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工人階級不是“改革的絆腳石”——小康社會中的工人階級 

小康社會中的工人階級

左大培（2004年12月7日）
 

       按照目前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中國人均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已經達到了1千美元。由于中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今后中國將步入人均收入幾千美元的所謂“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是我們中國人對經濟發展水平的一種描述。這種描述本身就說明，中國人并不想永遠停留在小康社會中，而是想最終進入經濟發達的富裕社會，把小康社會作為向富裕社會邁進的一個暫時的過渡。

       為了能夠順利地由小康社會過渡到富裕社會，我們必須加強經濟增長的后勁，實現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并且防止發生任何可能打斷經濟增長的社會和政治動亂。這就要求我們要建設一個和諧有生機的小康社會，這是順利地過渡到富裕社會的前提。

       建設一個和諧有生機的小康社會，就必須把廣大工人群眾當作經濟建設的主力軍和依靠力量，而不應當對他們抱敵視態度，更不應當把他們看作“改革的絆腳石”而一腳踢開。

       胡錦濤總書記最近重申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思想方針，要求我們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這不僅發揚了中國共產黨早期的優良傳統，而且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進程中“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具體體現，是真正實現“三個代表”的需要。

       中國是在迅速的工業化過程中進入小康社會的。上億農民進入工廠和工地打工變為工人，使工人階級成了中國小康社會最大的社會群體。如果再把在企業和事業單位中工作的工薪族知識分子算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則工人階級就有可能在我國的小康社會中占了有勞動能力人口的大多數。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只有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才是真正“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有誠心誠意地為整個工人階級謀幸福，才能算是真正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

       所有的歷史經驗都表明，現代的小康社會是政治民主化的社會；也只有政治上的民主才能夠保障一個現代小康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在中國這樣的工人階級占大多數的小康社會中，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依靠工人階級的支持，是任何政黨取得和保持執政地位的根本保證，也是任何執政黨具有強有力的執政能力的根本保證。

       要贏得工人階級的支持，贏得本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執政黨就必須以最大化本國人民的福利為經濟工作的目標，首先是以盡可能增加本國工人群眾長遠的收入為經濟政策上的導向。這不僅要求我們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和社會公平，注重保護環境和資源，而且要求我們首先注重增加國民生產總值（GNP）和人均GNP，而不應當單純追求GDP包括人均GDP。人所共知的經濟常識是，GDP只反映本國土地上的凈產出，而不反映本國人民的凈收入，GNP才說明了本國人民的凈收入。沒有增加本國GNP的GDP增長，對本國人民沒有任何益處，不應當是和諧的小康社會追求的目標。

       和諧而有生機的小康社會，應當是靠技術進步而不斷提高工人群眾福利和收入的社會，是工人階級享有足夠的權利和保障的社會，是工人有人道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的社會。

       對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技術進步主要意味著增加勞動者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兩方面的重要原因，迫使中國只能靠快速的技術進步來建設和諧而有生機的小康社會。

       第一方面的原因，在于我們建設小康社會是為了憑借它健康發展而邁向富裕的工業化經濟，這正是我們需要一個“有生機”的小康社會的原因。而當代的經濟增長理論和實際經驗都說明，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于技術進步，來源于人均掌握的知識和技能的增加；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和高度富裕，主要來源于其掌握的高水平技術。這就告訴我們，要成為真正的小康社會，就必須掌握相應的技術；要實現快速的經濟發展，進入發達的富裕社會，更必須實現高速的技術進步，盡可能快地增加廣大工人群眾掌握的知識和技能?？梢哉f，盡快地增加勞動群眾掌握的知識和技能，是使中國的小康社會富有生機的關鍵，也是執政黨“代表先進生產力”的體現。

       另一方面，中國的社會經濟現實，也迫使我們只能從加快技術進步上尋求經濟發展的出路。中國原公有制企業的員工、特別是國有企業的員工，一直享有比私營部門勞動者更好的生活待遇和勞動報酬。這一直在逼迫公有企業部門從快速的技術進步上尋求出路。任何不從加快技術進步尋求出路的作法，特別是那些大幅度降低公有部門員工生活待遇和勞動報酬的作法，都必定會激起廣大工人群眾的強烈不滿甚至嚴重的社會動蕩，從而動搖執政黨執政的基礎。而如果從加快技術進步上尋求公有部門的出路，就會把不利的經濟壓力變為經濟發展的強大動力。

       不僅如此，和諧有生機的小康社會還進一步要求改善全體工人群眾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增加工人階級享有的權利和保障。

       這首先是因為有生機的小康社會必定不斷提高整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這當然要求工人群眾的收入隨之相應增加。隨著工人群眾個人收入的增加，隨著已經習慣了較高生活水平的新一代勞動者的成長，普通工人群眾將要求得到更好的勞動環境和生活條件，要求形成更短的標準勞動時間，要求享有更多的社會經濟權利和保障。不顧及工人群眾的這些要求，就會造成激烈的社會沖突。社會的和諧穩定要求我們必須順應工人群眾的愿望，改善他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增加工人群眾享有的社會保障和福利。

       小康社會不僅是工人群眾的地位和權利、待遇迅速改進的社會，而且是工人群眾自主爭取自己權益的社會。小康的社會平均生活水平喚起了每個人的平等權利意識，使最下層的勞動者也意識到自己應當享有人的尊嚴，享有得到幸福生活的權利。這會在勞動者中喚起強烈的平等意識，使他們以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爭取得到自己所要求的權利和利益，并導致他們自發地投入各種爭取自身權益的斗爭。由此就產生了從政治學和社會學角度觀察到的一個普遍現象：人均收入1千美元以上的時期往往是一個國家特別容易發生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時期。

       即使稍微具有一點政治頭腦的人都會明白，要在這樣的社會政治環境下保持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對廣大群眾的要求作適當的因勢利導。單純地順從群眾的要求甚至鼓動群眾的欲望是不行的，這可能會把群眾的情緒引向非理性，帶來長期的不穩定和混亂。不過，在我們這樣有精英治國傳統的國度，更大的危險可能是漠視廣大群眾的意愿，企圖以種種強制性的手段壓制群眾對本身權益的追求。這種強行壓制將使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分裂和內部沖突，并且更有可能帶來社會政治上的不穩定，甚至斷送長期的經濟發展。

       由于中國的小康社會將是一個以工人群眾為主體的社會，工人群眾又正在迅速地學會自發地爭取和維護自身權益，唯一對整個中國有利的作法就是因勢利導，將工人群眾自發地爭取自身權益的行為引向理性的、有組織的、建設性的軌道。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下，一個有活力的、真正具有群眾基礎的工會組織極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這個工會組織要能夠起到對廣大工人群眾的引導作用，它就必須真正代表廣大工人群眾的利益，并且有盡可能廣泛的群眾基礎——不僅代表原公有制企業中的職工，而且代表非公有制企業中的職工，不僅代表原城鎮居民中的職工，而且代表廣大來自農村地區的、新加入職工隊伍的農民工。

       我們需要這樣一種因勢利導的作法，還因為中國的小康社會產生于一個特別的歷史環境之中：我們是在從公有制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進入小康社會的，而且我們的小康社會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到來的。

       在公有制計劃經濟下，中國的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職工享有種種制度性的保障，這使他們早已擺脫了第三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那種任人擺布的打工族的地位，甚至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早早進入了中間階級的那種生活有保障的富足狀態。

       但是在這個類似于中產階級的國有企業職工旁邊，卻長期存在著一個數以億計的極為龐大的赤貧農民階層。最近20年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個體和私營企業的成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私人企業家利用貧苦農民的廉價勞動力和國有企業溢出的技術發展生產的過程。

       不過這些精明的私營企業家們卻一直盡可能地壓低著流入工人階級隊伍的農民工的待遇。農民工的工資即使在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也長期停留在每月三四百元的水平；而為得到這點今日看來已少得可憐的收入，農民工們正常的工作時間是每日十幾小時，還要經常加班。而勞動和生活的條件又極其惡劣，各種職業病、職業傷害和工傷事故的數字已經創造了世界紀錄。這樣的一個發展過程，在20世紀90年代初就造就了一個新的工人階層——農民工階層，它是在第三世界國家最常見的那種貧困的打工族工人階級，它的存在使中國的工人階級分成了境遇和社會地位極為不同的兩大階層。

       中國各類的企業家特別是私營企業家們對農民工的這種無情役使，服務于他們的一個公開目標：將產品成本特別是勞動成本壓到最低限度。這樣拚命地壓低勞動成本，多半與企業家個人的發財致富緊密相聯。而使用農民工的企業的極低勞動成本，又是新的私營企業對原有的公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具有競爭優勢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因為它是私營企業的某些產品的價格低于國有企業相應產品的成本的原因之一。結果是原公有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出現長期的、大面積的虧損。國有企業的困境導致了大批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這又反過來逼迫國有企業降低職工待遇，強迫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向農民工的水平看齊。

       不僅如此，中國近20多年的工業化還處在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并且有意識地采取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這就使中國產的低技術勞動密集產品以巨大的力量向全世界、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傾瀉。這種勢不可擋的傾瀉之力同樣來源于中國農民工們低得驚人的勞動成本：以德國為例，按德國馬克對人民幣的匯率（它是不斷波動的）計算，中國勞動技能最低的農民工每月的貨幣工資只是沒有特殊技能的德國工人工資的十到二十分之一，但是中國農民工每月的勞動時間是德國工人的兩倍，這意味著中國農民工每單位簡單勞動的工資只是德國的二十到四十分之一，再加上德國工人還有其它種種福利加大了企業的勞動成本，中國農民工每單位簡單勞動的成本只是德國的三十到五十分之一。

       德國是著名的高工資、高福利的國家，其單位簡單勞動的成本與中國農民工的差距當然最大。其他一些發達的西方國家如西班牙，其單位簡單勞動的成本與中國農民工的差距不會象德國這樣大，但是也以十倍計。中國農民工這樣低的勞動成本，當然使中國在低技術的勞動密集產品上有了絕對的低成本優勢。這是中國的勞動密集產品出口對世界市場形成巨大沖擊的根本原因。

       許多人只看到低勞動成本造成的出口優勢對中國經濟的巨大好處，如生產發展、經濟增長、農民轉入工廠就業、就業和人民收入增加，但是卻忽略了這種低成本出口在世界上造成的巨大反感。在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紡織業、服裝業等）早已基本被低工資的后起工業化國家的進口產品擠垮，現在中國的低成本產品又取代這些過去的低工資國家而占領了許多發達國家勞動密集產品的市場，并且在進一步摧毀西方發達國家仍然殘存的少數勞動密集產業。這不僅使一些企業破產，更造成了一些發達國家工人的失業，而且受打擊的往往是那些沒有特殊技能的最低收入工人。

       這在西方發達國家也加劇了已有的社會問題和階級矛盾。于是我們就看到了西方發達國家中出現一系列反對由中國進口的產品的事件，如今年10月西班牙“鞋都”埃爾切的反對中國進口鞋的示威和“燒鞋”事件，更看到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針對由中國進口的產品而采取的種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西方發達國家在我國加入WTO時強迫我們接受了許多不平等的條件，如可以把中國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可以很容易地對由中國進口的產品采取市場保護措施。它們這樣作，就是拚命要保留對中國出口產品任意進行反傾銷和采取保護主義措施的可能性。它們之所以這樣作，目的就是為了頂住中國廉價產品進口對其本國勞動密集產業的沖擊。美國政府和經濟界的某些人甚至指責中國廉價產品的出口是“向全世界輸出通貨緊縮”。

       值得注意的是，最積極推動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實行這些針對中國產品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力量之一，竟然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特別是美國的勞聯—產聯。這其實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歷來以保衛本國工人群眾的經濟利益為己任；當它們認為中國的廉價產品奪走了本國工人的工作崗位和收入時，它們就必然拿起貿易保護主義的武器來反對中國產品的進口。

       象中國這樣的窮國給工人的勞動報酬和福利都很低，這極大地降低了這些國家的產品成本，從而也降低了這些國家的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的價格，而這些廉價產品對發達國家國內市場的沖擊威脅了發達國家本國工人的工作崗位。為了從根本上消除這樣出現的對本國工人的威脅，發達國家的工會近年還與國際勞工組織一起推出了保護勞工基本權益的SA8000標準，力圖通過第三方認證機構審核而強迫企業遵守社會責任標準，如每周工作時間不得經常多于48小時、工資不得低于法律或行業的最低標準等等。推行這個標準的運動已經在國際上形成了巨大的壓力，連許多跨國公司也紛紛表示在采購中將遵守這個標準。

       那些從來不為普通工人說話的“經濟學家”們經常辯解說，中國的農民工盡管待遇低，但是這種待遇也比他們不出來打工在家種地好，這樣的低工資和惡劣的勞動條件都是勞動市場決定的，任何人也沒有能力改變這些“客觀規律”。但是近年來在發達的沿海地區出現的嚴重“民工荒”徹底駁倒了這種有關市場的神話。

       “民工荒”意味著在現行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下企業找不到它需要的足夠的工人。這意味著在現行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下勞動市場上的需求已經大于供給。嚴重的“民工荒”意味著農民工不滿于現行的工資和勞動條件，不肯再提供足夠的勞動供給，這說明他們已經認為打工不如在家待著好。嚴重的“民工荒”表明勞動市場的嚴重不均衡，而這種嚴重“民工荒”的持續更意味著勞動市場上的價格——工資不能作出足夠快的調整以消除勞動市場上的不均衡。持續而嚴重的“民工荒”是勞動市場上“市場失靈”的典型表現，說明在勞動就業問題上，迷信市場的自動調節機制是極其荒唐的。

       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國際性圍堵也宣告了中國經濟學界的“所有制神話”的破產。中國經濟學家喜歡使用一個簡單的推論：中國的大批國有企業被私營企業擠垮，說明了國有企業效率不如私營企業。但是中國私營企業出口的廉價產品在西方發達國家擠垮的幾乎百分之百是私營企業。發生“燒鞋”事件的西班牙埃爾切市，被中國的進口鞋擠垮的都是私營鞋廠甚至個體戶。說是所有制問題導致了這些西方國家的企業被中國私營企業擠垮，顯然是再可笑不過了。其實我們只要看到中國私營企業使用勞動成本最低的農民工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外國企業和中國國有企業被擠垮和工人境況惡化的根本原因：是使用待遇壞的低成本工人的企業擠垮了使用待遇好的高成本工人的企業。

       于是，我們可以從當前的各種事實中總結出一個深刻的相互關聯性：中國農民工所受到的惡劣待遇和殘酷剝削，不僅保證了中國國內勞動密集產品的低成本，擠垮了城鎮的原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使大批國有企業職工經濟狀況惡化，而且造就了中國出口產品的超低成本，擠垮了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產業，使發達國家的低技術工人失業。而中國城鎮國有企業職工的失業、他們工資水平的降低和勞動條件的惡化，又反過來增加了中國勞動市場上低技能工人的供給，加劇了勞動市場上的競爭，使農民工的待遇無法得到改善。

       一個熱衷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革命者會激動地由此得出結論：恰恰是在這個全世界各國都實行經濟市場化的時代，各國的經濟開放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使我們不能不回到馬克思那個響徹云霄的偉大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我們不想得出如此激進的結論。但是必須承認，中國農民工所受到的惡劣待遇，已經成為全世界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根源，成了中國和世界其它國家的最大經濟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成了可能危及中國甚至全世界的社會穩定的最大問題之一。而當前中國的“民工荒”也表明，大批的中國農民工也不再能忍受過去那種惡劣的待遇了。改善全體工人群眾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增加工人階級享有的權利和保障，首先是增加農民工享有的權利和保障，改善他們的勞動和生活條件，已經成為當前刻不容緩地需要又必須長期努力地解決的問題。在這方面，利用工會來積極引導和組織全體工人群眾維護本身權益的自發努力，應當是我們工作的主要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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