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03 年第 1 期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o. 1 　2003

馬克思是建構理性主義者嗎
——評哈耶克對馬克思的批評

張　宇1 ，王生升2
(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872 ；2.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0084)

[摘　要] 　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所謂進化自由主義者認為，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兩種理性主義：一是進化理性主義，二是建構理性主義，前者是正確的，后者是錯誤的，馬克思則被看做是建構理性主義的代表。實際上，馬克思既不是建構理性主義者，也不是進化理性主義者，而是實踐理性主義者，哈耶克針對建構理性主義者所做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馬克思的歪曲，馬克思的實踐理性主義從根本上超越了建構理性主義與進化理性主義的對立，為人類的理性尋找到了堅實的根基。
[關鍵詞] 　馬克思；實踐理性主義；哈耶克；建構理性主義

一、哈耶克對馬克思的批評

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包含著一個基本的理論前提，即個體利益和集體利益、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是有沖突的，社會的發展不應當完全受個體利益的支配，而應當受集體理性的控制。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從一開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調節，對社會生產過程的任何有意識的社會監督和調節，都被說成是侵犯了私人的財產權、自由和“獨創性”；而在公有制條件下，過去表現為對人們的外在強制的全部生產的聯系和規律，能夠為社會的集體理性所自覺把握，服從于人們的共同控制，這種共同控制正是個人充分發揚個性，實現全面和自由發展的必備前提。

由于主張對現有社會制度進行根本的改造，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這一觀點歷來遭到保守主義者和傳統自由主義者的圍攻。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其中的社會主義理論，更是成為一些“自由制度捍衛者”激烈抨擊的靶子。在這些批評中，哈耶克和波普等學者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一些西方學者評論說，哈耶克的工作從理論上否定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可行性和可能性，而波普則提出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歷史學說最審慎然而又是最令人畏懼的批判”[1] 。在我國，隨著《通向奴役的道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負》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著作的出版，“新自由主義”在理論界掀起了一個小小的高潮，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相應地面臨著挑戰。

與大多數經濟學家不同，哈耶克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專業的局限，他一直試圖在經濟學、政治學和認識論之間尋求某種內在的一致性。①【① 哈耶克對認識論研究的濃厚興趣，顯然是他和波普之間志同道合的一個基本原因。當波普在新西蘭(1945年) 身處逆境時，哈耶克之所以能夠為《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出版奔走操勞，也正是因為他“對一種扎根于生物學的認識論的興趣”。(格爾哈德·恩格爾：《知識的狂妄》，載《知識、自由與秩序》，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盡管從未明確指出，但哈耶克顯然有著如下判斷：一種正確的認識論立場是衡量一種社會科學理論成立與否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在他看來，社會科學領域存在著兩條理性主義綱領：一是進化理性主義，二是建構理性主義。所謂進化理性主義，包含著以下幾條原則：第一，采取完整或集中形式的知識總體是不存在的，知識總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時甚至是彼此沖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個人之間的”[2](P22)。第二，除了理性知識以外，“我們的習慣及技術、我們的偏好和態度、我們的工具以及我們的制度，在這個意義上講，都是我們對過去經驗的調適”[2](P24)，它們構成了與理性知識相對應的另一類重要知識。這類知識是累積性的經驗產物，它們為理性認識活動的發生提供了特定的框架。第三，理性認識本身處在不斷進化的過程中，社會科學理論并不是關于社會發展過程中某種規律的總結或發現，而只是關于客觀世界某種自然秩序的主觀重構過程，必然是一個不斷證偽的過程，不存在永恒的絕對真理。而所謂的建構理性主義，則給出了相反的論斷：“這種觀點……宣布，適用于歷史的觀念，也適用于未來的綱領；對自己的行為了如指掌的人類，應當運用理性所賦予的設計能力，按部就班地創造一種文明”。[3]似乎是為了顯示建構理性主義這一思想傳統的真實性，哈耶克為我們提供了一條解析脈絡：最早，這種理性主義傳統在培根、霍布斯和笛卡兒那里濫觴，其后經過盧梭、黑格爾、馬克思等人大力宣揚，并最終在哲學和法律實證主義者那里達到頂峰。

不難看出，哈耶克所給出的這種建構理性主義原則，不僅是一種幼稚的理性主義，更是對理性的一種濫用。“社會學為自己設定的最重要的目標是預測未來的發展、塑造未來，或者——如果有人愿意那樣說的話——創造未來。……這種對社會形態的建構主義解釋，不僅是一種有害的哲學思辨，并且也是一種在解釋社會過程和政治行動的機會時，據以得出結論的事實斷言。……這種有違事實的斷言，等于是說我們現代社會中的復雜秩序，完全應歸因于使人的行動必須受預測——對因果關系的認識——的支配這種條件，或至少可以通過設計使它產生。”[4] 但事實上， “只有少數的社會建構是人們有意識設計出來的，而絕大多數的社會建構只是‘生長’出來的，是人類活動的未經設計的結果”。[5]

哈耶克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建構理性主義的典型。如果駁倒了建構理性主義這個理論基礎，那么一切社會主義運動，當然包括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也就自然不攻自破了。那么，馬克思果真如哈耶克等人所說，是一個建構理性主義者嗎? 全面而深入地考察馬克思的著作和理論后，我們會得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建構理性主義的影像。

二、馬克思不是建構理性主義者

哈耶克的進化理性主義思想和對社會主義的批判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場關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能否合理配置資源的大論戰中提出的，應當承認，他對傳統計劃經濟的批判在許多方面切中了要害，令人深思。但是，計劃經濟理論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內容，甚至不是它的最重要的內容，按照恩格斯的概括，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一是“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即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二是“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6]這兩個基本理論都是以承認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著某種“自發”秩序為前提的。

在《資本論》第1卷序言中，馬克思對于社會發展規律作了這樣的說明：“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7](P12、11)

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概括：“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8]

即使是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貫態度也不像進化自由主義者批評的那樣，是建構主義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下面論述足以說明，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歸結為建構主義多少有些歪曲：“在將來某個特定的時刻應該做些什么，應該馬上做些什么，這當然完全取決于人們將不得不在其中活動的那個既定的歷史環境。但是，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著邊際的，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幻想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唯一的答復應當是對問題本身的批判。如果一個方程式的已知各項中不包含解這個方程式的因素，那我們就無法解這個方程式。”[9](P643)“我們對未來非資本主義社會區別于現代社會的特征的看法，是從歷史事實和發展過程中得出的確切結論；不結合這些事實和過程去加以闡明，就沒有任何理論價值和實際價值。”[9](P676)“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9](P693)“我們沒有最終目標。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10]

以上論述清楚地表明，馬克思根本不像哈耶克等人批評的那樣，是一個建構理性主義者，相反，更像一個被哈耶克等人所提倡的進化理性主義者。因此，哈耶克等人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位堂吉訶德式的“英雄”，他們所極力批判的建構理性主義不僅不是馬克思的觀點，實際上也從未被任何學者完整地堅持過。正如A.M.戴蒙德指出的，哈耶克關于建構理性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這兩個思想陣營的劃分是不成功的，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和卡爾·馬克思都被哈耶克歸入了建構主義者的行列，但可以肯定地說，“人類社會是理性設計的結果”這一主張是與他們根本不沾邊的；相反，社會制度的必然的歷史進化倒是他們理論體系的一個主要特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哈耶克宣稱推崇的Vico、Ferguson和Mandville等所謂的批判理性主義者正是馬克思從多樣的甚至是矛盾的形式中發現了普羅米修斯式歷史觀的組成要素。[11]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根本不同于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構理性主義。通過合理改造和吸收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首次揭示了辯證思維方法在方法論和認識論中的核心地位。辯證法在認識論中的應用，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真正成為一種科學的、批判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不存在任何終極的、不變的真理，真理不過是主觀認識不斷向客觀世界逼近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在社會實踐中產生出來的感性認識經過分析、比較等加工制作程序，上升為以概念、判斷和推理為主要形式的理性認識。理性認識意味著事物的內部聯系、本質和規律在人類思維中得到全面的再現。而后，理性認識還要返回到實踐活動中去，在實踐檢驗中實現第二次飛躍。這樣，整個認識辯證運動的全過程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12] 。在這個過程中，任何采取全稱命題形式的特定真理在被“證實”的同時，也最終會在未來被證偽，真理向謬誤的轉化確實是一個基本事實。但不能因此就用真理的這種相對性來掩蓋真理的絕對性，每一次證偽都意味著理性不斷逼近而不是背離規律。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向我們表明，“事實”對理論的證偽要想獲得成功，離不開其他的替代性理論的出現。顯然，替代性理論意味著人類認識的進步和發展，它向我們表明，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過程是單向的、不可逆的、主觀認識不斷逼近客觀規律的過程。

哈耶克把證偽主義原則吸收到他的進化理性主義立場中，對社會歷史規律的可知性問題給出了否定的結論。在這一基本問題上，馬克思主義顯然與哈耶克的立場截然不同。但通過以上的分析不難看出，馬克思與哈耶克的這種區別并不意味著前者就當然隸屬于哈耶克所反對的建構理性主義陣營。

三、進化理性主義的意義與局限

盡管哈耶克和馬克思都反對建構理性主義，但他們所據以批判的立場卻是根本對立的。前者吸收了休謨的不可知論和波普爾的證偽主義，而后者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反映論，對世界的可知性問題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以不可知論為基礎的進化理性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會進化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易變性，以及人類理性和知識的有限性，對于人們克服唯理主義的錯誤有積極意義。但是，這種理論所依據的若干基本前提，即主觀主義、個人主義和不可知論卻無法為自由的合理性提供理性的根據。

1.哈耶克認為，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所謂的“社會事實”并不指向某種確定的、與個人動機和觀念無關的實在；相反，它們不過是一種根據我們自己觀念中的要素建立起來的思想模式，不過是頭腦中既存的一系列觀念型構的產物。“所有這些客體不是根據其‘實際’特征來定義，而是根據人們對他們的看法進行定義。”[13](P57)在對社會事實進行分類的過程中，對象的物質屬性并不構成定義及分類的標準，相反，人的觀念決定了我們如何形成這種分類，社會事實首先是作為一種被觀念賦予意義的事實存在的。藥是否為藥，主要取決于人是否相信它為藥，工具、食物、機械、武器、詞匯、句子、通訊和生產活動之所以為這些東西，并不是因為它們具有某些客觀物質，而是因為人們愿意這樣叫它。[13](P56-57)

不可否認，對個人的認識活動而言，該個體頭腦中既存的觀念分類模式確實先于具體的認識過程，憑借這種結構，人的頭腦對客體對象實現了有目的的選擇和有組織的加工、改造與整合，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特定的感知、經驗和理性認識。然而，承認這種先在性的“同化客體”過程并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采取主觀主義立場。當我們追問這種觀念分類模式的性質和來源時，我們會發現，它們仍然具有客觀實在性。進化認識論的發展也向我們表明：從個體發育的角度看，觀念分類模式不僅獨立于任何個人經驗，而且先于任何個人經驗；它們是構造性的，規定了知覺和經驗的內容，因而歸根結底使個人經驗成為可能。然而，從物種進化的角度考察，這些觀念分類模式不過是物種進化過程中生存競爭活動的結果，它們根本不能獨立于任何經驗，而必須在進化過程中憑借經驗證明自己有效——在一定程度上適合于這個現實世界的結構，并由此和外部世界中的關乎生存與否的各種根本條件形成局部同型。[14]因此，合理的推論是，這種先天的觀念分類模式不過是客觀世界某些固有關系的反映與適應。

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的性質雖然與自然科學不完全相同，但是，由于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的經濟活動首先是一種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因而與這種生產活動相聯系的人們的生產關系和建立在這種經濟關系之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對于個人來說也具有客觀性，人們對于自然和社會的認識都要受到這種客觀存在的制約。

2.在論證自由市場秩序的效率時，哈耶克真正關注的是分散性的個人知識的利用問題。在他看來，“所謂整個社會的知識只是一種比喻而已，所有個人的知識的總和，絕不是作為一種整合過的整體知識而存在的。這種所有個人知識的確存在，但卻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時甚至是彼此沖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個人之間的。”[2](P22)類似于勞動分工，關于分散性的個人知識在社會中的分工問題，恰恰應當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的中心問題。

哈耶克的這種做法顯然只表達了社會勞動分工過程的一個方面。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生產組織方式相適應，知識本身的增長也不斷呈現出社會屬性。在知識分工日益加深的同時，被不同個人所共享的理論知識也在不斷增長，并在社會經濟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代經濟史的事實表明，不是那些默示的個人知識，而是那些能夠為不同經濟主體共享的理論知識，才真正改變了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率。而且，甚至個人知識賴以形成的認知框架，也隨著理論知識的進步而不斷修正和改變。對于這一點，卡爾·波普爾后期關于“世界3”的理論顯然是一種回應。部分地源于社會性知識的增長，作為現代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的規模擴張獲得了可能性，它也被R.納爾遜、S.溫特等學者視做存儲、發現和傳播知識的“超個人主體”。[15]

事實上，選取個人知識作為論證支點所具有的片面性，只是哈耶克所堅持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所面臨的陷阱之一。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僅僅從個人行為出發來解釋社會進化過程是很難令人滿意的，因為現實的個人行為總是受到社會制度和規范的重要影響，很難想像一個沒有任何制度和規范的歷史時刻，其時僅僅是物質環境和個人的天性產生出一定的理性行為。[16]

為了克服這種缺陷，同許多堅持個人主義立場的新制度經濟學學者一樣，哈耶克在解釋制度的變遷時，已經在事實上轉向了整體性的功能主義立場，例如，被哈耶克當作社會進化基礎的傳統和社會選擇核心的憲法制度以及社會制度理想模式的資本主義，都是整體性和客觀性知識。[17]但遺憾的是，我們找不到一種邏輯聯系，以便從個人行為過渡到整體效率的改進。哈耶克的這種轉向破壞了他所堅持的個人主義立場的完整性。J.C.Harsanyi指出：由于缺乏功能需求與規范形成之間的實際機制，即無法在個人建立和維護這些社會規范的行為和社會整體的有效功能之間構建一個有效的激勵機制，因此它并不構成一種真正的解釋。而且，這種企圖實際上假定存在一種脫離有目的的行為者的目的。[18]

3.與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相聯系，哈耶克在社會發展過程的可知性問題上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認為，人類的理性沒有能力認識社會歷史進程的全貌，當然也就不可能對未來的社會進化提供任何指導或控制。最好的選擇就是，讓個人根據他所知悉的情況做出分散的決策，從而保證整個社會能夠更有效地利用信息和知識。

然而，如果徹底堅持這種不可知論，那么哈耶克試圖為自由市場經濟提供理性辯護的努力就是缺乏說服力的。原因在于，作為一種理論建模，自由市場經濟秩序不僅是能夠被證偽的，而且至多有助于理解已經發生的社會經濟過程，而無力對未來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道路做出任何前瞻性的說明。可是，哈耶克卻試圖從經濟效率和道德原則兩個方面同時展開辯護，通過理性推理來證明傳統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對于這種尷尬，A.M.戴蒙德評論說，盡管哈耶克堅持人類的智識在綜合一系列廣泛的實質性事實及為倫理學提供正當的理論基礎上都是力有所限的，但他自己卻反其道而行之，力圖為自由市場提供一個合理的道德辯護。這正是哈耶克理論的內部窘迫之所在：作為一個理性懷疑主義者，哈耶克卻想為其政治哲學構建一個可靠的理性基礎。[11]

事實上，在社會進化過程中，理性選擇與行動和歷史進程的“自然性”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人類社會不同于自然界，社會的進化過程離不開人們有意識的甚至是有計劃的活動。而且這種活動并不完全是以個人為單位進行的，相反，任何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集體行動的結果，都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人類社會既是演進的，又是建構的，既是自發的，又存在著選擇性，這才是進化的實質。

四、歷史發展的規律性

進化理性主義對馬克思批判的另一個重要根據是否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從而否認人類可以依照這種規律性來認識和改造社會進化過程。

哈耶克認為，與物理化學現象不同，組成社會現象的基本要素是個人行為，因此社會現象中蘊涵的秩序所涉及的因素不僅不可勝數，而且彼此間相互聯系，社會秩序不能被化約為單因單果式的規律。實際的社會進化過程的實質是通過發現和利用知識來不斷地適應各種未知性變化，因此，社會進化過程既不在遺傳方面，也不在其他方面歸于宿命論或決定論，不存在任何“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規律”貫穿其中，進化的結果必定是分化與多樣性，而絕不是同一性。①【① 在《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中，卡爾·波普爾表達了類似的論證邏輯：(1)人類歷史的進程受到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2)由于知識的增長過程是一種不斷證偽和試錯的過程，因此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3)這樣，人類歷史的未來發展進程就是不能被預測的；(4)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擯棄理論歷史學的可能性，即擯棄與理論物理學相當的歷史社會科學的可能性，沒有一種科學的歷史發展理論能作為預測未來歷史發展的根據；(5)所以，歷史決定論的基本目的是錯誤的，歷史決定論不能成立。】

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歷史規律的論述不過是19世紀牛頓力學理論的思想殘余，是一種武斷的歷史決定論。在這一點上，卡爾·波普爾表達了相似的看法：“馬克思關于自然和歷史發展不可避免的規律的見解清楚地表現出拉普拉斯和法國唯物主義的影響。”[19]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承認社會歷史規律具有客觀必然性，這與社會歷史過程的非決定論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然而，馬克思主義對歷史規律的客觀必然性的承認，絲毫不能抹殺這種決定論立場和哈耶克等人所批判的歷史決定論之間的根本差別。無論是哈耶克還是波普爾，他們都嚴重誤解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旨，混淆了歷史唯物主義和機械決定論之間的根本差別；而只有后者，才構成了他們批判的對象。機械決定論否認偶然性和不確定性，把一切歷史事件都看做是由若干確定的條件剛性決定的必然結果。②【② 一個極端的機械決定論的例子是拉普拉斯的設想，這位19世紀的著名物理學家和數學家試圖使用牛頓力學規律來解釋世界的變化過程。根據他的假定，如果能夠知道整個宇宙中一切物體和微觀粒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那么根據列出的所有有關實體的微分方程，就能夠求出過去和未來的一切事件的確定解。】在歷史觀上，這種理論否定了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把個人的實踐活動視為歷史實現自身的工具，因此一般總是表現出宿命論的色彩。無論在自然界還是社會領域，變化都構成了一個現實的基本前提。在應對條件變化時，由于變化并不是采取了事先確定的內容，因此應對變化的結果確實也是不能預先確定的。然而，結果的不確定性并不意味著這種應對行為是無章可循的。物種進化和社會制度進化過程中的大量事實表明，無論是低級生物、高級生物還是人，在應對變化了的環境時都遵循著一定的規律。③【③ 在討論規律和模式(秩序) 的區別時，哈耶克把規律解釋為單因單果式的簡單因果規律。據他稱，這種理解是科學界的普遍理解。顯然，這種意義上的規律是十分狹隘的。事實上，即便采納了“其他條件不變”這樣一種常規性免疫策略，也仍然存在單因多果、多因單果和多因多果式的規律。】

和機械決定論不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必然性不是就現實的歷史過程中的單個事件而言的，而是就歷史進程的總體趨勢和偶然的個別歷史事件的表現范圍而言的。因此，馬克思關于社會歷史規律具有客觀必然性的論斷絕不是一種單因單果的線條式的宿命論；相反，馬克思十分強調社會規律的條件性、歷史性，他倒寧愿將這種規律性理解為一種統計性的趨勢。歷史發展過程的總體確定性只有通過不確定的個別歷史事件才能得到實現，必然性也只是通過偶然性才開辟出自己的道路。因此，在馬克思那里，歷史規律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規定人類社會發展的具體路徑，在承認歷史規律客觀必然性的同時，現實的社會發展進程也必然是呈現出多樣性的面貌。對于這一點，馬克思自己曾明確地表達了如下看法：“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20]

當哈耶克費力地批判“自然”和“人為”二分法的時候，他顯然沒有認識到，早在100 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更為精辟地論述了二者在社會歷史過程中的辯證統一關系。馬克思主義在社會本體論問題上的立場并不是某種宿命論式的歷史決定論，它并未通過預測未來一切可能的社會事件而提供某種未來社會發展的全貌；它只是表明了基于社會進程中的矛盾運動而顯現出來的某種必然性的趨勢，而這種趨勢的現實化則有賴于個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活動。在這種歷史決定論框架中，歷史規律的確對個人行動構成了一種客觀制約條件，但這種制約并不意味著個人只是歷史規律展開過程的工具；相反，社會歷史規律只是在不同個人的相互交錯的實踐活動中，才有可能得以形成并顯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社會科學的任務從純粹的認識過程拓展到實踐改造過程。由于承認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存在性，因此在實踐中對社會發展進程的改造——雖然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人的能動的實踐活動是可以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就不是任意的，和那種依據某些抽象的道德原則來改造現存社會狀況的空想主義改革相比，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實踐活動真正具有了科學的性質。

五、馬克思是實踐理性主義者

我們的觀點是：馬克思不是建構理性主義者，也不是進化理性主義者，而是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實踐理性主義者。

馬克思在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時面臨著這樣一個理論上的難題，即一方面，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還沒有出現的條件下，人們如何能夠建立一種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的理論，并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去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呢? 另一方面，沒有社會主義的理論，就沒有社會主義的實踐，如果人們對于所從事的社會主義運動的目標毫無了解，那么，現實的社會主義運動還有什么意義?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這個理論上的難題是通過引入社會實踐這一范疇得到解決的。他們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主觀與客觀、目的性與規律性的統一，這種統一就是社會實踐。在社會實踐基礎上建立的唯物史觀，既克服了經驗主義的不可知論，又擺脫了唯理主義的先驗論，從而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建立奠定了認識論的基礎。在馬克思以前，認識主體如何可能認識客體，以及如何保證人的認識的正確性，一直是哲學認識論中無法很好解決的兩大根本性難題。馬克思主義在認識論中引入了實踐范疇——它是包含主體和客體、純粹的認識活動和現實的對象化活動在內的人類活動總體，把實踐作為人類認識的現實基礎，從而第一次科學地回答了世界的可知性問題。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21]只有實踐才是檢驗世界是否可知，以及人的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標準。

在實踐過程中，認識主體和認識客體得以不斷生成和變化：一方面，主體認識結構的現實基礎是一定歷史階段上的人類實踐結構，前者是后者積淀的結果。另一方面，客體對象也不可能自在地呈現在主體意識面前，它總是通過現實的實踐活動的重塑而進入認識領域中。這樣，在主體運用認識結構對客體對象進行建構，從而形成關于客體的知識的同時，主體又會將這種新知識應用于實踐，對客體進行現實的對象性建構，通過實踐結構的改變，來進一步實現自身認識結構的重建。因此，整個客體世界是可以被認識的。正是在改造與被改造的實踐關系中，認識主體才真正有可能反映客體對象；也正是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人們才有可能實現對世界的認識。

實踐理性主義的觀點既是進化論的，又是建構論的。一方面，馬克思認為，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又認為，社會發展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人類可以通過社會聯合，按照他們預定的目的來影響社會進化過程。雖然人們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他們既不想制造烏托邦，也不是不可知論者。

不難看出，哈耶克針對建構理性主義者的社會改革工程所做出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理性主義從根本上超越了建構理性主義與進化理性主義的對立，為人類的理性尋找到了堅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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