年就任俄羅斯聯(lián)邦總統(tǒng)的招待會上，普京就說到“我們政治開端的偏激性和我們民主的年幼性都已成為過去”。見《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66頁。

[2]普京：《俄羅斯不應該也不會成為警察國家》，載《普京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100頁。

[3]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09/04/1752_type63374type82634_76320.shtml

[4] [俄]《消息報》2000年2月25日

[5] 2004年3月普京答法國《巴黎競賽畫報》記者問。

[6]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7]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

[8]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9]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4/12/23/1414_type63380type82634_81691.shtml

[10] http://www.kremlin.ru/appears/2005/05/09/0800_type63379_8780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