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毛澤東同志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

　　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后來“三查三整”，也沒有采取這種形式。在革命戰爭時期，沒有人給我們發餉，沒有制造槍炮的工廠，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是依靠戰士，依靠當地人民，依靠群眾。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民主作風。但是，那個時候，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在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如果內部這么大鬧，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戰爭結束了，全國除臺灣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新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這種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學會，幾個月就可以學會。

　　對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主要有兩怕：一個是怕亂。你們怕不怕亂？我看有許多人是怕亂的。還有一個是怕下不得臺。當工廠廠長的，當合作社主任的，當學校校長的，當黨委書記的，怕一放出來，火一燒，怎么下臺呀？現在容易說通了，在五月間那個時候，就很不容易說服人。北京三十四個大專院校，開了很多會才放開。為什么可以不怕？為什么放有利？大鳴大放有利，還是小鳴小放有利？或者不鳴不放有利？不鳴不放是不利的，小鳴小放不能解決問題，還是要大鳴大放。大鳴大放，一不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當然，個別的人除外，比如丁玲，她就下不得臺。還有馮雪峰，他在那里放火，目的是要燒共產黨，就下不得臺。那是少數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臺，可以下臺的。無非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之類的毛病，有則改之，不應當怕。基礎就是要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相信人民中間的大多數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數是好人，農民的大多數是好人。共產黨里，青年團里，大多數是好人。他們不是想要把我們國家搞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資本家、民主黨派成員的多數，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們不要怕亂，不會亂，亂不了。應當相信多數，這里所謂多數，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社會主義革命對我們都是新的。我們過去只搞過民主革命，那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不破壞個體所有制，不破壞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只破壞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所以，有許多人，民主革命這一關可以過來。這里頭，有些人對徹底的民主革命就不熱心，是勉強過來的；有些人對徹底的民主革命是肯干的，這一關過來了。現在是過社會主義的關，有些人就難過。比如，湖北有那么一個雇農出身的黨員，他家是三代要飯，解放后翻身了，發家了，當了區一級干部。這回他非常不滿意社會主義，非常不贊成合作化，要搞“自由”，反對統購統銷。現在開了他的展覽會，進行階級教育，他痛哭流涕，表示愿意改正錯誤。為什么社會主義這個關難過呢？因為這一關是要破資本主義所有制，使它變為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要破個體所有制，使它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當然，這個斗爭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長時間叫過渡時期，現在也還很難定。今年是斗爭的一個洪峰。以后是不是年年要來一個洪峰？象每年黃河的洪峰要來一樣，我看恐怕不是那樣。但是，這樣的洪峰，以后也還會有的。

　　現在，全國究竟有多少人不贊成社會主義？我和許多地方同志摸了這個底。在全國總人口中間，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這里包括地主階級，富農，一部分富裕中農，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層小資產階級，甚至個別的工人、貧下中農。六億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萬人。這個數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們說要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有兩個出發點：第一，我們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贊成社會主義。這里包括無產階級，農村里頭半無產階級的貧農，下中農，還有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多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以及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第二，在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里邊，最頑固的分子，包括極右派，反革命，搞破壞的，還有不搞破壞但很頑固的，可能要帶著頑固頭腦到棺材里面去的，這樣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萬。一千二百萬人，如果集合起來，手里拿了槍，那是個很大的軍隊。但是，為什么天下又不會大亂呢？因為他們是分散在這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這個農村，那個農村；這個工廠，那個工廠；這個學校，那個學校；這個共產黨支部，那個共產黨支部；這個青年團支部，那個青年團支部；這個民主黨派的支部，那個民主黨派的支部；是分散在各處，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會大亂。

　　社會主義革命是在一個什么范圍內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階級之間的斗爭呢？就是無產階級領導勞動人民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我國無產階級數目比較小，但是它有廣大的同盟軍，最主要的就是農村里頭的貧農、下中農，他們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還要多一點。富裕中農大約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現在的富裕中農大體分三部分：贊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動搖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對的，占百分之二十。這幾年來，經過教育改造，地主、富農也有分化，現在也有不完全反對社會主義的。對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為他們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事實不是那樣。在全國總人口中，贊成社會主義的，有百分之九十。我們要相信這個多數。經過工作，經過大辯論，還可能爭取百分之八，就變成百分之九十八。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當然，要注意，剛才鄧小平同志講了，它還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富農是農村的資產階級，他們在農村說話沒有什么人聽。地主的名聲更臭。買辦資產階級早就臭了。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農村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富裕中農），城市的上層小資產階級（一些比較富裕的小業主）和他們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就有些影響了。特別是這個知識分子吃得開，那一樣都缺不了他。辦學校要有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辦報紙要有新聞記者，唱戲要有演員，搞建設要有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現在知識分子有五百萬人，資本家有七十萬人，加在一起，約計六百萬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萬人。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是比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術的。右派翹尾巴也在這里。羅隆基不是講過嗎，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領導不了他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他不說他是資產階級，一定要說他是小資產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我看，不僅是無產階級的小知識分子，就是大字不認得幾個的工人、農民，也比他羅隆基高明得多。

　　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知識分子，他們里頭的右派和中間派，對于共產黨、無產階級的領導是不服氣的。講擁護共產黨，擁護憲法，那也是擁護的，手也是舉的，但是心里是不那么服氣的。這里頭就要分別了，右派是對抗的，中間派是半服半不服的。不是有人講共產黨這樣也不能領導，那樣也不能領導嗎？不僅右派有這個思想，中間派有些人也有。總而言之，照他們的說法，差不多就完了，共產黨非搬到外國不可，無產階級非上別的星球不可。因為你這樣也不行，那樣也不行嘛！無論講那一行，右派都說你不行。這一次辯論的主要目的，就是爭取半服半不服的中間派，使他們懂得這個社會發展規律究竟是一件什么事，還是要聽文化不高的無產階級的話，在農村里頭要聽貧農、下中農的話。講文化，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不如他們，但是講革命，就是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行。這可不可以說服多數人？可以說服多數人。資產階級的多數，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多數，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多數，是可以說服的。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工程師中的多數，是可以說服的。不大服氣的，過若干年，慢慢就會服氣了。

　　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上，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是沒有階級性的。什么大鳴、大放、大字報，右派也可以搞。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 并沒有講什么大鳴， 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大”字。去年五月，我們在這里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后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問題都要鳴放，叫作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這個口號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間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究竟對那個階級有利？歸根結底，對無產階級有利，對資產階級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國家亂，而愿意建成社會主義，百分之十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人中間，有許多人是動搖的，至于堅決反社會主義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亂得了呀？所以，大鳴大放的口號，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方式和方法，歸根結底有利于多數人，有利于多數人的自我改造。兩條道路，一條社會主義，一條資本主義，歸根結底有利于社會主義。

　　我們不要怕亂，也不要怕下不得臺。右派是下不了臺的，但也還是可以下臺。按照辯證法，我看右派會一分為二。可能有相當多的右派分子，大勢所趨，他們想通了，轉好了，比較老實，比較不十分頑固了，那個時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還要安排工作。少數極頑固的，可能死不改悔，戴著右派帽子進棺材，那也沒有什么了不起，這樣的人總是會有的。

　　右派這么鬧一下，使我們摸了一個底：一方面，贊成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九十，可能爭取到百分之九十八；另一方面，不贊成或者反對社會主義的，是百分之十，其中堅決反社會主義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摸了這樣的底，就心中有數了。在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下，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用我們這個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辦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樣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現在波蘭發生的那樣的事件。我們不需要象波蘭那樣封一個刊物，我們只要黨報發一兩篇社論就行了。對文匯報，我們寫了兩篇社論批評它，頭一篇不徹底，沒有講透問題，再發第二篇社論，它就自己改。新民報也是它自己改。在波蘭就不行，他們那里反革命的問題沒有解決，右派的問題沒有解決，走那條道路的問題沒有解決，又不抓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所以封一個刊物就惹起事來了。我看中國的事情好辦，我是從來不悲觀的。我不是說過，亂不了，不怕亂嗎？亂子可以變成好事。凡是放得徹底的地方，鬼叫一個時候，大亂一陣，事情就更好辦了。

　　我國解放以前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現在是一千二百萬工人。工人階級人數雖然少，但只有這個階級有前途，其他的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都要過渡到工人階級那方面去。農民頭一步過渡到集體化的農民，第二步要變為國營農場的工人。資產階級要滅掉。不是講把人滅掉，是把這個階級滅掉，人要改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改造，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過來，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我講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知識分子如果不附在無產階級身上，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險。現在許多人進了工會，有人說進了工會豈不就變成工人階級了嗎？不。有的人進了共產黨，他還反共，丁玲、馮雪峰不就是共產黨員反共嗎？進了工會不等于就是工人階級，還要有一個改造過程。現在民主黨派的成員、大學教授。文學家、作家，他們沒有工人朋友，沒有農民朋友，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比如費孝通，他找了二百多個高級知識分子朋友，北京、上海、成都、武漢、無錫等地都有。他在那個圈子里頭出不來，還有意識地組織這些人，代表這些人大鳴大放。他吃虧就在這個地方。我說，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不要搞那二百個，要到工人、農民里頭去另找二百個。我看知識分子都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找朋友，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農民那里。要找老工人做朋友。在農民中，不要輕易去找富裕中農做朋友，要找貧農、下中農做朋友。老工人辨別方向非常之清楚，貧農、下中農辨別方向非常之清楚。

　　整風有四個階段：放，反，改，學。就是一個大鳴大放，一個反擊右派，一個整改，最后還有一個，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風細雨，開點小組會，搞點批評和自我批評。今年五月一比中共中央發表的整風文件中講和風細雨，當時許多人不贊成，主要是右派不贊成，他們要來一個急風暴雨，結果很有益處。這一點我們當時也估計到了。因為延安那一次整風就是那樣，你講和風細雨，結果來了個急風暴雨，但是，最后還是歸結到和風細雨。一個工廠，大字報一貼，幾千張，那個工廠領導人也是很難受的。有那么十天左右的時間，有些人就不干了，想辭職，說是受不了，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北京那些大學的黨委書記就吃不下飯，睡不著覺。那時候右派他們說，你們不能駁，只能他們鳴放。我們也講，要讓他們放，不要駁。所以，五月我們不駁，六月八日以前，我們一概不駁，這樣就充分鳴放出來了。鳴放出來的東西，大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正確的，有百分之幾是右派言論。在那個時候，就是要硬著頭皮聽，聽了再反擊。每個單位都要經過這么一個階段。這個整風，每個工廠，每個合作社都要搞。現在軍隊也是這樣搞。這樣搞一下很必要。只要你不搞，“自由市場”又要發展的。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風，共產黨、青年團、民主黨派、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新聞記者、工程師、科學家里頭，又要出許多怪議論，資本主義思想又要抬頭。比如房子每天要打掃，臉每天要洗一樣，整風我看以后大體上一年搞一次，一次個把月就行了。也許那時候還要來一點洪峰。現在這個洪峰不是我們造成的，是右派造成的。我們不是講過嗎？共產黨里頭出了高崗，你們民主黨派一個高崗都沒有呀？我就不信。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么一些人，你們民主黨派不是也出了嗎？

　　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要承認有改造的必要。右派就不承認自己有改造的必要，而且影響其他一些人也不大愿意改造，說自己已經改造好了。章乃器說，改造那怎么得了，那叫做抽筋剝皮。我們說要脫胎換骨，他說脫胎換骨就會抽筋剝皮。這位先生，誰人去抽他的筋，剝他的皮？許多人忘記了我們的目的是干什么，為什么要這么搞，社會主義有什么好處。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為了要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建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些老知識分子會要逼得非變不可，因為新知識分子起來了。講學問，你說他現在不行，他將來是會行的。這批新的人出來了，就對老科學家、老工程師、老教授、老教員將了一軍，逼得他們非前進不可。我們估計，大多數人是能夠前進的，一部分是能夠改造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

　　無產階級必須造就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這跟資產階級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一樣。一個階級的政權，沒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那是不行的。美國沒有那樣一些知識分子，它資產階級專政怎么能行？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一定要造就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包括從舊社會來的經過改造真正站穩工人階級立場的一切知識分子。右派中間那些不愿意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有人說，要先專后紅。所謂先專后紅，就是先白后紅。他在這個時候不紅，要到將來再紅，這個時候不紅，他是什么顏色呀？還不是白色的。知識分子要同時是紅的，又是專的。要紅，就要下一個決心，徹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這并不是要讀很多書，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無產階級，什么叫無產階級專政，為什么只有無產階級有前途，其他階級都是過渡的階級，為什么我們這個國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為什么一定要共產黨領導等等問題。

　　我在四月三十日講的那些話，許多人就聽不進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說中國有五張皮。舊有的三張：帝國主義所有制，封建主義所有制，官僚資本主義所有制。過去知識分子就靠這三張皮吃飯。此外，還靠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一個小生產者所有制即小資產階級所有制。我們的民主革命，是革前三張皮的命，從林則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社會主義革命是革后兩張皮：民族資本主義所有制和小生產者所有制。這五張皮現在都不存了。老皮三張久已不存，另外兩張也不存了。現在有什么皮呢？有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張皮。當然，這又分兩部分，一個全民所有制，一個集體所有制。現在靠誰吃飯？民主黨派也好，大學教授也好，科學家也好，新聞記者也好，是吃工人階級的飯，吃集體農民的飯，是吃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飯，總起來說，是吃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飯。那五張舊皮沒有了，這個毛呢，現在就在天上飛，落下來也不扎實。知識分子還看不起這張新皮，什么無產階級、貧農、下中農，實在是太不高明了，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三教九流”[1]都不如他。他不愿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過去反對的人多，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天天反，說是“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害得大家生怕這個東西。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把他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成無產階級世界觀，這要一個過程，而且要有一個社會主義思想革命運動。今年這個運動，就是開辟這條道路。

　　現在有些機關、學校，反過右派之后，風平浪靜，他就舒舒服服，對提出來的許多正確意見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機關、學校就發生這個問題。我看，這個整改又要來一個鳴放高潮。把大字報一貼，你為什么不改？將一軍。這個將軍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個短時期，比如一兩個月。還要學，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風細雨，搞點批評和自我批評，那是在第四個階段。這個學，當然不是一兩個月了，只是講這個運動告一段落，引起學習的興趣。

　　反擊右派總要告一個段落嘛！這一點，有的右派估計到了。他說，這個風潮總要過去就是了。很正確呀，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現在北京這個反右派的空氣，就比較不那么濃厚了，因為反得差不多了，不過還沒有完結，不要松勁。現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羅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還要說服他，說幾次，他硬是不服，你還能天天同他開會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遠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們人數很少，擺到那里，擺他幾十年，聽他怎么辦。多數人總是要向前進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丟到海里頭去呢？我們一個也不丟。右派，因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所以是一種敵對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對待，其基本標志，就是不取消他們的選舉權。也許有個別的人，要取消他的選舉權，讓他勞動改造。我們采取不提人，又不剝奪選舉權的辦法，給他們一個轉彎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們。不是剛才講分兩種人嗎？一種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歸到人民的隊伍；一種就是頑固到底，一直到見閻王。他說，我是不投降的，閻王老爺你看我多么有“骨氣”呀！他是資產階級的忠臣。右派跟封建殘余、反革命是有聯系的，通氣的，彼此呼應的。那個文匯報，地主看了非常高興，他就買來對農民讀，嚇唬農民說，你看報紙上載了的呀！他想倒算。還有帝國主義、蔣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氣的。比如臺灣、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擁護的。美帝國主義也很同情右派。我曾經跟各位講過，假如美國人打到北京，你們怎么樣？采取什么態度？準備怎么做？是跟美國一起組織維持會？還是跟我們上山？我說，我的主意是上山，第一步到張家口，第二步就到延安。說這個話是極而言之，把問題講透，不怕亂。你美國占領半個中國我也不怕。日本不是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嗎？后來我們不是打出一個新中國來了嗎？我跟日本人談過，要感謝日本帝國主義，他們這個侵略對于我們很有好處，激發了我們全民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提高了我國人民的覺悟。

　　右派不講老實話，他不老實，瞞著我們干壞事。誰曉得章伯鈞搞了那么多壞事？我看這種人是官越做得高，反就越造得大。章羅同盟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口號最喜歡了。他們利用這兩個口號反對我們。我們說要長期共存，他們搞短期共存；我們說要互相監督，他們不接受監督。一個時期他們瘋狂得很，結果走到反面，長期共存變成短期共存。章伯鉤的部長怎么樣呀？部長恐怕當不成了。右派當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么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點職務不安排，一點工作不給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錢偉長，恐怕教授還可以當，副校長就當不成了。還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暫時也不能當，學生不聽。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學校里頭分配一點別的工作，讓他有所改造，過幾年再教書。這些問題都要考慮，是一個麻煩的問題。革命這個事情就是一個麻煩的事情。對右派如何處理，如何安排，這個問題請諸位去議一下。

　　各民主黨派什么情況，基層什么情況，恐怕你們這些負責人也不摸底。堅決的右派分子，在一個時候，在一些單位，可以把水搞得很混，使我們看不見底。一查，其實只有那么百分之一、二。一把明礬放下去，就看見了底。這次整風，就是放一把明礬。大鳴、大放、大辯論之后，就看得見底了。工廠、農村看得見底，學校看得見底，對共產黨、青年團、民主黨派，也都有底了。

　　現在，我講一講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經過兩年的實踐，基本要求還是那個四、五、八，就是糧食畝產黃河以北四百斤，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以南八百斤。十二年要達到這個目標，這是基本之點。整個綱要基本上沒有改，只是少數條文改了。有些問題已經解決了，如合作化問題就基本上解決了，相應的條文就作了修改。有些過去沒有強調的，如農業機械、化學肥料，現在要大搞，條文上就加以強調了。還有條文的次序有些調動。這個修改過的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經過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聯席會議討論以后，要重新公布，拿到全國農村中去討論。工廠也可以討論，各界、各民主黨派也可以討論。這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是中共中央這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不是章伯鈞那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

　　發動全體農民討論這個農業發展綱要很有必要。要鼓起一股勁來。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松了勁，加上城鄉右派一間，勁就更不大了，現在整風反右又把這個勁鼓起來了。范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后的說來，實現這個綱要是有希望的。我們中國可以改造，無知識可以改造得有知識，不振作可以改造得振作。

　　綱要里頭有一個除四害，就是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不曉得諸位如何？恐怕你們也是有興趣的吧！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把這幾樣東西搞掉也是不容易的。除四害也要搞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計劃生育也有希望做好。這件事也要經過大辯論，要幾年試點，幾年推廣，幾年普及。

　　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里頭就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僅是農業計劃，還有工業計劃和文教計劃。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后，我們國家的面貌是會有個改變的。

　　我們預計，經過三個五年計劃，鋼的年產量可以搞到兩千萬噸。今年是五百二十萬噸，再有十年大概就可以達到這個目標了。印度一九五二年鋼產量是一百六十萬噸，現在是一百七十幾萬噸，它搞了五年只增加十幾萬噸。我們呢？一九四九年只有十九萬噸，三年恢復時期搞到一百多萬噸，又搞了五年，達到五百二十萬噸，五年就增加三百多萬噸。再搞五年，就可以超過一千萬噸，或者稍微多一點，達到一千一百五十萬噸。然后，搞第三個五年計劃，是不是可以達到兩千萬噸呢？是可能的。

　　我說我們這個國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說沒有希望，那是完全錯誤的。他們沒有信心，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那當然沒有信心。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是完全有信心的。

　　【注釋】

　　[1]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和農家。“三教九流”后來是泛指宗教和學術的各種流派，舊社會中也用來泛稱江湖上各種各樣的人。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第480--4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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