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底，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由于當時全黨面臨的主要任務是要徹底粉碎和清算托洛茨基反黨集團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對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謬論還沒有來得及進行批判。

　　十五大以后，由于托洛茨基反黨集團已經被粉碎，布哈林一伙結成了新的反黨集團公開跳出來攻擊和妄圖改變黨的路線和政策，因而布哈林主義成為當時的主要危險，成為“黨內右傾的旗幟，成為機會主義的旗幟”（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2頁）。

　　反對布哈林反黨集團的斗爭也就成為聯共（布）和蘇聯人民當時的首要任務。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斯大林的《致中央政治局委員（答弗魯姆金）》一文揭開了聯共（布）反對布哈林主義斗爭的序幕。

　　弗魯姆金當時是財政人民委員部的負責人，他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給黨中央的信中，抓住由富農的瘋狂反抗等原因造成的糧食問題上的暫時困難，把蘇聯國內的形勢描繪成一團漆黑，似乎蘇維埃政權已經到了末日，國家已經于絕境。

　　他把富農的反抗說成大多數貧農和中農有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情緒，說“農村中除了一小部分貧農，都有反對我們的情緒”，說“這種情緒已經開始滲入工人中心”。

　　他惡毒攻擊十五大確定的黨的路線，胡說“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后對農村采取的新的政治方針加劇了我國經濟狀況的惡化”，“使中農基本群眾感到沒有希望，沒有前途”。

　　他提出黨應當“回到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去”的口號，要黨拋棄“更堅決地向富農進攻”的政策，拋棄農業集體化的任務。他胡說“宣布富農為非法引起了對全體農民的不法行為”，叫嚷“我們不應當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2、103、232、105、108、235頁）等等。

　　斯大林一針見血地指出：“弗魯姆金的這封信完全是企圖把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關于一系列最重要問題的決議都化為烏有”，“弗魯姆金的信是一封要求寬容富農、取消對富農的限制的申請書”（《致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答弗魯姆金）》，《斯大林全集》第11巖第107、110頁）。

　　弗魯姆金的觀點正是布哈林一伙的觀點。關于這一點，后來弗魯姆金在引用布哈林在《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一文中的機會主義觀點時就聲明過：他和布哈林的觀點是一致的。

　　在一九二八年聯共（布）中央七月全會以前，布哈林一伙在關于工業發展的速度，關于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關于對私人貿易自由的限制，關于對富農的非常措施等問題上，就反對黨中央的路線和政策。

　　經過中央七月全會的斗爭，布哈林一伙玩弄兩面派手法，表面上贊同中央的路線和政策，一致通過了有關決議。但實際上他們繼續反對黨的路線。

　　九月，布哈林拋出了《一個經濟學家的札記》這一反黨黑文。正如斯大林指出的，這“是一篇反黨的折衷主義的文章，它指望減緩工業發展的速度并按照大家知道的弗魯姆金那封信的意見來改變我們黨的農村政策”（《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6頁）。

　　與此同時，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為了迫使黨改變路線，竟以辭職相威脅。在這種形勢下，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九日斯大林在聯共（布）莫斯科委員會和莫斯科監察委員會聯席會上發表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的演說。

　　他指出，“右傾問題是關于我們黨的基本路線的問題，是關于我們黨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所規定的發展前途是否正確的問題。”（《斯大體全集》第11卷第193頁）

　　他還指出，右傾機會主義是黨內的主要危險，它的表現是“企圖拉著黨離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決議而后退，否認向農村資本主義分子進攻的必要性；或要求收縮我國工業，認為目前我國工業的迅速發展會使國家遭到滅亡；或否認資助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適當性，認為這種資助是浪費金錢：……”（《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頁）。

　　右傾問題的實質是妄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當時，斯大林在演說中還沒有點布哈林一伙的名。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聯共（布）中央召開了十一月全會，經過斗爭，布哈林一伙又一次玩弄兩面派手法，表示同意中央的路線并收回辭職聲明。但會后，他們變本加厲地繼續進行反黨活動。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至二月初，聯共（布）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聯席會議，這次會議最終查明了布哈林一伙組成秘密反黨集團的事實，查明了布哈林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背著黨與加米涅夫進行幕后談判、以便組織布哈林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聯盟來反對黨中央的事實。

　　斯大林在會上作了題為《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的報告，第一次在全黨公開揭露和批判了布哈林主義和布哈林反黨集困的罪行。

　　就在這時，布哈林等人的反黨活動更加囂張，他們重復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陳詞濫調，惡毒誣蔑黨中央“沒有民主”、“培植官僚主義”、“黨內制度已令人不能容忍”等等，并且他們還裝出“受屈”的樣子，恣意誹謗黨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斗爭是“惡意攻擊”（轉引自《紅旗》雜志一九六四年第二號增刊第61頁）。

　　為了徹底粉碎布哈林反黨集團，一九二九年四月召開了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斯大林作了《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的報告，全面地、系統地、深刻地揭露與批判了布哈林主義和布哈林反黨集團的罪行。

　　斯大林首先揭露了布哈林分子的無恥反黨伎倆，揭露了布哈林分子關于不存在路線分歧的虛偽言詞，并指出了分歧的實質所在。斯大林說：“我們實際上沒有一條共同的路線。有一條路線是黨的路線，是革命的、列寧的路線。但同時還有另一條路線，即布哈林集團的路線，這條路線用發表反黨宣言的方法，用辭職的方法，用誣蔑黨的方法，用暗中破壞黨的方法，用和昨天的托洛茨基分子為組織反黨聯盟進行幕后談判的方法來反對黨的路線。這第二條路線是機會主義的路線。”“這是用任何外交辭令，用任何關于只有一條路線的狡猾聲明等等都掩蓋不了的事實。”（《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1頁）

　　接著斯大林對布哈林主義進行了系統的批判。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對布哈林反黨集團的批判，首先指向布哈林一伙反對黨的進攻富農的政策。

　　俄國的富農，是人數最多的一個剝削階級，它在政治上極為反動。十月革命以前，富農約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十五，它是地主階級政權在農村中的重要支柱。

　　革命勝利后，它是農村資本主義勢力的主要代表者，它對蘇維埃政權極端仇視。正如列寧所說：“富農暴動遍及全國。富農咬牙切齒地仇視蘇維埃政權，恨不得把千千萬萬的工人斬盡殺絕。”因此，“富農是蘇維埃政權的死敵”（《工人同志們！大家都來進行最后一次決戰！》，《列寧全集》第28卷第37、38頁）。

　　早在國內戰爭時期，富農就同國內外的反動勢力勾結在一起到處制造暴動事件，妄圖用反革命暴力一舉推翻剛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期，富農利用他們在經濟上的力量（當時富農提供的商品糧占商品糧總數的20%，而且富農手里還掌握著相當多的存糧），多次制造糧食危機，妄圖借此搞垮無產階級專政。

　　特別是在一九二七年，他們再次制造糧食危機，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公然拒絕把糧食出售給國家。富農在糧食戰線上向蘇維埃國家發動的進攻，使紅軍和城市居民的糧食供應；以至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都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布哈林就是這樣一個反動透頂的富農階級的忠實代理人。

　　布爾什維克黨為了打退富農在糧食戰線上的進攻，一九二八年實行了一些非常措施以打擊富農的反抗和破壞活動。國家以強迫手段向富農收購糧食，把違法的富農送交法庭審判，同時沒收其糧食。

　　黨對富農實行的非常措施，對富農的打擊，使布哈林一伙右領機會主義分子感到切膚之痛。他們惡毒攻擊黨對富農展開進攻的政策是“對農民實行軍事封建剝削”政策（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5頁），他們大叫大嚷地嚇唬黨說，對富農的進攻加劇了經濟狀況的惡化。

　　他們認為，解決糧食問題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恢復和擴大富農經濟。因此，他們要求寬容富農，不要妨礙富農經濟的生產。他們還胡說，只要向富農讓步，糧食問題就可以解決。

　　斯大林痛斥了布哈林等人的荒謬主張，指出：蘇維埃要解決糧食問題，根本的出路在于實行農業集體化。“必須逐步而又堅定不移地把出產商品最少的個體農民經濟聯合為出產商品最多的集體經濟，聯合為集體農莊”（《論糧食收購和農業發展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7頁），而絕不能依靠富農經濟，決不能走建立資本主義大農場的道路。

　　對于布哈林一伙鼓吹寬容富農和“不妨礙富農經濟”的主張，斯大林尖銳地指出：“不妨礙富農經濟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給富農自由。而給富農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給他們政權”（《論國家工業化和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36頁），也就是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布哈林分子糟糕的地方是：他們不了解階級斗爭的訣竅，不了解富農是勞動人民的死敵，是我們整個制度的死敵。他們不了解實行寬客和放縱富農的政策就是使我國整個政治狀況惡化，使國內資本主義分子更有機可乘，使我們失去多村的貧農，使中農灰心喪氣，使我們和我國工人階級決裂。……放縱資本主義分子的政策無論在理論上或政治上都同列寧政策的原則和列寧主義的原理絕對不相容”（斯大林：《布哈林集團和我們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77頁）。

　　布哈林作為富農和新生資產階級分子、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理人，還竭力歪曲聯共（布）實行的新經濟政策的實質，胡說新經濟政策就在于“開辟各種經濟力量、各種經濟成分互相繁榮”的可能性。（見《關于新經濟政策和我們的任務》）

　　他瘋狂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對富農和新資產階級分子實行的種種限制，叫嚷要“保證農村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私人貿易完全自由”，使市場“常態化”（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54頁），也就是要完全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市場和貿易的管理和限制，使市場完全資本主義自由化。

　　他還主張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還在一九二三年四月聯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以前，列寧就針對這一主張痛斥過布哈林，說他是“搞投機的耐普曼和富農的保護人”（轉引自《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第290頁）（“耐普曼”是俄文譯音，指新經濟政策實行期間產生的新資產階級分子）。

　　斯大林駁斥了布哈林對新經濟改策的無恥歪曲，指出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和黨在國內戰爭以后為了恢復被戰爭嚴重破壞了的國民經濟、鞏固工農聯盟而采取的一種暫時的特殊政策；新經濟政策雖然允許私人貿易的某種自由，但它“決不是容許私人貿易完全自由，決不是容許在市場上自由玩弄價格”，而是“在保證國家對市場起調節作用的條件下容許私人貿易在一定限度、在一定范圍內的自由”（《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0頁）。

　　聯共（布）采取這一政策的目的正是為了戰勝資本主義經濟成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是相反。

　　斯大林指出，如果按照布哈林的主張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對市場的領導作用，放棄價格政策，使市場完全資本主義自由化，實質上是把蘇維埃俄國推上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其結果必然是“完全放縱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只會有利于城鄉富裕階層，……占便宜的是富農和富裕分子，是耐普曼和其他富有階級”（《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2、43頁）。

　　斯大林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同工人階級和農村中力量單薄的階層破裂，同城鄉富有階層結合，——這就是布哈林的市場‘常態化’和按地區‘調整’糧價的必然結果。”（《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43頁）

　　正象列寧早就指出的那樣，如果讓自由貿易泛濫成災，“資本主義壓迫制度的復辟，就不可避免”（《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列寧選集》第3卷第506-507頁）。

　　很明顯，黨絕不能走這條復辟資本主義的死路，絕不能放棄國家調節貿易的政策，必須對城鄉新老資產階級分子進行堅決斗爭。

　　布哈林一伙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為了替富農和一切新老資產階級分子打掩護，反對黨的路線，大肆販賣布哈林早就鼓吹的“階級斗爭熄滅”論，以此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相對抗。

　　這個理論的中心內容就是鼓吹富農、資本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布哈林宣稱：在社會主義社會，“隨著蘇維埃政權一切下層組織的鞏固”，“階級斗爭最尖銳的表現形式”“會愈來愈少，以至最后絕跡”（轉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3頁）。

　　布哈林說什么富農的合作社所以能“經過銀行等等長入”社會主義體系中去，是因為“富農合作社，如果要得到發展，同樣必須象其他一切合作社那樣，與國家經濟機構聯結在一起”，“富農和富農組織反正沒有別的路可走”，這樣富農就會“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見《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

　　因此，他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要“宣傳內戰”，而要宣傳“國內和平”（見《到社會主義之路和工農聯盟》）。

　　斯大林在反對布哈林集團的斗爭中，捍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布哈林的“和平長入”論作了有力的批判。

　　一九二九年四月，斯大林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文中指出，“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一向認為，在城鄉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存在著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正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8頁）

　　斯大林接著說，正是因為這種不可調和性，所以在我們的國家還存在著階級斗爭，特別是現在，在我們向階級敵人展開進攻的時候，由于階級敵人的拼命反抗，階級斗爭不但沒有消滅，而是更加尖銳化了。

　　接著斯大林列舉了許多事實來說明這個問題，并論述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他指出，“我們在前進，我們在進攻”，“現在的情況是我們正在按照列寧的‘誰戰勝誰’的公式生活：是我們把他們資本家打倒，……還是他們把我們打倒”；“資本主義分子不愿意自動退出舞臺，他們現在反抗而且將來還會反抗社會主義，因為他們看到他們的末日到了”（《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4——35頁）。

　　因此這些反動階級必然要進行垂死的掙扎，以保護自己的生存，不管下層蘇維埃機關是好是壞，敵人的反抗是客觀存在的，他們是不會停止這種反抗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是不會終止的。

　　如果按照布哈林的理論，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階級利益的對立性正在消失，反動階級的反抗正在減弱，剝酬者正在“和平長入社會主義”，那么，究竟是為了反對誰需要進行斗爭呢？究竟是為了反對誰需要采取階級斗爭最尖銳的形式呢？

　　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需要，是為了對資本主義分子進行不調和的斗爭，是為了鎮壓資產階級和根除資本主義。但是既然城鄉資本家，既然富農和承租企業家會長入社會主義，那么，一般說來是否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如果需要，那是為了鎮壓哪一個階級呢？

　　斯大林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中指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本家階級和已經掌握政權并建立了自己專政的工人階級之間存在利益的不可調和的對立性；或者是沒有這種利益的對立性，那就只有宣布階級利益的協調。”（《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頁）

　　他較著說，如果認為由于我們的前進，社會主義的不斷發展，一切階級可以在一個早上都突然地、不知不覺地、沒有斗爭和波折就投入了社會主義的懷抱，這種神話是根本沒有而且不可能有的，特別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

　　斯大林繼續說：“通過無產階級的殘酷的階級斗爭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列寧的公式。”“通過階級斗爭熄滅和資本家長入社會主義來消滅階級，——這就是布哈林的公式。”（《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1頁）

　　斯大林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布哈林一伙鼓吹富農、資本家“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謬論的實質，他說，布哈林集團鼓歡這種謬論的目的就在于同富農階級結合，用右頓機會主義政策代替黨的革命政策，用“和平長入”論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

　　斯大林強調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的好處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動員工人階級去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頁）

　　布哈林的資本家、富農“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害處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會麻痹工人階級，破壞我國革命力量的動員準備，渙散工人階級，便利資本主義分子向蘇維埃政權進攻”（斯大林：《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36頁），也就是便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當布哈林一伙所鼓吹的“和平長入”論被批判得臭不可聞以后，在農業集體化過程中，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又大肆販賣所謂的“平衡”論。

　　這種理論主張：社會主義的大工業與個體小農經濟長期同時存在，共同向前發展。他們認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好象兩個箱子，這兩個箱子沿著不同的軌道和平地向前移動，互不相撞，等到它們相交的時候，就“有了”社會主義，這種理論并不是什么新鮮貨色，它不過是布哈林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理論的翻版。

　　對這種“平衡”論，斯大林批判說：“在這兩個所謂‘箱子’后面站著階級，而這兩個‘箱子’是在殘酷的階級斗爭中，在生死存亡的斗爭中，在按照‘誰戰勝誰’的原則進行的斗爭中移動的”（《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頁）。

　　“平衡”論的鼓吹者抹殺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企圖在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外尋找一條根本不存在的第三條道路。

　　斯大林指出：“這種理論的目的是要保持個體農民經濟的陣地，用‘新的’理論武器把富農分子武裝起來反對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的陣地”（《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8頁）。

　　斯大林還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資本主義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道路，或者是走第一條道路，或者是走第二條道路，或者是向資本主義倒退，退到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是向前進，進到社會主義。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任何第三條道路。“平衡”論的鼓吹者所幻想的第三條道路是想要蘇聯從農業集體化再回到個體經濟去，不過不要地主和大資本家，只容許富農和小資本家作為蘇聯經濟制度中的合法現象而存在。

　　斯大林指出：“其實，這并不是第三條道路，而是第二條道路，即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在全蘇集體農莊突擊隊員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17頁）

　　與此同時，斯大林還批判了所謂的社會主義建設“自流”論。這種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既然農村可以自發地跟著資本主義城市走，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小農經濟的農村同樣也可以自發自流地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因此不必為建立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操心。其實，這種理論同樣是布哈林的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謬論的翻版，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斯大林在分析批判這種理論時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自發地跟著城市走，是因為城市的資本主義經濟和農民的小商品個體經濟基本上是同一類型，都根植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城市是社會主義生產，農村是個體經濟，它們不是同一類型。盡管社會主義城市對個體小農經濟的領導作用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但是農村卻不會自發地跟著城市走，因為農民會產生資本主義自發傾向。“要使小農的農村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除了一切辦法以外，還必須在農村中培植社會主義大經濟，即國營農場和集體農莊，作為能帶領基本農民群眾跟著社會主義城市走的社會主義基地。”（《論蘇聯土地政策的幾個問題》，《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32頁）

　　斯大林還說，盡管蘇維埃制度為社會主義的勝利提供了可能性，但可能性還不是現實，要把它變成現實，就必須拋棄機會主義的“自流”論，無階級社會是不會按照調自流的方式到來的。它必須由全體勞動者共同努力，用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展開階級斗爭、在反對內外敵人的戰斗中爭得和建成。鼓吹“自流”論的實質是企圖給農村資本主義勢力提供一種新武器用以反對農業集體化，反對黨向富農進攻的政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潮的出現絕不是偶然的。斯大林指出：“在資本主義已經被推翻，但是資本主義根袛還沒有挖除的蘇維埃發展條件下，共產主義中的右傾就是部分共產黨員離開我們黨的總路線而走向資產階級思想方面去的趨向或傾向”（《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危險》，《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95頁）。

　　因此，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是無產階級政黨在這一時期的重要任務。如果不同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就等于取消革命，瓦解社會主義建設，使資本主義復辟。

　　以斯大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為了捍衛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同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集團進行了毫不妥協的爭。鑒于布哈林集團一再對黨玩弄兩面派手法，進行反黨派別活動，聯共（布）中央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全會決定撤銷布哈林的政治局委員職務，并嚴重警告了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責令他們立即停止反對黨的路線和決議的活動。

　　但是，布哈林集團的頭子們，卻不顧黨的一再警告，仍在暗中煽陰風、點邪火，繼續從事反黨的罪惡勾當。在這種情況下，聯共（布）中央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召開了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進一步清算了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集團的罪行，使他們的丑惡面目完全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經過一系列的斗爭，布哈林反黨集團發動的猖狂進進攻終于被徹底粉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路線取得了勝利。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人民基本完成了工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為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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