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和科學都常用規律、定理、法則之類的概念。數學多用定理一詞，哲學用規律一詞，經濟學則二者兼用。在習慣上，適用范圍廣的稱規律、如價值規律；適用范圍小的稱定理，如薩伊定理，科斯定理。政治學著重研究由人創造的法律和制度以及各種活動，不太注意研究規律。

規律指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本質聯系和必然趨勢，用于揭示事物的歷史發展過程，如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的社會規律，可以解釋幾千年來政治的演變過程，而對于解釋一定歷史階段特別是現實的政治走向，這一規律顯得過于寬泛而鞭長莫及。這就有必要探求政治領域的特有規律。執政是政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有其特定規律，由于更接近現實，更具體化，我們稱之為執政定理。執政定理一方面是客觀規律的特殊形式，是一種客觀法則，另一方面又是指導執政實踐活動的行為準則，它是社會規律與執政實踐相結合的產物，要闡明執政定理，先從社會規律入手。

一、社會運行的兩條軌道

我們常講的社會規律是，生產關系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和上層建筑適合經濟基礎規律，這兩條規律又表述為三個決定：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總和）決定上層建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20世紀中葉，美國學者波普爾稱這套論點為歷史決定論（historism）。我們認為，唯物史觀包含有決定論，同時唯物史觀也包含有選擇論。首先，我們常講實踐，而實踐就是人的一種選擇。唯物史觀確認生產力是社會歷史的基礎，而生產力是人創造的，發展生產力就是人的一種選擇。馬克思主義反復講的人民創造歷史，階級斗爭是歷史前進的火車頭，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等基本觀點，都可以解讀為人的選擇。唯一的、必然的選擇就是決定，故決定論最適用于解釋歷史。選擇論對于解釋現實問題最為有效。執政不是歷史，而是人正在進行的實踐活動，用選擇論方法闡明執政定理較為適宜。選擇是人的選擇，就要從人出發談起。

從人出發，就涉及到一個最古老也是現在常講的人性問題。人性并不復雜，那就是求生向上。證明起來也很簡單，因為人如果沒有求生的本性，就早在進化中消失了，沒有向上的本性，就會象原始人一樣停止在蒙昧狀態，因為有了現代的人，證明了人有求生向上的本性。

人為了生存首先要進行生產實踐活動，為了生活得更好，就要不斷的發展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符合人求生向上的本性，人必然沿著發展生產力的軌道前進，這可稱為發展軌道，同時這也是人的一種必然選擇，發展軌道也是發展規律。發展生產力是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同時還存在人與人的關系問題，包含經濟關系、政治關系、社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也沿著一定的軌道前進，這就出現了第二條軌道。社會運行并非沿一條軌道前進，而是沿兩條軌道前進。

（一）   發展軌道

人類要生存，首先選擇的是發展生產力，沿著發展生產力的軌道前進。世界各國生產力有共同的發展軌道，以勞動工具為標準，先后經歷了石器、鐵器、手工機械、蒸汽機、電力時代等等。生產力要素組合為產業，自然生產力組合為牧業經濟，土地生產力組合為種植經濟，二者合稱為農業經濟。機器生產力組合為工業經濟，科技生產力組合為知識經濟。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軌道從產業結構上看可以分為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三個階段。在農業和工業階段，發展是指的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工業時代以后，稱之為后工業時代、信息時代、知識時代等，發展具有更廣泛的內容。發展軌道是人類的必然選擇，也是發展規律。

（二）   平公軌道

平等是人們相互間的相同性，是指與權力和利益有關的相同性。法國《人權宣言》稱：“平等就是人人能夠享有相同的權利”。現代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說：“平等表達了相同性概念。兩人或更多的人或客體，只要在某些或所有方面處于同樣的、相同的或相似的狀態，那就可以說他們是平等的。”[1]平等是以社會權利為參照系，而以社會規范為參照系，在社會規范中人人處于相同的、平等的地位就是公正，也稱為公平、公道。法律規范前人人平等稱公正，經濟規范前人人平等稱公平，道德規范前人人平等稱公道。這里將三者合稱作公正。故公正是平等的一種特殊形式，而平等更具有根本性。因為公正建立在規范的基礎上，規范本身不平等，就沒有公正，如美國大企業總裁的工資收入為員工的幾十倍乃至上百倍，這種工資制度（經濟規范）本身就極不平等，按此規范執行也就不公正，連西方經濟學家也認為這套工資制度不公正，不合理，其根源就是極不平等。

人類從事兩種實踐活動：一是生產實踐活動，這勿需解釋。二是爭取平等公正的實踐活動，需加以說明。因為人具有求生向上的本性，就會引起不停的斗爭，造成社會不穩定，，一直斗爭到實現平等為止，由此產生了平等社會的理想，哲人就描繪出一個理想社會，如孔子講的大同，柏拉圖講的理想國。人世間本來不平等，宗教教義卻制造出一個平等的天堂，三大宗教有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存在一個至高無上的神，一切人都是神的臣民，在神面前人人平等。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如此眾多，其奧秘在于人具有向往平等的理想。同時平等具有極大威召力，一旦實現便不可逆轉。如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建立起一套體現平等的經濟制度，包括勞動保障、義務教育、公費醫療等制度，在發生巨變以后，這些制度仍屹立不動。有人將人類爭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看作空想，一切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這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誠然如此。從長期的人類歷史看，這種理想推動人從事爭取平等公正的實踐活動，才能推動社會沿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最后實現解放全人類和人的全面發展，這就不是空想，而是科學與價值的統一。人的實踐活動推動歷史前進，歷史沿著平等公正軌道前進有三條基本途徑：一是革命。推翻舊制度，建立新制度，新制度一定比舊制度更平等。二是改革。在現制度范圍內完善規范，使規范趨向于平等并公正的執行規范。三是民主。這是一條新途徑，那些實行不平等不公正政策的執政黨，通過民主選舉而下臺，新上臺的執政黨會實行一些較為平等公正的政策。通過革命、改革和民主三條途徑，社會沿著平等、公正的軌道前進，平公軌道是人類的必然選擇，故而形成平公規律，也可稱為平等規律。

平公規律是一種復合規律，如同地球自轉同時繞太陽公轉一樣。在一定歷史階段，規范是穩定不變的，人的活動繞規范運行，沿公正軌道前進。而在歷史長河中，規范本身也繞平等運行，沿平等軌道前進。用極限論的話說，公正是個以平等為極限的變量。故平公規律是一種復合規律，沿公正軌道運行同時在沿平等軌道運行。關于兩條軌道筆者在《從二元選擇論看社會制度變革》一文（載《人文雜志》2002年6月）中有詳細論述。

進入20世紀，生產力加速發展，物質財富增加很快，西方發達國家一方面是產品和資本過剩，一方面有大量貧困人口存在，經濟發展擴大了不平等。同時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能力也隨之提高，人民群眾爭取平等的斗爭加劇。前半葉，出現了革命高潮；后半葉，興起了民主運動。民主比革命持續的時間長的多，其根本目標是爭取平等，19世紀和20世紀，爭取政治平等方面有了巨大進步，從20世紀末開始，爭取經濟平等。回首20世紀的100年，社會一方面沿發展軌道前進，同時在沿平等軌道前進，出現了兩條軌道并軌的歷史大趨勢。

二、私家人與公務人

社會運行同生物演化有個根本不同之處，生物演化是一種自然進程，沒有人參與。社會運行是人的一種實踐活動，人既是劇中的角色，又是編劇導演，而編劇導演同時也擔任著重要的角色，從而出現了一幕幕的歷史劇，形成了社會運行軌道，也就是社會規律。在社會運行中，有兩種活動：公共活動和私人活動。古希臘人稱公共活動為politikos,現稱為政治。將家庭活動稱為oikonomid，英文為Economy,漢語譯作經濟。社會上有兩類人：一是私家人。從事生產（包含經營、交換）活動，產出的是物質產品和勞務，這類產品可以分割開來，供一個個人用。亞當·斯密講的“經濟人”就屬于私家人。二是公務人，從事公務活動，創造公共產品，即法律、法規、政策等，公共產品不能分割，只能作為整體為全社會所用。古漢語經濟一詞，意為“經國濟世”，是公務活動。現代漢語經濟一詞，指生產活動，是私人活動。正是兩類人，推動社會前進，私家人推動社會沿發展軌道走，公家人推動社會沿平公軌道走。同一人群可具有兩種身份，上演兩種角色。如工人農民勞動者是職業集團，從事生產勞動，推動生產力發展。同時。工農勞動者又是階級集團，進行著反剝削、反壓迫的階級斗爭，階級斗爭、革命、造反是公務活動。可見勞動者作為職業集團，具有私家人身份，推動社會沿發展軌道走；作為階級集團，具有公務人身份，推動社會沿平等軌道走。社會上還有經營土地、資本的人群，作為職業集團，也在推動經濟發展，同時作為階級集團，謀取的是個人財富增長，會擴大不平等，阻止社會沿平等軌道運行。有產者也擔負一些公務人職能，如資產階級革命，將私人的錢捐給社會，就成為公共產品，私家人具有公務人身份。無論是勞動者或是經營者，都具有雙重身份，作為私家人，推動社會沿發展軌道走；作為公務人，推動社會沿平等軌道走。私家人從事生產實踐活動，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公務人推動生產力發展，要通過一些中間環節，如勞動者進行革命是一種公務活動，推動舊制度，為生產力發展開辟道路。執政者進行制度創新，為生產力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公務人作為私家人去進行生產活動，必然會發生以權謀私行為，是任何社會都明令禁止的。

勞動者和經營者主要從事生產活動，只是在很小的范圍內從事公務活動，如勞動者從事革命，是一種公務活動，而革命是歷史的節日，并非經常性活動。經營者從事公益活動，是一種公務活動，但其規模比經營活動小的多。社會上專門從事公務活動的人群是公務人，以往稱為主政者、統治者、官吏，現今稱為執政者、政府官員。我們將人分為私家人和公務人，是根據一定的理論框架設定的。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處于多種社會關系中，也就有多種屬性。人進行多種實踐活動，有多種目標，也就有多種多樣的理論框架，每種理論框架都從特定的視角來觀察，從而觀察到某種特定的屬性。如從事革命實踐活動，目標是要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由此建立起革命理論框架，這一理論框架是從階級的視角觀察人，從而觀察到人的階級性。如從事生產活動，目標是謀生或利潤，由此建立起經濟學理論框架，這一理論框架是從職業的視角觀察人，從而觀察到人的職業屬性，亞當·斯密講的“經濟人”，就是人的一種職業屬性。法學則將人分為自然人和法人，宗教學將人分為教徒和非教徒。可見，人具有多種屬性和多種身份，這是客觀存在的。而界定人的某一種屬性，某一種身份，決定于選擇何種理論框架，即是一種主觀選擇，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私營企業主群體的界定問題。這一群體是客觀存在的。階級理論，革命理論著眼于階級性，將這一群體界定為資產階級。生產力理論著眼于職業性，現在是按照之一理論框架，將其界定為企業家群體。程朱理學一個重要命題為“理在事先”正是先有階級理論（理）而后界定人的階級性（事），按照生產力理論，界定人的職業性，這都是“理在事先”，的體現。我們常講的人的階級性、職業性，以及經濟人、自然人、法人等等，都是按照一定的理論（理）對人的一種界定（事）。我們要研究執政理論，也就需要對人作出一種新的界定，那就是將人分為兩類：私家人與公務人，由此提出了兩類人說。

兩類人是客觀存在的，在私有制和階級出現以前，就有兩類人存在。中國在4000多年前唐堯帝時流行一首民歌叫“擊壤歌”，歌詞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于我哉”。這是中國第一首民歌，意思為百姓自己勞動生活，不為皇帝效力，也不用皇帝管。這里所描繪的農民，就是一種私家人。百姓種地鑿井，自己能解決吃喝問題，政府不用管。但有些事私人無力辦，要由政府辦。各國的古代文明都發源于江河之濱，江河邊土地肥沃，水草豐盛，便于人生產和生活，但靠水近也易于遭水災，私人就無力治水。根據《史記》記載，唐堯帝時洪水泛濫成災，堯命鯀治水，9年不見成效。舜代行天子政，用鯀之子禹治水，13年時間取得成功，大致上在現今的黃河和長江中游地帶，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公共設施建設工程，也是第一次公務活動，堯舜禹部落領袖，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公務人，可見，在沒有階級以前，就有了公務人。公務人與私家人之分，在原始社會就有，并一直延續到今天。

現代化生產社會化了，即生產的產品供應社會，但這種生產是以企業和個人的經濟利益為目標，企業組織要與私人交換才能得到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不論是國有或私有，經營者和勞動者都屬于私家人。經濟活動存在于一定的環境中，私家人依賴于公務人為其創造出環境。公務人不直接從事生產勞動，依賴于私家人為其提供生活資料。公務人與私家人存在社會分工，公務人提供公共產品與私家人生產的物質產品交換，但二者并非個體人之間的交換，是由私家人以稅賦形式供給政府，再由政府以俸薪形式分配給每個公務人。要每個公務人都從事生產勞動，則公共活動就無人干了。在戰國時代，農家許行倡導一種理論，說國君要同百姓“并耕而食”，即一同種地自食其力。孟子反駁道：“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是說大禹忙于治水，沒有時間耕地，由此提出一個著名論斷：“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2]朱熹注解稱：“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朱熹講的君子與小人，即現代講的政府官員與民眾，官員靠民眾養活，沒有政府制定規則，民眾就亂了，官與民之間存在交換關系，如同農民用糧食交換器械一樣，二者相互依賴而非相互排斥。朱子講的這套政府與民眾的交換關系確有道理，今天仍然適用。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提出一套交換政治學，認為官員的政治活動同私人經濟活動存在交換關系，同朱子的論述相通。從歷史事實中可以發現，古往今來社會上一直存在私家人進行經濟活動，公務人進行公共活動，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補充，推動社會沿著兩條軌道運行，政府官員為執政主體，執政實踐的核心內容，就是在兩條軌道之間進行選擇，經常面臨兩難選擇。對此筆者在《論執政基本規律》一文（載《探索》2005年1期）中有詳細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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