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境遇下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若干問題研究

［美］阿里夫·德里克　莊俊舉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2007年第5期
 

　　[編者按] 蘇東劇變后，世界范圍內的共產主義運動處于低潮，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進程遭受極大的挫折。許多西方學者據此宣告，社會主義已經死亡，資本主義取得了最終勝利。右翼學者在高奏資本主義凱歌的同時，著力于從理論上論證為什么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的“自然狀態”和“終極狀態”。左翼學者則以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制度的崩潰為契機，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特點和新科學技術革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對社會主義進行了徹底的反思，通過對現實社會主義的檢討、對新的時代特征和科技發展的分析，對不少約定俗成的觀念和范式提出了挑戰，在諸多西方左翼學者中，阿里夫·德里克教授是比較突出的一位。最近，本刊特約記者莊俊舉就中國的馬克思主史史學研究、后殖民問題、后革命、后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球化問題，特別就全球化境遇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問題專訪了美國俄勒岡大學“耐特社會科學講座教授”、批判性理論和跨國研究中心主任阿里夫·德里克教授。
　　我們知道，您的研究涉獵領域廣泛，許多著作已有中譯本問世，您是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您的研究領域以及研究歷程?
　　我早期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尤其是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先后撰寫了《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中國共產主義的起源》、《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等著作，這些著作已有中譯本。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的研究領域擴展至后殖民批評與文化研究，寫過《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資本主義》、《后殖民氛圍》、《中國革命中的馬克思主義》和新近出版的《全球現代性》等專著。大體而言，我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中國問題、后殖民和現代化問題、全球化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等方面。
　　
　　中國問題研究
　　
　　在《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一書中，您曾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制度化(Institulization)”的問題，而隨著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您認為這導致了史學的改寫，并提出了“中國性”(Chineseness)的概念，我們應如何理解這兩個概念?
　　我不確定您所提的這兩個問題之間是否有關聯。我提出的制度化問題是與中國20世紀30年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差異有關。制度化有學術化和政治化兩個層面的內涵，20世紀30年代的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都不是職業的歷史學家(包括郭沫若和陶希圣)，他們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從屬關系，當時的歷史也還不是專業性的學術理論。1949年后，這種境況發生了變化，歷史被專業化，并且被作為正統學說置于較強的政治控制之下。馬克思主義制度化不僅表現在學術控制方面，也表現在政治控制方面。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局面發生了一些變化，尤其在最近關于現代化和革命范式的爭論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同時還涉及到歷史學家關于一些主題的爭論。
　　“中國性”則是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問題。盡管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對中國的整體開放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中，我們將不得不討論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化。在過去30年，中國的香港和臺灣以及其他海外的中國人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還使得自1949年以來受到限制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儒家思想得到恢復。我想“中國性”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之所以引起如此強烈的關注，很大程度緣于此。
　　您如何看待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現狀?
　　我認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外國，關于中國的史學研究都仍處于凋敝狀態，原因各不相同。在歐美的史學研究中，馬克思主義一直處于非主流地位。中國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開放性的研究終結于20世紀3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則遭受重創，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已經不可能，因為言必稱階級斗爭，理解的方法也是階級斗爭，這就是我們所談及的簡化主義者(Reductionist)用階級分析法而忘卻了用結構分析法。因此，對于20世紀80年代后歷史學家愿意用其他的方法來分析問題是不足為奇的。如同爭論“現代化和革命”的問題一樣，關于是用階級分析法還是其他的方法來分析社會的爭論還在繼續。目前，許多歷史學家愿意從事現代化研究，不是因為他們在追隨資產階級的歷史學研究，而是在目前中國的理論知識研究的范圍內，現代化研究是一種開放性研究。然而，無論他們的意圖如何，在許多情況下，他們的工作解決了由革命范式所產生的一些問題，在這一過程中也消除了革命自身，馬克思主義在消除這些范式的時候依然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希望這些爭論以及新的研究工作不是導致馬克思主義從歷史研究的視野中消失，而是使馬克思主義更加豐富、系統和綜合，更容易得到理解，從而可以更好地作為分析復雜性社會的工具。
　　面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西方輿論界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其中的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質上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您不同意這種觀點，并提出“后社會主義”的觀點，您能就此作些解釋嗎?
　　我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社會主義”的概念，當時我不知道阿蘭-圖海納(MainTouraine)1980年在一篇短文中已經提出這一概念，我提出的目的是為了回應美國國內的意識形態言論。
　　“后社會主義”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作為資本主義之后一個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主義，而是指利用資本主義的經驗而又力圖克服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種種弊端的一種社會主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辯護的人說，西方一些人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誤解為資本主義和毫無約束的自由企業。我認為，有些人不是誤解，而是要以資本主義的理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導向。現在人們往往認為，中國社會主義的淡化不可避免地會導致資本主義復辟，其根據是，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任何妥協都必然會導致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所同化，這實際上是一種武斷的推論。
　　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有什么意義呢?
　　我認為，這一提法能夠滿足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具有合理性的雙重需要：社會主義要在中國的環境中具有合理性，就必須帶有中國色彩，符合中國社會的需要，但要做到始終是社會主義，又必須在一個并非純屬中國的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站穩腳跟。然而，要兼顧這兩方面互有抵觸的需要來證明中國社會主義的合理性，就必須解決幾個帶根本性的矛盾，即中國的社會主義同其資本主義世界環境的矛盾、社會主義的特殊性同其普遍性的矛盾、中國社會主義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同其遠大理想的矛盾。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問題，并不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內就能得到解決的。中國尋求加入資本主義的世界秩序以實現自己的民族目標，資本主義世界則要求以自己的形象改造中國社會作為代價。中國將資本主義引進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有條件的，必須有利于維護中國的民族獨立和通過社會主義革命而樹立起來的國家形象，資本主義不能搞顛覆。
　　“后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提出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認識和把握究竟有哪些積極的意義?
　　我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后社會主義”這一概念，主要是為了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問題上跳出概念上的死框框。因為不管是用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這兩個范疇中的哪一個來論述中國的社會主義，都必然會陷入脫離實際的空談，而抹殺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革向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個原有概念所提出的挑戰。中國的確向資本主義敞開了大門，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會丟掉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遺產，而這恰恰有可能被用來處理中國由于可能轉向資本主義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換句話說，社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它將有可能限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實踐，問題是多長時間。盡管現在我很難斷定中國的未來發展會怎樣，但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遺產對中國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使用“后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可以使我們既認真看待中國的社會主義，又不忽視它因同資本主義相結合而產生的問題。
　　另外，作為一種歷史狀態，“后社會主義”提供了對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是介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發展道路，我們甚至可以稱之為“第三條道路”，中國的“后社會主義”將是第三世界選擇的典范。
　　后殖民、后革命和現代化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后殖民”就成為非常時髦的話語，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一概念?
　　我想這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清楚的。首先，“后殖民”是一個代際性的(Generational)概念。許多人從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il)和蓋雅特·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的著作里獲得知識靈感，將自己刻畫為“后殖民批評者”的形象。這些學者成名于20世紀70年代，他們大量的關于殖民主義的批評文章也是在這十年期間問世的。而到20世紀90年代，認同后殖民理論的這些學者時值壯年，他們代表了80年代接受這些教育的第一代人，這需要我們進一步探究。70年代的這批學者深受60年代的影響，他們的“后殖民”理論深深打上了60年代激進民族解放運動的烙印，到80年代，這些運動遭到失敗，而這一時期也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反對社會主義的時期。20世紀90年代的后殖民理論不僅受到反殖民主義運動的影響，而且還受到由于民族解放運動所催生的反民族主義的影響。換句話說，后殖民理論不僅受到20世紀60—70年代激進運動遺產的影響，還代表了一種傾向，即對早期激進運動一些根本目標的背離。到20世紀90年代，“后殖民”一詞很快地就不再和“殖民”有什么聯系，大體上常被用來討論認同這個問題，這說明人們喜歡用“后殖民”這個詞。
　　您曾經指出，后現代主義與后殖民主義的關系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統治。我們應該如何從嚴格的歷史意義上理解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所包含的“后”這個詞，二者的政治內涵是什么?
　　像絕大多數帶前綴詞“后”的用法一樣，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所包含的“后”這個詞在基本內涵方面有許多共同點：它們所描繪的情境包含了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事情(現代主義和殖民主義)，并且成因于過去。與現代主義和殖民主義相比，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也有明顯的區別，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語義上，還表現在理論上。后現代主義的“后”字在很大程度上是指現代主義之后的一種境遇，由于歷史條件和認識論的變化，后現代主義意指現代主義的終結。對于“后殖民主義”一詞的應用，在多數情況下是作為對殖民主義的替代，表明了對重新詮釋殖民主義的一種努力。一些學者在寫后殖民方面的文章時，恰恰是從殖民時期開始的，這也是我們為什么稱他們為后殖民主義批評者的原因。從政治內涵上講，對于過去所發生的革命正當性的理論分析，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都進行了批判。就后殖民主義而言，其中涉及的重要一點就是民族主義，后殖民主義不僅對殖民主義進行了批判，而且對民族主義也進行了批判。
　　我們應如何理解您提出的“后革命氛圍”理論?
　　這一概念曾用作我的一本中譯本的書《后殖民氛圍》的書名。這個書名最初來自這本書所收錄的一篇文章“后殖民和后革命”。在我寫完后殖民主義批評后，對于20世紀90年代所出現的后殖民批評，我覺得有些奇怪：后殖民批評不僅是對殖民主義的批評，而且是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其中還暗含著對革命的反殖民主義的批評。換句話說，20世紀90年代關于后殖民主義的批評能夠令人感到新鮮的是反對革命，反對過去曾經論證革命正當性的那些理由，更重要的是列寧對帝國主義的分析。這將有助于我們了解上面所討論的問題：為什么后殖民主義在20世紀90年代得到復興?我認為，這是由于社會主義的衰落，人們已經不再相信馬克思主義，這也鼓舞了反對革命的政治，其特征就是后殖民主義批評。當然，有人也可以補充說，新殖民主義批評反映了一些人的人生觀，他們是殖民主義的產兒，早期是被革命的對象，如今卻在全球化的境遇下活躍起來。
　　另外，從當代視角看，由于先前的現代主義、殖民主義、三個世界、社會主義和革命那套術語，都糾纏在“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中，因而它們再也無法用來描繪當今世界，這也是我提出“后革命”這一術語的原因。
　　我注意到，您是在全球資本主義語境下談及后殖民與后革命的，那么您如何看待這三者的關系?
　　全球主義的基礎是資本主義中的發展主義假定，而后殖民主義與全球主義不一樣，在我看來，與其說它是為當前的權力結構做辯解，倒不如說它是對這種結構的妥協。我曾提議，把現在的形勢描繪成后革命的要比后殖民的更貼切，因為作為歷史現象的后殖民性的直接反應是革命，而當今后殖民主義回避選擇革命，更傾向于去適應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因此，這種狀況雖然算不上是一種反革命，但至少不能算作革命，那么就干脆叫“后革命”。在“后革命”時代，各種勢力相互斗爭，但更多的則是相互滲透、相互妥協和相互對話。
　　在對“后殖民”的分析研究中，您對“第三世界”的理論提出了質疑和解構，還提出了以“土著居民”等地方化和本土化勢力為主的“第四世界”的概念，我們應如何理解?
　　我強調本土主義(Indigenism)有兩個原因：第一，質疑“殖民主義終結論”的假定。許多土著居民，無論他們是處于第一世界還是第三世界的國家，依然遭受他們所在國家的殖民奴役；第二，我曾經強調，作為一種截然不同的、以地區為中心而非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本土主義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在此需要強調的是，它只是給人以啟示，而不是一種模式。本土化政治不能為其他國家和地區起到模式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土著居民都有自己不同的問題，而他們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根據自身需要因地制宜地進行。另外，對于本土主義也沒有必要用歸謬法進行解決，哪怕對它只有一種理解方式。
　　我已經強調過，除了認識到生態問題外，本土主義還包括對草根民主的認識。這并不意味著今天的土著居民就一定關心這些問題。長久以來，土著居民飽受國內分裂和腐敗之苦。在今天的美國，這些腐敗是和賭博資本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絕大多數的土著居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還處于無組織狀態。只要我們不把理想與現實混淆，本土主義對于我們在政治上的反殖民主義思維方式還是有啟迪意義的。在此需要補充的是，我對另外一種“本土主義”是持批評態度的，那就是本土主義意味著地區化，甚至是民族化，是全球化的反對力量。我提出“第四世界”的概念是為了強調地區主義“以地方為基礎”的最根本的含義。
　　從印度、新加坡到中國，亞洲社會的民族主義正在復蘇，而韓國和日本卻再次表現出將民族文化非歷史化、非社會化的傾向。您是如何看待今天“亞洲人”的東方主義的?
　　從社會和歷史層面對東方主義進行分析，我認為這是極其重要的。愛德華·薩義德分析問題的方法是基于歐洲和其他地區的差異，他不僅忽略了歐洲內部的差異，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其他地區內部的差異。我在此所談及的不僅是“民族的”或者“文明的”差異，而且還應有社會的差異，包括階級和種族的差異。印度學者帕沙·查特吉(Paaha Chatterjee)認為，由于印度民族主義的形成，關于東方學者的假定就成為民族主義自我映像的一個組成部分。東方主義在亞洲被制造成了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它起到了對抗歐美霸權主義的作用，但其代價卻是將亞洲社會的巨大差異抹殺掉了。在“民族化”或“文明化”特征形成以及進而成為東方主義的過程中，我認為本土精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我們可以以儒教為例來說明這一情況。例如，在東亞歷史中，儒教是如何被等同于中國，而不是周朝這一傳統歷史時期?而且，當大多數中國人每天的生活更符合道教或佛教的教義時，又是誰決定了儒教代表中國文化?在選定什么更代表中國的時候，是不是有階級的成分在起作用?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探究社會中不同階級是如何從不同的選擇中獲益的。因此，東方人的東方主義不僅僅是民族主義代表的產物，還是階級和性別等因素的產物。
　　
　　全球化研究
　　
　　全球化正在取代早期的現代性話語而成為一種范式和社會現象，您認為全球化和現代化有何區別?
　　是的，二者是有區別的。我曾談及歐洲中心論演變成現代化話語，而全球化則是現代化的繼續，它還蘊涵著歐洲中心主義的正當性。如果我們喜歡的話，我們甚至可以把全球化稱為沒有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當然，全球化還蘊涵著其他方面的含義。從意識形態和政治層面上來講，現代性和民族國家是不可分割的，全球化還對民族國家的歷史地位提出了挑戰。我認為，如同資本主義現代性所表現出的“去領土化”(Deterritorialized)特征一樣，全球化是令人困擾的。因此，從這個層面上來講，后殖民主義中所體現的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攻擊，這標志著全球化的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分析資本主義對理解全球化非常重要。
　　在全球主義的背景下，也產生了地域主義，我們應如何看待隨之產生的地域意識?
　　我前面說過，我更愿意用“以地區為本”(Place-based)而不是地域主義(Localism)。它們都包含生態問題和草根民主的含義，地域主義是相對于中央集權主義而言的。我用“以地方為本”是強調對地方日常生活應該關注的重要性。例如，中央昌盛繁榮，地方飽受苦難，這些例子在受制于全球化力量的許多地方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能夠保證地方的生態和社會福利，就意味著我們在各個方面都做得很好，而這也應該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所要認真追求的目標。而且，“以地方為本”要求在各個方面進行治理，而地域主義則只關心自己的那一小塊地方。
　　隨著全球化研究的日益深入，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以多元的形式出現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語境中。對于這種“雜交”現象，羅蘭-羅伯遜稱之為“全球化本土化”(Glocalization)，您則提出了“本土化中的全球(化)”(Globalinthelocal)，我們應如何理解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關系?
　　本土是一片充滿前途的場所，這是我的首要看法。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全球化社會與意識形態的變化推動了我們對本土的重新反思。我尤為感興趣的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出現和將本土作為一個抵抗與解放場所的看法的出現及兩者之間的關系。對我來說，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于將“批判性本土主義”作為一種對當前層面上的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的清晰表達與本土主義區分開來是極為重要的。然而，一開始我也認識到，本土作為困境將會一直持續下去。盡管在本土主義的前途中充滿了解放思想，但它同樣也被用來掩飾壓迫與狹隘。當最為常見的本土主義作為一種滅絕性的矛盾再現于世界范圍之內時，本土卻作為一片充滿希望的場所出現在這個歷史的時刻，這一點確實是極具諷刺意味的。而前者同樣也會在本土作為抵御壓迫與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所有思考中出現。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這里面臨的本土問題都不是常見的或傳統意義上的“本土”，而是一種可以解決現在最基本的矛盾問題的當代“本土”。也就是說，這種“當代的本土”實際上就是一種“全球化了的本土”，反之，全球化一旦落實到某個民族國家或地區，它也就成了一種“本土化了的全球”。
　　針對全球資本主義，您認為左派應該如何反應?
　　我認為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就全球化經濟的內容而言，民族國家受制于許多力量，這些力量都聲稱它們有資格代表國家主權。如今，舊時的列寧主義者所提出的通過奪取其他民族國家來推行革命的理由已不再令人信服，這并不是說民族國家已不再重要，而是它不再像過去那樣不對外交往就能獨立生存下去。第二，勞工不再是激進運動的重要支持者。盡管勞工運動還是很重要的，但它只有和其他運動聯合起來才能獲取政治權力，這在全世界都是一樣的，這些運動不僅包括城市運動，還包括一些農村運動，這已經從自下而上的許多社會運動中得到證實。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民族國家從受制于全球資本的狀況中解救出來，使其再次服務于在全球經濟下被邊緣化的、既包括南部也包括北部的廣大民眾。我認為南方(所謂的全球化南方)在全球的改革中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由于這一原因，那些部分屬于南方的力量強大的國家(如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國)應該重新審視它們的資本主義，應該在提供可替代方案方面發揮領導作用，這些替代方案是為了滿足人類對福利、正義以及生存發展的需要。馬克思主義研究
　　您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社會問題進行分析?
　　許多人反對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階級過于復雜，用階級分析法來分析社會問題是行不通的。隨著社會主義的低潮和資本主義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對階級分析法的反對也成為老生常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社會階級的分化達到空前尖銳程度的時候，許多人竟然反對階級分析方法。階級的分化已經成為全球性的問題，資本的全球化表明目前存在一個全球性的資產階級，他們所擁有的共同利益已經超越民族國家邊界。
　　我并非是無休止地為階級這一概念做辯護，而只是想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我們放棄了階級概念，在社會分析和不平等的分析中我們將失去什么?如果不用階級作為生產、分配和消費的組織原則，我們就無法理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以及是哪些力量組成了這些結構。這還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主旨問題，簡化主義者總是愿意用階級分析法來解讀所有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把社會作為一個結構性整體，那么階級只是這一結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并且其作用有時要比其他因素大些。正如英國左派史學家湯普森(E．P．1110mpson)所說，階級是行動和關系的歷史過程。階級存在于廣泛的各種關系的范圍中，從性別、民族關系到宗教、文化和種族關系。我們需要關注的是，階級是如何對這些關系施加影響的，反之，這些關系又是如何影響階級的，任何真正的對社會結構的馬克思主義分析都離不開結構分析法和階級分析法。
　　蘇東劇變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低潮，您曾提出馬克思主義不足以解釋新的世界中產生的新問題，人類解放的思想——從廣義上講就是從經濟匱乏中，從社會和政治的剝削中解放出來——必須立足于一種不同于馬克思主義時代的新的世界形勢，而且必須與新的社會支持者的理想相結合。同時，您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雖然解決了一些經濟剝削和壓迫問題，但他們無法解決另外一些社會和政治問題，而且這些問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比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得更為尖銳。您是如何看待社會主義的前途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的?
　　20世紀80年代末期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和東歐的垮臺，不僅表明社會主義工程受到人們的質疑，而且人們對馬克思主義也產生了不信任。一方面，從歷史角度而言，理論和政治工程是不可分割的；另一方面，正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所說，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關于資本主義的，只要資本主義不滅亡，馬克思主義就會永遠存在下去。另外一些人也已看到“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的衰落中積極的一面，因為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從民族主義國家建設或者以國家為中心的工程中解放出來，由于被強迫服務于不民主的官僚政治，馬克思主義理論曾一度受到歪曲。
　　我認為，在歷史轉折的緊要關頭和危機時刻，盡管社會主義及其理論都面臨嚴重挑戰，但它們都還沒有喪失實用性。隨著資本的全球化、不平等和壓迫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全球范圍出現了新的階級結構。對社會福利和正義的需求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社會主義最初是對這一需求的回應。對于回應這一需求的社會安排，我們起什么名字都行，這就需要我們保持積極的狀態，提出好的設想。在前面討論“后社會主義”時，我已經談及過，“社會主義”這一名字是有問題的，過去對社會主義存在困惑，原因是早先的社會主義所提出的是烏托邦目標，作為“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已成為歷史現象。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必要批判“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完全不是因為它自身的缺陷(甚至背離了它的最初承諾)。過去的社會主義遺產在解決當前的社會不公正方面依然非常重要。我們所需要的是在這些積極的遺產上再加上民主與法治。
　　那么，我們應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理論面臨的危機，應該如何發展與創新馬克思主義?
　　現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面臨危機也不是第一次。實際上，在面臨理論創立者當初不可預見的歷史變化時，理論往往能得到發展。中國革命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第三世界國家的實際情況對理論重新解釋的產物。上面我曾談及，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克服分析社會問題時的階級分析法，應該注重在更廣泛領域內對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的分析，而且，對于歷史和社會結構也必須這樣做。在對現實的認識方面，社會關系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認為，毛澤東的《矛盾論》就表明了這一點，這也同樣有助于我們對現在的分析。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也談到，目前的形勢對理論提出了挑戰。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以及由后結構主義所引發的認識論上的爭議。全球化帶來了一系列關于資本主義的問題，包括文化問題，如今則是全球化所導致的資本主義內部的差異以及資本主義的現代性。這種境遇就是我所談及的“全球現代性”問題，它同樣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挑戰。全球現代性還提出了認識論方面的問題，在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殖民主義中已經對認識論有所表述。在處理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證主義混淆理論與現實、物質批評主義與倫理以及科學事實與哲學和政治假定方面，后現代主義、后結構主義和后殖民主義還是極有關聯的。作為極為有效的解讀工具，理論術語應該根據現實的變化而變化，從而能夠有效地解讀現實。
　　那些借口維護理論的純潔性和正統性的人常常以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反對發展理論。正是由于這一頑固的立場，而不是根據歷史條件的變化，使得提出的理論與歷史條件的變化相脫節，并且產生的問題與理論最初形成時所預期的問題也大不相同。但是否可以說，任何事情都可以通過馬克思主義進行解讀?當然不是。我認為“社會”的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工程方面的認同是至關重要的。社會的變化也和過去一樣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政治工程是相關的，但是隨著社會和理論的變化，馬克思主義也隨之相應地進行調整、變化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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