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與壟斷資本——二十世紀中勞動的退化

【美】 哈里•布雷弗曼 著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哈里•布雷弗曼是美國工人出身的經濟學家，當過銅匠業徒工，在海軍造船廠、鐵道修配廠、基礎鋼鐵工業設備廠等處工作了十四年之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任政治性月刊《美國社會主義者》聯合主編，此后擔任兩家出版社的主編和經理共十余年。1967年起擔任《每月評論》出版社社長。是美國經濟學界的“新左派”。著作除本書外，尚有《俄國的未來》等。

作者在本書中，研究了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過程這個重要課題，探討了這個課題的許多方面，如：勞動在各職業內部的演變及其在職業之間的轉移，企業管理、現代公司、辦公室勞動的演變，科技革命的發展及其影響，以及工人階級結構的變化等等。作者著重指出，各項演變、變化或發展的原因是資本追求最大的剩余價值。

目錄

前言（保羅•M•斯威齊
導言

第一部分 勞動和管理

1 勞動和勞動力
2 管理的起源
3 分工   
4 科學管理
5 科學管理的最初影響
6 使工人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第二部分 科學和機械化

7 科技革命
8 科技革命與工人
9 機器
10 管理和工業技術對分工的進一步影響

第三部分

11 剩余價值和剩余勞動
12 現代公司
13 無所不在的市場
14 國家的作用

第四部分 工人階級職位的不斷增長

15 辦公室工作人員
16 服務性職業和零售業

第五部分 工人階級

17 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后備軍
18 職業的“中間階層”
19 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
20 關于技能問題的總論
前言

保羅•M•斯威齊

保羅•巴蘭和我合寫的《壟斷資本》一書，于1966年出版。我們在該書的序言里說，我們采用的方法，并不打算給所研究的社會結構勾畫一副完整的圖案。我們還說：

我們尤其意識到，我們使用的這種方法結果幾乎完全忽視了在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問題——勞動過程。我們強調技術變化在壟斷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然而沒有系統地探討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所特有的各種技術變化對以下幾個方面的影響，即：工作性質、工人階級的組成（與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階級的組織形式和斗爭形式，等等。對壟斷資本主義作全面研究時，這些顯然都是必需加以論述的重要問題。

差不多十年以后，哈里•布雷弗曼的這本著作出版了。現在，我們在這本著作中終于看到為彌補上述的大部分缺陷而作出的嚴肅認真的努力，我認為這種努力是完全成功的。這種努力“試圖系統探討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特有的各種技術變化對工作性質和工人階級組成（與分化）所造成的影響，”要對這種努力作出比這更準確、或更扼要的描述，是很困難的。然而，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討壟斷資本主義下可以說是工人階級發展的一些主觀方面的東西。這項工作仍然有待完成。無論由誰擔負這個任務，他都會在本書里找到可靠的和必不可少的根據。

我要明確表示，巴蘭和我沒有試圖彌補這個缺陷的原因，不僅在于我們采用的方法。更為基本的原因，是我們缺乏必要的資格。像馬克思那樣的天才，能夠分析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而沒有直接陷進這個問題里去。他的分析無比出色，獨具高見。對于比較平凡的人來說，直接經驗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領域里，各式各樣的學術“專家”和學術“權威”的沉悶論述，已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巴蘭和我都缺乏這種極為重要的直接經驗，如果我們貿然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十有八 九會受到資本主義理論家竭力鼓吹的許多神話和謬論的欺騙。歸根到底，對資本主義來說，再沒有任何問題比把真相掩蓋起來更重要了。我只想舉出一個例子作為我受騙上當的證明，這就是，我們輕信了在上半個世紀中非熟練勞動力的百分比大量下降的全部神話（請參閱《壟斷資本》，第267頁）。哈里•布雷弗曼有豐富的直接經驗——關于這點，他在本書導言里已經作了概述——所以，他有非常充分的資格來反駁和揭露資本主義辯護士的曲解和謊言。這種反駁和揭露，在富有說服力的最末一章里做得最為徹底；熟練勞動力不斷增加的神話，在這一章里遭到徹底摧毀。

然而，科學地研究壟斷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過程，不僅需要直接經驗，精通馬克思在這方面的先驅著作和他的辯證法，也是同樣重要的。哈里•布雷弗曼也有這個特長。實際經驗和理論才能的結合，才使他能夠對于了解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社會作出無比重要的貢獻。而這種結合，幾乎確定無疑地被排除在我國學院式社會科學之外了。

凡是讀這本書的人，都會從中得益處。但是，那些把本書和《資本論》第一卷，特別是第四篇（“相對剩余價值的生產”），對照閱讀的人，尤其會得到特別的益處，因為《資本論》把對勞動過程的分析第一次置于真正科學的基礎之上。馬克思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他運用這些概念和方法達到了如此良好的效果，以致他的追隨者長期以來都認為根本勿須在這個研究領域里再增添新的東西了。就理論來說，這些人是對的。當然，上個世紀里，資本主義的內在性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它的外部表現卻經歷了重大變化。資本積累已經采取了新的組織形式，侵入了一些舊的經濟部門，也涌進了許多新的經濟部門。要做的工作是，把馬克思的理論應用到由于資本不停的擴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職業上面去。這就是哈里•布雷弗曼給他自己確定的任務。在理論上，像他首先表示的那樣，這本書里沒有什么新東西。在由于創造性地應用理論而獲得的知識方面，本書卻有大量的新東西，其中大部分是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已經成功地建立起來作為這個社會的傳統學識相矛盾的。

我要接著說，在許多重要方面，本書的作用是提出問題，而不是解答問題；是開辟（或重新開辟）一向被忽視而且現在需要研究和仔細推敲的探討途徑。我也確信，哈里•布雷弗曼是會首先同意這種看法的。對于任何一種職業或勞動過程的其它方面，都值得作出比這本概論更加詳盡的歷史的和分析的調查研究。在這種意義上，哈里•布雷弗曼的著作可以看做對年輕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的一種邀請和挑戰，要他們進行一項迫切的工作，去摧毀資產階級的空論，用我們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真實描寫去替代它。*

* 關于這一點，我提請大家注意本書第十七章（“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后備軍”）。這一章提出這樣的論點：馬克思關于“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決不是像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長期以來說的那樣，是一種非常荒謬的理論；事實證明，它是馬克思洞察資本主義制度最有根據的真知灼見之一。按照這個規律，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征是，一個極端是財富的積聚，另一極端是貧窮和苦難。假如近年來論述貧困和有關問題的大量文獻是以這個牢固的基礎為出發點的話，那么這些文獻該是多么有條有理，又是多么有用呵！

這些評論到此為止。我必須承認：對我說來，讀這本書在感受上很不平靜。我認為，這種感受和千百萬讀者讀《資本論》第一卷時的感受有點相像。我國大多數同胞和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地區里和他們處境相似的人們，被迫去過的勞動生活狀況，是可悲的、可怕的、令人傷心的。這種狀況，難以忍受、不能忘懷，已深深地印入我的思想意識之中，一切才能和精力，天天用于發明那些使他們的苦難更加深重的方法和手段，名義上是為了提高效率和生產率，實際上是為資本這個天神謀求更大的繁榮。每當我想到這種情況時，我對人類竟然愿意繼續忍受這種對人類幸福顯然具有破壞性的安排感到驚異，這種驚異的程度超過了我對人類有能力創造這樣一種可惡的制度所感到的驚奇。如果這種努力，或者只是一半的努力，用于使工作盡可能地成為令人愉快的、創造性的活動，那么這個世界該是多么美好呵！

但是，首先要廣泛地了解資本主義的真實情況，了解為什么資本主義表面上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實際上只不過是掩蓋極少數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遮羞布。我相信，本書對那些非常需要啟發的人會作出重要貢獻。

導言

本書開始在我的頭腦中形成時，僅僅是作為對美國職業變化情況的一種研究。我深感興趣的是工人階級的結構及其變化情況。一段時間以來，從事于制造業和各有關工業部門的那部分人口——所謂產業工人階級——在比例上顯然一直在減少，即使不是絕對數字的減少，按相對數字來說無論如何是這樣的。因為我不清楚這個過程的詳情細節，特別是它的歷史轉折點，以及取代舊職業的新職業的形成過程，所以我就著手進一步去了解它們。還因為，如我很快就發現的那樣，這些事情現在還沒有比較全面的搞清楚，我覺得有必要對職業的變化過程作一比過去出版物中所發表的更有內容的歷史敘述和分析。

我越是閱讀關于職業問題的官方的與非官方的文獻，我就越覺得在這方面的許多現代著作中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人們強調說，現代的工作，由于科學技術革命和“自動化”，需要越來越高的教育和訓練水平，一般都需要運用更多的知識和智力。然而，對工業中和辦公室里的勞動條件的日益不滿，似乎是同這一觀點相矛盾的，因為也有人說——有時說這話的就是在另外一些時候支持第一種觀點的那些人——工作已越來越細地分為一些微小的操作，以致不能使具有目前教育程度的人保持對工作的興趣，也不能使這些人發揮他們的才能；說這些微小的操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訓練越來越少；說現代工作由于“無所用心”和“官僚主義化”，其趨勢是使越來越多的勞動人民“感到厭倦”。概括地說，這兩種觀點是不容易調和的。另一方面，我也未能在大量文獻中找到任何想通過詳述各種職業演變情況而在互相對比之下使它們協調起來的嘗試。

因此，我的興趣便開始擴大到包括各種勞動過程在各種職業內部的演變以及勞動在各種職業之間的轉移。隨著這種種變化在我的頭腦中逐漸清晰起來，我就去探討工作之所以在現代不斷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動力。尤其是，這使我把管理的演變和技術的演變，以及現代公司的演變和社會生活的演變包括在我的調查研究之中。很久以前我就覺得，我在打算研究過去百年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情況。

為一般讀者說明技術和管理的發展趨勢的文獻主要有兩種形式：報刊文章和社會科學書刊。在相當廣泛的閱讀這種文獻的過程中，我特別感到其中對于所討論的具體問題的敘述措辭含糊、籠統，有時異乎尋常的錯誤。我覺得許多為人廣泛接受的結論都不是以真實資料為根據的，不是把十分復雜的現實情況簡單化了，便是完全誤解了它。由于本書中所談到的大部分問題都將對這種關于工作和勞動人民的傳統描繪提出異議，我覺得我應把我的背景，就其在本書中起作用的部分，向讀者作一說明。因為雖然我在這一研究著作上只花費了過去四年多的極大部分空閑時間，但我對其中討論的許多問題，是在更早的許多年之前就開始發生興趣的。

我開始我的勞動生活是在銅匠行業里當四年學徒，在這個行業里，我總共工作了七年之久。這七年是在一家海軍造船廠里度過的，當時這類工業企業大概是持續兩個世紀之久的工業革命的最完美的產物。在這兩個世紀中興起的幾乎所有的機器工藝（其中有些，例如我自己的那一行，都是植根于更早的古老時代的手工工藝的）都在這樣一個造船廠里密切結合在一起使用著。由于一些行業性質這樣接近，并且各種勞動過程連結在一起，又因為各個行業的學徒都集中在一個每周上兩次課的專業學校里學習，所以我不僅學得我本行的知識，而且也學得了大部分其他行業的具體知識。

由于我這一行業的就業機會極為有限，而且在一些新的操作法和材料取代了傳統的銅匠業的操作方式之后，我所從事的行業就迅速地衰微了，這就使我在移居其他地方或調動工作時難以繼續做銅匠的工作。但是因為銅匠這一行業乃是許多其他行業的工作的基礎，所以我常能在諸如管道安裝、鋼板和工業設備等行業中找到工作。我在鐵道修配廠、鋼板廠，特別是兩家把鋼板和結構鋼加工成為基礎鋼鐵工業用的設備（包括鼓風爐）的工廠里，做這一類工作也做了七年之久。

這種關于技藝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讀者在讀了本書之后，作出結論說，我對古老的勞動方式的陳腐條件還懷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但我力圖不讓我的任何結論根據這樣一種浪漫精神來作出，同時從總的說來，我不認為這個批評是有理由的。的確，我過去樂于，現在還樂于以一個手藝工人的身份進行工作，但是因為我是在機械技術急劇變化的年代里長大的，所以我一直意識到以科學為根據的技術變革在不屈不撓地進展著；而且，在我對這個問題的一些看法里，在我所參加過的工匠們關于“新”與“舊”的許多次辯論中，我總是一個主張現代化的人。我當時認為，現在仍然認為，勞動過程之從以傳統為根據轉變到以科學為根據，這對人類的進步和使人類免于饑餓和其他窮困來說，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在整個那些年中，我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是一個積極分子，我已經吸收了馬克思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所敵視的并不是科學和技術本身，而只是把科學和技術用作造成社會各階級之間的鴻溝并使其永存和深化的武器的那種做法。

我在那些年中不僅有機會親自看到各種工業勞動過程的變化，而且還看到了這些勞動過程是如何重新組織的，而被有系統地剝奪了一種手藝遺產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這種遺產的東西。我像所有的手藝工人，甚至最不善于表達內心思想的手藝工人一樣，老是忿恨這種事；當我重新閱讀本書時，我感到其中不僅有一種社會的義憤感（那是我故意寫出的），而且也許還有個人的受侮辱的感覺。如果確是如此，那我說，這并不是我故意寫出的，但我并不認為它有什么害處。然而，我重復說一句，我希望沒有人從此得出結論說，我的觀點是由于緬懷一個一去不復返的時代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的關于工作的一些觀點都是由于懷念一個尚未誕生的時代而形成的，在那個時代里，對工人來說，由于自覺地有目的地掌握了勞動過程而產生出來的技藝上的滿足，將與科學上的奇跡和工程上的獨創性結合起來；在那個時代里，每一個人都將在某種程度上從這種結合中得到好處。

在后來的幾年中，也正是我們這個時代中某些最典型的辦公室勞動過程開始經受急劇變化的時刻，我能得到關于它們的第一手經驗。干了幾年社會主義報刊工作之后，我就在書籍出版方面當了一個編輯。后來又在兩家出版社當了十多年的業務管理人員。在這里，我能夠了解到、事實上也能夠設計出某些涉及現代銷售、分配、會計和書籍出版日常工作的管理過程。而這個經驗又包括從傳統的辦公室體系到計算機化的辦公室體系的轉變。我并不自認為這一背景同許多長期在大機關里工作的人的背景一樣廣泛，但它至少使我能相當詳細而具體地了解現代辦公室據以組織勞動過程的那些原則。

讀者們將在適當的章節中看到，我已努力在本書中利用這一經驗。我還得益于許多朋友、熟人和在公開集會上或旅行時所遇到的陌生人所進行的關于他們的工作的談話（現在其中某些人如果偶然讀到本書的話，可能會了解為什么我那時竟那樣直率無禮地愛打聽這類事情）。但是，雖然這種職業的和談話的背景材料是有用的，我還必須強調說，本書中任何材料都不是依靠個人經驗或個人回憶而提出的；我納入本書的那些實際材料，幾乎沒有一件我不能提出出處來，使讀者可以自己去核對——這是任何科學作品都應作到的。

在整個研究和編著的過程中，我曾和一些朋友討論了那時正在我頭腦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我要在這里為他們的關心和耐心向他們道謝。手稿也曾由一些朋友、熟人和關心的人們讀過，我得感謝他們的一切寶貴的建議，這些建議使我對于有時是很復雜的題材表達得較清晰些，并使我免去了某些概念和表達上的錯誤。我要特別感謝保羅•斯威齊和哈里•馬格多夫，他們提醒我注意一些我可能會忽略的線索，并建議我閱讀一些我可能會漏掉的材料；但我還要加上一句話，我從他們那里得到的主要好處，也是我最深切感到的好處，乃是他們為我樹立了作為企圖掌握現代社會真實情況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榜樣。我對那些其著作具有特別價值的作者的謝忱，俱見于本書正文以及腳注和出處注釋中。本書是在馬克思的精神影響下寫成的，但是，讀者將會看到，馬克思以后的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寫的書，都沒有在本書的有關勞動過程的那些章節中發生直接的作用，其所以如此的原因，我現在必須設法加以說明。

※※※※

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占中心地位的是在資本控制下進行的勞動過程，副標題正確地把它稱作“對資本生產的批判分析”*。這一卷是馬克思對于他所能充分了解的資本主義說明了其特點的研究著作的唯一部分；在這一卷中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的諸過程是怎樣在那個社會的主要動力，即資本積累的推動之下，不斷地轉變的。對勞動人民來說，這種轉變首先表現為各工業部門的勞動過程的不斷變化，其次表現為勞動在各種職業和各個工業部門之間的再分配。

* 副題是“資本的生產過程”。——譯者

馬克思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完成了這一著作。在過去一個世紀中，這種動力已比馬克思生前所目睹、并據以進行其對資本主義生產的批判分析的這種動力的表現形式遠為有力。然而使人驚奇的是，馬克思主義者們在這方面并沒有對馬克思的著作增加什么新東西。無論是這整個資本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的世紀中生產過程的變化，或是勞動人民的職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變化，從馬克思去世以來，都沒有得到任何全面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像我已說過的那樣，我不能把對本書的有力的精神影響歸諸馬克思本人以外的任何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根本沒有一本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按照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方法來論述這個問題的后繼著作。既然此事的原因必然是饒有興趣的，我們一定要問它個究竟。

答案大概要從馬克思用以完成其工作的非凡的透徹性和預見性開始。他對勞動過程及其在工廠制度中的發展，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最淵博而有系統的研究。他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趨勢有十分透徹的了解，他根據在他那個時代還很不充分的一些事例作出了十分精確的概括，因而在他完成了他的著作之后的幾十年中，他的分析對勞動過程每一個特殊問題看來都是適當的，而且對于全面的生產運動也是非常正確的。因此，開始時許多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一問題沒有什么論述，可能就是由于馬克思的分析的這種預見的力量。工廠制度的發展看來在每一點上都證實了馬克思的看法，并使任何想再作他已作完的事情的企圖成為多余。的確，二十世紀初期，商業方面、管理方面和技術方面勞動之增加，似乎破壞了馬克思的兩極的階級結構，并引進了一個使問題復雜化的因素；這曾在第二國際、特別在其德國支部中引起了討論。但是，部分因為這些趨勢當時尚未充分成熟，這次討論流產了，而且甚至在問題的實質已擴大范圍的時候，沒有明確的結果就煙消云散了。

當時，本世紀的一些大事情——兩次世界大戰、法西斯主義、資本主義經濟在戰后和大蕭條時期的不斷的崩潰和復歸穩定，以及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主義革命——支配著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作。占領著這個暴力舞臺的前部的是壟斷、軍國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或“崩潰”趨勢，革命的戰略和關于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種種問題。

本世紀中科學技術、勞動生產率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工人階級通常的消費水平的不尋常的發展，正像我們屢次指出的那樣，對整個工人運動具有深刻的影響。已加入工會的工人階級，懾于資本主義生產的規模和復雜性，同時由于生產率急劇增長所提供的好處而削弱了他們原來的革命動力，他們越來越喪失從資本家手中奪取對生產的控制權的意志和抱負，越來越把注意力轉到對勞動在產品中應占份額的討價還價上去了。這種工人運動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直接環境，而馬克思主義者們在不同程度上不得不使自己適應于這個環境。

這種適應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其中有許多現在可以看作是在意識形態上非常有害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行動哲學，不同于其使人高興的宣告，其注意力已越來越不集中于資本主義的深刻的內在性質和工人在其中所處的地位，而集中于它的各種多事之秋的事態和危機。尤其是，對生產方式的批判已讓位于對作為一種分配方式的資本主義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者們感到這種勞動過程有極高的生產率，也許甚至被它所嚇倒，同時又不能理解其越來越甚的科學錯綜復雜性，所以他們在參與工人爭取改善工資、工作時間和工作條件的斗爭時，往往使自己適應那種認為現代工廠是勞動過程的一種不可避免的雖然是有待改善的組織形式的看法。在社會民主黨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社會主義運動中，工會和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是作為密切相聯系的雙方之一，并肩演變，一起奔向一個完全不革命的前景。

俄國革命以后，共產主義運動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復興了，這遏止了許多其他領域里的改良主義趨勢，但在這一方面似乎只是使這種趨勢惡化了。蘇聯共產黨人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所未曾料想到的一個歷史轉折中，在一個剛剛算得上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里掌了權，當時在那個國家里，除了少數幾個工業中心之外，技術、生產、甚至有組織的和有紀律的勞動過程都是很弱的。蘇聯面臨著奇災大禍，除非它能夠發展生產，并以有條理的社會勞動習慣代替俄國農民的根深蒂固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者對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科學技術、生產制度和有組織有規律的勞動過程的重視和羨慕心理比過去增高了。如果昔日的社會民主黨傾向于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一種它必須與之妥協的有巨大力量而成功的事業的話，那么共產黨人也傾向于以同樣的敬畏心情把它看作是它必須去學習和借鑒的榜樣，而且如果蘇聯要趕上資本主義并為社會主義打下基礎的話，它就得模仿這一榜樣。

我們只要回憶一下下列事實就行了：列寧本人就曾多次催促人們研究弗雷德里克•W.泰羅的“科學管理”，以便在蘇聯工業中利用它。他說：泰羅制“也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人在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于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制等等。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采用科學和技術上一切寶貴的成就。社會主義實現得如何，取決于我們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機構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的好壞。應該在俄國研究與傳授泰羅制，有系統地試行這種制度，并且使它適應下來。”（1）實際上，蘇聯的工業化是模仿資本主義模式的；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工業結構喪失了它的臨時的性質，同時，蘇聯決定采用一種僅僅在一些細節方面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組織，因此，蘇聯勞動人民的身上都有西方工人階級的烙印。在此過程中，全世界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感到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馬克思以謹慎的保留態度論述的資本主義技術，和他以激烈的敵對態度論述的勞動組織和勞動管理，現在都成為相當可以接受的東西了。現在，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越來越被看作是一件從高產的資本主義結構中鏟除某些“贅疣”、改進工作條件、在工廠組織上加上一個正式的“工人管理”機構、以社會主義計劃工作代替資本主義的積累和分配的結構。

不管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些什么因素，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銳利武器，現在由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級結構分析跟不上迅速的變革進程而逐漸喪失其鋒芒了。現在已成為老生常談的說法是：馬克思主義只適合于給“產業無產階級”下定義，而隨著這種無產階級的人數和社會重要性的相對縮小，馬克思主義至少在這一方面已經變得“過時了”。由于這種逐漸過時的情況未經改正，馬克思主義在它原來是最強的一點上變成最弱的了。

在過去十年中，左派人士對勞動過程和組織勞動過程的方法又有了興趣。這可能有許多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西歐、美國和日本一往直前的資本積累幾乎沒有受到什么阻礙，這使得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幾十年里統治著激進思想的關于資本主義制度即將“倒臺”和“崩潰”的說法，不再為激進派所重視。蘇聯共產黨意識形態的破產，已為一種要重新研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的新馬克思主義開辟了道路。特別是，六十年代中期在古巴進行的關于勞動組織的討論，和此后不久在中國發生的文化革命，都超出了關于平均分配社會勞動產品的成見，并把在社會生產組織方面進行一場革命的思想放在重要地位。最后，六十年代激進主義者的新浪潮，由于它自己所特別關心的、在某些方面是沒有前例的事情而活躍起來。由于青年、知識分子、婦女運動者、少數民族等等的不滿情緒，并不是為資本主義的“崩潰”所造成的，而是為登峰造極的、或者可以說以最快最有力的步調運轉著的資本主義所造成，所以反抗的集中點現在和過去有些不一樣了。至少有一部分不滿情緒，與其說是集中在資本主義之不能提供工作上，不如說是集中在它所提供的工作上，與其說是集中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崩潰上，不如說是集中在最“成功”的生產過程的駭人聽聞的效果上。貧困、失業和匱乏的壓力并未被消除——遠沒有消除——，而是在這些壓力之外又加上了一種不滿情緒，這種不滿情緒不是提供更大的繁榮和更多的工作崗位所能消除的，因為這些正是首先造成這種不滿情緒的東西。

技術和社會

在本書中，我們將完全討論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程和一般的勞動過程的發展。這馬上就產生了蘇聯集團各國在這一分析中的地位問題。我已簡要地說明了我的觀點：蘇聯（我為方便起見，單說到蘇聯，雖然其特點在蘇聯集團的所有國家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在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已被推翻的一切國家里，都可以找到）的勞動組織跟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組織沒有什么不同。長期研究工作剖析的法國社會學家喬治•弗里德曼在評論蘇聯生活的這一方面時寫道：

……看來蘇聯式的計劃經濟，包括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并且越來越包括共產黨中國*的計劃經濟，都包含著這樣一些大的部門，在這些部門里，技術進步已使簡單化了的工作的數量大大增加了……從而引起了并且正在發展著計劃工作和實際執行之間的分離，而這在我們的時代，看來是一種使一切工業社會聯結在一切的共同特征，不管這些社會的人口和結構是多么不同。（2）

* 此文寫于五十年代，在中蘇關系破裂之前，在文化革命之前。

一個美國社會學家報告說：“我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些蘇聯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堅持說，在生產資料歸工人所有的國家里，是無需研究工作是否滿意的問題的。”（3）然而，在蘇聯有越來越多西方化了的社會學的和關于管理的文獻，企圖說明蘇聯社會從資本主義工業的實踐中吸收了哪些東西。*這些被吸收的東西是無須加以說明的，因為這種敘述蘇聯社會情況并為它辯護的文獻，雖然認為就工人“擁有”生產資料、保健和安全設施、合理的計劃工作等等方面來說，蘇聯的做法要比資本主義的做法優越，但就勞動組織、勞動分工方面來說，并不認為這兩者有什么實質性的差別。

* 例如，最近出版的一本很有影響的叫做《組織與管理，對西方理論的社會學分析》的書。作者把列寧對泰羅制的態度（既譴責泰羅制是進行“資產階級剝削”的做法，但又主張研究它，并采用其中一切有價值的東西）作為自己文章的正式構架。由于具有這個方便的根據，他就敷衍塞責地作了一些應有的譴責，但該書總的精神是專心研究西方的管理理論，并醉心于這種理論的管理和操縱的各個方面。因此，他不但采用了這種精神也采用了這種語言；對這位熱情的作者來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成了“系統分析的一個光輝的榜樣”，而馬克思本人“在創立辯證唯物主義時，也奠定了系統分析的基礎”。（4）

蘇聯的做法和傳統的資本主義做法非常相似這一點，有力地支持了這樣一個結論：現代工業再也沒有別的組織方法了。這一結論早已得到現代社會科學的一種趨勢的有力支持，這種趨勢認為一切實際的事物都是必然的，一切存在著的事物都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現在的生產方式是永存的。這種看法的最完全的形式似乎是一種十足的技術決定論：把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征都看作是直接從大煙囪、機器工具和計算機發生出來的。結果，出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機器社會論，不僅是一種機器“決定論”，而且是一種機器專制主義。在一本由四位社會科學家（其中有克拉克•克爾）寫的書里，我們讀到：“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表現出許多同樣的特點。各個正在工業化的國家，與其說它們像商業經濟，或是農業經濟，或是漁獵經濟，不如說它們彼此之間非常相似，不管它們多么互不相同。……主要的特點之一是從事工業的人不可避免地和永恒地被分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5）這段話說得非常明確，讓人沒有絲毫懷疑。對抗的生產關系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人們用十分嚴謹的語言告訴我們說，是永恒的。*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73年在一篇叫做《論權威》的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論文中寫道：“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6）人們也許會全心全意地同意恩格斯的這一說法，即人在控制自然力并在社會生產中利用它的時候，就已改變了人的社會生活的條件，并使孤立的生產者的自由和個人活動受到組織上的限制。但恩格斯在假設“真正的專制”并使它可以“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時，已被自己的論證弄得有些迷惘，以致使用了他的著作特別是馬克思的著作中所少有的那種概括性的術語。特別是，把“權威”這個辭用來作為一個超歷史的概念，而不管它可能采取什么形式——個人的還是集體的，敵對的還是協調的，掌握還是不掌握在直接生產者手里——這只能是造成混亂的根源。

對于這樣一本著作來說，這里提出的問題顯然是一個重要問題；但這個問題未必能夠通過給它加上一些只靠崇拜現存現實而說得好像有理的結論就得到說明或解決。我覺得這個問題，只有通過一方面對技術和機器，另一方面對各種社會關系，同時對這兩者在現存社會中搞在一起的方式，從歷史上逐一加以具體分析，才能有效地著手去解決。這樣一種分析，一開始就應好好研究，現在的勞動組織和勞動管理方式，是否可能由于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原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并被移入蘇聯社會，由于蘇聯社會為了與那個社會所特有的性質有關的理由而加以模仿。由于認識到人類社會組織中沒有什么抽象意義上的“永恒的”或“不可避免的”特點，這樣一種分析應通過了解產生現代社會形式的歷史演變來進行。而最重要的是，這樣一種分析切不可簡單地接受機器的設計者、所有者和經理人員所告訴我們的關于機器的話，而必須在工廠里和辦公室里對機器和現代工業作出自己的獨立的評價；否則它所創立的就不是一種社會科學而只是管理科學的一個部門。

我在這里必須用一些篇幅先討論一下馬克思關于技術與社會關系的觀點，然后再談一些關于蘇聯的事情。澄清一下馬克思關于這一關系的觀點是必要的，因為正統的社會科學，雖然它本身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具有最庸俗而膚淺的技術決定論的傾向，可是往往就在這一點上誤解馬克思，指責馬克思犯了這種錯誤。

馬克思在1846－1847年寫了一部回答蒲魯東的提名為《哲學的貧困》的著作，在這一最初發表的概述自己對歷史和社會的看法的論文中，他寫道：

經濟學家蒲魯東先生非常明白，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范圍內制造呢絨、麻布和絲織品的。但是他不明白，這些一定的社會關系同麻布、亞麻一樣，也是人們生產出來的。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聯。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保證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7）

最后這句話具有馬克思最好的警句所特有的引人注目的性質和明顯的歷史正確性。但不幸的是，吸引了許多人注意力，使他們試圖用來作為馬克思對這個問題進行歷史分析時所付出巨大努力的代替品的，卻是它的另一種性質，即顯得好像是一個現成的公式的那種性質。馬克思在僅僅幾頁之后說到蒲魯東時說：“而科學在他的觀念里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8）雖有這樣一些警告，但仍有一些人力圖把馬克思理解為公式的提供者，從而在他身上貼上一張“技術決定論者”的標簽。

當然，馬克思確實認為“生產資料”在社會演化中居于首要的地位。但這從來沒有被想象為一種“使”某種生產方式自動地從某種技術中產生出來的簡單而片面的決定論。這樣一種決定論不符合于一般歷史情況，而且對于馬克思所特別關心的那段革命的轉變時期，是特別無用的。顯然，在那段時期里，呈現著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關系的各種社會，是在基本上同樣的技術的基礎上并存著。馬克思對于轉變問題的答案，關鍵在于他認為生產力在一種社會關系體系內部是發展著的，一直到生產力發展得超過了這一體系，和它發生矛盾，并沖破了它的界限。這有兩種重要的含意，這兩種含意都是和那種認為馬克思是一個舞弄簡單公式的“技術決定論者”的說法相矛盾的。一方面，這意味著，社會關系的一個時期結束時所特有的那些生產力，也就是接著來的后一時期開始時所特有的生產力；誠然，這怎么會不一樣呢，因為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雖然歸根到底可能會由于生產力的逐漸演變而發生，但決不會在革命的第二天就給社會提供嶄新的技術。另一方面，它為生產力在一種社會制度范圍內部的發展和演進作了準備，這是一切社會制度的但對資本主義特別有重大意義的特點。因此，如果蒸汽動力“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那么工業資本主義轉過來“產生的是”電力、內燃機動力和原子動力。

根據這一描述，我們可以認為資本主義早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更接近于封建主義晚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資本主義晚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更接近于社會主義早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而資本主義早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與資本主義晚期的技術和生產組織相互之間并不那么接近。這一點當然是正確的，并且基本上證明了這一事實，即技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決不是任何簡單的“決定論”所能解釋的。馬克思幾乎在他的全部歷史著作中都論述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雖然毫無疑問，他認為生產力在歷史長河中居于首要地位，但是他大概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日常的歷史分析中，這個首要地位可能被公式主義地加以利用。*

* 馬克思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所沒有完成也未經馬克思本人發表的一篇文章，考茨基說它是“準備用來作為他的主要著作的導言的一篇論文的片段草稿”）中，寫下了八段文字，作為“應該在這里提到而不該忘記的各點”。其中第五段是：“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這樣一種辯證法，它的界限應當確定，它不抹殺現實差別。”（9）他對這個題目的詳細闡述，在這一點上是有重大關系的。

那些只根據少數分散的警句來了解馬克思的歷史方法的人，要想知道他怎樣論述作為一種社會形式的資本與作為一種技術組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那就得好好研究《資本論》。根據馬克思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的和分析的范圍內，技術產生著社會關系，但它也是由資本所代表的社會關系所產生的。馬克思探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是從初期的工場手工業——它“除了同一資本同時雇用的工人較多以外，和行會手工業幾乎沒有什么區別。”（10）——一直到家庭工業，制造業的分工，機器和現代工業，以及工廠制度，在這種工廠制度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后完全建立起來，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所固有的勞動的社會形式“才取得了在技術上很明顯的現實性”（11）。根據這一觀點，《資本論》第一卷可以說是一部很偉大的著作，它論述了商品形式如何在適當的社會和技術的背景下，成熟成為資本的形式；以及資本的社會形式，為了自己的存在不得不進行不斷積累，又如何徹底地改變了技術。*

* 近年來資產階級社會科學重新談起了馬克思，這給馬克思帶來了一些差不多跟他的敵人一樣沒有什么好處的朋友。例如威廉•L.茲沃曼，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論技術與“組織理論”的書中把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總括如下：“馬克思主義者預先假定了工業技術的首要地位，把社會關系（首先是各別組織本身）看作是次要的，也就是說是上層建筑。”（12）于是茲沃曼力圖把這一觀點應用于資本主義大公司，而資本主義大公司正是與它沒有什么關系的場所，而且事實上在那里這個關系的條件是顛倒的。在這樣做時，他很像一個要把那些在那里已不再適用的生物學名詞應用于一定的社會演進過程的新達爾文主義者。在資本主義大公司里，是社會形式支配技術，而不是技術支配社會形式。

在這一分析中，常常引用的警句中的那些條件都被顛倒了。如果說馬克思對于社會形式和物質生產過程之間的這種交替作用絲毫不感到為難，而恰恰相反是應付裕如的話，這是因為——除了他的辯證法的天才之外——他從來不對歷史采取一種公式主義的看法，從來不隨意玩弄無遮無蓋的相互關系，“一對一的關系”，也不愚蠢地打算通過極度簡單化的做法來掌握歷史。社會的確定性并不具備化學反應的固定性，而是一種歷史過程。社會的具體而確定的形式確實是“確定的”而不是偶然的，但這是一條線一條線地把歷史這塊織物編織起來的那種確定性，而不是硬塞進一些外來的公式。

這些意見切合本書主題之處就在于：正像讀者可能已經知道的那樣，我們將要表明，我們在我們周圍看到的“生產方式”，即組織和進行勞動過程的方式，是我們稱為資本主義的那種社會關系的“產物”。但是，我們社會的形態，任何特定社會的形態，并不是在我們眼前立即產生那個社會的那些“法則”的一種同時發生的創造物。每個社會都是歷史過程的一個瞬間，而只能作為那個過程的一部分而被人們所掌握。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形式，當它存在于時間、空間、人口和歷史中的時候，織出了一塊由無數線條組成的織物；它的存在的諸條件形成了一個復雜的網，其中每一條件都必需以許多其他條件為先決條件。就是由于這種堅固而確實的存在，歷史所產生的這個具體形式，其任何部分都不能用一些人為的假定加以改變，而不歪曲它的實際存在方式——正因為如此，它在我們看來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永恒的”。只有在這個意義上，在作為一塊織了許多世紀才織成的織物的意義上，我們才可以說資本主義“產生了”現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同那種使我們能從一種特定技術狀況“推斷出”一種特定的社會組織方式的現成公式是大不相同的。

關于資本主義的這些說法，也可以用來說“社會主義”，按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來說，這種社會主義在任何地方都還沒有存在過。蘇聯發生了革命，但這個革命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發生的，而且在革命后的幾乎全部歷史中，技術和生產的進步是和放棄一些原來的革命目標結合在一起的。這種特殊的結合，需要作非常細致而具體的分析。在蘇聯社會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轉變時期的不同尋常的形式，這個轉變時期很可能持續若干世紀之久，而且毫無疑問會呈現出許多矛盾的、復雜的和過渡的形式。不論人們對蘇聯的工業化抱什么觀點，誰也不能把它的歷史，甚至它最初和最革命時期的歷史，認真地看作是要用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方法來組織勞動過程的一種嘗試——因而也是一種要在克拉克•克爾的永恒真理的巖石上撞得頭破血流的嘗試。人們很難提出證明說，哪一屆蘇聯領導人曾主張說，應該在蘇聯歷史的這一階段進行這樣一種嘗試。*（這里，在蘇聯的和中國近來的綱領性文獻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別。赫魯曉夫嘲笑中國要把建設共產主義的工作體現在工業化過程之中的計劃是試圖“用錐子來喝湯”。他的俏皮話在一種正統的共產主義想法的范圍之內是有趣的，正統共產主義的想法是屬于列寧和列寧以前的時期的想法；但他的話現在已毫無趣味，因為中國人已把他們的值得注意的想法說得更加明白了。）

* 斯蒂芬•A.馬戈林在一篇論資本主義生產的等級制度之起源與作用的論文中說：“為了優先考慮資本積累，蘇聯重復了資本主義的歷史，至少在男女工人和他們的工作的關系方面是如此。……蘇聯人自覺地有意地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現在，蘇聯人只逮住了‘趕上并超過美國’這只老虎的尾巴，因為，要把那個社會的勞動組織改變得像我們社會里那樣，可能要經歷一場革命。”（13）

如果生產方式不會由于社會形式的變化而自動地立即發生變化，那么像我們在蘇聯看到的那種混合的結構就不足為奇了。資本主義用了幾個世紀的時間來發展自己的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我們在下文中將會看到，現在還在改進和發展之中。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生產方式，并不像資本主義跟著盲目的有機的市場力量而成長起來那樣，“自動地”成長起來，它必得在一種適當的技術基礎上，由人類集體的自覺而有目的活動產生出來。這種活動不僅要克服前一生產方式的習慣條件，而且還要克服存在過各種階級社會的幾千年中的那些習慣條件，因為，隨著資本主義的衰微，我們結束的不僅是一個社會形式，而且也是如馬克思所說的“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后一個對抗形式，……人類社會的史前時期就以這種社會形態而告終。”（14）根據這種觀點來考慮，那種認為本書中所要討論的勞動過程，只靠以蘇聯為例這一簡單辦法就可以取消其資本主義性質的想法，在我看來是最壞的一種偽科學。

無論如何，本書的目的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過程，及其如何通過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而形成的具體情況。在這里，我不能對蘇聯集團的混合型社會如何模仿這種結構的具體情況進行同樣的研究。后面這種研究具有其自己的很不相同的主題，而且它本身也具有巨大重要性。但是，既然這一生產方式是資本主義而不是蘇維埃制度所創立的，而它在蘇聯只是一種發射的、模仿的和（但愿是）過渡的形式，所以研究勞動過程必須從資本主義開始。

“新工人階級”

“工人階級”這個詞，嚴格地說，從來不是精確地描繪特定的某一批人，不如說是用以說明一個不斷地發展著的社會過程的名詞。雖然如此，但在大多數人看來，它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中，代表著資本主義國家中相當確定的一部分人。但是由于發生了廣泛的職業變化（這將在后面幾章中加以敘述），和最近幾十年來人們越來越感覺到這種變化，這個名詞已喪失了它的大部分說明能力。因此，我對那些要我先給“工人階級”這個名詞下一個簡明而合乎時宜的定義的讀者，頗表同情。這樣一個定義，如果可以容易地作出的話，對作者和讀者都是有益的；但我覺得，如果一開始就努力去下這樣一個定義，那結果會使問題得不到澄清，反而引起混亂。我們所處理的不是只要求填上數量的代數方程中的靜態項目，而是以人口的各個部分的變化為標志的動態過程。許多這種部分在階級定義中的地位還是比較復雜，在沒有作出大量說明并把分析的準則弄明白之前，是不能貿然加以決定的。

說得稍微具體一些：我對于把工人階級，根據其“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定義為不占有勞動手段或對勞動手段沒有所有權、而必須把它的勞動力出賣給占有勞動手段的人的那個階級，沒有爭論。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下，當幾乎所有的人都已被置于這種境地，以致這個定義包括了各種各樣的職業階層時，重要的并不是單純的定義，而是定義的應用。在這里我只能說，我希望從這個研究中浮現出一副關于工人階級結構的合理而有用的圖畫。如果讀者們容許我扯得這樣遠的話，我想他們以后在這種說明中會明白這個過程的必要性，正像我在研究的過程中明白這一必要性那樣。*

* “即使非常精確，〔馬克思〕也不大愿意用固定的詞句來說明他的觀念。例如，這篇論資本主義生產的著作里并沒有關于‘資本’的正式定義。……事實是，整本書就是他的定義。”（15）萬人版《資本論》譯者的這一評論是很重要的，作為對初學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提示來說尤其重要。盡管許多部分都說得很謹慎，這一評論對目前的問題也是適用的，如果我們要求得一個關于工人階級的“定義”，而這個“定義”又超出大多數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已熟知的那些要素之外的話。

可是，為了明確起見，我要在一開始就指出，雖然我將論述工人階級形象在上個世紀中的巨大變化，但我不能接受過去十年中由某些作者發明出來的“新工人階級”這一武斷的概念。按照這個概念，“新工人階級”包括這樣一些具有許多生產和管理方面專門知識的職業：工程師、技術人員、科學家、低級行政管理助手和專家、教師等等。這些分析家不去研究整個勞動人民，不去了解它是如何改變的，哪一部分已經增長，哪一部分已經衰微或停止增長，而是選擇一部分職業作為他們分析的中心。這個做法在其實際作者看來所以不顯得完全武斷，是因為他們是在雙重意義上使用這個“新”字：它既指那些在新近建立起來或廣義上說是新的職業，也指那些在被認為比舊職業先進和“優越”的意義上說是新的職業。

根據這樣一個假設進行的研究，其結果就預先包含在這個被選中的定義中了。因此，“新工人階級”就是“受過教育的工人”，工資較高、有些特權等等。按照這些定義，體力勞動者是“老工人階級”，不管各種職業的實際變動如何，也不管這種勞動的各種類別增加了多少。就因為這些作者受他們的定義的支配，他們看不到，例如，工程師的職業和勤雜人員的職業從本世紀開始以來有相似的增長，都是在五萬到十萬的水平上開始（1900年在美國），到1970年發展到一百二十五萬左右。這兩種職業目前都是美國最大的職業，兩者都是適應工商業的發展和城市化的要求而發展起來的。那么為什么一個應看作是“新工人階級”，而另一個就不是呢？任何研究各資本主義國家中各種職業的長期趨勢的人都會明白，這一個例子決不是偶然的。這些長期趨勢從一開始——如果人們一定要為某種實際上是一種連續不斷的過程的東西找出一個起點的話，這個起點要回溯到十九世紀的最后幾十年——就表明，必須加以研究的是整個階級，而不是從這個階級中任意選擇出來的一部分。

我已經把研究的范圍擴大了，現在讓我趕快給它定個輪廓分明的界限。我不打算討論現代工人階級的覺悟、組織或活動的水平。這是一本關于作為一個自在階級而不是作為一個自為階級的工人階級的書。我明白，在許多讀者看來，似乎我已把這一主題中最緊要的部分略去了。有些人希望用某種簡捷的方法發現一種代替物，代替“藍領工人”作為一種“社會變革力量”（借用這兩個通俗的名詞）。直截了當地說，我覺得這是一種想導出“科學之前的科學”的企圖；我力圖根據下列原理把這種成見從我頭腦中驅逐出去：首先需要的是，按照資本積累過程給勞動人民造成的形象，如實地描繪工人階級。*

* 這些對于“新工人階級”論和對一種“社會變革力量”的探索的批評，并不想貶低那些循著這些路線進行工作而其工作又在本書中對我很有幫助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所搜集的有用的材料。特別是，這些作者已注意到各“職業”階層的重要性及其不滿情緒，也注意到少數民族、青年工人和婦女的特點。雖然我自己并不是通過這些局部的值得考慮的問題來進行研究的，可是我認為，這些問題是怎樣地適合于這一整個分析，將是十分清楚的。

我擔心這種使自己只討論“客觀的”階級內容而不談“主觀的”東西的做法，在某些沉湎于傳統的社會科學的人們看來，將無可救藥地損害這一研究。由于長時期的習慣和堅持的理論，在這些人看來，階級在其主觀表現之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階級，“地位”，“階層”，甚至毫不理解其意義而從馬克思那里取來的、近年來常講的“厭倦”*——所有這些對資產階級社會科學來說，都是思想意識的贗象，只有當它們在作為主體的人的頭腦中出現時才能加以研究。

* 艾爾弗雷德•施密特指出：“馬克思一注意到像‘疏隔’、‘厭倦’、‘人性的復歸’等名詞已變為小資產階級作者嘴里的空洞無物的廢話，而不是對世界及其變化進行實驗的研究的手段時，他就不再使用這種名詞了。”施密特接著說：“馬克思普遍放棄這些名詞，并不意味著他不再繼續從理論上研究這些名詞所指明的實際情況。”（16）

至少有兩代學究式社會學家已把這種研究方法提升為一種教條，所以很少有人感到需要證實它。這種教條要求通過填寫調查表的辦法來描繪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外形來；這種調查表往往使填寫答案的人能選擇他們自己的階級，從而使社會學家們免除了責任。調查的結果是變化無常的。例如，在蓋洛普民意測驗所和《幸福》雜志在1940年按照勞埃德•沃納的概念進行的許多民意測驗中，人被分為“上等”“中等”和“下等”階級，并被進一步分成許多階層；在這些測驗中，百分之九十的絕大多數都自愿列為“中等階級”。但當理查德•森特斯把調查表改變得包括了人們所喜歡選擇的“工人階級”時，工人階級就突然變成了大多數答案填寫者所選擇的類別。（17）這里我們看到社會學家們所測驗的并不是公眾的意識而是他們自己的意識。然而，調查表作為測驗社會現象的手段具有優越性，仍然是一種信條。法國社會學家米歇爾•克羅澤在批評賴特•米爾斯的《白領工人》時說：

不幸，米爾斯的著作……并不是一種真正的調查研究。其實，使米爾斯感到興趣的，并不是女售貨員或在廣告社工作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可能感受到的那種厭倦的感覺，而是這些人通過分析向他們施加壓力的那些力量而設想出來的客觀的厭倦。這種態度自認為比民意測驗更加科學，但這僅僅在表面上是如此罷了。（18）

根據米爾斯的研究，克羅澤爭辯說：“沒有厭倦的社會生活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個人必然總是受他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的限制。”這是羅伯特•布勞納的一個更直率的論點的斯文說法，布勞納說:“一般工人是能夠適應那種在知識分子看來是極為單調而沉悶的工作的。”（19）據此推論，我們看到，社會學承認現代的勞動過程的確是退化了；社會學家和管理人員都有這種先見之明，也都確信勞動過程的這種組織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這使社會學和人事管理部門都具有不分析工作的性質而分析工人的適應程度的任務。顯然，對工業社會學來說，問題似乎不在于工作的退化，而只在于工人不滿情緒的明顯跡象。從這個觀點看來，唯一重要的問題，唯一值得研究的事物，并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人對工作的反應，而就在這一點上社會學是具有意義的。

在這些評論中，我的目的并不是否認研究工人階級覺悟程度的重要性，因為只有通過覺悟，一個階級才能成為歷史舞臺上的一個角色。我也不認為用調查表進行調查的社會學所取得的微弱成果說明工人階級的心理是不可知的，而只是認為用以了解這種心理的這種方法是膚淺的、間接的、機械的。階級覺悟是反應在一個階級或一個階級的某一部分的理解力和活動之中的那種社會內聚性。其絕對表現是一個階級對其社會地位的一種普遍而持久的態度。其長期相對表現可以在這個階級的緩慢變化著的傳統、經驗、教育和組織中找到。其短期相對表現是受環境影響、并在緊張和沖突時期往往每天隨著環境而變化的各種心情和情緒的一種能動的復合體。階級覺悟的這三種表現是互相聯系的：心情的變化既來自各種階級態度的基本貯水池，又反應這個貯水池；這個貯水池雖然可能很淺，但永遠不會完全枯竭。

因此，一個階級如果沒有在某種程度上表示出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具有共同的問題、利益和前途的集團的話，就不能在社會中存在——盡管這種表示在長時期中可能是微弱的、混亂的，而且是易受其他階級操縱的。那些了解某個集團的歷史，熟悉其環境、背景和與工人階級的其他部分的關系，并根據親身接觸和詳細資料而作出判斷的有經驗的觀察家和實際工作者，最能解釋工人階級的意見、情緒、感情和不斷變化著的心情。就因為這個原因，對那些默默無聞的下層人民的心境的最敏銳的解釋者往往是工會組織者、鼓動家、有經驗的革命家和警局密探。雖然這些人中有一些蠢人、幻想家和別的易犯錯誤的人，但是這些由于他們的實踐而豐富了他們的解釋的活躍的有關當事人，在最好的狀態下，對于不斷變化的心境，往往有一種可靠的、深刻而敏銳的觀察和一種預測，而且有社會學表格中所完全沒有的那種分清持久的和短暫的東西的能力。可是，還得說一句，如果某些社會學家不論是作為職業鍛煉的一部分還是出于必要，自己到工廠里去工作，或是如果他們有時偶爾丟開調查表而親自去傾聽工人們的意見，那他們就會建立起互相信任的關系，知道去了解社會環境，并寫出可信的報告了。

七十年代中對工作的不滿情緒

本書開始寫作以來的幾年中，對工作不滿已成為所謂的“時髦題目”了。幾乎每一種美國重要刊物中都有關于“藍領的憂郁”或“白領的悲哀”的特寫文章。關于這一問題，出版了一些書籍，建立了一些委員會，組織了一些會議，進行了一些試驗。社會學家們抓住了這陣風頭，重新解釋他們的調查表的統計數字，對于昨天他們還認為小的使人寬慰的有不滿情緒的工人所占的百分比，現在卻感到吃驚了。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長所選定的一個專門工作組，編寫了一個題名為《美國的工作》的報告，報告認為“美國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不滿意他們的勞動生活”：

結果，根據曠工、人員流動、未經工會同意的罷工、怠工、次品率和工人不愿盡力工作的情況來衡量，工人的生產率是很低的。而且，日益增多的研究結果表明，隨著工作問題的增多，身心健康、家庭穩定性、社會活動和社會凝聚力，以及對社會政治的“公正”看法，都可能衰退；而吸毒、酗酒、違法和少年犯罪行為也都有所增加。

報告談到了它所謂的“工作問題在我們社會里各部分的人身上所產生的影響”：

這里，我們發現，藍領工人的“憂郁”是和他們對工作的不滿密切相聯的，白領工人的不起勁和管理人員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也是如此。從事各種職業的許多工人都感到受到封鎖，他們的活動受到限制，他們的工作缺乏發展的機會，也沒有鞭策他們努力的東西。青年工人似乎也像老工人一樣遵守工作制度，但有許多人是反對其工作場所的不合時代潮流的權力主義的。少數民族工人也把權力主義的工作環境看作是社會日益喪失其民主理想的證據。把工作看作是可以提高身份的一種來源的婦女們，都由于她們只能從事有損于她們自尊心的工作而感到灰心喪氣。年老的美國人對工作最為不滿：人們不讓他們擔任較有意義的工作，即使他們具有很明顯的才能，而體力上也是有生產能力的。（20）

被引來作為“工人新態度”的證據的曠工和退職率，往往隨著謀得工作的難易程度而不同，可能也部分地反映了六十年代末失業率的下降。但在那個時期的不滿氣氛中，這兩者被認為是（毫無問題其中有些道理）一種跡象，說明對某些工作有了新的反感。人們引用汽車工人，特別是汽車工廠的裝配線作為主要的例子，《幸福》雜志在1970年報道說：

對管理部門來說，關于工人新態度的真正令人沮喪的證據是工作表現很差。曠工率急劇增長了；事實上，在過去十年中，在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所屬各廠里，曠工率增長了一倍，而在去年一年中增長得最快。通用汽車公司的按小時計算工資的工人中平均每天都有百分之五的工人沒有說明理由而離開工作崗位。……有幾天，特別是星期五和星期一，曠工率高達百分之十。遲到的現象也增加了，這使得在一班工作時間開始時——在領班勉強拼湊了人手來代替失蹤的工人之后——更加難以把生產線立刻開動起來。關于產品質量低劣的怨言急劇增多了。同領班的爭論更多了，關于勞動紀律和加班加點的怨言更多了，提出的申訴更多了。工人的調動也更加頻繁了。去年福特廠的退職率達百分之二十五點二。……管理人員驚愕地報告說，有些裝配線工人竟是這樣離廠的，以致他們在當班時間中途走開了，甚至不再回廠來領取他們已做的工作的工資。（21）

克萊斯勒汽車公司設在底特律杰斐遜大街的工廠，1971年中期每天平均曠工率達百分之六，而年平均人員調動率幾達百分之三十。克萊斯勒公司在1970年與工會舉行談判時報告說，在1969年內，它的幾乎半數的工人在第一季度終了之前就退職了。同年，福特公司設在底特律郊區威克塞姆的裝配廠，每月的退職率達百分之八，必須雇進四千八百名新工人來維持五千人的勞動力。整個汽車工業在六十年代后半期，曠工率增加了一倍，人員調動率也增加了一倍。*只是由于1971年以及其后的失業的增加，情況才稍稍穩定。（23）

* 許多歐洲的報告表明，這種情況并非僅限于美國。例如，一份來自羅馬的報告說，意大利最大的私營企業菲亞特汽車公司有職工十八萬多人，其中十四萬七千人是工廠工人，而星期一上班時間里跑掉的工人就有二萬一千人，每日平均曠工率達一萬四千人。一個意大利經理協會報告說，在整個意大利經濟中，在總數將近二千萬工人中，平均每天至少有八十萬工人曠工。這是由于“青年人對裝配線的勞動紀律越來越厭惡，和最近有許多南部意大利非熟練工人流入北部工廠。”（22）

通過1972年1月在俄亥俄州洛茲城發生的一次人們津津樂道的罷工，通用汽車公司讓全世界看到了這個被它看作是一個試驗廠的汽車工業中“最先進”和“自動化”的工廠的概貌。按照它的設計速度，洛茲城的裝配線每小時能生產一百輛維加斯牌汽車，只給每個工人三十六秒鐘來完成每輛車的裝配工作、并為下一輛車做好準備。當前爭執的問題是提高去年10月規定的操作速度的問題。公司發現的情況是，工人們不僅要求恢復去年10月以前的速度，而且許多人覺得，汽車工業總得做些事情來改變裝配線工作的討厭而重復的性質，否則工廠里就會繼續有不安定的情況。熟悉這幾次會議情況的一個官員說：“他們是說你總得做些事。我不知道改做些什么事，但你總得做些事。”（24）

這種說法不僅僅限于裝配線，甚至也不僅限于工廠。專門工作組的報告對辦公室的趨勢作了以下的概括：

汽車工業是常常被用來說明令人不滿的工作情況的一種工業；而裝配線則是這種令人不滿的情況的典型體現。但是令人吃驚的是，裝配線工人和藍領工人的不滿情緒也反映在白領工人甚至管理人員的身上。在現在的辦公室里，工作也被分割開來，而且也是權力主義的；今天的辦公室實際上就是一個工廠。就越來越多的工作來說，除了工人衣領顏色不同之外，它們之間簡直沒有什么區別：計算機鍵控操作和文書處理系統跟汽車裝配線差不多是完全一樣的。

秘書、辦事員和官僚們曾經由于不必過工廠里使人失去人性的枯燥生活而感到高興。白領工作很少，它們的社會地位比藍領工作高。但是今天，典型的美國工人是辦事員而不是裝配線工人，而這種職位也不提供什么聲望。

在傳統上，政府和工業中的低級白領工作都由中學畢業生擔任。今天，越來越多的這種工作屬于高等院校畢業生。但是要求高等院校畢業證書，并沒有提高這種工作的聲望、社會地位、工資或困難程度。例如，1969年辦公室工作員的平均工資是每周一百零五美元，而藍領生產工人是每周一百三十美元。因此，難怪《工作條件調查》發現，我國對工作最不滿意的人，大部分是從事工資低、單調而瑣碎的日常辦公室工作的受過很好教育的青年人。這些人有不滿情緒的另一些跡象，包括每年人員調動率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和1958年至1968年之間參加工會的白領工人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這些不斷改變的態度……也許正在影響這些工人的生產率：一些管理部門顧問對一部分有代表性的辦公室工作人員進行了調查，發現他們的生產潛力只發揮了百分之五十五。其原因之一是他們對于重復性工作感到厭煩。（25）

不滿情緒的顯著增加有許多原因，有些與工人的特點有關——比較年輕，多上幾年學，受到了新的一代的不安定情緒的“感染”——另一些則與工作本身性質的改變有關。一個記者援引了這一說法：“美國工業在某些場合過分地推行工藝技術，把工作中的技能完全拋棄了，以致達到了使人反感的地步。”他引述凱斯西部預備大學的一位工作設計顧問的話，這位顧問極其坦率地說：“我們也許設置了太多的啞巴工作，沒有這么多啞巴來擔當這些工作。”（26）

已經提出了各種補救辦法和改革措施，有些已由有特別迫切問題的公司在一些工人小組中加以試驗。其中包括擴大工作范圍，豐富工作內容，或實行工作輪換制，組織工作組，協商或工人“參加管理”，集體獎金和分紅，放棄裝配線技術，取消生產計時鐘，以及“自己的工作由自己處理”計劃等。
這些辦法已經成為一時的風尚，透過這種風尚，我們可以感覺到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深切關心。所以如此關心的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西歐和美國的統治集團剛剛在自己邊界內經歷了一段被青年學生和第三世界民族主義的激烈反抗嚇得口呆目瞪的時期，它們必然會問自己，如果在這些之外再加上對工廠里工作條件的反抗運動，那將會發生什么事呢。這種前景所引起的害怕心理，使人們要對“工作的質量”進行討論，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弄明白工人的不滿情緒是停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所特有的那種通常水平上呢，還是正越來越驚人地高漲起來；另一方面在于促進改革，以期防止不滿情緒的這種增長。但正像幾乎一切關于公共政策主要問題的討論一樣，這一討論也有某種空洞而不切實際的氣氛，反映出作為政治家的資本家與控制著公司企業的資本家之間有很大的不同。

工業、商業和金融業管理人員心目中的問題與學術界或新聞界心目中的問題是很不相同的。管理部門往往習慣于在一個社會對抗的環境中進行勞動過程，而且事實上，從來不熟悉不是那樣的環境。公司經理們既不希望也不期待一下子改變這種情況，而只有當這種情況妨礙他們的工廠、辦公室、棧房和倉庫的正常運行時，才會注意到去改進它。在公司的管理部門看來，這是一個成本和管理的問題，而不是“使工作人性化”的問題。這個問題迫使他們注意，因為它以曠工、人員流動和不符合他們的打算和期望的生產率水平的形式表現出來。他們所能接受的解決辦法，只有那些能降低勞動成本和改善在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地位的解決辦法。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關于豐富工作內容、擴大工作范圍等等的討論開始時是關于工廠工作的，但大部分實際應用是在辦公室里進行的（據管理部門顧問和“豐富工作內容”的創始人羅伊•沃爾特斯估計，為其中的四分之三）。（27）工業設施代表投在固定設備方面的大量資金，而現在的工業勞動過程乃是一種長期發展的產物，目的在于使勞動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相反，在辦公室和服務行業的勞動過程中，最近發展起來的大量工作還沒有經受像工廠中那種極端的合理化和機械化，雖然這種合理化和機械化也在進行中。由于這些原因，在辦公室里，管理部門往往樂于自動地作出改組勞動過程的決定，而在工廠里，則只有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才會作出這種決定。公司管理部門認為，職工“過多”、生產率低而最需要加以改組的地方主要是在工廠以外。

在最近一個時期，辦公室的合理化已在擴大工作范圍和使工作人性化的旗幟下，部分地進行著。我們只要看一看例如1972年夏《華爾街日報》刊載的那份報告，就可看出這一運動帶有騙人的味道：文章的標題是“工作的質量”，但內容幾乎完全是一些關于在銀行、保險公司和經紀人事務所中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減少人員的討論。（28）在一個典型的事例中，一個銀行出納員，當他柜臺上的工作清閑時，就會被派去處理例如清理收回的支票那樣的日常工作。印地安納州里奇蒙市第一國民銀行在一個叫做科學管理社的咨詢機構的指導下實施了這樣一個計劃，“僅僅第一年節省的錢就超過了費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該銀行的從業人員從一百二十三人減少到一百零四人，而留下的人中，也有一部分被改為零工。論述“人性化”這一方面時，引用了一個工人所說的話：“沒有片刻時間是沉悶的。它使工作更有興趣了。”（29）

有些管理部門咨詢機構認為研究這種“人性化”是它們的本行，硬要經理們接受它們的方案，不管它們的話說得如何好聽，這些咨詢機構只有一種功用：降低成本，增進“效率”，提高生產率。和管理部門交談時，別的話是沒有用處的，除非它和公眾關系部門有關系。*那時，這些顧問擁有豐富的知識，知道在許多大辦公室、銀行、保險公司，零售業和服務行業中已得到應用的分工原則，是被如此狂熱地加以實行，因而各種工作已被拆得零零碎碎，并可以部分地重新集合攏來，而無損于勞動過程的目前組織方式，同時還可以節省勞動成本。完成這種業績的精明而講實際的做法，同從一種到兩三種經常的日常工作接二連三地進行這些可憐的“擴大工作范圍”的笨拙做法，形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

* 有學問的社會學家也不敢忘記這一點。專門工作組的報告，在介紹它的關于工作的重新設計的一章時說：“本章的任務在于說明，不僅工作可以重新設計得更加令人滿意，而且生產率也能得到很大的提高。”（30）

既然現時關于工作的討論，集中注意于資本主義社會中長期受到忽視的這一個方面，因此這一討論必然是有益的，不管它的成果是多么微小。但是，大多數這樣的討論都是
“發現”了我們社會的一個基本特點，作了膚淺的“分析”，提出了容易做到的“解決辦法”，接著又把它忘卻了，這次討論和大多數這種討論一樣，也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根源。我們正在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之一，這就是說，雖然大公司接受了一些微小的改進措施，但資本主義的結構和運行方式都成千倍更加迅速、更加大規模、更加廣泛地再造成目前的勞動過程。

現在提出的一些改革辦法，決不是什么新東西，都是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已為某些大公司（例如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和某些管理理論家所喜歡使用的方法了。它們表現管理部門的一種作風，而不是工人地位的真正改變。它們的特點是裝模作樣地讓工人“參加管理”，慷慨大方地讓工人調節機器，更換電燈泡，從這一零星工作轉到另一零星工作；讓工人在一些固定而有限的可供選擇之道中進行選擇，以造成工人可以做出決定的錯覺，其實這些可供選擇之道是管理部門設計出來的，管理部門故意留出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讓工人進行選擇。人們可以把管理部門的這種作風同這樣一些人所采用的銷售策略很好地加以對比，這些人發現主婦們抱怨烘烤面包的配料不好，在使用這種配料時感到內疚，他們就不在配料里放蛋粉，而使顧客恢復配料里有打鮮蛋的感覺，從而造成烘焙技術高、產品有益衛生等等的印象。擴大工作范圍的早期宣傳者之一彼得•F.德魯克1954年在一篇評論科學管理的文章中寫道：“工作分析中設計與執行分離開來了，但不能因此就說設計者和執行者應該是兩個人。工業世界并不因此就得分成兩類人：少數人決定應做什么事，設計工作，規定步調、節奏和動作并命令別人去做；而多數人按照人家告訴他們的方法去做人家要他們做的事。”這是很大膽的說法，一位管理部門的顧問說這種話尤其是大膽的；可是德魯克先生向我們提出的改變世界的建議并沒有這樣大膽：“……即使人類最低級的工作也得有某種計劃；只是這應該是簡單的計劃，也不應該有太多的計劃。”（31）亞當•斯密正是這樣做的；馬克思說，“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眾的完全萎縮，亞當•斯密建議由國家來實行國民教育，雖然是在極小的范圍內進行。”（32）

1．列寧：《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中文版，第3卷，第511頁。

2．喬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工作的剖析》（The Anatomy of Work, London, 1961, and Glencoe，Ⅲ., 1964），前言。

3．哈羅德•L.謝潑德和尼爾•Q.赫里克（Harold L.Sheppard and Neal Q.Herrick）：《機器人都到哪里去了？七十年代工人的不滿情緒》（Where Have All the Robots Gone? Worker Dissatisfaction in the' 70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第96頁。

4．D.格威希阿尼（D. Gvishiani）：《組織與管理：對西方理論的社會學分析》（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Western Theories, Moscow, 1972），第144－146頁。

5．克拉克•克爾，約翰•T.鄧洛普，弗雷德里克•哈比森和查爾斯•A.邁爾斯（Clark Kerr, John T. Dunlop, Frederick Harbison, and Charles A. Myers）：《工業主義和從事工業的人》（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Mass., 1960），第15頁。

6．恩格斯：《論權威》，《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552頁。

7．馬克思：《哲學的貧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1卷，第108頁。

8．同上書，第122頁。

9．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111－112頁。

10．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第358頁。

11．同上書，第464頁。

12．威廉•L.茲維曼（William L. Zwerman）：《組織理論的新觀點：從經驗主義角度重新考慮馬克思的和經典的分析》（New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 Terory: An Empirical Reconsideration of the Marxian and Classical Analyses, Westport, Conn, 1970），第1頁。

13．斯蒂芬•A.馬格林（Stephen A. Marglin）：《領班是干什么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等級制度的起源和作用》（油印品）（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 mimeograph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2卷，第83頁。

15．伊登和塞達•保羅（Eden and Cedar Paul）：《資本論》譯者前言（"Translators' Preface to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1930），ⅩⅩⅩⅣ頁。

16．艾爾福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馬克思的自然觀》（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 London, 1971），第129頁、228頁。

17．參看約瑟•A.卡爾（Joseph A. Kahl）：《美國的階級結構》（The American Class Structure, Ner York, 1957），第六章。

18．米歇爾•克羅澤（Michel Crozier）：《辦公室工作人員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Office Worker, Chicago and London, 1971），第27－28頁。

19．羅伯特•布勞納（Robert Blauner）：《異化和自由：工廠工人與其勞作》（Alienation and Freedom: The Factory Worker and His Industry, Chicago, 1964），第117頁。

20．衛生、教育和福利部專門工作組：《美國的工作》（Work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73），第xvi－xvii頁。

21．賈德森•古丁（Judson Gooding）：《裝配線上藍領工人的憂郁》（"Blue-Collar Blues on the Assembly Line"），見《幸福》雜志，1970年7月號第70頁。

22．《紐約時報》，1972年8月23日。

23．《華爾街日報》，1971年7月16日；《紐約時報》，1972年4月2日。

24．《紐約時報》，1972年2月3日。

25．專門工作組：《美國的工作》，第38－40頁。

26．《紐約時報》，1972年4月2日。

27．《華爾街日報》，1972年8月21日。

28．同上。

29．同上，1972年4月25日。

30．專門工作組：《美國的工作》，第94頁。

31．彼得•F.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管理的實施》（The Practice of Manaegement, New York, 1954），第284、296頁。

32．馬克思：《資本論》，中文版，第1卷，4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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