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歷史是“文化決定論”的歷史

     最早提出“中國文化早熟”的，是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在他1921年完成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因將東、西方文化進行比較研究，得出了人類文化發展中的“三大路向”的理論。


     梁先生認為，人類最有代表性的文化有三種，即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人類文化（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應按照這樣的順序走下去——西方→中國→印度。西方文化正是如此，中國和印度卻沒按這樣的 程序走下去，不待走完第一條或第二條路，“就中途拐了彎，到第二或第三條路上去了，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后來一些中國或國外學者提出的關于中國文化早熟的論點與此有些出入，多指中國文化的歷史持久、實踐經驗豐富，并“早于”其他文化系統。


     如有人認為，中國文化在先秦（有文字記錄和考古證實的文化源始期），即已通過一些藝術形式具有了對人生、世界的細膩全面的表達。還有人認為，中國文化相對于其他文化系統在形式、結構、深度、寬度、辯證認識、倫理本位、生產目的上，較早就具有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具體的作為。西方的一些大家也有類似說法。如歌德所說“在審美標準上，當歐洲人還在叢林中奔跑時，中國人已有優美的傳奇故事了”；愛因斯坦說，“希臘哲學家們通過邏輯體系發現的東西，中國的先哲們全都先做出來了”；韋伯說，“儒家的精神取向是與世界的精神取向相應的”。即使從今天認可人數較眾的觀點，“中國文化是藝術與道德合一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科學與法律合一的文化”中也可看出：中國文化是一種“未來型”的文化。因為中國文化沒有經過“以邏輯科學作基礎、技術為應用、創新為先導、法律為保障的社會大生產的歷史階段”，而是直接進入了，以“天人合一”為前提，運用各種藝術形式、道德方式方法，在“安貧”中也能“樂道”，以求人間和樂的“共生主義”時代。


      不過，早熟也意味著某種內在的壓力。這在現代個體心理學、社會心理學、人類文化學以及文化哲學中已被證實。早熟是因為含有不成熟因素，但其表現及內涵都要比一般的成長要豐富。早熟的人抑郁深沉的多，早熟的文化矛盾性內耗多，都是不成熟的內在特質造成的壓力使然。中國早熟的文化在理論上統一了“人——社會——宇宙”，在“重義輕利”的歷史性的生產事實上，卻造成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人類世界史再無二例的、在動蕩中延續了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國人的實踐總是在理論前面，并屢為屢成，原因在思維方式中。由宇宙統一觀得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社會大一統”、“道德仁義禮智信”的結論，由此有“天下無棄物”、“萬物可備于我”、“無用之用”、“格物致知”、“有教無類”、“歸根知常”、“柔以勝剛”、“道法自然”、“道存萬物”等知行原則。這些知行原則造就了中國人的偉大的早熟特征：直覺發達。


      直覺是經驗的產物，但不一定是邏輯的結果。因為有“道可在萬物中”的觀念，所以有懷疑性聯系萬物的直覺判斷。這種以直覺認識宇宙的方式與思維特性，造就了囊天括地的中國文化中，那些令人嘆為觀止、技術成份發達、以社會人倫為目的的藝術品，以及內容豐富的文化遺產。且不說那些令世人公認并競相追逐的精絕文物，即使那些因政治哲學或政治文化上的需要而創造的現代也難以再建的宏大工程，如秦始皇陵、阿房宮、漢上林苑、唐都長安、故宮、圓明園，其體現出的藝術上、技術上的價值，亦是亙古嗟嘆的。


      中國人的系統觀在自然中，在以“人際——政治”穩定為目的的自然感應的宇宙統一中，是經驗與直覺把握的產物，不是邏輯推斷的結果。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天性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古代張衡、葛洪、一行等科學家的終極研究目的，不在社會生產中，而在政治倫理和宇宙統一的社會理想中。從藝法則中的“遷想妙得”、“外師造化”、“胸有成竹”、“天籟之音”、“法于天地”、“功夫在身外”、“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都是出于自然聯系的宇宙觀，決不愿在按部就班的邏輯推證中構成系統和整體。


      中國文化造成的思維方式特征，在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的情況下適合創造，但不適合推廣性應用——社會大生產，適合社會關系，但不適合生產力。中國古代文化科技中——有水利天文鐘但沒有鐘表；有水排和風箱，但沒有蒸汽機；有趙州橋、懸空寺，但沒有建筑力學；有包含宇宙的統一論，沒有關聯宇宙的“演繹說”；有唯理性的“直覺體系”，沒有唯理性的邏輯體系；有精妙的單傳性“驗方、絕活”，沒有普及性教育機制；有抽象原則組成的政治倫理論，但沒有解釋人際交往的“公共關系說”；有神秘且驗證性的相面術、“心法”、暗示術，沒有心理學及精神分析學有改變歐洲及至現代世界的四大“技術發明”，但沒有能說明其原理和用途的理論科學。。。。。。


      “大一統”的知與行，使中國社會歷劫不散，在道德、仁義、大同、中庸觀中產生的文化同化力，經數千年仍威力不減。但儒家的“入世”不以社會生產為目的，不以征服自然為條件，使中國人在重義輕利的實踐中工于創造卻殆于運用，形成以潛意識中的經驗主義為行為原則的經濟文化觀。如技藝傳習中不成文卻一直延行的“單傳”、“密宣”原則，對商品的規模化生產的制約是很明顯的。另外，古時候一些社會生產意義可能重于近日高科技的技術創造，因多用于“義”而少用于“利”，其成果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并不明顯。這種“重義輕利”或“義利并重”而以義為根本的思維原則，是與儒家未能實現的“大同”理想相適應的。而大同理想的內涵，又很類似于社會主義的理想——共產主義所要求的標準。


      馬克思主義重視生產關系、社會關系、人際關系，目的在社會生活中，與中國文化中的千古準則“道洽大同”不謀而合。但馬克思主義的偉大，更在于重視儒家所忽視的社會大生產——再生產，證明了：人類歷史在缺乏生產力的條件下的進步是不成熟的進步。由此比較出，中國傳統文化，對于現代社會的需要上，在“硬件”上的不合時宜、“軟件”上的早熟。


      中國的政治文化理想，也是出于倫理上的需求，目的是天下太平。“修－齊－治－平”觀使個人、倫理、政治密不可分，認為“關系”可以代替生產，由此而生豐富多彩的“愚忠”與“仕途”故事。


      儒家倫理——在社會中，認為倫理關系可以決定生活質量，從而達至“天人合一”；道家倫理——在自然中，認為無為不爭可以決定社會和諧，代替社會生產，達至“天人合一”。


     中國文化，現實在儒家中，理想在道家中。儒家的整合力強，但內聚太久，易“漚”出人際關系上的邪氣—內耗；道家的個人誘惑力強，卻縹緲遙遠，易使人和社會因耽于幻想缺衣少食。


      說中國文化早熟，還因中國文化中的“宇宙統一”、“倫理本位”與未來人類對自然的需求相同——共生、和諧、統一。不因求無限的功利，破壞自然。不像今日世界社會現狀的決定成因，西方的工業文化并至今仍起決定作用的信息文化，因心存征服、甚至干掉自然的野心，造成今天的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等等威脅人類自身生存的結果。歷史上，中國的土地歷經數千年不減地力，原因是運用了自然界的“消長互生”的原理。而現在中國一些地區與多數工業發達國家地力減退的原因，卻是一味“催生”的結果。


      人成熟的一元標準是倫理，要看其個性行為達成的倫理和諧的程度和對環境的進步作用；人成熟的二元標準是生理和心理，要看個性行為達成的生理與心理行為的協調程度和對環境的進步作用。此二標準的含義在古今中外的各種東、西方文化系統中，差異不大，如對“德性”或“個人修（教）養”的解釋。


      以此作比中國文化。用一元標準看，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倫理和諧是成立的，但對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作用并不大，其結果是使中國社會長期處于一種“皇朝輪轉”中。而且據筆者的“文化經濟的社會歷史結構方法論”的研究，這種“皇朝輪轉”,在沒有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外來文化的影響下，是不可逆轉的。雖然曾有學者指出，中國歷史在明朝時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但那不是歷史演進的結果，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外來文化不斷影響的結果。此題須另議。用二元的標準看，中國文化中的“心理”活動是豐富的（如改變今日世界的“四大發明”及汗牛充棟絕對數量天下第一的詩文），但生理上的自我困擾太甚——社會動蕩頻繁，頻繁得令讀史的人疲于嘆息！


      社會成熟的一元標準是政治，要看政治行為對社會的兩種基本構成因素——文化與經濟——的協調進步的程度；社會成熟的二元標準是文化與經濟，要看文化與經濟行為的協調程度和對社會環境進步的促進作用。其中文化與經濟行為的協調程度，是古今中外評價、衡量社會成熟程度的唯一標準。


      以此作比中國社會的歷史。用一元的標準看,中國歷史中的政治對文化和經濟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并形成了能對社會秩序進行強有力改變的“政治文化”與“政治經濟”，政治本身的問題不大。若考證政治對文化的作用，還會使世人皆驚嘆于中國政治的偉大，因為改變歐洲及至世界近、現代史的“四大發明”等等技術性發明，都是中國政治的產物，是一種純粹的“政治文化”。用二元的標準看，中國文化是令人驚嘆的。有兼容并蓄的特點，如對基督、祆、景、伊斯蘭、西域等各種外來文化的廣納博收；有“早熟”的特點，其以倫理為本位的特征，是一種“未來型的生活方式”，并維系了幾千年不崩的中華連續史。文學、文物上，亦有浩若煙海的精彩絕倫之作。先秦即有的“庖丁解牛”、“無射之射”、“列子御風”一類“道”功，更是人類至今未泯的恒久愿望。但提到中國歷史上的經濟行為，卻是遺憾多于創造。幾千年中皇朝反復更迭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政治上的家族制與文化中的“重義輕利”觀的結合，對社會生產產生了巨大的制約作用。“升平盛世”的建設與動蕩年代造成的破壞相比，真似半斤八兩。“安貧樂道”、“窮也要快樂”、“窮而后工”、“輕言利”、“小富即安”等觀念根深蒂固，形成了一種恒久不散的風俗式氛圍，掩蓋了個體的渴望富裕的念頭，同時也遏制了社會生產力！但從安貧樂道——財大氣粗；見利思義——錢能通神；但從輕言利——君子愛財；君子淡泊名利——書中自有黃金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笑貧不笑娼；等等極端矛盾的念頭中，也可看出些許中國文化中的經濟潛力。這算是解釋以往給世人以“保守”、“封閉”印象的中國人，何以在今日世界范圍內，被稱為最能賺錢的民族的一種方式。


      文化的核心是生活，生活的核心是倫理。而倫理本位似已被世人方法性地公認為是中國文化的全部。中國人日常生活豐富多彩，也是其歷史性的倫理本位穩固的重要因素。民以食為天！中國人是“一菜百藝”，天地間四腿不吃桌子，兩腿不吃人，余皆以多得難以計數的方法噲啖之。只“包子”就有千種做法與吃法，“面條”也有千種做法與吃法！其余的酒令、食歌、謎語、對聯、氣功、養生、雜技、曲藝、音律、武術、生肖、茶道、旅行、戲法、風水、符咒、歌舞鑒賞（風花雪月）、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千變萬化，廣博無端。


      文化及至世界的未來，在于人類倫理上的作為。這包括個人倫理——性格、人格、教養、家庭、人際等 ；社會倫理——風氣、義利觀、群體傾向、人文關懷等；人類倫理——組織形式、國際關系、民族互助、文化兼容、國際標準、國際化生產等。


      從“比較文化”的角度看，人類歷史中，唯有中國文化在倫理實踐上最持久、最徹底。但在與外系統文化的比較中，就會發現，在廣義文化（包括經濟、政治、哲學）視角下，中國傳統文化在經濟生產上的作用不大，并由此使倫理實踐中的內耗行為增多。如古人論，“繁文縟節，余心茫然”；今人論“單人是龍，多人是蟲”。其實中國人“個人是龍”的原因，正在于這近于病態又難于使中國人真正逃逸的豐富的倫理實踐中！因為人與社會的生存智慧均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的產物。這種倫理實踐的最大弊端是使個體模糊，人群相處時如一鍋粥，日長月久，使個體感到身心乏累。為了在群體中探出頭來透一口氣，就難免做一些不得罪人，但可能影響別人透氣的事，于是就常有了人際間因傾軋或出于自保的心機而出現的內耗現象。人們間的關系因“面子”維持，而面子后面卻有許多內訌性詭詐。這是不分表面上彼此的關系，時間累積造成的，就像清水的漚積——本來清楚、簡單的感情表現在越處越厚的“感情”的靜態堆積下，變質了。同盤操箸的吃俗；閑極無聊中的捏造；“煙酒不分家的客套”；違背社會原則的講情；缺乏競爭的一團和氣；聽到直言后的“腹誹”；看到他人興旺后的妒忌；。。。。。。這與發達的文化中閑逸的生活方式有關，是社會生活中缺乏經濟活動的結果。中庸的處事原則和方式使知識分子們在清高自負中對社會物質生產的作用甚微，甚至造就了一些“君子固窮”，不吃“嗟來之食”，餓死了卻與己于社會均無所補益的超然之士。


      中國人對自己的文學品頭論足，甚至為此在爭強好勝、尖酸刻薄中相互攻訐，對外來文化中不合習慣的東西卻容讓開脫。即使對外來的艱澀、曲晦的東西也表現出一種“與己無關，于社會可能有益”的態度，在笑談中借用，卻不在批判中改造。不去看此種東西的原則有無問題，只看它的表現是不是比較有趣，有趣的收容利用，有過敏反應的充當笑資。這完全是“社會性中庸意志”的結果，是以經驗代替理性、以倫理替代科學的具體表現。


      若以人類文化學的觀點，作橫向比較，現代西方“造反文化”、反現代化，及至延續至今尚熱火朝天的浮躁中帶著深沉的文化——搖滾文化——產生的原因，不是社會經濟不發達，而是社會性的精神家園的丟失和倫理本位的無根化！這在任何現代的本土文化——外來文化或比較文化中，均有生無定始、存無定向的傾向。這在發達文化（其實是發達經濟）中或在落后文化（其實是落后經濟）中，均有歷史事例或事件可以證明。米德和本尼迪克特到原始部落中研究出了解釋現代社會特性的“前喻文化”、“代溝”和“文化模式”，而梁漱溟在20世紀20與40年代的中國，提出了意味極其深長的“文化早熟”和“倫理本位”。 這些都是偉大的企業家、經濟學家與政治家認識不到，但在無形中一直包容其具體行為甚至在冥冥中引領其行為方向的思想。  

                                            
      搖滾文化的生成土壤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英。此時的美、英正是一個生活與生產物質大充裕、大泛濫的時代。當時美國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自報工資收入屬中產階級，而英國的產品當時占世界出品產品的22％。搖滾文化與“朋克”文化異曲同工的主題，從“性”、“迷惘”到“愛（情）”到“人類命運”，一步一步走來的路上所聲嘶力竭呼號著的，無一不是對人類精神家園失落的哀嘆和對社會倫理現狀的抗議。資本主義文化與體制中極端功利化的個人生活方式與經濟理想，引致激烈的競爭性人倫斗爭。“人是機器”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倫理事實，造成了人們心理上的失衡。此種失衡延續至今，因為社會現實一直歷歷在目——號稱最發達的美國在2002年的時候，還有3 300萬人生活在饑餓或遭受饑餓的家庭，無家可歸者達到300萬人；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環境勝似花園的瑞士人的精神狀態，因受全球性的不滿的影響，越來越悲觀；全球最貧困勞動者人數增至5.5億。其他因全球變暖、環境惡化、恐怖活動、宗教沖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種種影響現代人生存心理的“文明行為”，只能用不忍了解、觸目驚心來形容！似乎是因為沒甚么好事，才令我們總是懷有著莫名的天下之憂。這可能是文明社會進步中，因信息的發達給現代人的必然感受吧。這種人類性的普遍感受造成的心理失衡，首先在天性敏銳、富同情心與朝氣的青年人身上反映出來。青年人在無力改變現狀的情況下玩世不恭、“反歸自然”，直至發展成為足以撼動整個資本主義根基的風潮及革命。作為現代人思想傾向具有代表性的顯示方式之一的，是源與美國、風行于英倫三島及至世界的搖滾樂。但在其創始初期，卻有這樣一段真實的“笑話”——“共產黨已經設計出了一種復雜而狡猾的技術，能通過神經干擾、腦力衰竭和遲鈍，使美國青年變成廢物——‘披頭士’樂隊（即指‘甲殼蟲’樂隊）的破壞性音樂，加速著人們的精神崩潰！”這是美國著名記者威廉·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1932～1972年美國實錄》中說的話。這確實是人類現代文明史中的“五彩幽默”，也是今天在世界文化的橫向比較中，發現的歷史性警告！


      考察西方歷史可知，“資本主義”是一個在不斷衍化著內涵的概念。雖然有研究說，“美國經濟在‘9.11事件’后在一定程度上背離了自由市場經濟，而向蘇聯模式靠近”（參《參考消息》2003 .08.28 ），北歐的福利國家實踐是受社會主義理念的影響，但其“資本主義”的核心至今一致。受地域因素決定的“文化慣性”的影響，西方到了15世紀，汲取了猶太人的宗教文化，阿拉伯人的醫學、化學、幾何學，希臘哲學、語法，印度數學，中國的四大發明和地圖學、航海學知識后產生的政治文化， 從社會理想（哲學）的角度看，其至今不變的是——1. 經濟決定歷史(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2. 資本是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首要因素；3. 資本—經濟的結果即是社會進步的標志。這是今日發達國家陷入種種社會問題困境（如工業化引至的種種問題）的深層原因。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史是文化與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而不是由單一的某種社會形態所決定的。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根據我們的歷史觀，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一個民族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它的生產力及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社會結構和國家經常是從一定個人的生活過程中產生的”。這應該是對上述看法的最好詮釋。現代世界的“經濟化”表象是歷史的“制度的選擇”的結果，其中以“生產方式”的選擇為代表，即以組織或國家的名義根據“國情”進行“制度的(生產方式與分配方式的)選擇”,而事實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任何一種“國情”,都首先是地域、民族——文化性質的。


      應該說，資本主義出現前的西方文化，對其社會經濟的作用也不大，歷史中貧困或動亂時代的窘況，與中國歷史中王朝間的過渡時期差不多。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互相制約的經濟結構中，而西方在產業革命以前的這種社會結構性互相制約，對西方社會進步的作用也不小。如“重農抑商”曾是世界歷史中的普遍現象，只是不如中國社會因歷史關系那樣長久、那樣嚴重。究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特產”——對人要中庸，對天要“合一”的大一統哲學中。因為天下一家、小農經濟、皇權至上等社會特征，在西方歷史中也普遍存在過，歷史結果卻與中國不同。而西方獨缺的，正是這種四海趨同、人心所向、天下一家，以生活、倫理為目的的宇宙大一統哲學。此種哲學的實現，仗倚的是 “道”、“儒”兩種文化的歷史性交變后對外來文化的兼容、共享與吸納。因此，老子與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連續性與繼承性的價值與意義上的兩個重要衡量尺度，遺此則妄談中國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早熟是一種不成熟。但無論人或社會，從早熟到成熟，如果有必要的條件做媒介，卻會產生發展上的飛躍。從19世紀中葉出現的“文化學”到后來的文化人類學、文化哲學研究中所能知道的研究結果來看，此種媒介是文化或文化中的某種因素。其中“地域性”與“民族性”是重要的兩種屬性，眾多歷史現象都可從此兩種“文化基因”中尋繹因果線索。    


      從社會結構來看，歷史中中國的文化是早熟的，經濟活動是缺乏再生產的，而政治中的“家天下”不受傷損地延續了兩千多年，這是在世界所有民族與國家的歷史上都是再無二例的。但從比較文化角度下的歷史意義上來說，中國社會的發展潛力，卻正蘊藏在這早熟的傳統文化中。思維方式中貫通宇宙的“直覺”；文化現象中使社會出現“超穩定”連續、長期性史實的倫理本位；政治實踐中強有力的“仁治”——大一統觀。要知道，人的智慧和社會進步的動力，是人與人之間倫理實踐及人與自然間生產利用的產物，更是人類歷史進步的前提及潛力所在。其中連續的社會史的長短在此方面經驗累積對此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中國的歷史，可以用一部戰爭史較詳實地記述下來，原因也在這種文化發達、經濟“羞利”、政治集權，不合理的社會結構中。由經濟上的“羞利”觀念產生的行為結果，必然會因社會生產面狹窄、產量有限導致社會關系不協調。遇到人禍天災時，多數人的吃飯問題解決不了，就會有因饑餓引發的生存之爭，生存之爭的群體狀態，既是社會戰爭的成因。每次戰爭經年之后，多有一次因休養生息出現的社會生產上的“小陽春”，隨之“開明盛世”。“開明盛世”多重視生產，重視生產的結果是使集權分化。這是社會動亂后，社會價值觀必然轉換的結果。但“大一統”的文化傳習，又會使這開明盛世因分割了的權力，引發政治上的腐敗，影響社會生產。在生產范圍狹窄——重農抑商且無工業、擴大再生產的可能很小的事實中，因大多數人的生活必需品及財物，越來越多地流向貪婪的“官本位”者們，引至民怨四起。“泰去否來”，經年之后，新的一場農民戰爭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爆發，新的皇朝建立。中國歷代是“文化經濟”（以人倫為目的的生產）發達，“經濟文化”（以生產為目的的人倫）卻太萎弱。西人將火藥用于攻擊性槍炮，并形成帶動國民經濟的軍火資本，中國人將火藥用于娛樂以維護“親親”之仁；西人利用指南針向遠處走以尋找財富，中國人用指南針定風水方位，“堪輿”天地。


      中國人在3世紀到13世紀之間，即已有了西人望塵莫及的技術知識卻未能產生現代（生產性）科學的原因有二：1. 思維方式——生產科學的理論體系，需通過邏輯、推證得出，這是中國人的以直覺為主的思維方式做不到的。2.政治文化——現代科學的目的是發展經濟，有形或無形的歷史觀都是“經濟決定論”，國家的目的是“國富”或“人富”，至于“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或共產經濟（社會主義）都是此政治文化的歷史工具。而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目的只是其本身，即維護集權統治和文化傳習。


      曾有人說，中國在明末時已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此論可信。但以“文化經濟社會結構論”的歷史認識觀解析此論，會發現，此“萌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生發出來的，而是外來文化交流、激發的產物。


      據現代考古及歷史研究發現，世界各地的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共時”的過程。世界各地的早期文明，在理論及應用上，都難分高下。“早熟說”、“成熟說”、“夭折說”、“失蹤說”等都只是說明，因文化中的地域性與民族性在不同文化系統的演進中的決定性，其發展上的主導力量也不同。只因地域造成的生活習俗不同 ，使得民族性在各文化系統與外界溝通上的方式及程度不同，生產方式或分配方式不同，造成了后來的“間斷的文化”與“連續的文化”。

      連續的文化如中國文化，歷數千年不滅！其中最令人驚訝的是，雖一直經受著內憂外患，經濟上未能完成不變和可變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前提下“親親”、“復禮”、“大一統”，由此引出許多“內耗”性人格痼疾和生產目的上的簡單自足行為，卻在為近代科學提供了必要的技術經驗的同時，常有幾百年一周期的“升平盛世”！原因何在？這是那些珍惜人類生存，為現時代的“文明病”——道德病、信仰病、精神病、心理病、富貴病、生態病而憂思的人們的疑問。間斷的文化如希臘文化，經羅馬帝國、中世紀、阿拉伯時代、文藝復興一直到“產業革命”，重重迭迭、斷斷續續幾經盛衰，又成為了近代文明的先導！原因何在？這也是一個值得常提起的疑問。


      本文所談的“倫理本位”，首先強調了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為倫理本位，次指中國文化中的倫理實踐有可取可行之處。歷史是一個以現實社會需求為準則的量變過程。獨立系統文化的縱向比較與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橫向比較的意義在于借鑒。中國的孔子循“周禮”也不照搬。殷商的“禮”是一種祭祀，要殺奴隸和牲畜，而孔子認為，連用人的形象為俑作陪葬都是極不道德的，曾破例為殉葬現象失“禮”罵大街道“始作俑者，其無后乎！”（以俑作陪葬的人，斷子絕孫了！）曾言“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孔子懂得時代不同，“禮”的內容及形式要有所“損益”的道理。但孔子的偉大更在于他看到了禮的局限性，“循禮”、“復禮” 而超之，不以禮為人倫核心，而以“仁”為人倫核心，“人而不仁，如何禮？”“仁”是進一步強調人倫關系在社會進步中的重要性的概念。套用今人公認的表示人間關系的“倫理”一詞可知，仁即倫理，“仁學”即“倫理學”。仁的實踐要從個人做起，所以又強調德、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等個人修養，以備人際相處時應用，以求“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本文所談的是“中國文化早熟”，雖是興之所至、走馬談來，卻也有借題發揮之嫌，那就不妨亮亮。“外題”是——世界文化及至人類哲學，若不從倫理角度考慮溝通、利用、兼容、融合的可能性，那末世界的未來，就難免越富裕卻越混亂、越浮躁的局面。倫理文化的弘興怎樣提倡、走什么道路呢？這又回到“人脫野蠻，崇仰賢德，仗倚教化”的老嗑上去了，此題下回再談。


宏仁2003-9-9寫畢于侍知宮


此文的深入討論請參《“文化經濟”與“經濟文化”關系的社會發展史尋繹錄》
http://www.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10320。

政治是文化與經濟的辯證表現

    古往今來，政治給人類造成的偏見最大。
    歷史中，人類生活最大痛苦的直接原因在政治中,如“世界大戰”；
    同時，人類生活最大幸福的成因也由政治中直接產生，如中、外歷史都曾有過的“開明盛世”。
    人們對政治的好惡，多因自己的現實生活質量和對社會安定公正的程度而定。

    政治源于由人群組成的有聯系、有目的的“組織”，是改善群體環境使生活、信仰達至相對統一的組織體。
    政治的目的必依“組織”措施達到，并非強權、勢力、幫派、陰謀。
    人類所痛惡的強權、勢力、幫派、陰謀，均是歷史中文化與經濟關系失衡在政治中的變態表現，并非政治本身的屬性。
    政治的本質——
    “組織”
    有兩種互為辯證的基本屬性——
    制度性、管理性。
    制度因地域文化中的歷史經驗而定服務于現實；
    管理使作用于現實的制度為未來服務。

    古今“不談政治”的“超拔”之士約有3種心理：功名未就心理、對時政不滿心理、“四大皆空”心理。
    除此，世界上哪有真正不談政治的人呢？

    今日（不論中外）社會民眾所關注的對切身利益有影響的社會問題，無一不源于政治因素，無一不依政治方法出結果。如：
      就業、治安、地名、環保、住房、物價、市政、供水、勞工、煤氣、電業、動遷、市場、人口、法律、保險、教育、利率、匯率、交通、國防、外交、移民、社教、留學、扶貪、救濟、福利、稅務、海關、商檢、GDP、城建、就業、戰爭、和平、私營—國有、稅制—征管、旅游區、開發區、計劃生育、法定假日、民族與宗教政策、生態保護、出口—進口、所有制、社會福利—保障、債權國—債務國、反腐倡廉、內需——外需、通貨膨脹——緊縮、反黃掃黑、休克療法、國際秩序、“維和組織”、民族工業、國企私有。。。。。。
      經濟領域的兼并重組、資源配置、資本運營、貨幣升值——貶值、金本位、信用貨幣、新自由主義、歐美模式（其中又包括 “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萊茵模式”、“股票資本主義”、“福利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社會市場經濟”、“放任的資本主義”、“社會福利主義”等等）。。。。。。。
      文化領域的“國學”、精神文明、語言規范、民族精神、猶太復國、伊斯蘭圣戰。。。。。。
     哲學領域的人權、民主、環境保護、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這樣看來，政治是社會的兩種基本組成部分——
    文化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平衡機制。

    歷史上政治方法的使用，如不是因權力之爭，那其應用表現多在文化中，通過文化形式改變作用于經濟目的和社會目標。
    國家中、國際上均是如此。
    中國例——
    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焚書坑儒、獨尊儒術、“三武滅佛”、**興佛、“雙擁”、“二為”、三講、“雙百”、“文革”、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國外例——
    美殺印第安人、德殺猶太人、澳殺土著、殖民改俗政策、漢謨拉比法典、火燒布魯諾、英國《獨占法》、德拉古成文法、梭倫改革、宗教革命。。。。。。
    世界例——
    國際公約（合約、協定、法、標準、仲裁。。。。。。）、公歷、民主、人權、GATT、WTO、冷戰、和平演變、空間法、綠色和平、世界婦女大會、世界反腐敗宣言。。。。。。

    自有殖民地以后，殖民者總是先通過壓制、虐殺殖民地的本土文化，為占有其物質資源打開通道、定下口實。

    如果現代世界沒有國際組織、國際標準、國際法、國際公約、“世界人權”，可想現今人類社會的混亂程度。

    文化兼容與文化利用的目的多在經濟利益中，經濟利益的目的又常表現在對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上。
    文化兼容與經濟利益的配合為（國家或國際）政治目標服務。
    政治在協調文化與經濟的關系中顯出其本質含義——組織——及兩屬性：制度與管理。

    察歷史可知，法律只能調整“現實”，其對未來的理想是在“打哪兒指哪兒”中確定的——新生事物對以往法律的調整、新法律的不斷出現是其證明。
    文化背景不同、歷史階段不同，這可能造成“法律文化”間的沖突，反而妨礙了文化與經濟問題的解決。
    在民主時代，法律是政治的頭腦、中樞、秩序；
    在專權的時代，法律是政治的鷹犬、幫兇。
    法律對于時代的作用，要看法律對時代中文化與經濟因素的解釋與協調是否有力而明確。

    產業革命后到二戰前，世界史中文化對社會進步的作用，多被政治與經濟事件掩蓋了。
    二戰后，日本、德國等經濟高漲的決定性動力之一，是他們在起速前對基礎教育的大量投資，吸收外來先進技術文化、強調本土文化、融入世界市場，為后來的大規模應用性生產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
    其中對文化教育的重視是政治行為在哲學觀——政治哲學——上的體現。

    社會中帶有組織目標的文化基地、文化集團、文化產業、文化市場，在對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的經濟性考慮中，可以有效地穩定民族精神，為“越是民族的越具國際間的經濟價值”做基礎，這種民族精神中的文化因素，實質是一種國家理想或政治哲學的產物，可以使人民在令人目眩的商品文化的包圍下，辨別地吸收現代科技的營養，在穩定的心態中形成以“共產——共生”為原則，以“倫理本位與生產目的的統一為條件”的“共產主義”觀，不至于迷失在“尋找家園”的路途中。

    人類的未來在文化中，在以文化為先導、為進步標準的人的生活中。
    人類的未來在今天反映在以經濟利益為目的、文化兼容為條件的社會結構中，而現實與未來的可能性，都包含在調整社會的兩個基本構成要素——文化與經濟——的政治中。

    中國的經濟政策，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減少指令性、擴大指導性。
    以后在逐漸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生產力在某些已有的生產關系下已能自行解決并進步。
     但至1994年國營大、中型企業的3個“1/3”（1/3盈、1/3平、1/3虧）的問題依然嚴重，原因即在經濟結構中的產權、社會保障、物價等社會關系未能理順，生產力的外在環境過緊。
     這樣看來，將一般的生產關系放大到社會關系這個大背景下，才是解放生產力的真正出路。
     我認為，馬、列理論體系中，“生產關系”的本義，并非只在經濟活動中，而是后來的使用者給理解褊狹了。
    “生產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并且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具有獨特特征的社會”。（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3頁。）

     國際組織的產生和發展是以文化交流、兼容的國際關系為基礎的，是世界文化、經濟、政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世界性政治哲學的表現。
    國際組織的職能是改善國際關系，為人類的生存協調出優良的生存環境，它通用的先決條件與應用的方法是文化，表現卻總在經濟和政治中。

    海灣戰爭以后，世界性的經濟蕭條依然，各國忙于國內經濟時，免不了運用經濟上的“共產”原則，在貿易、技術、人力、資源、金融上，與其他種膚色、語言的人交往，以便合氣生財、維持生計。小小不言的保護主義漸漸溶入了為了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而為的文化兼容中，“軍國主義” 與“帝國主義”的泥牛也被世界大勢擁入了“共產——共生”意識的海洋。
    問題也有，國際社會上“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影子常常閃現的原因，是此種主義的堅持者擁有著人類幸福的胸懷呢，還是超前性的意識到了自己國家的日子將不好過，欲以超級型國際戰略方案扭轉局面？

    地域文化依托社會團體與政府的力量在城市間、地區間進行交流“對練”，形成貿易或生產網絡，以增強地域文化在社會結構中的活力，為經濟工作服務。
    國家間文化上的成見會因“過敏”因素導致國家經濟的衰微，或使經濟中的功利要求惡性膨脹，國際間政治上的困獸猶斗現象就難免發生了。
    文化與經濟的關系能不能受到政治因素的改變，是種種歷史事件形成的原因。
    近、現代史如：
    產業革命、南北戰爭、“文革”、“四小龍”興起、世界大戰、（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冷戰”、殖民與獨立。。。。。。
    經濟發展，人類社會進步的外部標志之一。
    經濟發展的動力，是由廣義的文化因素為單位的社會意志構成，如法律、教育、環保、組織、價值觀、生活方式、社會目的等等。
    這些因素如不能協調做功，文化與經濟的辯證表現——政治——的理想、戰略、規劃易被曲解、變性，以至人民信念淡漠、使社會整體出現自損型內耗。
    “倫理經濟學”即因此應運而生。

    “文化經濟”時代的政治的作為與目的應該是——發展生產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人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的需要，調整在新的社會文化經濟關系中體現出來的社會結構，確立符合未來社會需求的組織關系和人類理想。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和上層建筑，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濟發展的動力”。。。。。。
     以上是鄧小平同志的觀點。
     其中的“解放”、“改革”都是在現有的社會關系中，使現有的社會體制更適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社會生產，適應生產力進步的需要。
    “改革”、“解放”的起因、手段與目的，都是政治的產物。

    經濟改革的目的在文化生活中，現實在社會生產中；
    文化改革的目的在經濟生產中。
    政治調節文化與經濟關系中的張弛，使他們在陰陽轉換、互泄互補的動態平衡中健康發展，滿足社會結構運行的內、外需要。

    美國政府對公眾實施社會調整主要通過三種力量：
    公眾輿論、婦女運動和宗教。在公職人員中，在信守公德、遵守紀律的前提下，文職人員要宣誓，軍職人員也要把精神因素納入戰備方面的條令之中，在信念上恪守“美國安全”和“美國利益”。
    1985年4月，里根政府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珍妮·柯克柏特里克強調，“美國政府要積極地使用非軍事手段——情報、技術、外交等一切能夠實現我們改變共產主義世界的手段”。
    這是美國政府已應用了幾十年的全球戰略原則的公開說明！
    今天美國政府利用“人權”、“民主”對別國內政的橫加干涉，即是其政治手段中應用的文化上的軟刀子，目的均在經濟利益與政治霸權中。

    為了不至于走當今世界“越窮，家庭越穩定；越富家庭越動蕩”的怪圈，新加坡以穩定家庭來求取社會的穩定，并在經濟政策、教育、文化等方面采取相應的措施以維系社會的動態平衡。新加坡的公職人員多以西方教育求專長，而以東方倫理陶冶品格，使其社會結構達成了目前這種成為別國學習的范式的樣子。

    加利在47屆聯大會間說：少數民族的權利問題若不解決，世界可能分裂成400個經濟上陷入癱瘓的國家。

    韓國1948年教育經費占財政預算的7.9%，到1985年達到18.4%。從1963年到1987年，韓國用于科技方面的投資，從950萬美元增至23.5億美元，增加了240多倍，為其經濟的高速增長打下了人力上的堅實基礎。
    但是韓國20世紀80年代后期經濟受其60年代以來未變的經濟政策的制約，出現了種種弊端。“先工后農”導致工農業結構失調；“出口第一主義”造成了出口產業失衡；對大企業的扶植不僅便經濟力量過分集中，而且使企業缺乏競爭力；“先增長后分配”則加劇了貧富懸殊。。。。。。
    法國移民中有2／3是穆斯林，法國人對移民的敵對行為主要集中在他們身上，警察經常與他們發生沖突，移民中平均失業率近10%，因為是“非法國人”而被社會拒斥。許多移民反對法國政府的“一體化”，從而使自己成為異幫一族，陷入深深的絕望之中。
    巴黎市長顧問皮埃爾·萊洛奇說，“歷史、現在和貧窮，都注定了法國和歐洲將被這些來自南面的貧苦社會的人所征服。我為我們的舊憲法和社會結構能否受得了這些壓力感到擔憂”。（轉引《世界信息報》1992.10.05）

    在列寧時代，首要的生產力是工人和勞動者，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在世界范圍內的生產關系變得微妙復雜的今天，社會中文化因素受時代推動，一改潛隱的本性，“浮出海面”，已明顯處于與經濟因素平起平坐的地位，
    政治也不只是經濟的集中體現，而是文化與經濟的辯證表現了。
    政治搭臺，文化與經濟唱戲，是未來社會的主旋律。若問“唱”的內容與目的，需到哲學中去找。
     這是文化與經濟與政治發生“結構性關系”后，又涉及到的“溢外”的因素。

儒的歷史精髓是“仁”，不是人

    目前所知的一切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宗教的本質含義與目的，都是倫理意義上的，只是在儒家的表述上被精辟為這樣一個簡明的漢字——仁。

    “仁”是對人際關系——人類關系的歷史詮釋，“仁學”可以稱為倫理學，它包含了人對于生命意義認知的內容。

    這種詮釋在今天看來，可以擴大到族際關系、國際關系——人類關系之中。

    這也是孔子之學在現代人類關系中的歷史意義之所在。

    現代被稱為“人學”的各種理論，包括心理學、元倫理學、道德學、精神分析、人道主義、結構主義、唯我主義、相對主義、實用主義、人本主義、存在主義、激進神學、新道德論、行為功利主義、規則功利主義、境況倫理學、理性主義、感性主義、個性主義、能力主義、精神主義——神經主義。。。。。。都曾經有其時代背景上的存在意義。

    但確立個性、理解個體生命的意義，并不能由此真正構建人類關系上的和諧。

    而不能構建人類關系上的和諧，正是對現代人類所時時強調的人性、公平、自由、幸福。。。。。。的理性、理想上的違背。

    這在人類哲學的意義上說明了一點——人的歷史意義上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

    如果加上現代人類通過科技認識到的人與自然的必然關系這層含義，那么應該這樣表述——人的本質是天人關系的總和。

    其實這在古代中國或古代各種國家的智慧性認識中，均早已有過明確的表述。

    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把人類的理性玄虛化了，以至理性也是自然的一部分都不敢確認了，人類的心胸超越了自然，并常常有著用人類精神或肉體囊天括地的莫名沖動。

    這是現代西方受科學技術影響的哲學，在對人類關系、天人關系的本質認識上的迷茫之處，是部分相加大于整體——個體覺醒或自立等于人類整體關系的和諧一類理論與實踐的困惑根源所在。

    人類已有的各種文化系統中的理論、主義的歷史共性價值，通過對貫穿人類歷史的曾經存在過的各種宗教的“教義”就可以理解并確認，不管其形式上的表述多么相異，其不易內核與各種目的其實只有一個——倫理，即一切宗教就其實質都是倫理教或稱“共性教”，而不是“個性教”、“生命教”也不是“人性教”。

    “人格”這個名詞的歷史涵義也在說明，人性是有其社會關系性質的“位格”的。
    這個“位格”是由人性而來的人際關系構成的。

    人格的理想表現不是特立獨行，而是人際倫理的個體表現——德行。

    此種現象在儒學那里被抽象為——仁。

    “人學”是淺薄的，是很容易在局部論述與區域人類關系中混淆視聽、誤導人性的。

    “人學”是精英文化的來源之一，是與“人生而平等”的人類共性認識相悖的，這在現代人類文化比較中，已經具有常識性意義了。

    也可能“人學”研究者的初衷本來就是人際倫理、人類關系，但在論述中，有時出于突出自身價值、張揚個體的目的而強調個體、個性的人類作用。。。。。。

    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個體與人類混為一談，強調自己對于國家或人類生存的重要意義，有時好象是一個被迫無奈的問題。

    這在以網絡為代表的媒體發達的今天，在各種學科理論或哲學體系制造者那里，早已隨處可見了。

 哲學發展觀——哲學是科學的目的
——哲學的目的與科學的結果的歷史分合
宏仁

  哲學的目的是達成和諧，科學的結果是制造區別。

       現實世界中，混亂難解的任何因由，均可以在社會哲學——人類理想中找到，是由比較文化的相異性——理想的沖突造成的。

    哲學的“科學性”是人類認識并擺正人類在自然或宇宙中的位置的理由；
    哲學的“理想性”是人類認識并擺正文化在社會或歷史中的位置的原則。

    科學或技術中的認識性混亂，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不及哲學那樣繁雜，并可能會得到及時的校正——本體歸位。

    哲學或理想的混亂，卻使人類的生存在比較文化的社會與歷史現實中，成為由群體利益性的爭奪導致的世界的混亂的“幫派共識”，由此使人類社會的生存危若累卵。

    虛擬而作用巨大的的網絡世界； 全球化金融利、弊共顯趨勢； 國際戰略中的意識形態作用；真實的女權與女色潮流；自由思潮的潛流涌動；非理性化科幻；追星狂潮；哲學的真空化；世界性宗教興起；贏家通吃的財富分配法則；崇尚教育、信用、德行的時代背景；文化的兼容與共享在社會發展史上的重要性；民主意識因文化背景的不同而顯示出的民族與國家主義；。。。。。。說明了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陰陽轉換正在走向“陰性”的時代。

    “陰性時代”的特征是什么？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文化本位”與“倫理本位”的目的均在于此。

    兩種“本位”論的共通價值，是在于都認識到了——人們在身心難以自拔并為之浮躁的商品－資本－市場型“經濟社會”中生存的困境，和以“物”、“權”的泛濫為社會發展標準的“陽性時代”的根本弊端,并予以了“時尚”之外的認知與論證。此種論證的總目的，應該是“歷史的社會結構的陰陽協調”，使已顛倒或處于不均衡狀態下的時代性社會結構，如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符合宇宙規律的本有屬性——運動—均衡。運動—均衡的人類歷史性與社會性表現只有一個，和諧。

    和諧是人類科學與哲學這兩個被世人分合不清的相關問題，在“共性”問題上的知識論的“結點”，也是科學與哲學在人類社會層面上的自然規律的本性表現，是人類全部科學的目的，也是人類全部哲學的目的。

    這個目的由人類認識自然規律后模仿自然規律、運用自然規律而來，其所有“道”——規律性的表現，均體現在全體人類范圍的以文化比較為運動方式的“族際關系”中，其最終表現也只有這樣一個——和諧。

    和諧這個簡單也繁雜的歷史目標，是古今中外的那些大智者、雄強者、志士、仁人、豪杰、鬼雄、大帝、大家、泰斗、天才、霸主，甚至殺人如麻的戰爭狂魔的內心隱秘，不可逾越，不可妄想，不可以妄自尊大型改天換地之“志”予以忽略。雖歷史結果不盡相同，但都是萬牛之一毛的宇宙存在中的人類的終極理想。若將和諧作為人類社會之道，那么歷史中存在過的聞道者有這樣幾種：聞道而悟者，謹而行之；聞道胡論者，若存若亡；聞道如鴨聽雷者，呷然大叫。

    若比老子5000言，筆者的亂論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達成和諧”，如人際、家庭、集體、社會、國家、國際、人類—世界、宇宙。。。。。。既是從古到今的各種“族類”，在其各自的文化系統中所進行艱苦卓絕的努力的總的目標。也是以“族類”劃分的各種人類，以盲人摸象型的、至死不悟型的、善惡難分型的執著，進行“完全市場競爭”以期世界“大同”結果的總的目標。人類歷史中那些殺人如麻的“好戰惡魔”的終極理想，是達成人類和諧嗎？

    這個總的目標就是“族類”哲學的全部理想的匯集。

    但這種種人類社會層面的“族類”哲學的全部理想的匯集，在宇宙—自然規律面前總是像紙老虎一樣不堪一擊。這種以“族類”哲學的全部理想的匯集為基礎的時代性或方法性認識的“人類的奮斗”，需要現實中的全體人類直接或間接承受的歷史結果是——
    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全球變暖、精神無助、貧富分化、階級斗爭、環境惡化、種族主義、文化過敏、恐怖活動、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宗教沖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語言困境、國際戰略。。。。。。
    皈依宗教—教派叢生、“崩克”文化、破壞者游戲、各種“皮”（優、雅、嬉）士、世紀末情緒、杯水婚姻、暴力刺激、性變態、神經心理癥者、品牌炫耀、毒品、魔鬼個性、斥虐兒童、少年父母、迷惘的一代、同性婚姻、非理性科幻泛濫。。。。。。
    理想沖突、文明沖突、本體錯位、唯“心”泛濫、國際戰略、階級對立、宗教沖突、種族歧視、經濟恐怖、無政府狀態、貪污腐敗、生產過剩與貧痛饑饉并存。。。。。。
    20年前的250萬難民已漲至今天的4 400多萬；
    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億增漲到21世紀的9.48億人；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已發生了150場以上的大小戰爭，造成230多萬人死亡；
    其他還有每天數億挨餓人口、糧食危機、生態危機、能源危機、資源危機、“人口爆炸”。。。。。。
    全球最貧困勞動者人數增至5.5億；
    20年前的250萬難民已漲至今天的4 400多萬；
    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億增漲到21世紀的9.48億人；
   “二戰”后世界范圍內已發生了150場以上的大小戰爭，造成230多萬人死亡；
    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環境勝似花園的瑞士人的精神狀態，因受全球性的不滿的影響，越來越悲觀；
    號稱最發達的美國在2002年的時候，還有3 300萬人生活在饑餓或遭受饑餓的家庭，無家可歸者達到300萬人，每年的挨餓兒童達1 300千萬人次；
    。。。。。。

    以上由局限于社會與歷史范疇的“人類的科學奮斗”，而形成過的豐富多彩的戲劇性社會與歷史成果，看來并不是“族類”或人類“與人斗”、“與族斗”、“與天斗”的全部目的。但目前看來，“族類”或人類并沒有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從古今中外的人類已有過的全部哲學理論來看，人類文化原始期的物質觀與宇宙觀，均是直觀而“樸素”的。此“樸素”的歷史涵義，其實是現代科學所說的物質運動的微觀與宏觀的“化學”與“物理”含義不清，不能實證，如“中國技術”中那些種種已經影響過世界歷史進程，可以“直覺驗證”目前難以“邏輯理論”的發明，并難以以現代人類認識與“確證”物質與宇宙的運動規律方式——即（邏輯性）理論論證與（直覺性）實際驗證相符的方式，予以“科學”的確認所致。這既是人類歷史上的“物質觀”與“宇宙觀”的全部含義，是科學與哲學的歷史分合含義的全部意義，這也是以目前的人類認識能力與認識局限來講，在“人類思維方式”、“人類哲學”、“人類理想”、“人類目的”、“人類共識”、“人類共性”等等可能決定人類未來生存命運的意義上，作“哲學與科學（的認識上）的分合”的歷史意義所在。“分”的目的是確認科學的社會與歷史意義，“合”的目的是確認哲學的社會與歷史意義。

    若用以偏概全的方式來講，既是確認或證明，對于人類的生存或發展，是科學重要還是哲學重要，是科學包含哲學還是哲學包含科學，是科學是哲學的目的還是哲學是科學目的，這其實也是現代人類觀念混亂與“人類理想的沖突”的思維方式上的根源之一。哲學與科學（的認識上）的分合,很象現今人類對于物質與意識的分與合的認識。

 
    歷史地看，哲學意義上的真理是社會運動規律；科學意義上的真理是自然運動規律。但實質上“真正的哲學”，所要明確的是天人關系，即“究天人之際”，而不是局部性的“歸納好”、“演繹好”、“推理好”、“邏輯好”、“因果好”，或者生命好、國家好、民族好、社會好、資本好、共產好。。。。。。是天與人關系的運動規律。這是我認為“哲學是宇宙統一的人類觀（世界觀）”的原因。

    哲學與科學的現實表現是:哲學在科學之后，哲學跟著科學走，總結的是科學的局部性事物運動規律！

    用科學認識到的宇宙本體中部分事或物的運動規律，當作宇宙的全部或根本運動規律，顯出其局部“科學”的片面性頑強。曾有過的相對主義、物理主義、分子主義、生物主義、數學主義、化學主義、熵主義、測不準、XX守恒或不守恒、突變主義、功能主義、還原主義、精確哲學、目的主義、現象主義、工具主義、世界X、資本主義、進化論、“老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哲學學、科學學。。。。。。以及西方哲學在現代的“哲學的科學化”后出現的，對世界的總體看法的“無奈主義”——語義哲學，甚至受工業化，其實是現代科學與技術“改天換地”后出現的對人類世界的直覺性、觀念性反思——“非理性主義”，均是“科學”性質的局部性事物運動規律的“應用哲學”的變種。是局部事物“相對價值”在宇宙整體中的以偏概全的局部“散射”，也是人類范圍的的“理性的尷尬”的根源。

    從20世紀“增長的極限”開始，到“不要克隆人” 、“人類通過消費毀滅地球”、“科學發展觀”、“市場經濟的罪惡”、“限制核武器”、“全球環境預警系統”、“拯救貧窮”等等世界性科學與哲學混合的歷史性理性反省認識中，可以發現一直處于隱性狀態的哲學對科學的影響，在人類文化范圍內的“倫理本位”傾向的內在線索。

    這是我梳理了 “技術與科學發展史”之后的一種印象與認識。

    其實，古往今來的哲學，在對人生宇宙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方面，均未受到哪個知識體系的根本影響。受到過影響的是認識論或方法論。比如已存在過幾千年的種種宗教中對人生或宇宙的看法。如果科學徹底解決了整體人類性而不是局部群體性的宗教哲學問題，那么人類理想的沖突就會滅絕。宗教問題應該是科學與哲學的共同歷史任務。

    這是我辨析“哲學與方法的分合”的本義之一。

    哲學是對“人化了的宇宙”的運動規律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哲學不為任何其他學科所限制。人類社會自形成以來，一直就有模糊的對人生宇宙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而不一定有“科學的認識”。如同中國古代那些現代科學也難以回避，必須借鑒并揚棄利用的對人生、社會、宇宙的看法——哲學，并不是（現代）科學的認識的結果，但正是此種似乎“漫無邊際”“模糊不定”的對世界的樸素看法，維系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中，唯一不崩的連續的社會發展史——中國歷史。

    由此建立的認識是：哲學是（宇宙本體運動的）整體規律，科學是（宇宙本體運動的）局部規律。
    哲學是科學的目的。

    科學的觀點和認識可以給哲學提供認識“原料”，哲學的認識反過來又會指導科學的研究。但在“反正”或“辯證”的認識中，應該確立一個總體的認識——哲學是科學的目的，并且是科學的全部目的以及科學所認識到的各種宇宙本體運動規律的總和。哲學決不應被認為是容易混淆認識的“XX的科學”。

    科學和哲學的根本關系即在于此。

成本論——社會總成本研究——文化經濟的歷史構成、評價體系初論
人類社會構成評價體系初論
宏仁

說明：
   在經濟范疇中，是永遠也認識不清經濟的本來面目的。經濟的所有問題均在社會關系與社會結構中。這是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通病。這也是馬克思偉大的原因。若以歷史的社會結構立論，經濟的根源性問題，均在后來成為其歷史“對應物”的“母體”——文化中；若以現實的世界經濟現狀來看，經濟的根源性問題是在它的歷史方向標——哲學中。這既是風騷一時、時髦幾天、以木當林、盲人瞎馬、部分相加大于整體型的（西方）經濟學還不是一門科學的原因中的原因。

內容提要：
    不管愿不愿意，人類歷史已經發展到任何一國的經濟，已經不再決定于也不可能只決定于國內的生產、經營、分配、消費。因此對任何一次、一種國家、國際、世界的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或種種經濟危機的解釋，只能在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資本的關系，這樣在實證的數據上尚有較大缺欠的方面展開“概念線索”的研究，才會有比較趨近事實的結果。其中社會總成本是核心概念，因為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種經濟行為及其結果，都不過是“成本的連鎖反應”而已。在世界性信息與交通便利的以國際為單位的比較文化——比較經濟的今天，資源——成本的“連鎖反應”，更以“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必然關系，將天下的人類聚為一家，不管以群體利益——如國家或民族為目的的何種主義如何垂死掙扎，世界之大勢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關鍵詞：
成本  資本  社會成本  社會資本  社會總成本  社會總資本

關鍵語：
分配方式將決定歷史
成本主義將成為資本主義的顛覆者
“成本結構”決定人類社會的未來
成本是任何一種經濟程序的“源代碼”
成本——自然資源的社會性生產關系表現形式
社會發展史中的經濟危機，都是“社會生產總關系”的危機
資本——自然資源以商品的形式被人類的“智慧”反復折騰以促其無限轉化形式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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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中國國企改制遇到的一個最大問題，是改制的成本問題？就國企改制的企業員工身份置換而言，全國需要的約8 000～10 000億元有形無形的社會化“改制成本”，從何而來？為何低效率的資源運用使中國每年損失1 200億美元，其中主要是工業產品的機會成本與環境污染帶來的醫療成本？為何1970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5%被消耗于交易因素，是源于市場的不確定性和人的機會主義傾向造成的交易成本？為何世界通行的衡量生活質量的46個指數標準中，只有6個是衡量經濟因素的？為何販毒、詐騙、偷竊等職業犯罪收入在英國已成為第4位的行當，年收入達140億英磅，有42萬人從事？為何自從發現艾滋病以來，全世界范圍內為此做的防范和醫療費用已達2 400億美元？為何1995年全球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約值1 800億美元，是1994年的3倍？為何過去的10年間，中國的廉價消費品為美國的消費者節約了6 000多億美元？這6 000多億美元在10年中是在何處體現出來的？最終又“流向”何處并成為了國家性、國際性或世界性的什么性質的東西？為何世界每年假藥生產約值126億美元，對世界兒童的傷害造成的未來性世界范圍的社會損失難以估量？為何中國每年工商業廢品約值1 000億人民幣？為何中國每年因質量問題造成的社會損失約值2 000億元人民幣？為何從1982年到1992年的10年中，中國的國有資產流失已達5 000億元人民幣？為何中國2004年在各種自然災害中死亡的人數達2 250人，直接經濟損失1 600億，3.4億人的生活受到影響？為何美國30余年對古巴的經濟封鎖造成了高達400億美元的損失？為何中國企業在市場交易中的質量缺失造成的損失——無效成本，年高達5 855億元人民幣？2004年，中國國內市場消費了２萬多億美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解決了社會性與歷史性的什么？負面的失業、環境污染是必然的嗎？為何賄賂導致全球損失近萬億美元、全球每年的軍費開支也達萬億美元?此種損失與花費的最終是誰的財富或資源?國家性的、國際性的還是人類性的？若果將此種損失與花費換算成人類的生存命脈——自然資源，那么人類的全體性“競爭性發展”行動，不就成了全人類性的為人類自己挖掘墳墓的全民運動了嗎？為何世界上發達工業國的兒童貧困率普遍不斷上升？而且世界上“最強大”“最發達”的美國同時也是兒童貧困率最高的國家？中國將成為全球高科技的垃圾站的“預言”對中國以至世界的未來意味著什么？為何與工作有關的抑郁癥使英國每年損失1 000億英鎊？美國人自己由國家性養老金體系的社會經濟危機而來認識到的“美國資本社會主義”的萌芽，有何歷史意義？資本社會化的社會總成本結構主義？概念荒唐、現實需要、未來可行的“天氣保險”的市場需求越來越大的事實說明了什么？人類社會總成本的自然屬性的真實性與科學性？全世界范圍日益形式繁多的資源—物質循環計劃的目的，是調整地球內部的資源配置呢，還是依靠不斷增加的使人類消費水平日益增高的經濟總量以達到愚蠢到自欺欺人的無限的（經濟）增長？全球“煙控”行動解決的是個體人的健康、群體人的生存環境、地球人的人道主義的那一種？此全球性花費巨大的人道主義行動是人類社會成本性質的還是人類社會資本性質的？ 2005年八國集團的400億免債計劃，是富國的集體性良心發現，還是富國們大多認識到了“避免破產以維持債務長期戰略”——變種的“人類喂奶”以維持富裕的富裕的重要性？不然為何不將此良心應用于在解決債務上可一勞永逸的債務的根源，教之以釣——科學、教育、技術、資源、市場與窮困國家的平等性援助或共享中？而只是授之以漁——維持國際債務的未來必要性上？全球性房地產“繁榮型泡沫”的根源是什么？為何會在“發達”的21世紀出現世界性房地產的“集體癲狂”？是歷史性的資本虛值在全球性的股市泡沫破裂后，人類性質的財富或經濟的虛擬性新的增長點？是“荷蘭病”的世界性普及？全球化的不可避免性與世界性股市下跌、高技術泡沫、調低利率刺激消費、“投機經濟”、美國債務、油價上漲。。。。。。在全球資源的混亂“配置”中，通過自由性、市場化的資本的完全競爭顯現出來的人類共同努力的歷史“成果”？此成果的歷史目的是什么？國家資本增長、世界財富積累、世界經濟均衡性循環、世界經濟危機。。。。。。的那一種？難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對于由現實的資本的世界性生產、分配形式來說，失衡的世界經濟，真的不是世界性經濟危機的根源嗎？為何美國每年的消費額比其產出多出7 000億美元？為何以此事實成立的歷史事實使全球化演變成為了世界性的金融困局？全球經濟的增長或可持續性發展，需要依賴于世界最大負債國的加速消費——多吃、快吃后多拉、快拉的過程？為何以此事實已經發生的事實是美國的全球性玩兒命式借貸，已經成為了歷史性全球經濟嚴重危機的導火索？美國已經借貸了世界存款的80％的難以挽回的“歷史性成就”，是人類的希望，還是人類走向歷史困境的數據化標志與歷史記載？

    為何當今世界上20％的人口占有80％的財富的歷史事實，已經成為了“人類通過消費毀滅地球”的根源？
    。。。。。。

    社會總成本概念所要揭示的社會理想——經濟哲學方面的含義，不是簡單的經濟學或社會學范圍內的應用性與方法論性質的節約、核算、指數、系數、配置、費用、折耗、資源、協調、邊際、效用。。。。。。，是一種以社會數據的歷史意義分析為目的的“社會總生產關系學”。如對物質數據流、商品數據流和貨幣金融數據流的生產性、技術性與信息性意義的分析，對社會生產與政治決策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此決定性往往建立在“數據化的社會資源”的社會成本的基礎之上，通過對具體的數據化的社會成本的認識，可以在社會總成本的意義上，或無所不在的資源的意義——成本的觀念性普及與認知，使人們認識、理解到人類對于自然或宇宙來講，是多么渺小、無知。通過此種敬畏與自身在自然界的位置的調整，達至宇宙秩序的本來狀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秩序，使人類認識到，宇宙的根本律—運動的屬性—組合的兩個基本屬性——循環、均衡，對于人類的認識與方法論上的運用原則來講，應該在怎樣的個人—群體—國家－國際—世界的范圍內的不同層次上，予以怎樣的尊重與必要的組織行調控，才不致常常發生“部分相加大于整體”、“改造自然的目的是適應自然、模仿自然”，以及人定勝天、夜郎自大、飲鴆止渴、本末倒置、盲人摸象、生產的目的是再生產、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膽的大小等于地的產量的大小”、最大化生產然后環境保護、國際戰略解決人類和諧、科技的目的不是人類倫理。。。。。。一類事后笑柄或遺患多雜的歷史故事。

     我甚至為此有一個“錯覺”：馬克思在“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與流通”中所要解析并從中抽象分離出來的，即是這樣一種“歷史的社會總生產關系”的內涵與規律，其強調的社會總生產關系的歷史重要性，既是一種社會總成本的重要性。此內涵與規律所要明確的社會（總）生產與社會（總）關系的目的，是人類未來社會的一種和諧狀態的觀念上的前提與模式，即共產主義。只是因當時的比較文化方面的歷史決定因素，被各種各樣的政治事件與經濟事件給掩蓋了，不像今天人們對世界的現狀與發展趨勢的理解，不從比較文化入手，就不可能有歷史真相的認識。今日知識論范疇中的各種學術，將“非均衡”、“超循環”、“不對稱”等等科學認識中的局部或特異現象，當成“宇宙常理”或基本屬性看待應用于學術研究，并以此建立“行業性”認知原則，由此產生的“科學成果”，恐怕比“無知無畏者”更具有未來的危害性！在以生產關系為社會的歷史運行的合理內因之一的馬克思主義看來，除了“鋸箭桿”似的外科科學，現代經濟學在“世界經濟核算體系”、社會總成本或“人類總成本”方面的作為，其觀念誤導的“貢獻”確實比實用方法造成的危害大得多。

    比如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世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失業率，基本以增長的趨勢發生的事實說明了什么？以“國家產業結構”解釋顯然范圍太小，以“國際產業結構”解釋又容易產生“地區利益”上的誤解，那么從由世界產業結構導致的國際分工中就能理出頭緒嗎？這大概只有從世界的產業結構的歷史數據中尋找答案了。我敢為此斷言，此答案的最終結果，一定是在出人意外又令人震驚的哲學的世界觀中！而不是在任何經濟學的天才的時代性與實用性臆測或實證研究中！這正是馬克思偉大而其他經濟學家渺小的原因。以我目前所知，馬克思理論的問題，是在比較文化的歷史意義與天人觀（人與自然觀）方面有一些不細——未成體系。但以“即時信息”——廣播、電視、互聯網與“高速交通”觸發成的“世界村”或全球化的歷史潮流，已經順代解決了此方面的問題。如世界上最大的行業是旅游業——實質是一種“文化兼容業”，文化的異地效益使文化間的溝通、利用、兼容加速的歷史事實，全球性環境保護的觀念普及與行動等等，即是證明。馬克思理論的社會發展史觀巨細俱精，其社會總資本循環理論與勞動價值論，是解釋、解決人類社會現實的頑癥——生產目的問題的唯一驗方與良藥，空前絕后，前無古人也難以再有來者。

    其他種種被國際戰略、糊涂學術、“鋸箭桿學”或“山中之學”，誤導后的“亂象”中的“抽象學術”，若以“純理論”性質的社會總成本的觀念認識其危害，那么資本主義為了“社會進步與發達”在社會總成本上的歷史性折耗，真是罪不可恕！每年上萬億美元的軍事經費不說，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全球變暖、精神無助、貧富分化、階級斗爭、環境惡化、種族主義、文化過敏、恐怖活動、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宗教沖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語言困境、國際戰略。。。。。。全球最貧困勞動者人數增至5.5億；20年前的250萬難民已漲至今天的4 400多萬；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億增漲到21世紀的9.48億人；“二戰”后世界范圍內已發生了150場以上的大小戰爭，造成230多萬人死亡；在食品總量遠遠超于世界人口總量的需求的21世紀的今天，世界上還有總人口1／8—約8億人衣食不足、營養不良；號稱最發達的美國在2002年的時候，還有3 300萬人生活在饑餓或遭受饑餓的家庭，無家可歸者達到300萬人，每年的挨餓兒童達1 300千萬人次；以上是“發達”的人類社會發展史在21世紀初時的統計數字。。。。。。。其他種種影響現代人類生存心理的，由資本的功利觀、歷史觀導致的花樣繁多的如上列舉的“文明行為”與結果，罄竹難書！

    以歷史性的社會總成本的觀念與認識方法看，“市場失靈”與“市場有限”存在的根源，不在壟斷中，不在產品差別性中，不在商品進入或退出市場時存在的障礙中，也不完全在于不完全信息或不對稱信息使資源配置無效率，而在于由資本主義的世界觀造成的歷史觀中，在于由此世界觀導致的至死不悟的社會總資本的分配觀念與分配行動中，在由此種社會總資本的分配觀與行動，導致的現實的人類世界的社會總成本結構的惡性失衡中！“非均衡”、“超循環”、“不對稱”不過是此社會總成本結構的惡性失衡，在“現象學”或方法論上的無奈解釋，這也是近、現代西方各種學術的總體特性，是“資本的發達”扭曲了天人關系的結果。若說各種“學術目的性的統一”的認識境界，古往今來真就只有中國的“天人合一”觀最究竟、透徹了，在西方則有培根的自然論比較明確，其他則多是含糊其詞或大前提不清與大目的不明的“一孔之見”。對此的看法需另文再議。
（參考
http://www.chinathink.net/forum/dispbbs.asp?boardID=3095&ID=30127&page=4

       由社會總成本概念可以得出一種認識：未來經濟學應以“社會（總）數據的意義”研究為主，由此為社會性生產與生產關系，在比較文化的基礎上，以“政治是文化與經濟的辯證表現”為行動準則，提供“政策主導性參照與目標”。計量經濟學實質上已經在此方面建立了一些有益的認識，但如A?伊曼紐爾所說“模型的運用是過分早熟的”。數學化、公式化本來就應該是經濟學的天然工具，而數據是社會經濟運行的目的與意義的參照與軌跡，社會經濟運行的“基本理性”，但應用上又必須以歷史與辯證的前提性認識觀念為主。由此是否應該建立一門畫蛇添足型“數據分析（或意義）經濟學”？還是明確了認識問題的大前提后，改造一下已有的統計、計量、會計、預算、供給、供應、財政、投資、審計、數量、數理、發展、資源、價格、成本、制度、演化、循環、均衡。。。。。。經濟學，以“成本論”——社會總成本的觀念與方法，分析解決人類世界的各種經濟與社會問題？以此“幼稚的觀念”，建立一門以“數據分析學”為應用的“理想經濟學”？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其所論述的社會總資本問題中，是否在哲學認識論上充當了社會總成本的角色？勞動價值論可以成為一種比較穩定的、以比較文化為現實社會決定因素的，以理想的社會未來為目標的，可用于社會分配形式的觀念上與應用性的“價值尺度”嗎？如果將勞動的經濟學含義當作觀念使用，當然會有歷史的局限性，比如國情的差別導致的“比較勞動”（比較利益、比較成本之類）的差別；但在世界觀——哲學意義上探究勞動的歷史價值，尤其是比較文化現實條件下的歷史意義，那么勞動價值的歷史意義將是永恒的。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個為人類發展而設置的評價體系，它在評價個人對社會的作用上將勞動看作唯一的標準，認為個別生產者對社會的真正貢獻只能是他所投入的勞動。在馬克思本人的思想中，關于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非勞動者賴勞動者而生存的觀點是最基本的思想，勞動價值論只是他的這一唯物主義歷史觀在經濟理論上的具體體現。。。。。。勞動價值論的經濟學體系衡量了人類為生產所付出的真正代價。”(左大培)

    上述說法說明了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學說在歷史的社會哲學的認識層次上，是一種有著合理內核的哲學認識論體系，如以“人類分配”為核心的歷史辯證性質的生產關系論；具體在社會經濟問題上，首先是一種歷史性的生產關系—社會關系認識論與“意義論”，其次才是可以應用于實踐的方法論體系。所以不會像現代的種種經濟學方面的“補丁學術”那樣，因認識境界上的不足，只能為修正他說而忙，以至“學術二世”泛濫，在政策的需要中，以10人之九牛二虎之力編造出11種以上的“經濟對策學”，在焦頭爛額的論證與狡辯中抱怨宇宙規律的“非均衡”“不完全”或“不對稱性”。這其實是經濟學在知識論中的“位置”混亂造成的，以哲學認識論講既是“本體錯位”。

    若果將生產關系概念帶入現代正在“時髦”的各種經濟學中，相信“時髦”的各種經濟學，都有著各種各樣的生產關系的內涵，均是“社會總生產關系學”的“局部學術”。比如今天地球人都知道的——國際貿易、跨國投資、本土化經營、資源配置效率、自然與環境資源核算、綠色GDP核算體系、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社會指標運動、國家能力研究、未來學、國民產出總量指標、世界經濟體系數據統計、綠色運動、生物圈、文化遺產、反工業化、“經濟的信息化”、“多”次產業分類法、文化商品、旅游經濟、知識產權、無形資產、文化營銷、價值觀型企業、人力資本。。。。。。或生活質量、資源稀缺、家庭經濟、環境生態、社會福利、人性化管理、企業文化、公共關系、民族經濟、企業自組織系統、社會保障、人本組織、福利國家、信息經濟、教育經濟、人文指數、歷史計量、經濟哲學、倫理經濟、心理經濟、老年經濟、醫療經濟、時間經濟、文化經濟學、制度經濟、生態經濟、移民經濟。。。。。。
    或XX指數、XX預期、XX監測、XX評價、XX監督、XX系數、XX路徑、XX報告、XX曲線、XX參數、XX定律、XX坐標、XX評估、XX效應、XX效用、XX分析、XX需求、XX設計、XX原理、XX模型、XX偏好、XX結構、XX機制、XX認證、XX模式、XX體系。。。。。。消費價格指數、國際貿易數據以及人口、社會指標。。。。。。那一個不是“社會總生產關系學”的“局部學術”？可惜“時髦經濟學”的眼界太過狹小。小到不敢談論勞動、價值、社會關系、生產目的，這類涉及到哲學認識論的概念的地步；小到獨立小丘“一覽眾山小”的地步；小到只敢立于小巷指點江山的地步；小到將樹杈當成森林，卻如秋蟬般居高大叫不止的地步。

     “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原理”是“成本決定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嗎？

    勞動價值概念的內涵在經濟學中的意義，與社會成本概念內涵是異曲同工的。只是勞動概念的“哲學位置”在社會發展史的范疇內更加“端正”并居于核心地位，不像成本給人們的印象是以社會經濟或微觀的生產為主。其他如“資本周轉”的種種形式與“成本周轉”的種種形式，都不過是各循其本、各為其用的“一分為二”（一事兩體、一物多相、事物轉化、“一物降一物”等等）的關聯性表現，其意義均在“合二為一”的“人類社會發展的評價體系”中。那么價值是不是成本的“交換價值”或“自然價格”呢？那么編造一個“勞動成本”概念是否可行呢？以“勞動成本”概念在社會總成本的意義上替換勞動價值概念，以勞動價格的市場計量形成的社會成本上的數據為依據，可否會因為比較容易建立“比較成本的數據”上的依據，比如國民產出總量指標的國際比較與勞動量的計算，成為認識勞動及其成本的社會總生產關系的意義的有效方法？用此種“算賬方式”，“算出”資本主義的歷史危害性，再以人性化、哲學化的勞動價值論——勞動計量學，強調勞動是人類及其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決定因素，以構建“人類社會發展的評價體系”，或比較文化前提下的“人類勞動價值評價與分配體系”，成為論證“資本主義歷史觀與世界觀必然滅亡”的數據上的武器？成為“一個完全衡量了所有因素對人類社會生產的貢獻（與危害）的經濟學體系”？

    構建一個以各種經濟與社會數據為主體，以資源配置效率、自然與環境資源核算、綠色GDP核算體系、循環經濟等等學術中的合理、適用內核為方法論體系，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觀、社會史觀與世界觀為大前提的“中國社會總成本構成評價體系”，是否可行呢？生產能力與消費需求在資源上的歷史性“死結”，可以由社會總成本評價體系的方式尋求到解決之道嗎？

    在不可避免的國際戰略條件下的現實歷史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是什么？即使形式有多種多樣，比如強調文化、民族等等，但實事求是的答案是：國家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那么未來的社會主義應以怎樣的社會組織形式與組織核心，成為人類社會之船的航標？永遠的國家主義或國家資本主義？

    “社會”本是一個人類脫離野蠻“群居”之后，外延“完整”但內涵的“組織原則、措施與目的”不明的理念范疇，其含義有著“人類組織”的模糊內涵。國家是“群居”的人類“完整”且明確的理念范疇，在民族性與地域性上尤其“完整”而且清晰。由于國家之間的利益問題，現實人類社會的共產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資本主義的“組織原則、措施與目的”更是強化了這一點。

    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不是馬克思這樣的人類命運的關注者與制定者所希望的，也不是那些稍有一些人性的古今中外的各色各樣的專家學者，在他們的“終極理想”中所期望的。但在現實的科學對哲學的影響上，尚不能解決“諸神的爭吵”——文明的沖突——表現是利益分配的沖突，以至全球一體化——“共產”現實——的不可避免性，以實質性的“獨產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為歷史表現，在人類的“終極理想”上，成為了“人類喂奶主義”這條大蛆的糞坑。

    “共產”是包含了民族、國家概念的人類社會的“組織原則”，具體表現是分配原則，由此組織原則的社會目標、理想中達成人類社會組織措施、組織理想的統一，由分配原則達成的“人類社會總成本結構體系”，是解決未來“人類關系”問題的唯一出路。

    比如“積累”是資本問題，“預期支付”是成本問題，如果資本是無限的，成本問題也就不存在了，但歷史上哪一個天才的瘋子，證明過“資本的無限”、“市場的無限”、“資源的無限”？成本的存在意味著資本的有限，就像資源的有限意味著市場的有限一樣。經濟的“晴雨表”格林斯潘的模棱兩可的“大話”對美國及世界經濟的影響的目的是什么？“社會成本結構”還是“社會資本溢出”？

    稀缺與資源如果真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那經濟學不就成為了“成本現象學”了嗎？如果“改善資源配置的代價”是社會成本問題，如果“以資源為內涵的稀缺”真的是“經濟學得以產生與存在的基礎”，那么經濟學不就成為了“社會成本結構學”了嗎？“國家壟斷”的目的，是出于國家資本增值的目的，還是出于調控（國家性）社會成本結構的目的？社會經濟意義上的各種“排行榜”，是“指標加上數據的結果”還是“資本加上數據的目的”？此結果或目的能減少信息費用還是能減少生產成本？混合經濟與國家資本主義是國家的取向還是歷史的必然？難道世界大勢沒有使國家對資本的壟斷，成為疲于奔命的瞎忙嗎？不然法律在永遠滯后性的對社會經濟現象的“追證”中，所認識到的社會生產與生產關系的未來意義，為何總是以不斷“創新”的“補丁學術”，解釋總也不可預測的市場波動的社會結果？小市場——國家、大市場——國際之間的“磨合”與嘗試性“接軌”以致“并軌”，是否是“國際成本結構”之間的“對調”的結果？人口普查、社會經濟普查、地球資源統計或“全球（世界）XX調查報告”的目的是什么？還有種種的政策、國策、“國際策”，有那一個不是出于各種社會數據在大成本——社會（國家）成本上的考據制定的？如果不是，那為何存在著市場準入、關稅壁壘、匯率升貶、“利益共同體”、“戰略伙伴”、國際移民、人才引進、國際關稅、國際勞動力、國際供應鏈、國際債務。。。。。。

    市場經濟的天然“流動性”，根源其實在成本因素中，是成本的“細胞”—資源—在社會總成本的范圍內，以社會資本的多種形式再生產與流通的結果，與“單個資本的總和”——社會總資本再生產與流通的原因與目的一樣。若有不同，不過是在國家經濟、國際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范疇中，受“比較文化初級階段”與“比較成本”條件下的集團利益，如資本主義、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等之間利益獲取目的上“大異小同”的影響，分不開又統不起來，且未由此形成可普遍實行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體系。這與“文化與經濟結構辯證的社會發展史”的歷史觀，未能普遍在比較文化的哲學認識論上建立，有大前提上的關系。

     “重罰”與“刑法”所產生的觀念上的認識與社會效果，是“違法成本”對人的獸欲本性的理性約束嗎？也是人類文明的結果嗎？

    比如靜態資本有時也是成本，動態成本有時也是資本，這是辯證邏輯中最玄妙難解、費解并被普遍曲解、亂解之處。此也是以形式邏輯的發達造成的“線性認識”，如“以商品生產商品”等類似同性婚姻一樣的理論，促成的資本主義下的各種迷人、惑人學術，在資本問題上境界不高、至死不悟的歷史頑癥之一。但用“道分陰陽”式的“中國邏輯”，即黑格爾從中國學去不愿承認且沒有“揚棄”好，后被馬克思糾正了的——陰陽（辯證）關系——“全息辯證”的方式理解，就容易多了。

    計量經濟、統計、財政、審計、消費、監督、貿易、價格、利率、物價、金融學等科目中的種種數理性模型，20世紀出現的社會指標運動、國家能力研究、未來學、自然資源核算、綠色GDP核算體系、國民產出總量指標、循環經濟、生態學、綠色運動、反工業化、“經濟的信息化”、“多”次產業分類法、人力資本。。。。。。或XX指數、XX系數、XX調查、XX曲線、XX參數、XX定律、XX坐標、XX效應、XX效用、XX分析、XX需求、XX設計、XX原理、XX模型、XX偏好、XX結構、XX機制、XX認證、XX模式、XX體系之類，以現實意義看來，均是“信息——經濟——數據”的產物，即均是某種變相的以數據的獲取與分析為立論根據的，具相的、應用性的“核算體系”，目的也多是在數據的分析的結果中，尋找自欺欺人的生產的最大化與市場的無限化的理由，其實是種種的“局部市場”的生產的最大化與市場的無限化的理由，即“局部市場”的“生產目的的理由”。應該說這種種的“局部市場與局部生產目的性質的核算體系”，為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資本的概念含義與理論依據，提供了較好的現象上的啟示與應用性基礎。

     奇怪的是歷史上的種種“應用經濟學”均以“數據”為立論的出發點，專家學者們對此卻均諱莫如深或“劍走偏鋒”——概念第一、派別第一或“品牌”第一，在理論與應用之間搖擺不定，目的均不過是境界不高的“求得理論上的山頭獨立”。像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工業主義、勞動價值論、邊際效用學派、邊際效用價值論、邊際分析方法、均衡價格論、有效需求理論、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合理預期學派、供應學派、凱恩斯主義、剩余價值論、奧地利學派的“人類行動學”。。。。。。甚至種種“庸俗經濟學”，對工資—地租—利息—價值—分工—勞動—分配—貨幣—信用—商業循環—國際貿易—國際競爭—服務經濟。。。。。。的科目性門類研究，對于知識論的整體結構來說，均已摸到了一些各自的“經濟科學”的門徑，但這些經濟學均未或者不可能登堂入室，是因為在歷史階段的適用性上，在哲學認識的大原則上，達不到馬克思那樣的認識上的境界，自身在科學體系或知識論體系中的“位置”不明，更沒有馬克思那樣的全面的人類—社會—歷史意識。因此被馬克思橫掃天下說。種種被視為“庸俗”或局部性的經濟學常常在實用與功利的躁動中，忘了自己已搶吃了幾碗干飯——“搶注式”制造了幾種理論派別，或者忘了“搶吃”干飯——制造“理論品牌”的目的。這與人類由歷史的比較文化決定的現實的知識論體系雜亂無章、“局部合理”，有必然關系；與經濟學家不知“文化為何物”或不能為二者建立必然的關系性并探討其中的價值與意義，有必然關系；與知識論體系中的“認識的境界”低下有絕對關系。

     近、現代世界國情不同或“國際結構”復雜變換的原因，與資本主義興起之后，在“資本天下”式的獸欲性的群體利益的沖動中產生的種種罪惡理念，如發達的貧困——由貧困支撐的發達——如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有絕對關系。此種以獸欲性的群體利益為終極目的的世界觀，不以歷史的、比較文化的方式、方法理解現實與未來，而以“純形而上學”或意識形態且自私透頂的“己所不欲，強施于人”的方式，以自家利益為目的“為生產而生產”，造成世界范圍的“發達的貧困”與“增長的極限”。比如在社會發展的歷史意義上，經濟學到底是“富人經濟學”還是“人類經濟學”？是“商品生產商品”還是“文化生產商品”？是“國家經濟學”還是“國際經濟學”？是經濟決定經濟還是文化決定經濟？是“局部最優”還是“整體最優”？是共產經濟學還是世界經濟學？還是“文化與經濟的歷史階段的結構辯證決定社會發展史的結果”？

    若果以上認識上的大前提——世界觀（歷史觀或社會觀）都不明，那么應用理論上的屠龍之技，不就都容易成為目的不明或目的錯位的有害之論了嗎？即像核理論的研究，如不能專為民用，而只以國家威懾力或占取資源之力運用，那戰國天下的事實重演，不就成了科學研究與社會進步的目的了嗎？眼前的小群體利益（利益集團或國家）目標明確，而未來的人類生產目的與生存方式盲目，這是現實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在理論深度與理論境界上的致命通病！這個通病的結果必然是：“發達國家的價值與體制的傳播、灌輸，給發展中國家的進步造成了很多機能性障礙，反過來又作用于發達國家，阻滯了發達國家的以經濟發展為社會發展標準的進步”。叫囂馬克思過時、無用、錯誤等等狂妄無知者，在此方面無一人有所建樹——人類生產目的與生存方式，無一人能做到像馬克思那樣，既從微觀上把握住了社會、歷史的“細胞”之一（共性部分）——如商品，又在認識境界上以其通透的辯證歷史觀，在世界觀上解決了人類的未來生產目的問題——如共產主義。這是“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的原因嗎？

    20世紀90年代始出現的中國的“三農”問題，是生產不足造成的，還是分配原則在“必要的”“權宜的”現行政策上的“社會成本失衡”？那么“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歷史使命完成以后，“共同富裕”的社會分配觀念，是社會資本問題還是社會成本問題？日本為何將高新技術型與高附加值型產業撤回國內？是日本企業對技術流失的擔憂？還是日本國家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生存資源，技術性社會成本被他國獲得的恐懼？

    但馬克思以外的西方的“特例”也有很多，如韋伯的“宗教經濟論”、貝爾的“經濟、文化、政治三方關系論”、熊彼特的“創造導致毀滅（或過渡）論”、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論”等種種含有社會歷史觀意義的認識，還有“發達國家的價值與體制的傳播、灌輸，給發展中國家的進步造成了很多機能性障礙，反過來又作用于發達國家，阻滯了發達國家的以經濟發展為社會發展標準的進步”，等等眾多的具有超越資本主義觀念或非意識形態化傾向的“真正的學者”，在社會學范疇內的對文化與經濟的關系的意義的看法中，發現的社會總資本的國際循環的惡性現象與結果，深刻而具有未來的啟示性。

    經濟學的建立與存在的意義對應于文化在社會范疇內，簡單如男與女之于家庭、陰與陽之于道。難點在于，對男（或經濟、陽）、女（或文化、陰）的必然關系的意義，在家庭（或社會、道）范疇的確認——是“原配”還是“后配”？是一夫一妻還是多者插足？是“老守田園”還是情人林立？是“浪子回頭”還是“本體歸位”？是壟斷“后宮”還是澤民天下？是達成和諧還是制造矛盾以獲小群體利益？其他本體錯位性的歷史與現實的社會例證無數——如“（合法的）同性婚姻”、“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生產的目的是（再）生產、女權主義與女色狂潮、神經癥普遍與心理異常共生、經濟大國債務天下、金融游資泛濫攪亂全球、“人類喂奶高論”隔絕人寰、發達的目的是“保住貧困”以爭取“發達的發達”。。。。。。不理清并建立新的比較文化基礎上的，“小異大同”——“陰陽合道”的知識論體系，經濟學即永遠成為不了一門科學！

    像曼昆的“經濟學十大原理”或某些先鋒、另類經濟學，只能當作有啟示意義的趣味性理論看待。因為經濟學本身在“社會學”范圍內的位置至今不明，缺乏名分，名聲鮮亮而位置飄忽，在其內在動力——商品、利潤、資本、效率、資源有限—競爭必然等內因的催動下，在學術的市場性“細分”中尋找自身的出路，妄想以其“局部學術”概括、兼并社會學的其他部分，或者“沒想”概括、兼并,卻為了“創新”與“沖出困境”做出了種種概括、兼并性舉動。但像資本主義這樣的“博大”至雜亂無章的“經濟哲學”，確實一直有以種種“補丁學術”或“局部學術”替代（社會）哲學的莫名妄想。比如“經濟（資本）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而生產目的卻是以兩極分化、扼殺倫理的社會分配現實為代價的“發達的發達”。奇怪的是，資本的發達真的已經讓全人類都糊涂到，少數人的富裕必須建立在多數人的貧困之上嗎？那為什么現實所有應用經濟學，都不以生產目的——分配理論為研究對象？其有意或無意的理論傾向與結果，其實質都是有益于“富人的富裕”與“競爭的競爭”的“生產再生產學”？

    即使是“福利國家”這樣的“經濟（社會）理想”，也是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分配方式為核心的經濟（社會）理想，則結果一定是福利國家內部的機制性病灶叢生，或在國際—世界范圍內，出于“自家富裕”的目的，而成為必然聯系性的，國際—世界范圍內的社會性問題的總根源。被一些“有識之士”看好的“混合經濟”，則是資本主義世界在國家內部的機制性病灶叢生的無奈中，產生的新型學術補丁，以人類范圍內的社會發展史觀分析，其根本無益于生產目的的“結癥”——分配方式的核心問題——倫理本位的解決。今日所見，“福利國家”中也產生了種種難以自決的社會問題。原因是“福利國家”的效用只局限在國家中，而現實的國家（世界）并不是一國之家。在比較文化的前提下，交通、市場、信息的發達與金融的國際化、自然資源的共享化，使以國家為核算單位的人類社會發展史已經過去，因此能滿足任何一個國家基本生存的各種條件，都不可能只在一國之家中完全具備。這是資源——成本問題，成為現實人類世界的社會性問題的根源的根源！那么“市場”加“經濟”的以偏概全的制度，必然會產生，“商品大于社會”、“資本大于經濟甚至大于社會”的認知。此種認知促成的社會實踐，能否在國家—社會—國際—世界這樣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結構中，解釋歷史呢？人類應該汲取的并反復提醒更多的人認識到的教訓應是——“發達國家的價值與體制的傳播、灌輸，給發展中國家的進步造成了很多機能性障礙，反過來又作用于發達國家，阻滯了發達國家的以經濟發展為社會發展標準的進步”。但遺憾的是，這種看法的局限，是在資本主義的世界觀中，這是文化環境使非意識形態化的“真正的學者”，在歷史的覺醒中，難以真正自省并他省的原因所在。

     不管愿不愿意，人類歷史已經發展到任何一國的經濟，已經不再決定于也不可能只決定于國內的生產、經營、分配、消費。因此對任何一次、一種國家、國際、世界的通貨膨脹、通貨緊縮或種種經濟危機的解釋，只能在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資本的關系，這樣在實證的數據上尚有較大缺欠的方面展開“概念線索”的研究，才會有比較趨近事實的結果。其中社會總成本是核心概念，因為人類歷史上的任何一種經濟行為及其結果，都不過是“成本的連鎖反應”而已，在世界性信息與交通便利的比較文化的今天，資源——成本的“連鎖反應”，更以“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必然關系，將天下的人類聚為一家，不管以群體利益——如國家或民族為目的的何種主義如何垂死掙扎，世界之大勢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比如“投資目標”、“本土化經營”、資源配置、壟斷競爭、跨國公司、兼并重組。。。。。。甚至“資本主義（社會觀、歷史觀）世界觀”的成因，不都是成本性質的種種國際間“比較利益”——“資源配置”上的內因造成的嗎？

    成本與資本的相互關系上的“歷史階段上的決定性”，具有“現象決定論”與“本質決定論”的區別，即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二者的相互決定性，沒有簡單的單向的決定性，其任何相互之間的決定性，都可能會因歷史階段的歷史因素而發生相互的轉變。這本來既是馬克思在社會發展史的研究中，所運用與提倡的“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精髓含義，也是中國邏輯——陰陽互本、陰陽交變的“陰陽（辯證）邏輯”的精髓含義。此種精髓含義被社會主義革命成功以后的理論研究者，拋棄了或根本就沒有真正領會過，卻被精明的糊涂論者們在馬克思之后精心研究了近200百年，弄出了千萬部令求知者糊涂得五體投地的精裝巨著，論證出類似“針尖上天使數量”一樣精密無用的數理模型，以及“模式的永恒決定性”、“一物決定一物以至永恒”、“帝國天下造福人類”等等的重要“歷史意義”。這是經濟學家或政治家太缺乏高層次的哲學素養，夜郎自大以至狂妄到“不知有漢”，且并不真正理解人類對自然與宇宙的認識方法——陰陽邏輯——辯證（全息）邏輯的結果。此種現象在各種社會領域均普遍存在。以不看歷史條件“永遠決定”為模式，并促生過種種社會問題的糊涂論可隨意羅列如下——比如“經濟基礎（永遠）決定上層建筑”既是；比如“生產力（永遠）決定生產關系”既是；比如“發展的（唯一）標志是經濟”既是；比如“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既是；比如“經濟（永遠）決定文化論”既是；比如“物質（永遠）決定精神”既是；比如“強大即永恒”既是；。。。。。。

    如果將資本作為（社會）成本的調節工具看待，資本即只會顯現其有益于社會的良性的一面；但若本末倒置，向資本主義所堅持的那樣，將資本與成本都作為資本獲取的工具，那么老子所說的“物壯則老、陽極必陰”的時間—歷史軸線上的自然的規律，即會顯現于世，那么資本主義的危害性即會象今日世界的現實一樣——“幫倒忙”——投資倒流、“燒香引出鬼來”、飲鴆止渴、本末倒置、至死不悟、部分相加大于整體、窮得只剩下錢了、資源危機、能源戰爭、語言困境。。。。。。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全球變暖、精神無助、貧富分化、階級斗爭、環境惡化、種族主義、文化過敏、恐怖活動、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宗教沖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國際戰略。。。。。。資本全球化，貧富對立化，階級斗爭化，世界性浮躁、戰亂化，利益少數人（公司、國家）化——馬太效應——贏家通吃化、國際戰略化。。。。。。“發達中的貧困”、增長的極限、戰亂天下且難以休止！

    這不是無知無識的資本的過錯，是資本加上主義之后產生的世界觀造成的必然結果，是“生產的目的是生產”、“競爭的目的是競爭”、“發達的目的是發達”一類社會發展觀、歷史觀造成的。

    老子早就告誡過世人，強大不會長遠，和平才會永恒。現代史上的“不稱霸”、“和平共處—求同存異”、和平崛起、和諧社會觀，是中國以其古今再無二例的最長社會發展史，對人類曾經的慘痛歷史教訓的客觀總結。

    西方理論經濟學從上個世紀開始，逐步走出以私有制為基礎、以競爭為主導、以生產的最大化為能事的傳統，開始在有意無意中填補社會學的空缺或不足，轉向生活質量、資源稀缺、家庭經濟、環境生態、社會福利、人性化管理、企業文化、公共關系、民族經濟、企業自組織系統、社會保障、人本組織、福利國家、人力資本、信息經濟、教育經濟、人文指數、歷史計量、經濟哲學、倫理經濟、心理經濟、老年經濟、醫療經濟、時間經濟、文化經濟學、制度經濟、信息經濟、生態經濟等等經濟制度、政策學說、觀念引導、理論與實踐，以至將婚姻、家庭、歧視、犯罪、司法、選舉、宗教和歷史，都納入了自己的分析范圍，大有以經濟學的社會認知原則，重寫社會學（如福利國家）、法學（如制度或法經濟）、歷史學（如歷史計量）、文化學（如倫理經濟）甚至哲學（如經濟哲學）的勢頭表明，經濟學的窮頭末路，是人類的知識論體系目的不明、雜亂無章、“局部合理”、“目亂綱繁”造成的，絕非是經濟學的本性惡劣或目的不純。比如若誰說制度經濟（或法經濟）在“名分”與本質上不是“政治（或國家）經濟”的“新說法”，那就只能等他理解了“政治是文化與經濟的辯證表現”這個命題，才能繼續理論下去，否則既是對牛彈琴。

    在地球范圍內的種種資源的匱乏、水的危機、通貨的膨脹與緊縮、金融毀國、和平演變、富裕的貧困。。。。。。都只是“歷史的結構性”表現——地球的總質量與總資源，真的被人類的社會的發展折騰“輕”了、鬧騰少了？地球上物質性的總資源，真的在總量上被全人類這張貪天大嘴吃少了？還是因社會的商品化與工業化——社會總資本的本體惡性循環，在社會總成本的無視中，轉化為“歷史的結構性不足”了？地球上的現有財富是不能使現實的全人類生活幸福？還是由資本主義中分離出的資本的分配原則，不能以社會總成本的核算原則為分配原則，造成的資源的分配原則自私、盲目、短視到致全人類的生存現狀而不顧？由20％的人口占有80％的財富的事實，導致的群際沖突，達至“以‘利’害天下”到全球性環境保護的程度，是資本的本愿嗎？那么相對于宇宙中“萬牛之一毛”的地球的種種的“存在”中，怎么會存在著短缺、博弈、邊際效用、均衡價格、資源配置、自由競爭、靜態均衡、動態過程、不對稱性、不確定性、超邊際、局部均衡、完全競爭、一般均衡、福利經濟、寡占市場、市場細分、純策略均衡、混合博弈、廣延型結構、計量預測、廠商博弈、公共物品、稅收制度、外部效應、有效需求、貨幣供給、合理預期、剩余價值、消費者偏好。。。。。。？除非真的存在著可顛倒乾坤的宇宙的制作與統治者，但歷史中有誰真正相信并證明了呢？！這是不是在資本的世界——近、現代的西方，出現過的一些科學或哲學巨人，最終都逃脫不了培根的“讖語”（大意）——“哲學與科學家最初都是唯物的，最終均歸與宗教”的根本原因呢？那么“資本的罪惡”在“歷史的結構性”表現中，造成的資源危機、土壤沙化、臭氧空洞、環境污染、怪病連生、水土流失、地力減退、全球變暖、精神無助、貧富分化、階級斗爭、環境惡化、種族主義、文化過敏、恐怖活動、國家主義、帝國主義、宗教沖突、種族摩擦、軍事威脅、語言困境、國際戰略。。。。。。全球最貧困勞動者人數增至5.5億；20年前的250萬難民已漲至今天的4 400多萬；全球的文盲由1970年的8.9億增漲到21世紀的9.48億人；“二戰”后世界范圍內已發生了150場以上的大小戰爭，造成230多萬人死亡；人均收入全球第一，居住環境勝似花園的瑞士人的精神狀態，因受全球性的不滿的影響，越來越悲觀；號稱最發達的美國在2002年的時候，還有3 300萬人生活在饑餓或遭受饑餓的家庭，無家可歸者達到300萬人，每年的挨餓兒童達1 3 00千萬人次；目前的世界上有近20億人口處于營養不良的危機中。。。。。。是世界觀造成的還是社會“進步”造成的？

    由此可見，如果不顛覆資本主義的發展觀、歷史觀——世界觀，那么受世界觀影響的“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行動方向，就將成為一種更大規模的“盲人瞎馬運動”，且可能會因此運動范圍更大，而成為以比較文化為決定因素的范圍更大的“諸神的爭吵”。不可逆轉的全球化走向中，出現的“硬件沖突”——文化(民族、宗教)沖突、反全球化現象，在世界各地日益繁雜多變的事實，原因在此嗎？

    當資本的目的只是資本本身時，發達的貧困與文化的沖突是永遠不會滅絕的，當資本的目的是成本或資本與成本之間的均衡性質的循環，或者是“社會總成本”這樣一個更大的社會與歷史目標時，人類社會的解決世界范圍內的國際問題或國家問題的總出路，由比較文化造成國家之間的隔離、過敏、摩擦、敵視，以至沖突的唯一出路——共產主義的實現，即為時不遠了。

    以成本論的觀點來看，未來的經濟學家將是一種“數據（的價值與意義）解讀學家”，此解讀又必須依賴于人類哲學的共識，既生產目的與勞動價值量的核算方式的共識，才能達成。成本問題可能成為“國家經濟學”或“世界經濟學”的“終極”問題，是“國家經濟學”或“世界經濟學”在《資本論》之后，替代資本的細胞——“商品”，成為“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的，認識社會組織構成因果與發展趨勢的細胞的“分子”或基因。此“終極”問題的可能性在于，在經濟學范圍內，類似“一陰一陽謂之道”的“陽”——資本，早已被人類知識范疇內的各種“解釋學”“解”到了窮途末路，近、現代西方經濟學中種種“局部經濟學”、“時興經濟學”與“雜交經濟學”的虎頭蛇尾特性既是其表現，以致不得不以“學科的交叉性、綜合性”為托詞在其他學科中尋找出路。若以成本論的觀點看，至今已有的各種近、現代經濟學其實都是“資本學”——圍繞資本的產生、獲取、分配、運用、價值、意義。。。。。。之學，至今已有的資源、宏觀、微觀、中觀、邊際、效用、貨幣、需求、行業、金融、計量、供給、供應、財政、投資、審計、數量、數理、發展、資源、價格、成本、制度、演化，甚至文化、政治、國家、國際、世界。。。。。。經濟學，均是“資本學”的變種，而且又都沒有馬克思那樣博大的、精深的，以社會發展史的規律性與科學性為世界觀前提的，以認識方法上歷史的、辯證的微觀研究與剖析——如商品——為基礎構成的理論體系。近、現代經濟學對社會總資本與“價值”及其衍生概念的認識。怎么不見自發的、深入的或與馬克思理論的比較研究？為何總是“羞答答猶豫不決，好似沒經過風吹雨溉”？是社會總資本與勞動、“價值”的現實意義與歷史意義不足？還是研究者受資本主義、宗教觀念或“國家理想”的影響難以以人類為本位達成認識？是“社會存在的總體”并不存在？還是商品與資本的現實價值將各種各樣的學者或科學家，都帶入了難以找到歸途標志的迷宮？以至“資本的理想既是人類的理想”一類荒謬之論層出不絕？

    如果“市場經濟即是法制經濟”，那么比較文化現實下的世界市場，不就早成為了人們夢寐以求的“統一的自由市場”了嗎？而技術壁壘與貿易壁壘普遍存在的事實已經告訴人們，法律之間的差異存在多么現實，“文化的差異刺激經濟沖突”使法律在現實中，充滿過多的繁雜無序的立論前提。而且多數壁壘并不產生于國家法律，只產生于有益于國家利益的政治目的之中。法制經濟只存在于國家經濟與國家主義中，而（世界）市場經濟與國家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的天然矛盾，在比較文化的歷史事實上是難以調和的。至少目前世界的事實——效率第一性，既“效率決定公平”的胡論，暫時是難以改變的。這可能意味著未來的經濟學研究，不是以“國家經濟學”——“國際經濟學”——“世界經濟學”為范疇，而是會不斷的受到類似科學中“物質的研究”成果的影響，在微觀、細化的社會“本體”中，以“細胞”——如資本、“分子”——如商品、“原子”——如生產、成本、資源、勞動、人性。。。。。。為單位展開研究并建立理論結構或認識論與方法論體系。由此對社會本體的微觀性認識，可以整合近、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實用、合理部分，校正其盲目的“部分相加大于整體”一類精致不成反至禍亂天下的盲人摸象論，與具體學術上的“局部發達”的有害特性，由對此社會細胞的基本“分子”的認知，可以知道社會發展史的未來趨勢。這是因為：
    1. 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任何一種具體自然人的生活行為或社會性經濟行為，都不過是生產關系性質的“成本的連鎖反應”；
    2. 成本之母是資源——人類社會發展史上的任何一種生產行為都不過是“資源循環的連鎖反應”。

    比如日本歷史在世界史中雖然不算久遠，但其人口與地理經濟——資源特性造成的生存條件，決定了其天然的外侵性。二戰以后軍事上的外侵不成，則以“國家導向型市場經濟”獲取“國家的生存成本”——資源，現代軍國主義的鬼影憧憧，也是此種“內因”表現之一。若世界大勢——資本主義天下不改，那日本的未來歷史行為即會像“必須出頭的癤子”或鬧胃的烈酒，不得消停。日本是典型的“地域資源成本型”國家。美國的現代外侵性與日本絕然不同，是“歷史的資本——成本結構演變”的結果，是資源的消耗與資本的市場需求，在社會資本的循環上尋求“成本支撐”的結果，是典型的資本主義式“歷史資源成本型”國家。此原因可從“歐洲的原始積累過剩——白銀資本”說起。美國國家的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是“歐洲的原始積累過剩——社會成本結構失調”的結果。“歐洲的原始積累過剩”的根源輒在十六世紀后的世界性的文化交流，部分的原因起于某種國際戰爭前與戰爭后的受東方文化影響下的“東方意識”中，由此“東方意識”“尋找東方”，產生了“黃金東方”與歪打正著的影響世界近現代史的“地理大發現”，其后的奔襲、掠奪、殖民、種族滅絕。。。。。。造就了“歐洲的原始積累過剩”。“歐洲的原始積累過剩”是殖民主義的根源。此種過剩可在“歐洲近、現代史”與“美國史”中找到充分的證據。這是“資本的血腥罪惡”的結果，不是國民性或人性的必然。

    經濟學為社會與歷史做了很多重要工作，甚至以其某種非體系的又常常自相矛盾的“點子”，即能影響國家或國際的政策，成為人類歷史中由歷史事件作為表征的“歷史決定者”。如“鋸箭桿學”——“國家干預論”及其多種理論補丁對種種歷史事件的影響巨大，卻“名無固實”，只有“約之以名”，充當了一些歷史變故的代言者或替罪羊，且給片面而貽患無窮的“經濟決定論的社會發展史”觀，在社會觀念的普及上推波助瀾、助紂為虐！！！其實微觀經濟學中的“供求論”、“邊際效用論”、“邊際生產力論”、“生產費用論”、“消費者行為”、“生產者行為”、“需求彈性”、“消費者剩余”，甚至多種“壟斷競爭理論”中，均有著“個別成本”、“連鎖成本”、“社會成本”的“成本內核”，其狹隘之處是在社會發展史觀性質的，缺乏社會成本意識的“資本的盲目”中。“資本的盲目”是從“欲望”出發引出“效用”概念，再以此“資本的感性內核”分析邊際效用或超邊際效用及其遞減規律。社會生產關系倒成為了“欲望”的附屬物。比如“創新”在社會經濟與具體生產中的重要性常常是決定性的，但社會不只是存在著經濟問題與以無度的“欲望”為目的的生產問題，還有著決定國際關系與歷史的的文化問題、政治問題。若以歷史、世界、宇宙這類包容了人類經濟與社會問題的更大觀念看，人類的未來并不掌握在經濟學家、政治家或社會物質性“財富”擁有者手中，而是永遠被經濟、政治的“母體”——文化所掌控著，并永遠引領著社會結構性的，以文化與經濟的辯證表現的結果為目標的——歷史的方向。

    結論就是，“生產關系學”，即是具有著世界觀的合理內核與現實的比較文化意義上的未來“宏觀經濟學”，生產關系中包含的社會發展史的意義，是“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的“事物中能夠獨立存在并保持本事物的一切性質的最小單位”。“生產關系學”在今天的“學理”方面的表現是“國際—世界經濟學”，未來指向則是“人類經濟學”，且意味著人類的“計劃經濟”的重興，在“形而下”的實證方面以“統計（數據）學”為應用，在“形而上”的“純理論”方面，以國際—世界經濟中包含的生產關系及其未來的歷史意義，為“閉門造車”——計劃經濟的依據，在社會“細胞”的分子構成方面，以成本——社會成本——社會總成本為認識路徑。由（人類）社會成本意識的理性認知達成的世界性的成本主義，將因方法論與認識論上的實證性與統一性，在比較文化兼容——求同存異的世界觀上，成為資本主義的顛覆者。由此認識到，（人類社會）知識論體系的構建，決定著經濟學的科學性與“名分”的合理性。其中“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資本關系的歷史價值與意義”，是未來經濟學具有世界觀與認識論意義的核心問題。此“關系”的出發點，是萬物皆數之“數”——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資本及其關系之數——數據。統計學與“數據學”將成為經濟學能否成為“科學”的決定因素。此數據即為——
    全球社會（總）生產之數；全球社會（總）消費之數；全球游資總量、分布、全球XX影響力之數；全球年度旅游業人數、去向、收入作用及影響之數；全球文化兼容與經濟依存的指數評價之數；全球社會城市化進程分布、作用、預期之數；全球外匯儲備及其組成部分之數；全球資源總量與分配之數；XX年度世界媽媽狀況指數之數；中國（全球）社會總成本構成評價體系指數構成之數；全球產業構成的類別與區域規模（國際分工）之數；全球行業經濟總量與社會經濟總量之數；XX就業調查報告之數；全球XX年度稅務負擔指數之數；國家或世界資產總數之數；國家或世界物流、信息流、金融流總數；全社會（國家、世界）固定資產投資之數，全球產業集群的區域經濟設計與世界經濟構成之數，全球自然資源賬戶和污染賬戶之數，全球循環經濟中產生的折耗與利廢之數，中國農民工維權成本調查統計之數，全球男子精子數量普遍下降統計調查之數；。。。。。。其歸宿則是“經濟數據的歷史價值與意義”。

    這是在歷史性的社會學意義上，彌合由比較文化造成的利益沖突，通過社會總成本與社會總資本的數據論的構成，在“成本論”意義上，解決由局部利益（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等）導致的，“社會總結構體系中的內耗”——如發達的貧困、增長的極限、無度消費毀滅地球。。。。。。一類問題的唯一出路，也是以“中性的”數據事實開道，顛覆資本主義的歷史觀，實現共產主義的具體理論與應用辦法之一。

    比如“以美國式消費將毀滅地球”、“增長的極限”、“發達中的貧困”、“大國的衰落”、“美國的社會人文指數全球排名偏后”、“世界上GNP最大國家為何成為世界最大債務國”一類西方人自己在社會數據上進行反省的立論，既是已出現的將成為“科學”的經濟學，在“社會總成本數據學”方面的有力論據。

    由此可以認識到的人類知識論體系構建的出發點與認知原則之一，我認為是——“人類社會發展史是文化與經濟結構辯證的結果，而不是由單一的某種社會形態所決定的”。這也是歷史上已出現過的花樣繁多的盲人摸象型“真知灼見”，將以百川歸海之勢,顯現出其完整的科學理性性質的“人類共識”的必由之路。

相關的“旁論”參《“文化經濟”與“經濟文化”關系的社會發展史尋繹錄》
http://www.dqjj.com/bbs/dispbbs.asp?boardID=13&ID=1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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