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理學到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

　　——文獻史和問題史中的哈維

　　胡大平

　　一 引論

　　大衛·哈維（Harvey，D. 1935－），1960年以《關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農業和鄉村變遷》一文獲博士學位，次年從布里斯托爾開始其教學生涯后，其后一直作為一名職業地理學家在大學任教（20世紀70年代后長期就職于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然而，他在當代人文研究中的影響已不是地理學所能夠概括，在全球化、社會理論、文化研究、激進政治學、后現代主義等多個論域中，他已經成為被廣泛引述的理論家之一。

　　在哈維的研究和著述中，充分體現了哈貝馬斯所稱的那種“解放旨趣”，以地理學想象為依托，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空間構型中包含的剝削和壓迫，展望可能世界的烏托邦。在實現這一理論抱負的過程中，哈維一方面把自身的理論邏輯嚴格地限制于馬克思的傳統之中， 另一方面則試圖以空間視角來整合由各種新社會運動提出的新型實踐旨趣（如生態、差異等等），因此提出一種洋洋灑灑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Ecosocialist Politics）。 在今天的激進政治話語中，哈維占據著一個獨特的位置，雖然他的相關結論（如“時空壓縮”、“彈性積累”等）被廣泛引作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的資源，但實際上他基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分析發展出來的當代資本主義空間理論并沒有受到充分重視。這便產生了這樣一個顯著的矛盾，他的理論是通過他本人批評的“后現代主義”以及他并不以為然的“文化研究”得到廣泛擴散的。甚至可以說，如果不是文化轉向的加速及其在中國學術界的擴散，哈維可能仍然不為多數中國人文研究學者所知，而只局限于被稱為“地理學”的那個學科中。

　　哈維在論及馬克思主義傳統時曾經指出，人們馬克思主義的偏好過去主要集中于歷史性（時間），而在空間研究中顯著局促。如果能夠將這個觀點泛化的話，那我們可以說，在更為廣泛的人文社會研究傳統中亦是如此。因此，更進一步，我們是否能夠提出下列問題呢：無論是所謂“全球化”在當代直接表征為一種空間的布展從而給我們提出某些空間問題，還是哈維著述被人們接受這一事實見證了他的判斷中包含著真知灼見，都說明我國當前的人文社會研究應該擴大對這一類理論和思想資源的重視。我認為，這是必要的。這不僅僅是為了學科或者知識的完整性而進行“補白”工作。事實上，它內在于我們理解整個現代性以及當代中國社會歷史條件變遷的需要。 在這一背景下，對哈維的關注具有多方面的意義。作為西方人文地理實證主義傳統的叛逆者，他以自己的學術路徑提出了實證研究與批判立場之間的溝通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傳統的守護者和革新者，他以某種范例指示了今天馬克思主義研究拓展的空間和路徑，這些問題并不局限于某個學科和論域的內部，而廣泛地與今天的知識學進步、知識分子定位等重要問題聯系在一起。

　　作為《社會理論論叢》（哈維專輯）的一篇介紹性文章，本文并不以評論為重點，而是以文獻為線索從總體上描述他所提出的問題及其在這些問題上的重要論見。更進一步，在更大的社會和思想變遷中，基于對這些問題的定位，闡明哈維的學術路徑和理論邏輯，從而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一個“磚頭”。在我看來，在引介和挪用西方思想資源過程中，這樣的“磚頭”是必要的，這并不僅僅因為它將引來錘子或誘出寶玉，更為重要的是，在起點上為一種話語在不同語境中的生成和擴散提供規范性條件，從而防范對象誤置和方法濫用等老掉牙的的問題。

　　二 哈維著述概況

　　綜觀哈維的著述，他占據了地理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批判的交集，在旨在改進當代人類狀況的社會理論運動中，以頑強的烏托邦姿態推動著地理學想象的進展。

　　在相關研究中，對哈維文獻的一般引用最早的是載于1967出版的《地理學中的模式》一書的《地理學中的空間樣態進化模式》 一文，雖然哈維在該文中指出全部的地理學必然都是歷史地理學，并因此強調通過研究社會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時空變遷來理解當代地理，從而實際指出他本人在其后長期持有的技術路徑，但它仍然是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專業論文。因此我們并不抬高這個起點。

　　事實上，哈維在2001年出版的《資本的空間：批判地理學》 ，這本書可以作為述評路徑的直接參照。這是因為，這一著作精選了其1974至2000年公開發表的部分論文（含訪談）。在編排的時候，哈維有意把它們分成兩個部分：“地理學知識/政治力量”和“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這兩個標題恰當地概括了哈維學術旨趣的兩翼：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地理學想象和對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批判。這兩翼是由馬克思主義所維系的，1973年轉向馬克思主義立場以后，在其全部著述中，馬克思主義既是主要的方法論資源，又為上述兩翼注入了基本的價值目標。

　　不過，使哈維在學術界中聲名鵲起的，首先卻不是馬克思主義立場的著述，而是1969年的《地理學中的解釋》，這本有關地理學科學方法論的著作在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理學實證主義化過程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一些評論者視為新地理學的“圣經”。 也就是說，在其學術生涯中，哈維首先是以英美人文地理學革新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出現的。然而，1973年，他公開發表《社會正義和城市》，逆轉其早期的實證主義傾向一躍成為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杰出代表。在其后的研究中，他一方面從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入手分析當代空間構型與資本之間的關系，致力于使地理學成為“人性化的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部分；另一方面，通過對巴爾的摩等城市的經驗研究，不斷發展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研究的視角，把空間研究與日常生活分析結合起來，從而為拒斥后現代，高舉馬克思主義研究綱領提供了極其重要的理論資源。在近30多年研究中，哈維以其獨特的“歷史－地理的唯物主義”視角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不僅成為馬克思主義空間研究最杰出的代表，而且為“現代性”、“全球化”、“后現代主義”、“文化研究”等多個論域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并成為占據這些論域的一個重要左派旗手。

　　因此，在介紹、評論以及借鑒的過程中，首先需要闡明他的這種變化。在哈維的評論者中，人們往往喜歡用“重要的逆轉”（significant reversal）來定位這一變化， 雖然我們在哈維的全部著述中都會看到早年實證主義訓練所形成的分析風格，但這種“逆轉”或“顛覆”的意義卻絕不能低估。因為，它不僅使空間研究溢出嚴格的地理學科并使之從屬于更為宏大的社會理論，更重要的是，它徹底地否定了實證主義方法論的科學性質。正是這一原因，哈維雖然可以視為一名嚴格意義上的地理學家（他本人亦多次強調這一點），但他在這個學科外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獲得了這個學科的一些重要先驅（如哈特向，Hartshorne ,R.）都不具有的殊榮。把實證主義方法論在地理學科中推上頂峰，然后反戈一擊，由此造成的震驚感確實不能以學科內部的挑釁性姿態來概括，它遠遠超出了學科或內部紀律（ discipline），而與西方思想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宏大的理論變遷聯系在一起。

　　作為一種人文社會研究，和其他學科一樣，地理學最初亦是通過科學方法論的建構來實現自身的科學化，并為人類地理（空間）設計提供確定性依據。《地理學中的解釋》無疑代表了這種取向。但是，正如廣義的實證主義社會理論所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等人啟蒙理性批判之斧底抽薪式打擊，地理學亦在“傳統理論”中走到它的邊緣處：試圖排除價值的中立科學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它頑強地抵抗這種不可能性而實際上傾向于把自身孤立于科學應有之義外。事實上，20世紀60年代，地理學內部不僅已經出現了對“與社會相關的”(social relevant )地理學主題的研究， 而且到70年代，相關性（relevance）甚至被用來衡量地理學家對分析和解決經濟、環境和社會問題的貢獻程度。這一變遷的實質與霍克海默所伸張的從傳統理論向批判理論的過渡一致，即從純粹的邏輯形式走入更為宏大的社會歷史實踐中。1969年，一份叫做《反對面：激進地理學雜志》（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在美國克拉克大學誕生，這標志著人文地理學之激進傳統的形成。在這一地理學轉向過程中，哈維起著重要的作用。其《社會正義與城市》的出版，非常明確地把“社會正義”引入并作為地理學研究的重心。這一傾向可以看作霍克海默在《傳統理論和批判理論》一文中結論的踐履，在那一文獻中霍克海默說：“思想家的活動的本質促使它去改變歷史并在人們之間建立正義”。 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轉向中，哈維持續地為其注入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因此推動并代表著激進地理學向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進一步轉向。

　　當然，實現上述貢獻，需要強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而這意味著在實證主義方法論方面訓練有素的哈維必須脫胎換骨。這一過程是通過艱辛的馬克思文本閱讀來實現的。除了70年代初曾游學巴黎并受法國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最重要便是從1971年以來持之以恒的《資本論》及其手稿的閱讀，這種閱讀不僅為他游刃有余地以馬克思主義姿態介入各個論域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且同時為他發現和填補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空間研究的“空白”奠定了基礎。而他閱讀的最重要成果便是1982年出版的《資本的界限》，這本書再次實現一個“驚人的跳躍”（ a startling leap） ——從空間角度重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這一成果構成了他后來研究的全部出發點和理論基礎，因此也是哈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85年，哈維同時出版《資本的城市化》和《意識與城市經驗》兩本書，它們是有關資本主義城市化的姊妹篇，它們共同的副標題是：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歷史和理論研究。這兩本書于1989年又刪節修訂成一本《城市經驗》。這兩部著作所涉及主題，正是哈維在準備《資本的界限》的過程中所關心的，閱讀《資本論》幫助他解決了敘述的邏輯。然而，哈維并非簡單地按照自己學術研究的自發路徑向后走的，因此他的這個姊妹篇也是與其他理論的戰略對話，在其中哈維自覺地捍衛馬克思主義在這一城市研究中的理論地位。一方面，1981年，兩本與空間有關但都包含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論著出版，一本是吉登斯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批判》，另一本是桑德斯的《社會理論和城市問題》。這兩本書無疑都主張空間的重要性，但是它們卻有意無意地貶低城市或城市化問題在當前的重要性。前者強調隨著資本主義發展，城市不再是占統治地位的時空容器或者權力容器，民族國家替代它占據了這個位置；后者拒斥“城市化在理論上是一個特殊的分析對象”。更重要的是，它們都認為馬克思主義并不能勝任空間分析。這種姿態可能影響了卡斯特，后者曾是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三劍客， 然而在1983年出版《城市與草根（大眾運動）》時，便公開告別馬克思主義了。這一理論氛圍顯然對哈維構成了壓力。另一方面，《資本的界限》出版后，雖然這本書也受到了人們的重視，但是令哈維不滿的是，大多數評論者都忽視其核心貢獻是將空間生產和空間構型作為一個積極的要素整合進馬克思理論框架的核心（the core of Marxian theoriziong）。 所以，哈維在這兩部著作中，試圖通過城市化的歷史經驗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戰斗力。在他看來，城市不是一個物而是一個過程，它并不獨立于資本主義生產。因此城市化研究必須關注資本積累過程；勞動力、商品以及貨幣資本的變化流動；生產的空間組織和空間關系的變革；以領土為基礎的階級聯盟之間信息和地理的沖突等等問題。而正是從這些角度看，地理作為一種景觀，它是具有某種特殊空間構型的人工環境的“第二自然”（ “second nature” of built environments with particular kinds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s），這種“第二自然”是在資本的控制下生產出來的，因此直接體現了政治權力。

　　1989年，哈維出版了《后現代性的狀況》。這是一本很難以地理學視角來概括的著作，雖然空間的維度（空間的生產及其體驗）仍然構成其中心線索。事實上，這本書以一種更加開闊的視野和更深的歷史底蘊把地理學想象植入到社會理論之中，從而為現代性研究提供一種方案。當然，更重要的是，哈維的全部討論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操作的，他也為馬克思主義在現代性這個論域中有所作為展示了一種可能性（不過，與《資本的界限》一樣，這個方面仍然被大多數評論者忽視了）。這本書的中心主題是，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文化體驗，其核心在于時空體驗，而它本身就是資本主義歷史地理發展之動力與文化生產和意識形態上的轉變的復雜過程之間重要的中介環節。這一論見是針對后現代主義及其研究的流行腔調而做出的，這種流行腔調在反對元理論、反對宏大敘事、反對本質主義甚至反對實在的口號下主張差異、流動甚至純粹的個人感覺。對此，詹明信曾經做出反應，強調后現代主義文化是晚期資本主義的邏輯 。詹明信的這一論斷激起了巨大的理論反響。不過，詹明信的研究仍然是概括性的，他雖然敏銳而準確地做出了判斷，但其政治敏感性和學術的穿透力并沒有詳細的歷史作為支撐。更具體地說，后現代主義文化形成的具體機制和過程在他的研究中并沒有展示出來。哈維的《后現代性的狀況》，其焦點便落在這里。

　　如果說《后現代性的狀況》以一種宏大的視角重申了《城市經驗》的基本論調，那么，由于它的實際影響，哈維將需要進一步夯實他在其中提出但并沒有展開的元理論——在理論和實踐、空間體驗和空間生產之間的協調，并以更積極的姿態介入到當代政治話語的論爭中。這一點，也正是他所反復強調的“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釋世界”之馬克思主義旨趣。1996年，他出版《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這標志著一種以地理學想象為基礎的社會理論的誕生。在這一文獻中，他基于話語理論重新定位了理論的功能，設定了以“過程”辯證法為中心的地理學想象的基本結構，在此基礎上回答了時空之社會構造的肌理，并探討了以正義和差異為中心的政治學的可能性和方向。這一文獻在直接的意義上為左派馬克思主義學者介入全球化論域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范例。四年之后，哈維出版《希望的空間》時，他所要求的則是在“回歸馬克思”（Marx redux）的基礎上來探尋對資本主義進行替代的可能性了。

　　到《希望的空間》，哈維基本上完成了從《社會正義和城市》以來的地理學—社會理論—政治理論的建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的研究的結束。相反，隨著他的影響的擴散，他在國際學術空間中越來越活躍，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三、 從科學到價值的“重大逆轉”：《地理學中的解釋》和《社會正義與城市》

　　《地理學中的解釋》是哈維作為一個地理學家的成名作。這本書是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實證化背景下對統一的地理學科學方法論進行探討的一本專著。在其中，他基于實證主義（尤其是亨普爾和波普爾的邏輯實證主義）哲學在宏觀上討論了地理學理論，從而解決了地理學內部的科學方法爭論。無疑，這本書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榮譽。但哈維不僅沒有停留在這種榮譽中，相反，4年之后，他出奇不意地實際告別了這種邏輯，轉向批判的人文地理學研究，并逐步走上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從而給學術界留下一個迷人的“重大逆轉”。雖然在《地理學中的解釋》中形成的實證主義風格，哈維可能終生都沒有消除其影響，但無論如何，這本書所辯護的嚴格的“地理學學科”及其為之辯護的實證主義哲學基礎，都是哈維后來要打破的，所以，它的具體內容不是我們研究的重點。在哈維文獻梳理的起點上，我們將之納入到他的理論逆轉過程中，分析其形成的背景及其隱含的矛盾，從而為理解他的轉向甚至更大范圍內人文地理學從實證主義向批判立場的轉向提供一點幫助。

　　哈維的學術始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社會科學“計算革命”，這種革命既是自然科學革命、科學哲學發展的后果，也是經歷結構功能主義轉變之后的西方社會和歷史研究的某種必然趨勢，它的典型特征是把模型和方法置于整個研究的中心位置，從而解決社會歷史研究的客觀性問題 。雖然《地理學中的解釋》確實帶有一定的矛盾性質，但在代表了人文地理學的實證主義轉向成就這一點上是確鑿無疑的。正是這一原因，這本書在整個人文地理學的歷史演化中占據一個奇特的位置。這個位置的奇特性在于，當人們接受《地理學中的解釋》，將之視為人文地理學在實證主義影響下重新構建學科意向和方法論的一個有抱負的嘗試，哈維本人卻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中宣告這種嘗試是創傷性的，因為它無力實現社會內部的重大的變革。因此，他在前一本書中旨在推動解決的“在地理學中發展起來的方法論爭論與關于一般知識的方法論爭論之間是種什么樣的關系？”這個問題 ，也即地理學本身的科學性，直接變成了一個不可能的問題。用阿爾都塞的話來講，這是包含預設結論的意識形態提問。為什么會發生這一情況呢？哈維又試圖如何來推動地理學本身的深入呢？

　　一般認為，哈維是“馬克思主義在地理學中發展的主要始作俑者之一”， 《社會正義與城市》正是這一努力的最初成果。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主義既是其轉向的動力，亦是轉向的結果。本文第二部分已經在總體上描述了哈維這一轉向的理論氛圍，這種氛圍表明，哈維的轉向并非一個奇特到不可理解的事件。相反，它的背后仍然是20世紀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思維方式的變遷，特別是在這種變遷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實證主義的爭論。

　　在這里，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在哈維自己的研究中，這種轉向也不是如其表面那樣不可理解。首先，從理論上看，《地理學中的解釋》的理論目標雖然是形式化的科學，但是哈維在公開發表這一著作時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極為臨時的報告”，他自己在序言中明確地指出：“1968年6月結束這個手稿以來，我已經改變了幾處觀點，并能識別在分析中的錯誤和不足。” 這個提示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們發現，實證主義確實構成了這本書的基調，另一方面，他也在其中保留了一些看法，例如他非常明確地強調：“決策是不可能在道義的或倫理的真空之內作出的”。 雖然我們并不能簡單地擴大這個裂隙，但畢竟這也是個裂隙。如果考慮到盧卡奇以降西方馬克思主義對實證主義科學觀之“價值中立”的批判，我們便能理解，當哈維指出強調“沒有理論，我們就不能指望對事件作出有控制的、始終如一的和合理的解釋”， 除非他認為理論本身已經包含了價值，否則這一斷言便包含著內在的矛盾。事實上，他按照科學哲學的路徑把科學問題引向“真”之形式，從而通過加強模型（即理論的形式表述）的作用來保障客觀性和真實性，這樣就把韋伯－溫奇問題 懸置起來，使理論本身純粹形式化。按照他后來的解釋，這種選擇恰恰是他的“特定時刻的觀點”——對嚴格的地理學的沉浸的結果。當然，“1968年6月”中斷了他的這種沉浸。因為，他自己解釋道，創作《地理學中的解釋》時，“在我看來，在用理性的科學方法解決地理學問題和有效地運用計劃的方法解決政治問題之間，實際上不存在沖突。我如此專注于撰寫這部著作，以至于忽視了周圍世界是如何坍塌的。1968年5月我將著作提交給出版商時，政治溫度的劇烈變化使我受到了深切的不安。” 由于這一點，哈維到美國以后便開始重新考慮這個問題。而在此時，拉鐵摩爾的故事促進他以新的方式來思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問題，推動他研究大學以及城市的政治歷史，并最終促使他轉向馬克思主義。

　　拉鐵摩爾并非激進主義地理學家，更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者。 他的奇特性在于因為獨特的中國經歷、相關中國研究以及對華外交政策主張而遭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1969年，哈維來到約翰·霍普斯金大學，他聽到了拉鐵摩爾的故事，并十分感興趣。哈維不僅訪問了他，而且甚至試圖要求曾經粗暴地對待他的威特夫做出解釋。 后來，1983年，哈維曾寫過一篇名為《歐文·拉鐵摩爾：回憶》的回憶文章，在其中，他強調，“拉鐵摩爾或許已經贏得了他的私人戰斗，但是他失去了影響美國公共意見并因此影響美國對華和遠東政策的戰爭。直到越南戰爭的痛苦教訓，以及尼克松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早期打出‘中國牌’，那一戰場上的戰斗才恢復。但是，拉鐵摩爾的例子同樣表明，在地緣政治問題上，培養那些遠離狹隘國家利益概念或者冒犯占統治地位的政治路線的視角是如何危險。” 正是對這一類問題的考慮，哈維不僅沒有退縮，反而不斷加強其學術研究的政治訴求，在資本主義城市化過程的研究中重新定位地理學的科學方向，并最終成為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中堅力量。1973年的《社會正義與城市》只是這個方向的起點。

　　在《社會正義和城市》的“導論”中，哈維開篇便講這本書是對先前那本討論方法論的著作所“故意忽視”的某些哲學問題的探索，這便是社會哲學和道德哲學的觀念對地理學研究的影響問題。在他看來，這個問題對于空間的本質、理論的本質、甚至知識的本質和科學研究的本質都有重要的影響，它們不應該被排除在空間研究之外。事實上，哈維所言社會哲學和道德哲學問題也即是長期困擾人們的理論與實踐（或語言與實踐）、事實與價值、結構與過程、生產和分配、效率與平等（公正、正義）等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在各個不同學科的內部存在著重大爭論，從而產生不同學科內部對立的流派，如經濟學關于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的區分，而且在根本上糾纏著全部知識學的基礎。在哲學層次上，它們都匯總到主/客體關系這個基本問題上。由于它們的重要性，在全部西方思想史中，圍繞它們的爭論從來也就沒有平息過（只不過不同時代的表現方式有很大的差異）。20世紀早期批判理論與實證主義之間的爭論，亦留下十分豐富的文獻。只是，由于地理學學科實證主義轉向較為遲緩，這個問題在地理學中相對來說是沉默的。前面已經說過，《地理學中的解釋》已經涉及上述問題，只是由于這本書的主旨是從方法論角度為哈特向所提出的“地理學性質”問題提供一種說明，因此哈維不能照顧觀念和道德（即價值問題）在規劃和區域科學中的影響。而現在則不同了，在美國通過拉鐵摩爾這樣的人物例子和巴爾的摩這樣的城市例子，哈維必須直接面對這些問題。

　　哈維似乎一古腦地把幾個“本質”問題全都拿出來了，但在討論這些問題時卻遵從了自己的學科語境，并保留了《地理學中的解釋》一書充分展示出來的科學方法論偏好。因此，他實際入手的問題是，是否應該以及怎樣在把空間和地理學原則應用到城市和區域規劃中時貫徹社會正義的原則。這個問題既延續了他早期論著的主題，又具有強烈的時代特征。因為“社會正義”正是20世紀70年代初引起美國思想界普遍關注的一個問題，只要注意到羅爾斯1971年發表的《正義論》所產生的反響，我們便可理解這一點。 而從這一點，我們亦可斷定，哈維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中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便是有關空間和城市生活的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價值問題。

　　但是，把價值引入科學，存在著諸多難題，諸如，怎樣彌合事實與價值的分裂？怎樣建立一個評價各種價值的標準？等等。在這些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總體性和過程（辯證法）思想提供了合理的解決方案。

　　在哈維看來，傳統地理學，不僅在研究各種具體問題時采取了孤立的視角，例如他在本書第1、2章演示的那樣，在城市規劃和實際收入再分配問題上的各自為政，而且在根本上把空間視為脫離人的社會活動的“物自體”（即絕對空間），最重要的是，它沒有意識到地理學理論和空間形式（的生產）之間的關聯（即理論和實踐的脫節）。而他強調，理論的本質、空間的本質、社會正義的本質和城市生活的本質等四個基礎性的論題在地理學中圍繞社會進程和空間形式——這是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和不變的中心——復雜地糾合在一起，它們必須在人類實踐上得到統一。因此，在“什么是空間”這個關涉地理學是否能夠成為科學的對象問題上，哈維堅決主張，空間絕非絕對的、同其自身相關的東西（即物自體），而是同時依賴于環境的事實（即社會關系），這意味著必須從“社會的－過程－空間的－形式”這個中心主題來研究地理問題。傳統地理學的失誤，與事實與價值二分這個近代哲學（后文藝復興時代）以來的一貫主題相關，而馬克思通過實踐對這個問題的克服對地理學來說同樣是重要。他強調，“對馬克思來說，觀察行為就是評價行為并且把它們分開將會武斷地制造出一個事實上并不存在的人類實踐的分裂。” 由此，他把試圖把價值納入事實（過程）。與早期盧卡奇一樣，當哈維以過程視角來消解地理現象之永恒性外觀——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即是物化和拜物教，并不是為所有的價值辯護，而是為以“社會正義”為中心的人道價值打開登上歷史舞臺的通道。也因此，他需要進一步回答，“社會正義”原則為什么是可能的以及怎樣實施。這個問題構成其后來研究的中軸并推動著其理論的深化。在《社會正義與城市》這個起點上，他從一般理論的角度強調，就價值本身來說，它不是人類歷史中那些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由社會總體所影響的偶然性的東西。按照他自己的說法，把觀念理解成特定歷史語境產物，這是一種從哲學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向。通過這一點，他順利地從（社會正義的）價值訴求進入馬克思主義。在上述基礎上，哈維把對空間形式和城市生活的重新定位為那本書的主線，通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相反立場的對比，來概括革命的地理學的認識論框，并預示一種“社會的－地理學理論”（socio-geographic theory）。

　　在實現上述目標的過程中，哈維的討論方式也十分有趣，他把全書分成“自由主義的表述”、“社會主義的表述”和“綜合”三個組成部分，恰好構成一個典型的黑格爾式“正、反、合”三段論結構。第1、2章分別孤立地討論兩個表面上獨立的城市問題（城市規劃和實際收入的再分配），第3章給出一種彌合方案。這三章是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來寫的。第4-6章則站到相反的社會主義立場上，其中第4章通過重新評估問題和解決方案區分了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理論，并提出革命理論的任務。第5、6章給出一個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框架。這三章構成第二部分“社會主義的表述”。最后一部分是“結論和反思”，從本體論和方法論角度闡明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并對城市生活的本質進行了探討 。

　　這一結構，既是偶然的結果，也是刻意的安排。說它是偶然的，那是因為，前四章是以前公開發表的論文，它們形成于哈維在美國的最初歲月，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時他尚駐留于自由主義立場。 第5、6兩章是新寫的，此時，他已經發現自由主義不管用了。說它的刻意的，那是因為，在“導論”中，他清晰地強調，這種結構將有助于讀者判斷哪一種表述更具有解釋力。 事實上，這種結構充分顯示了他對困擾西方思想史的二元論的分析及其彌合，演示了哈維以空間研究為入口從自由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哈維在這本書中提供的馬克思主義框架確實是初步的。當然，由于在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個既定的分析城市問題的框架，哈維在建構過程中只是依賴個別的判斷和他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的理解，而此時他尚沒有形成對馬克思主義有關基礎問題的獨立看法。在這一本書中，哈維看重的是馬克思科學方法的啟示意義。早期實證主義分析傳統的方法論訓練仍然給了他很大幫助， 在直接的意義上，他只是在元理論層面將馬克思的總體性（主客體辯證法）引入地理學研究。在其后的相長時間內，他才逐步從這種元理論發展出一套適用于地理分析的框架。而在此時，雖然他已經把作為社會形式（social form）的城市生活、作為人工形式(built form)的城市和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作為焦點問題，但在分析后一問題時并沒有獨立見解，只是使用了馬克思的一些基本觀點。而到1982年《資本的界限》出版后，他才從空間角度消化了《資本論》的邏輯，并開始提出一些馬克思不曾遇到的問題，從而形成較為精致的解釋當代城市化和空間問題的框架。

　　四、新起點：探索“資本的界限”或超越“《資本論》的界限”

　　1982年，哈維公開出版The Limits to Capital一書。在直接的意義上，它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著作，或更嚴格講，是一本從空間角度重構馬克思《資本論》的經濟學著作。哈維自己回憶，這本書的初始意圖是澄清馬克思的相關理論，而結果則形成了他以后全部研究的基礎。因此，在他的全部著述中，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也是他自己最喜愛的著作。但是，也正如哈維所言，這也是最少受人關注的著作。我們已經看到，在今天的相關論域中，他的《后現代性的狀況》成了必讀書，被幾乎所有重要的研究引用，但《資本的界限》卻很少出現。為什么會產生這種情況呢？

　　一方面，這可能和這本書的風格有關。作為經濟學著作，他所強調的地理和空間視角長期被主流經濟學忽視（直到90年代克魯格曼的相關論著出現才有較大的改觀），其論述雖然與左派馬克思主義學者阿明、弗蘭克等人具有可以溝通的旨趣，但后者宏觀研究普遍地受到不發達問題、第三世界問題的支持，因而處于顯著位置。因此，雖然我們可以認為，哈維這本書具有從空間角度為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結構提供基本理論這種宏大的抱負，但其更接近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元理論訴求恰恰不能直接取悅于當代左派政治的需要，20世紀70年代以來左派政治急劇地向后現代主義立場轉移。在后來的研究中，哈維既極大地包容各種后現代政治主題，又反對后現代主義話語，這種做法在某種意義上可能與這個問題直接相關。

　　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可能與這本書的主旨有關。在這本書中，與流行的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關注價值的技術路徑不同，哈維把使用價值（即固定資本）置于問題的中心。而這一路徑正是由于空間視角決定的，因此需要較詳地分析一下該書的成書背景和實際理論結構。

　　在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從《地理學中的解釋》到《社會正義與城市》，他已經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但恰恰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之后，哈維認識到自己并沒有真正地理解馬克思。這迫使他直接閱讀《資本論》。在他看來，除了森島通夫（Morishima , M.）和保羅·斯威齊（Sweey, P.）等人的少數著作外，他不能從其他人那里獲得幫助。這是一個重要的細節，因為它暗示了哈維閱讀《資本論》的總體傾向。哈維指的主要是森島通夫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1973年初版）和保羅·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1942年初版，哈維使用的是1968年版）。這是兩本在西方產生了重要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著作，它們的核心特點不同于考茨基《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之后第二國際和蘇聯標準的馬克思主義教科書。森島通夫是在20世紀60年代由斯拉法（Sraffa , P）《用商品生產商品》所間接推動的在價值理論上的“劍橋之爭”中崛起的，他的《馬克思的經濟學》是第一部用數學語言分析馬克思經濟學的長篇著作，這一點與哈維在劍橋接受的新古典經濟學知識背景一致；斯威齊更特殊，因為在20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二十多年時間內，他幾乎是北美惟一的產生重要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本主義發展論》作為其最重要代表作，焦點不是一般地闡明馬克思的經濟學教條，而是以分析資本主義危機現實為中軸展開的馬克思思想的評論。更重要的是，他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上直接沿習了盧卡奇和柯爾施的路徑，這決定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崩潰時，與其說是基于內在必然性，倒不如說是伸張一種人道的價值。我們看到，這與哈維的旨趣是能夠直接溝通的。

　　《社會正義與城市》發表后，哈維便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從理論和歷史的角度解釋城市化過程。當然，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問題上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優秀的研究，但他并沒有直接按照哈維預期的那樣，直接為空間研究提供一種拿來就用的“上手性”框架。因此，哈維曾抓住資本積累理論，試圖通過重構馬克思的理論來發展“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學”。1975年他在《反對面：激進地理學雜志》曾就此專題發表過文章， 并強調必須從資本主義歷史地理演化的兩個基本矛盾入手來解釋空間。第一個矛盾是“空間只能通過空間生產來加以克服”，第二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能夠通過固定資本加以克服，但是這樣做的時候，資本主義將其矛盾轉移到更廣闊的空間中，并使它的范圍大大地拓展。” 而這使他認識到，如果不理解固定資本就無法解釋完整城市問題。 這正是為什么固定資本問題在《資本的界限》中占有突出地位的原因。然而，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僅極大地忽視了這一問題，而且由于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線性理解直接壓抑了在這個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潛在作為（在這一點上，反馬克思主義或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同樣采取了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對馬克思進行線性解釋的立場，或他們根本上就不屑直接閱讀馬克思）。在這一意義上，哈維對森島通夫和斯威齊的關注就不僅僅是他們提出了有影響力的理論。事實上，前者的核心貢獻之一便是系統地探索了由聯合生產、固定資本和存在可替換生產過程所提出的勞動價值論問題，后者則通過堅持馬克思價值分析之質與量的統一而重新強化了對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分析，并且兩者都直接將“價值之質是一個社會規定”這一點作為馬克思主義分析不言而喻的前提。 資本主義地理景觀的“質”——社會構造——恰恰是哈維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所以，從上述角度，我們便不難理解哈維為什么認為森島通夫和斯威齊對他是有幫助的。

　　作為一本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進行解釋并拓展運用的著作，在400多頁的篇幅中，哈維集中鎖定的內容是當代空間構型的生產（production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與資本之間的關系，他突出了資本條件下的空間生產的自發性，而從資本積累的角度試圖回答當代城市變化的動力機制。在總體上，他的基本觀點是，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作為一種科學的方法論揭示了資本運動的規律，在不斷加強的競爭條件下，資本的動態積累以矛盾的方式塑造了當代空間。

　　哈維對《資本論》的解釋，與其他解讀一樣，也是直接從商品開始的。但是，在起點上，與其他解讀不一樣的是，他在理解馬克思關于這個出發點的設定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及其實際意義時，把馬克思分析的一個潛在前提提到顯著的位置，產生了令人驚奇的效果，這便是在總體性方法支持下把使用價值視為社會構造的觀點。

　　哈維認為馬克思視商品為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的物質體現，但在這三者之間的關系上，并非如通常的解讀那樣，馬克思僅僅把價值視為社會關系的產物，而把使用價值視為自然之物。這是因為馬克思的新方法聚焦于使用價值和價值、交換價值和價值以及使用價值與價值這三重關系，在這三重關系中并不存在嚴格的線性關系，相反，它們都是觀察資本主義的窗口，馬克思本人經常從一個窗口轉換到另一個窗口，從而為我們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部內在矛盾。在他看來，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直接按照《資本論》的做法排除對使用價值的分析，而沒有理解為什么這么做，關鍵原因就在于他們對馬克思的“線性”理解。而事實上，在使用價值問題，我們不能忽視馬克思強調的，它是“歷史的事情”，他引證《資本論》及其手稿強調，“使用價值是由現代生產關系塑形的，并且反過來改變這些關系。”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使用價值理解為物的有用性，它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在他看來，“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是源自拜物教，在拜物教支配下，作為物，商品“沒有使用價值”，它們具有的是價值。 事實上，在這一章中，馬克思通過商品的二重性以及生產商品勞動的二重性科學地分析了商品生產的內在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矛盾，當然是“在產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會里”才集中存在的，也即是說是歷史的產物。這種分析為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的起源、性質提供了一個抽象的前提。但這種分析的前提不是如實證主義假定的那樣是永恒的和原始的，相反，它已經是一種事后觀察，是“發展過程的完成的結果”。 這當然是通過科學抽象才能夠理解的，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已經反復強調這一點。哈維認為，在馬克思的分析中，使用價值也必須在這個前提上得到理解。他強調，馬克思強調使用價值是一種生產出來的“社會的使用價值” 。為什么強調這個問題呢？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這是哈維空間分析的內在需要，因為這種分析的對象首先表現為物（生產資料等）、場所（工廠等）等等——這些正是馬克思在固定資本研究中要專門分析的東西。而哈維在起點上，直接挪用馬克思的抽象，旨在徹底打破資本主義自然性的外觀，這恰恰是《社會正義與城市》提出來的主題。當然，在方法論上，當哈維堅持這個前提：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離開交換價值和價值，使用價值亦不可能被正確理解，他同時為把馬克思關于資本生產的理論引入空間分析打開了大門，也即是，反過來說明了為什么在理解空間問題時馬克思是不可回避的。

　　在整個文本中，哈維根據對《資本論》及其手稿的理解，在固定資本的形式、人工環境（the built environment）、租金的占有、貨幣、金融和信用的生產、貨幣和金融危機等問題上提出許多新穎的觀點，并突出馬克思未展開而在今天又十分重要的“資本主義生產的（技術）組織變遷”、“積累過程中的固定資本循環”、“資本主義危機的緩和”等問題，不僅把空間和空間構型的生產作為積累的要素整合進馬克思理論的核心，而且比較完整地勾勒了一套分析當代社會人工環境結構及其變遷的理論框架。他的總體結論是：資本主義的空間構型（spatial configuration）是通過資本積累、勞資之間的階級斗爭以及這兩者之間關系來生產的，體現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的每一個過程，這一生產過程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這決定著資本生產有著自己的界限。這便是其標題《資本的界限》的基本含義之一。

　　全書計13章，從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矛盾出發，從使用價值——人工環境——固定資本循環的角度，以空間視角解釋了資本生產的界限。這一文本的內涵很豐富，提出了許多值得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在此，我們僅僅圍繞“界限”問題簡單地介紹相關觀點。

　　“資本的界限”可以說是馬克思關心的中心問題，因為正是從這一界限出發，馬克思才推斷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轉型的歷史必然性。在馬克思那里，問題的嚴格提法是這樣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存在著一個限制，“這不是一般生產的限制，而是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產的限制。” 或者更直接地說，“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本身”。 馬克思在談及這個問題時，曾經從多個方面進行論證，而其中核心在于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也因此，這個問題成為20世紀資產階級意識攻擊的主要問題，在他們看來，馬克思的直接預言并沒有實現。

　　當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這樣做的時候，并不試圖真正理解馬克思的科學分析，而只是做了斷章取義的理解。這是因為，在利潤率下降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并沒有說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它必然會下降，而是從純粹的資本主義生產模型出發指出這是一直存在著的趨勢，并且這個趨勢作為規律困擾著資本生產本身。事實上，在《資本論》第三卷中，他已經十分清晰地強調這一點，并且討論了“起反作用的各種原因”（第十章）。哈維從這里出發，以自己的空間視角對馬克思的理論進行了辯護。為此，他區分出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和危機形式的三個階段性理論，并以遞進的方式描述了資本生產的自然和社會界限。

　　哈維指出，馬克思并沒有在《資本論》的最后給出有關資本主義危機的完整陳述，在利潤率下降趨勢討論后，他給了“第一階段”陳述（“first cut”statement） 。這一階段處理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即揭示危機的生產起源。馬克思直接談到的有人口過剩、生產過剩、投機、資本過剩等表現。 由于馬克思把過剩人口作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 馬克思從階級斗爭簡單化和激烈化角度做出資本主義崩潰的預言。但在哈維看來，雖然馬克思發展了迄今為止仍然具有說服力的理論，他對資本生產、分配和消費過程的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概念工具，不過，同樣必須肯定的是，“至少，在表面上，我們生活在一個與馬克思時代非常不同的世界”， 因此，他要求揭示當代資本主義新的東西。而在哈維看來，其核心在于兩個方面：科學技術革命和大規模的組織變遷。 而討論的結果是，他認為，公司內部的技術變遷是積累的“杠桿”，它被單個資本家為獲得相對剩余價值用以反對其他資本家，以及在阻止工人階級分享剩余價值的斗爭中用來反對工人。當然，他強調自己的分析仍然是從馬克思那里來的，例如，他從《資本論》第2卷有關再生產圖式中推論出一個“可變技術”（viable technology）概念，它允許資本主義在成功地再生產出生產關系的同時允許不同的生產部門在物質、金融和價值等方面的“平衡積累”。這是馬克思不曾承認的，因此馬克思本人亦沒有展開對這一過程的分析。但是，哈維由此出發，解釋了資本主義為什么沒有直接陷入危機，回應了人們對馬克思的批評，并以此拯救了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在哈維看來，盡管“第一階段”危機形式理論是一種精確的洞見、含混的描述和直覺判斷的混合物，它們也伴隨著馬克思的“千禧年”傾向，也盡管是不完善的，但在它所描述的資本貶值的社會后果方面卻具有令人注目的力量。

　　如果“第一階段”的危機形式是共時性的，那么，“第二階段”的危機形式則處理歷史性變遷，它被用以審查資本主義的時間動態，承認其被金融和貨幣安排所塑造和中介。在哈維看來，在一個相對同質化的空間中，如一個民族國家的內部，由生產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通過金融和貨幣表現出來。為清晰分析資本主義的變化，哈維進一步區分了兩種變化形式：階段性的破產與長時段問題，前一種問題是資本主義內部轉型的催化劑（當然，最終也可能是其向社會主義轉型的催化劑），后一種問題不可避免地帶來資本循環、階級形式、生產力和制度等等方面的結構轉型。我們已經看到，在20世紀，資本主義的內部轉型越來越受到限制，但是，“世界貨幣”的規訓力量和不同貨幣體系之間的復雜關系越來越成為資本和勞動在世界舞臺上流動的后臺。這便是所謂全球化問題。在此背景下，危機分散成擁有不同貨幣體系的國家之間的相互競爭，它們分擔了貶值的沖擊力。因此，“輸出通貨膨脹、失業、生產力閑置、過剩商品等等的斗爭成為國家政策的中軸。危機成本根據相互競爭著的國家的金融、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有差別地分攤了。” 當然，這意味著，如列寧強調的那樣，戰爭將成為資本主義危機的解決辦法。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以及金融統治成為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中心議題。也通過“第二階段”危機形式，哈維將當代資本主義分析引向更廣闊的空間之中，哈維將通過“第三階段”的危機理論加以完成。

　　“第三階段”危機形式是哈維的重點，亦是其重構馬克思理論的最后結果。哈維強調，這種危機理論承認， “社會空間的物質品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和交換關系規定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定義了社會空間的客觀屬性。哈維認為，資本主義像變色龍，不斷變化其顏色，又像蛇階段性地蛻皮，但是在“第三階段”的危機形式上，它將“遭遇自己的自然界限”（馬克思語）。這是因為，在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下，危機在全球規模上發生。由此，他將問題引到帝國主義問題上來。哈維在《資本的界限》中并沒有詳細展開帝國主義問題，他后來圍繞“不平衡發展的地理學”問題將之植于“全球化”論域加以討論。

　　五 資本和意識：資本主義城市化經驗的兩個維度

　　《資本的城市化》和《意識與城市經驗》這兩本姊妹篇的出版，集中彰現了哈維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后對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歷史和理論研究。通過這兩本書，哈維概括了他對資本主義城市化以及人類經驗（意識）城市化歷史的理解，提供了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地理學框架。由于他后來將此兩本書刪節修訂成一本《城市經驗》 ，故在本文中，我們主要以后者來概括其核心內容。

　　在這幾本書中討論的問題，哈維已經思考了很長時間，其中多數文章已經公開發表過。最早是1974年發表的《階級-壟斷租金、金融資本和城市革命》，最晚是1987年的《通過城市化的彈性積累：對美國城市中的“后現代主義”的反思》，而這些文章多數成于《資本的界限》之前。從內容上看，如果說《資本的界限》代表著他對一種綜合性馬克思主義框架的構造，那么這部分內容便是對資本主義實際歷史經驗和當代表現的解釋。也就是說，這兩部分內容是相得益彰的。

　　哈維自己指出：“對我們理解的積極反思，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使馬克思的概念簡單有力的斗爭以及評估我們自己斗爭的歷史經驗，是一種積極地克服前進中障礙的重要行動。馬克思創作《資本論》的目標是如此。這也是我為什么寫作本書的原因。” 當然，在這里，哈維非常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方法論的偏愛，這是其研究的長期重點。因此，當哈維把尋求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城市進行確定的馬克思主義解釋時，他的目標并不僅僅在于一種解釋的結果，而是進行解釋的框架。他強調，“嚴格的科學絕不中立于人類事務；試圖將自身置于歷史之外最多帶來嚴格的和善意的偽科學，實證主義便是最好的例子。” 在他看來，以實證主義為代表的科學不能提供對資本主義運動本質的徹底的唯物主義的理解，而這一點又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與實證主義相反，歷史唯物主義代表著真正的科學方向。不過，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存在著一些“空盒”（empty boxes），哈維自己的《資本的極限》和這本書的目標都旨在填補這些空盒，其焦點問題是固定資本的循環和環境形式的構造、金融生產和金融危機等等。在哈維看來，通過把這些問題理論化，將會粉碎占支配地位的提問方式（problematic）中的凌駕于空間和地理之上的時間和歷史優先性的假設。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這個問題，在直接的意義上以接近于吉登斯“社會構造”的理論立場對包括馬克思、馬克斯·韋伯和涂爾干在內的第一代社會理論大師進行了批評。

　　在哈維看來，必須肯定資本主義對空間進行重組的可能性，在這個前提上，他指出認識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正是當代理論的任務，也是實現改造世界的前提。客觀上，在當下的資本主義條件下，這個任務確實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面臨的關鍵問題，并且哈維對列寧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也是成立的，因為局限于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批判并沒有直接帶來對它的當代結構的顛覆性見解，相反由于20世紀資本主義的變化使得馬克思主義當代發展的理論前提空前地曖昧起來。

　　受列斐伏爾的影響，哈維認為，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城市呈現的是一種無意識的經驗，即充滿偶然性和不可預性的“第二自然”屬性，但是通過分析這種經驗的歷史和地理基礎，能夠以新的方式透視隱藏在這些基本經驗背后的新的可能性，而他認為理論的任務即是提示這種可能性和給人們提供想象并實際地改造世界。這或許是《意識與城市經驗》的基本含義。事實上，如果考慮到哈維的理論旨趣主要在于地理，那么也不難發現這個標題與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的某種暗合，后者側重的是時間性，而哈維突出的是空間性，但焦點都圍繞為未來提供保障的意識。更進一步，他們同時也都把穿透物化視為當下的任務。哈維強調，馬克思堅持認為必須把資本看作是關系而不是物化之物，這一點應該是他的批評的實際出發點。所以，這樣看，如果說盧卡奇試圖通過階級意識的覺醒和工人階級的組織發育來解決對資本主義的替代問題，那么哈維旨在實現的則是激活資本條件下的意識斗爭來創造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當然，哈維的研究比盧卡奇更為具體和實在，畢竟他試圖回答“資本主義是如何生產它自己的地理的”這個問題，并且由此在理論上直接提出：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一種歷史的－地理的唯物主義。

　　無論是討論資本主義城市化的歷史經驗，還是討論人們的意識，其基本框架都是由《資本的界限》所提供的資本積累與階級斗爭之間的關系這個主線來結構的。在前一個專題中，他強調，發生在貨幣共同體邊界之內的資本主義的城市化，被時間和空間的“具體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這個術語的基本含義下文將介紹）所結構，并且在國家的曖昧的和經常變動的監督下使資本循環的全部的活力和沖動主客觀化。由此，城市經驗得以構成。在這種經驗中雖然直接包含著必然的拜物教意識，但它的物質基礎卻植根于日常城市生活，因此并不能把它作為錯誤排除。（在這一點上，他并沒有按照早期盧卡奇的學術路徑從一元論的實踐本體論勾勒出二元論的世界，而是發展了晚年列伏弗爾的日常生活的一元論體系。）所以，他認為，意識的城市化不能簡單地獨立于資本的城市化來理解，同樣也不能脫離前者來理解后者，它們之間的關系是個辯證的過程。他強調：“歷史唯物主義對城市過程進行解釋的任務是，檢視通過個體、階級、共同體、國家以及家庭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模式而產生的意識，它們是如何影響資本主義城市化的路徑和質量的，反過來，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又是如何改變著作為意識城市化基礎的這些關系模式的。” 正是這一點，必須從資本主義的矛盾入手。而在后一專題中，他具體分析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資本積累和階級關系、勞動力的變化、商品、貨幣、生產的空間組織形式以及空間關系的轉變、信息運動、以領土為基礎的階級聯盟之間的地緣政治沖突等等復雜的問題，在全球尺度上描繪當前空間運動的復雜格局。與前一專題相呼應，通過對資本主義進行空間政治學的操作，哈維強調由于不能以某種尚不現實的社會主義藍圖直接替代資本主義，必須在對資本主義的矛盾進行深入剖析后，更為廣泛地考慮社會主義的城市化之路。

　　在導論中，哈維強調了綜合性的理論和元理論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概念形式和理論構造總是人類活動中至關重大的方面。理論為我們提供了認知地圖，通過它我們發現隱藏在復雜的和變化的環境中的道路。但是，認知地圖或許并不穩定或甚至也不是連貫的，經驗總是使我們建構、改變和修正它。因此，在日益多變和豐富的城市變遷中，一種認識城市過程的元理論是十分迫切的。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認識幾乎也是同時左派文化研究人士的共識，故而在哈維的研究中也能讀到他們的一些主題。但是與其他西方左派學者不一樣的是，哈維不是從歷史角度而是從地理角度來認識資本主義的，在先前的文獻中，他已經直接斷言自己填補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空盒”，在這里，他更明確地強調自己的理論創新在于“打開一條道路，把城市過程理論化為階級斗爭和資本積累的歷史地理的一個積極的部分” ，在直接的意義上，他所實現的正是他在1984年那個地理學的歷史唯物主義綱領中所提出的“人民的地理學”目標。

　　在第一章中，哈維概括了資本主義歷史和地理發展中城市過程不同作用的歷史概況。而其焦點在于多余的資本和勞動力在物質和社會基礎實施的生產中被制造進而被使用的方式。他強調，資本（和價值）通過已建環境的生產和使用而發生的流通，這是城市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從這一點看，資本主義的地理景觀是資本流動的表現。而他以不同地區的例證指出，這些流動經常會轉變方向（部門性的或地理上的），并暗含在各種危機的形成和解決之中。而第二、三章則集中于地租和住宅差異的有關理論，由此解釋一個城市的空間組織如何一方面被資本流與土地開發所共同塑造，另一方面又如何被勞動力和階級關系的需求所生產。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哈維考察了，市區在政治和經濟組織中獲得不穩定的、常常模糊卻又有效的“結構化一致”，以及這種現象與地方化勞動力市場之間的關系。在他看來，這為創立以領土為基礎的階級聯盟提供了基礎，這些聯盟會把市區變成勞動力地理分工內的一個準競爭單位。因此，通過考查了市區之間競爭的政治策略，人們對城市在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地理學的創建方面的作用將有真正的認識。

　　在第6章中，哈維反省在資本流通占據社會生活支配地位的狀況下，貨幣、時間和空間互相連結并被賦予特定意義的方式。他試圖說明我們用以代表性地描述世界的那些看起來分散的范疇從根本上來說是互相聯系的——不依賴時間或空間就不能理解貨幣，而時間和空間只有在貨幣化的經濟中才具有特定含意。通過大量的文學證據，哈維清晰地闡明了貨幣、時間、空間和資本積累及階級斗爭一體化的主題。

　　在第7章中，哈維考查的是巴黎的個案。通過歷史分析，他說明了Sacre Coeur長方形基督教堂的結構，以及它是如何卷入到巴黎第二帝國時期由于資本積累的獨特問題而引發的階級斗爭之中的。在他看來，這個長方形基督教堂可以很輕易地被看作是階級斗爭的產物和象征；實際上多年來它一直處于爭論之中以至于它的峻工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在第8章中，哈維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城市經驗會以如此矛盾的方式引領我們去了解城市過程和一般的社會。最后一章是關于彈性積累、城市化和后現代主義的。在這一章中，他努力去說明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中的一個重要轉變與城市過程——特別是發生在美國的城市過程——的迅速轉化是互相聯系的，并產生了一組非常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符號來再現資本主義城市化所力求的東西。在這一章中，他強調，由于積累方式的轉變所產生的日常生活的變化，直接導致了文化風格的轉變，這種轉變就是從戰后時期相對穩定的凱恩斯和福特構造發展到由增加的競爭、企業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所宣揚的一個更加“靈活的”制度。而這一主題，他在《后現代性的狀況》中更加詳細地展開了。

　　六、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學

　　在哈維的文獻中，有幾篇收錄在他人主編文集中的文章值得拿出來專門討論一下，其中重要的便是“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學” 。按照哈維自己的說法，這一文獻旨在思考生活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地緣政治后果，而其方法則是在理論上再現資本主義的歷史，這個理論當然是其在《資本的極限》中所發揮的經濟－空間分析，也是同一年出版的《意識和城市經驗》和《資本的城市化》兩書的主題。在這一文獻中，他對一些基本問題作了高度的概括。在他看來，日常生活的再生產是依賴于商品生產的，而商品生產則是在資本循環體系中實現的，資本生產又服從于它的直接利潤目標。基于這個理解，他把資本主義利潤實現的方式作為自己的研究重點，定義出資本循環的10個核心特點，這些特點在《資本的極限》中已經充分表達了，其核心又是從“人的關系”來解釋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定義的“物”的關系，或把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的物化還原成人的關系，從而把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矛盾視為階級斗爭的結果。

　　1、 資本循環的連續性依賴于商品生產的價值的連續擴大；

　　2、 增長是通過生產中的活勞動的應用來實現的；

　　3、 利潤的來源是對生產中的活勞動的剝削；

　　4、 資本循環伴隨著和依賴于階級關系；

　　5、 這個階級關系意味著對立面、對抗性和斗爭；

　　6、 必然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技術上是動態的；

　　7、 技術和組織變遷通常需要資本和勞動力的投資；

　　8、 資本循環是不穩定的；

　　9、 危機典型地表現為一種狀況，在其中維持資本主義所需要的資本和勞動力的剩余不再被吸收；

　　10、 不能被吸收的剩余發生貶值，有時甚至被物理地破壞。

　　在上述前提下，哈維強調資本和勞動的剩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杠桿，它決定著資本主義投資的方向和特征（這是馬克思的基本觀點）。哈維進一步指出的是，這種投資又改變著全球的空間格局，這便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問題。因此，在哈維看來，地理擴張和重組正是資本克服自身危機的外在標志。在抽象的社會空間含義上，哈維認為，獲得剩余勞動時間并把它轉化為利潤是在一個社會必要流通時間（socially-necessary turnover time）內實現的。 這一過程的實現包含著兩種基本情形，在第一種情形中，空間是作為一種必須克服的障礙出現的，故出現了馬克思所言的“用時間消滅空間”的現象；在第二種情形中，空間的組織必須克服空間。資本主義的空間組織便是如此矛盾地生產著的。在他看來，受制于利潤最大化原則，全部的經濟行動者（個體、組織和機構）都在一種固定或運動的緊張環境中決定他們資本的循環和勞動力的配置，這種緊張關系的變化決定著區域的階級聯盟的形式的穩定性。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學。因為，“區域間和國際間的勞動分工現在正處于通過強大的技術變遷和資本的地理流動而進行的理性化和重構過程中”。通過上述理論，哈維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觀察全球性的社會關系變動的框架，這也正是其關于資本主義地緣政治學批判的依據。

　　七 地理學想象：從模式到話語的自我省思

　　從《社會正義和城市》訴諸馬克思主義把價值引入到地理學知識學之中，到《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1996）比較系統地勾畫出地理學想象的話語特征，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地理學知識的性質，在哈維的學術經歷中，都一直存在著對它們進行重新考量和定位的沖動，而這一沖動本身又充分體現了他對地理學理論實踐與現實政治運動之間關系的思考。在2001年出版的《資本的空間》中，“地理學知識與政治權力”便是兩個主題之一，通過收錄自己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公開發表的一些論文，哈維再現了自己思考的軌跡。在這里，我們討論二篇他未收錄但對于理解其思路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章，它們收入錄在《使地理學再模式化》（1989年）一書。第一篇是《從模式到馬克思：關于當代地理學“再模式化”規劃的評論》，在這一論文中，他闡發了自己對當代地理學“再模式化”運動的看法，結合自己從地理學的模式化運動向馬克思主義轉向，明確地指出這種運動的出路在于回到馬克思。第二篇是《人文地理學實踐：對福特制向彈性積累轉型的理論和經驗的描述》，該文是他與艾倫·斯考特合寫的，在其中討論了當代人文地理學實踐的社會歷史背景和任務。在這一文獻中，他重點闡發了資本主義生產從福特制向彈性積累制度的轉型所帶來的地理學革新要求，而他的結論則是，當代地理學所欲實現其理解地理服務于人類解放的目標，則必須以總體地把握當代資本主義運行機制為前提。

　　《使地理學再模式化》這本書而言，它在1989年的出版不是一群地理學家偶然的創意，而是他們對地理學對整個20世紀科學進展和社會歷史變遷壓力應該進行的反應的一種檢討，而它的直接目標便是對1967年出版“地理學中的模式”（這本書的主編是哈格特和喬萊，他們兩人分別是布里斯托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地理學教授，在英國地理學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廣泛的影響）的反思，在那一本書中，英國的地理學家們在實證主義思潮的沖擊下第一次明確地對作為空間科學的地理學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哈維在這本書中留下了他的第一篇有重要影響的文章《人文地理學空間樣態進化的模式》，提出“全部的地理問題都必然是歷史的地理”這個重要論斷。雖然在此時，哈維對科學方法的重視超過其后來對科學價值的重視，他的重點在于與哈特向傳統的批判性對話，批評后來的純粹編年史方法削弱了時間和歷史的意義，但我們也會看到，這是哈維后來“歷史的地理的唯物主義” 思想能夠追溯到的最早起點。在這一文獻中，與其他的地理學家一樣，哈維認同已經在地理學中占絕對地位的科學前提假設，即存在著一種嚴格的、不偏不倚的科學方法，通過它能夠解決時空問題。我們知道，這是貫穿于20世紀早期的實證主義假設。因此，雖然哈維正確地強調必須通過研究社會形式的生成和分析時空變遷的過程來理解當代地理，但他本人并沒有能夠從這一點立場出發發展出一種恰當的模式，而是以實證方法論的討論作了一個小結。這便是后來被視為人文地理學實證主義革命之“圣經”的《地理學中的解釋》（1969）。

　　按照哈維自己的說明，正是在對嚴格的方法的追求中，他最后認識到，在對象看起來更像連續的歷史的－地理的進化之流這一條件下，很難將波普爾的實證主義之證實和證偽方法運用到地理學中，這迫使他進一步反思地理學研究中的“科學性”問題，重新理解世界之歷史的地理的新平臺。而在這其中，最重要是，他明確地意識到，作為地理學對象的地理，它是“地理的生活世界”，是一種不斷地進化著的主體創造。當哈維把目光轉向日常生活的現實時，他離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便不遠了，因為在理論抽象層面上，他很快地抓住了社會關系這個線索，而這正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關注點。

　　至于哈維轉向馬克思主義，并進一步提升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還有著復雜的社會背景。這個背景在前面我們已經充分展開了。值得進一步強調的是，無論1968年這個轉折點，或者其他理論的變遷，哈維面向馬克思主義之際恰恰是馬克思主義內部多元化沖突最激烈的時期，并且，令他失望的是，在地理學領域，馬克思主義是個空場。所以，在《從模式到馬克思》一中，他回顧道，20世紀20年代以來，地理學被技術官僚理性主宰著。值得一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便是威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當然，在這一本書中，如哈維所言，威特夫非常含糊地把他的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視角同地理決定論混同起來。

　　通過對法國馬克思主義的借鑒和自己的探索，哈維最終認識到：所謂地理學的核心問題，不是純粹的科學方法，而是在社會邊界的內部生產客觀知識，從我們自身努力的后果來認識它的社會性的問題。而在根本上，這要求我們把知識生產看作是一種政治規劃，因為它包含在權力關系的組織之中。這樣來看的話，如果地理學提供的是一種關于世界的地理圖景，那么如果不考慮對象本身是人類活動的后果，那么它就無法做到對它的真實解釋，達到地理學的科學要求。事實上，哈維明確地認識到，歷史唯物主義激發的不僅是對象認識的深化，而且必然包括對傳統“科學”思維方式的審理。在新的視角中，傳統的科學變成了意識形態，而這種科學中所獲得的世界圖景則是意識形態的產物。

　　上述哈維的理論轉向背景也正是《地理學的再模式化》所討論的內容，事實上，通過對這一路徑的說明，哈維同時說清了自己為什么告別20多年前模式化運動的原因，再次表明自己對模式化運動的看法。

　　在他的第二篇文獻中，除了強調必須在馬克思主義前提上解決地理學的知識學前提，更為重要的是把對模式化運動導引到對人文地理實踐的新的歷史前提的審理上，重申了當代資本主義從福特制向彈性積累制度的變化及其后果。關于資本主義的這種變化，我們將在其他地方討論。這里，著重強調的是他對當前人文地理學的知識學規劃。他強調的重點是：我們仍然生活在一個資本主義統治的世界中。為理解資本主義的真實的歷史和地理過程的復雜性，我們必須用把資本主義的運行作為一個總體系統的理論來武裝自己，并使之可操作。這個觀點在先前已經充分表達和論證了，但哈維在這一文獻中提到的兩個對于地理學來說十分重要的問題必須說明一下。第一個問題是關于“理論”的。他強調自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使用的“理論”一詞的，它意味著知識前提的創造，這個前提是為對資本主義統治結構的自我理解提供的，而這種自我理解則與那些推動著人類解放斗爭的內在表現和分析工具的建設聯系在一起。我們認識世界和真實地表達它的能力是這種解放事業的基礎。（這一觀點十分接近于阿爾都塞的相關表述。）第二個問題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內部出現的一個概念工具，即具體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這個術語在他看來是馬克思《資本論》分析方法的體現。通過這個術語，他試圖將自己對馬克思的理解與盧卡奇等人的“總體性”區分開來。在他看來，盧卡奇等人的“總體性”在馬克思主義內部開創了“本體論的優先權”，使之凌駕于社會關系之上。他認為，雖然在馬克思的方法中，首要的是抽象，但盧卡奇的這種抽象卻是不能接受的。與盧卡奇的本體論路徑相反，他強調的是認識論路徑。他的旨趣在于一種分析資本主義總體社會結構的具體概念工具，這些概念既能反映它的“普遍的性質”（universal qualities，即是他所言的“總體性”）從而不再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看成是“物”而是抽象，就如馬克思所使用的“商品”概念那樣，他稱之為具體的抽象。在上述基本前提上，他所言的“理論化”（也即對“再模式化”的競爭性提法）即一套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概念工具，在他看來包括三個方面的任務：第一，“努力表明各種各樣的具體抽象……是如何必然地聯系著的”；第二，“選出那些有力地綜合和解釋這些具體的抽象之間聯系的基本概念”；第三，“使這個整體的機器運作，建立一個盡管是對資本主義運動必然規律不完全說明的綜合體，以便解釋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 從這里看，哈維提出的是對資本主義進行分析的元理論要求，這一要求在哈維全部著述中占據著相當顯著的位置。

　　八 時空變遷的文化與政治回應和后現代性的狀況

　　1989年公開出版的《后現代性的狀況》 在哈維的全部著述中具有奇特的位置，這是他最通俗（地理學專業氣息最談）的著作，討論的主題是非常時髦的“后現代主義”，雖然哈維本人并不認為這是其最重要的著作，但它卻是其最受關注的著作。

　　雖然這本書是從地理學研究成果出發解釋當代人的時空經驗或體驗時空的方式，但其旨趣卻與詹明信在1984年發表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相同，即是研究后現代主義這種文化經驗的形成、性質和內在機制。有趣的是，他們兩個人的研究方式雖然大相徑庭，但基本結論卻是一致的，這便是后現代主義只不過是（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 在這一意義上，這本書的主標題具有雙關性質，一方面是“后現代性的條件”，即對作為一種文化經驗的后現代主義的歷史緣起的探討（這亦是副標題直接點明的），另一方面是對其當代狀況的分析，在這一點上，他似乎戲仿了利奧塔的《后現代狀況》（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由于這本書已經中譯，故我們不作為重點討論。不過，這是哈維最受關注的著作，在直接的意義上，正是憑借這本書哈維廣泛地進入了各種全球化、現代性和文化研究的著作，并且具有反諷的意味是，當人們反復引用他有關“時空壓縮”的觀點并把這一點作為現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往往忽視其做出這種界定的理論邏輯，不加區分地把他列入后現代主義陣營之中，所以，需要對其背景和話語性質進行強調。我們首先面對的問題是，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哈維為什么對后現代主義發生興趣并加以批評？對于此，哈維自己也解釋過，當“后現代主義”風起云涌取代甚至淹沒資本主義時，他也有點急躁。在他看來，作為重新思考社會行動的時空觀念，也是激烈的文化、美學和政治辯論的焦點，他本人對資本主義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本身就涉及這一話題。 另一方面，“后現代主義”的復雜運動，使詹明信、伯曼和丹尼爾·貝爾等人與新的時空經驗聯系在一起，但他們都沒有能夠告訴我們，他們這種經驗的真正含義。“而且這些新時空經驗所賴以建立的物質基礎，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發展的政治經濟的關系，都是晦暗不明的。”由此，他做出某種回應。當然，這種回應并非簡單地從地理學角度引入“時空壓縮”這個概念工具。因為，這一工具本身只是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中才具有實質性意義，它指認的是：“位置與空間、長期和短期時間地平之間的辯證對立，存在于更深的時空維度轉變框架中，這一框架是加速周轉時間和以時間消滅空間這種資本主義根本法則的產物。” 因此，通過“時空壓縮”這一概念所表達的正是，貨幣資本脫離了物質生產循環，實現了空間的自主權。在哈維看來，這是后現代性的根本基礎。所以，他強調，“資本主義是擴張性的和帝國主義的，所以越來越多領域里的文化生活都陷入了現金交易關系的掌握與資本流通的邏輯之中。”然而，“在現代性和后現代性一切騷亂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出某些簡單的生成原因，它們形成了極為多樣的結果。”不過，“資本主義走到哪里，它的幻覺機器、它的拜物教和它的鏡子系統就不會在后面太遠。” 這一論述，只要熟悉《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我們都能夠發現，是對其有關論述的發揮。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哈維在這一著作中不忘對其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強調。他強調，“有一場歷史唯物主義和啟蒙規劃的復興。通過第一個方面，我們可以開始把后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歷史-地理狀況。在這種批判的基礎之上，有可能發動一場敘事對抗形象、倫理學對抗美學、生成（Becoming）規劃對抗存在(being)規劃的反擊戰，并在差異內部尋求一致，盡管是在一種清楚地了解形象與美學的力量、時空壓縮的各種問題以及地理政治學和他者之意義的語境之中。” 當然，由于傳統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沒有涉及所謂“時空壓縮”問題，而且具有貶低空間視角的傳統，它在今天亦面臨著諸多的危機。克服這些危機，使之完善，這是哈維本人的理論任務，在后來的《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中，他初步完成了這種理論規劃。

　　九 生態社會主義政治話語： 《正義、自然和和差異地理學》

　　20世紀90年代，“全球化”成為國際社會科學最為時髦的概念之一，用這個術語，人們描述這樣一種歷史趨勢：人類社會生活開始由擺脫地域性的界限而真正卷入一個復雜的全球決定機制中，民族國家的經濟、文化邊界變得含糊不清。當然，這一術語的流行，有一個復雜的學術史背景，在這一背景中，人們對交通、通訊和信息技術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包括麥克盧漢以及其他重要的媒介理論家已經指出“全球村”問題——用哈維的術語來說，便是全球空間“壓縮”為一個村落空間；也存在著復雜的意識形態背景——這種背景誠如吉登斯所概括的那樣，它表現為“超越左與右”， 而這一背景的形成則直接依賴于共產主義（左）制度實踐及其意識形態的衰落。因此，在表面上，“全球化”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論域的形成，它本身取悅于“中立科學”的取向，也意味著隱含著極大的矛盾。它的盛行以及圍繞其激烈的爭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對于積極地在理論上和政治上勾勒資本主義變遷和社會主義運動可能性的哈維來說，這不是一個容易保持沉默的論題。在他看來，作為西方話語一個重要政治變遷（并不必然是現實的變化），“全球化”及其相關話語包袱被迫承擔著一種嚴重的政治代價。對于左派理論來說，并不應簡單地采取拒斥的態度，而應從中學到東西。基于這一點，1996年他出版了《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以其獨特的資本主義歷史地理分析框架為全球化研究注入一種左派聲音。在總體上，誠如其1995年公開發表的《全球化質疑》一文所直接闡明的那樣，他堅持自己空間或資本主義地理構型研究的一貫思路，將全球視為一個過程而不僅僅是一種最近形成的政治經濟狀況，因此需要從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這兩個角度來透視其內在的矛盾。他強調，全球化的暗示之一便是巨大的資本主義的地理重組，它包含許多有關“自然的”地理單元的假設，在這些單元中，資本主義的歷史軌跡越來越失去其意義。因此，我們便面臨一個巨大的歷史機遇，扼住資本主義地理之刺，將空間生產視為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動力中的構成性要素。

　　《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便是對上述總體立場的一種展開，不過，本書顯然也不是在細節方面的發揮，以期在那些瑣碎問題上與全球化思潮中的右派進行爭論，相反，哈維在這一著作中仍然堅持了一種總體性抱負。他試圖為理解時空（space-time）、位置(place)和環境(environment) 定義一種可操作的基本概念，即完成一種元理論的訴求。這需要他對理論與實踐（話語的作用）、環境的本質、時空構造的基本機制以及今天政治訴求的可能性等一系列基本的問題進行評估，而將對當代全球化問題的理解置于這些前提上。所以，他的這本書近似于一個宏大的“全球化研究的方法論導論”，這一“導論”初步完成了其在《后現代性的狀況》中有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的理論規劃。

　　從文本的結構來看，他分別以“導向”、“環境的本質”、“空間、時間和位置”以及“正義、差異和政治”為標題概述了上述四個方面的問題。 在第一個部分中，他基于對辯證法的理解，結合當代話語理論，闡明了一套有關“歷史能動機制和社會變遷地點”分析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框架。（關于這一框架的基本情況，參閱本輯專文《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與希望的空間》。）

　　在第二個部分，哈維試圖建立一個理解“環境問題”的理論位置，這個位置當然是批判的位置。眾所周知，20世紀70年代以來，“環境問題”成為當代政治沖突的集中場所之一，它既包含在民族國家間以自由貿易名義所進行的政治利益爭奪中（如WTO的西雅圖會議），也在全球層面上更廣泛地包含在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的沖突中（這一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尤為突出），更體現在生態學以及其他政治、理論姿態有關未來和當代的爭論中。哈維認為，“環境問題”并不孤立于社會變遷和“自然”或“環境”被評價的那種方式。因此，后兩個問題是其研究的焦點。為此，他重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要求重新評估這一歷史在樂觀主義、必勝信念和悲觀主義之間的搖擺。在這個問題上，他的基本結論并沒有超出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不過，他更愿意把法蘭克福學派的貢獻定位在它的烏托邦思想——更直接地說，關于“無暴政統治”的信念——上。如果說，這種矛盾是人們認識自然的兩種對立態度，那么，在今天，為什么統治自然的觀點仍然占據著對自然評價的主導模式，這個問題就值得深究了。基于馬克思主義立場（當然也充分汲取了盧卡奇、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哈維強調，這一現實在實踐上受制于資本主義發展，在話語上，由啟蒙政治經濟體制所發展。在論述這一點的時候，他的重心在于后者。因為在他的整個認識框架中，話語對現實的構造是核心（這與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很不一樣）。他強調的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體制是18世紀思想的產兒，后者的核心便是將自然視為“資源”并把規定稀缺資源的合理分配作為自己理論任務，而其結果便是市場理論、效用最大化目標、以及金錢作為萬物尺度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 與之相反，哈維主張的是一種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Ecosocialist Politics）。

　　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當然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的“升級”。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資產階級科學分享了一種對下述觀念的憎惡，即“自然”控制、決定甚至限制人的任何行動，反過來說，這意味著它們共享一套對自然進行控制的觀念。這一提法與法蘭克福傳統并沒有多少區別，與其他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相差也不大。不同的是，他強調，全部的社會-政治規劃都是生態的規劃，反之亦然。而從這一點出發，有關“自然”和“環境”的觀點便在我們全部活動中無所不在，而當它們內在化為我們的社會行動時，便成為塑造歷史的“物質力量”（馬克思語。）因此，在哈維看來，全部對自然觀點的批判性檢視同時也就是對社會的批判性檢視。從這一角度出發，也就要求從人類改造環境的歷史來反思既往歷史，從而定義一種與之不同的特殊的空間規劃。

　　對于這種規劃，哈維陸陸續續地談了許多方面，在這里，他首要的仍然是關注概念框架。在他看來，通過馬克思主義和生態主義之間的概念“摩擦”可以達到“著火”的效果，而關鍵則包括下述五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異化、自我實現和發展倫理學”；第二個方面是“社會關系和生態規劃”；第三是“技術問題”，第四是“商品和差異的辯證法”；最后是“時空規模問題”。而所有這些方面，都是圍繞環境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評估。

　　在第三部分中，哈維的重點問題是討論位置（place）的時空構造。在確切的意義上，這也是關于斗爭落腳點的討論。他指出：“以一種與時空構造一致的方式來認識位置概念，這對于任何關于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原則的基本理解都是十分重要的規劃。”

　　哈維堅持，不同的社會“生產了”完全不同的時空觀念。這意味著，從更大的普遍性來看，時空觀念具有相對意義。由此，他要求建立一種相對的時空理論，并將之視為一種一般的形而上學基礎。具體地來說，即是必須把“時空是一個社會構造”作為解釋歷史地理基礎的依據。從這一視角看，地方作為一種具體的時空構型，它的屬性是由社會構造的。那么，到底什么樣的力量構造著時空呢？哈維認為，這些力量包括階級斗爭、性別斗爭、生態與市場的斗爭等等，而在根本上，必須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理解時空的客觀性。這便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視角。在他看來，馬克思的議程便是從時空的流動性來揭開市場拜物教的面紗。

　　哈維將位置視為一種復雜的社會構型，在他看來，日常語言中“位置”這個詞的一般性、多義性和含混性為我們打開理解的空間提供了便利條件，迫使我們去認識位置構造的社會過程，從不同的角度（如作為“存在地點”的位置，作為“環境質量地點”的位置，作為“集體記憶地點”的位置，作為“共同體地點”的位置等等）來認識它的意義。他強調：“像時間與空間那樣，位置是社會構造，并且必須這樣來解讀和理解。”通過這樣的方式，使歷史地理差異的生產清晰明白地顯示出來。當然，由于“差異”這個問題在當代的重要性，我們亦不難理解哈維由此推出的結論，喚醒“由位置限定的政治學”（place-bound politics）在當前具有緊迫性。他指出：“位置、草皮（turf，喻“大眾”——本文作者注）、地方身份、國家、宗教以及城市的政治學長時間地糾纏著我們。在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發展中，它亦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文化大眾的語言中，并借以此，在政治學的花言巧語中，重新發現作為一種話語對象的位置，這是比下述事實更有意義的做法，世界已經以某種方式發生改變，使得政治經濟和位置的文化政治學在當前較之過去更為重要。”

　　在第四部分，哈維試圖表明一種完全不同于形式烏托邦理想的過程烏托邦理想，借助于這種烏托邦理想闡明他對當前為爭取解放、自我實現、個性自由和公正斗爭的理解，在他看來，所有這些斗爭，加之解放空間、時間和位置，甚至解放自然的斗爭，在人類歷史地理進化過程中都起著極大的作用。這一部分的重要議題便是基于上述幾部分展開的理論對替代資本主義空間構型的可能性進行探討。他所說的政治學便是一種基于過程的烏托邦議程，差異是這種政治學的中心問題。撇開他討論的一些具體例子，在總體上，在他看來，當前我們面臨著下述分析的、理論的和政治的任務：探求一種平等有力的、動態的和有說服力的方式，在不同的規模上把普遍性和特殊性聯系起來，從而能夠從被壓迫者的立場來定義社會正義；在排他性和平等性之間進行協調，以便充分尊重身份和“他性”；基于情境和個性批判性地評估全部社會行動的前提條件；拓展區分重要的和不重要的差異或“他性”之間差別的認識論，以便理解情境、位置、他性、差異、政治身份等等這些問題構造的社會過程，等等。 我們將看到，這些問題都是一些原則，并且十分明顯地表現出一種理論方法的要求。這一點正是哈維的一貫特征。

　　十 空間的烏托邦：一個暫時性結論

　　2000年，新千年的開端。哈維出版了一本標題具有隱喻性的著作——《希望的空間》。在這一著作中，他把馬克思的回歸和過程烏托邦理想聯系起來，以不平衡的地理發展作為基礎，抓住身體和全球兩個空間規模，對替代方案的多樣性進行探究。既為自己先前的研究作一小結，又對未來作進一步展望。

　　哈維強調，在所謂后現代氛圍中，對于“過去”與“現在”之間所進行的神話解讀妨礙了我們面對現實的變化。當時代走入馬克思的預見，在理論工作中，“切斷我們與馬克思之間的聯系，就是切掉我們敏銳的嗅覺，以滿足現代學術流行的虛偽外表”。 這正是問題的所在，無論伊格爾頓那樣相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還是像德里達那樣憤世嫉俗的解構論者，抑或像齊澤克那樣荒誕不經的精神分析者，各式各樣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作家，甚至反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者，從各個角度以不同方式重新深入馬克思主義內部，在直接的意義上，同樣見證了哈維的這一論斷。不過，與種種替代馬克思——德里達以解構主義、齊澤克以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拉克勞等人以反本質主義的后結構主義理論等——的做法相反，哈維極為樸實地聲稱自己只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就如德里克對后殖民論的批評那樣，他試圖在政治缺席的氛圍中為歷史進步提供一種文化想象。所以，與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希望的資源》相呼應，他以《希望的空間》作為標題公開闡明一種“理論的樂觀主義”，試圖以這種實踐來“打開被禁錮已久的思想的道路”。

　　《希望的空間》計四個部分，它們分別討論“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全球空間中的身體和政治人格”、“烏托邦”和“替代方案的多樣性”。 這些問題，前面兩個我們將分別在本專輯中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與希望的空間》和《地理學想象和社會理論》專文中加以論述，第三個將選取核心段落作為譯文呈現給讀者。所以，在此，僅扼要地評論其關于“替代方案的多樣性”討論。

　　附錄大衛·哈維的主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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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a: The geography of class power , the socialist Register ,49-74;

　　--2000a: Space of Hope.Eding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中譯，《希望的空間》，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

　　--2000b:Reinventing Geography. New Left Review, 4,Jul-Aug,75-97.

　　--2001:Space of capital: an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原載：實踐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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