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

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

爭則亂，亂則窮。

——荀子

    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起點，是社會的構成元素。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矛盾、變遷中推進了社會發展。因此，要理解和認識，乃至改造一切社會關系及其屬性，必須回到人本身。

1、人的屬性假設

1.1“生物人”

    環境的存在是生命的基礎和源泉1-1-1（1）。《易經》曰：“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2）。科學研究表明，地球早期火山活動頻繁，生成含二氧化碳、氮、氨、一氧化碳、甲烷、水蒸汽、氰化氫、硫化氫以及少量的氫，隨著地球表面溫度逐步降低水蒸汽逐步凝結成水，形成了原始的湖泊和海洋，原始地球上有地球凝聚和氣體逸散所釋放的巨大熱量，那時沒有臭氧層，太陽能大量到達地面，火山活動高溫氣體被噴射到空中可以發生雷電和火花放電。液態水、大氣、放電這些因素提供了生命起源的基本條件，宇宙射線、放射線、隕石沖擊的能量均可促進化學進化。1953年，米勒（S.L.Miller）做了生命起源的模擬實驗，通過火花放電成功地從無機物（如氨、甲烷、氫）中制造出多種類型的有機小分子，其中有11種氨基酸，這些氨基酸中有四種（甘氨酸、丙氨酸、天冬氨酸和谷氨酸）是生物體內蛋白質所含有的，從而為生命起源提供了證據。科學已經實驗證實，天然蛋白質中所含的20種氨基酸幾乎都可以合成。19世紀布特列洛夫發現甲醛與石灰一起搖動可以得到核酸。1960年，歐羅將氨和氰化物溶液在燒瓶中回流好幾天得到大量的腺嘌呤等等實驗，許多實驗證明前生物條件下，糖類和磷酸堿基可以繼續演化向核苷酸類的有機物。有機小分子可以生成大分子，生物大分子生成多分子體系，進而演變成原始生命。其中生命起源的關鍵因素一是原始膜的形成，對于膜內外的物質交換、信息傳遞、能量轉化、刺激傳導都有重要作用，它使生命體獨立于環境；同時，遺傳密碼出現，其中比較盛行的假說是前生物時期出現核階段的“原始湯”中，核酸堿基和游離氨基酸之間特殊的立體化學的相互作用，使各個特定密碼分配給予相應的氨基酸。（3）現代生物學揭示：生命有共同的物質和結構基礎，包括原子 、分子、高分子、細胞器、細胞、組織、器官、系統、生物體等若干層次，在生命運動的各個層次上充滿著物質在空間上的有序分布和時間上的有序運動，生物的所有這些物質都來自于自然，是自然的組成部分。

    環境是復雜的，變化的，物質、能量的分布是不均衡的，波動的1-1-2。在宇宙間存在的所有的星球分布著不同的物質，地球上礦產、水、地形、植物、動物等等在不同的地帶都呈現不同的分布，而且，隨著大氣系統、地質系統變遷、太陽及地球的轉動而不斷變化。沒有兩個地區在物質和能量以及地質、地理、氣候、生物和水的分布完全相同，能源在地球上的分布也同樣不均。

圖一

    生命是向環境開放的，生命需要從環境中汲取能量、物質和信息，否則生命將無法存在1-1-3。

    比利時普里高京（I.Prigogine）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認為：生物系統是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在外界條件變化到某一特定閾值時，量變可能引起質變，系統通過不斷地與外界交換能量和物質，就可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時間、空間或功能的有序狀態，這種非平衡態下的新的有序結構，被稱為“耗散結構”（4）。美國科學家霍華德.T.奧德姆和伊麗莎白.C.奧德姆對生物系統與外界進行的能量、物質、信息的交換做出了系統的總結，他們認為大多數系統包含了結構、轉換和反饋[見圖1]（5）。能量耗散過程是一種不可逆過程，如摩擦生熱是機械能轉化為熱能的一種典型的不可逆過程。能量耗散過程的不可逆性反映了能量轉換過程的方向性，也反映了時間的方向性。生物體中成千上萬個生物化學反應的高度有序和一致協同來實現了生命的有序運動。而所有生命的有序運動都必須依賴對能量的有序高效的利用1-1-4。

    生命的有序和能量來源是生物通過光合作用或直接吸收含有能量的物質獲得的1-1-5，生命吸收物質、能量，獲得外界信息，維持生命，適應環境。生物有序廣泛地表現在生物的空間結構上，除了生物分子結構上的高度有序性，生物形態也是生物體空間有序現象的重要體現。生物有序是在生物的生存發展和演化過程中，經過數十億年的有機物碰撞、化合、試驗，接受自然環境的篩選實現的，適應環境的生物體結構得以保存和發展。1859年，達爾文（Darwin）完成巨著《物種起源》，提出了生物進化論，揭示了生命運動的各級水平以及相互聯系，具有內在節律性和外在適應性的生命得以生存，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進化，并從簡單向復雜發展1-1-6。

    目前，在地球上，據科學家確認的物種大約有二百萬種。（6）生物學界對生命的定義各異，但基本形成以下對生命特征的認識:

(1)除病毒等少數種類外，生物體都是由細胞組成的1-1-7；

(2)相同的化學成分1-1-8（7）；

(3)生物體內在穩態1-1-9（8）；

(4) 生物體都有新陳代謝作用1-1-10；

(5) 生物體都有生長現象1-1-11；

(6) 生物體都有應激性1-1-12（9）；

(7) 生物體都能生殖發育1-1-13；

(8) 生物體都有遺傳和變異的特性1-1-14；

(9) 生物體都能適應一定的環境，也能影響環境1-1-15。

    生命盡管是對環境開放，但其內部必須是相對穩定的[見1-1-9]（11），須以一定形式與環境區分開來1-1-16。每個生命體在結構上是一定物質、能量、信息的有機整體。生命體無論多大，生命體內部可以儲備的能量和物質是有限的1-1-17。生命需要不斷支付能量與物質來適應外界環境，同時從外界獲取物質能源、物質、信息，呈現能量和物質交換的周期性循環1-1-18。

    生命從一開始就進入新陳代謝，生長與衰退并存，幼年到青年時期，生長超過機體的自然衰老，這時生命呈現生長，壯年以后，衰退逐漸超過生長，整體的衰老占據優勢，生命逐漸走向死亡。科學家探明生命的衰退是基因決定的，2002年度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獎人英國科學家悉尼•布雷內、美國科學家羅伯特•霍維茨和英國科學家約翰•蘇爾斯頓揭示了所謂“細胞的程序性死亡”，他們發現細胞有一種生理性、主動性的“自覺自殺行為”，這些細胞的死亡是有規律的，似乎是按編好了的“程序”進行的，就像秋天片片樹葉的凋落一樣，所以這種細胞死亡又稱為“細胞凋亡”。 這種程序性死亡的意義在于如果該死亡的細胞沒有死亡和清除，就可能導致細胞惡性增長堆積，形成癌癥；如果不該死亡的淋巴細胞大批死亡，就會破壞人體的免疫能力，導致艾滋病發作。陳竺院士認為：“并不見得一個生命體，它的生存時間越長越好。比方說線蟲，這是一個模式生物，幾年前，科學家就做了這樣的一個試驗，把有些所謂的衰老基因給它祛除掉，祛除掉以后，線蟲壽命的確能夠延長七到八倍，但是，它的整個代謝活動就明顯的減慢了。也就是說，線蟲的活動就非常低了。看上去，好像就是差不多處于一種冬眠狀態，也就是說，它的這個壽命的延長實際是以犧牲它的生活質量為代價的。”（12）

    所有的生物都需要物質和能量才能生存，而環境必須給予這些生物一定物質和能量，這些細胞獲得相互交往和協同運作的能量和物質，完成各自職能，才能生存，不斷發展并適應外在環境。同時，生命的存在是適應環境的結果，包括適應環境的氣溫、水、光、無機環境以及它們的變化、運動，生命之間也以對方為環境的要素需要適應。1838~1839年，施萊登（Schleiden）和施旺（Schwann）創立了細胞學說。據估計，人體500~600兆個細胞組成。每個細胞都含有該人體的DNA的一套完整的“拷貝”（13），人具有生命的一般特征[見1-1-7—1-1-15]。人同樣需要從環境攝取物質和能量，獲得信息1-1-19。人的存在并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在取得繼續生存、發展和繁衍的資料的同時，人也在運動變化中在消耗著能量和物質[見1-1-4]。

    在人的整個生命過程中，環境提供的生存和發展、繁衍的物質、能量和適應性，可稱為收益或得1-1-20，相反，人在生存、發展中物質和能量消耗和適應性物質、條件和環境的失去，就是支付或失1-1-21。人在生存、發展和繁衍中所具有的指向環境的物質、能量和適應性條件的客觀規定性，就是需要1-1-22。這一客觀屬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即需要是客觀的1-1-23。客觀事物滿足人的客觀需要的一般的沒有區別的抽象屬性就是價值1-1-24。而客觀事物滿足需要的具體屬性就是使用價值1-1-25。當環境提供給人的收益，滿足其需要，增加其對環境的適應性的作用就是利1-1-26；而環境不能提供滿足人需要的物質和能量，降低其對環境的適應性的作用就是害1-1-27。

    人也和所有生命一樣，人與環境不斷發生能量和物質的交換；經歷生、老、病、死的生物過程；對饑飽、寒熱等外界屬性有生物學的感知能力，并具有對環境的食物、溫度、安全、性的基本客觀需要。這一依據生物學的人類屬性就是“生物人”屬性1-1-28。由于所有人具有同樣生物結構和相同的物質要素、生物機制，因而，所有人在生物性質上是一致的1-1-29。

注釋：
1、為便于引用和參閱，本文對若干重要觀點按章節和序列進行編碼，“1-1-1”表示第一章第一節之第一，以下同。
2、《易經•序卦傳》。
3、參見李難編著：《進化論教程》，第二章，生命及其起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4.參見王雨田主編：《控制論、信息論、系統科學與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5，p462
5. [美]霍華德.T.奧德姆、伊麗莎白.C.奧德姆：《繁榮地走向衰退——人類在能源危機籠罩下的行為選擇》[M]，中信出版社，2002。圖見第83頁。
6.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生命之樹”項目的統計，目前可能有500萬～1億種生物生存在地球上，但科學家們能夠確定的卻只有200萬種左右。（資料來源：新浪網http://tech.sina.com.cn/d/2007-08-07/09011660274.shtml）
7. 細胞的主要成分是水，其含水量為60％～90％。水是所有的細胞活動的介質。細胞都含有四類有機大分子，即糖類、蛋白質、核酸和脂類。這四類有機大分子又是分別由簡單的有機分子單糖、氨基酸、核苷酸和脂肪酸所構成。
8. 從單細胞的變形蟲到多細胞的人體都不斷地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然而卻又能夠保持著內部的穩定狀態。如果生物體不能夠保持機體內部的穩定狀態，就可能導致生命活動的終結。這種內環境的相對穩定狀態是通過復雜的調節活動來維持的，這種狀態稱之為穩態。
9. 所有生物體，從單細胞的變形蟲到多細胞的人體都能覺察機體內外環境的變化并產生一定的反應。
10.[ ]符號中為前文觀點編號或章節號。
11.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法國著名生理學家G•貝納德，從為人忽視的施旺的細胞生理學的研究中得到啟發，第一個提出了復雜動物具有二種環境：內環境和外環境。外環境在接觸生物體時，不發生生命進程的那些活動，內環境是身體各部分賴以生存的條件，生命的進程只發生在液體狀恒定的內環境中。然而，貝納德關于內環境恒定的概念并沒有立即得到人們的重視，直到二十世紀，美國、英國、德國的研究者才開始回到了內環境穩定的概念上來，亨德森專門對貝納德的工作作了宣傳和推廣，他根據內外環境的關系來探討生命的特征。爾后，也就是距貝納德提出兩種環境七十年后，坎農在這一基礎上把外環境問題放置一邊，從內環境中推導出穩態的概念，提出了人體的穩態理論。
　　坎農認為，穩態是內環境的穩態，軀體穩定狀態的基本條件是內環境的穩態，內環境又稱為水環境或液床，它指的是機體的循環液體的總體。它是身體各部分共有的中間媒介，是用以進行物質交換的場所，輸送養料清除廢物的搬運工，也是體溫調節的平衡器。內環境在由極其復雜極不穩定的物質分子組成的機體中，運用自身的平衡裝置控制機體，使機體能夠應付突然事變，能夠抵抗反人體的各種物質力量，從而獲得一種早在古希臘就有人稱之為“天然治愈力”的東西。（《讀書》：穩態和發生認識論，1986年第十一期）
12. 科技博覽網：用基因讀解生命，http://www.cctv.com/lm/511/52/68721.html
13.  孟德爾（Wendel）于1865年揭示了生物遺傳的基本規律；1953年，沃生（Watson）和克里克（Crick）闡明了細胞中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

1.2 “行為人”

    行為起源于生物的應激性反應[見1-1-12]，為適應復雜的，變化的，物質、能量不均衡分布的環境[見1-1-2]，生物隨著環境的變化而發生改變，尋找到物質和能量供應，得到生存適應性條件的生物繼續生存，并繁衍[見1-1-12，1-1-13，1-1-14]。生物適應環境的運動是生物的行為1-2-1。

    科學家將生物行為從功能上分為索食行為、求偶行為、爭斗行為、社群行為、通訊行為、節律行為等，最基本的內容是取食、傳代和保護自身。從種系發生的角度劃分，行為又可分為：屬先天性定型行為的有趨性（taxes）、反射（reflexes）、本能（instincts）；屬后天習得性行為有學習（leaning）、推理（reasoning）等（14）。

    生物的生存和行為必須消耗一定的物質和能量（設為 p）[見1-1-4]，生物憑借一定行為可部分地彌補物質和能量的消耗，帶來一定的物質、能量和適應性的收益（設為i）1-2-2。收益中按對生物的具體作用不同，可分為基本生存收益和發展收益1-2-3。基本生存收益是確保生物存在的收益，是生物存在的基本條件1-2-4；發展收益是保證生物生長發展繁衍，提高生物適應性、增加舒適性的收益1-2-5。

    環境并不能恰好地滿足生物人的需要，生物獲取收益的行為并不必然成功，而是有概率的（設為q）的1-2-6。生命的生存與行為、支付的關系表現為在一定時間（t）內，一定行為效率(i/t)和概率條件下的收益必須大于物質能量的支付，其差額可稱為剩余（可設為v）：

    即v=i×q－p＞0，

    如果物質和能量缺少來源，那么，能量的消耗[見1-1-4]將大于吸收[見1-1-5]，生命將出現物質和能量的虧損v＜0，長期的虧損會導致生命的萎縮，規模減小，功能衰退，適應能力下降，甚至滅亡1-2-7。
在生命物質和能量支付的單位速率為p/t的條件下，收益可以是間歇的和波動的，但必須在所有的能量和物質消耗完之前得到及時補充，否則，生物會在預期生存時間

      t=(i×q－p)/p/t

    后結束1-2-8。故而生物生存預期時間t，將決定于行為收益及其概率，以及自身的支付效率。生物必須通過提高行為的效率i/t，提高行為獲取收益的成功概率q，減少行為的支付速率P來提高生存適應性。生物的適應性越強，預期生存時間t越長，其種群生存的概率即適存度就越大1-2-9。

    行為學家霍曼斯（Homans）根據大量生物研究和實驗提出生物行為學的五項基本原理（15）：
    I．在任一場合內，在行為主體一切可選擇的行為中，那些經常給主體帶來回報的行為，更有可能被行為主體重復，也被行為學家稱為“聯系原則”1-2-10；

    II．給定當前的場合，給定行為集合和記憶，行為主體意識到的那些給行為主體帶來回報的行為的激勵行動——即本身不帶來回報但與帶來回報的行為聯系著的行為——最可能被行為主體重復，也叫“激勵原則”1-2-11；

    Ⅲ.在一切行為的一切可想象的后果中，與對行為主體更有價值的那些后果聯系著的那些行為，更有可能被行為主體重復，也叫“價值原則”1-2-12；

    Ⅳ.對于行為主體能夠意識到的全部行為和記憶，任意場合內，以及由這些行為所帶來的全部回報當中，如果某一類回報比其他回報更經常地出現，那么這類回報對這一行為主體的價值會隨回報的出現次數而逐漸降低，被經濟學家叫做“邊際價值遞減原則” 1-2-13；

    Ⅴ.行為學第五原理，分為兩個部分1-2-14：
低于預期水平的回報或高于預期水平的懲罰，可以激怒行為主體，導致過火行為。此時，過火行為對行為主體的價值會增加；高于預期的回報或低于預期的懲罰，可以讓行為主體感到高興，并且因此而把相關行為的后果的價值向上調整。

    由上并由生物的特征[1-1-7～1-1-15]知,生物對環境的刺激作出反應,經過長期的演化,生物在種群世代中必須在兩個方面對環境的變化做出適應，以保存生物種群：

    A、生物內部受到環境影響，發生遺傳變異性，其中有利于提高行為效率i/t和概率的q、降低p的行為和特性保留并向后代遺傳，利用有限的資源維持更長時間t的生存。其中不能有效利用資源的生物結構將消耗更多的能量，一旦環境不能滿足其需要，就喪失生命[見1-2-8]；

    B、生物主動尋找資源的富集地，利用資源發展和繁衍，躲避環境中惡劣因素的影響。

    人類對環境的適應是主動的有理性的。人的行為與一般生物的行為不同之處在于人類可以進行理性的認知分析和判斷，并進行創造。

    行為不僅對個體本身產生意義，也會對外部環境和其他人產生影響1-2-15，這種行為的對外影響，經濟學中稱之為“外部性”。外部性可以是正價的，即有利影響，可以促進環境或相關事物的生存和發展；也可以是負價影響，即有害影響，可以導致環境或相關事物的損害甚至消滅1-2-16。

    “生物人”的行為從功能上看，具有對個體的自利性。行為可提高個體對環境適應性，是一切生物同樣具有的行為屬性1-2-17。行為的自利性具有客觀必然性。自利不等同于自私，自私是生命個體有意識侵犯或爭奪其他生命個體利益的行為的負價影響1-2-18。自私具有自利性，同時具有侵犯性和負價外部性，但自利性行為，并不一定具有負價影響。細胞的整合與交往組成的更高層次的生物個體，它們相互之間形成相互依存的聯系，存在“整體大于個體之和”的規律1-2-19，系統的整體性質不等于個體性質之和，因此，生命低層次的自利推導不出上一層次的自利屬性，更推導不出意識條件下的自私性。個體的自利須以利他與合作為基礎的，對自身的能量和物質的吸收有約束機制，從而達到個體在相互合作融合交往基礎上，形成高層次的個體。因為，如果在生命體的任意層次，出現不顧他者死活的個體，其生存以他者的損失或支付為代價，那么，這個個體必然會不斷擴張自己的收益和界限，在生命界限內擠壓其他個體的生存空間，掠奪其他個體的物質能量和信息，會導致上階生命單位功能的下降，甚至會導致整個生命體的衰弱和崩潰。這一現象的典型例證是腫瘤。

    自私意識不單取決于對適應性的需要，還取決于生命個體的情感與欲望，道金斯從個體基因具有自利性推導細胞構成的器官、系統乃至生命個體的自利性（16），混淆了自利與自私的區別，“自私這個性質被渲染得太過火了，而且有些哲學家們所樂于盡情描寫的人類的自私，就像我們在童話和小說中所遇到的任何有關妖怪的記載一樣荒誕不經，與自然離得太遠了。”（17）

    行為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空間和時間中，于是，行為就勢必存在一定的時空范圍1-2-20。由于行為外部性的存在，行為連接了主體與客體，而具有關系屬性1-2-21。行為在一定時空服從人的自主意志的屬性就是自由。自由的存在依據物質基礎和條件，存在于一定的時空范圍，與一定行為的客體相互聯系，在人類社會就必然影響到社會關系。自由必然是在一定物質條件和社會關系制約下的思想和行為屬性。人沒有絕對的自由，客觀規律、物質條件和社會關系規定了意識和行為的邊界1-2-22。超出這三個制約因素的意識和行為都無法持續存在。不符合客觀規律的意識和行為無法實現，并有可能遭到客觀規律的懲罰，而沒有物質條件的支持，意識和行為因為失去條件的支撐無法持續，而社會關系則規定了任何人的意識和行為都必須在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外沿構成的范圍內活動，超過這個范圍必然會侵犯到他人和社會的利益，而他人和社會也可以對外來侵犯進行報復1-2-23。

    在社會關系交往中，人在一定時空和社會關系邊界內自主實施行為、獲得一定利益的資格規定就是權利，而人在權利運用中，被群體認可并賦予的在社會關系中實施一定行為的強制力就是權力。

注釋：

14.參見李難編著：《進化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P136。
15.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講義I[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p108-109
16.參見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M]，盧允中、張岱云、王兵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0
17.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M]，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27頁。

1.3“情感人”

A．情感心理機制

    低級生物應激反應[見1-1-12]的演化導致單細胞神經元出現。單細胞動物和低等多細胞動物（如海綿）沒有神經系統，由細胞本身對外界環境的變化作出反應。多細胞的腔腸類動物（如水螅）才開始分化出神經細胞，此種神經細胞彼此交織成網，形成彌散型的神經組織。當體表任何處受到刺激，興奮沿著神經網迅速傳到各處，引起全身性的收縮反應。在動物進化過程中，神經系統的結構和機能逐漸復雜和完善起來。到扁形動物（如渦蟲），神經細胞開始集中成神經節（gangiion），特別是在身體前端有一對腦神經節，由此發出無數外周神經，并開始有傳入纖維與傳出纖維之分，這種神經組織稱為結節型神經組織。到環節動物（如蚯蚓），神經節數目更為增多，并按體節分布。神經節之間有神經纖維聯系，形成一條貫穿全身的神經鏈。在頭部有一對腦神經節與一咽下神經節相連，下接神經鏈。隨著刺激的部位和強度的不同，動物既可發生局部的反應，也可發生全身性的反應。到了脊索動物的文昌魚，脊索背方已有了神經管，這是原始的中樞神經系統。神經管分化程度很低，僅前端略顯膨大，稱為腦泡，后面為脊髓。此類神經結構稱為管狀型神經組織。到脊椎動物的魚類，神經管前端的腦泡更膨大折疊成腦，并有前腦、中腦和后腦之分。（18）

    隨著神經元向專業化方向的演化，功能分離，出現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在更復雜的演化階段，中介神經元出現，負責闡釋感覺和運動信號。神經元的分工，提高了生物對外界的感知能力，提高了運作效率，更好地適應外界的變化。神經系統始終處于不同的神經喚醒水平，即神經不同的動員或活躍程度，神經系統處于較高的喚醒水平處于興奮狀態，消耗較多的能量和物質；相反，神經系統處于較低的喚醒水平時，是處于抑制狀態，此時，細胞開始儲備能量和物質。從宏觀上看，大腦的能量供應是有限的，一定量的，大腦的血流供應占心臟搏出量的20%，因此，大腦組織的興奮和抑制狀態需要在不同的部位和區域是相互交替的，當一部分區域興奮，就立即抑制其它部位的興奮度1-3-10。這一功能可保證能量的集中供應，如果大腦的各部位同時興奮，能量和支付總量將超過供應的總量，將透支能量，使部分腦組織無法得到能量和物質供應而無法正常發揮職能；大腦的興奮與抑制交替還可以保證大腦喚醒水平高的部分形成明確的意志目標，指引并組織整個機體的運作，如果各部分同時興奮那就會出現多意志目標，形成“多頭領導”，失去對機體的指揮組織功能，機體茫然不知所措。

    大腦的發育過程中，腦干（brainstem）先得到發展，它的出現可以調節生命的呼吸、新陳代謝等，并控制固定化的反應與運動。在腦干的基礎上，情緒中樞得到發育，其中包括嗅葉（olfactory lobe），提高了嗅覺反應，這樣情緒中樞不斷發展壯大，這個中樞就是邊緣系統（limbic），使生物的腦增加了情緒功能。在邊緣系統的底部、腦干的上端有形似杏仁的神經細胞核團，它就是負責情緒的杏仁核。神經學家約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發現了其對情緒的關鍵作用。若將杏仁核與腦的聯系割裂，其后果是完全不能評估事物的情感意義（19）。這表明，人類情感具有客觀的生理基礎1-3-2。正如《淮南子》曰：“物至而應之，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 “好憎成形，知誘于外”（20）。王安石也說：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人生而有之，接于物而后動。” “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者，情也。”（21）

    情緒具有多維的結構，馮特（Wundt，W.，1832-1920）于1896年提出情緒具有愉快-不愉快，興奮-沉靜，緊張-松弛三維結構。施洛伯格（Schosberg，H.）提出情緒的三維結構是愉快-不愉快，注意-拒絕和激活度，而普拉奇克（Plutchik，R.）把情緒分為相似性、對立性和強度三個維度。（22）按情緒愉快—不愉快的維度，情緒分兩種：一是積極情緒，如喜、樂、福、榮、信、安、靜等積極情緒在人腦中可以產生連鎖良性反應；另一是消極情緒。而怒、恨、悲、恐、卑、恥、急、妒等消極情感在人腦中產生連鎖負面反應。科學研究證實，情緒體驗可以產生一系列的身心生理反應，包括內臟、血液循環、呼吸、激素分泌都會產生變化，有的情緒可以導致心身疾病。（23）積極情緒可提高人的身心健康，對外界的判斷力和適應性，這一作用是一種利1-3-3；相反，消極情緒消耗人體的物質能量儲備，損害身心，降低對外界的判斷和適應性，這一作用是一種害1-3-4。情緒是個體內部對行為的一種回報，利害相權，由行為學原理“聯系原則”[見1-2-7]，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為了獲得高度的快感一般趨向于尋求增強刺激的強度，與自己有關的，符合自己情感需要和偏好的環境和行為，回避可導致消極情緒的環境和行為，追求最大最長久的快樂和幸福1-3-5。這一人類的因相關人腦情緒中樞區域接受外界的刺激，而產生興奮活動的反應，如喜、怒、哀、樂、恐、愛仇、尊卑、榮辱、禍福、欲望、對他人同情和團體的責任，追求最大最持久幸福的屬性，就是“情感人”屬性1-3-6。

B．作為價值判斷系統的情感

    生命的刺激反應結構以及感知和情感機制在生物內部構成了個體價值判斷系統[見1-1-25]1-3-7。所有的外在刺激都經過人的感知，進入情感器官進行初步的情感評估，適應性好的有利刺激將帶來生命體的舒適感，即具有價值，生物將保持與有利環境的接觸和重復有利行為[見1-2-10~-11]，反之，適應性差的不良刺激將導致生命體的不適感，即為負價值，生物將回避不利的環境，選擇更好的環境和有利行為1-3-8。這種情感價值是借助于人的感覺和情緒進行的，可以做出快速反應，從而避免人在環境中受到傷害，具有保護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價值。這種價值評估具有直觀性、具體性、靜態性1-3-9，不能對無形的、間接的、抽象的、長遠的、深度的價值進行認知和評估。同時，要看到，情感的價值評估方式是簡單的正負評價，缺少細致的中間狀態評價，也無法深刻識別一個事物的正負價值共存的狀態，即不能進行辯證地動態地全面地評估1-3-10，這是確保生物快速反應，而取得在復雜環境中生存機會所支付的代價。

C．情感與理智

   人類在情感支配的情況下，常常不能更為客觀地全面地辯證地認識事物，使得思維常常受到情感的支配。勒杜研究證實，眼、耳等感覺通道傳送的信息首先進入丘腦（thalamus）,經突觸到達杏仁核；另一條通路時經丘腦，信息沿主干道進入新皮質。新皮質經若干不同水平的通路聚合信息，充分領悟之后發出精致的特定反應。這表明人類最原始最強烈的情緒取捷徑直達杏仁核。（24）于是我們可知，情緒可以不經過大腦皮質的理性分析和控制，直接通過交感神經系統和副交感神經系統激活知覺、運動、呼吸、心血管、免疫等全身各系統做出有利行為，或接受，或躲避。這樣的人腦結構有利于及時作出反應，防止外界對自身的傷害，但另一方面，人對自己的情緒反應的控制難度很大，控制情緒將需要支付更大的精力和注意力。

   過度的情緒反應對人自身產生很大的傷害，并對人的理智產生影響，而使人失去正常的智力與判斷力1-3-11。“與邊緣系統聯系的通道傳輸來的強烈情緒，如焦慮、憤怒之類，可產生神經‘靜電干擾’，破壞前額葉保持操作記憶的能力。”（25）。同時，自主神經系統中的交感神經系統與副交感神經系統在可以在一定情緒下被激活，形成相應的機能活動，比如緊急情況下，交感分支被激活，引起心率加速、血壓升高、四肢動脈舒張、胃腸蠕動減弱等器官變化，為應急活動提供能量，而副交感神經激活，則出現相反的機能活動。（26）葉克斯-道森規律標示情緒在不同的喚醒水平對手工操作的效果有所不同，而呈現一個倒“U”字模式：過度或過高的情緒喚醒水平不如適中的喚醒水平，后者能夠導致最優的操作效果。另有實驗表明，愉快情緒下人的學習能力可以提高，而消極情緒降低學習效果；帶有快樂、興趣和無怒的被試，比痛苦、懼怕和憤怒的被試更快地完成呈示給他們的手工操作作業，積極的情緒可以導致神經系統達到適度的喚醒水平，動員機體完成作業，而消極負性的情緒則對思維加工起著干擾和破壞作用，它們是知覺范圍狹窄，思維活動呆板，搜尋線索和采取變式不及時。（27）這些綜合的神經和機體狀態可以導致人的大腦皮質的理智活動受到影響，當處于消極情緒下，人的大腦皮質區域處于抑制狀態，能量向其它機體的分散而處于低喚醒的水平。所以，李翱說：“人之所以感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為也。情昏則性遷，。。。情者，常蔽性而使之鈍其作用者也。”（28）

    任何環境刺激對于人的情感的作用而言，一定的環境刺激導致怎樣強度的情感反應，尚無法準確計量，情感興奮反應強度通常與事件刺激的強度；刺激事件與個體相關程度；情感心理機制的敏感性；情感需要相關1-3-12。

    物質利益不是情感價值的唯一相關因素，物質利益通過轉換為上述情感刺激因素與人產生情感的關聯。但是，情感價值存在的缺陷是，情感對價值的衡量是非理性的，無法衡量價值的社會意義。

D．共情

    人不僅可以體驗自己的情緒情感，也可以體會別人的情感或者產生類似于別人情緒的相同情緒狀態1-3-13。Gallagher and Frith 發表于《認知科學的趨勢》2003年2月的關于“他心理論”的研究報告非常重要。

    所謂“他心理論”，是指我們在解釋和預測其他人的行為的時候，具有把其他人的行為歸結于其他人身上獨立心智的能力，也就是承認有獨立于自己的心智，1-3-14。這種能力來源于鏡像神經元。腦科學研究表明，“他心理論”的神經元網絡，主要包括3部分：
（1） 所謂的“ACC”（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被認為是人類自我意識神經元所在的地方。),
（2） 顳葉頂回，
（3） 兩側顳極。

   科學家最近在印度獼猴的大腦里發現了“鏡像神經元”。這類神經元的特點是，如果猴子看到非同類的行為，鏡像神經元不會被激活。可是一旦猴子看到同類的動作，鏡像神經元就被激活，獼猴開始模仿它的同類的動作。模仿，是學習和知識過程的開端。（29）“他心理論”給“移情說”提供了佐證。

    馬丁.霍夫曼認為移情在不同年齡段可以表現為新生兒反應性啼哭、觀察到他人情緒而產生的條件作用、與自身過去痛苦經歷相關的直接聯想、摹仿、從信息描述或標記中產生的代表性聯想、涉及想象當事人所處情景時充任角色，有了這樣的心理學基礎，人可以產生共情，可以與相關人產生相似的情感，同樣可以激發類似于自身情感反應行為（30）。共情是重要的人類情感機制，暴力抑制機制是從動物的觀察中得到啟發的，有一些動物對同類的悲慘狀況產生同情，然后就不再攻擊了。

E. 欲望

   人的需要[見1-1-23]在情感心理中的反映，形成欲望1-3-15。需要是客觀的[見1-1-22]，而人的腦生理結構也是客觀的，有其客觀的生理基礎1-3-16。所以“人生而有欲，。。”（31）。但欲望與需要是不同的，欲望是人的情感與意識共同作用，指向并預期占有特定需要物或實現特定目標的情感心理1-3-17。欲望的滿足可以降低大腦情緒中指向特定目標的興奮度和緊張感，而占有特定某物和實現有利目標，可以實現占有感，滿足人腦情緒的情感需求，產生生理快感、舒適感，這成為行為的回報，形成反饋，引導人繼續尋求欲望的快感1-3-18。欲望有指向性，情感性和主觀性。欲望會把客觀需要放大、擴展、升級、變形1-3-19，比如，人從一點向另一點的移動是客觀需要，但移動采用何種交通工具就更多取決于人的欲望，有的人可能想擁有自行車，而有的人則希望擁有轎車。

    由于欲望的情感特征[見1-3-17]，它常常脫離理智的控制，正如《淮南子》曰：“重滋味，淫聲色，發喜怒，不顧后患者，邪氣也。。。。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悅之，不知厲害，嗜欲也。”（32）主觀性導致欲望可能趨向無止境的追求，情感特定生理機制始終興奮，難于控制1-3-20，這將導致人的變形的欲望追求行為。蔡元培：“情欲如駿馬然，有善走之力，而不能自擇其所向，使不加控御，而任其奔逸，則不免陷于溝壑，撞于巖墻，甚或以是而喪其生焉。”（33）為避免情欲之害，所以，情欲必須置于理智的節制之下。

注釋：
18.來源：生物專業名詞庫——神經系統（nervous system），生物秀網站http://www.bbioo.com/blife/2007/13501.htm
19.參見[美]丹尼爾.戈爾曼：《情感智商》[M]，耿文秀、查波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P21。
20.《淮南子》
21.轉引自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1910）[M]，北京：中國出版集團、商務印書館，2004
22.孟昭蘭：《人類情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p7-8。
23. 參見[美]K.T.斯托曼：《情緒心理學》[M]，張燕云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第三章，情緒的生理學，p75~99。
24.[美]丹尼爾.戈爾曼：《情感智商》[M]，耿文秀、查波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P23
25.同上，p32。
26.參見孟昭蘭：《人類情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p146-147
27.參見孟昭蘭：《人類情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p31-33
28.參見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講義2——社會思想與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37
29.轉引自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1910）[M]，北京：中國出版集團、商務印書館，2004，p69
30. 孟昭蘭：《人類情緒》[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p397
31.《荀子•禮論篇第十九》
32.《淮南子》
33.蔡元培：《中國倫理學史》（1910）[M]，北京：中國出版集團、商務印書館，2004，p122

1.4 “理智人”

A. 理智的出現

    人的理智起源于大腦皮質的發育發展，是大腦皮質的一種興奮性活動1-4-1。人類行為不斷演化，促進工具的產生、人手的利用、直立行走、火的應用、社會規模的擴展，這些行為需要消耗大腦物質和能量，帶來物質與信息對大腦的刺激，促進了大腦的發育1-4-2（34）。

    腦量的增加是人類進化的重要標志之一。“生活在距今600-700 萬年前的托麥人，其腦量與黑猩猩接近。距今 440-150 萬年前的南方古猿，其顱容量變異范圍為400－530毫升左右。距今250－160萬年前的能人，顱容量變異范圍為510－752毫升。距今 170－20 余萬年前的直立人，顱容量變異范圍為600－1251cc，平均為1050毫升左右。距今 20－10 余萬年前的早期智人，顱容量變異范圍為1100－1500毫升。距今約10－3萬前的晚期智人，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現，顱容量變異范圍為1300～1750毫升。我國更新世晚期智人山頂洞人的顱容量為1300－1500毫升，柳江人的顱容量為1400毫升。”（35）

    語言的發展也促進了大腦的發展，而語言現象是由于社會合作的出現。科學家發現，小團體的平均規模，與大腦皮質對腦的比例，二者之間呈正比關系；由靈長目動物的個體構成的“小團體”，由3-5個個體組成。小團體之間的交往，進一步組成“社會網絡”；社會網絡之間的交往，進一步構成“社會群體”。作者們收集到的統計數據表明：小團體的平均規模與社會網絡的平均規模，二者之間成正比（36）。

B.理智的過程

    理智的出現，使人對環境的反應更為合理有效。在理智出現之前，人的所有行為都是在不斷“試錯”（37）后積累有利行為知識的，人取得收益，積累有利知識需要支付大量代價。理智出現之后，人開始逐步學會在完成任務之前進行想象，設想不同的方案，經過比較后，選擇代價最小，收益最大[見1-2-10，1-2-11，1-2-12]的行為1-4-3，人的理智更好地實現了行為的合理化1-4-4，也更為復雜：

    A人的行為之前，可以對環境進行合理認知和評估；
    B對行為的效果進行預期設想，確定有意識的目標；
    C通過合理的想象并制定合理的對策和計劃，制定預期更合理的行為方式；
    D人可以在所有的經驗的對策和方法中進行比較，總結；
    E人可以進行高度復雜的創造性的活動。創造工具和方法，創造環境中不存在的事物來提高適應性，獲得更確定的收益，提高行為的效率；
    F勞動創造了人，創造了人手，人可以更精確地實現自己的理想的生存條件。
    G人可以選擇短期沒有收益，支付資源的行為，以獲得未來收益；
    H人可以從事審美活動，實現自身理智與情感的整合，從行為的過程和結果中獲得美的情感享受。

    人學會對已有的經驗進行分析比較，找到合理的行為，制造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提高行為的效率i/t。理智活動逐步擺脫了對“試錯法”的依賴，提高行為獲取收益的成功概率q，行為收益差額逐漸增大，適應性增強，預期生存時間t延長，其種群生存的概率即適存度提高1-4-5。這個進程反過來使人有更多時間進行思考自然規律和人類本身的意義，積累形成了人類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人類文明演化速度加快1-4-6。理智的出現導致了創造性行為，人從此可以憑借自己的智慧創造出自然界本來并沒有的事物，使自身的能力和屬性得以外化。

    理智也使人的情感得到一定程度的引導和控制1-4-7（38）。理智可以在大腦皮質形成興奮區域，有效抑制其它區域興奮度。人的理智行為也給人帶來對自己本質能力的肯定和尊嚴，并從中發現美，進而發現和環境中的美1-4-8。不僅如此，人類的理智發展出了辯證思維能力1-4-9，超越情感和直觀思維的束縛，揭示不同的事物之間的聯系，表象與本質的聯系，事物運動規律和發展規律1-4-10。可以深入意識到事物中矛盾對立的各個方面，并從這種矛盾對立狀態中把握事物的運動發展規律。有了這樣的能力，人對事物的看法就超越了情感的制約，對事物不再只是簡單以好壞、優劣、善惡等等簡單對立的觀點來考察事物，而更全面地認識到事物的狀態有許多中間、過渡、分層的狀態，也認識到事物的意義與價值有各種利弊。

    理智的出現還使人類獲得從整體來考察事物的能力，把個人的得失作為更大的整體的部分，而進行整體的利益得失權衡。這一理智活動表現為人對集體利益的高度關注，達到對大腦自利心理的抑制作用[見1-3-1，1-4-7]。這將表現為，人群中一部分人樂于為整體奉獻個體利益和生命的崇高利他行為1-4-11。

    還必須看到，人類的理智不僅僅可反映外界事物和環境，還可以創造出頭腦以外沒有的事物1-4-12。這是理智創造性反映外界的一種獨特能力。當然，這些能力在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存在，并不平衡。而最關鍵的是，人類可以根據事物的動態，制定有利于存在和發展的對策，作出一定回應，這比刺激反應的反映模式大大進步，提高了人的適應性。

    綜上述，人腦具有對外界辯證的、全面的、深刻的、能動的、創造性的反映的能力，接受環境中各種事物的信息，據此進行記憶、判斷、分析、推理、預期、計劃、創造，進行價值評估和判斷，制訂策略，確定行為標準和界限，通過意志意念控制個體情感和行為，以最大限度適應環境、他人和社會的要求、改變環境適應人的需要。這就是人的“理智人”屬性1-4-13。

C.理智人≠理性經濟人

    這里的“理智人”概念不同于西方經濟學上提出的“理性經濟人”概念。理性經濟人是假設人是追求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即在多種行為選擇中，選擇經濟收益最大的行為（39）。

    艾智仁批評了“利潤最大化”假設，他指出，被最大化的，必須是一個標量函數，例如，“總收入與總成本之差”的最大化，即“利潤”。但是，艾智仁指出，如果個體的每一行動的后果是不確定的[見1-2-6]，那么，就必須使用概率分布才可能描述這一行動的全部可能結果。例如，“總收入與總成本之差”是一連串的可能性，構成了利潤的一個“概率密度”函數。我們怎么可能最大化這樣的利潤呢？無疑，我們只能最大化“期望”利潤，也就是把概率密度函數與各密度對應的利潤值相乘，得到的概率期望的利潤值。（40）

    而且,西方經濟學的理性概念是針對經濟利益的。然而人的行為不但要滿足吃飯穿衣居住的基本需要，因為人是生物人[見1-1-19]、情感人[見1.3節]，人的需要還包括健康、休閑、幸福、親情、歸屬、安全、知識、創造、尊嚴、審美等等有形和無形的需要和欲望；理性經濟人概念沒有確定行為的界限，這很容易將人的客觀自利行為夸大為以他人和社會利益為代價的自私行為[見1-2-15]。而且，理智可以全面地認識到自己與群體的關系，可以意識到群體的存在，對群體利益的認知形成的一定大腦皮質的興奮可以抑制對自我意識的抑制[見1-3-1]1-4-14，因為集體價值與個體價值同等重要，所以這樣的理智同樣符合行為的“價值原則”[見1-2-12]。

D.理智的有限性

    固然，人的理智將不斷發展演化，但相對于紛繁復雜、真偽難辨的自然和社會，人的理智是有限的1-4-15。從個體理智來看，人的記憶、計算、分析、創造等理智能力都是有限度的，人腦不能掌握所有的知識，不能掌握所有的環境與社會的信息，這導致人不斷犯錯1-4-16，只能取次優的策略，而且人的情感因素會影響理智判斷[見1-3-8]，分散理智需要的能量，使理智難以實現正常功能。人腦可以通過不斷的學習訓練獲得一定程度發展，不斷提高功能水平，減少犯錯誤的機會1-4-17。

    從理智的人群分布來看，人群的知識、智能分布是不均衡的1-4-18，這是因為人的智能和情感生理結構存在差異，對知識的掌握和興趣也因人而異，知識結構復雜，個體之間人腦的分離使得記憶、判斷、感覺、情緒的分享難以實現，人腦的訓練程度也不同。人必須采取各種傳播手段來相互溝通，獲得更大量的信息和方法，增加對環境的認識程度，縮短功能提高的時間，加深潛力開發的深度和廣度。但人要面臨的困境是：語言表情等交流無法真正全面表達內心感受1-4-19。而且人際交往還面臨信任的障礙；人的群體決策需要支付大量的時間精力代價交換知識，但并不能保證決策的正確與恰當1-4-20。

    由人自身的體力、精力的有限性[見1-1-17]和理智、知識的有限性[見1-4-15]，導致個人在環境中是難以長期生存的，人必須生活在群體中才能獲得更長遠的生存與發展，獲得相對較大的收益，求得更大的發展。

注釋：

34. 根據已發現的化石的證據，人類的起源和演化至少經歷了600萬—700萬年的歷程。腦演化研究的直接證據是顱內模。顱內模是從顱骨內表面得到的腦的外部形態。顱內模的來源有三種：第一種來源為天然形成的顱內模，當頭骨石化時，腦石化或者顱骨內腔被泥沙充滿凝固，日久天然而形成；第二種來源為根據顱骨內面的形態特征人工復制的顱內模；第三種來源為采用計算機三維掃描技術虛擬而成的顱內模。通過對顱內模的研究，使我們有可能了解化石人類腦表面的形態特征，根據腦的結構的變化，探求人類腦的進化過程,為人類的進化和顱骨的形態變異提供證據和功能基礎。有學者提出，人腦的擴大可能與使用工具、捕獵和食肉有關。工具的使用和其它文化因素為腦的擴大提供正反饋，有計劃地捕獵、設置陷阱、使用棍棒和骨頭作為武器獵殺獵物和食肉，使人類的智力提高，腦量增大。另外有學者認為，環境的變化是導致人類腦進化的原因。晚更新世時期，從非洲遷移出來的歐亞大陸的早期人類生存在一個惡劣的氣候條件下，在和環境斗爭的過程中，腦量擴大。——吳秀杰：《探索人類腦進化的歷程》，資料來源：中國科技信息網，http://www.chinainfo.gov.cn/data/200612/1_20061208_148486.html
35.吳秀杰：《人類還在進化嗎？》，化石網，http://www.uua.cn/Writer/2007/0314/4883.html
36．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講義2——社會思想與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32
37.通過行為嘗試，從失敗中發現錯誤、積累知識、達到成功的實踐方法。
38.心理學研究表明，情緒同樣具有生物本質，從而可以被控制。人腦前額葉（profrontal lobe）在人發怒或恐懼時可以工作，控制這些感受，為的是有效對付眼前的情勢，或重新評估以做出新的反應。——參見[美]丹尼爾.戈爾曼：《情感智商》，耿文秀、查波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P30。情緒商數（EQ）理論認為情商能力包括情緒自我認知和他人情緒認知、情緒控制、自我激勵、社交能力等若干方面。1983年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霍華德•加德納在《精神狀態》一書中提出，人有“多元智慧”，開啟了情商學說的新智。1991年由美國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彼得•塞拉維和新罕布什爾大學的瓊•梅耶首創“情商”(EQ)一詞。丹尼爾•戈爾曼1995年推出《情感智商》一書，一下子使“EQ”一詞風行世界。
39. 楊春學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對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進行全面的總結，在將經濟人假設模式劃分為古典模式、新古典模式、廣義模式的基礎上，把經濟人假設歸納為下面三個命題：
第一個命題是“自利”，亦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驅策人的經濟行為的根本動機。這種動機和由此而產生的行為有其內在于人本身的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根據。
第二個命題是“理性行為”。經濟人是理性的，他能根據市場情況、自身處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判斷，并使自己的經濟行為適應于從經驗中學到的東西，從而使所追求的利益盡可能最大化。
第三個是經濟人假設（假說）的核心命題，亦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證，經濟人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動會無意識地、卓有成效地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楊春學認為，“經濟人”（Economic Man）概念由意大利著名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弗雷德•帕累托引入至經濟學中。[1]此前，在許多經濟學家的著作中，學者們很多認為B•弗里赫里奧所著的《精明的管家》（1629）一書中的“管家”這一概念就是“經濟人”概念的先驅。[2]賀衛、王浣塵（2000年）對此歸納道，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首次完整地表露出了經濟人思想，約翰•穆勒則是依據斯密對經濟人的描述和西尼爾提出的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確地提煉出了經濟人假設。
盡管經濟人與經濟人假設在國內外經濟學文獻中隨處可見，但是對經濟人假設作出專門的、直接的、系統的說明的學者尚不多見。據楊春學考證，國外以“經濟人”為名的著作有四本，它們是馬丁•霍利斯（M．Hollis）和愛德華•內爾（E．J．Nell）的《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cs，1975），萊本斯坦因（Leibenstein）的《超越經濟人》（Beyond Economic Man：A New Foundation for Microeconomics，1976），米茲（Gary Meeds）所編的《有思想的經濟人》（Thoughtful Economic Man，1991），以及梅爾斯（Milton Myers）的《近代經濟人的靈魂》（The Soul of Modern Economic Man：Ideas of Self-Interest，Thomas Hobbes to Adam Smith，1983）。
以上資料來源：經濟人假設問題研究，http://hp.shufe.edu.cn/hpthesis/duanyulan.htm
40.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講義2——社會思想與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P190

1.5 “社會人”

A.群體的意義

    動物學家洛倫茲通過大量研究指出，生物世界的各種生物物種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群居生活的傾向。形成群居性生活的來源有三：

    “一是物種存在與延續的需要，因為任何物種生命都是脆弱的，他要安全地存在與延續，必須通過群居才能獲得1-5-1；二是物種生命對性的需要與滿足1-5-2；三是物種生命繁衍、撫育后代的本能要求。”1-5-3（41）。人類也不能例外。

    環境是高度復雜的、不確定的[見1-1-2]。比如，大氣環流本身的高度復雜和變動性，河流、地質地貌、生物群落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人必須經受雨、雪、冰霜、高溫酷暑等等氣候變化對人體的影響；會遇到火、雷電、地震、泥石流等等各種自然災害；必須防止來自其他大型生物的攻擊和有毒植物的戕害；忍受食物來源不足的困擾；經歷各種疾病的打擊，同時人類也必須提防來自其他族群的人類的襲擾和掠奪。所有這些外來的威脅都構成了人類個體無法單獨應對的生存壓力1-5-4。

    人只有在不斷戰勝或有效回避外界的壓力的情況下才能發展。于是，早期人類創造出新的工具、方法和策略來對自身進行防護，抵御外來的侵襲。人類發明了衣服來抵御寒冷，防蟲防濕；進入洞穴居住，后來發明了房屋和圍欄來抵御野獸；種植生物、馴化動物來提高食物來源的穩定性。但是個人的能力有限[見1-1-16，1-4-13]不能完成所有這些任務。“自然賦予人類以無數的欲望和需要，而對于滿足這些需要，卻給了他們薄弱的手段。”，“人只有依賴社會，才能彌補他的缺陷，才可以和其他動物勢均力敵，甚至對其他動物取得優勢。”（42）荀子說：“故人生不能無群……”(43) 人類若企圖獲得更大的發展和勞動剩余，以獲得生存的穩定性和持續性，必須依賴人的群體力量1-5-5。

    群體活動可以提高人類種群的適存度。群體對于個人的意義來說，至少有：

    1、 群體活動可以通過相互的聯系提高對外來威脅的預警，提供對外反應時間，提供安全感1-5-6；
    2、 群體力量可以抵抗和避免大型生物和災害等外來的侵入1-5-7；
    3、 縮短人與人的時空距離，降低交往的成本1-5-8；
    4、 可以利用群體力量提高狩獵、種植等活動數量、質量，大大提高獲取食物的成功率1-5-9。
    5、 有些活動必須在多人合作的情形下才能進行1-5-10；
    6、 群體可以整合所有人的認知和理智，提高對環境的適應性，個體可以借助群體智慧，在人腦之間復制和傳播群體的有利知識，提高每個成員的智力和理智判斷水平，提高適應性。1-5-11

    群體活動，可以增加食物來源，食物來源更加穩定，才能有更多的閑暇時間進行其它活動。人類的文明才得以進步。愛因斯坦認為：“個人是能夠自己進行思考、感覺、奮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體、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樣地依靠著社會，以至在社會組織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會’供給人以糧食、衣服、住宅、勞動工具、語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內容；通過過去和現在億萬人的勞動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這億萬人全都隱藏在‘社會’這兩個小小字眼的背后。”（44）亞里士多德認為：“凡隔離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為世俗所鄙棄的而無法獲得人類社會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滿而鄙棄世俗的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祗。”（45）

    而社會群體的發展擴大，對人腦的發展產生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群體活動要求人提高對伙伴的識別能力，科學家發現，小團體的平均規模，與大腦皮質對腦的比例，二者之間呈正比關系[見1.4節]；在群體的基礎上，人之間相互有機聯系、互利合作形成了社會1-5-12；

B. 社會關系

    社會構成的最基本單位是人的個體。個體的人具有在“生物人”、“行為人”、“情感人”、“理智人”等作為人的最基本的類的共同屬性[見1.1-1.4節]，于是，在社會中，每個個體人之間是天然平等的1-5-13。但這種平等只是就質的方面而言，在關于人的類本質相同和平等中存在細微的量的差別1-5-14，這些差別與人出生以后的環境、營養、教育、經歷、所處的團體、從事的職業等等方面有關。

    人類社會不同于動物群的區別在于，社會各成員之間聯系是必然的緊密的，兩兩聯系可以組合成復雜的人際關系網絡1-5-15。這種聯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人類生存的必要條件，社會聯系構成了較復雜的組織結構1-5-16；社會具有相對集中統一的價值取向、文化特征并得到成員的基本認同1-5-17。

    人際之間的聯系為信息傳播、權力作用預置了方式、勢能和方向，信息可以通過人際關系結構傳遞、擴散，并引起成員的反應1-5-18。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的聯系相對于信息，權力分配是其存在和擴散的條件，如果，沒有人與人之間這種已經預置的聯系，那么，信息將無法傳遞，權力也無法執行。信息或權力的有效性和價值是與人與人之間的客觀聯系直接相關和決定的。

    人們在勞動中形成的錯綜復雜的緊密聯系，這種聯系使得個體的價值得到體現1-5-19；把所有個體有機地聯結在一起。脫離了整體，個體的人將無法生存和發展。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所以人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46）所以“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7）這一原理后來被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管理學家的研究所證實，稱為“社會人”假設1-5-20。

C.“社會人”假設的提出

    有人認為，懷特•威廉斯是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用于管理學、并奠定了“社會人”假設的先驅。他曾經深入工人中進行切身體驗。在1920年出版的《工人頭腦中想的什么》、1925年出版的《人的主要動力》等著作中，已經較為系統地研究了工人的心理和人際關系。他提出，工人的工作是重要的，但這種重要性是因為工作影響著他的生活方式、親友關系、休閑娛樂以及他的內心感受。工作如果從工人的社會關系和社會地位中剝離出來，那就什么也不是。所以，工作從屬于更加廣闊的社會體系。工人不見得掙錢越多就會干活越多，甚至金錢也不完全是用來滿足工人的物質需要的。工資有一個極大的作用是衡量工人的社會價值，人們往往用比較工資高低的方式來抬高或貶低某個人的社會地位。再進一步，工人的主要動機不是物質和金錢需要，而是希望得到人們對他們作為人的尊敬。工人的社會群體直接決定著他們的行為。（48）

    20世紀20年代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家梅奧（George Elton Mayo）等人在美國西方電器公司霍桑工廠進行了長達九年的實驗研究，包括照明實驗、福利實驗、訪談、群體實驗等，他們發現工人不是傳統理論中的“經濟人”，而是“社會人”，工人不是被動的、孤立的個體，他們的行為不僅僅受工資的刺激；影響生產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條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際關系。據此，梅奧提出了“人際關系學說”。（49）
社會成員之間的緊密聯系與合作，可以使能力、技能、知識等等方面各有優勢的人相互協同，相互彌補，取長補短，可以產生大于個體收益之和的更大收益。

注釋：
41.參見唐代興：《公正倫理與制度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P77
42.大衛.休謨：《人性論》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P580
43.《荀子•王制》
44.參見愛因斯坦：《為什么要社會主義？》，選自許良英等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務印書館，1979。
45.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P9
4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P24。
4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56。
48. 參見《管理學的新突破》，原載《管理學家》，http://hr.hbsr.cn/html/20061013/187_1.html
49.參見“MBA智庫百科”：喬治•埃爾頓•梅奧， http://wiki.mbalib.com/wiki/George_Elton_Mayo

2、合作

2.1合作關系

   每個人與別人的交往和合作，構成社會關系網絡[見1-5-15，1-5-16]。由于，人與人之間的“生物人”、“行為人”、“情感人”、“理智人”的類本質相同[見1-5-13]，因此每個人在與別人的合作中的支付具有同質性。馬克思認為：“一切人類活動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等用性和同等意義“（50）復雜的支付可以與簡單的支付通約（51）。人的支付并不能因為在社會關系網絡的位置不同而改變。

    人的合作需要統一指揮和協調個體的作用力，使之產生需要的協同，否則，無法產生大于個體力量的合力以適應任務的需要，于是，在合作中產生了的領導與被領導關系。形成了階層的分工即社會管理階層，逐步形成錯綜復雜的社會層級結構和社會階層2-1-1。每個人在社會網絡中占據不同的位置2-1-2。如同數字在一個數中的位置不等價一樣。人在社會關系中擁有的能量物質和信息傳導效率是不同的，2-1-3。這種不同的效率與個體的屬性不同有關，也與社會關系預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網絡中各位置和節點產生不同的傳導和聯系的方向和能級高度相關2-1-4，各個位置和節點、中樞存在層次差異，涉及面有廣狹之分，輕重之別，這決定了能量、物質、信息傳導的效率，同樣的作用在不同的社會網絡節點產生的它們的效應不等2-1-5。

    一個人的個體及其支付在自身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處于不同的位置，可以產生不同的人際關系能級效應。在這個結構中，對社會影響較大，涉及面較廣，得到的反饋更大的社會位置可稱為高階位置；對社會影響較小，涉及面窄，得到的反饋小的社會位置為可稱為低階位置2-1-6。社會位置的高低階位置差等決定了同樣的價值對社會的影響將不同。處在同一級或位置差不大的社會位置的人因為其社會影響和地位的同質性形成不同的意識形態，同質性的同階社會成員構成階層或階級2-1-7。階層之間可以因為位置差異大和利益差異顯著，甚至產生利益沖突2-1-8。

    各個位置會有不同的效應，高階社會節點上同樣的價值更有可能被放大，這是因為，社會關系中，各位置都預置了一定價值的傳導方向和關系屬性[見2-1-3，2-1-4]，當社會關系在接受收到來自其他位置發出的能量和物質和信息，可以進行一定程度地復制或變換，并向該位置的其他方向進行傳導。高階位置的能量和信息可以更多可能被低階位置進行復制和變換，從而產生與個體價值相差很大的物質和能量效應2-1-9。當價值和支付離開高階位置，其放大效應就立即消失，原因在于價值放大效應的是社會聯系和結構以及各位置內在的利益要求，不在于個體的支付價值本身2-1-10。合于社會成員的要求的能量和信息可以通過社會聯系和結構產生放大效應，而不合于社會成員要求的物質、能量、信息將在傳導中減緩、削弱、衰減，甚至消失，或導致負效應。

    合作中形成的交往就會通過成員之間的聯系，在成員中實現了知識、信息、規則、技能的交流與傳播，這種交流實際上是互動的，促進了人類知識的整理，科學和理性思維的進步[見1-5-18]，可以極大地降低人類生產和合作中的“試錯”（52）成本，減少整體的支付，獲得更大的收益；知識和信息通過交流得到整理，形成的知識的體系化和專業化，可以更有效地指導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促進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創造更多的物質和文化產品，生活質量才能提高。

    所有的成員的結合不能天然地產生效率。個體的力量必須進行分工，按一定的秩序進行組合、配比、凝聚、協調，按一定的規則對合作剩余進行分配。這就形成了合作的規則、程序、道德、制度2-1-11，有了這些合作規則，可以消除人與人在合作中的行為沖突，確保行為的方向一致，可以降低合作內耗，增大集體力，降低混亂造成的損失，產生較大的社會群體收益。

    社會成員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是社會關系對每個成員的地位和價值確定，也同時提供每個成員相互比較的參照系2-1-12，通過對比，個體將得到其在群體、社會中的位置和價值反饋。脫離群體和社會，個人的屬性和價值將失去比較的參照系，價值也無法得到信息反饋2-1-13。

    合作中必須根據需要對合作機會、收入進行分配，這樣就必然產生基于生產合作的生產關系和收入分配關系2-1-14；

注釋：
5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p446
51. 通約是不同事物在同一標準下的數量比例關系。馬克思認為任何勞動都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勞動的使用價值和形式盡管不同，但它們可以依據一般屬性相互通約：“如果把生產活動的特定性質撇開，從而把勞動的有用性質撇開，生產活動就只剩下一點：它是人類勞動力的耗費。盡管縫和織是不同質的生產活動，但二者都是人的腦、肌肉、神經、手等等的生產耗費，” “簡單平均勞動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在更廣的范圍，我們可以在更一般的基礎上將各種人類支付進行通約，從而實現相互的比較。
52.“證偽”和“試錯”是哲學家波普提出的人類經驗思維方法。他將這個方法定義為就是用猜測和反駁來解決問題的方法，簡化成下列公式：
    P1 —TT— EE—P2
    P1 是初始問題，TT是關于這個問題的嘗試性理論或猜測性的解答。在人文科學中，嘗試性的歷史解釋充當了嘗試性理論的角色。理論或解釋必須受觀察或史料和論據的支持，并繼而受到批判討論。當發現錯誤時，無論是邏輯錯誤還是事實錯誤，都要加以消除（ EE）。其特點是留給研究者或解釋者一個新的或修正過的問題，于是過程重新開始。 波普還把猜測和反駁的方法稱為試錯法或從錯誤中學習的方法。借助于試錯法，人類獲得常識性的知識，所有的動物也想借助于它獲得知識，科學方法只不過是試錯法的提煉。（參見江天驥：《可證偽性、可批評性 和科學方法》，段秀芳譯 、朱志方校，
http://www.ihns.ac.cn/news/jiangtianji/5.htm）

2.2集體力

    合作可創造出大于個體力之和的集體力2-2-1。

    亞當.斯密在分析了制針業后發現，生產別針的作坊把生產工藝分解為18 種由不同的個人分別進行的專門操作，實行個人之間的勞動分工，勞動生產率提高幾百倍甚至幾千倍，可以達到人均日產4800個。而如果一個人從事所有的工序，那么，他一天也生產不出一個。亞當斯密認為，分工的好處有：一、提高技藝；二、免除了從一個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的準備時間；三，可以改進技術，發明專業工具2-2-2（53）。

    馬克思則進一步對人類合作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合作創造了一種“集體力”2-2-3：
    合作可使人產生競爭心和熱情；

    可以加快速度，他以傳磚為例，24只手的傳遞比12個人來回搬運要快；

    產品的不同的空間部分同時成長。144小時結合工作日完成總產品，比只能比較單方面地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多少是單干的勞動者的12個十二小時工作日要快；

    合作可以應對緊急情況，擴展工作日，比如，一個人只能從一天中分割出一個工作日，例如12小時，但是，例如100個人協作就能把一個十二小時工作日擴大成一個1200小時工作日；

    擴大這種力量在空間上的作用范圍，或與生產規模相比相對地在空間上縮小生產場所；

    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

    同時進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產資料而達到節約，等等。

    在所有這些情形下，結合工作日的特殊生產力都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或社會勞動的生產力。（54）我們看到這些多人合作產生的能力完全不同于個人的能力之和。馬克思據此認為：“這是因為人即使不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天生是政治動物，無論如何也天生是社會動物。”（55）

注釋：
53.亞當斯密：《國富論》，第一章論分工[M]，北京：華夏出版社，p7-12
54.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十一章論協作，《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5.同上。

2.3合作收益

    集體力創造的收益大大增加了勞動剩余，使得人類得以繁衍、發展。合作提供比個體單獨工作的成果多得多的成果。如果沒有這樣的成果，人們則不必選擇合作。

    我們已知，設定多人共同合作勞動產生出的凈收益V，即總收益I扣除了總支付P，
    可記為： 

*2

    如果收益支付率λ不變，那么I會隨著P的增大而增大。在I不變的情況下，P的縮小可以提高λ，也可以同時改變增加I，縮小P來提高λ。這個比例是變化著的，但由于自然界事物的客觀規律，以及手段和技術技能的相對穩定，可以保持一定時間區間內而的相對穩定2-3-3。

    其中，所有成員的個體勞動支付與收益的關系個體收益i與支付之差額p為個體凈剩余v，
有：

    v = i-p，2-3-4

    個體收益之和∑i與個體支付之和∑p的差額為個體凈剩余總和∑v：

    ∑v=∑i－∑p，2-3-5

    如果合作是有機組織和有效的，那么, 在一定技術技能手段條件下[λ相對穩定2-3-4]，正常情形下，總收益I與個體收益i的關系為：

    總收益I = ∑i  +ΔI；其中，ΔI為個體形成的集體力[見2.2]獲得的增加的收益，2-3-6；

    總支付P與個體支付p的關系為：

    總支付P = ∑p， 2-3-7。

    如果收益支付率λ不變，那么I會隨著P的增大而增大。在I不變的情況下，P的縮小可以提高λ，也可以同時改變增加I，縮小P來提高λ。這個比例是變化著的，但由于自然界事物的客觀規律，以及手段和技術技能的相對穩定，可以保持一定時間區間內而的相對穩定2-3-3。

    其中，所有成員的個體勞動支付與收益的關系個體收益i與支付之差額p為個體凈剩余v，有：

    v = i-p，2-3-4

    個體收益之和∑i與個體支付之和∑p的差額為個體凈剩余總和∑v：

    ∑v=∑i－∑p，2-3-5

    如果合作是有機組織和有效的，那么, 在一定技術技能手段條件下[λ相對穩定2-3-4]，正常情形下，總收益I與個體收益i的關系為：

    總收益I = ∑i  +ΔI；其中，ΔI為個體形成的集體力[見2.2]獲得的增加的收益，2-3-6；

    總支付P與個體支付p的關系為：

   總支付P = ∑p， 2-3-7。

    I = ∑i  +ΔI

    P = ∑p  ；

    代入6-12，

    V  ＝ I － P

         ＝（∑i  +ΔI）－∑p

         ＝ ∑i  +ΔI－∑p

         ＝（∑i －∑p） +ΔI

         ＝ ∑v +ΔI

   ∴ΔI   ＝ V－∑v .

    其中，ΔI就是合作剩余，其來源是為合作的凈收益與個體凈收益之簡單和的差額V－∑v，2-3-8。

    這樣我們，可知I與P存在一定對應配比關系2-3-9。對應關系反映了收益與支付的因果聯系，一定主體的支付是一定條件下其一定收益的來源2-3-10。ΔV來源于個體的支付總和，因而其等比例的V與個體等比例的支付相關。

2.4  非物質收益

    合作除了生產了大量物質財富，帶來了更多物質成果或者收益(設為Im)，還可能同步生產出非物質收益（In）2-4-1，它們也是社會的要素：

    a安全：包括社會成員受到社會整體的保護，其形成一種相互連接的整體可以抵御外來的威脅；社會也可以產生信用和保障，各種規則以及執行規則的承諾，都給予個體安全，因為社會個體可以減少驗證的支付；社會給予個體適當的利益分配的確定性；

    b社會關系、生產關系：合作中必須根據需要對合作機會、收入進行分配，這樣就必然產生基于生產合作的生產關系、交換關系和收益分配關系；

    c制度與秩序：在合作中為了避免沖突形成的規則和方法和社會的有序運行狀態[見2-1-11]：

    d教育，即人類知識的積累和傳遞[見2-1-10]；

    e文明與道德：知識和信息通過交流得到整理，形成的知識的體系化和專業化，可以更有效地指導人類的生產與生活，促進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創造更多的物質和文化產品，生活質量才能提高；

    f歸屬感：成員之間相互肯定和接納。每個人都會尋找自己在社會中的定位，當個體從內心認同群體和社會，認同自己的在群體中的地位，忠實并依賴于群體和社會的時候，就產生歸屬感。擁有這樣的情感，人就不會感覺孤獨，人的內心將確信自己被所處的群體和社會接納，消除恐懼，獲得內心的安定，獲得信心和力量。這是群體或社會凝聚力的一種具體體現。也是群體社會提供給成員的具體情感價值之一。

    g幸福與尊嚴：社會不僅會給與人認同，還會給人以正面的情感價值，這里主要包括尊嚴和幸福感。這是社會給人以人的價值，給以物質和精神的享受，社會可以使人享受到更多的個人勞動無法創造的價值，分享集體力創造的合作剩余。 社會可以對個體的意義和價值進行比較，衡量，產生或高于平均水平，或低于平均水平的評價。這將在個體情感中得到反映，引起尊嚴感。

    h勞動者健康：合作剩余的增加使得勞動者的健康得以保障，壽命得以延長。遠古時期，人類的平均壽命不到三十歲（56），人類的健康也受到各種疾病的困擾，死亡率很高。社會發展，人口增加，合作剩余的增加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提供了大量物質生活資料，發展了科技和醫學，增強了對疾病的抵御能力，促進了人類的健康，增加了勞動者健康福利。

    i 環境質量：人口的增加，生產力的提高，合作的擴展，使得人類可以更加有效地影響環境，創造更大的空間，以適應人類生存繁衍和發展的需要；同時，人類社會需要與環境和諧相處，需要保持環境的物種多樣性，生態平衡，環境的自我更新能力。

    上述各項非物質收益，沒有前后排序，都是社會構成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少了其中任何一項，那么必然導致社會的危機甚至崩潰。

    非物質收益價值（In）是社會整體收益（I）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非物質收益存在價值無法用貨幣價值來衡量，不能進行簡單數學相加，因此表示為

    I=（Im，In），2-4-2

    非物質收益具有不可替代性，任何一個要素不可以由其他要素替代2-4-3，比如，一個社會很富有，但成員健康出現危機，再多的金錢也不能補償；經濟發展再快，但不能替代文化的供給；比如一個文化歷史城市所提供的文化積淀，金錢、成員的健康等等無法與之相交換；社會中的道德制度也不能用經濟發展進行替代；而社會文化的發展，也無法替代社會成員的尊嚴和價值得到尊重，環境質量的改善。

    各項非物質收益以及物質收益之間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相互進行有條件的轉化2-4-4。比如，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成員健康，發展文化設施，改善環境質量等等，而社會的整合、安全、健康、歷史文化發展可以促進成員合作發展，擴大交流，增加物質收益，提高效率，增加成員的時間投入，促進經濟發展、物質收益增加。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促進社會和諧，提高合作效率，減少內部消耗。但這種轉化是有一定條件的，其中樞是人，通過物質條件改善，提供成員更高的效率，增加時間投入，信息投入等等間接條件和手段實現的，不能直接實現和替代，也不存在數學函數相關關系，也就是說，一個變量輸入社會系統不會自動地改變另一個變量。

    由此，非物質收益也存在與之對應的支付2-4-5，比如，經濟投入，人力資源，信息輸入，制度和秩序提供，信用等等。

    另外，還必須看到，社會合作中各種行為也存在“外部性”[見1-2-15]2-4-6，即行為對社會各要素的影響。影響可能是正價的，也可能是負價的。比如，制售武器的交易行為，可以增加物質收益，但危害社會秩序、成員健康與生命；建設新的房屋，可能增加了社會的物質收益，但也可能破壞自然景觀、歷史風貌、鄰里關系等等；在經濟合作中，社會成員增加人力資源投入的時候，物質收益增加的同時，也可能損害了成員的身心健康，減少了成員的休閑時間。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物質收益（Im）和非物質收益(In)可能是正價的，也可能是負價的2-4-7。當我們的收益增加的同時，也必須支付物質收益或非物質收益，也同時會產生外部性，有的時候是正價的，有的時候是負價的，同樣，剩余有可能是正價的，也可能是負價的。更多的情況下，負價的支付是不可逆的，即支付一旦造成，就不能可逆的重現和復制，重新得到2-4-8。比如，文化遺產，一旦支付，就永遠不能復原，再也不能挽回，又比如，生物多樣性中生物物種一旦滅絕，就永遠不能再生和還原。在時間性上，也是不可逆的。即某時的收益不可逆，比如，某時的健康不能用以后的健康和物質收益來替代或交換，一旦失去，就沒有挽回的余地；還比如和平，當和平失去時，戰爭的苦難已經產生，戰爭期間的創傷是其他收益不能補償的。因為這些支付往往是有存在時間性價值的。故而，與物質收益（Im）和非物質收益（In）相對應，各有物質支付（Pm）和非物質支付（Pn），相對應的兩方相權，其物質剩余與非物質剩余有可能為正價，也有可能為負價2-4-9。

    另外，個體的收益之和不等于整體收益2-4-10。個體收益之間可能出現沖突和緊張，彼此可以沖銷，因此整體收益并不等于個體收益的簡單相加之和。整體收益可以大于個體收益之和，也可能小于個體收益之和。當整體的收益與整體支付權衡，合作剩余（V）可能為正價，也可能為負價。

注釋：
56. 據考證，各個時代的人類平均年齡分別是：青銅器時代（公元前4000年） 18.0歲；公元前5世紀 20.0歲；公元前1世紀 22.0歲；中世紀（公元476-1640年）  33.0歲；1788年 33.5歲；1835-1854年  40.5歲；1900-1905年  49.2歲；1945年  66.7歲；1974年  72.0歲。資料來源：《中老年健身運動》，內蒙古科學技術出版社，http://www.dzty.gov.cn/news/testnews/57360035/2005616170025.htm

2.5 合作收益的性質

    A.合作收益的整合性

    當所有的社會成員進行合作時，就是將自己的時間、精力、智力的資源與其他個體人的資源進行融合的過程。這時，所有個體的支付p都轉化為其它形式的收益i，溶解、整合為一體2-5-1。這個過程是總收益公式[見2-3-7]的另一種形式：

    ∑i  +ΔI = 總收益I；

    前兩項經過一定過程整合為等號右側的總收益I。比如，兩個人共同擔水，兩個人都支付了體力，這時，共同的收益就是一定量的水在距離上的移動。我們已經不能區分有多少水的移動是兩個人中的誰所為，合作支付的體力以及精力，并且其價值已經整合為一體。人類的合作無不具有整合性，從簡單勞動如擔水、汲水、打鐵，到大規模的生產，而融合在收益的合作剩余也就具有了整合性。

B.合作收益的有限性

    合作生產的產品在一定條件下，也是有限的，存在一個定量。合作剩余可以實現極大豐富，比如，目前全世界合作實現的互聯網，內容極大豐富，并且可以無限復制，但其信息總量仍然是有限的。

    任何制度下的合作收益不能自動地滿足每一個個體的需要，因為收益是整合的、并且是有限的，合作收益價值只有經過一定的確認、轉換、分割、分配等若干環節才能反饋給成員，使每個成員的支付得到必要的收益，有收益，人才能生存和發展，社會關系才能持續2-5-2。

    而合作收益必須進行計量和確認，包括兩個方面，一個合作收益總量上的計量和確認，另一方面包括對成員個體支付以及作用、效率的計量和確認。在此基礎上，在社會成員中進行收益分配。在收益分配中，決定分配方式是三個基本問題：“誰來分配？”——分配的主體；“如何確認收益和支付？”——分配的依據；“如何分配？”——分配的標準。

3  收益分配

3.1 基本預設——不考慮環境支付、概率等因素

    社會分配關系紛繁復雜，對分配機制的研究就需要從合作以及合作收益入手。合作的收益來自于合作者的共同支付[見2-5-1]。

    我們先假設行為主體為1，2，。。，n-1，n等人，他們的工作性質一致，他們出于生存的壓力或合作剩余的期望等等原因進行合作。為了便于分析，我們暫不考慮行為的成功概率，同時減少環境支付波動的影響，我們暫不考慮環境支付的波動影響。把環境支付因素留待能夠把環境因素與人的因素相通約后，環境作為與人同等重要的因素，在復雜的分配分析中體現。

    設每人有行為，其單獨實施后，支付為px單位，于是我們可知，支付總額等于各成員支付的總和，可記為：

    P=p1+p2+p3+……+pn-1+pn，3-1-1

    而每個人的支付都會占總支付的一定份額，于是，我們就得:

    1= p1/p+p2/p+p3/p+……+pn-1/p+pn/p，3-1-2

    從該式的我們可看出，任意一個人的支付份額必定在1與0之間：

    即1≥pn/p≥0，3-1-3。

    同樣，當支付總和進行整合，與資源進行融合，形成收益時，每個人的支付就被整合到整體收益[見2-5-1]中。在社會合作收益進行分配的時候，各成員的個體收益來自于總收益。

    總分配額不一定等于總收益，因為，總收益需要扣除一定數量收益用作整體的發展。我們可以設定為總分配額為Id，總扣除額為Ip，收益總額等于總分配額與總扣除額之和：

    I =Id+Ip，3-1-4；

    而同樣，我們假設每個成員只從總分配額進行，那么，就有：

    Id=i1+i2+i3+……in-1+in，3-1-5

    我們也可以得到，

    1= I1/ Id +I2/ Id +I3/ Id +……In-1/ Id +In/ Id，3-1-6；

    與支付份額同理，任意一成員的分配份額也在1與0之間，記為：

    1≥In/ Id≥0，3-1-7。

3.2 收益份額

    收益來源于支付，沒有支付，就沒有收益[見2-3-10]。社會的各種收益來自于人類的勞動支付采用一定方法，經過合理的組合、運用，在一定技術條件下施加于物質資源，按人的需要，對物質資源和能量進行變換獲得的。從一般意義上看，總收益必與總支付相關[見2-3-9]。但成員的支付份額卻不一定必然地導致其收益份額，收益份額還受到分配制度、分配者、分配權利分配等等分配關系因素影響3-2-1，合作者在合作關系中的地位決定了他在收益分配中所擁有的份額，在分配關系占優勢的合作者通常可以獲得較大的份額。因此我們需要設定一個分配關系系數ω，各方的權重為ω1，ω2，。。ωn-1，ωn。

*3

    這個過程表明，成員的收益份額在P，Id等整體參數不可控的條件，在個人支付px確定的情況下，可以通過控制個人的分配額ix導出個人收益分配份額px/P的變化；也可以在ix確定的條件下，調整個人支付px/p份額，導出個人收益分配份額ix/Id；還可以同時控制個人分配額ix和支付份額來px/P導出個人收益分配份額ix/Id的變化。而每個成員的收益支付率的變化都將引起他人收益支付率的變化。

3.3 此消彼長

    我們可設一個由許多人組成的合作整體。成員數量為n。這些成員的合作中支付總額為：

    P=p1+p2+p3+……+pn-1+pn，

    其收益總額為，在扣除了一定收益為Ip公共使用，可分配收益額Id分配到各人為：

    Id= i1+i2+i3+……in-1+in，  [見3-1-5]

    于是，每人的收入支付比λ分別為：

    λ1= i1 / p1，λ2= i2/p2，λ3=i3/p3，……λn-1=in-1/pn-1，λn=in/pn，3-3-1

    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其中有兩個成員的收入份額和支付份額未確定，設兩個成員分別為a，b。二者的支付額分別為：pa，pb，收入額為ia，ib。于是，

    我們得：ia+ib=Iab，pa+pb=Pab，

    我們也設：其余各成員收入份額和支付份額確定，且收入支付比都等于λd。

    我們設成員a的收益支付比λa＞λ，見圖2，我們看到右圖中成員a的收益分割線夾角比左圖要大，這顯示了a在增加自己的收益份額。

*4

*5

于是,我們可以得到：

    反之亦然。

    這表明，b成員因為a成員的分配關系系數λa/λ提高而降低到平均分配關系系數1以下，就是說，他的收益支付率也將低于平均水平。由于1）a成員與b成員是隨機取得的；2）其余成員的收益支付率是確定的，那么，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合作中任一成員的收益分配系數、收益分配率改變至少引起合作中另一成員的收益分配系數、收益支付率向相反方向改變。任何人的收益份額在收益總額為有限值條件下，與其他成員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收益規模大小并不決定收益份額ix/Id，3-3-5。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決定收益份額，這種關系反映在分配關系系數ωx上。ωx越大，收益支付率越大，收益越大。

3.4 亞當斯理論

    利益分配關系還可以通過收益支付間的通約來確認。這一通約方式是假設任意一成員與另一成員在從事同一類活動中的收益支付比相等，比如，a，b兩人的收益和支付分別為，Ia、Ib和Pa、Pb。那么，

*6

    當合作的成員發現這樣的差異后，他們就會對自己的地位重新評估，作出相應的反應。

    美國行為科學家亞當斯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論”，他考察了人在發現差異的人的心理變化。他認為：“認為一個人的工作動機不僅受到自己的獲得（工資、獎金、福利、賞識、認可等）和付出（受教育程度，努力程度、工作量、精力等）的絕對額的影響，而且受到獲得與付出相對比較的影響。每個人即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付出的投入和所獲得的報酬的收支比率同他人（條件相等）在這方面的收支比率作社會比較，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自己付出的投入和所獲得的報酬的收支比率同自己過去在這方面的收支比率作歷史比較。”不難發現，亞當斯的“獲得”、“報酬”兩個概念類似于本文的收益，而“付出”和“投入”概念類似于本文提出的支付。“他發現，如果某人對自己的工資報酬作社會比較或歷史比較的結果表明收支相等，他就感到自己受到了公平的待遇，因而心情舒暢、積極努力地工作，如果認為收支比率不等，他便會感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影響他的行為動機，導致工作積極性下降，有的可能通過自找理由，在主觀上營造公平假象，以求自我安慰；有的則可能向領導和組織提出意見，要求改變自己或他人的收支比率，以實現公平待遇；有的還可能發牢騷、講怪話、消極怠工、制造矛盾，甚至棄職他就。”（57）

    亞當斯的理論和發現可從生物行為學五項原理[見1-2-10~1-2-14]得到解釋。首先，收益支付率的變化將影響人對自身生存的持續性的預期，當收益支付率較大時，功能上可以使得人在生存期延長的安全，而低于社會平均水平的情況將產生生存期縮短的擔憂，形成壓力，這勢必引起當事人的內心緊張，提高心力支付，尋求宣泄、回避、改變處境的對策；其次，人是社會人，人從他人那里可以獲得參照[見2-1-12]，獲得生存安全的認知，當自己低于社會平均收益支付水平時，就會引起對自身收益能力的擔憂，而高于社會平均水平是將獲得安全的暗示。于是，低于平均收益支付率的成員將會感受到自己低于他人的痛苦感，甚至產生剝奪感；而高于平均收益支付率的成員將會感受到自己的優越感。這些感受都化作亞當斯發現的各種人的心理反應。當合作成員的收益份額ix/Id與其他成員一樣獲得與支付份額px/P不等，那么其收益與支付不能形成聯系，人與人的收益份額差距不斷擴大，那么，他就會放棄這個工作，去尋找更能保持收益與支付與他人等比例關系的工作；而當一個成員暫時無法尋找到更滿意的機會，他就會以不合作或降低合作支付效率來保持收益支付率。
而心理反應會進一步化作人的行為動機，轉化為實際的行動。

    收益支付比的上升或下降，是在社會收益參照的情況下的動態過程。收益支付比的上升或下降不是隨意的設定的，而是伴隨著雙方的博弈過程中的諸多社會關系預置，這包括：(1)強制性權力分配；（2）收益分配規則的調整；（3）威脅與壓力；（4）欺騙、迷惑、掩蓋收益的事實；（5）捐贈和接受。

    但是，無論如何，因為資源的有限性，除了第（5）種情形，如果長期使得合作的一方保持λx＜λ的狀態，那么，我們可以預見的是，某一方的收益與支付比例長期低于合作平均水平，會消極對待合作，甚至減少合作的投入Pn，以換取λn的提高。那如果，收益平均分配可否克服這一困境呢？

注釋：
57.參見陽建國：亞當斯公平理論給我們的啟示[J]，《改革與戰略》2001年，第4期，p11-12

3.5 平均分配？

    收益的平均分配及假設了合作各方收益按合作者中平均分配。我們據此可設a、b兩人，在合作集體中兩人支付額為Pab，收益分配額為Iab、分別支付了pa、pb，收益分配為ia、ib，其余合作者的收益支付率為λ。見圖3，左圖表明a、b兩人的支付不等，右圖兩人收益相等，表明平均分配。

*7

    收益在a、b之間平均分配，即 ia = ib = Iab/2，則

*8

    于是，λa＞λd ＞λb，3-5-2，在平均分配的情況下，成員b的收益支付率仍小于成員a。

3.6 求無度量分界

    合作中任何人都是行為人[見1.2節]，他們能動地對外部做出反應，當他們都是意識到應當增加自己的收益達到最大化，那么，他們就會采取反制行為，使對方的收益減少而使自己的收益增加，而這種反制行為需要增加支付，因為反制行為需要支付一定智力、情感和體力，乃至生命，需要購買反制的物質資料，比如武器，因此，合作剩余是在減少的。因為可以想象的是，雙方的矛盾到沖突，必將殃及基本的生產秩序和生產資料，特別是從事生產的人，將卷入爭奪，甚至丟失生命。于是，可能的結果是，合作剩余消失，并丟失一部個體收益。 人類無非從兩個方面來改善收益支付率。

    （1）從各自個體角度出發，欲望地無界限擴展，將迫使社會合作減少，合作收益減少，每個人都試圖通過侵害別人的利益來增加收益；

    （2）降低自己的支付，以改變收益支付率。

    這樣就必然導致合作整體中，每個成員都努力降低自己的支付，并試圖從整體或他人那里取得更多的收益，社會整體支付額降低，支付所轉化的收益也減少。正因如此，荀子說：“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58）荀子認為只有建立“禮義”這樣的人類關系標準才可以消除紛爭和貧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59）意思是說人類的社會合作依賴利益分配，以禮義來作為分配標準才能確保關系的和諧，才能形成合力，才能形成強大的超過自然的力量，得到更多的財富，而沒有利益的合理分配，就必然導致紛爭，混亂，合作的解體，人類力量的削弱，不能取得更多的收益。因此人類是不能沒有禮義的。荀子充分證明了合作關系標準對合作的意義，證明了合作關系標準的缺失必然導致效率的降低，使得成員無法獲得更多的收益而無法持續。無獨有偶，休謨認為“不受某種一般的不變的原則所約束”，那么就立刻會使世界混亂起來，就會“陷于某種非義和暴行”（60）那么，人類應該依據怎樣一般不變的原則呢？這涉及到收益分配的根本問題：收益標準及其屬性。

注釋：
58.《荀子•禮論篇》第十九
59.《荀子•王制》
60. 大衛.休謨：《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P573

4  收益分配標準

4.1 一人一義

    人的可能行為集合(可設為A)，可以按行為之種類、質量進行等分、界定構成行為譜系4-1-1，正如體溫計極端溫度之間等分界定的溫度譜系。從行為譜系的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有的行為是符合目標的，有的不符合目標，必有符合目標的行為集合（可設為a）屬于整個行為集合A，a∈A，則必存在某種界限，超出這個界限的行為不符合目標4-1-2。這個界限就是行為標準界限。在行為標準界限內的所有符合目標的行為的集合構成了“應當”行為的值域4-1-3。

    王海明認為：“僅僅‘事實’自身絕不能產生‘價值’；因而僅僅從‘事實’絕不能推導出‘價值’”，他構造了一個道德邏輯的“價值推導法”：

  前提1：行為之事實如何（道德價值實體）。

  前提2：道德目的如何（道德價值標準）。

  兩前提的關系：行為之事實符合或不符合道德目的。

    結論：行為之應該不應該如何。（55）

    這一推導給出的思路是，事實本身必須與一定的標準或目的進行對比后，驗證行為對目的的滿足程度，由此進行價值判斷。然而，在這一價值推導方法中，道德目的被當作了道德標準，被放在前提2。我們已知人的理性有限[見1-4-7]，個體不能完全理解并控制整體利益走向，各人以個人的收益目標為行為標準，勢必造成更多的人在從事對道德的判斷中是把個體利益目的作為判斷行為是否應當的標準。于是，人類陷入了“一人一義”、各“義”沖突的道德困境，其結果就是 “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56）這樣的情景表現為歷史上層出不窮的亂象：壓迫、剝削、攻訐、威脅、冷漠、背叛、詆毀、欺騙、懈怠、消極，抑或是巧取豪奪、坑蒙拐騙、貪污受賄、制假販假，乃至戰爭。很顯然，標準與目的是兩個不同范疇和維度的概念。目的可以是標準的一種，但標準未必是目的本身。人類各種行為的目的是千差萬別的，同一行為的目的可能也是不一樣的。如果以個人道德目的為標準，必然導致“一人一義”。

    道德判斷過程是從道德行為事實的實體集合A中不斷縮小范圍，確定其利害價值屬性、質量范圍，以確認選擇合于道德目的應當行為集合a的過程4-1-5。至少包括了下列步驟：

    a、某類行為對客體產生影響和利害關系的確認；

    b、確立此類行為的道德標準，即確定行為的界限；

    c、行為事實的確認。

   d、行為與行為標準的對比以確認是否應當。（圖4顯示了行為與行為標準的對比關系。）

*9

    不同角度和維度下，合于多個行為函數，符合目的利害價值的行為及其行為屬性界限就是道德標準4-1-6，但是道德標準不是決定的，因為每個個體有自身的利益價值標準，以個人目的衡量行為必會產生多個標準下不同結論。因此，行為必須依據一個公眾認可的行為標準。應當就是行為符合社會公共利益標準的屬性4-1-8。如果我們不能確定一種穩定的客觀的公共利益價值標準，我們就不能確定某一行為是否應當。社會分配關系的處理中，各種收益分配行為是否應當也必須依據社會價值標準。

注釋：
61. 王海明：《論倫理學的發現和證明方法》，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62.《墨子•尚同上第十一》 
 
4.2 三個原則

    前述已經表明，合作中如果任何一方的收益支付率大于合作整體的收益支付率，必然導致至少一個合作者的收益支付率降低到整體支付率以下。反之亦然。這一規律不以整個收益規模的變化為轉移。而合作中任何一方的收益支付率降低，與其他合作方的收益支付不等，將必然導致合作各方對利益的進一步爭奪，也有可能合作中收益支付率低的各方會降低支付份額，以換取收益支付率的提高，達到新的平衡，這樣的結果是整體支付總量減少，整體效率降低，導致收益效率的降低。這個過程的實質就是改變合作方本身的收益支付率，以逐步達到收益份額與支付份額的接近，乃至相等。

*10

    此時，合作的各方收益支付率（λx）等于合作整體平均收益支付率（λ），合作各方收益份額與支付份額相等，每個人的收益與支付依據與他人相同的收益支付率相關4-2-1。這時的合作才是可持續的，合作的效率可以逐步提高4-2-2。因為每個成員的收益支付率與合作的任意一方是相同的，每個人都不會感覺自己低人一等或高人一等，不會感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受到威脅，或自己的支付不能獲得相關的收益，不需要作其他的合作選擇。

    也只有在這個狀態下，我們可以推斷各成員之間的權利關系為：

*11

    每個成員的分配關系系數ωx相等，即每個人的分配權利相等，這種權利分配關系就是平等，4-2-4。每個人將根據自己的支付Px按整體收益支付率λd獲得收益Ix，

    Ix= Px×λd，4-2-5

    社會關系中，依據每個成員的支付，按社會同一分配比例來分配收益的原則，使得其分配收益份額等于其支付份額，可以稱為“相關原則”。

    但是，任何合作都是有風險的，合作必須確保最低的底線收益（可設為μ），這個底線是對各方同一普適的。這個底線收益必須確保滿足任何人的生存基本條件，如飲食、睡眠、安全、服裝、教育、健康等等，這些收益隨著社會發展有逐步提高的過程，有些需要曾經是享受的需要，可以逐漸演變為基本生存需要，這是人的基本人性基本假設[見第一章]決定的，是人的基本種屬尊嚴決定的。所以，必須對合作成員按同等的標準分配一定收益，以確保其基本生存，能夠憑借這些收益補充精力體力和其他消耗，增強支付能力，達到與他人相似的支付潛力，這個原則就是“底線原則”4-2-6。

    同時，社會從總收益扣除了一定份額Ip，這一全體成員提供的共同積累部分，將轉化為合作整體可以共同享受和擁有的利益。包括公共安全、環境收益、公共生活設施、公共行政服務、衛生與健康系統、能源、通訊、交通、社會保障等等。這種條件原則上是社會合作各方分享的。比如，國防系統的收益是對任何人都有效的，每個人都享受了國防安全。因此，在每個人的收益中還包含了從整體收益中分享其需要的部分。這個原則就是“共享原則”4-2-7。在這個原則下，成員共同享有的收益，原則上不能由個人參與分配，因此這部分收益是無形的，以確保合作的不斷創新發展，但是這個部分包含了成員的基本權利，與每個人息息相關，每個人都將從中獲得進一步發展。

    這樣人類社會合作中每個成員的個體收益可以用下式來表示：

    Ix= μ+ Px×λx+ （Ip-μ×n）/n，4-2-8

    其中，（Ip-μ×n）/n 意為公共積累扣除底線收益后余額在成員中分享。三個原則是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的整體，不能相互替代4-2-9。

    “底線原則”下的底線收益μ確保了個體的基本生存與保障，“底線原則”如果被取消，那么，成員的基本保障將全部依賴“相關原則”進行分配，而不能獲得實際的收益，勢必導致缺乏勞動能力或勞動能力較弱的成員失去生存基本條件，難以獲得提高素質、技能的機會，更難以生存；

    “相關原則”下的收益保證了成員的支付及其效率相關，成員支付多則收益多，效率高則收益多，可以激勵成員多投入精力，從而推進合作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收益。“相關原則”被取消，則要么導致絕對平均主義[見3.5節]，要么導致兩極分化，有成員必然利用較小的支付獲得較大的收益，助長“不勞而獲”，更有成員較大的支付只得到較小的回報，從而減少支付，偷工減料，消極怠工來奪回支付，整體合作剩余減少，效率下降。

    “分享原則”則確保了整體的健康發展，可以確保合作成員在合作的條件手段環境等各方面不斷改善，合作效率不斷提高。如果，所有的合作收益都被個體分配完畢，合作需要的所有資料都將化為私有，那么，合作的共同基礎就不復存在，公共資料將無法積累，每次合作都必須重新進行組合，每個個體都必須自己解決所有公共問題，導致合作的混亂。

    因此，三個原則是合作關系的三個重要方面，缺一不可。當然，在歷史的不同發展階段，三個原則的權重會發生一些變化。在個體收益公式中的各個部分的確認和計算無法給出一個精確的值，它們只能在人類的生產關系博弈中不斷改進完善。

    在生產力較低的階段，合作的方式比較簡單，勞動的差別不大，合作剩余本身就很少，不足以對效率高的人進行公平分配，人們更傾向于采用“底線原則”，主張平均分配合作剩余；在生產力逐漸發達，合作剩余較多，生存底線可以得到確保的情況下，對利益爭奪日趨激烈，人們出于更大發展的欲望會傾向于公平分配，但是這時，按何種標準進行公平分配成為爭奪的焦點；當生產力高度發展，底線收益μ可以忽略不計，生活資料已經大大超過人們的客觀需要，整體收益值極大，那么，分享收益將占據更大的權重。比如，大自然每年的制氧量很大，可以充分供應人類生存需要，因此，這時，人類不必對氧氣進行相關分配。同樣，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的極大豐富，其私有已經沒有更大意義，人們會更多地分享其中的工作機會和工作樂趣等非物質性合作剩余，分配將更多以按需分享為主。但是，無論時代如何發展，這三個部分中任何一部分不會完全被其他方面取代。

    當社會關系表現為：以公開程序得到社會成員各方認可，在確保成員進入或退出合作的權益和基本生存價值（底線原則）基礎上，依據相同的衡量尺度和分配標準，各成員對物質、非物質支付確認、計算并對稱分配社會整體收益（相關原則），根據需要適度分享共同積累收益（分享原則），從而實現所有成員的全面發展過程的社會關系屬性就是公平；

    但是，底線原則、相關原則和共享原則在人類社會關系中，時刻受到文化、觀念、利益、財富、權力、地位、等級、種族、膚色、性別、受教育程度、地域、職業等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它們的實現受到各種因素的干擾，這三個原則如果可以成為合作收益分配的標準，還必須具備成為標準的一些條件。

4.3 標準的屬性

   事物是在與其它事物的比較中顯現自己的屬性的4-3-1。屬性都是相對的，例如確定一個事物長度必須與另一個事物的長度比較后得到確定。但是，假如一個長度與另一個長度比較后為長，但與第三個長度比較為短，而如果在更多的事物中進行比較，那么這種就更加繁瑣和復雜，也無法確定屬性。比較的個體越多，屬性將越難確定。于是，我們必須找到一個的一般等價物，將需要度量的任何事物的屬性與此等價物的可比屬性進行比較，就可以確認其屬性。一般等價物的等分、可比屬性就是標準4-3-2。

    標準必須具有以下屬性：

    A 普適性，它包括排他性，在一定領域和范疇，標準只有一個，標準在相同領域具有統治地位，在邏輯上同一，沒有其他標準與之抵觸4-3-3； 守恒性，即標準在時間序列上是同一的、穩定的，不會隨時間流轉產生變化4-3-4。

    B客觀性：即不受合作群體中部分人的利益和意志為轉移的屬性4-3-5。假如標準可以因為主觀主觀意志而改變，就在空間和時間維度中不具備唯一守恒的屬性，而不能稱為“標準”，失去作為標準的價值。如果合作群體中，一部分可以根據自己的意志來確定標準，那么在合作中會出現多個標準，每個標準之間相互沖突，無法衡量行為的應當性。

    只有符合客觀性、普適性的尺度度量才是有意義的、可比的。對標準的上述性質施加影響，使得度量尺度變化、偏離、失去時空和普遍比較屬性的作用就是干涉4-3-6。

    以時間標準為例，人們經歷了太陽觀測、日晷、水鐘、機械鐘、石英鐘、銫鐘和實驗室大銫鐘（PRIMARY CLOCK）作為基準時間的各個階段。1967年13屆國際計量大會決定：銫原子Cs133基態的兩個超精細能級間躍遷輻射震蕩9192631770周所持續的時間為1秒。此定義一直延用至今。（63）任何時間的比較都是與兩個超精細能級間躍遷輻射震蕩時間持續時間長度進行的比較。在1983年10月召開的第十七屆國際計量大會上，通過了現行“米”的定義： 米是“光在真空中1/299792458秒的時間間隔內所行進路程的長度”光的行進速度就是光的屬性之一，而對它的等分即的時間間隔內所行進路程的長度就是米。任何長度都是與光在這個1/299792458秒的時間中行進的距離進行比較。（64）這兩個標準都同時具有普適性和客觀性，不以人類意志和其它因素的影響，方可以成為標準，歷史上使用的其它標準都或多或少地可以受其它因素影響而改變。
普適性與客觀性互相聯系，互相轉化，失去任一屬性， “兩只手表”的兩難境地都將出現。英國心理學家薩蓋發現一個人有一只表時，可以知道現在是幾點鐘；當他同時擁有兩只表時，卻無法確定時間。

    人類在處理與他人之間、與社會的關系、與自然的關系時，同樣需要依據一定標準來確定行為的范圍、界限，進行行為的度量，確定實施行為是否“應當”。這種標準實際也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反映，是社會關系的屬性4-3-7。作為人類社會的收益支付分配關系的標準也必須具有客觀性、普適性。也就是說，底線原則、公平原則、共享原則被作為人類合作關系的標準必須同時具有客觀性、普適性——就是“一般不變”的屬性。

   客觀普適要求合作必須：

    a.）開放，即合作的關系向社會成員平等開放的機會，這使得合作可以出現，合作者可以進入或退出，合作者中各成員具有同等的權利，這三個方面構成了權利系數ω；

    b）整體收益和各自支付的確認后都必須公開，得到合作所有各方認可，如果其中任何一方對收益和支付有欺騙和隱瞞，都將導致λ的計算和確認有利于其中一方；

   c）μ、λ、ω具有唯一性。合作各方共同確認收益分配準則、計算規則、公式、監督方法，并共同遵循；

    d）μ、λ、ω的確認具有歷史性，合作各方共同使之不斷地趨向全面和完善。

    這時，人類的社會合作體中，作為合作關系準則的權利與收益確認和分配標準在被成員執行過程中所具有的普適、客觀，不以合作整體中任一部分人的主觀意志和利益為轉移的屬性，就是公正（65）。

注釋：
63.在此定義中，兩個超精細能級間躍遷輻射震蕩是一種屬性，而對它定義的9192631770周所持續的時間就是等分的分割尺度。這個事件的發生持續時間長度就是一秒。資料來源：http://www.time.ac.cn/time/norm.htm
64.18世紀以前，世界各國各自規定長度單位，很不統一。18世紀末，法國科學院受法國國民議會委托，提出“米制”概念。它將通過巴黎天文臺的地球子午線長度的四千萬分之一定義為“米”。以后,不斷改進了”米”的定義方法和復現方法,先后用鉑金“阿希夫米尺”、鉑銥金屬阿希夫米尺、鎘紅線光波長、氪-86的輻射光波長來定義“米”。
65.公正的定義繁多。公正的“公”與“私”相對，“正”與“邪”相對，與平等、正義都有聯系，不是公平與正義的縮寫，本文的定義更趨于通過對關系標準屬性的描述，來闡述公正的獨特內涵。有人認為它是烏托邦理想。我們應注意到，理想是現實的尺度和參照，這就仿佛是公路的各種標志線，車輛不一定壓著線行駛（完全貼切地實現），但是脫離它太遠就必然面臨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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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何建華：《經濟正義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賴澤民：《人類歷史科學原理》[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10
12.里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盧允中、張岱云、王兵譯[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0
13.李難編著：《進化論教程》，第二章，生命及其起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
14.[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15..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唐代興：《公正倫理與制度道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講義1——自然與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8.汪丁丁：《制度分析基礎講義2——社會思想與制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9.王海明：《新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20.王海明：《人性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1.王雨田主編：《控制論、信息論、系統科學與哲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6.5
22.吳忠民：《社會公正論》[M]，山東：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23.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
24.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
25.[美]亞歷山大.J.菲爾德：《利他主義傾向——行為科學、進化論與互惠的起源》[M]，趙培、楊思磊、楊聯明譯[M]，長春：長春出版社，2005.5

附記：2006.11~2007-6-27初稿，2007.10完成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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