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與希望的空間

——晚期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哈維

胡大平

　　較之馬克思時代，今天的社會歷史條件在全球規模上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因此，以馬克思主義為核心的解放政治如欲實現自身的使命，必須調整政治策略和理論結構。在這一意義上，關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思潮尤其是左派馬克思主義流派，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曾經寫過一篇評論哈維的小文，認為其把歷史唯物主義升級為歷史地理學唯物主義的努力，代表著“晚期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重要方向。 在本文中，我進一步分析哈維在空間路徑和總體性方法上的基本操作，以不平衡發展的地理學為焦點評析其空間烏托邦規劃。我們的基本立場是，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方法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哈維以地理學想象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案例。

　　一 地理學與晚期馬克思主義：歷史與邏輯

　　1984年，在題為“論地理學的歷史和當前狀況：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綱領”的論文中，哈維強調，地理學必須是“人民的地理學”（people’s geography），是一項政治事業（political project），其基本目標在于以歷史的地理的眼光關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社會轉型。 由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明顯地表現出歷史（科）學的偏好，加之在20世紀8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歷葛蘭西轉向，表現出顯著的文化偏好，作為職業地理學家，哈維說出這樣的判斷，多多少少具有一些新意。從1973年以《社會正義和城市》為標志轉向馬克思主義后，長期以來，哈維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地理或空間變遷，同時以地理學經驗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并逐步成為馬克思主義地理學的重要代表之一。雖然在他的研究中，也追隨全球化、現代性這些時髦的論域，玩弄身體政治學(Body Politics)、“生態社會主義(Ecosocialist Politics)這樣的術語，也強調馬克思主義應該從歷史唯物主義升級到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但他始終高舉馬克思的大旗，以一種空間烏托邦的姿態，呼吁社會生態的變遷和對資本主義的替代。 正是由于這一立場，他占據地理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的交集（哈維反對專門化的學科建制），在研究方法上努力兼容實證分析和規范批判，通過一種無所不包的風格試圖調停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主題與當代社會歷史需要，在全球化、現代性、后現代性、文化研究等等多個充滿意識形態斗爭的論域中推動“馬克思的歸來”（Marx redux），并為其他左派馬克思主義思潮提供有益的資源。

　　在拙著《后革命氛圍和全球資本主義》中，我主張以“晚期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研究視角來分析討論包括哈維在內的相近的馬克思主義立場。在我看來，作為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他們反對（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或意識形態的）后現代主義對左派的敲詐，公開主張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把全球性問題、新型壓迫和不平等、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的替代生產方式）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此代表著一支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力量。 不過，在那本書中，由于主題是德里克，哈維只是作為“輔料”出現的。事實上，哈維本身亦是相當猛的“主料”。如果說德里克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從史學方法論角度旨在構造一種具有宏大抱負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那么哈維則是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從地理學方法論角度來完成同樣的抱負。時間和空間，作為人類經驗的兩個維度，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雖然都沒有以專門的方式展開，但亦是他們理解資本主義的中軸。因此，我們可以說，從這兩個方面來透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的作為點，可以成為一種重要的策略選擇。說完德里克，再說哈維，這正是我刻意安排的路徑。因為，從這兩個角度來討論，不僅有助于理解晚期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生成路徑、基本性質，而且在更大范圍內有助于理解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復雜氛圍和使命。

　　正如哈維指出的那樣，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大多數學者具有時間（即歷史）方面的偏好，而對空間（即地理）重視不夠。這也是我國當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明顯傾，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更甚。因此，在介紹和評論哈維的時候，可能會存在著一些困難。為減輕這種困難，需要對城市、空間與馬克思主義之間關系的歷史進行簡要回顧。從哈維的學術生涯看，雖然他在起點上并非直接就位于這一歷史之中，但他轉向馬克思主義后，不僅自覺地接過這一歷史，而且為其生長開辟了新空間。在這一意義上，哈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從空間角度成長起來的晚期馬克思主義案例，也迫使我們關注晚期馬克思主義與空間問題之間的關系。

　　毫無疑問，在歷史唯物主義思想形成過程中，馬克思恩格斯的主旨在于歷史科學，而這一科學與德國古典哲學之歷史主義傳統（特別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有著不解之緣。但是，我們亦不應該忽視，真正屬于馬克思恩格斯獨創性的思想在于生產方式分析，這種分析不僅直接涉及城市、空間問題，例如，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論住宅問題》，馬克思的《資本論》，以及他們倆人合作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等等大量文本都直接涉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城市生活的變遷邏輯并聚焦于支持這一邏輯的資本積累過程，而且在確切的意義上代表了共時性分析，例如《資本論》的核心便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而不是它的起源，這種共時性分析典型地代表了空間分析的視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這一特征與歷史辯證法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這種辯證法當然是以“過程”（即歷史性）為前提的，但它并不是以證明歷史為旨趣，而是以歷史性展開的矛盾機制為依據來考察特定生產方式的變化趨勢和條件。馬克思在談到自己的《資本論》時堅決反對一般的和普遍的歷史哲學，其用意即在于此。因此，當我們用狹義歷史唯物主義來概括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時，事實上就不能簡單地回避空間分析的視角，雖然當用時間和空間這樣的語言來描述馬克思主義分析的特征時，我們并不能簡單地斷言馬克思的焦點在于空間。這是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純粹的空間理論確實不感興趣，更談不上創造了一套專門分析城市、地理、空間問題的理論。哈維強調，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文本蘊含著豐富的空間理論資源而沒有系統的空間理論，并因此把系統化地將它們表述出來作為自己的理論任務。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角度看，這是合理的。因為，他指認的是，空間維度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中被極大地忽視了。

　　在突出馬克思主義之空間維度的時候，仍然需要強調一個前提：空間分析的重要性，并非源自一種純粹的學院研究需要，而是來自于社會實踐的需要。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旨趣并非發展出一套包羅萬象的理論供人敬仰，而是推動無產階級解放。在這一前提下，我們需要問的：空間問題是否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社會歷史條件中變得突出了呢？答案是肯定的。

　　19世紀70年代，隨著資本主義海外殖民到達高潮，資本主義國家間圍繞殖民地的爭奪（和重新分配）斗爭也加劇了，這便產生了帝國主義現象。馬克思雖然直接注意到這一現象，其資本主義分析也能夠為這種現象提供一種科學的解釋，但是他和恩格斯都沒有直接展開。這個任務事實上交給了第二國際。在第二國際時代，以考茨基為代表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在依據經濟決定論得出資本主義必然崩潰的結論，并以此為據設計無產階級斗爭策略時，恰恰沒有正確地理解帝國主義及其政治后果。相反，當他們被迫面對資本主義的活力時，產生了以伯恩斯坦為代表的修正主義。如果說，考茨基、伯恩斯坦無力解釋帝國主義現象，源自其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的無知，那么在整個第二國際時代，有一個人是接觸到問題實質的，這便是盧森堡。堅持馬克思《資本論》研究之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論，她不僅從資本積累角度正確地說明了帝國主義的實質，而且揭示了對全部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和理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列寧關于“帝國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阿明、弗蘭克、多斯桑托斯有關“不平等交換”、“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帝國主義與依附”等問題，都是該問題的不同方面。后來，哈維把“不平衡發展的地理學”作為自己的中心視角之一，無疑直接延續了這個傳統。

　　就盧森堡來說，她指出，資本主義生產雖然占據了統治地位，但它的不是惟一的生產方式。“因此，一開始就必須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和那些非資本主義環境之間的交換關系，在那些非資本主義環境里，資本不僅找到實現硬貨幣剩余價值，進行進一步資本化的可能性，而且獲得各種各樣商品來擴大生產，最后通過瓦解那些非資本生產形式來獲得新的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 由此，她解釋了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的發展問題。當然，從資本生產的規律看，“資本積累是在犧牲非資本主義階層和國家的利益的情況下進行和擴大的，它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把它們擠掉。這個進程的總趨勢和最后結果，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世界性的絕對統治。一旦達到了這一點，馬克思的模式就變得有效了：積累，即資本的進一步擴大，就變得不可能了。資本主義進入了一條死胡同，它再也不能作為發展生產的歷史工具行使職能了，它到達了它的客觀經濟限度。” 只要對照一下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第一部分有關資本主義擴張的論述和《資本論》有關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界限論述，以及后來列寧有關帝國主義的論述，我們就會發現盧森堡不僅在方法上嚴格地遵循了馬克思的路線，而且在結論上與馬克思一致，而且與列寧帝國主義論的某些關鍵論點一致。 例如，列寧在1915年為布哈林的《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做序時強調，（帝國主義）“現時正在朝著一個唯一的、世界的、囊括一切企業、一切國家的托拉斯的方向發展。但是，這種發展是在這樣的條件，這樣的速度，這樣的矛盾、沖突和動蕩——決不只是經濟的，還有政治、民族的等——之下進行的，在還沒有出現一個世界托拉斯，即各民族金融資本的‘超帝國主義’世界聯盟以前，帝國主義必然要崩潰，資本主義一定會變成自己的對立物。”

　　同樣需要強調的是，列寧和盧森堡關于“崩潰”的結論實際是有重大差異的。盧森堡從歷史（地理）發展的不平衡出發，從經濟（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上論述資本主義崩潰的必然性；而列寧正好相反，他從經濟上論述帝國主義的必然性，而將不平衡作為其后果，并得出帝國主義崩潰結果，并基于“薄弱環節”設計俄國革命的策略。雖然“十月革命”以后，列寧重新站到世界發展的不平衡立場來審視俄國道路的特殊性，在某種意義上更接近于盧森堡的觀點，但焦點問題則不是帝國主義必然崩潰了，而是在“崩潰”之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長期競爭。有意思的是，當哈維從資本積累的角度來談論城市化和空間生產時，他試圖要彌合的正是在盧森堡與列寧之間的斷裂，要求把不平衡發展既作為解釋當代資本生產的前提，又將之視為后果，從而在動態的歷史過程中尋找革命的可能性。關于這個問題，本文最后一個部分要詳細討論。在此，還需要繞一個很大的彎子來說明，如果這是一種可能的理論視角，為什么它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被長期地壓抑了。

　　誠如馬克思的直接結論在第二國際被考茨基等人視為教條，列寧的帝國主義論也被教條化了。因此，當盧森堡的《反批判》1921年發表后，雖然她本人已經不能再進一步“反批判”了，但還是遭到新的批判。布哈林于1924年發表《帝國主義與積累》，在這一文獻中，他無視盧森堡“崩潰論”與列寧的一致性——都是在歷史必然性意義上來說的，而把她打扮成“經濟宿命論者”，含蓄地將她的“崩潰論”與“停滯論”聯系起來。因此，雖然也強調她的結論是正確的，布哈林的主要目標卻是揭示她理論上的錯誤，并將錯誤的實質定位到“實際的政治”錯誤上。當然，布哈林的論述也不是沒有正確的地方，不過，為了論證列寧主義的無限正確性，而不惜忽視甚至故意貶低盧森堡，這種做法并不可取。本文之所以不惜筆墨，對此問題加以展開，那是因為，通過這一案例，我們試圖強調，由于教條主義和其他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潛力確實曾被長時間地壓抑。空間問題不能說與之無關。

　　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標準形象是一種歷史理論，無論是正統馬克思主義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發揮的也都是馬克思的歷史分析。后果是，馬克思主義在空間分析的潛力長時間被壓抑了，直到實踐讓馬克思主義者被迫直接面對這個問題。

　　上述狀況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明顯好轉，這體現兩個方向上的重要空破。第一個方面，列斐伏爾（Lefebvre, H.）一系列有關城市和空間著作的問世，如《城市革命》（1971年）、《空間的生產》（1973年）等等，在阿爾都塞的激發下，曼紐爾·卡斯特（Castells, M.）出版了《城市問題》（1972年），而哈維則從一個地理學家角度出版了《社會正義和城市》（1973年），這些著作，既把城市問題納入馬克思主義視角，又從馬克思主義視角提出對當代城市問題的理解。之所以在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與城市問題“突然”冒出來，是有歷史原因的。這便是20世紀60年代，左派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新社會運動的結合并在城市區域風起云涌（當然，這仍然是以資本主義的城市化發展為前提的）。上述這些著作，在直接的意義上，都依據了60年代學生運動、生態運動等經驗，因此直接表現為其后果。當然，更深的意義上，他們同時提出了如何從馬克思主義角度進一步解釋空間的社會構造從而為新烏托邦打開空間的問題。因此，“這些城市問題上的后60時代馬克思主義（post-1960s Marxism of the city）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能夠闡明城市問題，同時也表明一種明確的城市焦點如何能夠加強作為社會和經驗理論的馬克思主義的說服力。” 由于這一原因，列斐伏爾、卡斯特、哈維被稱為馬克思主義城市理論的“三劍客”。當然，在空間問題上產生影響的馬克思主義，并不止這“三劍客”。在哈維的文獻史審理中，我們已經提到，隨著激進地理學的產生，馬克思主義與地理研究的結合產生了一系列復雜的問題，雖然我們并不能將格雷高利（Gregory, P.）、史密斯（Smith,N.）、索亞（ Soja, E.）等人視為嚴格意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他們都直接受惠于列斐伏爾，并在80年代以后的英語世界中經由空間問題推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知。同時，加之（后）結構主義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和空間的聯系這從這一路也徑得到加強。而在總體上，到90年代，人們重新審理20世紀地理學思想時，已經發現，馬克思主義在其中十分清晰地占據其核心位置。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彼特(Peet, R.)的《現代地理思想》，在其扉頁上直接打上“For Marx”的獻辭。 哈維作為一名職業地理學家，在這一過程中，他始終占據一個顯著的位置，他匯集來自各個方面的資源，同時高舉著馬克思主義的大旗。

　　如果第一個方面是從發達資本主義背景誕生的，那么，第二個方面正好相反，它源自“第三世界”的被壓迫經驗。以1955年萬隆會議為起點，“第三世界”正式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在國際舞臺崛起，而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從經濟上來理解世界不平等便逐步成為一個理論趨勢。1969年希臘學者A·伊曼紐爾的《不平等交換：對帝國主義貿易的研究》出版標志著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突破，其后埃及學者阿明深化了這一主題，德國學者弗蘭克有關“依附性積累和不發達”，巴西學者多斯桑托斯將富爾塔多的依附性理論改造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不同的側面深化了帝國主義研究，這種研究不僅重新凸現了盧森堡的問題，而且直接加強了從空間角度研究不平衡發展的需要。 哈維雖然是從第一個方面崛起的地理學家，但是，一旦走入馬克思主義語境，他便試圖從資本積累出發在一種總體性視角下解釋資本主義地理景觀的形成，因此在70年代試圖從空間視角重構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便注意弗蘭克、巴蘭等人的研究，并借助他們提出的問題在馬克思的分析中尋找理論潛力，努力把馬克思的積累理論和帝國主義理論聯系起來，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空間分析方法。 在這一背景中，他逐步形成了以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資本積累—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空間的烏托邦為中軸的洋洋灑灑的馬克思主義言說。

　　從上述歷史背景看，空間問題不僅內在于馬克思的總體論述之中，而且亦是需要馬克思主義在今天需要直接面對的實踐問題。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環境中，隨著以交通、通訊為核心的技術的急劇發展，人員、資金、信息在全球規模上的高度流動，生產、技術、資本、勞動力在全球空間的重新布局，由此，階級、生態、種族、國家以及其他政治主題也發生著深刻變化。這些變化在為解放政治提供新的契機的同時，也帶了從空間方面對它提出巨大的挑戰，從而直接引發對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解放政治學的重新評估要求，例如以生態政治學、生活政治學和差異政治學等為中軸的后現代主義政治學對馬克思主義的替代要求， 再如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轉型等等 。晚期馬克思主義思潮，誠如詹明信、德里克等人的例子，便是對上述背景的直接反應，而他們都亦十分直接包含了空間問題的議程。

　　哈維的獨特性在于，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在長期的地理學知識實踐中，基于知識與政治（實際上是理論與實踐）關系的自覺理解，把馬克思主義置于地理學知識的元理論地位，將之視為審理不同知識中的政治規劃從而更好地發揮知識作為政治規劃的功能（烏托邦功能）的依據。同時，認為，“地理學知識在全部形式的政治行動和斗爭中占據著中心位置。” 因此，他把地理學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作為核心任務。也正是從這一角度看，他的理論實踐見證了地理學和晚期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邏輯關聯。這一點從其理論的遞進亦能夠清晰地觀察到。從最初的以城市這個狹義的地理學問題作為焦點與實證主義（即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進行競爭，到逐步擴大到以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為中心視域全面地描述資本主義的空間生產，最后，以不平衡的地理發展為基礎自由地空梭于不同規模的空間（從微觀層次的“身體”到宏觀層次的“全球”）與各種后現代主義競爭日常生活的政治規劃，主張空間的烏托邦。在這一過程中，他不僅稟承了馬克思主義空間問題的探索，而且試圖從元理論層次發展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從而開辟了一種晚期馬克思主義的表述。

　　第一，從《社會正義與城市》明確地提出反對自由主義的知識規劃而要求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表述開始，以城市化與資本積累之間關系入手，不僅彌補了一個專題的“空白”，而且直接帶來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新的解釋。由于城市代表著資本主義發展的制高點，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之后成為資產階級學術的中心問題之一。例如形成了在城市社會學研究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的芝加哥學派，而這一學派的崛起本身就與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趨勢一致，在這種趨勢推動下，不僅人口空間分布的結構發生了極大變化，而且產生了一系列全新的社會問題。在上述背景中，作為一個職業化的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的立場產生了顯著影響，所以理論界有人將其稱為“芝加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挑戰者”（Marxian challenger to Chicago School tradition）。從這一點看，他確實從空間角度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他的基本觀點是，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動力源自資本積累以及圍繞其進行的階級斗爭，如馬克思強調的那樣，為使積累過程順利進行，資本需要創造一種特殊的景觀。就哈維本人來說，在資本主義框架內，“城市”由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所維系，這兩個主題是內在地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在《資本的極限》中，哈維關注了資本危機的空間定位，以及在危機形成和克服過程中的空間作用（不平衡發展的地理學），從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空間理論。

　　第二，隨著全球化問題的突出，哈維擴大了自己分析的規模，并加強了對全球空間的研究。對超越城市規模的更大規模的空間（如國家）的分析，在哈維轉向馬克思主義之后事實上就已經構成他的中心問題之一。例如其70年代完成的《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學：馬克思理論的重構》（1975年）、《馬克思的國家理論》（1976年）、《空間定位：黑格爾、杜能（Von Thunen）和馬克思》（1981年）、《資本主義的地緣政治學》（1985年）等都是涉及大規模空間的理論分析。不過，隨著全球化問題的重要性增長，以固定資本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地理景觀的構造分析在其研究中越來越突出。因此，以“全球化”為焦點整合上述理論，發展一套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在他那里也就成了明確的任務。他指出，“全球化”這個術語是一個信號，它表明巨大的資本主義的地理重組。基于此，他強調，馬克思主義尤其需要抓住歷史機遇，從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的動力角度將空間生產視為一種構造性要素，以此發展解放政治學。 在這一方面，他的相關研究在左派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例如對德里克、哈特等人的影響。

　　第三，在哈維90年代以來的著述中，由于對辯證法更加自覺的理解，從整體的日常生活出發，他更加靈活地在不同規模的空間之間自由地轉換，基于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協調各種局部變化，諸如生活方式、感覺結構、知識形式、社會關聯模式和生產模式、社會生態結構、價值和信仰等等，積極推動綜合性烏托邦規劃。雖然許多討論直接溢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框架，但對于促進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與空間之間關系的認識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從總體上說，正如不少觀察者指出的那樣，在哈維與列斐伏爾、德塞圖（De Certeau）、福柯（Foucault）、吉登斯、索亞（Soja）和馬賽爾（Massey）等人之間存在著深刻的一致性，這種一致不是對景觀、空間問題的重視，而是在根本上承認日常生活的必然的空間性。而從這一點出發，繼承列斐伏爾有關“空間生產”思路，哈維為馬克思主義在后現代主義氛圍中占據了一個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哈維以地理學視角把后現代主義的時空經驗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溝通起來，為新的斗爭和政治規劃提供理論支持。上述三個主題，既包含了傳統解放政治的訴求，又結合了后現代條件下人們的烏托邦理想，因此亦構成今日馬克思主義理論言說的主題。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哈維從地理學角度展示了一種晚期馬克思主義的范例。

　　二 馬克思主義或過程辯證法

　　1973年《社會正義與城市》發表以后，哈維便公開聲稱馬克思主義立場。在本專輯的《從地理學到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一文中，我們已經詳細地介紹和評論了他轉向馬克思主義的背景。從這一背景看，哈維的理論立場充分體現了彼特所言的“激進的人道主義的話語的唯物主義”性質， 在這種人道唯物主義中，一方面是“人性化空間”的理想—地理學家的道德責任—通過知識干預社會政策的沖動（即人道主義的理想），另一方面是對現實的城市化過程——資本積累的邏輯——拜物教現象和社會的“自然化”的批判（即對現實的批判），而彌合這兩者的則是他所言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從技術路徑看，哈維十分接近于青年盧卡奇，即堅持過程（生成）的辯證法。這一點，從1973年到今天，哈維都沒有放棄過。復雜的是，他基于自己的實證主義訓練，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以分析的語言將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框架系統地陳述出來時，他極力地壓抑了傳統了本體論而使辯證法呈現為一種科學的元語言（即他所稱的元理論），以此作為抽象的起點來落實資本空間構型生產的研究，從而忠實于馬克思從抽象到具體的科學分析，同時實現對資本批判和想象烏托邦的雙重理論目標。

　　不過，正如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爭論，在當代也存在著對辯證法的理解差異。因此，僅僅強調辯證法并不能具體地定位某種理論話語的實際旨趣和邏輯依據。就哈維來說，他感興趣的是“具體的辯證思考模式”，更直接地說，辯證地理解空間、地方和環境的思維模式。這一模式當然不是現成的，而他給自己設定的任務便是將其描述出來。

　　最初，他曾試圖用“總體性”來定位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核心。眾所周知，首先這樣做的是盧卡奇。不過，有趣的是，哈維卻不是由盧卡奇出發的。在《社會正義與城市》的結論部分，他強調自己主要受益于皮亞杰和奧爾曼（Ollman , B.）。“總體性”這個術語，他直接取自奧爾曼。在哈維看來：

　　在本體論上，馬克思的總體性思想包括三個層次的含義：第一是“要素的集合”（aggregate of elements）；第二是“已經獨立于其部分存在的某種‘浮現’之物”；第三是“要素之間以及要素與總體性之間的關系”。在極大的意義上，這是一種結構的視角。

　　在認識論上，由于認識論“揭示使知識可能的程度和條件”，而知識作為人類經驗的一部分，它來自于人類實踐。所以，知識與實踐之間的關系是被視為總體性的社會的內部關系。從總體性出發，意識與知識都是一種社會情境的產物。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根本立場是對主客體關系的某種看法”。

　　在全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語境中，這種邏輯并不難以理解。更重要的是，在《社會正義與城市》完成之際，他接觸到了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而“總體性”正是列斐伏爾的中心概念之一。特別是，列斐伏爾把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貢獻定位在“歷史形成”上， 即從歷時性（過程）角度強化“總體性”思想的優越性，并以此開創空間研究的新路徑，從哲學上試圖進一步打破笛卡兒絕對主體和牛頓絕對空間教條，強調社會空間和空間的生產觀念，這一點深刻地影響了哈維。 復雜的是，哈維的這種描述貫穿了皮亞杰結構主義認識論的底蘊，因此他從本體論角度的描述更接近于科學的系統觀，而認識論上的描述則是達到將知識（實際上是價值）納入其中的目標。所以，在他關于辯證法的描述中，始終存在著一種獨特的張力。

　　一方面，他借由奧爾曼等一批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努力接近馬克思，但同時又忽略奧爾曼與盧卡奇的內在一致性，保持對盧卡奇的批評立場。例如，他曾將具體的抽象（concrete abstraction）視為馬克思《資本論》的分析方法，并強調首要的是抽象，但他認為盧卡奇等人的“總體性”在馬克思主義內部開創了“本體論的優先權”，使之凌駕于社會關系之上，因此這是不能接受的。反過來，他的旨趣在于一種分析資本主義總體社會結構的具體概念工具，這些概念能夠反映它的“普遍的性質”（universal qualities，即他所言的“總體性”）從而不是把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看成是“物”而是抽象，就如馬克思所使用的“商品”概念那樣。

　　另一方面，在更宏大的理論傳統中，他同時關注萊布尼茨、黑格爾、馬克思、海德格爾、阿爾都塞、福柯、利科、德里達等在哲學史上并不等質的代表人物對時空問題的“辯證”思考。 而在總體上，他以接近懷特海（Whitehead）的“過程”思想來理解辯證法。他指出：

　　辯證法是過程而非物，且更進一步，它是這樣一個過程，心與物、思想和行動、意識和物質、理論和無目的的實踐在其中產生了笛卡兒式的分裂。

　　當然，他不僅注意到思想史上有關辯證法的爭論，而且同樣了解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有關馬克思（歷史辯證法）和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之間差異的爭論，為獲得理論表述的清晰性，他強調通過“回到黑格爾”（going back to Hegel）——按照他的意思不是回到黑格爾有關辯證法的特殊表述，而是以一種盡可能簡單的方式概述包含在不同作家理論實踐中的共同性——來表述一種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方法，他以實證主義的分析方法概括了11條命題：

　　（1）辯證思維強調對過程、流（flow）、涌（flux）和關系的理解甚于要素、物、結構和組織系統的分析。

　　（2）要素或“物”由流、過程和關系構造，后者在一個構成結構化系統或整體的有限領域中發揮作用。

　　（3）由于構造它們的多種過程的作用，許多研究者視為不可還原并因此沒有問題的“物”或系統在辯證思想看來是內在矛盾著的。

　　（4）“物”總是被設想為“在每一個水平上內在地異質的[也就是，矛盾的]”。這又包含四個要點：

　　A）任何一個“物”都能夠被分解成一堆其他的“物”，后者以某種關系相互關聯著。

　　B）如果所有的“物”都由于構造它們的復雜過程（或關系）而各不相同，那么我們理解“物”質與量屬性的惟一方式便是理解它們內于其中的過程和關系。

　　C）上述論點存在著一個界限。即相關性依賴于認知個體的行動。

　　因此，D）設置空間、時間、規模和環境的邊界在概念、抽象和理論的發展中是主要的戰略探討。

　　（5）空間和時間既不是絕對的也不外在于過程，而是偶然的和包含在過程之中。

　　（6）部分和整體相互構造。

　　（7）部分和整體的交錯性產生了“主體和客體以及原因和結果之間的互換性”。

　　（8）轉換行為——“創造性”——源自矛盾。

　　（9）“變遷是所有系統和系統所有方面的一個特點”。

　　（10）辯證研究自身是一個過程，它產生了諸如概念、抽象、理論以及知識的制度結構這樣的持久性，這些東西堅持受到持續研究過程的支持或破壞。

　　（11）對“可能世界”的探尋內在于辯證思維。

　　我們看到，這11條抽象的概括，與批判理論的論述風格相去甚遠，而十分接近分析學派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在他看來，雖然馬克思的研究當然包含了這些原因，但馬克思本人并沒有清晰地陳述出來。從引述看，他本人的概括，主要是依據奧爾曼、懷特海以及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核心問題在于：他試圖用一些獨立的（由理論自身改變的）抽象原則來保障對“可能世界”（即價值或烏托邦）探尋的合理性。他自己也強調：“價值和目標（或許它們被稱為反思性思想的‘目的論的’和‘烏托邦的’要素）并非作為為普遍抽象從外部強加的，而是通過以實踐形式體現出來的活生生過程（包括知識探尋）達到的，并且掌握著內在于揭示這種或那種潛力的行動中的力量。” 當然，如他所為，這可能在當代一些新社會運動中得到驗證，也是許多激進思想家共同的主題。我們無須糾纏于其合理性與否這樣的問題上，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思想本身也具有漫長的歷史。例如，在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盧卡奇便是如是操作的，只不過他是用主客體關系辯證法來彌合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張力，從而為歷史的可能性打開道路。記住這一點，我們將能夠更準確地理解貫穿于哈維學術歷程的烏托邦思想。當然，與盧卡奇不同，哈維要求貶低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時間性解釋傾向而加強調空間維度，在這一點上，他訴諸于抽象的理論概括，以此來保障一種可行的具體理論之價值合理性。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哈維把知識實踐視為改變世界的重要環節。因此，有必要對其“話語的辯證法”進行介紹，在這種辯證法的討論中，他試圖通過重構話語理論的基本框架來回答“理論何以能夠改變世界”這個問題。

　　關于哈維對話語辯證法的理解，在本專輯中另一篇文章《地理學想象與社會理論》理論中我們將詳細討論。在此，我們強調的是，話語問題是20世紀知識學的一個重要問題，雖然包括它的定義在內的諸多基本問題并非如人們預期的那樣清晰，然而它在今天學術場中的吸引力迫使我們予以如此的位置。按照結構主義的理解，話語正是某種客觀的思維方式結構，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把范式（庫恩）、知識型（福柯）、認識的旨趣（哈貝馬斯）、認知圖（cognitive map，杰姆遜）、問題式（the problematic，阿爾都塞）等等一大堆表面上不相關的術語聯系起來。這樣看，無論是神話、宗教、意識形態、烏托邦，還是學科（discipline）、專業，抑或某個具體的理論流派、某種政治立場等等，都可稱作話語。事實上，話語問題所欲解決的正是某種認知或行動過程中的主體的位置與其力量（或權力）之間的客觀關系（雖然這種關系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是無意識的）。哈維在伸張其烏托邦的過程中，獨特之處便在從經驗論姿態角度提出了通過理論改變世界的論證，而這又勢必要強化對認知本身客觀效力基礎進行進一步論證的要求。話語問題恰好提供了這樣的空間。他強調，“通過我們依據其思考和行動的話語進行反思，以及同時在話語層面上反思我們所構造的話語的本質，這種能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為批評性反思打開了創造性的可能性。”

　　從這里看，哈維在辯證法理解上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這種靈活性本身便存在于他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的游移，也體現在他試圖調和“結構與過程”這個馬克思主義內部兩種沖突性視角，而這兩個方面都集中反映了他試圖將主體性植入“無主體過程”（阿爾都塞的結構）之中的沖動。

　　三 從歷史唯物主義到歷史地理唯物主義

　　雖然哈維從實證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實現這一過程時他借助的是“生成”、“過程”這種歷史視角，但他站到馬克思主義立場時，卻又以空間、地理來反打歷史唯物主義。這是一種值得評味的做法。我認為，這與其“綜合性”思維方式直接相關，而又受到列斐伏爾影響的緣故。

　　1991年，哈維為《空間的生產》遲來的英譯本寫后記時指出：“列斐伏爾堅持，日子應作為一種規劃來過，而惟一有意義的知識和政治規劃便是生活。《空間的生產》無疑是那種規劃的目的，因為他持續寫作和工作到今天。但是這是一個至關重大的標志，并且，為了其中包含的無數可能性，它應該被廣泛地閱讀和研究。” 事實上，這一評論不只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而已經包含了哈維本人的知識實踐。從哈維的著述，我們不僅看到他進一步發揮了《空間的生產》中的有關思想，并將之落實到具體的資本主義城市化和空間構型生產的研究中，而且他的《希望的空間》在直接意義上亦是對其的回應， 而且實際上一直支持著前者關于“統一性理論”（unitary theory）的訴求——在列斐伏爾看來，在這種理論中，物理的、精神的和社會的領域將獲得統一，因此，它關注邏輯-認識論的空間、社會實踐的空間、由感覺現象占據的空間（這一空間包括諸如規劃和預測、象征和烏托邦等這些想象的生產）。

　　沿著列斐伏爾開辟的道路，哈維從具有自身動力的社會關系（結構）角度揭示城市生活、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城市化時，他立即發現馬克思主義在這個問題上的缺陷，“它準許對資本主義歷史變革的研究卻忽視了資本主義怎樣生產了它自己的地理這個問題”。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必須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必須成為我們理論化的對象”。

　　按照我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在這一話語中存在著兩個具有顯著差異然而卻很少被明確區分的層次，即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前者旨在對一般歷史進行解說，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相關概括便是，馬克思自己稱為“用以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 恩格斯在其晚年有關書信中稱之為“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的歷史觀；后者則是指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的解剖，《資本論》的研究集中了這一理論，它的核心在于科學地說明我們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這種區分對于理解哈維具有重要的意義。我們看到，從1982年《資本的界限》公開發表后，他的基本框架在兩個方向上卻不斷縱深，其一是作為元理論的辯證法，本文第二部分已經描述了這個方面。其二便是對資本主義的空間構型生產的分析。這兩個方面，前一個方面似乎代表著抽象的方面，而后一個方面則代表著具體的方面。而事實上，它們對分別對應于廣義和狹義歷史唯物主義這兩個層次。

　　現在，我們集中討論分析“資本主義的歷史地理學”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問題。我們的討論將緊緊抓住這一框架由以誕生的“資本主義怎樣生產了它自己的地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直接稟承《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來說的。就問題的提法來說，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強調，資產階級，“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就解決的方法來說，哈維確實努力按照從抽象到具體的科學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資本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社會、歷史所創造的因素占優勢。” 這亦是哈維的起點，他要求從這個抽象出發，具體地再現資本運動是如何塑造空間形式的。

　　在《從地理學到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學》一文中，我們已經強調，哈維《資本的界限》在直接意義上套用了《資本論》的結構，但是起點恰恰與馬克思相反，他是從使用價值出發的。 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很難被接受，但是從空間角度看，卻是可以理解的。這是因為，第一，馬克思已經完成對價值（貨幣、資本）運動的分析，形成了資本主義歷史分析的一般框架；第二，空間往往是通過景觀來體現的，或更具體地說，是通過物及其相互關系體現的。哈維拾起的是他指摘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丟棄的東西，即使用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生產。

　　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使用價值不僅是價值理論的質的方面，而且是資本主義地理景觀的質的方面。因此，如果說資本主義的地理景觀表現為資本生產的結果，那么，哈維所給自己設定的任務恰恰是研究這種景觀是如何生產出來的，或者說，使用價值是如何通過資本生產構成資本主義地理景觀的。正是在這一點上，他明顯地稟承了列斐伏爾開創的研究路徑，并且直接表現出與德波（Debord , G.）、鮑德里亞等人類似的旨趣。但是，通過更加嚴格地堅持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分析，哈維既深化了列斐伏爾的研究，又有效地防止這種研究向鮑德里亞后馬克思主義式思辨的倒退，從而更忠實地代表了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

　　狹義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它的旨趣在于揭示作為獨特社會歷史條件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因此它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面貌表現出來。恩格斯指出：“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歸根結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可是這些關系總是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 這個判斷反過來說也能成立，即，通過對物的生產過程的研究，揭示物的社會屬性，能夠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進一步探尋對它進行替代的可能性。事實上，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已經把這一觀點充分表達出來了，他基本思路之一便是通過使用價值、固定資本問題的分析。 正是借助他的分析，哈維抓住資本積累/階級斗爭這個中軸，形成一套對資本主義空間關系構型進行分析的框架，并由此對歷史唯物主義進行改造使之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

　　在哈維一步步完成自己分析框架過程中，首先是從具體的城市化問題開始的，通過對資本主義城市化歷史的分析，他將資本主義的積累問題置于理論的中心地位。1975年，哈維公開發表了《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構》，在其中他強調，“馬克思承認，資本積累是在一種地理語境中發生的，并且反過來，它亦創造某種特別的地理結構。” 從這里出發，他認為馬克思發展了一種新穎的區位理論，在理論上把經濟發展的總過程和對空間關系結構的精確理解聯系起來。因此，他把馬克思有關交通關系、空間整合和“通過時間消滅空間”等重要表述聯系起來，解釋在一種擴大和增強的地理規模上的資本積累，從而更加緊密地把自己的研究與當代資本主義批判聯系起來。

　　略去他對資本積累過程的分析不論，我們聚焦于空間構型的生產。在《資本的界限》中，哈維指出，空間是全部使用價值的屬性。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商品生產把使用價值轉化成社會使用價值。在哈維看來，“使用價值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生產再生產的必要性在于，它在根本上被作為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商品，而資本循環則把交換價值的增殖作為自己的最初目標。”當然，馬克思已經在《資本論》中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中也專門強調。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理解使用價值的空間屬性——特別是區位——如何通過商品生產轉化成社會空間的。通過這種操作，哈維把焦點置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上。

　　與列斐伏爾不一樣的是，從總體上，他不僅直接通過閱讀《資本論》并借助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來分析空間，而且直接強調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分析是一種空間分析，它揭示了資本、階級等都是一種過程，一種構造，因此必須從資本積累的動力機制來理解資本主義的空間過程。所以，從地理學研究的角度，他要求把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理論前提。例如，在1984年提出的地理學研究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綱領”中，他強調下述五個重要任務：

　　1． 建立一種大眾的地理學，遠離偏見，反思各種真實的矛盾和沖突，同時能夠打開一個新的交流和共同理解的[知識]通道。

　　2． 建立一種應用的人民地理學，不把它歸之于狹隘的和有力的特殊利益，而是建立在其概念上的廣泛的民主性之上。

　　3． 接受科學的誠實性和非中立性之二元方法論承諾。

　　4． 把地理學的敏感性整合到源自歷史唯物主義傳統的通用社會理論之中。

　　5． 定義一種政治事業，這種事業以歷史的地理的眼光關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型。

　　如果說，這種表述試圖在地理學中引入馬克思主義知識傳統，它是說給地理學家們聽的，那么，在其可能實現的點上，哈維也必須提出下述問題，即對馬克思主義來說，這種地理學意味著什么。哈維強調，“空間與時間的歷史地理學，促使我們批判地反省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為之奮斗的是什么？我們試圖建立的空間和時間概念是什么？這些如何與資本主義條件下變化多端的時空的歷史地理發生關聯？一個社會主義的或對生態負責的社會的空間和時間，看起來像什么樣子？” 如果更具體地說，便是揭示現代資本主義的拜物教，把社會再生產的完整故事說出來；檢視內含于文化和政治運動里的矛盾，揭示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基本矛盾；通過揭示社會變遷的基本路徑，尋找重新界定社會變遷的路徑。通過這種操作，重新定位烏托邦想象的可能性。

　　當然，在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危機中，無論是教條主義的守護，還是修正路線的重建（如哈貝馬斯）、抑或告別性重建（如各種“后馬克思主義”思潮），幾乎一致性地轉向文化或語言問題，并且由于同樣地放棄或貶抑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在圍繞霸權而進行的有關偶然性與普遍性的爭論，近乎把馬克思主義發揮成一種形而上學的爭論。 烏托邦想象在這種爭論是受到壓制的。哈維重提烏托邦想象，這意味著與上述理論姿態有著很大的差異。關于這一點，哈維有著自覺的意識。在他看來，在操作新的政治目標過程中，由于“傾向于放棄自己對于作為進步性變化之工具的無產階級的信任（即告別無產階級），也傾向于放棄對于作為一種分析方式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信任”，“新左派因此把自身與自己具備的一種批判觀點的能力割裂開來”。 在地理學中植入馬克思主義，他的目標是為地理學注入批判的維度。不過，在完成這一理論任務的過程中，他亦需要面對其他新左派提出來的歷史唯物主義局限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從空間角度，哈維提出對歷史唯物主義升級版的四點綱領：

　　（1）強調差異和“他者”話語的相對獨立地位，在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政治的總體框架中恢復種族、性別、宗教。但不要過高地估計其重要性。

　　（2） 重視形象和話語生產，把它作為分析象征秩序再生產和轉型的重要方面。

　　（3）認真對待時空問題，即地理學問題。

　　（4）把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看作一種開放的和辯證的研究模式。

　　這些綱領，顯著地照顧所謂后現代主題，如他者和差異問題、話語理論等，以此作為對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方法再定位的導向，而空間問題則是落腳點。如果按照這個綱領來升級，“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將為一種無所不包的反抗資本主義的話語。而這一點正是后來哈維所提供的圖景。在他看來，“馬克思顯而易見地希望使用語言、命名的力量來達到政治目標。他的目標是使我們注意作為一種經濟體系的資本主義的矛盾及其破壞性邏輯的深淵，理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權力不僅由生產-分配-消費之社會物質實踐所復制，而且由意識形態（話語）、制度（國家機器以及學習、法律和宗教制度等）的霸權力量所強化。” 從此出發，他試圖綜合政治經濟批判和意識形態批判，彌合傳統馬克思主義和新左派之間的裂隙，從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今天政治學中的地位。總體上，對于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來說，作為一種話語，它是使政治戰略空間化的努力，這種努力對于任何形式的解放政治學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基于這一認識，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中，他既在總體上描述歷史地理唯物主義話語的核心，又從細節上發揮了它的分析戰略。在此，我們簡錄他所強調的六個話語特征：

　　一，“圖繪空間”（mapping space）的話語行動是任何知識結構化的先決條件；

　　二，圖繪是一種具體表現力量的話語行為；

　　三，社會關系總是空間性的，且存在于某種空間性的生產框架之中。

　　四，物質實踐改變空間體驗，全部空間知識都源自那種體驗。

　　五，制度是或多或少地持續著的被生產出來的空間。

　　六，想象（思想、幻想和欲望）是全部可能的空間世界的肥沃的資源，那個世界預先構造（雖然內在地）不同話語、權力關系、社會關系以及制度結構和物質實踐的全部樣態。

　　基于上述六點認識，哈維把自己的理論聚焦于當代資本積累矛盾，并積累尋求從社會空間的構造角度對其進行替代的道路。綜觀哈維的表述，他所斷言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確實堅持了傳統歷史唯物主義之“研究指南”的精神實質，從而直接表現為一種政治學的概念工具。借由這種概念工具，他試圖描述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圖景，并積極地伸張解放政治的訴求——圍繞徹底的社會解放這個目標把多種具有差異性的權力組織起來。然而，這些權力可能表現為階級、種族、生態等多種具體目標，它們并不能以既定的結構進行規定，所以與其他重要的左派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樣，哈維傾向于以烏托邦理想來描述它們（這便是其《希望的空間》之主旨）。對于這種歷史地理學唯物主義的當代意義，他指出：

　　資本主義積累也許定義了一個時空實踐和評價的霸權體系，并且神不知鬼不覺地對身體、想象和自我做了手腳。但它并沒有耗盡全部的其他選擇的可能性。揭示一個表現出高度差異的世界內部（要素）在地圖上的密切關系和統一性，這似乎越來越成為當代的關鍵問題。這是任何一種辯證的歷史地理唯物主義所必須完成的政治任務。但是，任務本身，如資本那樣，必須依賴于建構一個協同/共存的時空性的總體，它同社會的和物質的實踐、制度和權力關系世界高度相關。一種唯物主義的時空關系理論承擔著一種關鍵的政治和科學角色。它不僅允許我們徹底挑戰傳統分析和敘事中非歷史地對待時空做法所包含的絕對主義假設和主張，如果你愿意，可以將之稱為總體化的視野（從此時此地出發的觀點）（the view from nowhere），而且它允許我們抵制“面面俱到的觀點”（the view from everywhere），以及探詢（協同和共存）關系是如何建立的，例如貨幣的、神圣的和其他身體之間的關系。

　　回到《資本的界限》。我們清晰地看到，在哈維那里，界限，作為內在矛盾的結果，它是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動力，亦是想象對資本主義進行替代的依據。正是由歷史地理唯物主義，哈維的空間烏托邦才是成立的。當然，與20世紀早期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學”、馬爾庫塞“從科學到烏托邦”的口號一樣，重新審查馬克思的烏托邦理想，不是別的原因，正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受到挫折或廣泛懷疑。 如果說，在某種意義上，哈維作為“后68時代”激進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代表，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以某種方式重新表述了經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規劃，那么他是否亦會像早期先驅那樣無功而返呢？可以肯定的，歷史不會自發地發生，在這一意義上，即使他提供的是真知卓見，由于局限于少數人的聲音，歷史仍然會按照已經制度化的先前邏輯運行下去。在這里，我們仍然遭遇著馬克思喊出“改造世界”的口號以來最大的問題——如何從理論到實踐，在這個問題上，等待著實踐對理論的自發檢驗，等待理論自發地武裝群眾，也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

　　對于此，哈維當然具有清晰的意識。所以，在他的研究，越來越體現這樣的特征：一方面，在全部激進政治話語中，他強調，除了當代政治學中普遍的倫理學的回歸，“要有一場歷史唯物主義和啟蒙規劃的復興。通過歷史唯物主義的復興，我們開始把后現代性理解為一種歷史地理狀況。在那種批判基礎上，有可能發動一場敘事反對形象、倫理學反對美學、生成（ Becoming）規劃反對存在（Being）規劃的斗爭，并在差異內部尋求統一”。 這使得，雖然與哈貝馬斯、詹明信等人一樣堅持啟蒙的解放規劃而反對后現代主義，但是他更加堅定地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復興是這種規劃的基礎和前提。正是這一原因，他以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來升級歷史唯物主義基本理論的過程中，盡管在許多問題上的發揮可能達及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所能夠理解的邊界，但其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始終不變。從這一角度看，哈維確實在理論上為人們演示了從一種視角出發守護、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方法的晚期馬克思主義案例。

　　另一方面，與各種試圖抵抗資本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旨趣一致，他積極在研究那些不同規模上進行的爭奪空間生產權力的局部運動，關注那些圍繞基本權利而進行的反資本主義斗爭，并試圖將之理論化，從而為尋找政治學的突破提供思路。在這一點上，他亦為人們展示一種通過具體的行動逐步改變資本主義的規劃，從而代表著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追求。這一點，正如他反問的那樣，并不應該理解為一種純粹的“烏托邦理想”。他問道：

　　任何重建社會進程的斗爭都必須面臨這樣的問題：如何推翻由自由市場本身制造而作為我們社會相對永久性特征的這些結構（既有物質方面的，又有制度上的）。雖然這個任務使人畏縮，但并不是不可能的。新自由主義的革命議程在過去20年里已經完成了許多物質的和制度的改革（想一想英國和美國非工業化的雙重影響和工會權力的縮小）。因此，當我們探索替代方案時，為什么就不能去設想同樣引人注目的變化呢（雖然是在不同的方向上提出的）？

　　四 不平衡發展的地理學、差異地理學和空間烏托邦

　　哈維的理論旨趣并非僅僅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支持下解釋資本主義空間構型生產的某些問題，而是將一種批判的地理學納入到改造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從這一角度看，哈維始終具有一種宏大的理論抱負，以《希望的空間》這本書作為標志來說，即是發展一種辯證的空間烏托邦理想（dialectical spatial utopianism）。這一理論抱負與20世紀之前的烏托邦傳統具有很深的聯系，也受到20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新烏托邦思想的激勵，但與其表述又有實質性的不同，這便是：這便是把歷史的過程性與時空相對性聯系起來聲張社會的開放性，從而把空間差異置于未來想象的焦點。但無論如何，即使存在馬克思主義的烏托邦維度，我們都不能忽視：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在那個著名的歷史唯物主義闡述之后，如是強調。這一強調表明，解放政治學并非一種理論想象，而是推動社會歷史形態“向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過渡的行動綱領，這種綱領以揭示既存生產關系的內在矛盾為理論目標。因此，解放政治學的焦點問題在于，如何理解資本主義的界限。在《資本的界限》中，哈維直接表明自己的中心問題是從空間角度——在他看來，這是一個被傳統馬克思主義忽視了的角度——來揭示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或危機，并以此為促進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提供理論依據。這一目標當然與馬克思的《資本論》完全一致，那哈維為什么又重新主張烏托邦呢？更進一步他又是如何溝通這兩者的呢？

　　無疑，哈維在主張烏托邦的時候，他并非簡單地談論一種理想，而是討論一種由時代條件決定的可能的政治主張。這些條件包括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以及社會主義在實踐中所遭遇的挑戰、20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變遷及其對日常生產重塑后果以及意識形態背景等等。正是在這一條件下，一種以平等和差異為核心的主體價值、以民主和自我管理為核心政治訴求成為左派政治規劃的內核。哈維并沒有超出這個背景，雖然他試圖通過重申（現代性的）烏托邦理想來克服當下左派的缺陷（特別是與后現代主義調情過火這種政治幼稚病）。因此，問題的焦點并不在于他是否重提了烏托邦問題，而是怎樣從對資本主義界限的分析過渡到烏托邦規劃。換句話來說，在他的理論邏輯中，烏托邦規劃是否一致或有效地承載了他對資本主義批判的結果。這便涉及一個貫穿于其思想發展的重大理論問題，即不平衡的時空發展或不平衡的地理發展問題。

　　不平衡的地理發展，事實上，只是以空間視域表達出來的歷史多樣性問題，如果從時間角度來看，也即是歷史規律的齊一性/非齊一性問題。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對歷史性問題的偏好相對，哈維是從空間角度來表述這一問題的。他的這一表述直接受到列斐伏爾的影響，后者在《空間的生產》中已經把這一問題提到一個特別的高度。 哈維在兩個方面擴大了這一認識，一方面是以此重構馬克思的有關空間分析理論；另一方面則將其植入到有關時空問題的元理論之中。這樣，他獲得了解釋資本主義空間生產內在矛盾的依據，也為改變資本主義空間生產之同質性結果和打開差異生產的空間提供了依據。為把握這一問題，我們分別從這兩個角度簡要地闡明它的歷史語境。

　　由于多樣性處在全部歷史問題的中心，因此幾乎可以說，從人類歷史意識發端的那一刻起，它就在理論上糾纏著人們。但是，在歐洲文化史上，與全部啟蒙歷史伴隨著的是歐洲中心主義。雖然歐洲中心主義本身與其他任何一種地域或種族中心視角并無兩樣，但受到歐洲物質力量的支持，它卻成為一種有關普遍史的敘事，因此構成近代以來歷史觀念的一個重大障礙，并隨著全球聯系的不斷加強而愈益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也因此，在全部歷史觀念的變遷中，抗擊這種中心主義的偏見也是一種頑強的沖動。例如，伏爾泰以來整體史觀在歷史學內部要完成的便是克服中心主義偏見達及對多樣性的尊重（最近的重大努力是美國歷史學家斯塔夫里亞諾斯提供的），受孕于歷史學的人類學，無論是英國泰勒傳統還是美國的博厄斯傳統也都包含著這種沖動。20世紀60年代以來，受后現代主義反宏大敘事和反本質主義激發，知識界從歷史敘事的“虛構性”出發在元理論層面提出對中心主義的質疑（例如懷登·海特），也從具體的個案審理歐洲中心主義的政治后果（如薩義德有關東方主義研究），實際上都傾向于為歷史多樣性打開空間。相關馬克思主義話語看到了這些挑戰的潛在理論價值，無論是受其直接影響，還是通過借鑒其主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話語也開始傾向于把差異、異質性、多樣性等問題置于自己的理論中心，例如德里克。

　　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哈維突出的是空間問題，這與以時間為焦點的歷史學研究有重要差異，并且他對后現代主義文化亦持懷疑和批評態度（例如其《后現代性的狀況》），但是綜觀其理論，與德里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對后現代主義進行質疑卻以差異把傳統階級斗爭理論的同質性目標替換下來一樣，他從地理研究角度采取了相同的操作。事實上，無須哈維的提醒，我們亦能明白差異、多樣性問題在今天理論中的重要性，因為其實際承載著打開人類可能未來的重任。這種多樣性，如果從歷史性角度來說，如德里克表述的那樣，是不同地域的歷史軌跡和歷史時間的異質性，那么在空間層次上，則應該是地域構型的流動性和時空塑造的過程性。從這一角度，我們并不難以理解哈維的空間操作路向。不過，需要說明的是，恰恰在這里，我們遇到馬克思本人給我們設定的障礙。

　　眾所周知，無論是《共產黨宣言》還是《資本論》，馬克思描述的歷史客觀規律是一種有差異的（非同質化的）個人聯合體將在已經同質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廢墟上誕生。 因此，對于社會主義來說，總體的社會革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但是，我們已經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的這種預言并沒有立即發生。更重要的是，第二國際時代以來，社會主義革命首要面對的問題卻是在不平衡的發展中資本主義的活力和社會主義潛力之間的沖突。在本文第一部分，我們已經指出，盧森堡從理論方面而列寧從政治方面分別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解決思路，而他們在理論上都實際地把握了不平衡發展問題——“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交換”以及“帝國主義鏈條上薄弱的環節”。由于這個問題與人們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標準閱讀有很大的差異，所以也都表現出“異端”的特征，盧森堡遭到普遍的批判，列寧亦被葛蘭西定位為“反對《資本論》”邏輯（雖然是褒義的）。無論如何，上述問題的存在，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革命發展中，我們必然需要在自己的政治理論中打破對《宣言》—《資本論》進行資本主義同質性解讀的教條。并且，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展開，這一理論要求越來越迫切。甚至，即使在資產階級的主流科學中，相似的要求也很迫切。例如，在經濟學中，人們亦開始關注傳統經濟學對地理或空間的忽視，這種忽視導致了人們對地理差異多樣性的忽視。在當前很有影響的克魯格曼不僅直接提出這個問題，并且用主流經濟學的語言證明不平衡發展理論與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完全吻合，而從反面肯定了左派或激進政治經濟學提出的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地理學的敏感性，更由于對馬克思主義地理理論問題史的梳理，在從空間角度重構馬克思的理論過程中，哈維一開始便注意到不平衡發展問題，并在最終的理論表述中將其中作為中心問題。在《希望的空間》中，這一問題便是其烏托邦理論的基礎，他指出：

　　《共產黨宣言》存在著對資本力量的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低估，對其在通過雇用勞動和市場交換而實現的全面同質化中粉碎、分割及區分的能力，對其吸收、改造甚至惡化過去文化劃分的能力，對其制造空間差異、從地理政治學上動員的能力評價不足。而且同樣還存在著一種對勞動力動員方式的低估，勞動力以這種方式通過領土組織形式動員起來，并在動員的過程中建立束縛于場所的忠誠。共同性和差異性的辯證法尚不能夠以《共產黨宣言》的概述所暗示的方式達到令人滿意的效果（如果說它曾經能夠做到），即使其團結起來的基本邏輯和指令是正確的。

　　而他認為，不平衡發展理論能夠創造并維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所包含的特殊多樣性，并從理論上描述了這一理論。上述觀點，事實上，在《資本的界限》中就已經清晰地表明。正是在其中，哈維把不平衡的地理發展作為自己關鍵性理論資源之一。在哈維看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地理擴張和領域統治在全部資本主義的穩定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馬克思并沒有解答。 而哈維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旨在解釋兩個對立的問題：一方面，為什么資本主義在馬克思之后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另一方面，為什么它在20世紀會時常陷入全球性危機（無論是二次世界大戰，還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兩個問題正是困擾著當代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之一。

　　哈維認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以及《資本論》的著名描述，指出了資本主義同樣會在其自然內遭遇到界限。但是，地區經濟從來都不是封閉的，并且資本主義空間經濟發展的后果被一種對立和矛盾的趨勢所困擾。“一方面，空間障礙和地區差異必須被打破。然而，完成這個最終目標的手段卻是必須生產出新的地理差異，這些地理差異成為將要被克服的新型空間障礙。資本主義的地理的組織化使這些矛盾內化進價值形式。” 這種對立勢必轉化成地理上的集中和分散趨勢，并伴隨著階級和派系斗爭。與羅森堡一樣，他從資本積累的自然界限角度斷言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和崩潰；不一樣的是，他從與資本積累并行的階級斗爭角度主張以差異和多樣性為中心的政治學理論。在他看來，如果不平衡是一個客觀結構，那么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政治學便是差異地理學。

　　上述問題在《后現代性的狀況》中也得到了清晰地表明。如果說，在解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資本主義的變化時，這一文本通過把握“彈性積累”制度而實際說明了資本主義的活力來源，那么，同樣，在對抗這種后果時，他亦主張一種彈性政治策略，在他看來這種策略本身的依據就在于不平衡的地理發展。他強調，在資本主義彈性積累條件下，“空間障礙越不重要，資本對空間內部位置的多樣性就越敏感，各個位置以不同方式吸引資本的刺激性就越大。結果造成了在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全球性資本流動的空間經濟內部的分裂、不穩定和短暫的不平衡發展。資本主義內部集中與分散之間的歷史張力，現在就以新的方式產生了。” 另一方面，在這種不平衡發展中，如列斐伏爾所言，只有階級斗爭才有能力區分和產生各種差異。基于此，哈維強調不同規模上圍繞空間規劃所進行的階級斗爭的重要意義。而在后來的著述，他則更加詳細地討論不平衡發展地理學的框架，將之與差異地理學聯系起來，并作為烏托邦規劃的理論基礎。

　　1996年哈維明確地描述了這一政治學的基本框架，即作為不平衡地理發展產物的城市化理論。他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個概念性僵局迫在眉睫。對全球化語言的接受正在使所有資本主義反對者、甚至是穩健的社會民主黨運動失去影響。它否定任何相關的城市發展自治權，削弱在單個城市內確定城市生存方式新的可能性的能力，對于限制、侵犯或分裂總體上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城市化的軌跡，甚至連設想一下都變得不可能。另一方面，共產主義宣傳者的反應看起來要么是帶有微弱懷舊情緒的烏托邦主義，要么就是提出一個幻想的孤立主義的地方化政治學”。當然，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總體框架中，這一僵局是政治學理論的元語言僵局。針對這一僵局，他認為“不平衡發展”問題可以提供一種出路。在他看來，這并不是一個特別新的理解世界的方法，只是它沒有作為一種思維和政治學方式持續下來。不過，他強調：

　　我們發現自己被困于一種地形中，時空、地點和環境在這種地形中彼此不能分離，也不能被當作是歷史和地理具體條件之外的純粹的抽象概念。所以，就到了應用歷史－地理唯物主義理論的時機了。這要求一種語言上的轉變，不再講全球化或共產主義宣傳運動，而是講“不平衡時空發展”或者，更簡單一點，就講“不平衡地理發展”。

　　最簡單地說，這個概念集中于社會生態行動可能會在其中發生的具體的歷史地理條件上，也集中于人類行為反過來用以改造社會生態條件的方法上。不平衡地理發展的概念獲得了（a）在適當位置上歷史地沉淀的社會生態關系的重寫本（palimpsest）；（b）多層且分級排序的社會生態構型的拼合圖(mosaic of socio-ecological configuration)，以及安排空間的渴望；和（c）社會生態流（特別是當代條件下資本流和移民流）的經常性混亂運動，隨著時間的流逝，那種流產生、維持及分解著景觀上的地理差異。城市化是不平衡地理發展在某一規模上的表現。

　　更進一步，他提出與盧森堡一致的要求——在理論上理解馬克思《資本論》的方法：從抽象到具體。他哈維看來，按照馬克思的規劃，他對資本主義的分析并沒有完成，《資本論》第一卷尚停留在抽象層次上，只是在第2、3卷中略有展開。因此，他的任務是從個別的、不完整的分析來重建馬克思的空間分析。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述，在直接的意義上類似于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 type），即純粹的資本主義世界，按照他自己的話來說，即“把整個貿易世界看成一個國家，并且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到處確立并占據了一切產業部門”。 同時，就階級結構來說，“按照我們的假定，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統治，除了資本家階級外，只有工人階級。” 因此，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的分析圖式中，既不包含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物質和金融交換，更不包含資本主義與非資本主義之間的類似交換。也就是說，馬克思在《資本論》論中所論述的那些規律，都具有嚴格的條件限制。這意味著，這些限制條件發生變化，規律本身的實現也就會采取特殊的形式。例如，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在談到利潤率下降這個趨勢時，他自己已經非常清晰地表明了這一點。 前面已經強調，從《資本的界限》開始，解釋資本主義的活力與危機并存的現實，由此探尋一種解放政治的可能，這是哈維的理論焦點之一。在實現這一目標的過程中，不平衡發展問題具有至關重大的意義，一方面，如盧森堡曾經指出的那樣，與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交換歷史地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契機，另一方面，如哈維指出的那樣，20世紀技術革新、生產組織方式的變遷，都是資本主義從地理方面突破危機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際借助了不平衡發展，那么，這種不平衡發展是否也能夠作為社會主義的政治資源呢？哈維的回答是肯定的。在《希望的空間》中，他試圖通過重建《共產黨宣言》的地理學為新的烏托邦理想打開道路，在理論上，他進一步概述了不平衡發展理論的操作框架。這一框架包括兩個方面：“空間規模的生產”和“地理差異的生產”。前者用以說明人類社會生活等級制度的構造特征，它強調諸如全球、洲際、國家、區域、地方或家庭/個人等等人類社會生活形式的不同等級，都是變化了的科技、人類組織模式和政治斗爭的系統產物。不同規模的空間之間的界限并非固定的，而是流動的，并且不同規模的空間之間相互作用著；后者用以說明人類生活方式、生活標準、資源運用與環境的關系以及文化和政治形式等各個方面的差異，都是特定規模上歷史地理過程的結果。在他看來，“地理差異遠遠大于純歷史地理的遺產。它們總是不斷地被當前發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態過程所再生、維持、破壞及重構”。這兩個方面，其實質邏輯都圍繞空間的生產運轉，這正是哈維取自列斐伏爾的理論遺產。他的重要發展是，以“不平衡地理發展”這個概念把規模和地理差異的生產這兩個因素聯合起來，用以思考各種規模的內外差異、交互作用和關系。在全球化語境下，這既是設計新的全球秩序這一宏觀烏托邦政治訴求的依據，也是重新安排個人生活規劃這一微觀烏托邦政治訴求的依據。通過這一表述，哈維包容了包括生態、性別、種族以及各種亞群體的不同政治訴求，從而為改善當前世界狀況這一烏托邦理想提供理論依據。而在現實指向上，特別是在前蘇東社會主義挫折之后，在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背景中，為人們提供樂觀主義的話語。因此，他反對我們把自己固定在一個而且是惟一的一個思考規模（如全球或地方）上，把那種規模上的差異當作是政治分裂的根本分界線，主張在不同規模上思考和行動。在他看來：

　　通過對不平衡地理發展的了解才使得我們能夠更加充分地認識資本主義全球化軌跡內的激烈矛盾。這有助于重新定義政治行動的可能領域。例如，全球化在不同層次、不同地點產生了大量的自我毀滅、貨幣貶值和破產[現象]。它選擇性地使全部人口易遭損害：諸如規模縮小、失業、公益事業破產、生活水平退步、資源和環境質量的損害等等。它把現有的政治和法律機構以及文化結構和生活方式置于危險之中，這種情況在各種空間規模上都有發生。當財富、權力和政治經濟機會在一些特殊地點和有限的少數人群中集中時，所有這些情況會同時發生。這些積極的和消極的影響因地區不同而在強度上各有差異。所以，全球化總是特定的權力在特定的地方追求和支持的特殊計劃，記住這一點很重要，這些特定的權力從貿易自由中一直尋求并已經獲得了驚人的利益以及財富和權力的不斷增長。但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許許多多反對意見恰好卻正是在這樣局部化的背景中形成，它迫切需要以某種方式把它闡釋為一種普遍的對立利益。這就要求我們超越特殊性，要求我們強調超越地理規模和差異形成的那種有害的樣態和系統特性。這種樣態就這樣被描述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形式的不平衡地理的后果。

　　基于上述思路，我們就能夠重新考慮自己設計地理景觀和生活樣態的可能性。而這一點，便是他所言的烏托邦政治學。

　　“什么樣的烏托邦理想是可能的，或者更直接地說，有關正義社會的想象如何在反資本主義的政治中承擔著創造性角色？”這個問題一直貫穿于哈維的論述，這是因為，他認為，這個問題是馬克思反資本主義政治學探索中的中心主題。 而回答這個問題，則需要依據本文第二部分所討論的過程辯證法。堅持過程的觀點，哈維把具體的時空構型（如城市），各種不同的社會物（如資本），以及階級等社會組織形式，都理解為一過程，而不是物、實體或“永恒的東西”。例如，在階級問題上，他試圖通過這種操作打破人們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基于還原論對馬克思的批評， 從而為新的斗爭主體釋放空間。

　　在總體上，哈維的中心問題是以“可能的世界”概念表達出來的空間烏托邦，這種空間烏托邦以差異為起點和歸宿，以歷史地理的不平衡發展為依據，之所以說是烏托邦，那是因為它試圖超越當代新自由主義以及教條馬克思主義所共同分享的那種同質性目標（同質性社會中的同質性個人）。而從這一角度來看，哈維重提烏托邦，并非簡單地延續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顛倒恩格斯有關“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論斷，把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道路視為“從科學到烏托邦”。他堅持的是歷史進程中的時空構型的相對性。所以，他把“可能的世界”觀念歸之萊布尼茨，在他看來，這一觀點突出時空的相對性，為打破絕對（牛頓的）空間觀念提供了便利的工具。對于烏托邦來說，核心問題不在于烏托邦理想本身，而在于它想象的依據，傳統烏托邦（托馬斯·莫爾空想社會主義傳統）具有與牛頓絕對時空觀并行的結構，它們都是形式的烏托邦理想（Utopianism of form），這些烏托邦理想破滅之后，人們并沒有充分重視過程的烏托邦理想（Utopianism of process）。哈維的做法恰恰從后一點出發，強調：持別是啟蒙運動以來，解放、自我實現、個人自由、自由和正義的斗爭，加上解放空間、釋放時間、解放地方的政治斗爭，甚至加上把自然從人的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斗爭，在人類歷史地理的進化中扮演著至關重大的作用。基于這種理解，哈維把階級斗爭、社會正義和差異地理學聯系起來。

　　理解上述特點，我們能夠理解哈維強調的是烏托邦理想（Utopianism）而不只是烏托邦（Utopia），因為前者是一種具有現實依據的動態過程，后者是一種絕對的固定時空構造。當然，通過這種操作，并不能在實際的政治斗爭中直接產生結果。在確定的意義上，這仍然是一種理論姿態。從本專輯選自《希望的空間》的譯文，我們將十分清晰地看到這一特征。所以，它如欲產生實際的政治行動，仍然需要我們常講的“從認識到行動”的過程，或者按照馬克思強調的那樣，理論必須“掌握群眾”。在這一意義上，哈維只是通過地理學的想象為我們提供一種樂觀主義政治學，而要達及這種政治學的目標，路還很長很長，并且在這一過程中，仍然存在著需要我們克服的各種巨大困難。

　　附記

　　在批判第二國際“專家們”的謬誤時，盧森堡指出，這些專家們的“一連串令人奇怪的結果”，其中之一是：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為自己建立起一個充足的市場，資本主義積累就（客觀上）變成無限了。因為生產將仍然增長，就是說，生產力將無限地發展，甚至當人類被劃分為資本家和無產者的時候也是這樣，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是沒有盡頭的，所以馬克思主義這個特定基礎就崩潰了。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工人的造反，階級斗爭，只是社會主義客觀歷史需要的思想反映，是資本主義在某一經濟階段上的客觀不可能性導致的結果。當然，那不意味著（似乎仍然需要向“專家們”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那些基本要素），這個歷史進程必須或者甚至能夠耗盡到這個經濟不可能性的極限。遠在此之前，資本主義在這個方向發展的客觀趨勢足以使的各種矛盾和政治矛盾達到尖銳的程度，以致它們必須結束。但是，這些社會矛盾和政治矛盾實質上只是資本主義經濟不可防御性的產物。當這個不可防御性變得越來越明顯的時候，形勢繼續激化下去。如果我們同“專家們”一起假定資本主義積累在經濟上是無窮無盡的，那末，社會主義所依據的極端重要的基礎將要消失。我們就得在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圖完全根據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惡以及工人階級的革命決心推斷出社會主義的學派里避難了。

　　布哈林曾經對這一段“相對的論證”（即反證）進行調侃，批評羅莎·盧森堡局限于對“第三者”（即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純”資本主義、崩潰做了純數學的描述，而漠視了利潤的運動和壟斷資本主義的特殊形式問題。或許，布哈林確實抓了現實的某些方面，正如他說盧森堡亦抓住了現實的某些方面，但反諷的是，他沒有認真理解盧森堡提出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包括布哈林等重要理論家在內的全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這個問題的相對忽視，盧森堡的陳述反而變成了某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今天，社會主義被迫“在馬克思以前的制度和企圖完全根據今天世界的不公正和罪惡以及工人階級的革命決心推斷出社會主義的學派里避難了”，這在全球成為一個普遍的事實。雖然這是特殊歷史條件的后果，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難道不應該更清醒地在理論上反思自身的歷史軌跡，反思一下這種預言為什么會成為現實？在這一過程中，空間不是惟一的入口，升級為“歷史地理唯物主義”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惟一出路，但哈維的論述確實提出了在今天我們需要面對的一些關鍵問題，也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的生成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我們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環境下，哈維以及其他代表著晚期馬克思主義風格的理論家并沒有給出一個有效的拿來就用的馬克思主義方案，他們的重要意義在于：堅持了解放政治的偉大目標，并因此在理論上克服了失望情緒和傷感，從而把理論研究的重點轉向在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階級斗爭位置的探索，轉向為社會朝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而努力。

原載：實踐與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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