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大國政治中的臺灣問題

張文木

出自  中國國情國力 1995/1

　 臺灣問題，本屬中國內政，但由于它歷史地與美國發生了特殊的“關系”，因此，臺灣問題的解決實際上也就成了涉及中美關系框架中的問題。換言之，所謂“臺灣問題”，正是由于美國介入，才使臺灣回歸祖國這一不成問題的事，成了所謂“問題”。

臺灣問題發生的起點，始于1950年的朝鮮戰爭。這場戰爭一下子把臺灣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地位神奇地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人把它看作是“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在美國的亞太戰略中，它當時西可對抗中國大陸；北可阻抗蘇聯及在必要時也可鉗鎖日本，南可威脅南海東盟諸國并保護美國通往中東在亞太的海上運輸線。1972年，美國為了拉攏中國對抗北方蘇聯的威脅，與中國簽署了“聯合公報”，承認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但同時又繼續阻撓臺灣回歸祖國。就這樣，臺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蘇聯解體后，美臺關系升溫，軍火買賣增大，往來官員升級，最終因1995年中旬李登輝訪美及1999年李登輝公開拋出“兩國論”使中美關系跌至1972年以來的最低點，雙方矛盾焦點就在于臺灣問題。這里必然要預見性地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在臺灣問題上，中美關系是否會最終破裂? 二是在兩岸關系上，臺灣是否能夠走向獨立? 筆者的結論是否定的，除非中美任何一方出現極不冷靜的惡性突發事件或中國內外政策出現戰略性的失誤。

    在制定世紀之交的中美外交政策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這樣一個政治現實，即蘇聯解體后，自1972 年以來中美簽署的重要文件已失去了原有的即美國利用中國制衡蘇聯的政治基礎，而失去政治基礎的文件，無異于一紙空文。這正如二戰中希特勒為進攻西方與東方蘇聯簽署了互不侵犯協定一樣，當希特勒占領歐洲后，德國就用不宣而戰的方式撕毀了蘇德協議轉而進攻蘇聯。這種情況在國際關系史中屢見不鮮，因而也就不必對中美關系當前的降溫大惑不解，它無非是在美蘇對抗化解后，美國用不宣而戰的方式撕毀自1972年以來旨在加強中美聯合的文件的一種形式。對此，我們也不必再期望以前曾與美國在上海聯合公報基礎上達成的各種協議，更不指望美國曾作過的各種承諾。我們應根據現實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紀的對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把握解決臺灣問題的契機。

    研究近代史以來中美關系演進軌跡，必然要注意到這樣一個史實，即在國家利益方面，中美合作大于沖突，比如在二戰中太平洋戰場及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事件中就是這樣；在意識形態方面(主要指1949年以后)，雙方沖突大于合作，美國介入臺灣海峽最初起因也是由意識形態的沖突引起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及鄧小平成功訪美，中美關系很快進入蜜月狀態。但是隨著中國國內意識形態主流與自由化思潮的沖突加劇，1989年以后中美關系開始惡化，雙方因意識形態不同而發生的外交沖突不斷升級。

    研究中美關系、大陸和臺灣的關系，就不能不研究亞太四極即中美日俄之間的外交關系。如果說，1945年以后美國在世界霸權競爭中的主要對手是蘇聯的話，那么，1990年蘇聯解體后，在亞太地區能向美國說“不”的就只有日本與中國。研究日本與美國關系，其特點與中美關系正好相反，即國家利益方面的沖突大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合作。日本從近代史以來就與美國的亞太霸權產生強烈的沖突。二戰以前，美國實際上是把北緯30度以北即中國上海以北的地區讓到日本的勢力范圍之內的。只是當日本逼近上海進而威脅位于南海的美國海上運輸線時，美日之間便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決戰。值得注意的是，美日關系最壞的時期也是中美依賴性最強的時期。在目前日本從經濟大國正在試圖向政治軍事強國轉變的時候，中美戰略利益合作的趨勢絕對不會大幅度下降。

    為什么這樣說呢？這是因為蘇聯解體后，不僅是中國，而且是日本在美國外交牌局中的地位都發生了變化。從意識形態角度看，蘇聯解體意味著冷戰鐵幕移至中國，但從國家利益角度觀察，蘇聯解體意味著日本與美國的矛盾也在上升，而在新的世紀中只有日本具有與美爭奪亞太霸權強烈動力與經濟實力。這樣中國就成了美國亞太戰略中掣肘日本的幾乎是不可替代的砝碼。加上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綜合國力尚不會對美國在亞太的戰略利益構成重大威脅，因此，為了制衡日本，美國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至少在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之前，不僅不會排斥，而且會在相當程度上表示歡迎。道理很簡單：中國軟弱的程度，就等于日本南下戰略要道不設防地帶的推進程度。美國人清楚：二戰中如果中國有蘇聯當時的國力，就不至有珍珠港事件與幾十萬美國士兵的傷亡。反之，如果美國與中國的矛盾導致中國衰變到無力抗衡日本的程度，那就無異于幫助日本做了在二戰中想做又沒做到的事，即打通日本通往南海的海上運輸線，從而使日本這只亞太最大的資源“餓虎”直撲美國石油運輸“食管”并直逼美國和西方經濟的“心臟”即中東石油。這是美國絕對不能接受的事。因此，只要我們抓住中美關系這個主要矛盾，保持冷靜，在把中美間在意識形態的斗爭堅持在“有理、有利、有節”的范圍內的同時，迅速加強軍事自衛能力，以保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經濟。這樣，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外交就有較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我們也不能盲目樂觀，因為中國之于美國，畢竟是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國家。中美之 間，除了意識形態和不同社會制度難以調和的矛盾外，在國家戰略利益間也存在一些原則性的矛盾。因此，美國從20世紀50年代起在環中國地帶拼湊起連鎖防線，以防止所謂“共產主義擴張”。 隨著蘇聯解體與中國經濟強勁發展，美國部分政客開始散布“中國威脅論”。這反映了美國政界對中國迅猛發展的恐懼。他們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破壞中國國家利益，不如說是為了確保與美國發展息息相關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對美國亞太戰略言，只要不影響這條生命線，任亞太地覆天翻；不然，美國絕對要與威脅這條戰略線路的國家決以死戰。美國可以在索馬里撤軍，但不會在科威特撤軍；美國可以容忍日本在中國上海以北制造無數起“南京大屠殺”，但絕不會讓日本控制北緯30度以南的太平洋島國。由于中國太接近美國的這條生命線，因而中國強大勢必引起美國對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權利益擔心。正因此，美國在扶持中國鉗制日本及未來的俄國時，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內的東盟國家、印度，以及臺灣、西藏等地與中國政府敵對的勢力以阻擾中國影響和作用的南向擴展；美國與越南建交，從地緣政治角度看，可說是1972年尼克松主義及其戰略思想的再版。

    在這種政治格局中，臺灣問題及其解決方式和時機就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變化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這里有三組關鍵要素：(1)中美關系的變化及中國自身的發展；(2)日美關系的變化及日本自身的發展；（3）俄美關系的變化及俄國自身的發展。也就是說，不管中國、日本和俄國如何演變(發展和衰退)，它們都不能影響美國在中太平洋的海權利益。我們知道，美國外交傳統起源于英國“光榮孤立”政策。在這種政策下，幾個世紀以來英國在歐洲法德俄之間玩平衡游戲并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美國是由英國政治制度演變而來的國家，北美大陸獨立于歐亞大陸的天然超脫地位，使美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英法德之間又以“光榮孤立”的姿態重復英國人的游戲，這使得美國在一戰和二戰中撈足了好處(當然他們也為打敗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可以肯定，隨世界經貿重心向亞太傾斜，21世紀美國也必然在亞太各種勢力間如法炮制這樣的游戲，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日俄之間以及其他政治力量之間打平衡牌。在美國這張牌桌上，至少在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之前，徹底讓中國垮掉并不是美國亞太戰略的底牌。今日中國不同于昨日的蘇聯。昨日的蘇聯是唯一能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強國。因此，在蘇聯解體中美國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今日中國從綜合國力上遠沒達到與美國抗衡的水平，即使中國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目標也不會讓美國感到有重大威脅。俄羅斯從歷史上看是一個極富擴張性的民族――這從其版圖就可證明，但90年代后，俄羅斯元氣大傷，其恢復恐怕還需一個很長的過程，因而他與中國的發展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產生大的利害沖突。現在分析，最終將與中國國家戰略利益發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唬唬的美國，也不是洶洶氣勢的俄羅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日本人從來都是只做不說，或先做后說――這與美國人的特點正好相反，他們自明治強盛以來，一直就沒有放棄他們的大東亞戰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稱“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這是因為中國是阻礙日本從東北亞進入國際運輸樞紐之一的遼闊的南海并與美國爭奪亞太海上運輸生命線的最堅硬的障礙之一(第二道也是最后的障礙是美國)。日中這種利益關系完全是由其擴張性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動力和其天然的被大國鉗鎖起來的地緣條件決定的。前一條件與美國一樣必然要向世界擴張，后一條件決定它必然與中國繼而與美國沖突。我們看到，目前中美爭執中，日本實際上采取低調縱容，同時又討好中國的態度，其目的是讓中國與和美發生沖突，自己屆時坐收漁利――日本曾在發動侵華戰爭前后在國共兩黨間扮演過這種角色，當然它在當前大陸與臺灣之間仍繼續扮演這種漁人得利的角色。可以說，二戰太平洋戰場上中美聯手及各國內部團結一致是造成日本侵華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未來的亞太沖突中，日本的首要目標是在中美之間擴大縫隙以避免兩面受制，等待中美之間及中國內部盡量產生矛盾、沖突乃至戰爭以達到控制臺灣島在內的南下要塞的戰略目標。

    這樣看來，臺灣問題一方面是美中關系的焦點：美國利用臺灣鉗制日本南下，同時又使臺灣、西藏構成遏制中國影響力南移的內線；中國則要維護民族尊嚴和祖國統一。在中美關系的這個焦點之外，不應忘記日本也隨時準備坐收漁利，這是因為臺灣對日本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來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動的第一步就是侵占臺灣。在這種政治格局中，臺灣問題的解決方式就與中美關系及日美關系的變化發生了聯系，也就是說，當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從而中國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大于日本時，美國就會在必要時把臺灣當作棄牌還給中國以獲取中美穩固的關系。而臺灣一旦失去大國的庇護，臺灣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基礎，這時統一臺灣的時機也就成熟。反正美國永遠不會把臺灣讓給日本，因為美國寧可讓臺灣“獨立”——美國許諾臺灣“獨立”的另一個潛臺詞就是默認大陸可以對臺采取收復行動，正如英國準許香港“直選”的潛臺詞就是撒手不管一樣——也不會讓臺灣為日本控制。二戰快結束 時羅斯福總統曾預見蘇聯將很快恢復，就竭力扶持中國以抗衡蘇聯，為此，羅斯福不顧丘吉爾反對，支持中國參加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并在《開羅宣言》中要把“日本所竊中國之領土 ，例如滿洲、臺灣、澎湖群島等，還歸中國。”朝鮮戰爭前，美國總統杜魯門曾試圖拋棄臺灣以換取與中共某種形式的“聯合”，朝鮮戰爭爆發與中國參戰使杜魯門的設想化為泡影。1972年，尼克松為了與中國改善關系以抗衡北方蘇聯時，也曾有限地拋棄過臺灣。可以肯定，蘇聯解體后，隨日本的崛起及俄國的強力復蘇，歷史可能會在中美日之間再次為中國提供收復臺灣的契機。臺灣只是西方大國在亞太牌局里的一張牌，而不可能是大國本身，這是20世紀歷次重大國際事變已證明了的定理。至于目前臺灣某些領導人一相情愿地自稱“臺灣已經是獨立國家”，這無異于癡人說夢。臺灣就沒有政治獨立的歷史。臺灣明天的命運，與其昨天的命運一樣，只能是大國之間被踢來踢去而又為美國所不愿全心接納，日本無力接納的球。而臺灣要徹底擺脫這種命運，除回歸祖國外，則別無選擇。

    鑒于此，在解決臺灣問題上，除了我們要在復雜的國際風云變幻中準確把握時機外，我們更應著重于自身實力，尤其是軍事，特別是中國現代化海軍實力的增強，這是因為和平政策歷來都是以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為后盾的。至于目前發生在臺灣的有礙于祖國統一，乃至臺獨的言行，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我們只保持“善戰不言兵”的威懾姿態就夠了。在臺灣問題上，我們無論如何不能重復戈爾巴喬夫在處理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獨立問題上因猶豫而終成蘇聯解體的錯誤；我們應像俄羅斯處理車臣問題一樣在關鍵時刻即臺灣公開亮出“獨立”旗號的時刻，睥睨西方無休止的喋喋議論，用果斷的方式解決中國臺灣問題。一句話，臺灣問題并不是臺灣單方面的事，只要我們國內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國防及外交政策得當，臺獨勢力就成不了氣候，臺灣回歸祖國也就是一個時間和時機的問題。錯過時機，時間就會延長，抓住時機，時間就會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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