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與當代中國的階級斗爭
馬擁軍
馬擁軍
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共產黨宣言》可能是影響最大的一部馬克思主義著作。它在相當程度上為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提供了合法性論證。然而，對《宣言》的基本思想卻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以人為本”，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都有人以《宣言》為根據論證政策轉型的合理性。在提出“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后，甚至有人宣稱，《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階級斗爭觀點已經“過時”。本文的核心就是論證：第一，《宣言》的“基本思想”并不是階級斗爭觀點；第二，階級斗爭觀點并沒有“過時”；第三，我們需要以《宣言》的基本思想為指導，來研究當前中國的階級斗爭狀況。
一、《宣言》與階級斗爭觀點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中，《宣言》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作為建國后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毛澤東，早在1920年以前就閱讀了《宣言》。但是，他從中接受的主要是階級斗爭觀點。在后來的歲月中，他一直堅持用這種觀點觀察社會歷史，直到把階級斗爭作為區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標準：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1](1487)
直到今天，在中國還有許多人認為，《宣言》的基本思想是階級斗爭觀點。這跟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看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恩格斯在《宣言》的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
“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而這個斗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2](252)
顯然，恩格斯確實強調了階級斗爭，但沒有把它作為劃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標準。恰恰相反，恩格斯把階級斗爭觀點奠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這一基礎就是：“每一歷史時代的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的基礎……”馬克思本人則把歷史唯物主義的這一基本原理表述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32) 事情非常清楚：無論是對于馬克思來說，還是對于恩格斯來說，歷史唯物主義都不等同于“階級斗爭”觀點。
馬克思1852年在給約•魏德邁的信中明確地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4](547)如果毛澤東劃分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的標準能夠成立，“歷史唯物主義”豈不成了馬克思、恩格斯與資產階級思想家共有的觀點？既然如此，恩格斯為什么還要強調《宣言》的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
歷史唯物主義要研究的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對“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的制約作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的則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發展和滅亡過程。恩格斯認為，正是在這兩大科學發現的基礎上，形成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按恩格斯的看法，科學社會主義要研究的是歷史上一種特殊的階級斗爭形式——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研究這種斗爭的條件、前途和道路。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馬克思在給魏德邁的信中所評述的他本人對階級斗爭觀點的新貢獻：
“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4](547)
這段話與恩格斯所表述的“《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不過在馬克思的話里，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性”表現得更加突出。可以說，《宣言》不僅把階級斗爭觀點與特定的物質生活條件聯系在一起，而且整個《宣言》的全部文本結構都體現了“歷史性”。《宣言》一方面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唯物性”，另一方面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性”。
然而正是后一方面，長期以來一直為人們所忽視。
二、歷史觀點與當代中國的歷史
《宣言》的全部四章內容都是以歷史觀點為線索展開的。
具體說來，《宣言》第一章考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形成過程、以及兩大階級間展開斗爭的歷史，分析了這種斗爭的歷史條件和發展趨勢；第二章分析了共產黨人的基本理論主張和主要實踐步驟。這兩章均把過去、現在和將來視為一個統一的歷史過程的各個環節，但第一章的重點是過去，第二章的重點是未來。《宣言》第三章分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派別，第四章分析共產黨對各種反對黨派的態度。這兩章同樣根據歷史原則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各派別共同點是反對資本主義，但它們各自抓住的只是歷史環節的不同側面，馬克思和恩格斯把面向過去的社會主義稱為“反動的社會主義”，把面向現在的社會主義稱為“保守的社會主義”，把面向未來的共產主義稱為“批判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對待各種反對黨派時，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張凡是面向過去的黨派就反對，凡是面向現在的黨派就揭露，凡是面向未來的黨派就聯合。
相比之下，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名篇雖然既研究了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也研究了各個階級的經濟地位，并在此基礎上回答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一問題，但他卻缺乏馬克思和恩格斯那種歷史感。這在對待社會最下層成員的態度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把流氓無產階級看作“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2](283)，毛澤東卻缺乏與此類似的分析，即使談到農民中的類似分子，也是一味地為他們辯護。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評價資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認為無產階級應當掌握資產階級創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作為“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揚棄”的共產主義必須是“徹底的、自覺的、保存了以往發展的全部豐富成果的”[5](73)。毛澤東則對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持一種非辯證的、二元對立式的思維方式，認定“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喜歡工人和農民“純潔”的心靈，討厭知識分子復雜的頭腦，從而對整個文化和文明的世界抱抽象否定態度；為造成一張白紙，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他甚至不惜主張“向貧窮的、粗野的和沒有欲望的人……的違反自然的單純性的倒退”。[5](72-73)
這樣看來，毛澤東所理解的階級斗爭觀點并不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的。他的分析并沒有超過“資產階級歷史編纂學家”和“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的眼界。毛澤東前半生的成功并不表明他對《宣言》的理解是正確的，因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不是《宣言》意義上的勝利，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當毛澤東試圖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候，他的階級斗爭觀點的非馬克思主義性質就顯露出來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序言中提出：“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自然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但是它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3](101)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正是一種“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的努力，卻被毛澤東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痛加批判。與劉少奇相反，毛澤東試圖“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在物質基礎不具備的情況下，強行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甚至在推翻中共八大上制定的正確方針、導致餓死人的慘劇之后，他仍然認為階級斗爭可以脫離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特定歷史階段，從而陷入了唯意志論。
只是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之后，中國才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軌道上來。然而，此時中國人民一方面已經失去了“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的歷史機遇，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民族凝聚力也已經被無節制的“階級斗爭”摧毀了。雖然“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勾畫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藍圖，但政治體制改革的延誤卻使20世紀90年代中葉以后的中國舉步維艱。各種矛盾不斷激化，階級斗爭重新被提上了日程。
三、當代中國的階級斗爭
毛澤東是搞階級斗爭的大師。自秦朝以來，毛澤東是唯一一個真正能夠實現全民動員的領導人。以前的所有農民起義至多不過是改朝換代，很少觸動農村的生產方式和縣級以下的社會結構，從而使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延續下來，使農村中的宗族統治和鄉里之間的鄉紳自治延續下來。毛澤東把支部建在村上，分給農民土地，頒布了新的《婚姻法》，從而徹底粉碎了束縛中國農村的四條繩索（神權、族權、父權、夫權）。在這種社會關系的調整中，不再是“天高皇帝遠”，而是每個人都感受到“毛主席”的陽光雨露。在城市，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也在“人民民主專政”的體制框架內得到有效的控制。中國社會實現了空前的動員。
如果把這樣動員出來的力量用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設，中國完全有可能“縮短和減輕分娩的痛苦”，為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打下良好的物質技術基礎。然而對“資本主義”的厭惡使毛澤東看不到《共產黨宣言》中所談到的資產階級的“革命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絕沒有用玫瑰色描繪資本家，但他們更沒有像毛澤東那樣，讓資產者個人背負起歷史的十字架。在他們看來，資本家無非是資本的人格化。資本是惡，但相對于封建的生產關系來說卻是福。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它只能在歷史的進程中實現自我揚棄，而不能被人為地消滅。就此而言，階級斗爭有自己的界限，它必須適應于當時的經濟生活條件。毛澤東卻把階級斗爭絕對化，從時間上要求“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從空間上要求“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乃至與自己斗（“斗私批修”），終于使階級斗爭走向自己的反面。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要求，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的變革，必然反映到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個領域。然而一方面，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使中國煥發出無限的生機和活力，另一方面，由此帶來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發展要求卻遭到了壓制。按照鄧小平的看法，改革開放的核心內容是“解放生產力”。20世紀80年代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城市的“個體戶”的涌現，其實質都是把原來被束縛、被荒廢的生產力釋放出來、利用起來。相對于原有的生產格局來說，這是新增添的社會力量，并沒有觸動既得利益者。但20世紀90年代以后，情況發生了根本變化。按照社會學家孫立平的分析 ，既得利益階層在90年代上半葉還只能在政策的執行領域內興風作浪，到90年代下半葉就滲透到了政策制定領域。從此，改革的方向由解放弱勢群體中蘊藏著的生產力被扭轉到制造和掠奪新的弱勢群體，擴大和鞏固強勢群體的利益。這在教育、醫療和住房改革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近代以前的中國，由于存在的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所以教育、醫療和住房費用都由人民群眾自己負擔。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這三方面的費用由社會負擔（有的是由集體負擔，有的是由國家負擔）。在“公有制”條件下，至少在名義上這些公共資源都掌握在人民群眾手中，因此由社會負擔這些費用是理所當然的。這同資本主義制度早期全部由個人負擔的體制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教育、醫療和住房改革的目標是市場化，其實質是把原來由社會負擔的公共服務變成由群眾個人支付費用的商品購買行為。按“公有制”的含義，教育、醫療和住房這些公共資源本來就屬于人民群眾，所以現在的做法無異于把本來屬于人民群眾的東西賣給人民群眾。這不是赤裸裸的掠奪又是什么？
如果這些掠奪來的資金能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是改變所有制的性質，而是全部作為社會發展自身的追加資本投入生產領域，群眾還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畢竟沒有其他的資本原始積累渠道。實際上，20世紀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在相當大程度上正是為了滿足為工業化籌集資金的需要。當時，受到剝奪的農民雖有怨言，但并未產生大規模的反抗。然而，20世紀90年代由權貴階層主導的改革卻變成了瓜分公共資源的盛宴。被掠奪來的資源幾乎全部裝入了強勢群體的個人腰包。強勢群體掠奪的目的并不是為國家的經濟發展籌集資本，而是為了自己揮霍，揮霍不了的就轉移到國外，以備不時之需。
現在群眾開始懷念毛澤東了，有的人甚至念叨起“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來一次”的老話。空氣中彌漫著火藥味。按社會學家的說法，“改革的共識和動力已經喪失”；貧富分化加劇，剝削壓迫增強，階級斗爭甚至社會革命的弦在不知不覺中被不斷擰緊。與此相應，《共產黨宣言》和《國際歌》等“紅色經典”在群眾中重新恢復了感召力。
面對這種情況，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有人解釋說，“以人為本”就是以每個人為本，其核心“以人民群眾為本”。確實，在《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的末尾，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294)
然而，馬克思和恩格斯決不認為，階級和階級對立是可以人為消滅的。他們從未幻想可以不經階級斗爭而實現階級的消滅。恰恰相反，他們不僅認為階級斗爭是消滅階級的必要手段，而且認為，只有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才能擔負起消滅階級對立的歷史重任。中國能夠成為例外嗎？
四、《共產黨宣言》與中國的未來
《宣言》帶有它發表的那個時代的特點。比如，它之所以突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是因為它認為：
“我們的時代，資產階級的時代，卻有一個特點：它使階級對立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2](273)
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定其他階級的存在，但是在他們看來，“其余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其中只有極少數能夠上升到資產階級的地位，絕大多數人被拋到無產階級的隊伍里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料到，一方面由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創造了相應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由于無產階級的斗爭迫使資產階級做出讓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是在分配領域（通過國家干預），后是在生產領域（通過占有股份），無產階級（更不要說介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其他社會階層）逐漸得以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出現了。在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出現了一個面目模糊的中間地帶。于是，階級斗爭的形勢不是日益簡單化、明朗化，而是變得空前復雜化了。當資本主義社會隨后在社會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按照同樣的原則做出讓步之后，它內部的社會主義因素就被完全磨去棱角，納入資本主義制度的范圍，成為資本主義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改良因素。
中國學者習慣于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說它們失去了革命性，陷入了改良主義。但即使它們堅持自己的革命性，那又如何呢？要知道，“革命”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工人階級能夠通過和平改良的方式逐步達到自己的目標，他們又怎么愿意付出代價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去取得呢？因此，問題不在于無產階級政黨，而在于無產階級本身，在于傳統意義上的“無產階級”的逐漸消亡。
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沙皇俄國的情況倒是與《宣言》相符合的。俄國的資本主義也在不斷向前發展，但人民群眾未能分享發展的成果。國家經濟的發展與人民群眾的貧困化成正比，導致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統治者不僅沒有像西歐國家的資產階級那樣，采取措施緩解矛盾，相反，隨著反抗程度的增長，它日益強化自己的暴力統治，終于徹底摧垮了人民群眾對政府的幻想。對政府的逆反心理使人民群眾對所有的改良派失去信任，終于導致十月革命的爆發。
由此可見，階級斗爭的狀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二是統治階級的寬容程度。在生產力水平極低的情況下，是不可能從根本上改善無產階級的貧困處境的。但在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之后，能否允許無產階級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就成了社會穩定的關鍵。這時候，對階級斗爭的寬容程度就體現了統治者的政治智慧。按其本性來說，資產者個人是決不會主動讓步的。但是面對聯合為整個階級的無產者的強大壓力，資產者不得不以妥協換得平安。因此，有智慧的統治者會寬容階級斗爭，并把它轉化為社會改良的推動力量，以便保證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而愚蠢的統治者則會不斷收緊勒在無產階級脖子上的繩索，直到他們被社會革命的風暴席卷而去。
中國的未來更像西歐，還是更像俄國？這不取決于弱勢群體的意愿，而取決于強勢群體的選擇。但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自居的中國共產黨，理應凌駕于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的階級斗爭之上，抑強扶弱，把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壓力轉變為改革和發展的動力，而不是相反，不是站到強勢群體的立場上，千方百計壓抑弱勢群體的反抗和斗爭。要知道，強勢群體可以通過工商聯、政協、乃至人大來表達自己的意愿，甚至已經被試圖“擴大階級基礎”的執政黨整合進統治階層內部，他們是根本不需要去“代表”的；需要關注的不是強勢群體，而是被壓在底層的弱勢群體。他們一忍再忍，現在已經快要到達神經崩潰的極限了。地底已經在搖動，現在需要打開一個泄洪口，讓這種不滿發泄出來，否則堤壩就危險了。
根據《宣言》認定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2](257)的原理，中國共產黨并不需要“發動群眾”。只要一步步放松束縛，讓群眾的手腳逐漸獲得自由活動的余地就夠了。正如鄧小平解放生產力需要有計劃、有步驟、循序漸進一樣，現在解放生產關系也要有計劃、有步驟、循序漸進地進行。只要階級斗爭能夠被納入法治化的軌道，中國就一定能度過目前的難關。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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