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論感覺”的界定及其邏輯依據和現實基點

一般而論，一種理論要能帶來預期的實踐效益，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其一是理論必須人性化。即是講指導實踐展開的理論必須是真的、同時也是美的和善的；其二是理論必須操作化。即是講理論必須要轉化為一種具有可行性、可調性和可控性的操作“機制”。這一“機制”既指“外化”形式的路線、方針、政策乃至各種與之配套的法律制度；也指“內化”形式的理論受眾和實踐帶頭人(主要是各級黨政干部)接受理論“熏陶”和實踐“感召”后在自身“身心”上調動起來的一種主體功能狀態。這一主體功能狀態既內蘊著我們過去強調的認知層面的基本概念和理論等，也潛蘊著我們曾不太注重的心理層面的主體感受、情緒和意向、動機等。尤其是后者，因其在引發實踐創新中至關重要，則更應引起人們的注意。一言以蔽之，我們把這種“當事人”在理論學習和實踐操作的特定情境中所找到的一種著意創造未米理想結果實現的“感覺”，稱之為“理論感覺”。其三是理論的主體化。即理論必須讓群眾掌握，才能喚發出實踐改造活動中無窮無盡的物質力量。

提出“理論感覺”在理論上是有邏輯依據的。馬克思曾明確提出過“礦物學的感覺”的概念_[1]^(P125)。如果說“礦物學”是理論；那么“礦物學的感覺”就是一種“理論感覺”。毛譯東說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它”_[2]^(P285)。在這里，毛譯東實際上指出了“感覺”的兩種類型。前面所說的“感覺”是人們初次接觸某一事物后形成的經驗性“感覺”，也就是感性認識層面的第一環節。而后一個“感覺”，則指人們把握該事物的內在本質和規律性的東西后，再次“體認”、“觀照”它時所形成的“理論感覺”。因為只有理論才能深刻透視事物的內在本質。因此，“更深刻地感覺”就是“理論地感覺”。可見，“理論感覺”不但可以成立，而且還分為靜態和動態的兩個細類。作為動態性的類型，它則是一個能動的實踐過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通過“開動腦筋”而提出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則突出了用腳揣摸、大膽試水的“觸覺”。但這不是盲目的、純感性的東西，因為淌水過河的前提是要對河床狀況大體有所“體認”的。所以，“摸論”于其說是一種純粹的理性認識，倒不如說就是一種“理論感覺”。顯而易見，在這里，“理論”與“感覺”都非萬能，而必須聯袂合作。借用管理大師西蒙的一個概念，即“理論感覺”也是一種“有限理性”。

提出“理論感覺”也是有現實基點的。強調主客二分，情理相悖的“形而上學”一直是西方哲學理論思維的傳統。到了近代，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康德更自信的主張人的“理性為自然界立法”。從而把理性的作用夸大到極致。“事實上，近代哲學的思辯形而上學傾向(特別是建立無所不包的體系，并把哲學當作科學的科學的企圖)，將理性絕對化的傾向，將主客、心物、思有等二元分立絕對化的傾向，將人當做手段和使人異化的傾向，都是馬克思所一直激烈批判并要克服的傾向”_[3]^(P10)馬克思批判這一傾向的有力武器就是他在《費爾巴哈提綱》一文中所強調的“實踐和生活”的觀點。這一點大家比較熟悉。還有一點是我們過去有所忽視的，這就是現代西方哲學也“大都企圖排除作為近代認識論基礎的二元分立的傾向_[4]^(P38)。而且，從未來趨勢看，現當代西方哲學在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表現出了一種明顯的“理論轉向”，這就是大有向前現代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傳統哲學主客一體的基本精神回歸的勢頭_[5]。因此，現階段強調領導干部的“理論感覺”的培育、優化，就是合乎時代精神的菁華——哲學理論思維變遷勢態的明智抉擇。

二、“理論感覺”的重要性及其主要特征

“理論感覺”重要不重要，只要我們與理論回歸實踐的其它兩個必要條件相比較就不難看出。

首先，在現階段，“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作為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建黨學說的最新成果，由于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精神實質，又根植于我國歷史優秀傳統和現實的基本國情，并凝聚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基本經驗，反映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客觀實際，因而在其“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中所洋溢的“以人為本”的人性化的光輝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理論的人性化”這一條件我們是充分具備的。其次，理論順利回歸實踐的“理論主體化”條件我們也是俱備的。“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干部”。這段民諺表明了中國人民具有“學為好人”，從善如流的學習、模仿的積極性，因而對于群眾能否把“三個代表”理論轉化為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教育創新、產業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乃至對美好物質文化生活無止境追求的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物質力量”的能力，我們是不容置疑的。顯然，現階段，如何使“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變得更具有操作性，就是提高理論效果的關鍵。有鑒于此，胡錦濤總書記倡導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就是一種針對性極強的決策。這些年我們無論是在政策制訂上，抑或是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果。然而，“政策”總是需要人來“推進”的；而且“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因此，當著包括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產業政策、文化政策、財政政策在內的各種社會公共政策紛紛出臺的時候；當著各種“立法”活動及其法律成果如雨后春筍般涌現的時候，怎樣打造出與這些政策與制度相匹配的主體人格；如何給各種“死”的制度注入具有先進思想觀念人的靈魂，并使之獲得具有真實生命力的、廣泛的社會主體的認同，就成了問題的關鍵。正如胡錦濤總書記所說：“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要對事，也要對人。”_[6]^(P261)這里說的人，當然主要指各級領導干部。事實上，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執政以來，一個明顯的動向就是我們已把強化理論的操作性品格的重點，由注重外在“物性結構”建構轉向到了更加注重人的內在“心性結構”的優化上。無論是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還是對“執政能力”問題的研究，抑或是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的開展，或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戰略思想的提出，或者是“八榮八恥”教育活動的全民性動員，都莫不是從整飭“人心”的維度切入的；都莫不是從人的“心性結構”的優化找著力點的。

通過我們對胡錦濤同志的戰略思想的體察，我們有理由相信，胡錦濤同志在“對人”的心性結構的“整飭”中從來是以“整體性原則”的“中庸之道”的方法論立論的。為什么他能考慮到“整體性”原則，這是和他本人有健全的“理論感覺”分不開的。最集中體現這種“正常”(“庸”即“常也”)的“理論感覺”的，就是胡錦濤同志在參觀西柏坡革命舊址時，對全體共產黨員、領導干部的三句話的殷殷期待。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從人的心理三要素即知、情、意三統一的角度提出理論觀點，這在我黨建黨理論史上還是第一次。在這里，張揚“權為民用”觀點如果集中昭示了共產黨人的主體認知層面的“工具理性”意識的自覺，那么，把“情系人民”的情感元素和“為民謀利”的意向元素緊綴其后，就是一個領導者的高明之處。具體而言，“理論感覺”有以下三個重要特征：

首先，就是因小見大，見微知著的敏感性特征。黑格爾以強調理性的至高無上性而知名。但在談到審美問題時，他也不能不顧及“感性”。他認為所謂“敏感”就是在“感性直接觀照里同時了解本質和概念”。_[7]^(P167)黑格爾的這個思想在具有后現代主義傾向的現象學大師胡塞爾那里被詮釋得更加直截了當。胡氏講：“本質并不是一種隱藏于現實背后的東西，一個人在直觀中立刻把握呈現在感性觀察中的本質。”_[8]^(P517)這種能在“直觀”中“立刻”把握“本質”的氣質，也就是主體“理論感覺”形成后的“敏感性”。中國傳統文化一般把理論性、規律性、普遍性、意義性的東西稱之為“大”或“大體”，老子在《道德經》中說“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就是這個意思。而將“小”或“小體”看成是現象性、感覺性的東西。《孟子·告子上》：“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趙岐注：“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欲”。朱子注：“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那么，如何處理“小”與“大”的關系呢?作為對儒道互補型文化有力補充的中國特色的佛教理論——禪宗，就順利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在后來深刻影響了西方的哲人，像胡塞爾、海德格爾等人莫不受此影響。禪宗認為，不能把“小”與“大”分開，做為人這個主體，要敏于因“小”見“大”；善于借“小”體“大”(即所謂的“參禪”)。而且人的確可以“見性成佛”，“立頓悟義”。“立頓悟義”所顯示的“頓悟”觀點，也就是后來的胡塞爾所說的“立刻把握”(本質)的敏感性氣質。我們認為，一個人只有首先在認知上敏于“事理”，能“因小見大，見微知著”，那他就比較容易在實踐上做到“以小濟大”，以柔濟剛，成為既“識大體”、懂全局，又顧小節、察局部的“大人”，從而達到馮友蘭先生曾所設定的人生的最高境界，即與天地匹配的“天地境界”。

其次，就是通融無礙，主客一體的整合性特征。“理論感覺”既“后”于“理性認識”，就表明它具有突破理性認識純“普遍性的品格”并達致“直接現實性品格”的優勢。這種“達致”是主體自身就有的一種能動性。從認知層面講，這個能動性表現為“登高望遠”(有一定的理論高度)后的自然產生的“勢能”，李崇富將此稱之為“主體勢”；從情感層面講，則類似于王陽明說的“致良知”基礎上的“良能”；而從意志層面看，則表現為“理論感覺”自身具有強烈否定自己純主觀性形式，并“創生”出一個“人化”的客體性存在的沖動。這個沖動的最先成果在意志層面主要表現為“預設”于主體身上的一種有關未來實踐結果的意向性的觀念模型。一般地講，人們在理論“熏陶”和實踐“感召”的雙重作用下找到了特定的“感覺”，則就獲得了將某種事業持續進行下去的不竭智慧和力量。例如，一個人只有在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中找到了擁抱壯美與崇高的“感覺”，他才會產生類似于陜西省銅川市農村黨支部的好支書郭秀明舍小家，為大家，放著鄉村醫生的賺錢營生不干，去帶領全村人治窮致富，并立志“為著一大事來，干成一大事去”的英雄意愿。總之，我們經常從積極意義上講的責任感、使命感、榮譽感、幸福感和自豪感等等范疇，就是介于理論與實踐中間的主體理論感覺的功能狀態。

再次，就是揚棄“認識”，致成復合主體的圓滿性特征。按目前人們認定的哲學認識論維度考量，“理論感覺”相對于感性認識當然處于“合題”即否定之否定的階段。因為認識之路由感覺經驗開始，歷經理性認識到了它自身以后就完成了一個“圓圈”，這是圓滿性的第一個規定。這時候就其有“感覺”來講，“仿佛”又回到了感性認識的“感覺”環節，然其又因“理性”的支撐，其實則處于更高一級的螺旋曲線上。它有點像“理性的具體”，但又不能完全歸結于這個范疇。因為“理性的具體”所依托的主體仍是“單向度”的認知主體，而“理論感覺”則要尋找更寬廣的復合主體安排自身。其中的“理論”性規定，依然以認知主體為依托；然而，“感覺”中所釋放出的情感元素和意向元素，卻要尋求新的依托，而這顯然只能是情感主體和意志主體。如果說認知主要是以“腦”為“體”的；那么，情感主體和意志主體則是以“身心”為“體”的。《周易》提出了“三爻之象”，創立了“天、地、人”三才之說。按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這個人就是一個“復合主體”。即是認知主體、情感主體、意志主體三合一的主體。如果從廣義上理解“心”，則它是囊括了“腦”的。因而，這個復合主體也就是當事人的“身心系統”。我們認為只有這種身心俱健的復合主體，才能承當“理論感覺”所涵蓋的所有元素。所以，中國人講究“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主體建構目標，就不僅僅通過一個“開發大腦”可以完事。必定還要訴諸于“修身”、“養性”等多種途徑。按照儒家的真、美、善相統一的思路，就是要把“誠身”、“正身”、“美身”三樣事放在一起做。而“理論感覺”中的真、美、善；知、情、意等元素就需要這個貫通一體的復合主體來安排。

我們黨的大多數優秀領導干部，在其“身心系統”上表現出來的“理論感覺”還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即“先進性”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上，一是該“理論感覺”主體需要層面上的高層次性。這種需要放在黨員領導干部身上，主要是一種為人民服務的“自我實現需要”，而不是低層次的個人的生理或安全需要；二是“理論感覺”中主體動機層面上的高尚性。即是講這種動機不是自利性、本能性的，而是親社會性的社會性動機；三是該“理論感覺”在情感性層面上的明榮知恥性。因為明榮知恥，又會派生出親社會性動機的極致——利他主義或集體主義的精神，并且因“明榮”而勇于獻身、犧牲，因知恥而勇于自我克服和自我超越。四是該“理論感覺”在意向性(或意志)層面上的大眾性、人民性旨歸。這是從那些優秀黨的領導干部甘為民仆，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始終把發展好、實現好、維護好人民利益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的態度情感性傾向和意圖價值性趨向的充分展示中體現出來的。

三、現階段領導干部“理論感覺”錯位的表現和對策探討

把以上分析作為參照尺度，聯系現階段的干部的主體狀況的實際。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有一些領導干部的“理論感覺”是錯位的。具體表現為：

一是理論宣示與日常心理(包括行為)“兩張皮”所導致的個體人格上的兩面性特征。這些人“做秀”起來也許是行家里手，“面子工夫”也可能精深老道，可是一旦訴諸于行動，則表現為“麻木不仁”。這些人都是“聰明人”，他們的基本特征是榮辱觀念顛倒，憂患情愫無存；“黑厚”技巧嫻熟，天理良知缺乏。他們總把“當下”的一點一瞬當成最大的“真實”，隨時尋覓著自己的“樂子”：把“永恒”的生活理想看作“偉大的寓言”，經常疏離著社會的崇高。一旦涉及個人利益，則利益神經敏感，能撈則撈，可論及到有關社會的“痛癢”，則道義精神漠然，能推就推。講工作，則“言不及義，好施小恩小惠”，導致一個單位“同而不和”的小圈子盛行，從而瓦解了團隊精神的基礎；論享受，則耽于聲色耳目，沉醉于燈紅酒綠，從而帶壞了社會風氣，使人失去了前進的動力。由于他們善于搞“雙重人格”，給人的印象還不失君子風度和“漢官威儀”。但由于假象總歸是假象，因而時間一長難免要露出馬腳。

二是情理相悖，主客二分所導致的思想與行動上的怠墮性特征。這些人學理論則忘記實踐，寫文章從概念到概念，發“指示”理論來理論去，言語干巴，面目可憎，“黨八股”文風鮮明，以用來展示自己的“學閥”角色形象；“洋教條”信手粘來，以用作阻嚇下屬“創意”的武器。對形式主義情有獨種，對調查研究則缺乏熱情，對群眾的首創精神，則漠然置之。用“會議”落實“會議”，用“文件”落實“文件”，崇賞演繹思維，慣于等因奉此，最后是落而不實。或者是講實踐則忘理論，經驗主義盛行，不懂全局，沒有預見，得過且過，渾渾噩噩，心中無數，陣腳凌亂，對問題缺乏興趣，對原因缺乏了解，提對策胸無點墨，搞規劃不知實情，發誓要明哲保身，壓根兒擯棄“血性”。將個人主動性、創造性、積極性乃至激情、熱望、沖動這些被馬克思稱之為人的本質力量_[9]^(P169)，長期“冰結”。從而導致“效能感”奇缺，“方向感”迷失，失去生命的震顫與生活的激情。

三是主體形態上的“單向度”所導致的“扁型人格”的特征。這些人智商超常出眾，但情商(主要指“天下情懷”)、財商(社會財富意識)則往往讓智商給“屏蔽”。談起“工具理性”，邏輯思維都有一套，但問及人文情懷、人情世故則不甚了了。結果造成腦袋大，身子小，“算計”多，“感情”少，懸在天上，作風漂浮；疏離大地，背對群眾。造成“頂天”沒有“根基”、“立地”失去“魂魄”，離“全面發展的人”的境界相差甚遠。

針對以上問題，我們認為解決的對策有四；一是回歸傳統文化的優秀思維方式，著重打造一個本真的“我”，以應對時代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王樹人先生所講的中國式“象思維”方法很有啟發性，不妨可以研究^[10]，以彌補我們原先人格的“單向度”所導致的異化，真正回歸到我們的精神家園。二是“轉換腦筋”，打破“概念思維”的屏障，完善現有的哲學理論體系，盡快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收到顯效，從而為人格的完善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三是重新認識西方現當代乃至后現代哲學思潮，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我所用，為今所用。只有這樣，才能把我們的領導干部培養成雙高型(高科技+高情感)和雙內行型(既有理工管知識的背景，又有人文社科知識的背景)的知行合一、通情達理的人。四是絕對不能忽視實踐的砥勵和個人的修養。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時指出的，越是形勢好了，越要保持清理頭腦；越是條件好了，越要發揚優良傳統。各級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要進一步增強優患意識，始終保持開拓進取的銳氣；要進一步增強公仆意識，始終牢記全心全意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要進一步增強節儉意識，始終發揚艱苦奮斗的精神，帶頭反對鋪張浪費和大手大腳，帶頭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團結帶領廣大群眾不斷奪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勝利。

參考文獻：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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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張再林．中西哲學的歧異與融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中央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讀本[M].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5.

[7] 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社，1984.

[8] 劉放桐等．現代西方哲學[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0] 王樹人．中國象思維與西方概念思維之比較[J]. 學術研究(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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