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

來源：光明日報

　　編者按

　　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提供理論支撐和智力支持，是時代賦予中國社會科學的神圣使命，也是中國社會科學走向世界的途徑。2007年，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組織撰寫了藍皮書《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2006-2007）》（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在此基礎上，為進一步推動學術界準確地把握學術前沿，科學地認識當前理論和學術發展的最新趨勢，《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和《光明日報》理論部聯合推出“新世紀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希望能對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拓展研究視閾、開辟研究空間有所助益。

　　一、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視閾

　　王雨辰

　　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歐美國家，其理論的基本特點是力圖運用唯物史觀分析和探尋當代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及其解決途徑，提出了生態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主要探討了如下五個方面的基本理論問題：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生態維度的開啟、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批判、對資本主義技術的批判、對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批判以及對如何實現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態政治哲學的探討。和西方其他綠色思潮拘泥于抽象的價值觀的變革和技術的革新談論生態危機及其解決辦法不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強調變革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是解決生態危機的前提，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談論價值觀和技術對于生態的影響。

　　我國學術界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目前主要停留于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具體代表人物思想的評析和資料的評介上，不僅對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淵源、基本理論問題缺乏系統的清理，而且對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內部不同理論家之間的差異、爭論，以及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同西方其他綠色思潮之間的區別、互動的研究更是有待開展。因此，如何看待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后現代主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西方生態主義的關系問題，目前學術界還難以得出明晰的判斷。

　　研究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價值和意義在于：第一，有助于我們系統清理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哲學思想資源，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本，從不同的視角挖掘和清理其中的生態哲學思想資源，力求建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哲學范式，加強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當代人類實踐的內在關聯，彰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性。第二，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對生態危機根源的分析和對解決生態危機途徑的探索，對我們堅持和貫徹科學發展觀具有學術旁證的意義。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把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看作是生態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對消費主義文化和價值觀的批判、技術理性批判，提出了人和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理想。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上述理論探索對于我們正確處理發展和生態之間的矛盾，樹立正確的勞動觀、幸福觀和科學觀，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啟迪價值。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哲學系）

　　二、心靈哲學：21世紀人類認識自己的新焦點

　　江怡　蕢益民

　　從20世紀80年代起，心靈哲學取代語言哲學，占據了當代英美哲學的主導地位。如今，心靈哲學是當代哲學中最富成果、最為前沿的研究領域。

　　國內哲學界對心靈哲學的研究始于上世紀90年代。學者們注意把心靈哲學研究與認知科學、計算機科學、腦科學以及人工智能科學等聯系起來，不同研究領域的學者開始圍繞心靈哲學問題展開學術交流。目前，國內的心靈哲學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對意識現象的探索。這一探索首先是對傳統身心二元論的重新思考，同時結合了腦科學和神經科學的發展成果，一方面對西方的理論觀點提出了挑戰，另一方面正在逐漸形成自己的基本觀點。第二，對計算主義的批評。西方心靈哲學發展過程中曾出現了以還原論為特征的計算主義，主要觀點是認為從物理世界、生命過程到人類心靈都是可以通過算法加以計算的。這個觀點被引入國內后引起國內學者的爭議。第三，對心理意向性的研究。意向性研究一直是語言哲學的重要內容。國內學者在心靈哲學研究中，通常將意向性概念置于心理活動分析中加以考察，形成了意向實在論和意向工具論兩種不同的意向性理論。第四，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國內哲學界對人工智能的研究與計算機科學、神經科學、腦科學以及其他領域如教育科學、計算機程序編碼以及語言學研究等領域有著密切聯系，還包括了認知心理學、文化人類學研究等。

　　心靈哲學研究將有助于我們形成重要的理論生長點：第一，對意識問題的當代解決將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身心關系，特別是對主體意識能動性的形成機制將提出新的方案；第二，對意向性的討論將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存在與思維的關系問題，特別是在處理物理對象與心理對象的關系時既可以避免簡單的還原論，又可以避免獨斷的一元論；第三，認知科學研究是當今科學研究中最具綜合性的領域之一，無論是以什么樣的方法研究認知科學，都將對哲學研究本身產生重大影響；第四，人工智能研究將會對人類自身的理性能力重新做出定義，無論是經驗理性的態度（即自然主義）還是純粹理性的方法（即先驗論方法），都將使我們對自己有更為全面、更加深刻的認識。

　?。ㄗ髡邌挝唬褐袊缈圃赫軐W研究所）

　　三、文化經濟學：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新興學科

　　程恩富　顧鈺民

　　隨著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的日益融合，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發達國家開始研究文化與經濟的各種聯系，并開始探討文化產業發展的經濟學問題，但上升到理論高度的研究成果不多。而在我國，伴隨改革開放的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經濟發達地區以文化發展和文化管理為切入點，研究文化發展與管理中的經濟問題。以這些研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文化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特別是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確立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文化活動具有了日益顯著的經濟性質和產業特點，文化在現代市場經濟大背景下迅速發展，為文化經濟學這一學科的生成和發展奠定了實踐基礎，從而近年來文化經濟學的論著逐漸成為學術前沿。

　　文化經濟學以文化經濟活動中的微觀和宏觀經濟行為為研究對象，揭示文化的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領域中的運行機制及其發展規律。文化的發展與現代化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內含于現代化發展之中。文化活動屬于非物質生產領域，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相對于物質生產來說，非物質生產發展所占的比重呈現提高的趨勢，文化產業和文化事業的發展就是其中重要的內容。這是現代化發展所表現出來的一般規律。文化經濟學這一學科的興起和發展，為實現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提供了重要的學科支撐。

　　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內容所要揭示的關系主要有以下幾方面：一是通過對文化與經濟、文化資源、文化供求、文化投資、文化消費、文化市場、文化商品價格等問題的研究，揭示文化生產與市場經濟共生互動的關系。二是通過對文化生產及其滿足人們對文化需求的研究，揭示文化發展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三是通過對文化生產與產業結構變化之間聯系的研究，揭示文化發展與現代化發展之間的關系。四是通過對文化生產所表現出的自身軟實力的研究，揭示文化軟實力與增強綜合國力之間的關系。

　　文化經濟學這一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極大地拓展了文化活動和經濟活動以及二者相結合的研究空間，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首先，它拓展了對文化活動研究的空間。文化學研究的只是文化活動本身的問題，而沒有從文化產業的角度，把它與經濟活動的規律聯系在一起研究。一旦把文化作為一種具有產業性質的活動，就必然受到客觀經濟規律的制約。這樣，對文化活動的研究就不僅限于文化活動本身，而是把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一部分。其次，它拓展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范圍只是限于物質生產領域，把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擴展到文化生產，這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研究空間。特別是文化活動作為非物質生產領域中一個重要部門，它與經濟學的結合而形成的文化經濟學這一新的研究領域，也為其他非物質生產部門與經濟學的結合提供了一個可供借鑒的研究模式。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

　　四、FDI及其研究的新亮點

　　曹和平　楊先明

　　FDI（國際直接投資）是近20年來全球化過程中產業鏈跨境延伸與世界大區性經濟整合的直接驅動力量。長期以來，發達國家FDI的規模和方式都是發展中國家無法比擬的。

　　2003年，中國超過美國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東道國，此后，中國在該項統計中一直處在世界前三的位置。與總量變化相對應，FDI及其累積形成的關聯經濟———跨國企業集群，已經整體性地越過中國經濟的“入門”規范，經過技術與供應鏈管理的本土性適應過程，進入了市場拓展后的“二次成長階段”。但是，從異域產業“移民”的現代歷程看，FDI引致的跨國企業集群經濟并不必然是一個良性過程，并不必然達到東道國引進外資的政策預期。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研究結果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國內學者對FDI與本土企業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對外貿易以及人力資本相關關系的實證檢驗結論皆不一致。由此，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及其研究正由一個國際投資的指標性事件演化為發達經濟與發展中經濟對接的經濟實踐與理論探索的“世界試驗場”。

　　目前，經濟學家彌合FDI理論與產業組織理論、宏觀經濟理論及微觀經濟體系間鴻溝的努力尚未取得實質性進展，也沒有最終形成一個邏輯上前后一貫的范式體系。發達國家的FDI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組織跨境成長的經濟合理性及其對母國帶來的國民福利得失，至于其給東道國帶來的福利得失及其對東道國國民經濟成長的影響，基本上還是空白。但值得欣慰的是，中國經濟學家從FDI在東道國的成長及其作為東道國國民經濟的跨國經濟因子入手，初步探討了跨國企業集群對東道國的福利后果，這必將成為來自發展中國家FDI理論研究的一個新亮點。

　　隨著FDI及其在中國累積形成的跨國企業集群經濟的成長，我們有理由期望，研究跨國企業集群經濟的行為特征，尋求激勵性規制，使其“歸化”為東道國國民經濟的一分子，成為與本土企業一起成長的多民族經濟形式，將成為中國對全球經濟的特殊貢獻。

　?。ㄗ髡邌挝唬罕本┐髮W經濟學院、云南大學發展研究院）

　　五、中國法制化進程的數據分析

　　朱景文　張芝梅

　　通過一定的社會指標對法律和發展進行定量分析，在國外始于上世紀70年代，美國的伊萬、梅里曼等人是這方面的著名代表。在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數據庫中也包括各國司法、治安方面的有關統計，以顯示一個國家法律發展的水平。

　　長期以來我國對法律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規范研究上，盡管每年國家有關機構公布大量數據，但在研究中很少被運用。近年來雖然有人進行定量分析，但只涉及個別領域，缺乏系統的研究。由于統計資料不全，指標體系難于建立。

　　2007年完成的由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景文教授主持的“中國法律發展報告——數據庫和指標體系”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該報告通過社會指標和相關分析的方法，對改革開放近30年以來中國法律發展各方面的基本情況及其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進行總體研究和相關分析。用事實說話、用數據說話是該報告最主要的特點。報告出版以來，受到國際社會關注。

　　總體上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律發展進程明顯呈現出法制化和專業化的發展趨勢。在立法領域，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所制定的法律和有關法律問題的決定1949-1978年為112件，1979-2004年為727件；在司法領域，人民法院各類案件一審收案數量從1978年的44.7萬件增加到2004年的507萬件。與此相伴隨的是立法者和法律職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全國人大代表中大專以上學歷的百分比從第6屆全國人大時的44.5%上升到第10屆時的90%。大學以上學歷的法官1995年為6.9%，2004年為51.6%。改革開放前每年的法律專業畢業生（包括本科和專科）為1000人左右，2005年超過10萬人。

　　但我國法律發展明顯不平衡，法律發展的各方面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也十分突出：在立法方面，立法質量還有待提高。在司法方面，法官的年均審判量已經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0件上升到30件，在北京等大城市甚至超過100件。在法學教育方面，法律專業的師生比從1990年代初期的1：4.5增長到2003年的1：28.6；法律專業畢業生工作走向基本集中在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如何改革法學教育，滿足西部和農村地區的法律需求，同樣需要認真反思。

　?。ㄗ髡邌挝唬褐袊嗣翊髮W法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

　　六、轉型社會學及其發展前景

　　孫立平

　　轉型社會學是對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過程的研究。這里所說的社會轉型，特指與市場轉軌（從再分配經濟到市場經濟）過程所伴隨的社會變遷或社會轉變過程。

　　這里所說的社會轉型，實際上是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復雜社會變革中的一部分。我們這個社會同時還面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種種的轉變，還有全球化的過程等等。而這里所講的社會轉型實際上是一個和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遷在時空上交織在一起，但其實質的內容和特點又是很不相同的一種社會變遷過程。

　　區分這些不同過程的目的在于，可以將不同的變遷過程加以分解，從而更深入地了解不同變遷過程所包含的不同邏輯，并在此基礎上認識這些邏輯在現實意義上互相交織的情景。這無疑有利于加深對當前中國社會變遷過程及其特點的理解。

　　如果說我們可以把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解釋和說明看作是社會學過去一兩百年時間發展的基本靈感來源和動力源泉的話，那么就可以說，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社會學發展的另一個歷史性契機。社會轉型過程雖然只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變遷過程的一部分，但卻是一種具有文明轉折含義的社會變遷。這樣的一種文明轉變過程，必然會成為社會學乃至于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新的靈感來源和動力源泉。

　　應當看到的是，目前國際社會學界對于社會轉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蘇東地區，特別是中歐，其所關心的問題也更多是出自西方社會學的問題意識。這就要求我們在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必須對中國社會轉型的獨特特征給予足夠的關注。正因為如此，在研究中國社會轉型的時候，我們更加重視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過程。進入市場轉型過程的實踐層面，意味著我們不能僅僅停留在制度和組織的靜態結構性特征上。實踐社會學方法論所強調的是，要從實踐過程中捕捉在現實生活中真正發揮作用的實踐邏輯，以更深入地理解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所發生的實質性變化。

　?。ㄗ髡邌挝唬呵迦A大學社會學系）

　　七、制度人口學的基本命題

　　穆光宗

　　現代人口科學正在發展成為一門交叉性、綜合性、前沿性很強的學科群。制度人口學探討如何以最恰當的制度創新和制度安排來最大限度地煥發人口增長的積極效應，消解人口增長的消極效應。制度人口學有助于我們了解影響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巨系統運行的中介變量，把握人口變量的作用方向和影響強度，將有效提高人口科學的理論解釋力和歷史洞察力。

　　“人決定口”和“制度決定人口”是制度人口學的兩大命題。人口的主體性原理認為，“人”是人口的主體性和社會性，“口”是人口的規模性和統計性。人決定口而不是相反。人口問題本質上是發展問題，而“發展”歸根結底是人的發展或者說人類發展。通觀人口發展史，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相輔相成的判斷：其一，“人”的發展不足導致“口”的數量膨脹。其二，人力可補天力之不足，人力資本可以替代自然資本。人的發展問題長期被人類所關注。“人類發展”的實質是要尊重人類選擇的權利，擴大人類選擇的機會，增進人類選擇的能力。越是發展中國家，越是要重視人作為發展的主體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主動作用。人的發展提供了人口積極發展的動力以及社會持續發展的源泉。在人口總體素質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資源硬約束是可以被突破的，正如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所言：“決定人類前途的并不是空間、土地和自然資源，而是人的素質、技能、知識水平，以及處理個中復雜經濟活動的能力。”

　　為此，我國在繼續探索以人為本的生育制度以外，還要積極創新“超越計劃生育”的有關人口發展的制度安排，將流遷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婚姻制度、醫療制度、升遷制度和保障制度等制度安排配套協調起來，統籌解決中國人口問題。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激勵性、預防性和保障性三大類別制度的關系問題。對提高人口素質來說，中國需要的是貫穿整個生命歷程的制度性激勵，倡導終生學習、終生健康、終生發展；對于控制人口數量來說，中國需要的是觀念約束行為、權利改變命運、發展保障生存的預防性干預；對于社會和諧來說，人口發展必須納入社會安全保障網絡以及社會公正發展指向之中。

　?。ㄗ髡邌挝唬罕本┐髮W人口研究所）

　　八、重新發現異邦——近年來漢語國外民族志的發展

　　楊春宇

　　民族志既是人類學的主要方法，也是體現人類學研究成果的一種文體，簡要說來，指的是對異文化的描寫。所謂漢語國外民族志，是指建立在對國外異文化的長時期參與觀察的基礎上，以人類學理論為指導，用漢語書寫的民族志作品。

　　漢語國外民族志在很多方面都處于前沿地位，所以其重要意義要結合各個不同方面來談。第一，對于國際學術分工而言，有助于改變社會科學界的權力格局。從前一直作為國際社會科學研究對象或助手的第三世界國家學者開始走出國門，研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在內的國外主流社會和文化。第二，對于中國社會科學界而言，它標志著以經驗研究見長的人類學開始系統地為中國學界生產關于異文化的實地研究成果。眾所周知，搜集材料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功，與以前依靠譯介二手材料不同，民族志作者搜集到的第一手材料將為中國社會科學打下牢固的實事基礎。第三，對于中國文化而言，國外漢語民族志意在接續傳統中國的海外視野，在新時代里用中國人自己的眼光審視世界、放眼天下的同時，進而對我們自身的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第四，對于整個人類學學科而言，歷史上英、法、美、德等國都發展出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人類學理論和實踐體系，中國的聲音加入合奏不但于中國有益，更于擴展學科視野有益。

　　需要指出的是，對異文化進行研究乃是人類學的常態，只是過去由于國際學術分工和國力的關系，中國人類學學者多注意國內。這并不能否認國外民族志的合法性，恰恰相反，對國內和國外的考察應該是完整的“中國人類學”相輔相成的兩部分。

　　中國歷史上有考察海外的著作，但是在近代學科體制建立以來，直到不久以前，還沒有學者真正寫出過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漢語國外民族志。費孝通、李安宅、徐烺光等老一輩學者曾做過類似的研究，但他們也承認離自己心目中的目標尚遠。最近幾年，已經有學者完成了以泰國、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印度的主流文化為考察對象的民族志作品。還有一批學者對美國、德國、俄國、新加坡的田野研究已經進行到不同階段，其成果有望在未來幾年內陸續問世。整體而言，漢語國外民族志尚處于起步階段。

　?。ㄗ髡邌挝唬褐袊缈圃好褡鍖W與人類學研究所）

　　九、數字媒介影響下的文學轉型

　　歐陽友權　陳定家

　　進入21世紀以來，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媒介把我們帶進了一個“數字化生存”的世界。隨著媒介文化的風生水起，文學網站遍地開花，網絡文學的生成與生長已成為文學世紀性大轉折的重要學術課題，數字媒介與文學轉型研究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就網絡為代表的媒介變革對文學發展的影響而言，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變化得到了學界普遍而深入的關注：第一，網絡的出現使得文學的“表達方式隨意化”、“傳播方式日常化”和“接受方式私人化”，文學生產與消費更加迅捷、便利和平民化，文學從專業創作向“新民間寫作”轉型，使昔日高高在上的文學成為一種回歸大眾的文化方式；第二，數字媒介使印刷時代的文學所擁有的膜拜價值和藝術神韻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有關文學的審美觀念和思維方式都隨之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第三，新媒介用不一樣的技術工藝對傳統的文學機制進行了革命性改造，從創作模式到文學存在方式再到文學功能范式等，都進行了顛覆或置換，為文學的歷史演進探索了新的可能與新的選擇。

　　當然，數字媒介的廣泛使用對文學也有消極解構和品質異化的一面，如數字媒介對于文學性的技術化消解，造成文學的非藝術化趨向加劇，“灌水”之作充斥網絡空間已經成為網絡文學的最大詬病和發展瓶頸；文學使命意識的淡化導致文學作品的意義缺失，創作者文學承擔、道德承擔和社會承擔的淡化，使文學生產中應有的價值賦予、審美創新和社會責任等失去了必要的主體支撐；還有,網絡時代文學經典性隱退形成的文學信仰消退和地位下滑，也可以看作是數字媒介對今日文學的一大負面影響。

　　研究數字媒介對文學的影響具有多方面的意義。例如，研究文學媒介化轉型，可以更自覺地從理論上把握當前文學數字化生存的總體趨勢，合理利用催動新世紀中國文學前行的技術引擎，及時確立一個技術推力與文學邏輯相一致的學術立場，使數字媒介真正成為推動文學進步的健康力量。面對席卷而來的媒介大潮，相關研究還可為調整文學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建構數字媒介語境下的文學觀提供學理支持。與此同時，還可以順勢解決文學的技術化或曰文學對數字技術的依賴問題。新世紀中國文學大發展大繁榮，最需要的并不在于技術媒介的升級換代，而在于借助新技術、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藝術水準與審美價值，讓文學遵循藝術的規律而不是技術的設定來完成自身的轉型。因為新媒介之于文學的最大價值，還在于用它提升文學的詩性，開辟文學新境界，賦予文學新魅力。

　?。ㄗ髡邌挝唬褐心洗髮W文學院、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

　　十、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概況

　　王巍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是繼國家“九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又一項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考慮到這一項目涉及的時間和空間范圍廣，參與的單位和學科多，研究的內容復雜，項目的組織和實施難度較大，按照科技部的指示，首先進行了為期三年（2001—2003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在預研究的基礎上，2004年夏季，國家“十五”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2004—2005年）正式啟動。由于當時“十五”計劃僅剩兩年的時間，科技部同意項目承擔單位的建議，將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的研究范圍確定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的中原地區。之所以考慮將中原地區作為第一階段的研究對象，是由于該地區考古工作起步最早，七十多年來積累了大量的考古資料，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研究較為充分，考古學文化發展的脈絡較為清晰，有關文明起源的研究基礎也比較好；加之該地區是夏、商王朝的誕生地，流傳下來較多的古史傳說和歷史文獻，這些都有利于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的順利實施。

　　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的正式名稱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該項目的目標是，多學科結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層次地研究中華文明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的過程，并探索其背景與原因。參加項目的學科包括考古學、歷史文獻學、天文學、古文字學、人類學、科學測年、古植物、古動物、古環境、冶金史、化學成分分析、古人類食譜分析、遙感和遺址的物理探測、科技史等多個學科。在實施過程中，各個學科相互配合，協同作戰，聯合攻關，探討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時期的環境背景、經濟技術發展狀況及其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各個都邑性遺址的年代關系、中原地區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態所反映的社會結構、中原地區早期文明形態等問題。

　　探源工程第二階段為期三年，即從2006年初到2008年底。將在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的基礎上，將研究的空間范圍擴大到黃河上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及遼河流域，將研究的時間范圍擴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對這些地區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文明起源與形成過程進行多學科的研究。具體做法與探源工程第一階段相同，即在碳十四測年和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所確定的較為精準時空框架內，通過對社會結構和人類精神文化變化的多學科研究，進一步探索中國文明產生和早期發展的多元一體化過程及其環境背景與技術和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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