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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論對外貿易

工人農民 · 2014-05-2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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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富論》論對外貿易

  ——學習《國富論》的體會(20)

  亞當·斯密的對外貿易和對內貿易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用自己消費不了的剩余生活資料和便利品即國民財富,交換別人(別國)的剩余國民財富。所以,兩者都是物物交換!

  重商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把金銀或者貨幣,看做國民財富,因此,無論是國內貿易還是對外貿易,交換的目的都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金銀或者更多的貨幣。

  一切財富在于金銀,增加那些金屬是國家工商業的巨大目標。但是,財富在于金銀,以及無金銀礦山的國家只有通過貿易差額、即使輸出價值超過輸入價值才能輸入金銀這兩個原則既然已經確立,那末,政治經濟學的巨大目的就一定變成盡量減少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的輸入,盡量增加國內產業產品的輸出了。因此,使國家致富的兩大手段就是限制輸入和獎勵輸出。

  輸入的限制有二種。第一,凡能由本國生產的供國內消費的外國商品,無論從什么國家輸入,都一律加以限制。第二,在對某些外國的貿易中,如果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于本國,那就幾乎是無論何種貨物。只要是從那些國家輸入的,都一律加以限制。

  這些不同的限制有時采用高關稅的方法,有時采用絕對禁止的方法。

  獎勵輸出的方法,有時是退稅,有時是發給獎勵金,有時是同主權國家訂立有利的通商條約,有時是在遙遠的國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兩種不同的情況下允許退稅。已納關稅或國產稅的國內制造品,在輸出時往往將課稅的全部或一部發還;輸入時已經課稅的外國商品,如再輸出,則有時將課稅的全部或一部發還。

  獎勵金的頒發,用以獎勵某些新興的制造業,或用以獎勵被認為應受特殊照顧的其他一些工業。

  通過有利的通商條約,本國的貨物或商人在某一外國獲得了其他國家的貨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權。

  在遙遠國家建立殖民地,不僅使殖民地建立國的貨物和商人享有某些特權,而且往往使他們取得獨占權。

  上述兩種限制輸入的方法連同四種獎勵輸出的方法,乃是使貿易差額有利,以增加國內金銀量的六種主要的手段,為重商主義所倡導。

  這些手段的每一種對于國家產業的年產物可能有什么影響。這些手段既然會增加或減少國家年產物的價值,顯然也一定會增加或減少國家的實際財富和收入。

  一,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增加金銀量的第一個方法就是,本國能生產的外國產品要加以限制。

  以高關稅或絕對禁止的辦法限制從外國輸入國內能夠生產的貨物,國內從事生產這些貨物的產業便多少可以確保國內市場的獨占。例如,禁止從外國輸入活牲畜和腌制食品的結果,英國牧畜業者就確保了國內肉類市場的獨占。

  這種國內市場的獨占,對享有獨占權的各種產業往往給予很大的鼓勵,并往往使社會在那情況下有較大部分的勞動和資財轉用到這方面來,那是毫無疑問的。但這辦法會不會增進社會的全部產業,會不會引導全部產業走上最有利的方向,也許并不是十分明顯的。

  社會全部的產業決不會超過社會資本所能維持的限度。任何個人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數必定和他的資本成某種比例,同樣地,大社會的一切成員所能繼續雇用的工人人數,也一定同那社會的全部資本成某種比例,決不會超過這個比例。任何商業條例都不能使任何社會的產業量的增加超過其資本所能維持的限度。它只能使本來不納入某一方向的一部分產業轉到這個方向來。至于這個人為的方向是否比自然的方向更有利于社會,卻不能確定。

  各個人都不斷地努力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慮的不是社會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對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會或者毋寧說必然會引導他選定最有利于社會的用途。

  第一,每個人都想把他的資本投在盡可能接近他家鄉的地方,因而都盡可能把資本用來維持國內產業,如果這樣做他能取得資本的普通利潤,或比普通利潤少得有限的利潤。

  第二,每個個人把資本用以支持國內產業,必然會努力指導那種產業,使其生產物盡可能有最大的價值。勞動的結果是勞動對其對象或對施以勞動的原材料所增加的東西。勞動者利潤的大小,同這生產物價值的大小成比例。但是,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他貨物。

  以恒久的法律,禁止谷物及牲畜的輸入,實際上等于規定,一國的人口與產業,永遠不得超過本國土地原生產物所能維持的限度。

  但是,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國內產業,似乎一般只在下述二場合是有利的。

  第一,特定產業,為國防所必需。一般有利的第二場合是,在國內對國內生產物課稅的時候。

  給外國產業加上若干負擔,以獎勵本國產業,而在下述二場合,則有考慮余地。(一)在一個場合,在什么程度上,繼續準許一定外國貨物的自由輸人,是適當的;(二)在另一個場合,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在自由輸入業已中斷若干時候之后,恢復自由輸入,是適當的。

  二,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增加金銀量的第二個方法,是對其貿易差額被認為不利于我國的那些國家的幾乎一切貨物的輸入,加以異常的限制。

  第一個方法所考察的原則,發源于私人利害關系和獨占精神;在這里所要考察的各原則,卻發源于國民的偏見與敵意。因此,我在這章所要考察的原則更不合理。甚至根據重商主義的原則來說,也是不合理的。

  此種限制以及許多其他商業條例所根據的整個貿易差額學說,是再不合理不過的。當兩地通商時,這種學說認為,如果貿易額平衡,則兩地各無得失;如果貿易額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損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稱。但這兩種設想都是錯誤的。獎勵金與獨占權,雖為本國利益而設立,但由獎勵金及獨占權所促成的貿易,卻可能對本國不利,而且事實上常是這樣。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進行的兩地間的貿易,雖未必對兩地同樣有利,但必對兩地有利。

  所謂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釋,不是金銀量的增加,而是一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交換價值的增加,或是一國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兩地貿易額平衡,而兩地間的貿易,全由兩國國產商品的交換構成,那末在大多數場合,它們不僅都會得利,所得利益而且必相等或幾乎相等。這樣,各為對方剩余生產物的一部分提供了一個市場。甲方為生產及制造這一部分剩余生產物而投下的資本,即在一定數目居民間分配并給他們提供收入或生計的資本,將由乙方補還;乙方投下的這種資本,將由甲方補還。所以,兩國的居民,都有一部分,將間接從另一國取得他們的收入與生計。兩國間所交換的商品,其價值又被假設相等,則在大多數場合,兩國投在這種貿易上的資本,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而且,因為都是用來生產兩國的國產商品,所以,兩國居民由此種分配而得的收入與生計,亦必相等或幾乎相等。

  設甲乙兩國間的貿易,是屬于這樣的性質,即甲國貨物輸至乙國的純為國產商品,乙國輸至甲國的回程貨則純為外國商品,那末,在這假設下,兩國的貿易額,仍被認為是平衡的,彼此都以商品償付。在這場合,兩國仍然享有利得,但利得的程度不同;從這種貿易取得最大收入的,是只輸出國產商品的那一國居民。

  兩國間的貿易,也許既不能雙方全為國產商品的交換,也不能一方全為國產商品,一方全為外國貨物。幾乎一切國家,彼此間所交換的,都一部分是國產商品,一部分是外國貨物。但是,國產商品占交換品最大部分而外國貨物占交換品最小部分的國家,總是主要的利得者。

  依據這樣的原則,各國都認為他們的利益在于使一切鄰國變得窮困。各國都嫉妒與他們通商的國家的繁榮,并把這些國家的利得,看作是他們的損失。國際通商,像個人通商一樣,原來應該是團結與友誼的保證,現在,卻成為不和與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們反復無常的野心,在這世紀及前世紀,對歐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于商人和制造業者們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間支配者的暴力與不正,自古以來即是一種禍害。我認為,按照人事的性質,這種禍害是無法除去的。至于不是亦不應該是人間支配者的商人和制造業者們,其卑鄙的貪欲,其獨占的精神,雖也許不能改正,但要不讓他們擾亂別人的安寧,卻是極其容易的。

  最初發明這種原則傳布這種原則的,無疑是獨占的精神;最先倡導這種原則的人并不象后來信奉這種原則的人那么傻。在任何國家,人民大眾的利益總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價最廉的人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各種物品。這個命題是非常明白的;費心思去證明它,倒是一種滑稽的事情。如果沒有這班商人和制造業者自私自利的詭辯混淆了人們的常識,這亦不會成為什么問題。在這一點上,這班商人和制造業者的利益與人民大眾的利益正相反。象同業組合內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國內居民雇用其他人而只雇用他們自己一樣,這班商人和制造業者的利益,在于自己保有國內市場的獨占權。

  三,關于退稅

  商人和制造業者,不以獨占國內市場為滿足,卻為他們的貨物謀求最廣大的國外銷售市場。但由于他們的國家在外國沒有管轄權,他們要獨占外國的市場,簡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地說,他們只好請求獎勵輸出。

  在各種獎勵中,所謂退稅,似乎是最合理的了。在商人輸出時,退還本國產業上的國產稅或國內稅的全部或一部分,并不會使貨物的輸出量,大干無稅時貨物的輸出量。這種獎勵,不會驅使大部分的資本,違反自然趨勢,轉向某一特定用途,但卻會使課稅不至于驅使這部分資本中的任何部分轉到其他用途去。這種獎勵,不會破壞社會上各種用途間的自然平衡,但卻會使課稅不產生破壞這種自然平衡的作用。這種獎勵,不會破壞社會上勞動的自然分配,而會保存這種分配。在大多數場合,保存這種分配是有利的。

  輸入的外國貨物,在再輸出時,亦可退稅。在英國,所退的稅,大都等于輸入稅的最大部分。

  這些理由,似乎足以證明,課在本國產物或外國產物上的關稅,即使在輸出時全部退回,退稅亦是合理。誠然,在這場合,國產稅的收入,稍受損失,而關稅的收入則受大得多的損失;但多少要受這種課稅的擾亂的產業的自然均衡,即勞動的自然分工和分配,卻將因這種規定而更趨于均衡。

  但上述理由僅證明,在輸出貨物到完全獨立的外國時退稅是合理的,并不證明在輸出貨物到我國商人、制造業者享有獨占權的地方時退稅是合理的。例如,在歐洲貨物輸出到我國美洲殖民地時退稅,并不能使輸出額大于無退稅制度時的輸出額。因為我國商人、制造業者在那里享有獨占權,所以,即使保留全稅額,未必會增加運到那里去的輸出額。所以,在這場合,退稅常是國產稅及關稅收入的純損失,決不能改變貿易狀態,決不能擴大貿易。

  但必須指出,只在輸出品真正輸到外國去,而不再秘密輸入我國的時候,退稅制度才會帶來益處。大家都知道,有些退稅,尤其是煙草的退稅,就往往被人濫用,并產生了許多既有害于收入而同樣有害于公正商人的欺詐行為。

  四,關于獎勵金

  對英國某些產業的產品,常常有人請求輸出獎勵金,而政府有時也發給輸出獎勵金。據說,我國商人和制造業者,賴有這種獎勵金,才能在外國市場上,以與競爭者同樣低廉或更為低廉的價格出售他們的貨物。據說,輸出量因此增大,而貿易差額亦變得更有利于我國。在外國市場上,我們不能象在國內市場那樣,給我們工人以獨占權。對外國人,我們不能象對本國人那樣,強迫他們購買我國工人生產的貨物。于是,想出了第二個最好辦法,即付錢給外國人購買。這個以貿易差額富國富民的辦法,乃是重商學說所提倡的。

  應該指出,靠獎勵金經營的商業,只是能在兩國間長期經營下去而一國老是虧本(即貨物售價少于貨物上市實際費用)的商業。但是,如果沒有獎勵金來補還商人貨物售價上的損失,他自身的利害關系,不久也會使他改變資本用途,或尋找其他能以貨物售價償還貨物上市所用的資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潤的行業。象重商主義所提倡的其他各種辦法的結果一樣,發給獎勵金的結果,只不過迫使一國商業,不向自然方面發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發展。

  在現有耕作狀態下,獎勵金必然有這種趨勢,我想有理性的人,對此是不會有異議的。但許多人卻認為,獎勵金有助于獎勵耕作,而獎勵的方法有二。他們以為,第一,獎勵金給農業家的谷物開辟了一個更廣大的外國市場,所以有助于增加谷物的需求,因而獎勵谷物的生產;第二,獎勵金使農業家得到的價格,比他們在無獎勵金時,按實際耕作情況,所可希望的價格好,所以有助于獎勵耕作。他們以為,這種雙重的獎勵,在一個長久的時期內,必定會大大增進谷物的生產,以致在這時期末尾的實際耕作情況下,國內市場上谷價可能降落的程度,遠遠大于獎勵金所能提高的程度。

  因為這種獎勵金,在國內市場上所提高的,與其說是我國谷物的真實價格,無寧說是我國谷物的名義價格,所增加的,與其說是一定量谷物所能維持和所雇用的勞動量,無寧說是這一定量谷物所能交換的白銀量,所以,必然阻害我國制造業,而對我國農業家或鄉紳又無大的利益。誠然,這兩者都會因此而有較多的貨幣收入,要使他們大部分相信那對他們并無很大利益,也許有點困難;但是,如果貨幣所能購買的勞動量、食料量和各種國產商品量都減少了。那末,由此而得的利益,也就不過是名義上、想象上的利益了。

  在整個國家中,受這種獎勵金的實際利益的,或者說,能受這種獎勵金的實際利益的,也許只有一種人,即谷物商人或谷物輸出者和谷物輸入者。獎勵金必然使豐年谷物輸出量大于無獎勵金的場合;而且,由于它使今年的豐收不能救濟明年的不足,它必然使歉歲谷物輸入量大于無獎勵金的場合。在豐年歉歲,它都增加谷物商人的業務。但在歉歲,這種獎勵金,就不但使他能輸入比無獎勵金時(即在今年豐收可多少救濟明年不足時)所能輸入的更多谷物,而且能以較好的價格出售谷物,因而能獲得較大的利潤。所以,我說,最熱烈贊成繼續發給此種獎勵金的,就是這一種人。

  五,關于通商條約

  要是某一國家,受條約束縛,只許某一外國某種商品輸入,而禁止其他外國這種商品輸入,或對其他外國某種商品課稅,而對某一外國這種商品免稅,那商業上受惠的國家,至少,它的商人和制造業者,必然會從這種條約取得很大利益。這些商人和制造業者,在這樣寬宏對待他們的國家內,享受了一種獨占權。這個國家,就成為他們商品的一個更廣闊又更有利的市場。更廣闊,因為其他各國的貨物,不受排斥,就要課更重的稅,因此這個國家的市場容納了比沒有條約時更多的他們的貨物;更有利,因為受惠國商人,在那里享受了一種獨占權,因此往往能以比自由競爭場合更好的價格,售去他們的貨物。

  這樣的條約,雖可有利于受惠國的商人及制造業者,但必不利于施惠國的商人及制造業者。這樣就把一種有害于他們自己的獨占權給與某一外國,就須常以比自由競爭場合更昂貴的價格,購買他們所需的外國商品。這個國家用以購買外國商品的那一部分本國產物,必須以更低廉的價格出售,因為在兩個物品互相交換時,一個物品的低廉乃是另一個物品昂貴的必然結果,更正確地說,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它的年產物的交換價值,就會因此種條約而減少。但這種減少,不可以說是絕對的損失,卻只是本來可得到的利益的減少。它出售貨物的價格,雖低于無通商條約時所可售得的價格,但售價總不會不及成本,而且,決不會象一些貨他那樣,不領受獎勵金,就不足以補償運送貨物上市所投的資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潤。否則,這種貿易,就不能長久繼續。所以,即就施惠國說,經營此種貿易亦是有利,但有利程度不象自由競爭場合那么大。

  據說,我國的黃金,幾乎全部來自葡萄牙。至于我國對其他各國的貿易差額,或是對我國不利,或是對我國無大利。但我們應當記著,我國從某一國輸入了越多的黃金,則從其他各國輸入的黃金自越少。對黃金的有效需求,正象對其他各種商品的有效需求一樣,在任何一國,都有限量。如果我國從某一國輸入這有限量的十分之九,則從其他各國輸入的,就不過是這有限量的十分之一了。而且,每年從某些國家輸入的黃金,越是超過我國在器皿上、鑄幣上所必要的分量,則向其他各國輸出的黃金,亦必越是增多;近世政策最無意義的目標——貿易差額,對某些國家來說,越是有利于我國,則對其他許多國家來說,就必然越不利于我國。

  六,關于殖民地

  殖民地就是對被占領的國家的獨占

  重商主義一切法規,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亂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資本分配。但關于美洲貿易及東印度貿易的法規,則比其他任何法規,尤有這種結果。因為,這兩大洲的貿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兩個貿易部門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資本。不過,給這兩個貿易部門造成紊亂的法規,卻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獨占為大手段,但獨占的種類不同。這一種或那一種獨占,似乎是重商主義的唯一手段。

  對于美洲貿易,各國都盡其所能,企圖獨占其所屬殖民地的全部市場,并完全排斥其他各國,使其不能與所屬殖民地直接通商。

  但從葡萄牙權力失墜以來,歐洲國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專營權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現今開放,一切歐洲國家船只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來的法國,各歐洲國家的東印度貿易,都受一個專營公司的鉗制。這一種獨占,妨害了實行獨占的國家。這國家大部分人民,不僅從此失去一種本來可投資有利的貿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國人民都能自由經營這種貿易時略高的價格,購買這獨占貿易所經營的貨物。

  例如,自從英領東印度公司成立以來,英國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從事這種貿易,而且須以較高的價格,購買他們所消費的東印度貨物。這種獨占,要使此公司,在售賣此等貨物時,取得異常的利潤;而且這樣一個大公司處理事務,難免發生弊端,因而引起異常的浪費。這種異常的利潤和異常的浪費,都得由本國購買者支付。所以,第二類獨占的不合理,比第一類獨占的不合理更為明顯。

  這兩種獨占都多少會破壞社會資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樣的方式破壞。

  第一種獨占,總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著過大部分的社會資本,使流人享有獨占權的特殊貿易。

  第二種獨占,隨著不同情況,有時吸引資本。使流人享有獨占權的特殊貿易,有時又排拒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在貧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吸引過多的資本,使流入這種貿易;但在富國,那當然是違反自然趨勢,排拒許多資本,使不流入這種貿易

  資本自然分配的擾亂,必然妨害產生這種現象的社會,不論是排拒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不流入一個特定貿易部門,或是吸引資本,使其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特定貿易部門。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荷蘭對東印度的貿易,必比現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資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很大的損失。同樣,如果沒有任何專營公司,瑞典和丹麥對東印度的貿易,將比現在小,也許竟不存在,而它們一部分資本,投在不適合它們現今情況的用途上,當然是它們很大的損失。按照它們現在的情況,寧可向他國購買東印度貨物,盡管出價較昂,不應該從它們小額資本中,抽出那么大部分來經營那么遙遠的貿易,因為那種貿易的往返是那么遲緩,所能維持的國內生產性勞動量是那么小,而在它們國內,生產性勞動是那么需要,有許多事未曾進行,有許多事還待進行。

  所以,無論就那一點說,這種專營公司,都是有害的;對于設立此種公司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困難,而對于不幸受此種公司統治的國家,它總會多少帶來禍害。

  

  勞動者201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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