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

　　我們堅持發展民主和法制，這是我們黨的堅定不移的方針。但是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動亂，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是載在憲法上的。現在把歷史的經驗總結一下，不能不承認，這個“四大”的做法，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應該讓群眾有充分的權利和機會，表達他們對領導的負責的批評和積極的建議，但是“大鳴大放”這些做法顯然不適宜于達到這個目的。因此，憲法有關“四大”的條文，根據長期實踐，根據大多數干部和群眾的意見，黨中央準備提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人大審議，把它取消。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民主和法制兩手都不能削弱》（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們吃夠了動亂的苦頭。前一段時間上海發生沖擊領導機關的事，那是不能允許的。

　　《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目前的形勢和任務》（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

　　現在有一些社會思潮，特別是一些年輕人中的思潮，需要認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單墻”的許多東西，能叫它生動活潑？如果讓它漫無限制地搞下去，會出現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國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為這樣搞就不會出亂子，可以掉以輕心。少數人可以破壞我們的大事業。所以生動活潑和安定團結如果發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礙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實現生動活潑，才能讓大家有秩序地前進。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已經證明，動亂不能前進，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進。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可以說，沒有安定團結，就沒有一切，包括民主、“雙百”方針等等，統統談不上。過去我們已經吃了十來年的苦頭，再亂，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應。反之，我們在社會主義安定團結的基礎上，就一定能夠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可能實現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要求。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其中最危險的是“三種人”。這些人已經清查和處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動上已經有所改正。但是確有相當一批立場沒有改變而在黨內隱藏了下來。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制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系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后見。總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

　　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總想搞這個“四大”。中國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再不能那樣干了。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結束嚴峻的中美關系要由美國采取主動》（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發展經濟要有一個穩定的局勢，中國搞建設不能亂。今天來一個示威，明天來一個大鳴大放大字報，就沒有精力搞建設。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左”的東西也有。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2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但當時的事實，明明是中國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違背了他個人資格入黨的信約，而且他們一方面在理論上以為國民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要乘國民革命的發展，而轉化為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對于一般國民與社會之間，則煽動社會革命的階級斗爭。他們又在階級斗爭的口號之下，對于農工則視為屬于共黨獨占的工具，而造成產業的停頓。其它經濟社會之損失，更不待言。尤其是當時他們對于青年乃以讀書求學為反革命，以浪漫放蕩為覺悟分子。他們號召青年，相率鄙棄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禮義廉恥為頑固，孝悌忠信為腐朽。狂瀾潰溢，幾乎不可挽救。乃復于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五年之間，贛南湘東以及皖西豫南鄂西川陜各地，兵連禍結，閭閻為墟。

　　常凱申竟然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污蔑為“兵連禍結，閭閻為墟”。

　　最反動的獨夫民賊常凱申，說的比唱的好聽，口口聲聲將“人民”掛在嘴邊，但是他卻作出了最罪惡的勾當。

　　常凱申屠殺人民的罪惡證據：

　　1948年3月5日， 常凱申致李默庵的電報：

　　李司令默庵

　　張司令雪中并轉4D王師長、51D王師長，務希教督所部協同一致，在十日內將殘匪第十一第十二兩縱隊徹底消滅，達成任務，勿誤。

　　如有必要，可由前方臨時頒發賞罰獎懲與升降辦法，機權處理，再行呈報。對于匪化甚深之鄉村與人民，無法“感化”者，準予燒殺不論，且應徹底督查其實施，以免再為匪所用也。

　　中正

　　寅歌府機

　　這樣的一個劊子手，哪里來的自信、大言不慚地說“兵連禍結，閭閻為墟”呢？是誰造成的“閭閻為墟”呢？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我到了今日為什么還要提起這些話呢？就是因為這一段革命的教訓太痛苦了，國家的損失太大了，人民的犧牲太慘了。如果沒有這六七年的內亂，則今日抗戰局勢，自然大不相同，就是太平洋及世界局勢，亦必因之大變。敵寇決不敢向中國這樣大舉侵略；即使他來侵略，也早已被我們逐出國境之外，這并不是意外的事。

　　......然而在此時期，竟有假「民主」的口號，掩護其封建與割據，以「自由」的口號，裝飾其反動與暴亂，而以「專制」「獨裁」種種污辱與侮蔑，加于國家統一之大業，而企圖使之毀滅。

　　......內亂對于革命之損害，其影響及于外交的尤為重大。

　　......在民國十八年，已具端倪，不幸內亂發生，各國即意存觀望。國民政府于十八年十二月，十九年十二月，定期收回法權，皆受內亂的影響，以至于無成。

　　常凱申真是天下第二甩鍋大俠，不提自己的反革命暴行，反而將中國共產黨的優秀兒女的反抗當作“內亂”。

　　是啊，自古以來，任何一個反動派政府都會將人民當作順民，但凡人民有一點反抗，他們就會斥之為“內亂”。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現代戰爭（抗日戰爭——筆者注）為全民的戰爭，然而中國的封建反革命勢力尚酖于內亂。國民政府惟有以不屈不撓的精神，持忍辱負重的態度，明白宣布「和平未至完全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后關頭，亦不輕易犧牲」的方針。在政治上，對各方遷就包容委曲求全，以期于杜絕內爭，一致對外。

　　常凱申竟然將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污蔑為封建反革命勢力。竟然大言不慚說抗日戰爭是“全民的戰爭”。常凱申敢武裝民眾嗎？敢搞“兵民一體”嗎？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黃巾之亂既起，中原殘破，群雄分立，蜀地獨得偏安，其風俗的奢侈，勢豪的跋扈，更甚于東漢時期。

　　常凱申果真是反動派，竟然將農民革命運動稱之為“亂”，因為他們害怕人民，害怕人民反抗、革命的“亂”。古今中外，反動派都是同一幅丑惡的嘴臉。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講學的人士，輕于發言，不負責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個人的私欲為前提，而自以為「自由」；以個人的私利為中心，而自以為「民主」。以守法為恥辱，以抗令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點而自以為「青年導師」，妄肆淺薄的宣傳而自以為「先進學者」。極其所至，使國家為之紛亂，民族因而衰亡。

　　這得問問國民黨反動派，難道壓迫人民的、反動透頂的“法”也要讓人民遵守嗎？看看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

　　你有沒有見到過一個人——一個辛勤勞動、“奉公守法”、于人無犯的誠實的好人——有一個多月沒有吃飯了?這種景象真是令人慘不忍睹。掛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著皺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他的眼光茫然無神；他即使是個二十歲的青年，行動起來也像個干癟的老太婆，一步一邁，走不動路。他早已賣了妻鬻了女，那還算是他的運氣。他把什么都已賣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時甚至賣了最后的一塊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搖搖晃晃，睪丸軟軟地掛在那里像干癟的橄欖核兒——這是最后一個嚴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來曾經是一個人!

　　▲ 《紅星照耀中國》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封建的割據，更使法治的觀念與守法的風氣，蕩然無存，一般軍閥政客，以擁甲倒乙為事業，以朝秦暮楚為生涯，不獨不知法治為何物，亦且以毀法亂紀為光榮。在這種情形之下，法治的觀念如何可以養成？守法的風氣如何可以造就？

　　常凱申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污蔑為“封建的割據”，將中國共產黨污蔑為“軍閥政客”，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偉大的中國革命污蔑為“不獨不知法治為何物，亦且以毀法亂紀為光榮”。難道不是最無恥之尤么？

　　常凱申《中國之命運》：

　　......換言之，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后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國民自己的掌上。如果我國內政能統一，國力能集中，而全國國民再能加以一致努力，共同奮斗，則中國的命運，就歸納于「精誠團結，奉公守法」八個字，如此中國的命運為獨立，為自由。否則就是「詐欺虛偽，毀法亂行」八個字，仍如過去之封建軍閥武力割據，破壞統一，妨礙建設，則中國的命運為衰落，為滅亡，不獨繼續為次殖民地，且使我中華民族世代子孫將盡為奴隸牛馬，永無翻身之日，更無復興之望。

　　又是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壓迫者的那套“守法”，否則就是“毀法亂行”。

　　常凱申之流的反動派，怕的是人民革命的“亂”，并不怕壓迫人民、鎮壓人民的亂；他們要讓人民遵守的是反革命的“法”，害怕人沒覺醒，害怕人民砸爛反動的、“吃人的法”。他們要的是反革命的秩序，不要革命的秩序。

　　3

　　常凱申口口聲聲“守法”“怕亂”的《中國之命運》到底是什么貨色呢？

　　1943年7月4日，毛澤東為軍委起草關于蔣介石進攻邊區的軍事部署的情況通報，他寫道：

　　總部、129師、120師、聶軍區、115師、新四軍：

　　去年10月國民黨十中全會后，形勢似稍有好轉。但不久，蔣介石即令朱紹良、胡宗南準備進攻邊區。3月蔣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自己公開出面反對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可說是進攻的思想準備。

　　1943年10月5日，毛主席為《解放日報》撰寫了一篇《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參看《毛澤東選集》）的社論：

　　......他們并無真正‘政治解決’和‘實行憲政’的誠意，至少現時他們絕無此種誠意。去年國民黨十中全會前，共產黨中央派了林彪同志去重慶會見蔣介石先生，在重慶等候了10個月之久，但是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連一個具體問題也不愿意談。今年3月，蔣先生發表《中國之命運》一書，強調反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把10年內戰的責任推在共產黨身上，污蔑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為‘新式軍閥’、‘新式割據’，暗示兩年內一定要解決共產黨。今年6月28日，蔣先生允許周恩來、林彪等同志回延安，但他就在這時下令調動河防兵力向邊區前進，下令叫全國各地以‘民眾團體’之名，乘第三國際解散機會，要求解散中國共產黨。

　　......日本人說：‘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的論述方向是沒有錯誤的。’蔣先生及其黨人曾經對這話提出過任何駁斥嗎？沒有，也不敢有。日本帝國主義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只對共產黨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但對20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58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愿也不敢提出軍令政令和紀律問題，這叫日本帝國主義如何不輕視國民黨呢！在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面前，只看見蔣先生和國民黨解散新四軍，進攻八路軍，包圍邊區，誣之為‘奸黨’、‘奸軍’、‘新式軍閥’、‘新式割據’，誣之為‘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經常不斷地提出所謂‘軍令政令’和‘紀律’，而對于20個投敵的國民黨中委，58個投敵的國民黨將領，卻不執行任何的軍令政令，不執行任何的紀律處分。即在此次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也是依然只有對付共產黨的決議，沒有任何一件對付國民黨自己大批叛國投敵的中央委員和大批叛國投敵的軍事將領的決議，這叫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友邦又如何看待國民黨呢！十一中全會果然又有‘政治解決’和‘準備實行憲政’的話頭了，好得很，我們是歡迎這些話頭的。但據國民黨多年來一貫的政治路線看來，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堆騙人的空話，而其實是為著準備打內戰和永不放棄反人民的獨裁政治這一目的，爭取其所必要的時間。

　　1944年10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新四軍的勝利出擊與中國的救國事業》。此前，毛澤東在審閱社論稿時，在上面加寫和改寫了幾段話：

　　“對于新四軍的勝利表示痛恨的，只有兩種人，就是日本侵略者與中國蔣介石。日本人的痛恨我們，不必說了。至于蔣介石，他有兩件事最受日本侵略者歡迎：一件是反共活動，一件是《中國之命運》。蔣介石的千萬件反共活動中，尤以陰謀襲擊新四軍，逮捕葉挺將軍與宣布新四軍為‘叛軍’，最受日本人歡迎。當1941年春，蔣介石干出此種破壞抗戰、危害國家、背叛民族的罪惡事件時，日本同盟通訊社曾嘉獎說：‘蔣介石幾年來未作什么好事，但解散新四軍一事算是做得好。’”

　　“不管日、蔣如何合謀危害新四軍，但是新四軍依然在發展壯大，依然在打勝仗。”

　　“時至今日，蔣介石及國民黨反動派還在師其故智，天天在強調其所謂‘軍令政令之統一’。而這所謂‘統一’者，不是別的，就是要把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取消’五分之四，和‘限期集中使用’。誰也明白，這樣的‘統一’，也并非‘統一’到蔣介石手里，而是實實在在地‘統一’到日本人手里。因為五分之四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取消’了，其余五分之一又‘集中使用’起來了，五分之四以上已解放的中國國土，不就‘統一’到了日本人手里嗎？真是替日本人幫忙的好計策！天皇陛下之傳令嘉獎是毫無疑義的了。”

　　總之，常凱申之流反動派總是以“亂”會影響國家建設來作為鎮壓人民的借口。他們心中所想的是他們一小撮特權階級的國家，絕不是最廣大的勞苦大眾的國家，更不會考慮最廣大的勞苦大眾——勞苦大眾在他們的眼里不過是可有可無的螻蟻。

　　事實上，只有砸爛那個吃人的舊世界，只有人民真正當家做主，才能進行更好的人民國家建設。

　　4

　　毛主席是如何看待“亂”的呢？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1926年12月27日，長沙農民代表大會舉行閉幕典禮，毛澤東應邀在典禮上作了關于建立革命聯合戰線的講演，他說：

　　“反革命方面，已有國際、全國和全省的聯合戰線；革命方面，也應該有同樣的聯合戰線來抵抗他們。”

　　毛澤東肯定了湖南農民運動以暴力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斗爭中必取的手段。”他嚴厲駁斥了“惰農運動”之類對農民運動的污蔑和“帝國主義沒有打倒以前，我們內部不能鬧事”的反動論調。他說：

　　“過去軍閥政府時代，只準地主向農民加租加息，難道現在農民向地主要求減租減息，就是‘鬧事’了嗎？如果是這樣，那么，這種只準地主向農民壓榨，不準農民向地主作斗爭的，就是站在帝國主義、反革命一邊的人，就是破壞革命的人。”

　　1957年6月22日，《人民日報》為慶祝《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刊發問世發表了由胡喬木起草經毛主席修改的社論《不平常的春天》，摘要如下：

　　對于毛主席代表黨中央所提出的方針（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筆者注），各種人的反映是不同的。”“黨內也有一部分人曾經懷疑甚至反對這個方針，他們害怕這將要引起天下大亂，或者因為他們沾染著比較濃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習氣，害怕受到群眾的攻擊。這一部分人落到了客觀事物運動的后面，只是依靠黨的教育改正了自己的錯誤觀點，才能跟上歷史的腳步。

　　1957年10月13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見《毛澤東選集》）：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不要怕下不得臺，可以下臺的。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民主黨派成員的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66年）六月十日，他（毛主席——筆者注）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在各地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問題，最初打擊面寬也不可怕，以后再分類排除，要依靠運動中涌現的積極分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他說：

　　“關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般不占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類排除。”

　　▲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66年）8月4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插話中說：中央自己違背了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人家起來了，又來鎮壓。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人家提意見，就是聽不進去，聽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什么群眾路線，什么相信群眾，什么馬列主義，都是假的。已經是多年如此，凡碰上這類的事情，就爆發出來，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個階級方面，向哪個階級作斗爭。劉少奇說：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什么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么怕？葉劍英說：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今天大會不開了，開小組會好了。把這里講的傳達給大家，你們分別去參加。

　　8月5日上午，八屆十一中全會印發了聶元梓等7人的大字報及6月2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毛澤東在該文中“對于無產階級革命派來說，我們遵守的是中國共產黨的紀律，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句后面，加了一條批注，他寫道：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

　　該批注收錄于《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

　　▲ 圖片來源：《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2》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1967年）上半年，（毛主席）在同一位身邊工作人員的一次談話中說：你總說“亂”。你沒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條：這個運動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我也準備它失敗。現在看來，群眾是發動起來了，我很高興，他們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隨我南征北戰的老同志，我沒有忘記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周總理跟我講哪些人有困難，我都讓周總理去保他們。

　　▲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1967年）十月十二日，毛澤東再次會見謝胡率領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對他們說：“這是一次審查干部的好機會。”他又講道：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也不接近下級干部，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因為國家這么大，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我都沒有見過，人都不認識。“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為什么我們不怕亂呢？因為你不讓它亂，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來。”

　　▲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傳》

　　毛主席不怕“亂”——不怕人民革命的“亂”，不怕人民解放自己的“亂”，不怕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亂”。

　　毛主席的守法，是要遵守讓人民得解放不受壓迫的革命的法，遵守的是革命秩序。對一切壓迫人民的反革命秩序——堅決砸爛。

　　只要是壓迫人民的枷鎖，毛主席就不怕“亂”，一定要砸爛套在人民頭上的枷鎖，砸碎舊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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