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沂蒙，是洪太行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時的戰友，和洪太行一樣是“紅二代”，在北大荒時救過洪太行的命。在1976年時作為工農兵學員被推薦上了北京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央辦公廳，給中央的一位古首長當秘書。改革開放初期下派到華北某個貧困縣當縣委書記，一直做到某沿海城市的市長，后來調任北方某省的省長，短短幾年的時間便重新振興了老工業基地。在改革過程中陳沂蒙以“敢吃螃蟹”、“啃硬骨頭”著稱，有“陳旋風”的美譽。陳沂蒙剛上任東江省省委書記，便遇到了東鋼并購過程中的工人維權事件。陳沂蒙在與東鋼工人進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叫停了東鋼并購的進程。在顧箏和栗紅聯手曝出了鳳凰島的腐敗內幕后，陳沂蒙對鳳凰島的腐敗勢力進行了徹查。盡管鳳凰島的腐敗勢力受到了打擊，但是陳沂蒙的所作所為并不能使高層滿意，最終被黯然調離了東江省。

　　在《黑與白》里，陳沂蒙是以“保守的改革派”形象出現的。一方面陳沂蒙以雷厲風行的改革獲得了“陳旋風”的稱號，另一方面陳沂蒙的想法往往與其他改革派相左，被不少改革派認為思想保守。陳沂蒙的第一次出場是在洪太行舉辦的一場談論時事政治的沙龍中。洪太行的一個朋友江海洋在發言中贊揚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以及南斯拉夫的市場化改革，認為“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思維模式已經過時。陳沂蒙的發言對國內改革方面保留了意見，他認為改革必須要顧及本國的國情，要照顧到大多數老百姓的利益。陳沂蒙的發言并沒有引起他人的共鳴，大多數人并不認同陳沂蒙的觀點。在國企改制的時代背景下，在東鋼的并購項目中以羅寶昌省長和虞副省長為代表的官員順應改革潮流支持東鋼并購，而陳沂蒙則因為東鋼并購項目損害了大多數工人的利益而叫停了項目。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陳沂蒙的所作所為無疑會被扣上保守派的帽子。

　　盡管保守派這頂帽子并不好聽，但是正是這份“保守”，使得陳沂蒙不同于那群唯利是圖、結黨營私的“改革家”。陳沂蒙的“保守”深受古首長的影響，首長常常教導他作為干部要為官一方、造福一方，腳踏實地地為人民群眾服務。在擔任首長秘書和C縣縣長期間，陳沂蒙便做事親歷親為，在全國多處進行考察和調研。在陳沂蒙上任東江省省委書記時，陳沂蒙與老首長見了一次面，見面時，老首長便對允許資本家入黨一事詢問陳沂蒙的意見，并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老首長針對當時流行甚廣，包括到至今仍頗有市場的“補課論”進行了批評，指出“補課論”不過是“愛資病”患者拒絕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借口罷了。這些談話表現了首長對黨和國家事業前程的擔憂。首長的教誨再次鼓舞了陳沂蒙，剛剛走馬上任，陳沂蒙也顧不上要召開的省委常委會，便匆匆趕往東鋼制止了公安部門驅散工人的行動，在現場舉辦了一場聯席會議，了解東鋼工人的呼聲。在當時國企改制的浪潮下，東鋼進行改制和并購可以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了，是非常符合當時改革精神的一件事情。并且在整個項目的過程中有多方勢力的推動，陳沂蒙若反對這個項目，不僅僅會得罪多方勢力，還會與當時的政策潮流相違背。然而陳沂蒙看到了其他“改革者”看不到的一面，那就是人民群眾的利益。在與顧致真的談話里，他了解到了東鋼之所以連年虧損并非經營問題，而是干部們坐享高薪、坐吃山空的結果，將大多數工人的財富裝到少數干部的腰包里。這個結果并非是當年國企的個例，而是大多數國企經營不善的真實情況。有人失去了鐵飯碗，有人攥緊了金飯碗。在省委常委會上，陳沂蒙說：“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發展和發展生產力，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開發的成果，而不是將最廣大人民群眾當成包袱扔掉。”在眾人的議論紛紛下，東鋼的并購項目被暫停了。

　　從上面我們可以看出，陳沂蒙的“保守”正是他沒有將人民群眾當作包袱給扔掉，人民群眾的包袱使得他無法像書里其他的“改革者”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改革的大潮下，他沒有拋棄那份社會主義的初心。暫停東鋼的并購項目需要承受來自多方面的壓力，即包括上層的壓力、同僚的壓力，還有東鋼并購項目收益者之一、好友洪太行的壓力，但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為了自己內心的那份信念，陳沂蒙最終跨出了那一步。這種沖破種種阻力的行為頗有一名改革者的氣魄。

　　陳沂蒙的改革之路最終走向了失敗。盡管陳沂蒙處理了鳳凰島的腐敗事件，但是由于妻子蕭瀟背著陳沂蒙接受了杜威的別墅，使得陳沂蒙也受到了牽連。上任東江省省委書記沒多久，陳沂蒙便被黯然調離了東江省，其職位由自由派江海洋擔任。

　　陳沂蒙為何最終失敗？是否因為妻子蕭瀟的作為？或許有一部分原因在里面，但這并不是主要原因。白文在和宋曉帆談話時說：“對于陳沂蒙的所作所為，中國高層顯然不大滿意，否則，不會這么短時間就把他調離東江。中國的改革已經不可逆轉，任何保守的勢力都無法改變、延緩。”陳沂蒙的失敗就在于步伐不協調，他一條腿要走資本主義的路，另一條腿還想要走社會主義的路。毫無疑問，陳沂蒙是資本主義改革道路上的一員，否則也不會有“陳旋風”的故事，也不會坐到東江省省委書記的位置上。但是陳沂蒙的那份社會主義的初心使得他不像其他的改革者一樣能夠在改革的道路上無所顧慮地前進。國企改制是走市場經濟的必然道路，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勞動力成為商品，工人必然要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無法再做當家作主的主人。因此在當年的國企改制過程中有大量的工人下崗，失去了自己的鐵飯碗成就了少數人的金飯碗。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和工人群眾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兩者必選其一。而陳沂蒙一方面認為國企改制走市場經濟道路是必要的，另一方面他又放不下那些因為國企改制而利益受損的工人群眾。一個人要么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要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陳沂蒙在這方面的態度搖擺不定，束縛住了自己的手腳，最終被黯然調離東江省，東鋼工人的利益也得不到最終的保障——隨著江海洋的上任，東鋼改制的進程已經無法逆轉。

　　陳沂蒙之所以兩條腿走兩條路，我認為是其對改革究竟是走社會主義的路還是走資本主義的路未能有清晰的了解。陳沂蒙說過：“如果國有企業改制，都像東鋼這樣把大多數工人的財富裝到少數干部的腰包里，我們的改革就像小平同志說的那樣，真的走上邪路了。”包括古首長也在談話中提到：“補資本主義課這種論調就違背了小平的意愿。”陳沂蒙和古首長都認為，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損害工人群眾利益的行為是可以避免的。然而稻路所謂的“初級階段”就是“補課論”的體現，國企的改制就是稻路的必然選擇，其必然傷害大多數工人的利益。陳沂蒙、古首長他們反對“補課論”，但是又沒能分辨出現實存在的“補課論”。我相信陳沂蒙內心的社會主義信仰是真誠的，但是由于錯誤的認知引導使其走在錯誤的道路上，陳沂蒙是無法找到他真正想要的答案的。

　　有不少的紅友認為陳沂蒙是社改派，并且在現實中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未來寄托在了黨內的這些“健康力量”身上，這種想法我是不贊同的。何為社改派？社改派是在道路斗爭中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人。而陳沂蒙算是社改派嗎？并不是，因為在資產階級專政、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情況下并不存在真正的社改派。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下，無產階級想要取得政權當家作主，除了殘酷的階級斗爭和革命戰爭外，并無其他選擇。在資本主義的環境里把希望寄托于社改派，就是希望能夠通過和平、合法的改革方式，和風細雨地將政權從資產階級的手里轉移到無產階級的手里。企圖通過和平的方式使資產階級將政權拱手相讓，這無疑是一種機會主義。沒有階級斗爭沒有革命，資產階級憑什么要讓出他們眼前的利益？一旦改革觸及到了私有制，他們就會毫不留情地派出軍隊鎮壓改革者。從歷史里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社會民主主義的思維其實早已破產，社民不僅無法取得政權，有的甚至還淪為了帝國主義的幫兇。槍桿子里出政權，上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正是因為革命者掌握了槍桿子，無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槍桿子，就無法取得自己應有的地位。

　　資本主義不會存在社改派，只有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才有真正的社改派。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仍存在階級斗爭，黨內兩條道路的斗爭仍在繼續，一派是妄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另一派就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社改派。而毛主席就是這樣的一位社改派，在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耗盡了后半輩子的精力來捍衛無產階級專政，堅持走社會主義式的改革道路，對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采取既斗爭又團結的方式，希望他們能夠迷途知返。晚年甚至不惜“跌得粉碎”，也要捍衛由無數烈士的鮮血換來的無產階級的政權。毛主席這樣的人，才能夠稱得上是真正的社改派。

　　在資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如果存在著什么“健康力量”，他們也是無法有所作為的。陳沂蒙滿懷抱負地來到東江，短短時間內就被黯然調離東江。他們或許能改變一時，但是并不能夠改變一世。陳沂蒙擔任東江省省委書記可以說是顧箏、王晟、栗紅的幸運，當顧箏將鳳凰島腐敗情況曝光在銅匭網后，杜威、郎濤便迅速采取手段封禁了銅匭網，并且發布對顧箏和栗紅的通緝令。如果不是陳沂蒙的徹查，鳳凰島腐敗大案或許再次被掩蓋，而顧箏和栗紅很有可能像王晟一樣含冤入獄。在鳳凰島腐敗大案后，陳沂蒙被調離，自由派江海洋的到來將使陳沂蒙在東江的種種努力化為泡影，“改革”的進程是陳沂蒙無法阻擋的。不把希望寄托在階級斗爭而是寄托在“健康力量”的改革上，我們終將一無所獲。綜上所述，我認為拋棄掉對“健康力量”的幻想是非常有必要的。

　　陳沂蒙兩條腿走兩條路最終栽了跟頭，對于現實中的我們是一個很好的警示。一個人不可能既支持資產階級的道路又支持無產階級的道路，在兩條截然相反的道路面前我們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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