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國家與民族：政治暴力與集體認同》一書出自格拉斯哥大學文化政策系教授菲利普·施萊辛格。該書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91年。本書致力于從不同側面展現：英美國家如何界定國家和社會的敵人，并如何有效控制后者的形象塑造，限制其有效發聲。
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從英國政府、警方嚴控BBC以及英國其他媒體，由此來應對北愛爾蘭地區的“共和軍”（該組織致力于實現北愛爾蘭地區的獨立，并重新加入愛爾蘭）通過制造暴力所發起的挑戰說起。
英國（以及美國）熱衷于在西歐和北歐以外的任何國家和地區挑唆所謂的民主化運動。但類似的運動一旦在本國出現苗頭，則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
當類似于北愛地區行動組織借暴力提出政治訴求的情況發生后，英國對于本國范圍內的這類暴力采取了非常嚴厲的打擊回應，正如書中談到的，基本上拒絕跟這類行動組織談判（哪怕對方劫持人質），限制其通過媒體提起訴求。而這類情況出現在英國以外時，不僅英國官方屢屢“拉偏架”，而且還鼓勵諸如BBC等英國媒體呈現暴力組織的訴求。
甚至而言，英國、法國等通常意義上的民主國家，在運用國家壟斷的暴力時非常嫻熟，并擅長掩蓋這類做法，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期間，法國政府頻頻采用酷刑。如前述的北愛運動的分子，被英國關押后，獲得了所謂的“病理治療”，其實也就是嚴刑逼供。如果再往前追溯，就可以發現，在民權運動中，美國FBI采取過系統性的暴力手段。這些暴力的行使，如撒切爾夫人所說，是為了捍衛“法律與秩序”。而英國政府還曾在20世紀70年代末明確將北愛運動組織等，悉數界定為恐怖主義，而打擊恐怖主義采取的暴力，無論在什么程度上都是合法的。
這也意味著，在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的政治觀念中，民主國家的秩序、合法、理性要遠遠勝過民主訴求，但這個等式對非英美國家就不再成立（雖然對英美國家的非民主國家盟友的暴力做法，英美國家官方通常予以立場上的回避，但很少進行過支持）。
《媒體、國家與民族：政治暴力與集體認同》書中指出，英美國家還強調，如果讓“恐怖分子有意識地去利用媒體的角色”，會對自由民主政體造成傾覆式的后果。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嚴重后果，鉗制輿論，限制媒體功能運轉，就是英美國家的合理行為。
當然，英美國家進行區分型的有關界定，很大程度上與二戰戰后諸如巴解組織之類的擅長場景展演的政治組織崛起，并造成以色列等國家在政治上的巨大被動有關。通過限制媒體，并凸顯相關政治組織對于公眾安全的威脅，這事實上擴大了英美國家警方的行動空間，“創造了一種寬容的輿論氛圍”。
《媒體、國家與民族：政治暴力與集體認同》這本書的第二部分展現了英美國家在冷戰時期，如何與國內的意識形態敵人進行斗爭，并反過來塑造其后者形象，使之從主流的政治輿論場淡出的過程。
按照書中所述，英國警方以及軍方情報部門等相關方面（在1945-1991年）都認為，在英國國內發生的所有形式的抗議，都與蘇聯共產主義顛覆西方的陰謀有關。正因為這樣，英國官方和學界相當警惕本國高校的左翼學生，也認為右翼不是什么嚴重問題。因而通過系統的政治宣傳，將蘇聯及其羽翼的東歐各國，與英國本土的左翼組織都說成是一體，然后借助對媒體的控制同時在國內和國外展開所謂的心理戰。
英國（以及美國）的政治學者在意識到消費主義潮流，包括音樂、娛樂、時尚等誘惑對于蘇東集團強調的單調、有序、刻板的生活方式造成巨大沖擊后，進一步強化了對共產主義的政治和社會偏見。比如，英美國家的電影工業出品的作品中，涉及描繪蘇東集團國家民眾的畫面時，不允許展現笑容，因為審查者認為在物質匱乏的社會，是不可能存在真誠的笑容的。這也說明在界定敵對意識形態（國家、群體）時，英美國家的政治學者以及當政者其實陷入了與蘇東集團同類型的偏狹。
《媒體、國家與民族：政治暴力與集體認同》書中的第三部分談到了基于偏狹的、雙標式的敵友觀念，英美國家從而重新構建出了兩個依照不同標準和模式來運行的政治世界（正如前面提到的，非英美國家事實上在政治輿論場中被要求履行更高的道德標準），進而討論了存在于社會集體和文化集體中的個體認同問題：
這個認同的根本問題是，經由英美國家多年來偏狹、雙標式的敵友觀念的塑造，英美國家民眾對于原屬蘇東集團的歐洲國家，有著一種非常刻板的、歧視性的認知，由此使得20世紀90年代以后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得以加速的歐洲聯合，面臨根系上的不穩定。具有諷刺意味的是，21世紀初，隨著法德等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與美英分歧變得突出，后者干脆將法德等國稱為“舊歐洲”，而是宣稱那些在蘇聯解體后才一步步被納入到歐洲體系的原東歐、東南歐國家因貼近美國立場，才是符合英美價值標準的“新歐洲”（雖然這些國家在政治運行上，更接近于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拉美國家）。此舉再度造成了民眾的認知錯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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