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保馬今日推送阿爾都塞的文章《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本文是阿爾都塞的遺稿《寫給非哲學家的哲學入門》（1977-1978）第十二章。在這一章中，阿爾都塞繼1976年12月寫的《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說明》一文之后，再一次回應了他的名文《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研究筆記）》1970年發表后所遭受的指責——人們指責他對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構想“陷入了功能主義，從而使每個人都服從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系統的絕對決定作用”，最終使任何革命行動都變得不可能。

　　阿爾都塞在這里通過理論闡釋和歷史分析證明，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擺脫了一切功能主義和一切結構主義，因為它“是關于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理論，是關于這種斗爭的存在條件和形式的理論，要素的位置和功能都服從于這種斗爭”。本章內容可以看作阿爾都塞1969年手稿《論再生產》的補充，也應該看作他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寫給非哲學家的哲學入門》作為“阿爾都塞著作集”第七種，年內將由西北大學出版社“精神譯叢”出版。感謝譯者吳子楓老師對保馬的大力支持！

　　文｜路易·阿爾都塞

　　譯｜吳子楓

　　我已經說出了一個決定性的字眼：國家。因為一切都確實圍繞國家進行。除了意識的唯心主義者——他們堅決捍衛“意識形態就是一些觀念而不是任何別的東西”這種觀念——之外，我們的確會發現有些理論家準備接納剛才關于意識形態所說的一切，但條件是不說出國家這個字眼。最保守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也準備作出這種讓步：是的，意識形態是別的東西，而不是一些觀念；是的，意識形態與“體現它”的那些機構混然一體；是的，必須談論意識形態機器。并且功能主義（這種哲學認為，是功能徹底地定義了每一個機關，定義了一個整體的每一個要素：是寬恕的宗教功能定義了教會，是教學的功能定義了學校，是教育的功能定義了家庭，是公共服務[2]……的功能定義了國家）已經完全做好了接受這些觀點的準備。但這就是分界線所在：一旦涉及國家本身而不是“公共服務”——它只不過是國家的一個方面——就越過了分界線。這當然是指在階級社會，因為只有在階級社會才有國家。

　　為什么如此堅決要求宣布主要的意識形態機器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呢[3]？這是為了突出存在于其階級意識形態功能同階級統治機器即國家之間的有機關系。一切的發生就好像奪取國家政權并成為統治者的階級，除了使用“首要地通過肉體暴力發揮功能”的鎮壓性國家機器（軍隊、警察、法院）之外，還需要使用另一種類型的機器，這種機器首要地“通過意識形態”發揮功能，也就是說，通過說服或通過灌輸統治階級的觀念、通過“同意”發揮功能[4]。而這里關鍵的不是統治階級的幻想和奢侈，即它想不僅通過武力來統治，而且還奢侈地通過免費的補充——說服、同意、贊同——來統治。因為任何統治階級都無法單靠武力來保障自己的延續：它不僅必須獲得它所統治和剝削的那個階級的成員的自由贊同，還必須獲得它自己的成員的自由贊同。因為后者并不會這樣輕易地接受使自己私人的、個人的利益服從自己階級的普遍利益，他們也不會接受這樣一種觀念，即他們的階級統治有必要通過別的方式而不能僅僅通過赤裸裸的暴力來實現：恰好是通過意識形態和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觀念的贊同。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的統治功能不僅只有通過統治階級及其統治工具即國家才能得到保障，而且只有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被構成為實際上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才能得到保障，這就需要國家干預[5]意識形態斗爭。而如果國家因此保障了意識形態的這種相對統一，使它不是成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之一，而是成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本身[6]，那么很明顯，國家的作用在涉及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及其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的實現的一切方面都是決定性的。

　　所有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如果我們不引入國家的概念，如果我們不把階級社會最主要的意識形態機器也同時指定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我們就沒有辦法去理解意識形態如何在這種社會中發揮功能，意識形態的斗爭是為了誰的利益而進行，這種意識形態在什么機構中實現，這種斗爭又體現在什么機構中。正因為如此，存在一種真正的理論危險，即在一種簡單的形式下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概念弱化為簡單的意識形態機器的概念[7]。

　　讓我們來更仔細地看看這一點。

　　一個統治階級，當它奪取國家政權時，會發現在它面前有一定數量的意識形態機器，它們在舊的國家機器中發揮功能并為后者服務。這些機器本身是先前統一化過程的結果，旨在使局部的和領域性的意識形態服從于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統一。然而，這些局部的和領域性的意識形態最初被制造出來的時候，其目標并不是為了服務于這種統一化，從而也不是為了服務于這種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功能：它們植根于相應的實踐中，它們的多樣性最終在其物質性上是不可化約的，因此，在資本主義誕生時，在漫長的封建主義沒落期，“局部的意識形態”和“領域性的意識形態”共存。前者如仍然是農奴的農民的意識形態，農場農民和佃農的意識形態，家庭雇工的意識形態；后者如各種宗教派系（不僅有新教，還有阿爾比派的清潔派）的意識形態，以及伴隨科學實踐和各種發現而來的那些意識形態，等等。因此，意識形態的物質性是多種多樣的，而這種多樣性，既無法全部被統一在舊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中，也無法完全被吸收到新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統一體中。正因為如此，在我看來，從本原上承認這個統一化過程的辯證法，將這種承認銘刻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開放的復數中，這樣做是正確的。之所以是開放的，是因為我們無法預判階級斗爭的發展，因為階級斗爭要么可以為舊的意識形態機器（例如，今天一些國家如蘇聯的教會）重新賦予生命和堅實性，要么會從中創造出完全出乎預料的新機器（傳播機器目前正隨著現代大眾媒體一道經歷著引人注目的發展）。

　　對這種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草圖最強烈的反對意見來自它的理論性質和政治性質。人們指責這種構想陷入了功能主義，從而使每個人都服從于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系統的絕對決定作用。人們認為我就這樣把經濟的決定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主義闡釋將它置于首位——轉移到了意識形態中。如果每個人都被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喚問”為主體，如果意識形態機器一律服從占統治地位的、完全被統一的意識形態的法則，那么很明顯，對立的政黨（例如共產黨）就只是一個系統的一個部件，要服從這個系統的法則，并完全被它所決定。因此，它將進入這個系統并為它服務——更準確地說，它將成為服務資產階級的一種工具，用來威脅工人階級，并向工人階級灌輸一套服從的意識形態，以便它能接受自己所遭受的剝削而不進行反抗。這是有可能發生的。工會同樣如此，學校也一樣：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旨在改變整個社會或社會某個部門的現行秩序的政治行動。最終，任何政治行動都被獻給改良主義，也就是說，事實上被用于改進資產階級統治系統——而任何革命行動都是不可能的。

　　但這就誤解了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誤解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上層建筑被下層建筑所決定，以及上層建筑——從而意識形態和國家——對下層建筑起“反作用”的理論，并站到了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理論一邊。因為資產階級的斗爭一直傾向于將其意識形態領導權強加給工人階級，傾向于征服后者的斗爭組織，并傾向于通過修改馬克思主義理論，從內部滲透到工人階級當中。無論如何，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解釋清楚了這一歷史事實，解釋清楚了資產階級如果想保持其統治地位就不能放棄的這種傾向。資產階級總是傾向于重新奪回它在階級斗爭過程中不得不讓步的立場，這是一個銘刻在階級斗爭歷史中的千真萬確的事實。它不僅傾向于走回頭路，傾向于“復辟”[8]舊秩序，而且，更巧妙、更嚴重無比的是，它甚至表明自己有能力將它不得不向工人階級作出的讓步納入它自己的斗爭。

　　例如，每個人都知道偉大的工人征服史：縮短工作日，承認工會的權利，勞資協議，等等。這些戰利品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來自資產階級心甘情愿的恩賜，而是在無產階級及其戰斗組織進行了長期的、血淋淋的階級斗爭之后才取得的。然而，每一次，資產階級都懂得有序撤退，并且直到今天都懂得把這些讓步的改革納入其剝削體系。例如，如果它不得不同意向工人組織承認工會的權利，它就設法巧妙地將這樣建立的工會納入其機構的合法秩序，也就是說，使一定數量的工會扮演“黃色工會”或罷工破壞者的角色。如果資產階級不得不給予一些“社會福利”（如社會保險或家庭津貼），它就懂得非常巧妙地讓勞動者直接（工人繳費）或間接地（雇主繳費或國家補助，后者直接或間接地——即以稅收方式——從生產的剩余價值中提取）支付這些福利。

　　同樣的“法則”顯然支配著政黨。如果說無產階級必須經過長期的、血淋淋的斗爭才能贏得政治結社的權利，那么資產階級也十分懂得如何利用這一結果，把在社會民主黨中被組織起來的大多數工人戰士爭取到改良主義的事業中。帝國主義的降臨并沒有改變這些實踐：恰恰相反，它通過在大都市創造新的勞動組織形式（泰勒制和福特制）加速和加劇了它們——這些新形式以允許工人在生產中有安排自己作息時間或工作地點的自由為借口， 使他們更加受制于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它還打著從政治上“解放”“第三世界”國家的幌子，通過強加給“第三世界”國家的新的剝削形式加速和加劇了它們。

　　因此，在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中也有一種“趨勢規律”（馬克思）[9]在上演，并且它獨立于其當事人和受害者的意識而起作用。結果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永遠不會解除武裝，就算它不得不放棄陣地，那也是為了重新奪回它，而且往往是在優于先前的條件下重新奪回。

　　這條規律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的矛盾使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一種舊資本主義從未見過的危機形式：這場危機不再只是貨幣或經濟危機，而且是政治和軍事危機。在這場危機的深處，總是同樣的矛盾在起作用，即世界資產階級同世界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被剝削國家之間的矛盾，只是它的規模比過去要大得多。舊資本主義通過銷毀剩余商品（扔進海里）和暫時停止勞動力就業（失業）解決了其“周期性危機”，我說的就是“解決了”，因為這場危機的表現廢除了引起危機的原因：一旦生產過剩被消滅，就有可能在更健全的基礎上恢復生產；而雇用勞動力減少，就有可能在更有利的基礎上重新雇用他們。

　　隨著帝國主義降臨，一切都變了：由于金融資本和生產資本不再是國內的而是國際的，由于不再只有一個世界商品市場，而且還有一個統治全世界所有投資、投資轉移和投資聯盟的世界資本市場，于是危機變成了世界危機。而且由于渴望征服的國家相互對立，危機就變成了政治和軍事危機。這時世界危機就以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式出現，導致財產大規模破壞，人員大量傷亡。這里同樣，這場危機也代表了引發危機的那些困難的解決辦法：它是它自己的藥方。

　　存在資本的生產過剩嗎？摧毀工廠和生產設施的戰爭，就把這種生產過剩大部分消滅。有多余的勞動力？“總體”戰——這種可怕的創新，不再只是攻擊戰斗人員，而是無差別地攻擊一個國家的所有居民——就消滅現有過剩的勞動力。這時資本主義生產，即資本主義剝削，就可以在對于資本主義來說更健康的基礎上重新開始。肯定有人會說，在第一次帝國主義戰爭期間，這些基礎因俄國向社會主義的革命過渡而縮小了，到第二次戰爭結束，這些基礎又因中歐和中國而縮小了。但帝國主義懂得丟卒保車，它在更好的條件下在縮小的基礎上重新組織起來，因為戰爭已經摧毀了危機的直接原因。此外，它也沒有放棄努力在意識形態、政治或經濟上重新奪回它不得不讓出的地盤。它甚至還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盡管遭遇了一定數量的蔚為奇觀的挫折（越南）——因為這種挫折被世界地圖上某處的成功（智利，等等）所抵消。

　　但在這整個無意識的進程中，最不同尋常的，是看清帝國主義通過什么手段成功克服它自己的危機。為了理解這一點，顯然必須從它產生的真正規模來考慮這場危機，也就是說，從全球范圍，而不是從這個或那個孤立的國家的規模來考慮這場危機。正是以這種方式，我們得以觀察這種使人大開眼界的現象。1929年，帝國主義世界遭受了一場危機的沉重打擊，這場危機很久以前就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以一種開放但又限定的狀態存在。然而，與這場危機相對立的政治“解決辦法”是什么？它們有兩種：法西斯的解決辦法和人民民主的解決辦法。

　　最早被擊中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意大利，日本和德國，以法西斯主義作為回應，也就是說，以建立一個專制和暴力的國家作為回應，采取治安措施，并采用歧視性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來證明其實施是正當的。但是，如果仔細觀察這些事情，我們就會發現，這些政治措施只是處于一種非常危險的狀況中的階級政治的手段：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治受到工人階級的有力反對，它在這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政治措施中找到了反擊的力量。但是，這些政治措施只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剝削政策[10]的手段和掩護：壟斷的集中，國家和壟斷企業的緊密聯盟，為壟斷企業服務的經濟、生產和流通導向，等等。然而，在法西斯國家的經濟中以這種方式發生的事情——它被稱為建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也同時發生在人民民主國家，盡管是以相反的政治形式出現。

　　法西斯國家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通過它自己的階級斗爭設法強加給人們的東西，就是勞動者的階級斗爭和人民的力量強加給法國、西班牙和美國的東西。因此，人民陣線——盡管有重大差異——正如羅斯福新政一樣，不自覺地成了歷史上最龐大的壟斷集中的工具。羅斯福將自己的聲望建立在反對壟斷集團的斗爭上，這一點并不重要：他必須這樣做，以便能夠強迫壟斷集團接受“國家的擴大”，后者是服務制度（社會保險，對失業者的援助，最終為集中服務的措施，盡管這種集中采取的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集中形式）所必需的。而社會服務制度本身對于1929年非常嚴重的危機的“民主”解決辦法是必不可少的，為的是美國經濟——在對日戰爭爆發的刺激下——能夠在更“健康”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從長遠來看，人民陣線政府在法國和西班牙采取的“社會”措施，在其失敗后產生了同樣的后果。

　　一旦資產階級從必要的撤退中后退一步，它就能夠迅速地轉向反擊，而且它的成功也出乎尋常地迅速。顯然，它無法以同樣的方式結束帝國主義國家為分裂世界而進行的殊死斗爭：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戰爭也通過摧毀全世界的資本和勞動力，在清除危機的過程中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可能在這場血腥的冒險結束時，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又失去了一些地盤，但在它所保留的界限內，它矯健地重新站穩腳跟，并再次開始向它暫時失去的世界發起進攻。

　　我之所以這樣來總結這場本質上是經濟的和政治的但也是意識形態的危機的主要動力，是為了表明，帝國主義體系及其國家機器能夠承諾革命的明天的時刻一旦過去，它們“收回”工人的戰利品并使它們服務于自身目的的能力，可以達到何種程度。因此，在意識形態領域贏得的東西（工人階級的那些新自由，以及后來抵抗運動中人民斗爭的那些價值），隨后就被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階級斗爭“整合”到了它自己的隊伍中。這里關鍵在于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斗爭有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11]：盡一切可能，不是通過一種外部操作，而是通過一種在敵對的意識形態要素內部起作用的改造，使意識形態的一切現有要素——包括被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先進形式——服從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法則。而這種操作，離開那些機構即那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存在，離開它們的干預，顯然是不可想象的。

　　而正因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及它們所承載的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斗爭功能和手段，所以它們擺脫了功能主義的構想。因為階級斗爭既不會在國家機器的邊界上止步，也不會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邊界上止步。因為統治階級的階級斗爭不是在真空中進行的：一方面，它要與一個現實的對手即舊的統治階級斗爭；另一方面，它要與一個新的被剝削階級斗爭。而且它必須在其戰略、戰術中考慮到這個對手的存在，考慮到這個對手所占據的位置及其意識形態武器。它可能通過暴力戰勝對手，通過奪取國家政權戰勝舊的統治階級，通過剝削的暴力和國家政權的暴力戰勝被剝削階級。但是，如果它不對它們行使一種意識形態“領導權”（一種領導），即在總體上獲得后者對既定秩序的贊同，它就不能長期行使其權力。因此，它必須奪取舊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并建設新的國家機器，同時要考慮到這種意識形態力量對比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對手的觀念，以便將其轉化為自己的優勢。簡言之，它必須進行清醒的階級斗爭，才能通過改造舊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構造新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來建立自己的意識形態領導權。

　　而且這場斗爭既不能通過政令來解決，更不會自動就得到解決。資產階級花了幾百年的時間才贏得這場斗爭。盡管這樣說顯得很悖論，盡管這與葛蘭西所珍視的一個觀點相矛盾，但我們還是可以說，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如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從來就沒有成功過，而且可能永遠也不會成功。這為我所捍衛的論點提供了另一個理由。因為雖然在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定義和占有方面幾乎不存在什么不確定的地方，但在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方面，事情可能會不確定得多。誠然，在這里是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統一趨勢占上風，但這種趨勢也會被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作用所“阻撓”（馬克思）[12]。

　　這就是為什么我要說：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擺脫了一切功能主義（以及一切結構主義：因為結構主義規定了行使固定功能——它們不受階級斗爭作用的影響——的機構的位置），因為它無非是關于意識形態領域階級斗爭的理論，是關于這種斗爭的存在條件和形式的理論，要素的位置和功能都服從于這種斗爭。這非常具體地意味著，不僅階級斗爭的賭注包括國家機器本身，——正如一個階級被構成為統治階級和有領導權的階級的整個歷史所表明的那樣，——而且階級斗爭也在那些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展開（見1968年5月）。根據形勢，它可以在其中發揮不容忽視的作用。可以想象，當我們想到比如在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內部使工人黨和資產階級黨對立起來的斗爭時，這種斗爭會變得極端激烈。或許這種斗爭只是選舉的和議會的斗爭，但它的后果遠遠超出選舉投票和單純的議會辯論。

　　既然我提到這種形式的斗爭，我就必須提供一些細節。因為有人會說，這場斗爭是政治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有人會說，政黨是政治機器的一部分，而不是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一部分。這樣說不準確。或者，把事情推向極端，有人會說，每一個政黨都是一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因此，它作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被納入了統治階級的統治系統。這樣說也不準確。

　　要理解這些重要的細微差別，就必須注意（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的區別。鎮壓性國家機器是統一的和明確的[13]，包括國家總統[14]、政府及其行政部門（即它行使行政權的工具）、武裝部隊、警察、司法部門及其所有機構（法院、監獄等）。我們要記住這一點，代表統治階級的統一和意志的共和國總統，以及他所領導的政府和行政部門，是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因此是國家機器中領導國家和國家政策[15]的那部分。我們還要記住，盡管行政部門自稱“為一般利益[16]服務”并發揮“公共服務”作用，但它仍然是鎮壓性國家機器的一部分。它負責詳細落實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它還負責監督后者，從而認可后者，從而鎮壓那些不尊重后者的人。經驗表明，哪怕它履行了看起來與同一社會形態中所有人都有利益關系的功能（教育、交通工具、郵電局[17]、橋梁和道路，等等），階級利益也一般統治著這些看似“中立的”活動，因為，我只舉三個例子，基礎設施[18]工程往往有利于托拉斯（trusts），教育往往服從于勞動力的物質和意識形態再生產的要求，大眾媒體往往掌握在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階級斗爭手中， 等等。所有這些都處于多重矛盾當中。

　　說完這些，讓我們回到政府，盡管它（或多或少）對國民議會和當選的參議院（在我國通過普選產生）“負責”，但它屬于鎮壓性國家機器。它的成員（以及所有依賴于它的公務員）構成我們所說的政治的國家機器，后者是鎮壓性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

　　相反，我們把“政治系統”叫做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也可以叫做一定社會形態中的“政治構成”：這是考慮到這樣一個事實，即這種系統在同一階級的統治下可能會有所不同。因此，資產階級先后通過不同的形式實行其階級專政：先是納稅選舉的民主共和制，然后是帝制、憲章君主制、立憲君主制、共和制、愷撒制、議會共和制，在占領期間是法西斯政體，在那以后是當前的總統共和制。

　　因此，政治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可以用“人民意志”的代表（或非代表）模式來定義，政府應該對其代表“負責”。但我們知道，政府掌握著相當多的手段來逃避這種“責任”，正如資產階級國家——當它同意自己的制度時——掌握著無窮的辦法讓普選的游戲走樣（納稅選舉人制、投票時將婦女和青年排除在外、不同等級的選舉、兩院制、“分權”、選舉中弄虛作假，等等）。最終，是這種虛構，讓我們可以說這個“政治系統”是一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虛構對應著某種現實，即這個系統的部件就像這個系統發揮功能的原理一樣，都是基于人民對人民代表的自由選擇——而后者所依據的“觀念”是：每個人為自己所搞的政治，就是國家一定會遵行的政治。

　　正是在這一虛構（說虛構是因為國家政治最終取決于階級斗爭中統治階級的利益）的基礎上，“政黨”才得以組建。人們認為這些政黨代表了與某項國家[19]政策有關的主要對立選項，因而，每個個體也就能夠通過為他所選擇的某個政黨投票的方式，“自由地”表達他的意見（如果他的選擇不被判定為非法的話）。請注意，在那些政黨背后存在著一定的現實。它們大體上代表了階級斗爭中敵對的社會階級的利益，或社會各階層的特殊利益——這些階層總是試圖通過階級沖突將自己的特殊利益凌駕于其他利益之上。正是透過這一現實，無論有多少選舉上的詭計干擾，根本的階級對抗或多或少最終會浮現出來。

　　如果這一分析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就不能以任何理由說：每一個黨派，從而也包括工人階級的黨派，都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都被整合進了資產階級“系統”中，因而也就不能展開它們自己的階級斗爭。而有人為了把我封死在一種否認所有階級斗爭可能性的理論中，就試圖讓我說這樣的話。如果我剛才所說的都是準確的，我們就會清楚地看到：政黨的存在決不否認階級斗爭，而是完全以階級斗爭為基礎。如果資產階級總是企圖對工人階級的黨行使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導權，這也正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形式。而資產階級只有在工人黨自己落入其陷阱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成功：要么是工人黨的領袖被嚇倒（參考1914-1918年的神圣聯合[20]），要么干脆就是被“收買”，要么就是工人黨的基層人員改變革命任務的方向以撈取物質好處（“工人貴族”），或者就是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投降（“修正主義”）。

　　如果我們對革命的工人黨，比如共產黨進行考察，就能更清楚地看到這一切。因為這些黨是工人的階級斗爭組織，所以它們與資產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政治系統完全不相干。它們的意識形態（它們以此為基礎召募自己的成員）與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是相對抗的。它們的組織形式（民主集中制）與資產階級的黨，甚至與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的組織形式毫不相干。它們的目標不是要將自己的行動限制在議會，而是要將它擴展到勞動者的全部活動，從經濟的階級斗爭直到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它們的最終使命不是“參與政府”[21]，而是推翻并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政權。

　　必須強調這一點，因為大多數西歐共產黨今天都說自己是“政府的黨”。共產黨即使偶爾參與政府（在某些特定條件下這么做可能是對的），但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定義為資產階級“政府的黨”——甚至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府也不行。

　　這一點生死攸關。因為共產黨永遠不會為了“管理”資產階級國家的事務而進入資產階級國家政府（即使這個政府是統一的“左翼”政府，致力于推行民主改革）。它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最終使命是“管理”這個國家的事務為由而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相反，它必須為國家的消亡作準備。如果它真的把全部精力都用于那種“管理”，那它就不可能致力于消滅國家。所以在任何情況下，共產黨都不能作為“政府的黨”去行事，因為做政府的黨就意味著做國家的黨，這就等于要么為資產階級國家服務，要么致力于使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永久化，而共產黨的任務是要致力于消滅國家。

　　歸根到底，正是共產黨所特有的政治實踐類型，讓我們可以理解這種不相容性。因為共產黨有著與資產階級黨完全不同的“政治實踐”（巴利巴爾）。資產階級黨掌握著各種資源，并得到現有資產階級的支持，擁有經濟上的統治權、剝削權，掌握著國家機器和種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等等。它要存在，不需要預先團結人民群眾以贏得他們對自己觀念的支持：是這個社會秩序本身承擔了這項說服、宣傳和拉攏工作。對于資產階級黨來說，在更多的情況下，只需要有效地組織好它的選舉大戰，就可以從這種被轉化為相關信仰的統治中收獲全部勝利的果實了。這也就是為什么資產階級黨根本不需要科學的學說就能持續存在下去：它只需要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那些基本主題進行耕耘，就足以集合起事先就被說服的“支持者”了。

　　相反，工人黨則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提供給自己的黨員：既沒有教士似的職位，也沒有物質上的好處。工人黨如實地表現自己：它是工人的階級斗爭組織，它的一切力量來自科學的學說和因同意黨的章程而自愿入黨者的自由意志。它通過民主集中制的形式把自己的黨員組織起來，去領導一切形式的階級斗爭：經濟的、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階級斗爭。它確定自己的路線和實踐的基礎，不僅僅是被剝削勞動者的造反，還有它的科學理論和對具體情況的具體分析，也就是說，對當前階級斗爭中現有力量關系的具體分析。因此，它能對統治階級進行斗爭的各種形式和力量——也就是統治階級的形式和力量——作出最全面的考慮。只有根據這條“路線”，它才能把在某個特定時期進入左翼政府——它并沒有挑戰資產階級國家——以便帶著自己的目標在其中進行它自己的階級斗爭判定為有益和“正確”。在任何情況下，它總是使工人組織當前的利益和實踐服從于工人階級的未來利益。它使自身的戰術服從于共產主義的戰略，也就是說，服從于建立無階級社會的戰略。

　　只有在這些條件下，共產黨人才有理由說他們的黨是與資產階級的黨完全不同的“新型黨”，才有理由說他們自己是與資產階級政客完全不同的“新型”戰士。他們的政治實踐，非法的也好，合法的也好，議會外的也好，議會內的也好，都與資產階級的政治實踐毫無共同之處。

　　也許有人會說，共產黨自己也像那些資產階級黨一樣，以某種意識形態——而且它自己稱之為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為基礎而構成。當然如此。在共產黨那里，意識形態也起著一個特定社會團體的“粘合劑”[22]（葛蘭西）的作用。在共產黨那里，這種意識形態也“把個人喚問為主體”，并構成他們主觀和客觀行動的原動力。但是，人們所說的無產階級意識形態，并非是無產階級完全“自發的”意識形態。因為，要作為一個意識到自己的統一性并積極發揮作用的階級而存在，無產階級不僅要有經驗（一百多年來它所進行的階級斗爭的經驗），還得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它提供的客觀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照亮了那些經驗，正是在這個理論與經驗的雙重基礎上，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才得以構成。它是能夠在其階級斗爭組織中統一并“鞏固”[23]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統一性的大眾意識形態。因而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意識形態：它在其形式上是意識形態，因為它同所有意識形態一樣在大眾層面發揮功能（把個人“喚問”為主體）；但它在其內容上是科學理論（因為它建立在一種關于階級斗爭的科學理論的基礎上）。

　　意識形態：當然。但不是隨便一種意識形態。因為每個階級都在一種獨特的、絕非任意的意識形態中認出自己[24]，這種意識形態能夠對該階級進行統一，并為其階級斗爭指明方向。我們知道，封建階級就是這樣在宗教意識形態或基督教中認出自己；資產階級也以相似的方式，至少是在其統治無可爭議的那段時期，在法律意識形態中認出自己。而工人階級，雖然它對宗教和道德意識形態的各要素都很敏感，但它超越那一切，并在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形態，而是無產階級的政治意識形態——中認出自己。這是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目的是為了消滅階級，為了實現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在一開始具有自發的形式（烏托邦社會主義），隨后，自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它構成了無產階級意識形態——融合以來，變得更成熟了。

　　可以料想得到，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并非一些“知識分子”個人（比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工人運動以教育的結果。工人運動之所以會采納這種意識形態，是出于我們不知道的理由。它也并非如考茨基所希望的那樣，是被“從外部引入到工人運動當中”的。因為如果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先把自己的理論建基于理論的階級立場之上，就不可能構想他們的理論——他們理論的階級立場是他們實際上從屬于自己時代的工人運動的后果。這種意識形態是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融合的結果，實際上，它是經歷了大起大落的非常漫長的階級斗爭的結果——在因帝國主義階級斗爭的操縱而經歷了一系列悲劇性分裂之后，它依然在繼續。

　　這一現實再一次提出了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實踐的問題。不再是關于它的機制的問題——它差不多已經得到澄清——而是關于它的“幻象”的問題。因為我們剛才已經看到，以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為例，一種意識形態可以只在其形式上是意識形態的，同時在其內容上又是科學的。如果一種意識形態只是一種簡單而純粹的錯誤，甚至是一種幻象，這怎么可能呢？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任何意識形態，哪怕是宗教意識形態，是純粹任意的。它總是指示著一些現實的問題或難題，盡管披著誤認[25]的外衣，因而必然是虛幻的。當我說意識形態是誤認形式下的承認，是在幻象的形式下對某種現實的暗示時[26]，我想傳達的正是意識形態的這種雙重特性。

　　我再說一遍：是一種幻象，而不僅是一種錯誤。因為犯錯的人只是犯了錯，僅此而已：一旦某天他發現自己的錯誤，他就會承認錯誤，并放棄錯誤，接受真理。但正如人們所說的，任何幻象在本性上都是頑固的：它會持續下去，并以某種方式嘲笑真理。這是因為它里面的某種東西對持續或使它持續有“興趣”[27]。有一個原因在它里面起作用，使它無法認識（使它必然誤認），并且它在這種錯誤的持續性中有利益。這是由于這個原因不可能在“對象”中，由于它在主體中——但同時又超越主體，因為它是社會的，因為它所服務的那些持久的“利益”是某些社會“事業”[28]或“價值”的“利益”。我們恰恰必須在后者的層面上去尋找意識形態雙重特性的理由。

　　因此，假設在現行社會秩序中，社會的所有成員，無論他們是統治這個社會，還是被統治和被剝削，都必須自由地接受某些“顯而易見的東西”[29]，例如上帝的存在、超驗的道德、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存在，等等，或任何其他神話，無論是簡單的還是復雜的——那么我們將看到一個確切地說沒有人是其作者的表述體系的建立，這個體系既是“真實的”又是“虛假的”，“真實的”是因為它考慮到了人們所經歷的現實，“虛假的”是因為它將“它的”真理強加于這些真理，以將它們“真正的”意義賦予它們，并將它們限制在這個意義上，禁止它們從中走出去仔細看看，是否這整個美好的故事是真的。這就是意識形態，認識-誤認，暗示-幻象，一個沒有任何可能的外部可以用來與之相對照的體系，一個只是“外部”的體系，因為它包含世界上存在的一切，并在沒有任何經驗之前就陳述了關于一切事物的真理。

　　必須說，意識形態并不是唯一符合這個奇怪定義的東西。唯心主義哲學也屬于這種類型：它們不承認外部，即使它們在大多數時候承認外部世界的存在，它們也會整個地把它吸納進去，并預先擁有過去、現在和未來一切事物的真理。

　　因此，它們只是純粹的“外部”。而且不僅唯心主義哲學以這種方式發揮功能。一些科學——盡管有一種“斷裂”把它們同意識形態區別開來——自己也可能落入意識形態。在斯大林時期，馬克思主義自己就以這種方式發揮功能，與外界隔絕，沒有外部，也就是說，毫無例外地統治[30]著外部，同時成為無法逃避的純粹的“外部”。

　　如果意識形態就這樣以一種雙重的形式表現為認知但卻是誤認，那么可以理解的是，它不會預先徹底與認知的全部可能性相斷絕從而與科學認知相斷絕。而且，事實上，歷史也在不斷為我們提供科學的例子，這些科學通過“斷裂”從作為它們基礎的意識形態中誕生。不是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草率地聲稱的那樣通過簡單的“顛倒”，而是通過非常復雜的匯合的作用。在這些匯合中，一些物質實踐在那些“理論的生產關系”——它們是意識形態的和哲學的一些要素——的制約下進行干預。

　　因此，意識形態在全部的實踐及其抽象中占據一個關鍵位置。（1）只有在意識形態的制約下才有實踐。（2）有一些局部的和領域性的意識形態。（3）意識形態傾向于統一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這是統治階級為把自己構成為領導階級和有領導權的階級而斗爭的后果。（4）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傾向于把被統治的意識形態的要素整合到自己的體系中，后者就這樣被它所吸納。（5）意識形態通過把個人喚問為主體而起作用。（6）意識形態是雙重的：認識-誤認，暗示-幻象。（7）意識形態沒有外部，同時又只是外部。（8）意識形態通過自己的各種斗爭形式從外部支配[31]哲學。（9）意識形態是構成一切科學的“理論的生產關系”的一部分。（10）科學可以被當作一種意識形態來“實踐”，并被降低到意識形態的水平上。（11）無產階級意識形態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是無產階級自發的意識形態與關于階級斗爭規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相融合的結果。

　　我們可以從中得出結論，只有在意識形態的制約下才有階級斗爭，也就是說，才有政治實踐。但由此我們就要討論政治實踐的問題。

　　注釋：

　　[1] 1970年，阿爾都塞將一個文本即《生產關系的再生產》（«La reproduction des rapports de production»）（見第43頁，注釋1）中的一些片段歸總到一起，組成了《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研究筆記）》（«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 (Notes pour une recherche)»）一文，于該年6月發表在《思想》雜志（La Pensée）上。接下來的幾頁，阿爾都塞回應了那些指責這篇文章是“功能主義”，但也對推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統治的可能性感到悲觀的批評者。他的這個回應沿用了在《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第130-172頁）一章（當時未發表）兩個版本中已經采用的策略。這個策略旨在借助歷史實例指出，法國的資產階級只有“以一場非常漫長、非常艱苦的階級斗爭為代價”——這場斗爭一方面要反對封建主義的殘余，另一方面要反對工人階級——才能在革命時期之后維持自己的專政。此外，下文第238-240頁、第247-259頁非常接近于另一篇對他的批評進行回應的文章，該文阿爾都塞曾于1977年授權以德文發表，次年授權以西班牙文發表，但直到1995年，它才以法文發表（《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說明》，收《論再生產》 ，前引， 第249-262頁）。——原編者注

　　參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第七章、第八章），前引，第207-279頁。另參見阿爾都塞《意識形態和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研究筆記）》和《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說明》，收入《論再生產》，前引，第411-501頁。——譯者注

　　[2] 1976-1977年間，阿爾都塞領導了一場公開的運動，以反對法共即將作出的放棄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決定。“公共服務”一詞——阿爾都塞這一時期的論戰性文本和講演經常提到它——出現于共產黨人知識分子安克爾（F. Hincker）1976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安克爾在其中斷言“民主化”國家可以扮演這一角色。這一觀念在安克爾、法布爾（J. Fabre）和塞夫（L. Sève） 的一本書（《共產黨人與國家》[Les Communistes et l’État]，巴黎，社會出版社，1977年，第180頁）中得到重復，該書為放棄經典馬克思主義國家觀提供了辯護，并因此顯示了法共領導層在選舉勝利后參與“左翼政府”的野心。在阿爾都塞看來，國家可以化約為“公共服務”的仁慈提供者這種角色的想法——根據他在1976年專論無產階級專政的一份200頁未刊手稿（《黑母牛：自我訪談》）中的措辭——概括了“非常可疑的、甚至是公開右翼的和資產階級的立場”，而他從法共內部對這種立場提出了異議。——原編者注

　　“自我訪談”是法文版編者最初給《黑母牛》定的副標題，實際出版時被改為“想象的訪談（二十二大的缺憾）。同志們，這行不通！”參見阿爾都塞《黑母牛》，吳子楓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譯者注

　　[3] “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原文為“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État”，直譯即“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為了照顧“國家機器”這個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固定用法，我們仍將其譯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關于該詞譯法的討論，也參見《論再生產·譯后記》，《論再生產》，前引，第547-549頁。——譯者注

　　[4] 關于“鎮壓性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以不同的方式“發揮功能”，參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前引，第191頁。需要指出的是，在《論再生產》中，“首要地”原文是“de façon prévalante”，在這里，“首要地”原文是“avant tout”。另，“發揮功能”原文為“fonctionner”，也譯為“運行”。——譯者注

　　[5] “干預”原文為“intervention... dans”，也譯為“出現在……中”，所以這句話也可以譯為“而這需要國家出現在意識形態斗爭中”。——譯者注

　　[6] “本身”原文為定冠詞“le”，這里表示強調。——譯者注

　　[7] 被劃去的段落：“相反，關于這個概念，我們可以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因為我們可以對自己說：但是，既然國家是單一的，為什么還要談論復數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什么不談論單數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就像我們談論鎮壓性國家機器一樣？揭示這種多樣性有什么好處？特別是，為什么是這種多樣性，既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清單’顯然未完成，既然我們可以給它補充上醫學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建筑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或許還可以補充別的，甚至可能補充上經濟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因為企業也是明顯的意識形態灌輸場所？有可能在一開始我提出復數作為一種開放的探究形式，同時又感到需要統一這種多樣性。恩格斯本人不是說過——盡管是順便提到的——‘國家是第一個意識形態力量’嗎？它讓我們有理由強調意識形態機器的國家特性，但它同時又暗示，國家強加給它們的這種統一性可以用一種統一的表達方式比如“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里用的是單數形式。——譯者注）來表達，以把我們能夠識別的全部多樣性納入進來。我承認，經過反思，我無法根據生產方式或根據歷史時期，在洞悉根底的情況下斷然作出決定。但我也承認，在我看來，考慮到階級斗爭——統治階級想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把自己的統治建立在它自己的成員和被剝削階級的成員的贊同之上，就少不了階級斗爭——的整個歷史，最好要讓人們認識到，這種多樣性是對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進行任何統一的先決的物質條件。”——原編者注

　　阿爾都塞在談到“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時，除少數例外，用的是單數的“國家”與復數的“意識形態機器”（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 État），而在談到“鎮壓性國家機器”時，用的都是單數（appareil répressif d’État）。關于這兩類“國家機器”的單復數問題，可參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前引，第273-279頁。原編者注中所引恩格斯的話“國家是第一個意識形態力量”根據法文直接譯出，另參見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308頁：“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一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它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越獨立。”——譯者注

　　[8] “復辟”原文為“restaurer”，也有“修補”“恢復”的意思。——譯者注

　　[9]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前引，第258頁：“必然有某些起反作用的影響在發生作用，來阻撓和抵消這個一般規律的作用，使它只有趨勢的性質，因此，我們也就把一般利潤率的下降叫作趨向下降。”另外，“規律”原文為“loi”，也譯為“法則”。——譯者注

　　[10] “政策”原文為“politique”，也譯為“政治”。——譯者注

　　[11] “趨勢”原文為“tendance”，也譯為“傾向”“傾向性”。——譯者注

　　[12] 參見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3頁：“以上所說的這幾點足以表明，現代工業的發展本身一定會越來越有利于資本家而有害于工人，所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總趨勢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工資的平均水平，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使勞動的價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這種制度下的實際情況的趨勢既然如此，那么，這是不是說，工人階級應當放棄對資本的掠奪行為的反抗，停止利用偶然的時機使生活暫時改善的嘗試呢？如果他們這樣做，他們就會淪為一群聽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憐蟲。我想我已經說過：他們為工資水平而進行的斗爭，同整個雇傭勞動制度有密切的聯系；他們為提高工資所做的努力，在一百回中有九十九回都只是為了維持現有的勞動價值；他們必須就勞動價格與資本家討價還價，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當做商品出賣了。他們在和資本的日常沖突中如果畏縮讓步，他們就沒有資格發動更大的運動。

　　“同時，即使不談雇傭勞動制度中所包含的一般奴隸狀態，工人階級也不應夸大這一日常斗爭的最終效果。他們不應當忘記：在日常斗爭中他們反對的只是結果，而不是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而不改變它的方向；他們服用止痛劑，而不祛除病根。所以他們不應當只局限于這些不可避免的、因資本永不停止的進攻或市場的各種變動而不斷引起的游擊式的搏斗。”注意，在1972年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中，這段文字里的“他們延緩下降的趨勢”被譯為“只是在阻撓這種下降的趨勢”。——譯者注

　　[13] 被劃去的文字：“不像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樣是復數的”。——原編者注

　　[14] “國家總統”原文為“la présidence de État”，也可譯為“國家主席”，鑒于稱西方國家首腦為“總統”已成慣例，故采用此譯法。——譯者注

　　[15] “政策”原文為“politique”，一般也譯為“政治”。——譯者注

　　[16] “一般利益”（或“總利益”）原文為“intérêt général”，通常也譯為“普遍利益”。但鑒于阿爾都塞在本書中嚴格區分了“général（一般的）”和“universel（普遍的）”（參見第135頁正文），這里改譯為“一般利益”。——譯者注

　　[17] 原文“PTT”，系“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 et de la télédiffusion（郵電局）”的首字母縮寫。——譯者注

　　[18] “基礎設施”原文為“infrastructure”，在涉及社會形態地形學時，通常譯為“下層建筑”。——譯者注

　　[19] 這里的“國家”原文為“nation”，有時也譯為“民族”。——譯者注

　　[20] 指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后，法國的工會組織和左翼政黨（主要包括法國勞工總聯盟和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自愿與法國政府結盟。而1914年8月德國社會民主黨投票贊成參戰后，在其他交戰國如英國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譯者注

　　[21] “政府”原文為“gouvernement”，是“gouverner”（控制、統治、管理）的名詞形式，在福柯著作的中譯本中，這個詞往往被譯為“治理”。——譯者注

　　[22] “粘合劑”原文為“ciment”，也譯為“水泥”。關于意識形態像“水泥”的比喻，還可參見阿爾都塞的另一篇文章《論文化大革命》（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載《馬列主義手冊》（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s），1966年11月-12月號：“如果用建筑學的比喻（即房子的比喻：下層建筑/上層建筑），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代表了上層建筑的一個層面。用這個比喻，是為了既指出意識形態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上層建筑而非下層建筑）和它對于政治、經濟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又指出它對于政治和經濟的依賴關系。

　　“相反，如果我們要給出意識形態的具體存在形式，更好的辦法是把它比作‘水泥’，而不是比作大樓的某一層。事實上，意識形態滲透到了大廈每一個房間的各個角落：滲透到了每個個人與他們的全部實踐、與他們的所有對象的關系中，滲透到了他們與科學、技術和藝術的關系中，滲透到了他們與經濟實踐和政治實踐的關系中，滲透到了各種‘個人的’關系中，等等。意識形態就是那種在社會中起區分和粘合作用的東西，無論所涉及的是技術區分還是階級區分。意識形態是對整個社會的存在來說不可或缺的一種客觀現實。”——譯者注

　　[23] “鞏固”原文為“cimenter”，本意為“用水泥粘合”，其名詞形式“ciment”前文譯為“粘合劑”。——譯者注

　　[24] “認出自己”原文為“se reconnaît”，其中“reconnaître”是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關鍵詞，也譯為“承認”“辨認”。——譯者注

　　[25] “誤認”原文為“méconnaissance”，通常也譯為“不了解”。阿爾都塞曾提出意識形態兩種功能分別是“承認”和“誤認”。參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前引，第367頁。——譯者注

　　[26] 參見《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論再生產》，前引，第289頁。——原編者注

　　參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前引，第475頁：“然而，一旦承認這些世界觀不符合現實，從而承認它們構成了一種幻象，我們也就承認了它們在暗示著現實，并且承認了只要對它們進行‘闡釋’，就可以在它們對世界的想象性表述背后，再次發現這個世界的現實本身（意識形態=幻象/暗示）。”——譯者注

　　[27] “興趣”原文為“intérêt”，也譯為“利益”“好處”。——譯者注

　　[28] “事業”原文為“causes”，即前文中“原因（cause）”的復數形式。——譯者注

　　[29] “顯而易見的東西”原文為“évidences”，也譯為“顯而易見性”。——譯者注

　　[30] 這里“統治”原文為“régnant”，原型為“régner”。——譯者注

　　[31] “支配”原文為“commande”，原型為“commander”，也有“命令”“訂購貨物”等意。——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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