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9·11”事件和伊拉克戰爭為標志,西方的冷戰紅利已經用完。如今,隨著所謂的后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西方模式在時間和空間上再一次遭受重大挑戰,文藝復興紅利也即將用罄;轉向古希臘、古羅馬為代表的西方文明源頭,成為西方模式的救命稻草。然而,正如美國新保守主義下場所顯示的,回歸古典并不能解決西方世界回到未來的麻煩……
中國在保衛西方?
西方的處境是全球化發展到新階段的產物。長期以來,西方人篤信單線進化論邏輯,以為全球化就是西化。但是全球化本身是有自身生命力的,發展到今天,人口的力量正在超越了國家的力量;西方人早于西方國家感受到這種變化。畢竟,全球化已經從商品、資本、技術、制度的全球自由流動和擴散上升到人的層面;人的因素最終定義全球化的結局。在全球化中,人的基本角色有二: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者關注資本、技術,而消費者關注人及其消費能力和消費偏好。據世界銀行預測,到2030年,世界人口將從目前的65億增加到80億,增長的部份有97%來自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驅動由生產主導轉向消費主導,就預示者擁有更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占有優勢;而且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優勢——擁有更多更年輕的人口,在全球產業轉移和分工中又轉化為勞動力優勢。
這種變化對國際經濟格局的影響已經被經濟學家觀察到。早在2004年夏,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經濟學展望》雜志上發表了題為《在李嘉圖、密爾理論視野下,辨析當今主流經濟學家所支持的全球化主張》的文章指出,比較優勢原理轉向競爭優勢法則。的確,全球化的一個后果是發達國家在技術和資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持續減弱,它們在國際分工中面臨著來自發展中國家日益增長的挑戰,自由貿易可能不再對發達國家有利。
以此來看待西方的反全球化運動和貿易保護主義,推斷這是“西方國家企圖遏制新興國家崛起”,顯然仍在神話西方。其實,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心態的變化,是更深層的問題。比如,在美國,當工人的飯碗都要被搶走的時候,他們才不關心你的產品是不是廉價。這就是他們抵制“中國制造”的關鍵。今年1/2月期的美國《外交事務》雜志刊文“歐洲的失敗哲學”指出,在歐洲,很多人開始對市場、資本主義、全球化發生了懷疑,支持社會主義理念的人的比例在增加……
可見,西方社會心態轉變的原因是內在的,也是不能輕易扭轉的。如果我們僅僅把這當作貿易摩擦來看,一方面我們是在以“陰謀論”的老眼光看問題,沒有讀懂西方;另一方面,我們事實上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因為,現在對華貿易上的一些摩擦,不會輕易消除,可能會延續很長的時間,即便是中國產品質量變得無可挑剔了。也許,在將來,中國注定成為全球化的堅定支持者和主要捍衛者。中國在捍衛全球化的名義在捍衛現代的西方,而恰恰是現在的西方在反對現代的西方。
西方反對西方?
新一輪全球化競爭,西方從攻勢處于守勢,出現了反對全球化,反對自由、平等、博愛的暗流,因而是現在西方反對現代西方。于是,有人說我們進入了后全球化時代。
西方反對西方,除了反全球化的部分美國勢力外(因此也存在美國反對美國的現象),主要發生在法、德等典型的歐洲國家。這種“反”主要表現在“三反”、“五反”的不同層面:
所謂“三反”,是相當比例的歐洲人存在較強烈的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反現代化(進化論)情緒;具體到“五反”,表現為反市場、反商業、反技術、反物質化、反美主義。
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要36%的法國公民說他們支持全球商業的基礎——自由企業制度,這是所有22個受調查國的唯一例外。在德國,2007年時支持社會主義觀念的人達到47%的歷史新高;相比而言,1991年時這一比例只有36%。一些法國、德國教科書將全球化的前景描繪為回到黑暗時代;學生們認定熊彼特的“創造性破壞”在現在的全球化條件下只有破壞,沒有創造——創造也是與失業、犯罪、技術奴役等負面現象聯系在一起。鑒于他們對企業的失望,于是把目光紛紛轉向政府,主張管理全球化……
情形果真如某些人擔心的歐洲年輕人未老先衰,整個歐洲既老又衰?盡管這過于悲觀,但事實畢竟顯示,由東歐移民及一體化驅動的歐盟發展遇到動力不足、阻力過大的問題。歐洲從文藝復興發源地和進步的力量,不斷走向保守。歐洲一體化是可逆的,存在回歸國家、回歸民族的壓力。
這種“三反”、“五反”現象,存在公平對抗自由、感性對抗理性、社會對抗市場、世俗化對抗宗教化的社會思潮背景。公平與效率的古老悖論,在西方社會再次發酵。西方社會對公平貿易的呼吁蓋過了自由貿易的聲音。隨著全球化發展到人的階段,感性的、多元的聲音蓋過了理性的聲音。在全球化進入金融資本主義階段,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提供勞動力或資源優勢所積累的大量貿易順差,以主權財富基金的方式重新投資西方,引起西方的反彈。更深層面說,世界面臨著世俗化和反世俗化的矛盾:前者以中國模式成功為例;后者以文明沖突、反恐戰爭為標志。
《大轉型》一書的作者卡爾·波蘭尼指出,資本主義經濟的“長程運動”是受著兩個方向完全相反的力量作用的,一個要釋放市場力量,另一個要保護社會。19世紀末西方各國積極釋放市場力量的努力,到了20世紀初制造了資本主義的一場重大危機,而西方各國在大蕭條前后保護社會的努力則直接導致了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羅斯福新政的出現。
現在的情形,就有點像20世紀上半葉社會主義思潮在歐洲乃至世界的擴張,不過前者是資本主義危機使然,后者是全球化進入非西方化階段的產物,以主張公平貿易、倡導社會平等和反全球化形式呈現。
由此可以追溯到西方文藝復興紅利即將用罄、中國模式具有古代文明的現代發飆等深刻內涵。“金磚四國”、“展望五國”的崛起,正在回歸世界作為多樣性存在的自然狀態,還原西方作為全球化時代的地方性概念。西方反對西方的情勢表明,西方急欲回歸古典,即回歸古希臘、古羅馬或文藝復興等時期的西方。
中國的機遇與挑戰: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之間
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受到其全球化政策的深刻影響,反華又存在反全球化的背景。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教授高柏最近撰文指出:隨著2007年中國成為歐洲國家進口的最大來源國,以及歐洲對華貿易逆差的迅速上升,歐洲國家不僅僅在人民幣升值、產品安全和食品安全方面向中國施加了強大的政治壓力,而且在英、法、德等國都出現了所謂的中國間諜案。去年西方國家與中國,在國際貿易和國際政治領域出現的一系列緊張關系,反映出西方社會對全球化,特別是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的崛起,感到的焦慮與恐懼。
當然,同樣是西方,美國與歐洲的情形有很大區別。盡管歐洲的保守化,美國有呼應之勢,但是理性的民主黨人和支持自由貿易的共和黨人,代表了全球化的美國;保守的美國人更多受到宗教的影響,與歐洲的保守化有所不同。并且,歐洲的世俗化高于美國,而美國人對商業的熱情高于歐洲人。由此導致的歐美理念之爭在伊拉克戰爭問題、全球氣候變暖問題等已經展示。這種美歐矛盾還會因為移民來源方向不同而長期發酵。
因此,美國并不能代表西方,并非典型的西方。就維護全球化而言,中美走向戰略趨同,與歐洲的矛盾今后會日趨尖銳。盡管美國也存在反全球化的部分,總體而言,中美是全球化的最大發動機和最大得益者。中國的戰略選擇,首先是與全球化的美國為伍,反對反全球化的美國和歐洲;并且與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合作推動全球化朝向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利益、以人而非國家為單元的方向發展;同時,在后全球化時代來臨之際,進行經濟發展模式從外貿、外資轉向國內需求拉動,減輕對全球化的依賴,同時加速推進國內的一體化和亞洲一體化建設,構筑防范全球化風險和反全球化沖擊的雙重波堤。
在后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機遇集中體現在讓中國支撐全球化的領導機遇;挑戰則集中表現為中國與西方的矛盾進入新階段,也就是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較量階段。迄今中國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國式全球化版本的成功。
真乃此一時、彼一時也。如今,中國與西方關系的顛了個個兒。世界同時上演著少年中國說、青年美國說和老年歐洲說三個版本的戲,正在告別歷史、回到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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