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了的中國，帝國主義已被趕走了；封建主義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已被消滅了。但是這兩種反動的思想，在人們的頭腦中的流毒，還是很嚴重的。近來對于胡適思想的批判，嚴重地打擊了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為了掃除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障礙，封建主義復古思想也還是有待肅清的。
梁漱溟先生所宣傳的文化觀和“村治”理論就是典型的封建復古主義思想。
正在“五四”運動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主流日益高漲，“抱殘守缺”的封建主義復古思想快要破產的時候，梁先生于一九二一年發表了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為封建主義抵擋一陣，由此成為當時封建主義復古思想的代表。
梁先生所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其實就是封建社會文化和資產階級社會文化。這兩種社會是社會發展的兩個階段，可是梁先生把它們平列起來，認為這兩種社會的文化是兩種“哲學”的表現。
在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個著作里，梁先生認為“一家文化不過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種種方面”(第10頁)。他又根據佛教底唯心主義世界觀，認為“生活就是沒盡的意欲……和那不斷的滿足與不滿足罷了。通是個民族，通是個生活，何以他那表現出來的生活樣法成了兩異的采色?不過是他那為生活樣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兩異的方向，所以發揮出來的便兩樣罷了”(第24頁)。他認為，意欲的方向，只可能有三種，因此只可能有三種人生態度，三種哲學，也只可能有三種文化，或者用梁先生的名詞，人類只能有三條“路向”。第一條路向，西洋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同上)。第二條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條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第55頁)。這是把一個抽象的“意欲”作為歷史的推動力，作為社會發展的決定原因，并且以所謂“意欲”的“方向”來說明西洋資產階級社會和中國、印度封建社會的社會性質的不同。這種完全唯心的歷史觀并不能說明甚么問題。就算我們承認梁先生的說法吧，我們還是不知道：“通是個民族，通是個生活”，通是個“意欲”，為甚么有的要“向前”，有的要“持中”，有的要“向后”。
他主觀地排出了一個歷史“應該”發展的程序。照他說：人類應該是先走完了第一條路，再走第二條路；走完了第二條路，再走第三條路。照這個程序說：走第一條路的文化，是較低級的，走第二路的文化，是較高級的，走第三條路的文化是最高級的。所以東方的封建主義文化，并不是比西方的資產階級文化低，而是比它高。
為甚么東方跟西方接觸以后，處處失敗呢?照他的說法，這正是因為東方文化太高了，所以在現在的世界，“不合時宜”，“拿出的太早了些”(第199頁)。因此他的辦法是：“對于西方文化是全盤隨，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拿出來”(第202頁)。他說：’現今西方思想界已彰明的要求改變他們從來人生態度；而且他們要求趨向之所指就是中國的路，孔家的路”(第177頁)。照他的說法，這么雙方一湊合，中國底封建文化，就成為世界文化了。
戰爭、經濟危機等本來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不可避免的病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甚至有些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也感覺到這種病癥的嚴重性，可是他們不敢向前看，不肯承認這種病癥的加深是資產階級社會要向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預兆，反而向后看，想從古代文化中尋找出路。這是一個很微弱的逆流，可是中國的封建主義的擁護者，把它夸大起來。梁啟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到歐洲跑了一趟，回來就宣稱說：“歐洲人認為“世界末日，文明滅絕的時候快到了”。“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這就是歐洲多數人心理的一斑了”(“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三)。梁漱溟先生所說西洋人要走“中國的路，孔家的路”就是以這一類的虛偽的，阿Q式的宣傳為根據的。 梁先生指給中國的出路，好像是極空泛抽象，但其實是有其具體的內容。它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而是一咱實際的反動堡壘的理論基礎。
為了反抗革命形勢的發展，梁先生發展了一套“村治”的理論和辦法，在理論上和行動上直接保護封建主義。在這個斗爭中，梁先生在他的“鄉村建設理論”一書中把“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的空泛抽象的理論實際化具體化，最后歸結為他的“中國文化要義”一書。
根據他的文化“三條路向”的說法，照他的意見，中國文化的特點是所謂“調和”“持中”。這就是他所謂“人生第二態度之應用”。這個“應用”的特點是“屈己讓人”，“故‘讓’字遂為中國人之一大精神。與西洋人由第一態度而來之‘爭’的精神，正相映對。而其結果見于事實者，一為互讓，一則為交爭”(“中國民放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88頁)
因此梁先生認為“中國是倫理本位底社會”(“中國文化要義”，第84頁)。他說：“倫理底社會就是重情誼的社會。反之，在中國社會處處見彼此相與之情者，在西洋社會卻處處見出人與人相對之勢。非唯人民與其政府相對，勞工與其業主相對，甚至夫婦兩性亦且相對”(同上，第96頁)。“倫理社會所貴者曰尊重對方”(同上，第97頁)。本來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家對于工人的剝削關系，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因此階級斗爭也就更劇烈、更顯著。梁先生卻把“互爭”認為只是西洋文化底特點。“互以對方為重”(同上)，“互讓”，是封建社會統治者麻醉人民的“倫理”。梁先生卻把它認為是“中國文化要義”，把它“重新搬出來”企圖繼續麻醉人民，使人民與當時的反動“政府”，農民與地主，勞工與業主“互以對方為重”。就是說，叫人民不要對當時的反動“政府”進行革命，農民、工人不要對地主、資本家進行斗爭。這就是梁先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所說的“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拿出來”。
梁先生又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根本沒有“階級對立”，只有“職業分途”。他說：“士農工商之四民原為組成此廣大社會之不同職業。彼此相處，彼此配合，隔則為階級之對立，而通則配合相需之征也”(“中國文化要義”，第170頁)。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大多數的“士”就是地主、紳士；“農”是地主剝削的對象，可是梁先生認為“其間一派渾然相通而不隔”(同上)。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工之中有老板與學徒，商之中有資本家與伙計，這就階級對立。可是梁先生不管這些事實，硬說中國沒有階級。
梁先生就把這些歪曲事實的見解，作為他的“村治”的理論基礎。他費了很大的氣力證明他的“鄉村建設理論”是符合于中國封建文化的傳統的。其實這倒是無需證明的，因為他本來就是用中國封建地主階級麻醉農民的所謂“調和哲學”，繼續麻醉農民，企圖使他們不要反抗，不要革命。照梁先生的文化論，文化只有特殊性，沒有一般性；中國文化是特殊的，因此一切革命的理論，都不能適用于中國。他指出“我們政治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我們政治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我們經濟上的第一個不通的路——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的路；我們經濟上的第二個不通的路——俄國共產黨要走的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108頁)。那就是說，無論資產階級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因為中國特殊。中國只可以保守著他所謂中國文化，即封建文化。
于是梁先生就提出了“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這就是他的“村治”的辦法和理論，其本質就是在鄉村中建立地主武裝，保護封建秩序，又企圖用一套所謂教育和合作制度，麻醉農民，以對抗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運動，反對共產主義，反對革命。
毛主席說過：“封建地主階級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隊伍而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戰爭。”(“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就是循著這個正確的路線而達到現在的偉大的勝利的。
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戰爭的偉大力量底前面，地主階級發抖了。梁先生就領導他們作“自救運動”。梁先生說到鄉村建設運動所由起的三個原因，其一是“起于鄉村自救運動”；“其工作第一步就要防止直接的破壞，對于土匪赤匪和雜牌軍隊的騷擾，必須武裝自衛”(“鄉村建設理論”，第10頁)。
梁先生又說：“誠然，共產黨殺人放火，其為害亦與土匪差不多(按：這完全是重復反動派對共產黨的誣蔑之詞)；但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是這末簡單。這確是中國社會的大問題，單講求地方保衛不足以解決。”“自某一意義上來看，共產黨的作為，實是中國的一種農民運動”。“要想消除共產黨的農民運動，必須另有一咱農民運動起來替代才可以”(“鄉村建設理論”，第279—280頁)。梁先生公開地說明，他的“村治”的主要目的，就是同中國共產黨爭奪在農民中的領導權，企圖以他的擁護地主階級的反動的“農民運動”替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反抗地主階級的革命的農民運動。
梁先生說：“他們(共產黨)的農民運動是在鄉村社會里首先作一種分化的工夫，使鄉村社會成為分離對抗的形勢，在鄉村社會之內就發生斗爭。”(同上)至于他則認為鄉村是一整個的。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運動，是喚起農民的階級覺悟，組織他們，領導他們，斗爭地主，走上翻身的大路；而梁先生的“農民運動”則模糊農民階級意識，欺騙他們說：“鄉村是一整個的”，把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都“統一”在這個籠統的“整個”之中。
毛主席說過：“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識分子”)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就是由有馬克思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和工人運動相結合，領導農民，團結知識分子，而達到今日的偉大的勝利。
梁先生不但想要同中國共產黨爭農民，也想要同中國共產黨爭知識分子。他說，“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第208頁)。他要知識分子跟著他走，“革命的知識分子要下鄉間去，與鄉間居民打并一起而拖引他上來”(同上，第215頁)。他說明他特意避免“農民”“農工”“被壓迫民眾”“無產階級”等名詞，而用“鄉村居民”這個名詞，認為這個籠統的名詞可以表示鄉村是“一整個”“內部非無問題，然宜留待后一步解決”(同上，第216頁)。梁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企圖證明中國鄉村是“一整個”，由此他說： “今日中國社會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階級革命；農民地位需要增進，而不是翻身以徼幸心理(指分地減租等)領導農民，以仇忌心理(指階級斗爭)留貽社會，更非所以建設新社會之道。”(“鄉村建設理論”，第284頁)梁先生的辦法是，要“大家認識了彼此的真關系，以求增進彼此的關系，把大家放在一種互相愛惜情誼中，互相尊重中；在共同相勉于人生向上中來求解決我們的生活問題”(同上，第197頁)。梁先生掩蓋了鄉村中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系，認為除此之外，還有所謂“真關系”，要叫他們中間沒有“仇忌心理”，互相愛惜，用“人生向上”這一個不可捉摸的名詞，麻醉農民，叫他們不要爭取物質的利益(同上，參看第 283頁)。梁先生說：“這就是中國的農民運動，亦就是我們的鄉村建設運動。有此運動而后其他的農民運動才用不著，共產黨才可以沒有”(同上，第284 頁)。
這也就是梁先生所要求的“團體組織”“其組織原理就是根據中國的倫理意思而來的；仿佛是在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這五倫之外，又添了團體對分子、分子對團體一倫而已。……整個組織即是中國精神的團體組織，所以說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同上，第175頁)。我們若了解了梁先生的術語，所謂中國精神就是封建主義的精神，這句話倒是說出了他的本心。
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主要是在農民。因此他們都要求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工業化。梁先生的“村治”理論中也反映了這個要求。當時日本帝國主義鼓吹所謂“中日合作”，“農業中國，工業日本”。這正是要把中國變成日本的原料供給和商品傾銷的地方，也就是把中國變為日本的殖民地，可是梁先生倒認為這是好機會。他說：“他(日本人)希望華北棉產發達，而不愿意紡織業發達。”這是“于農業尚可放過我們一步”(同上，第375、376頁)。那我們就搞農業吧!可是這也就是走上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
話說到這里，梁先生就感謝帝國主義了。他說：“帝國主義以不平等條約和種種經濟手段，對于中國的競爭壓迫，杜絕了中國工商業的興起，使中國免于資本主義化，這真是非常慶幸之事，我愿謝天謝地。”“這樣，恰好給中國農業留下一點活動余地，真是很巧的事。”“這樣，才留給我們今天講鄉村建設的機會。要不然，像俄國那樣，形成一個半通不通的工業國家，最適宜于發生共產革命；那么，我們今天就不能講鄉村建設，而得講共產主義了!”他慶幸幾十年來的變化，“到底還是皮毛，沒有達到骨子”。“經濟事實則未十分變”，沒走上“工業資本主義化的”“新路子”，“苦就苦在這里；好亦好在這里。假若經濟事實變了，則整個變了。假若新路子走上去的話，就再回不來，再亦不能去走我們理想要走的路”(同上，第378、379頁)。這就是說，假若沒有帝國主義，中國的封建主義早就消滅了，“村治”想維持它也來不及了。
梁先生說：“要憑藉農業謀翻身”(同上，第384頁)，“從農業引發工業是我們翻身之路”(同上，第387頁)。還沒有“引發工業”的時候，怎么辦呢?梁先生認為還是要靠帝國議。梁先生說：“蓋事實上，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原重在經濟的侵略；我們受他侵略既深且久，固一面吃虧愈大，而一面亦愈依賴于他。好似吸鴉片煙一般，煙癮愈深且久，身體愈傷，而愈離不了他。所以他若將其經濟侵略手段一旦驟然撤回，我們便大起恐慌，支撐不住；反而要哀懇于他‘請你還是侵略我罷!’。”(“中國民族運動之最后覺悟”第184頁)所以他認為帝國主義不是真正革命的對象(同上，第185頁)。他贊成胡適為帝國主義辯護的說法，他說：“胡適之先生于打倒帝國主義不置意，而獨創其五大魔之說，雖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無所謂也。”(同上，第209頁)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互相依附，交互為用的。這個事實，在梁先生的思想中，得到明確的反映。梁先生曾經一度反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方針，這是他的這種思想的必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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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烏有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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