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運動必須向先進國家的老的運動學習，這是一個歷來受人尊敬的真理。我們可以大膽地用相反的一句話加以補充：老的、先進的社會民主黨同樣能夠而且必須從同它們年青的兄弟的親密交往中進行學習。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特別是同庸俗經濟學相區別——來說，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以前的一切經濟階段，同造物的頂峰即資本主義相比，不是一種簡單的“不發達”形態，而是在歷史上享有同樣權利的不同的經濟類型。同樣地，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家來說，各種發展程度不同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是一定的歷史的個體本身。我們越是了解處于不同社會環境中的千差萬別的社會民主黨的特征，就越是能認識本質的東西，基本的東西即社會民主黨運動的原則，就越是能減少為任何地方主義所限制的眼界。在革命馬克思主義中，國際的旋律如此強烈，不是沒有代價的，在民族孤立狀態中不斷發出的機會主義思想方式的音響也不是沒有代價的。應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火星報》的要求而寫的下面這篇文章應該引起德國公眾的一些興趣。
一
俄國社會民主黨擔負了一項特殊的、在社會主義歷史上無先例的任務，這就是在一個專制國家里制定一個適合于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社會民主黨的策略。把俄國當前的情況一般地比做德國反社會黨人法時期的情況是沒有根據的，因為這種對比是從警察觀點而不是從政治觀點來看俄國的情況。由于缺乏民主自由而給群眾運動造成的障礙比較地說是次要的。群眾運動在俄國已經沖破專制主義“憲法”的圍墻而建立起自己的“街頭暴動”的“憲法”，盡管這種“憲法”是靠不住的。這一運動將會繼續進行下去，直到取得對專制制度的徹底勝利。俄國社會民主黨斗爭中的主要困難是，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被專制主義的暴力統治所掩蓋， 這就必然使真正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具有抽象宣傳的性質，使直接的政治鼓動多半具有革命民主主義的性質。反社會黨人法企圖干脆把工人階級置于憲法之外，而這種事情又發生在一個階級對立已經充分暴露并且在議會中展開了的高度發達的資產階級社會。俾斯麥措施的荒謬絕倫恰恰就在這里。俄國應該進行相反的試驗，即在資產階級沒有直接進行政治統治的條件下建立社會民主黨。
這不僅僅是把社會主義學說搬到俄國的問題，不僅僅是鼓動工作的問題，而且也是采取完全特殊的組織形式的問題。在社會民主黨的運動中，組織問題同先前的空想的社會主義的試驗不同，它也不是宣傳工作的人為的產物，而是階級斗爭的歷史的產物，而社會民主黨只不過是把政治黨覺悟灌輸到其中而已。在正常的條件下，也就是說，在資產階級政治上的階級統治的出現早于社會民主黨運動的地方，工人最初的政治團結主要是由資產階級實現的。《共產黨宣言》說：“在這個階段上”，“。。。。。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他們自己聯合的結果，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j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是用自覺的干預來代替歷史過程的一個時期，把無產階級作為有自覺目的的斗爭階級直接從政治上的極端分散狀態（這是專制制度的基礎）引導到最高的組織形式中去。因此，組織問題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是特別困難的，這不僅僅是因為這個組織必須在缺乏資產階級民主的一切形式上的手段的條件下建立起來，而首先是因為這個組織有點象上帝一樣，必須在缺乏通常是由資產階級社會準備好的政治原料的條件下，“在虛無縹緲之中”，在真空里建立起來。
俄國社會民主黨幾年來所從事研究的問題，正是在于把各個分散的完全獨立的小組和地方組織形式（這是同運動的準備階段即主要是宣傳工作階段相適應的）變成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群眾統一政治行動所需要的組織。但是，舊的組織形式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地方組織的分散性和完全自治即獨立性，既然這種組織形式已經變得難以忍受并且在政治上已經過時，那么新階段的口號，進行巨大組織建設的口號很自然就是集中主義。強調集中主義的思想是《火星報》為準備上一次黨代表大會（實際上是黨的成立大會）而進行的三年大規模運動的指導思想。這個思想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整個年青一代的近衛軍中是占主導地位的。但是在代表大會上，特別是在代表大會以后很快就證明，集中主義是一個遠遠沒有概括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形式的歷史內容和特點的口號，它再一次表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觀點不論在什么領域，包括組織問題的領域在內，都不能成為固定不變的僵硬的公式。
我們面前擺著的列寧同志——《火星報》為召開黨代表大會而進行的準備運動中的杰出領導人和戰士——的一本書j對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極端集中主義觀點作了系統的說明。這本書詳盡而透徹地表達的觀點正是無情的集中主義。它的基本原則是：一方面把態度明確的和活躍的革命家的有組織的部隊同它周圍的雖然還沒有組織起來但是積極革命的環境完全區別開來，另一方面是實行嚴格的紀律和中央機關對黨的地方組織生活的各個方面實行直接的、決定性的固定的干預。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例如中央委員按照這個觀點有權組織黨的各個地方委員會，也有權確定從日內瓦到列日，從托木斯到伊爾庫茨克的俄國每個地方組織的人員組成，給它們提供準備好了的規章制度，通過一紙命令就可以完全解散它們并重新加以建立，最后還運用這種方式間接影響黨的最高機關即黨代表大會的組成?？梢姡醒胛瘑T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只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
列寧正是認為把組織中的嚴格集中主義同社會民主黨的群眾運動結合起來是一個特殊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原則，并且能夠舉出一大堆事實來維護他的觀點。但是我們倒要比較仔細地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毫無疑問，強烈的集中主義特點一般說來是社會民主黨所固有的。社會民主黨是在傾向于集中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成長起來的。它的斗爭必須在巨大的、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國家的政治框框內進行，因此，社會民主黨本質上是任何分散主義和民族聯邦主義的堅決反對者。社會民主黨所擔負的使命就是要在該國范圍內代表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的共同利益以反對無產階級的一切局部的和集團的利益。因此，它處處都自然要努力把工人階級的一切民族的、宗教的和職業的集團團結成一個統一的全國性的黨，只有在特殊的非正常的情況下，例如在奧地利，它才不得不破例贊同聯邦主義原則。
在這方面，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毫無疑義的是，它不能建立一個由許許多多民族的和省份的獨立組織聯合起來的聯邦團體，而必須在俄國建立一個統一的緊密團結的工人政黨。至于在團結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關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準確的性質，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從實現社會民主黨這個戰斗的黨的形式上的任務的角度來看，組織上的集中主義乍一看來似乎是直接決定黨的戰斗力和力量的一個條件。但是在這里，無產階級進行斗爭的特殊歷史條件要比每個戰斗組織從形式上的要求著眼的觀點重要得多。
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是階級社會歷史上在其各個時期和全部過程中都要依靠群眾的組織和群眾的直接的獨立行動的第一個運動。
在這方面，社會民主黨所要建立的組織形式完全不同于先前的社會主義運動例如雅各賓和布朗基運動的組織形式。
看來，列寧低估了這一點，他在他的書中認為，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無非是“同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有密切聯系的雅各賓派分子”j。在列寧看來，社會民主黨同布朗基主義的全部區別就在于無產階級的組織性和覺悟是同少數人的密謀活動對立的。他忘記了他這樣完全修改了組織的概念，賦予集中主義概念以嶄新的內容，提出了一個關于組織和斗爭的相互關系的嶄新的觀點。
布朗基主義既然不依靠工人群眾的直接的階級行動，也就不需要群眾性的組織。相反地，既然廣大的人民群眾只有在革命時刻才出現于斗爭場所，而預先準備革命襲擊的行動是少數人的事，那么為了完成他們的任務，把受委托進行這種一定和動的人同人民群眾嚴格區別開來就是直接需要的。而這也是可能的和可以實現的，因為布朗組織的密謀活動同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是毫無內在聯系的。
同時，布朗主義的策略和具體任務是同自發的階級斗爭的基礎沒有聯系的，都是隨意制定的，預先編制固定的計劃，連細節也都作了規定。這樣，組織里的普通成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在自己的活動范圍以外執行預定的意志的純粹的執行機器，成了中央委員會的工具。因此就產生了密謀主義的集中主義的第二個要素：黨的各級組織對中央機關的絕對的盲目的服從和中央機關的決定大權一直擴展到最邊遠地區的黨組織。
社會民主黨進行活動的條件完全不同。它在歷史上是從自發的階級斗爭中產生的。它是在一種辯證的矛盾之中發展的，在這里，無產階級的軍隊只有在斗爭中才能補充自己的隊伍，也只有在斗爭中才能逐漸明確自己的斗爭任務。組織、覺悟和斗爭在這不象布朗基主義運動那樣，是可以機械地和暫時地分割開來的不同的因素，而僅僅是同一過程的不同方面。一方面，除了一般的斗爭原則以外，根本有存在可以由中央委員會象訓練新兵那樣教會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去付諸實現的那種現成的、預先制定好了的詳細斗爭策略。另一方面，建立組織的斗爭過程決定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范圍是經常變化不定的。
因此，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的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經由固定的黨的干部組成的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核心和它周圍由階級斗爭所支配的、處于階級覺悟提高過程之中的普通群眾之間，絕對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墻壁。列寧所主張的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地根據以下兩個基本原則建立的：第一、使黨的一切組織及其活動，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都盲目服從中央機關，這個中央機關單獨地為大家思考問題，制定計劃和決定事情；第二、把黨的有組織的核心同它周圍的革命環境嚴格地隔離開來。在我們看來，這就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群眾運動中來。而且列寧在說明他的觀點的時候也許要比他的任何一個政敵所可能做的都更加機智靈活，因為他給他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下的定義是“同有階級覺悟的工人的組織有聯系的雅各賓派分了”。但事實上社會民主黨不是同工人階級的組織有聯系，而是工人階級本身的運動。因此，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同布朗基主義的集中制在性質上必須有本質的區別。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無非是工人階級中有覺悟的和正在進行斗爭的先鋒隊（與它的各個集團和各個成員相對而言）的意志的強制性綜合，這也可以說是無產階級領導階層的“自我集中制”，是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黨組織內部的大多數人的統治。
從對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的這種真正內容的研究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在今天的俄國，建立這種集中制所需要的條件還不可能完全具備。這種條件就是：擁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在政治斗爭中受過訓練的無產者階層；他們有用直接施加影響（對公開的黨代表大會和在黨的報刊中等等）的辦法來表現自己的活動能力的可能性。
顯然，后一個條件只有在俄國擁有政治自由的條件下才能實現，而頭一個條件——形成一個有階級覺悟和有判斷能力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還只是處于產生過程之中，并且應該被看作是最近的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所要達到的主要目標。
相反，列寧堅信，俄國已經具備了建立廣大的、極端集中化的工人政黨的一切先決條件，這就更加令人吃驚了。列寧樂觀地宣稱，現在“并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知識分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教育”j，他稱贊工廠對無產階級的教育意義，說工廠本身使無產階級成熟到實行“紀律和組織”，這再一次表明他在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上有許多十分機械的觀點。列寧認為，培養無產階級“紀律”的東西決不僅僅是工廠，而且還有軍營和現代官僚制度，一句話，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全部機器。一方面是一個有無數手和腿的肉體在沒有意志和思想的情況下隨著指揮棒機械地做動作，另一方面是一個社會階層的自覺的政治活動自愿地互相配合；一方面是一個被統治階級的盲目服從，另一方面是一個為自己解放而斗爭的階級的有組織的起義，——所有這些都是兩種對立的概念。如果人們把這兩種概念都一概稱作“紀律”，那只不過是濫用口號罷了。無產階級要培養新的紀律，即社會民主黨的自愿的自覺紀律，不能受資本主義國家為無產階級培植起來的紀律的束縛，不能簡單地使指揮棒從資產階級手中轉到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鏟除這種奴役性的紀律精神。
其次，根據這種觀點可以看出，社會民主黨所說的集中制根本不是在工人運動的任何階段都可以實現的絕對概念，而不如把它了解為一種傾向，它隨著工人階級在其斗爭過程中覺悟和政治訓練的增長而逐步得到實現。
當然，完全實現集中制的重要先決條件尚未具備，這在目前的俄國運動中是一個巨大的障礙。但是，在我們看來，如果認為覺悟的工人在黨組織內部還沒有實現的大多數人的統治可以“暫時”由黨的中央機關“受委托行使的”單獨統治來代替，工人群眾還沒有做到的對黨的機關的活動和行為的公開監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員會對革命工人階級的活動實行的監督來代替，那就是錯誤的。
俄國運動的歷史本身提供了很多證據，表明上述意義上的集中制的價值是值得懷疑的。如果中央機關把自己的權力僅僅限于黨的活動的純粹技術方面，限于調整鼓動工作方面的一些輔助性手段，例如運送黨的文件，適當地分配鼓動力量和財政力量，那么象列寧所設想的那種幾乎擁有無限的干涉和監督權力的、大權在握的中央機關顯然是十分荒謬的。只有在中央機關運用它的力量來制定統一的斗爭策略，解決俄國的重大政治行動的情況下，它才會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在俄國運動的變化中看到了什么呢？俄國運動近幾十年來的最重要最有效的策略上的變化不是由運動的某些領導人“發明”的，更不用說是由領導機構“發明”的，而它們每次都是已經爆發起來的運動本身的自發產物。俄國的真正無產階級運動的第一階段的情況就是這樣。這一階段開始于1896年彼得堡爆發的自發的大罷工，并且開辟了俄國無產階級群眾經濟行動的時代。第二階段即街頭政治游行示威階段，也是這樣。這一階段完全自發地開始于1901年3月間彼得堡學生的行為。使他們大開眼界的下一個策略上的重大轉折點是頓河岸羅斯托夫“自然而然”爆發的群眾罷工，以及同這種罷工相聯系的臨時想起的街頭鼓動、露天群眾集會和公開演說，這些事在一年以前對社會民主黨勇敢的突擊手來說，還只是當作一種幻想而不敢大膽去設想的。在所有這些事件中，“行動”總是先行。社會民主黨組織的首創性和自覺領導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但是這不是由于這種專門組織對它應起的作用缺乏準備（盡管這一因素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對此發生了影響），更不是由于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內缺少一個象列寧所設計的掌握大權的中央機關。相反，這樣一個機關很可能只會使黨的各級委員會的不堅定性有增無已，并且加深奮起進攻的群眾和躊躇不前的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的矛盾。在制定策略時，黨的領導的自覺首創性所起的作用很小，這種現象在德國可以看到，而且到處可以看到。一般說來，社會民主黨的斗爭策略就其主要方面來說不是“發明”的，而是在試驗性的、常常是自發的階級斗爭中發生的一系列連續不斷的巨大創造行動所產生的結果。這里的情況也是不覺悟的人先于覺悟的人，客觀歷史進程的邏輯先于歷史進程的體現者的主觀邏輯。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作用在這里基本上帶有保守的性質，因為它憑經驗把每次贏得的斗爭領域開發到盡頭，就立刻把它變成一個堡壘反對更大規模的革新。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當前的策略由于它的引人注意的多樣性、靈活性和穩定性而普遍受到贊揚。但是這只是意味著我們黨在當前的斗爭中出色地適應了目前的議會制的條件（甚至在最微小的細節上都是如此），意味著我們黨懂得利用議會制所提供的全部斗爭領域并且能夠恰當地掌握原則。但是與此同時，這種特殊形態的策略已經遮住了我們寬闊的視線，在很大程度上出現了直截了當把議會策略看作是社會民主黨進行斗爭的永久不變的策略的傾向。有一個例子最能說明這種情緒：帕爾烏斯多年來一直想在黨的報刊上引起關于一旦普選權取消是否有可能改變策略的爭論，但是他的努力毫無結果，盡管對于這種可能性黨的領導人是完全認真看待的。這種懶惰態度主要可以由以下事實來解釋：很難在抽象的冥思苦想的真空中為一種還不存在的、因而是虛構的政治形勢提供輪廓和可以捉摸的形式。對社會民主黨來說，重要的不是每次替未來的策略預先設想或預先制定出一個現成的方案，而是從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最終目的的立場出發在黨內對當時的主要斗爭形式鮮明地保持正確的歷史的估價，對于一定的斗爭階段的相對性和對革命因素增長的必然性具有敏銳的感覺。
但是，如果人們象列寧所作的那樣想把具有消極性質的獨斷專行的全權賦予黨的領導機關，那么這恰恰是把每個黨的領導機關的保守主義（這是從這些機關的本質中必然產生的）人為地強化到危險的程度。如果社會民主黨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員會，而是由全黨，更確切些說，是由整個運動制定的，那么黨的各級組織顯然就需要有行動目由，以便單獨促使充分利用當時的形勢所提供的一切手段來加強斗爭和發揮革命的首創精神。但是我們覺得，列寧所主張的極端集中主義的全部實質是，它沒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他的思想過程主要是集中于監督黨的活動而不是使它開花結果，是縮小而不是發展，是束縛而不是聯合整個運動。
這種試驗恰恰在目前對俄國社會民主黨來說是雙倍的冒險。它現在正處于推翻專制制度的偉大革命斗爭的前夕，它已經面臨，或者更確切些說，已經進入在策略方面進行有力的創造性活動的時期（這在革命時代是不言而喻的），進入迫切用躍進方式擴大和推進自己的影響范圍的時期。在這樣的時代，企圖束縛黨的思想的首創精神，并且把黨的跳躍式的擴展能力用鐵絲網圈起來，這就會使社會民主黨不能勝利完成當前的偉大任務。
當然，從上述關于社會民主黨的集中制的特殊內容的一般考慮中，還不能推論出俄國黨的具體的組織章程方案來。這種方案歸根結蒂取決于黨在這個時期進行活動的具體條件。既然這里談的是俄國破天荒第一次試圖建立巨大的無產階級黨組織的問題，那就不能預先要求這個方案完美無缺，無論如何都必須經過實際生活的烈火的考驗。但是從關于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形式的一般觀點中可以推論出的東西是組織的主要特點，是組織的精神，而且這種精神，主要是決定社會民主黨集中制的協調配合和團結一致的性質，而不是決定它的監督約束和孤獨排他的性質，在群眾運動開始的時候尤其如此。但是如果在黨內樹立了這種在政治上擁有活動自由的精神，并且能把這種精神同對運動的堅持原則精神和它的團結精神所持的敏銳觀察結合起來，那么任何一個哪怕是制定和很不好的組織章程的粗糙之處都可以很快通過實踐得到切實糾正。組織形式的價值不決定于章程的條文，而決定于進行實際活動的戰士賦予這種條文的意義和精神。
二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從社會民主黨的一般原則和部分地也從俄國當前的條件著眼考察了集中主義問題。但是列寧和他的朋友們所主張的極端集中主義的看守精神對他來說并不是偶入迷途的產物，而是同他在組織問題上采取的、甚至深入到細枝末節的反對機會主義的態度相聯系的。
列寧說：“問題。。。。。。。在于要利用黨章條文鍛煉出比較銳利的武器來反對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根源愈深，這種武器也就應當愈銳利”。j
列寧把賦予中央委員會以絕對的權力和依靠章程為黨設置嚴格的攀籬看作是阻擋機會主義潮流的堅固大堤。他認為機會主義潮流的特殊標志就是知識分子生來就喜歡自治制和組織渙散狀態，害怕黨的生活中的嚴格“紀律”和任何“官僚主義”。在列寧看來，只有那些生來就具有散漫心理和個人主義的社會主義“著作家”，才會抵制中央委員會的這種無限的權力。相反，真正的無產階級出于他們的革命的階級本能，必然對自己黨的最高機關的非常嚴格、堅定和大膽的精神表現出一種歡天喜地的心情，他們會瞇著眼睛滿意地接受一切粗暴執行的“黨的紀律”。列寧說：“官僚主義對民主義”，“也就是社會民主黨革命的組織原則對機會主義派的組織原則”。j他強調說，在革命傾向同改良主義或修正主義傾向處于對抗的所有國家里，將會明顯地看出社會民主黨在集中制和自治制觀點上的這種對立。他還專門拿德國黨內最近發生的事件和在選區自治問題上的爭論做例子。從這一點出發來考察一下列寧的類比是不無裨益的。
首先應該指出，極力強調無產階級具有接受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天賦能力而“知識“分子卻是懷疑社會民主黨運動的，這種說法本身就毫無”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氣味，倒不如說恰恰可以很容易地證明它同機會主義觀點是相近的。說純粹無產階級分子同非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之間是對立的，這正是一種共同的思想盾牌，在它的保護下，法國的半無政府主義的純工團主義者以及他們的舊口號：謹防政客！英國工聯主義對法國的“幻想家”的不信任；最后，如果我們判斷得正確的話，先前彼得堡的《工人思想報》的純“經濟主義”以及他們把工聯主義的狹隘觀點搬到專制的俄國，——所有這些都可以攜起手來，親密無間。
當然，從西歐社會民主黨迄今的實踐中可以看出，在機會主義和知識分子之間、機會主義和組織問題上的非集中化傾向之間肯定是存在著聯系的。但是，把在一種具體的歷史基礎上產生的這種現象同這種聯系割開來，把它變成具有普遍的絕對的意義的抽象公式，這就犯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神圣靈魂”，即反對它的歷史的辯證的思想方法的極大罪過。
抽象地說，可以承認，“知識分子”的出身和無產階級不同，他們出身于資產階級，他們不是出于自己的階級感情，而是克服自己的階級感情通過思想的發展走向社會主義的。因此，他們比覺悟的無產階級更加具有機會主義傾向。而無產階級如果同他們的社會基礎，即同無產階級群眾不失去活生生的聯系，他們直接的階級本能就會給他們提供可靠的革命支柱。但是，知識分子的這種機會主義傾向通過什么樣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特別是在組織傾向上采取什么樣的明顯形式，這要任何情況下都是由該社會的具體社會狀況決定的。
列寧所談到的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社會民主黨生活中的這種現象，是在完全確定的社會基礎即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基礎上產生的。一般來說，既然這種議會政治是當前西歐社會主義運動中機會主義潮流的特殊的肥沃土壤，那么機會主義組織渙散的特殊傾向也正是來源于議會政治。
議會政治不僅僅支持象我們在法國、意大利和德國民看到的現代機會主義的一切眾所周知的幻想，如過高估計改良工作、階級合作和黨的合作、和平發展等。議會政治也是這種幻想實際上能夠進行活動的基礎。同時，它把社會民主黨內擔任議員的知識分子同無產階級群眾隔離開來，在某種程度上使他們凌駕于無產階級群眾之上。最后，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這種議會政治把工人運動變成政治上進行鉆營的階梯，從而使它很容易成為沽名釣譽的和倒霉失敗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避難所。
西歐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知識分子的無組織性和無紀律性的某種傾向也就是從所有這些因素中產生的。造成現代機會主義潮流的第二個確定不移的前提是已經有了一個處于高度發展階段的社會民主黨的運動，也就是有了一個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后者成了革命的階級運動反對資產階級議會主義傾向的堡壘，如果想使無產階級的堅強的積極的核心重新溶化在無組織的選民群眾之中，就必須破壞和瓦解這個堡壘。這樣就產生了在歷史上有充分根據的、能夠很好地適應一定政治目的的現代機會主義的“自治的”和分權制傾向。這種傾向之所以產生，不象列寧所設想的那樣，是因為“知識分子”的先天的散漫性和懦弱，而是因為資產階級議會活動家的需要，不是因為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而是因為機會主義的政策。
但是，在專制制度的俄國，情況就大不相同了。一般來說，俄國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不是社會民主黨的巨大發展的產物，不是資產階級社會解體的產物，相反，是它政治上落后的產物。
俄國的知識分子（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隊伍的來源）的階級性顯然是不固定得多，它失去階級性（就這個詞的確切意義來說）的程度比西歐的知識分子要大得多。由于這種情況，再加上俄國無產階級運動處于青年時代，一般說來就為理論上的不堅定性和機會主義的動搖性造成了更多更大的活動余地。一會兒完全否定工人運動政治方面，一會兒又反過來相信恐怖手段可以拯救一切，最后在政治上陷入自由主義的泥潭，“在哲學上”陶醉于康德的唯心主義。
在我們看來，對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來說，產生特殊的積極的地方分權傾向不僅缺乏資產階級議會制度這種積極的支撐點，而且還缺乏相應的社會心理環境。目前西歐的知識分子崇拜所謂“自我”并把這種“貴族道德”也帶進社會主義的斗爭場所和思想界，他們不是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類型，而是它的發展中的某個階段，也就是說，他們是衰退的、腐朽的、已經停滯在其階級統治的最壞時期的資產階級的產物。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知識分子的空想主義和機會主義幻想，卻自然而然地寧可傾向于采取截然相反的理論形式——自我犧牲，自我悔恨。如果說過去的“到民間去”，也就是知識分子被迫化裝成農民在舊“民粹派”的時代恰恰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值得懷疑的發明，那么不久以前的純“經濟主義”的信徒愚蠢地崇拜“長了繭子的手”也是一樣。
如果人們試圖解決組織形式問題的方法不是固定的方案從西歐機械地搬到俄國，而是研究俄國當前的具體情況，那就會獲得完全不同的結果。列寧硬說機會主義一般醉心于某種組織形式，例如地方分權形式，這是根本不了解機會主義的本性。既然是機會主義，它在組織問題上也會有自己唯一的原則——缺乏原則性。它總是根據情況來選擇自己的手段，只要這些手段能適合于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我們象列寧那樣，把機會主義說成是麻痹獨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運動并且是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欲望服務的一種意向，那么在工人運動的開始階段，最容易達到這種目的的組織形式不是地方分權制，而恰恰是嚴格的集中制。恰恰是這種集中制可以給還不夠覺醒的無產階級運動提供一小批有頭腦的知識分子領導人。德國的情況也是最能說明問題的。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在還缺乏覺悟的無產階級的堅強核心和經過考驗的社會民主黨策略的情況下，那里在組織上就存在著兩種傾向，即拉薩爾派的全德工人聯合會的極端集中制和愛森納赫派的“自治制”。盡管愛森納赫派的策略在原則上非常不明確，但是同拉薩爾派比較起來，這種策略使無產階級分子更加積極地參加了黨的精神生活，在工人階級中培養了更大的首創精神（別的不說，這個派別的各地方報刊的迅速發展就是證明）?？傊?，這種策略使健康趨向向橫廣方面大大發展了。而拉薩爾派由于有一個“獨裁者”，他們獲得的經驗必然是很可憐的。
一般說來，在革命的工人群眾還沒有組織起來，運動還處于摸索過程的條件下，也就是說，在類似俄國目前所處的條件下，機會主義知識分子喜愛的組織傾向恰恰是嚴格的專制的集中制。這是很容易得到證明的。在以后的階段，在有了議會制度和擁有強大的團結一致的黨的情況下，地方分權制就會成為機會主義知識分子相應的傾向。
恰恰從列寧害怕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運動產生危險的影響這一角度來看，列寧的組織觀念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是最大的危險。
事實上，除了把運動驅入將正在進行斗爭的工人階級降低為“委員會”執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j以外，沒有更容易肯定地使還很年青的工人運動受知識分子的統治欲望擺布的東西了。反之，除了發揮工人階級的革命主動性和加強他們的政治責任感以外，沒有更能可靠地保證工人運動排除沽名釣譽的知識分子的一切弊病的東西了。
被列寧今天看作是怪影的東西，恰恰明天會更容易地變成現實。
不能忘記，俄國目前面臨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必將大大改變社會民主黨斗爭的整個局面的資產階級革命。到那時，俄國的知識分子也將很快受到資產階級的階級思想的強大影響。如果社會民主黨今天充當俄國工人群眾的唯一領導者，那么明天，在革命之后，資產階級，首先是它的知識分子，就必然想把群眾變成他們的議會統治的墊腳石。在當前的斗爭時期，工人階級中的先進部分的主動性、自由首創精神和政治思想愈少，社會民主黨中央委員會在政治上對他們的妨礙和訓練愈多，資產階級政客在復興的俄國起作用就會愈容易，社會民主黨今天辛勤勞動的收獲，明天就會愈來愈多地落入資產階級的倉庫。
但是重要的是，極端集中制觀念的基本思想即主要通過組織章程把機會主義和工人運動隔離開來的思想是根本錯誤的。在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最近發生的事件的直接影響下，俄國社會民主黨顯然也傾向于認為機會主義一般說來僅僅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分子從外面帶進工人運動而同無產隊運動格格不入的一種混合物。如果這種看法是正確的，那么用組織章程本身的限制來防止機會主義分子的滲入是毫無效果的。只要非無產隊分子沖向社會民主黨的群眾性的潮流是從小資產階級經濟上的迅速崩潰、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政治上的更加迅速崩潰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破產這種深刻的社會根源中產生的，那么設想通過制定某種黨章條文就能阻擋這種浪潮，就是一種天真的幻想。用章程只能限制小組織或私人團體的生活，但是歷史的潮流總是能夠沖破最狡猾的章程的。其次，認為防止從資產階級社會的不斷瓦解過程中分化出來的人們大批流入就一定符合工人運動的利益，這也是完全錯誤的。社會民主黨是無產階級的階級代表，同時也是社會所有進步利益和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一切被壓迫的人們的代表，這個原理不能簡單地解釋為，所有這些利益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中都理想地結合在一起。這一原理將以歷史發展過程的形態變為現實，由于這一發展過程，社會民主黨也作為政黨逐步成為各種不滿分子的庇護所，真正成為反對一小撮資產階級統治者的人民黨。問題僅僅在于，社會民主黨要使這些形色色的同路人目前的痛苦能夠始終服從工人階級的最終目的，把非無產階級的反對派精神納入革命無產階級的行動軌道，一句話，要懂得同化這些滲入分子，消化他們。但是只有象德國迄今那樣，有一個足夠強大的經過訓練的無階級核心部隊在社會民主黨內居于領導地位，并且很明確地意識到要對失去階級性的和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實行革命的推動，那時實現這一點才有可能。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在制定組織章程時更加嚴格地應用集中制思想和規定更加嚴格的黨的紀律條文來當作反對機會主義潮流的大堤，也是非常恰當的。在這種情況下，毫無疑問，組織章程可以成為同機會主義作斗爭的手段，例如它實際上就曾經成為法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反對饒勒斯主義混亂思想的進攻的手段。在這個意義上，目前德國黨的章程必須加以修改。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黨的章程本身也不能成為防止機會主義的武器，它僅僅是黨內實際上存在的革命無產階級大多數用來施加決定性影響的形式上的手段。如果這樣的大多數還不存在，那么任何嚴格的書面條文也不可能代替它。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資產階級分子的滲入決不是社會民主黨內機會主義潮流的唯一泉源。另一個泉源倒不如說是社會民主黨斗爭本身的性質的它的內部矛盾。無產階級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進軍直取得勝利要有一個過程。它的特點是，在人民群眾自己的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違背一切統治階級的意志而實現自己的意志。但是要實現這種意志，就必須到達現存社會的彼岸，必須超出它的范圍。另一方面，群眾只能在同現存制度進行日常的斗爭中，也就是說，只能在現存制度的框框內培養這種意志。廣大人民群眾同擺脫整個現存制度的目的的相結合，日常的斗爭同革命變革相結合，這是社會民主黨運動的辯證的矛盾。而這個運動在它的整個發展過程中必須在兩個暗礁之間，即在放棄群眾性和放棄最終目的之間，在倒退到宗派狀態和變成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之間合理地向前邁進。
因此，認為社會民主黨的革命策略可以一勞永逸地預先加以規定，工人運動可以一勞永逸地不受機會主義動搖的侵襲，這種想法完全是一種非歷史主義的幻想。固然，馬克思主義學說提供了反對各種主要類型的機會主義思想的毀滅性的武器。但是，既然社會民主黨的運動是一個群眾運動，威脅它的暗礁不是從人們頭腦中而是從社會條件中產生的，那么預先防止機會主義錯誤就不可能做到。只有當這些錯誤在實踐中獲得了具體形式之后，才能通過運動本身克服它們，當然要借助于馬克思主義提供的武器。從這一角度來看，機會主義也是工人運動本身的產物，是工人運動的歷史發展的不可避免的因素。在俄國，由于工人運動還很年青，工人運動的政治條件還很不正常，看來機會主義暫時在很大程度上必定產生于這一泉源，產生于對策略進行必不可免的摸索和試驗的事實，產生于必須在一個十分特殊的史無先例的條件下進行當前的斗爭而又要符合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情況。
但是，如果事情是這樣的，那么在工人運動一開始就想通過某種方式制定組織章程來禁止機會主義潮流的出現，就更加令人奇怪了。企圖通過這種紙上的手段來防止機會主義，事實上受害的不會是機會主義，而會是社會民主黨自己。因為這一企圖阻礙了社會民主黨健康生命的脈搏跳動，削弱了社會民主黨有僅在反對機會主義潮流，而且在反對現存社會制度（這一點畢竟也同樣是具有某種重要意義的）的斗爭中的抵抗能力。也就是用手段反對目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中的一部分人力圖使充滿希望的、生氣勃勃的工人運動通過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中央委員會的托管來防止失策，我們覺得這已經是一種一再跟俄國的社會主義思想開玩笑的主觀主義了。的確，瘋狂的跳躍會引人發笑，歷史上的人的高貴的主體在自己的歷史過程中有時喜歡作這種跳躍。被俄國的專制制度壓倒并碾得粉碎的我，通過以下方式得到了報復的機會：它借助于革命的思想界人士登上了寶座，并且作為密謀委員會以根本不存在的“人民意志”的名義宣布了自己是萬能的。但是“客體”表明自己更強大些，鞭子很快就獲得了勝利，因為它是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現階段的“合法”表現。最后，歷史發展過程的更加合法的孩子——俄國工人運動登上了舞臺，它已經有了一個最美好的開端，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歷史上創造了真正的人民意志。但是現在俄國革命家的“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把事情顛倒過來，并且再一次宣布自己是歷史的萬能的舵手，而這一次是以社會民主黨工人運動中央委員會的皇帝陛下的身分出現。在這里，膽大藝高的雜技演員沒有看到，承擔舵手所起的這個作用的唯一客體是工人階級這個集體的我，它堅決要求應有自己犯錯誤的權利，自己向歷史辯證法學習的權利。最后，我們還要在我們中間坦率地說：真正革命的工人運動所犯的錯誤，同一個最好的“中央委員會”不犯錯誤相比，在歷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價值得多。
發表于《新時代》第22卷（1903-1904）
第2冊第484-492、529-535頁。譯自《羅
莎.盧森堡全集》1972年柏林德文版第1卷
第2冊第422-444頁。
（李宗禹譯）
《盧森堡文選》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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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 本文1904年7月10日發表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機關報《火星報》第69號上，同年7月13日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雜志上轉載?！缎聲r代》雜志編者轉載時加了一個說明，其中說：“本文談論的是俄國的情況，但是文中所談的組織問題對于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是重要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俄國的兄弟黨已經獲得了巨大的國際意義，而且也因為我們自己黨內也忙于熱烈地探討類似的組織問題”?！幷咦?/p>
j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9頁?！幷咦?/p>
j 指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幷咦?/p>
j 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478頁。——編者注
j 《列寧選集》第1卷第484頁?！幷咦?/p>
j 參看《列寧選集》第1關第470頁?！幷咦?/p>
j 參看《列寧選集》第1卷第491-492頁。——編者注
j 在英國，恰恰是費邊派，特別是維伯夫婦最熱中于維護官僚主義的集中化而反對民主的組織形式?！缎聲r代》雜志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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