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的未來需要新路
作者： 王 力 雄

人類至今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社會權力的私有。即使是號稱民主的社會，權力也是被特權階級把持。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消滅財產私有制，卻沒有解決社會權力的私有制，這是導致社會主義運動挫折的根本原因。

解決權力私有要從制度著手。如果只是靠革命家的自覺，一旦革命家離去就會變質，這幾乎無一例外。而由私有的權力去掌握公有的財產，變質的掌權者非常容易把公有財產掠為私有，這正是今日中國的情況。

最有可能建立社會權力公有制的，是仍然保持財產公有制，并且仍然保持革命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這種權力所有制的革命能夠獲得成功，對人類未來有劃紀元的意義。

下面介紹一種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土壤上產生、卻無法在滑向資本主義的中國現實中生根的制度——遞進民主制。

遞進民主制概述

“遞進”二字主要不是指時間的循序漸進，而是指民主的形式——既不是大規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議制的間接民主，而是在逐層遞進過程中將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參與式民主和代議制民主結合在一起的一種新型民主。“遞進”二字在這里更多是描述一種結構。
遞進民主制由“遞進委員會制”和“逐層遞選制”兩個部分組成。

按照現實社會的勞動組織和居民組織結構，首先由最基層的單元組成自治委員會，每個成員都是委員會委員，以協商方式并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本單元所有重要事務，同時選舉出委員會的主任。

對本單元，委員會主任的角色是充當委員會決策的日常執行者。

同樣，各基層單元的上級組織也成立自治委員會，其委員由該組織所囊括的下級單元的委員會主任構成。那些主任代表選舉其的下級單元，參與上一級組織的事務協商和決策，并選舉上一級委員會的主任。

在這種關系中，下級自治委員會的主任具有雙重身份，他同時屬于兩個委員會，在下級委員會，他是當選人，在上級委員會，他是選舉人。這樣的關系一直向上延伸，最終由全國各省長組成國家管理委員會，決定國家大政方針，選舉國家元首。

這種結構的直觀形象就是由多層、多個委員會自下而上組成的委員會系統。整個社會都被這個系統包容。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其特點——即各級委員會所選舉的委員會主任自動成為上一級委員會委員。

在這種結構中，“逐層遞選制”和“遞進委員會制”是一體的。遞進委員會在逐層遞選過程中產生，而逐層遞選又由遞進委員會完成。從實現民主的角度，遞進民主制首先保證每個層塊之內實現“直接民主”，再把這樣的層塊利用“間接民主”遞進地搭建在一起，最終組合成整個社會的“遞進民主”。

委員會形式是民主參與的最佳方式。遞進委員會系統可以把全體社會成員包容進不同層次的委員會，等于全民都可以參與民主管理。

不過，協助行政首長履行公務的職能部門負責人是由行政首長任命。助手有時權力很大，然而這種權力只是出自首腦的委讓，仍然是實現首長意志的工具。而工具是不應該自治的。只有不服從即可撤換，才能保證工具的服從和有效。不過行政首長是被委員會有效制約的，所以無需擔心任命制被濫用。

始終立足“經驗范圍”

規模是民主的最大難題。當今世界的民主都是大規模民主，因而無一可以實現真正的民主，只能采用“代議”方式。

真正的民主是民眾參與管理的自治，在代議制中，民眾已經把治理權委托給了“代表”，因此就不可能是自治的，也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自治只能與直接民主共存，而直接民主受限于規模，惟有在小范圍才能實行——這是遞進民主強調“經驗范圍”的原因。

“經驗范圍”就是范圍內的所有成員都可以進行充分的直接溝通，能夠在沒有主持人的情況下自行完成協商、決策，以及選舉。遞進民主制的結構是與現實社會的勞動組織和居民組織一致的，這種結構的每個單元都處于“經驗范圍”中。

在“經驗范圍”中，個人的局限性可以降到最低，每個成員對情況都充分了解。而只有在了解的基礎上，協商、決策和選舉才可能是真實的。

遞進民主制以“經驗范圍”構建整個社會。即使到了國家元首與省長組成的國家管理委員會，也屬于同一“經驗范圍”。他們的能力、修養、資源和信息的差距都不大，不存在難以逾越的鴻溝。這種情況對遞進民主結構的所有單元都是一樣的。

隨時選舉是關鍵

遞進民主制最重要的原則之一，是隨時可以通過重新選舉更換當選者。現在這種間隔數年才能進行一次的選舉，給了當選者脫離民眾意志的可能。

大規模民主不能做到隨時選舉，是因為每次選舉都需要大動干戈，成本高昂，而且必須由選舉機構主持。遞進民主制的選舉在“經驗范圍”進行，成本低廉，隨時都可在無需主持的情況下自發方便地進行，從而能夠以隨時選舉隨時制約當選者。

“隨時”并不意味會導致頻繁的選舉，反而因為有“隨時選舉”的可能性，實際發生的選舉可能會更少。因為這種規則會使每個當選者在進行決策和行使職責之前，在頭腦中“模擬選舉”——即對他的決策和用權，委員會中反對和贊成的比例會是怎樣，并隨時根據反饋進行調整修正，直到確信得到多數贊同之時才會將決策付諸實行。這使得當選者的決策和行使職責總是能獲得多數選舉者的贊成，現實選舉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會成為無需發生的了。

權力合一

遞進委員會把選舉、代議、管理合并為一個系統，而不是分成不同系統。這從分權學說看是不合理和危險的。然而如果從遞進民主的結構整體考慮，每個權力集于一身的當選者都處于“經驗范圍”的“隨時選舉”制約下，是足以保證其不會濫用權力的。

遞進民主制其實也不是沒有分權。每一個社會單元都是自治的，已經是一種分權。以往的分權是把公權力根據屬性橫向分割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使其各自獨立，相互制衡。遞進民主制的分權則是多維度分權，把公權力劃分給每個層次的每個層塊，使其各自自治，相互組合與平衡。分權程度更超過三權分立。

而從另一個角度說，公權力以一體方式使用，效率會高，成本會低。人為地將公權力切分成其實是一種防止權力腐敗的不得已。在西方政治史上，三權分立有時導致三權相互對抗，極端情況甚至造成國家權力真空。從本質上說，權力橫向分割的結構并不合理，就像讓人的腦、心、手各自獨立、各行其是一樣。遞進民主制的每個層塊內部權力合一，保證高效和靈活；而層塊之間遞進的約束和制衡，同樣可以避免權力腐敗，而且是更好的方式。

遞進民主制不光是一種制度，它本身就是一個全民組織，或者說就是一種社會形態。 它是包容所有社會成員，從基層層塊不斷向上組合的自治體系。每層立法都在下層立法的制約下進行，由下層主導并出自下層需要。如同專制結構不愿意把權力往下交一樣，自治結構也不愿意把權力往上交。因此除非是必須的，下層一定會盡可能少立上層之法。每個自治體都會盡可能自己解決問題。這種狀況的累積效果，最終會使高層法律減到最少，改變“國家愈糟，法網愈密”的情況。

把選舉、代議、管理三者合為一體的系統，只有在能夠滿足“經驗范圍”和“隨時選舉”的前提時，才會使選舉和代議名副其實，使管理不會脫離民眾利益，也才能體現出這種體制的長處。迄今為止，只有遞進民主制可以實現。

“隔層保護”——決策者與群眾間的緩沖

遞進民主制存在“逐層遞選”和“遞進委員會”的層次，高層當選者因此不必直接承受來自基層的壓力，只需得到本層塊選舉者支持，就可以制定決策和行使職責，即使與社會情緒不符，民眾一時反對，間隔的層次也可以保護其不受沖擊。

西方民主制缺乏這種隔層，因此容易導致迎合大眾的“短視政治”。其中最致命的是當前泛濫的消費主義。即使社會領導人明知危機在前，但若不去促使經濟數字不斷增長，必定在選舉競爭中落敗。

全球生態問題從來不是普通社會成員能把握和該把握的，而是需要通過社會的總體節制進行解決。然而在一個沒有“隔層”的民主制度中，由熱衷消費主義的大眾直接選舉領導人，社會的總體節制是不可能建立的。

遞進民主制中的當選者不是由大眾投票決定，而是所屬的委員會投票決定，和大眾之間隔著層次，不受直接制約。當選者需要迎合的只是委員會，若不負責地逢迎大眾倒會被委員會罷免。這種性質決定了遞進民主每遞升一個層次，理性程度也會相應提高。這種遞進正是把大眾局限逐步拼接為全局的提升，是西方民主制所沒有的性質。

“遞進自治”和“遞進聯邦”

遞進民主制在理念上與聯邦主義完全相容，但是在方法上與目前的聯邦制不同。遞進民主制認為沒有個體自治，自治和聯邦是徒有虛名。目前的聯邦制只有成員體自治，而無個體自治，因此只能被視為是成員體“自己統治”，而不是本質意義上公民自治。

真正的自治應該是自下而上，從里向外，由每個社會成員不斷組合成更大的自治體，最終囊括所有社會單元。這是一種“遞進自治”的社會結構。

遞進民主制的每個單元都是自治的，同時又以聯邦形式組合在一起，因此遞進民主制可以被視為一種發展到極致的聯邦制。其聯邦囊括社會所有層次，一直延伸到每個公民，所有單元都是以聯邦形式組織在一起。在這種意義上，遞進民主制也可以稱為“遞進聯邦制”。這樣一種逐層遞進、最終囊括全社會的聯邦，最徹底地實現聯邦主義的理念。

隨著全球一體化，世界成為地球村，人類越來越結為命運共同體，可以預見未來會出現覆蓋全球的超級聯邦。雖然處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不斷進步，現代社會的協調與管理卻沒有變得簡單，反而隨著規模的擴大愈加復雜，趨向不堪重負的治理危機。要解決這種危機，惟有以自治取代統治，把信息分散于自治體。讓大部分信息被層層消化于內部。只有如此，自治社會規模的擴大才不會使管理能力達到極限。因此未來的“世界政府”只有依賴遞進民主制才能實現。

實現平順轉型

以遞進民主制進行政治轉型，無需整體地轉換社會框架，而是可以對每塊“磚瓦”（每個社會單元）進行轉型，通過“磚瓦”轉型的擴大和積累，最終實現整體轉型。這使得遞進民主制具有與原政權體系保持配合的彈性。委員會機制在于妥協與合作。實行遞進民主制的單元對內自治，對外則繼續服從舊體制，遵守原有規則，政權系統因此不會導致斷裂。

遞進民主制從“磚瓦”向上繼續轉型的過程，可概括為“用遞進民主制自身的方法實現遞進民主制本身”。當一個組織內的下屬多數單元實行了遞進民主制，該組織也就可以（而且必然）開始實行遞進民主制。直到多數省長由遞進民主產生時，會組成管理國家的委員會，選舉國家領導人。那時整個社會就完成遞進民主制的轉型。

從轉型角度論，遞進民主制不需要推倒重來的另起爐灶，可以在原體制內部自下而上逐層遞進地實現，這決定了它有最大的繼承性和平順性。

多黨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方民主制道路，多黨制無論如何繞不過去，最終一定要面對。在西方民主制下，參與大規模選舉需要廣泛動員選民，運用媒體，進行宣傳和表演，由此帶來籌措資金、吸納人才、調查研究等活動，都不是自然人可以做到的，須有千百人協同努力，以相互認同和科層關系把他們組織在一起——也就是政黨。遞進民主制把大規模選舉變為經驗范圍選舉。選舉者和被選舉者互相了解，能夠直接溝通，因此不需要動員、造勢、宣傳和包裝，也不再需要籌措款項，所有選舉活動都可在人與人之間自然完成。在這種情況下，也就沒有了政黨功能發揮的余地，政黨因而變成多余，因此可以避免黨爭政治。

化解國內外壓力

蘇東解體后，社會主義失去了可與西方民主制匹敵的理論，處處理虧詞窮，落于下風，在大是大非上始終被西方意識形態主導。面對西方民主制的壓倒優勢，共產黨要么最終被西方民主制埋葬（遲早之事），要么只能尋找一條新路，進行有別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遞進民主制正是這樣一條路，既能實現西方民主制包含的民主理念，又能超越西方民主制，成為與西方民主制并駕齊驅的另一體系，提供一套獨立于西方意識形態的完整說法。只要開始遞進民主制進程，就能傲視西方意識形態，使其失去討伐口實，國際壓力也會因此緩解。

共產黨主動采納遞進民主制，進展節奏可在相當程度上自主控制。這是因為在抗爭與等待之間，人們總是愿意選擇比較容易的等待。只要公布變革方案和日程，并按日程逐步兌現，社會就會產生等待的耐心，哪怕時間稍長都可接受。某種程度上可以起到合法性作用，共產黨的高層當權者因此可能掌權時間更長。

對國內，政治改革跳出西方民主制軌道，等于閃開了原本集結于對面的政治反對聯盟。反對派基本是被西式民主理念整合在一起，并以西式民主手段為武器的。政治改革走西式民主之路，正好給他們崛起的空間，共產黨無論如何難以與之競爭。而采取遞進民主制，相當于換了一個舞臺，把西式民主的舞臺晾在一邊，從而避免與其直接交手，使其失去發力點，共產黨則可占據舞臺中心，充當改革主角，控制主動權。

遞進民主制是自下而上的逐層變革，最后才觸及高層權力；從最高當權者自身利益考慮，推行遞進民主制既不影響其在任期內保持權力，又能使其成為人類理想的探索者載于史冊。當遞進民主制自下而上延伸到最高層之時，共產黨會隨之失去權力，不過那可以被視為其主動開創的新紀元，而非是失敗。

那時也不意味高層改革者就此退出政壇。在遞進民主制改革過程中積累了相當道義資源的改革者，可能仍然會當選遞進民主制實現后的國家領導者。

占據大是大非的制高點

目前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被擱置到遙不可及的未來，實際所為歸結到唯利是圖的實用主義。實用主義的改革失去主義支撐，沒有思想體系，最終可能變成失控的怪獸——這正是今日中國的教訓。歷史上的偉大領導者總是想方設法賦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學意義，為的就是保持對改革的馴服。

遞進民主制有豐富的理想資源，在人民主權、大同社會、直接民主、全民參政、自治、聯邦、族群問題等眼下各種政治制度都望洋興嘆的方面，遞進民主制都可以獨辟相當大的空間，從而能夠占據大是大非的制高點。 相比之下，代議制只是一種缺乏價值支持的技術手段。實行遞進民主制可以建立一套自立于世界的體系，足以對西方體系自傲，且可以與馬克思主義的脈絡連接，保持意識形態連續性，在繼承社會主義傳統的同時跨入更高層次。

共產主義理想曾長久激勵人類，這個理想的今日敗落，問題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實現理想的路徑。公平與效率長期是人類的不解矛盾。資本主義的立身基礎在效率，共產主義的立身基礎在公平。公平雖然總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產主義終究敵不過資本主義，原因就在資本主義找到了效率的“無形之手”——市場，共產主義卻一直沒有找到公平的“無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實現公平，除了效率降低在所必然，也一定免不了落入專制乃至暴政。

在生態問題日益突出、資源逐步匱乏、全球一體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人類對總體節制的需求只能加強。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決新時代擺到人類面前的新問題。對人的自利本性若不進行節制，人類不可能從貪婪與瘋狂的物欲軌道上自行退出，最終難免落入同歸于盡的毀滅。

當意識到人類社會不能沒有節制、并且還需要加強節制時，共產主義運動留下的慘痛記憶就應該成為一種強烈提醒：未來社會的節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還是“無形之手”，實在是意義重大，必須解決這個難題，為公平（也就是為節制）找到一只“無形之手”，并讓它與效率的“無形之手”和諧共存。

遞進民主制可以成為這樣的“無形之手”，它以靈敏的反饋和自動調節機制始終保持于最佳狀態，無需權力介入，也不會隨當政者更換變化。它能使每個社會成員的意志都得到同等表達，從而實現公平。在這個意義上，它的基礎是自由主義的，能夠提供廣闊的自由平臺，但是它又不會放任，而是以“理性的逐層提煉”和“隔層保護”，在自由平臺上搭建起保護人類安全未來的總體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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