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的告別：“新左派”、“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對抗還是聯盟？
周二, 2007-12-11 11:51 — 編者
“新左派”、“自由主義”與“新保守主義”：對抗還是聯盟？
•影的告別（北京）

是時候了——從分裂走向對話，從對抗走向合作，從瓦解走向重建！中國的“新改革共識”此時不成，更待何時？

當代中國公共思想界三條主要改革言路的對話與溝通勢在必行。“新左派”、“自由主義”和“新權威主義”這三個簡單的標簽盡管遠非名副其實，但為了說話方便，我們權且予以保留。而無論流俗劃分中很成問題的“左”、“中”、“右”，都既有西方理論傳統中的全球淵源，又有中國現實境域中的本土出身。沿著全球化時代跨國理論旅行的方向回溯過去，我們就可以發現三條言路早在其發源處便埋下了相互對話的種子：社會主義、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三條言路的基本理念的優長與局限，在理論邏輯上包含著合作與聯盟的可能性。而具體到中國當代的現實境域和思想格局，其中國化“版本”的對話與溝通更是大勢所趨。

自由主義言路的核心問題在于“個體自由”，即如何在私有財產、市場、市民社會的基礎上，限制和規定國家權力的干預，捍衛和拓展個人的自由權利。古典自由主義以斯密到哈耶克的經濟自由主義為主體。此言路的特點在于將個人的自由權利和財產權利奉為神圣，尤其警惕國家權力對個體自由權利的威脅，卻容易迷信市場－市民社會－私有財產的力量，相信所謂市場行為中的自由與公正的“自發秩序”能夠自發地轉化為政治等領域的“擴展秩序”。而從洛克到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路向則顯得更具開放性和生命力。其發展邏輯表明，政治自由主義逐漸受到馬克思主義等言路的影響，發展為“改良的自由主義”，由其個人優先于共同體的立場，逐漸轉向兼顧共同體價值的立場，對社會公正與個人自由施以同等程度的關注。

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基本延續了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改革立場，然而又有內在的分化，其間蛻化與改進并存。少數自命為“自由主義”的“學者名流、正人君子”，患有嚴重的“文革恐懼癥”，已然病入膏肓，于是頻頻驚呼國家權力阻礙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他們生搬硬套庸俗化的經濟自由主義教條，完全墮入“市場主義”和“私有化”的拜物教，鼓張用“一刀切”的市場化、私有化、產業化等舉措來一次性打包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他們在走向“市場激進主義”（汪暉語）的同時，暗地里卻欣然接受了新興權貴們的“委任狀”，置社會公正、人民利益于不顧，淪為了政治上的極端保守主義者。這種“打包改革”的閉塞、粗陋方式顯然只會抽空“個人自由”的訴求，給少數人帶來不義的“自由”，而使多數人成為這些不義者的奴隸——這些所謂的“自由主義者”最終走向了自由主義理念的反面。另一部分自由主義人士，如堅持哈耶克“憲政民主”路向的鄧正來則顯然比上述學者英明許多。而許紀霖、秦暉等從羅爾斯、哈貝馬斯、吉登斯等當代自由主義左翼、社會民主主義立場出發的言說，破除了對市場力量的迷信，區分了自由民主的市場與資本壟斷的市場，要求兼顧個人自由與社會公正，協調交易公正與分配公正，綜合憲政民主與協商民主，因而更加切合中國當代的現實語境。并且，他們還與甘陽、王紹光等（被生硬地劃至“敵人陣營”的）自由主義左翼人士遙相呼應，逐漸成為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言路的主流。

與自由主義言路不同，國家主義言路的核心問題是“政治－社會整合”，即如何運用國家權力，克服市場－市民社會所帶來的分殊化傾向，協調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意志和權益沖突，實現統一的政治認同和普遍的倫理規范。國家主義源遠流長，是從柏拉圖至今的古典政治保守主義言路的主要基石。而現代國家主義以黑格爾的國家學說為典范。其特點在于：對古典自由主義提出了強有力的批判，清醒地認識到了市場－市民社會的特殊化和分裂化的傾向，強調國家作為普遍性倫理實體而實現整合社會的能力，然而卻也因此過分迷戀國家的絕對權力。

當代中國的國家主義言路大多采取了新權威主義、善治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的言說形式。其對儒家“仁政”理念的發揮，對國家權力的信靠，對政治穩定的捍衛，對社會秩序的強調，以及對漸進改良的推崇，無疑對于中國的長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基礎意義，已然成為當今體制內的主流思想傾向。然而，中國體制內新保守主義卻存在著明顯的不足：對政治穩定的過分強調滯緩了政治改革的進度，對國家權力的依賴遮蔽了體制內外多種民主形式健康發展的潛能。而對國家功能理解的籠統性與模糊性，對經濟自由主義言路的盲信，使得其不能在“政權形式”和“國家能力”之間做出必要的區分（王紹光），從而未能遏制反倒助長了市場化、私有化浪潮所帶來的社會不公、兩極分化、官僚腐敗與權貴資本主義等重大社會問題，沒有真正實現良性“社會整合”的初衷。由此看來，體制內外新保守主義的出路正在于“不恥下問”：推動國家決策者廣開言路，對大眾、民間精英采取廣泛的合作主義路線，尤其需要聽取來自“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中有識之士的聲音。

在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之外最新崛起的是被某些“海上名人”強行貼上“新左”標簽的思想言路。盡管存在著各種不同意見，但中國“新左派”言路與中外社會主義譜系仍有不可剝離的深層聯系。社會主義思潮盡管流派紛繁，但以馬克思一路影響最為廣遠。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可以歸結為“社會整合”與“個體自由”的本質相關性，即將社會的整合、共同體的建構視為個體自由的條件，同時又將個體自由視為社會整合、共同體建構的條件。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自由主義者過于迷信個人自由，國家主義者過于迷信社會整合，因而都沒有看到兩個問題的相關性，割裂聯系，以偏概全。馬克思主義有其自身的復雜性：它發現了市場領域的經濟權力即資本的邏輯，同時又警惕國家權力與資本邏輯的合謀，認為它們都威脅到了個體自由與社會整合，強調在社會整合的條件下實現個體自由，這是它超越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基本理念的突出優長。但是，其內在的“經濟基礎主義”則傾向于把國家權力簡單地還原為經濟權力，這就有可能忽視國家權力的獨特作用和潛在危害。后來社會主義在實踐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極權主義傾向（國家社會主義），就與這個理論缺陷具有不可忽略的深層聯系。而不同于“官方正統馬克思主義”一路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注意到了馬克思理論中的缺憾，努力通過理論框架的系統調整來對現代社會問題做出更為全面、更為敏銳的診斷。

與中國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言路相比，當代中國的“新左派”成分尤為復雜，既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派言路又包括毛澤東式馬克思主義言路，而且甚至還包括自由主義左翼言路，成為“三派”中來源最為廣泛、色調最為斑斕，包容性最為強大的一個“派別”。毛式平等主義對毛澤東、文革和改革等問題的重新考量發人深省，但尤其需要警惕“毛左”蛻化為“毛右”的傾向，即從毛式平等主義蛻化為某種極端的權威主義。此外，自由主義左翼以甘陽、王紹光為代表，前者強調以大眾民主奠基政治成熟，后者強調以國家強大推動民主建設，十分恰切地形成了彼此互補的完整言路，實為當今國家決策者們案頭必備寶典。而汪暉、崔之元等秉承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左派精神的有識之士，對中國當代問題的實質可謂洞若觀火，在全球化時代力主中國自主創新的發展道路，在多元現代性中拓展中國一維，在全球資本主義時代毅然捍衛“批判思想”的鋒芒。“新左派”的突出優長在于十分自覺地統籌兼顧“社會整合”與“個體自由”問題，并試圖通過某種“人民民主”的方式來達成問題的解決。他們在實際思考中將“大眾民主”或“全面民主”的理想創造性地奠基于國家轉型、立法過程與社會運動的綜合互動之中，建立在國家、精英和大眾的廣泛合作之上。

需要說明的是，與某些捕風捉影、別有用心的說法正好相反，中國“新左派”中的有識之士在其基本立場上并不能等同于傳統“左傾”分子的極端權威主義，也不同于某些當代“極左”人士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迷信：“新左派”并無意于復辟過去，而是自覺地回顧歷史、反思當下，借此走向未來。正是以“新左派”為起點，中國思想界開始破除對于經濟增長、市場機制、市民社會和私有化的迷信，開始警惕以“個人自由”為名踐踏社會公正、以“經濟效率”為名侵害人民利益的拙劣行徑，開始強調社會公平優先于經濟效率，開始扭轉“民主便是祛國家化”的狹隘見解，開始意識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二重性，開始重新考量本土革命、改革實踐的獨特價值；由此，也開始直面現代社會的多元性與開放性。“新左派”是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針清醒劑，將人們從“新自由主義”、“唯GDP發展主義”等等美麗卻殘忍的迷夢中一一喚醒。

統而言之，從當代中國境域來看，三種思想言路所針對的“敵人”并不是獨立存在、各自為政的實體，而是粘連媾和在一起的——跨國資本與國家權力的聯盟，市場機制與特權階層的勾結，國家與市場間錯綜復雜的糾葛關系，（汪暉）日益形成了一種新的官僚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的不良發展趨向。中央集權的國家社會主義模式大勢已去，而國家主義所信靠的國家權力和自由主義所信靠的市場機制也都不再是他們各自想象中的“樂土”。社會主義同時并提的“個人自由”與“社會整合”問題比在任何時代都鮮明地融合為同一個問題：在警惕專制權力捍衛個人自由的同時，也要反對市場中資本的壟斷力量對自由的侵害；在遏制市場化所帶來的社會分裂傾向，捍衛國家－社會整合的同時，也要反對專制權力的濫用所導致的社會分裂。共同的“敵人”決定了共同的問題，這便凸現了三種思想言路聯盟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三種思想應該走出對抗和隔絕，努力構建一種有張力、有競爭、有對話的聯盟關系，互通有無，互補長短。我們在世界其他國家已經看到了這種聯盟所形成的各種思想潮流，例如新左派、社會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左翼、善治主義等等，以及在這些新思潮啟發下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范例，值得我們吸取借鑒。實際上，當代中國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發現了新左派與自由主義左翼之間的親緣關系。（甘陽、王紹光）這是一個十分可喜的現象，實際上構成了新共識形成的內在契機。

跨世紀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只是以一種匆忙激烈的方式將問題與分歧推到了前臺，而解決與共識的可能性卻依然包裹在意見紛爭的大幕之中。我們應當穿透那些（有意無意設置的）“派系斗爭”的外觀，努力發現事情的真相：無論“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兩個陣營內部從來都不是“一塊整鋼”。兩派各自的內部分歧會逐漸積聚漫溢并沖毀當前看似“左右”分明的界限鴻溝，展現出更為復雜多樣、更為豐富充盈的“思想光譜”。分別來自兩個陣營的有識之士們將發現他們之間的對話空間與共識潛能遠比他們自己想象的要多。

同時，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不應該讓自己的聲音僅僅淹沒在市場海洋中淪為資本邏輯的泡沫，而應該讓自己的聲音影響未來改革的方向，真正腳踏實地，造福人民群眾。由此，對現政權的基本政治認同是必要的，與國家決策者、政府策論家的對話合作態度也是必須的。我們應該相信，逐步在大眾－公共知識分子－政府策論家－決策者之間形成暢通無阻的對話機制是可能的，因為上述各方力量，都潛在的具有一個共通的對話平臺，即我們對于同一個民族國家美好未來的愿景與想象。在此前提下，采用多方合作的方式，實現國家對市場的有效調控，構建民主的國家體制與合理的市場經濟，從而扭轉社會不公，抑制兩極分化，消滅貧困，根除腐敗，杜絕權貴資本主義——這將是我們未來發展的康莊大道。

最后，讓我們再次反躬自問：糾纏于無謂的派系斗爭究竟還有什么意義？——“新改革共識”此時不成，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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