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周期律與共產主義原理
     ----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必然失敗的歷史根源與理論根源
       序
    延安時期，毛澤東與黃炎培有一段關于中國歷史周期律的對話，毛澤東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夠跳出這個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認為，毛澤東是有道理的，因為共產黨有紀律，群眾監督做得也非常好...
    然而，現代歷史再一次證明：民主也是有局限性的，當政府讓人民來監督的時候，它是沒有問題的，而當它有問題的時候，人民也就未必有權來監督了，它的問題與人民的監督權總是成反比例的發展。請試想，如果人民總有權力來監督政府的話，那么世界上還會有什么腐敗的政府呢？共產黨還有什么必要起來鬧革命呢？
  
    現代（也叫傳統）社會主義失敗了，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局部的，而是必然的全世界范圍的歷史大潰退。曾經十分強大的，讓資本主義世界發抖的社會主義陣營早就土崩瓦解了，原蘇聯潰退了，中國也潰退了，雖然還不能說，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社會都必然潰退，但至少到目前為至的大潰退的歷史是不能改寫了。
    社會主義大潰退是過去這幾十年的大趨勢，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不過是對這個大趨勢中的反抗，它的失敗同樣是必然的。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曾經是勝利了的，因為，劉鄧路線上的老干部統統下了臺，靠了邊，還被關進了“牛棚”；各省都成立了革委會，“祖國江山一片紅”，這難道還不是勝利嗎？然而，勝利是暫時的，失敗是必然的。
   請不要忘記，鄧小平不是打回中央的，而是被“請”回中央的，沒有毛澤東的首肯他是回不來的，（或曰：他是騙毛的，那么試問，毛是那么好騙的？為什么那么多連欺騙問題也不存在造反派不用，而偏要用這個二號“走資派”？可見他的能力還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吧？）。同樣，后來復職的劉鄧路線上的老干部們也都不是打回來的，而是被“請”回來的。中國人海了去了，就少不了他們那“一小撮”嗎？還真是如此，在那個歷史階段，他們就是不可或缺的。他們一走，也帶走了多年的政府工作的經驗，他們的工作經驗和工件能力也就是他們的本錢，或“私產”，就算你把他們打倒了，這個“私產”也充不了公，只要你還要發展，還要建設，就要把他們請回來。再說，就算不把他們請回來，改革，復辟也是必然。
   現代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為什么必然要失敗呢？一是它的歷史局限性，二是它的理論迷失，而且，這個理論還缺少自然科學（與勞動創造人相適應的馬克思主義的進化理論）的支持?，F代社會主義社會的實踐，一開始就象一個一條殘腿，一條斷腿的巨人，除了意志，既沒有輪椅也沒有雙拐，還要“摸著石頭過河”，那么，這也就注定了他無比艱辛的旅程和最終倒下的必然命運。
    中國人民究竟能不能最終跳出這個歷史的周期律呢？那就看我們愿不愿意，并能不能熟練的掌握和運用馬克思發現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了。本文就是試分析現代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再試比較及探討共產主義的原理。

    我們且從這樣一個基本規律說起：
     一，一個基本規律
    有很多人，好象也包括魯迅，對勞苦大眾總抱著這樣一種感情，說是：哀其不幸，恨其不爭。這就說明，他們不知道有這么一個規律。
    正如物理學有一個慣性定律一樣，在我們人類社會里也有一個類似的定律：
    眾所周知，我們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特有的，傳統習慣的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也同一定的物質生活水平相適應，而且每個民族都力圖保持原來的生活方式不變。
    這個傳統的方式有什么意義呢？許多民族的生活方式也許不被外族人所理解，但它大多都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有它的歷史成因，也往往都是最適合當地的氣候地理等條件的生活方式，它也大多能保證后人少走彎路，少冒許多危險或少受一些侵害。
    比如惠安女吧，當年知青才下鄉時說：封建頭，民主肚，節約衣裳浪費褲。后來他們才發現，惠安女那樣的裝束其實也是與當地氣候、生產活動等相適應的。 
    當然，我們每個民族的人民都希望自己生活得更美好，但是，無論是進取還抗爭的決心，都取決于他們傳統習慣的生活方式是否受到了威脅，以及這個威脅的程度。只有當這個傳統的習慣的生活方式越來越受到嚴重的威脅的時候，他們才會有越來越大決心去進取或抗爭。
    這個規律又有什么用呢？它能告訴我們：為什么現代（傳統）社會主義總在欠發達的國家獲得成功？
    就因為，越是欠發達的國家，勞苦大眾原來的生活水平也越低，他們傳統習慣的生活方式也越容易得到滿足。而傳統生活方式對物質生活水平要求越高的民族，他們對被壓迫與被剝削也越敏感，也就會越早地起來反抗壓迫與剝削。不用說，反抗的越早，對剝削與壓迫的限制也越早，這個反抗斗爭同時也越是局限在物質要求的層面上；這么一來，階級斗爭的發展也越慢。正因為在欠發達國家，勞苦大眾相對的對艱難困苦更能忍耐，他起來反抗也相對較晚，他們所受到的壓迫與剝削也更深重，所以他們反抗起來的決心也更大，要求也更徹底，更容易轉變為推翻階級的革命運動。
   
    二，現代社會主義的歷史前提與理論基礎
   在延安時期的老干部中間，曾經流傳過這樣一句話，叫做：三畝好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就是他們當時的理想境界了。我想，我們現在的人也許會因此笑話他們。其實也正因為在解放前，廣大勞動群眾長期生活在饑寒交迫與動亂之中，以至溫飽和安定就成了他們夢寐以求的理想了。
  試想，當人們的思想認識停留在這個水平上的時候，他們所要求的社會主義社會又能是什么樣的呢？換言之，也正是這樣的歷史前提決定了現代社會主義的基本意識：消滅剝削階級，建立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社會；讓人們的生活隨著生產的發展越來越豐富…
    不用說，這個基本意識本身是樸素的，但不是科學的?？上У氖?，它一直主導著現代社會主義的實踐，而馬克思主義發現的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卻早被人們遺忘了。
   我在《基本經濟規律的終結》的前言中就指出：
   “這樣的社會主義畢竟先天不足，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剝削階級及其反動政府，對勞動群眾赤裸裸地剝削和壓迫的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它也應屬于自然發展起來的人類社會，因此必然帶有歷史的局限性?！?BR>   
   眾所周知，十月革命勝利后不久，莫斯科就開始建造世界上最豪華的地鐵了（直到現在，它在世界地鐵中也是屈指可數的）——那時，新生的蘇聯就掀起了與資本主義比發展比福利的熱潮。解放初的中國百廢待興，自然不能象蘇聯那樣與資本主義比富，但中國人民有志氣，也提出了趕英超美的響亮口號，要在經濟建設上一舉超過資本主義。不用說，我們為此付出了極高昂的代價，卻反被資本主義遠遠地拋在了腦后頭…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斯大林把這基本意識理論化，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從而為現代社會主義定下了基調；爾后，它又很快被世界各社會主義政黨所接受，現代社會主義的曲折前程就這樣被確定了下來。
  
      三，毛劉之爭
   解放初，共產黨搞所有制的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甚至三面紅旗，也可以說，至少基本上是全黨一致，上下同心的。所謂兩條道路的分岐是在大躍以后才開始顯露出來。由于吃大鍋飯，試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失敗，人們當然要反思解放以來政策，懷疑中國是不是應該先搞資本主義，懷疑社會主義是不應該有個初級階段，直至懷疑全民所有制，懷疑計劃經濟都是必然的。因為大家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本來就很粗淺，基本上等同于市場經濟加公有制，其實質也無非是消滅人剝削人壓迫人，讓廣大勞動群眾生活得更美好。加上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劉少奇“新經濟”政策也確實讓人民的生活明顯好轉。
    正因為現代社會主義的理論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種自然生產和發展起來的，并不是把馬克思發現的人類發展規律運用于社會主義，更沒有找到社會主義社會的運動規律，因此，盡管毛澤東的許多政策想法都是正確的和英明的。但因為畢竟不是自覺的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運用，它們不成體系，有的還自相矛盾。
   毛澤東清醒的認識到：“資本主義也能發展生產力，但時間要長，是個痛苦的過程?！?BR>換句話說，用資本主義的方式來發展生產力，必然會導致一個資本主義的復辟。在這個意義上說，毛劉之爭是路線之爭，但這個路線斗爭是不是已經發展為兩個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呢？應該說還是很成問題的。為什么？一方面，那時劉鄧路線上人，無論特權化特殊化的程度都遠遠不能與現在那么貪官相比。另一方面，就當時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來說，社會主義無非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生活得的更美好，那么，既然大鍋飯的共產主義試驗沒有做到，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劉鄧路線做到了，既然我們應該“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那么，為什么在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就不能退一步，站穩了再前進？而且，那時劉鄧也都沒提出完全否定公有制和計劃經濟。
    恩格斯說過這樣一句話：把錯誤的思維進行到底，必然導致它的反面。還說，當一個社會形態的種種弊端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的時候，它是不會被消滅的。文革否定了劉鄧路線，但它的種種弊端并沒有充分暴露，所以文革后它必然要復活，而華國鋒二次躍進的失敗卻是毛澤東路線終結。直到今天，大家還七嘴八舌地說小崗村，如果我們不帶偏見的說，當年的小崗村是對毛澤東路線的否定，而今天的小崗村卻是對劉鄧路線的否定。有人說，當年的小崗村是假的，當年那些文件都是后來補上的。我們就算它是假的吧，當年就曾流行過這樣一句話：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這不就說明當年的農民還吃不飽飯嗎？如果沒有這個歷史前提，當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及鄧的二次復出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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