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對象：《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作者崔奇，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共270頁

概述:

作者崔奇原在人民日報國際部工作，1960年參加起草以紀念列寧誕生九十周年為名義的對蘇論戰文章，1962年正式調入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成為釣魚臺寫作班子的成員。他的回憶給后人了解中蘇論戰的具體內容提供了一些補充性的材料。本書主要內容是從1953年3月蘇共領導人斯大林逝世后，中蘇兩國對斯大林歷史評價的分歧開始書寫，直到1966年，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寫作小組”解散——講述了這期間中蘇兩黨由意識形態的分歧發展為歷時十余年的公開論戰，直至兩黨關系斷絕，國際共運分裂。一共三十九章，270頁。實際內容分為兩大部分：前122頁是講述作者進入“寫作班”（即1962年）之前中蘇論戰的大體過程，內容基本上是通過總結和轉述其他文獻對這段歷史描述，并且加上作者本人的評論（筆者按）；從123頁（第二十一章）開始的內容，基本上是作者2004年已經發表在另一本回憶錄合集《歷史的腳步》的文章《釣魚臺8號樓記》的內容，即：從作者1962年加入“寫作組”開始，到“論戰”結束，對期間一系列中蘇論戰文章出臺的背景、意圖，醞釀、寫作和修改過程的回憶。

內容

作者在序言里說：“……是為了給有興趣了解和研究這一段歷史情況的人們提供一份具有某種參考價值的歷史資料。”. 這說明作者出版這部回憶錄性質的書籍，是面對“有興趣了解和研究這一段歷史情況的人們”，讓它作為歷史資料而存在的。而通過閱讀全書，我認為它的目標群體更主要還是“有興趣了解這一段歷史情況的人們”，而不是“有興趣研究這一段歷史情況的人們”。這兩個目標群體的最大區別在于：前者需要的是結構簡單、概括性敘述性強的書籍，對于完整性與客觀真實性的要求相對較低；而后者恰恰相反，對于完整性以及客觀性的要求較高，而對于敘述結構相對復雜的文獻有較強的接受能力。由于，本書的前122頁基本上是對其他相關著作的引述總結加上一定篇幅的“作者按”，僅僅是為了使中蘇論戰過程能夠比較完整的在本書中被表述出來而已，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為“史料”的可能性；從123頁開始（最后兩章除外，分別是毛澤東、鄧小平對中蘇問題的談話），則是作者對從“前七篇”“二十五條”以及“九評” 文章出臺的背景、意圖，醞釀、寫作和修改過程的回憶，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另外，全書每一章節都加入了作者從所謂的今天的角度對當時的看法（即：“作者按”），可以說這個“作者按”基本上是全書唯一能夠貫穿前后連續一致的作者所創作的文字。

通讀全書后我們會發現，實際上全書一共有兩條寫作線路，一明一暗。明線是以時間為順序，對整個中蘇論戰大事件敘述為基本結構；暗線則是從開始貫穿全書的“作者按”等作者自身對每個細節的看法和評論，加上全書最后兩章引用毛澤東和鄧小平對中蘇論戰的看法。前后呼應，貫穿一致。篇幅上，明線筆墨頗多，暗線較少，點綴穿插；內容上，明線基本沒有突出的新內容，而暗線則巧妙地勾勒出了以作者為代表的一批當代精英團體的歷史觀。具體來講，這種歷史觀的表現主要從兩個方面：1，認可中蘇論戰中中方的正義性，并強調這種正義性主要是建立在國家和民族利益之上，是一種國際關系上對于平等的訴求；2，否定中蘇論戰中意識形態領域的歷史意義，進而消除其對于修筑主義批判的正義性，以便為改革時代意識形態領域合法性進行辯護。對于這兩種主要觀點的表述，作者使用的方法也比較直觀：前者（明線為主），通篇的歷史陳述強調我們的正義性，最后加上從《吳冷西回憶錄：十年論戰》里節選出來作為倒數第二章的毛澤東講話，強調我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我們要追求平等，無他；后者（暗線為主）則是在通篇的歷史稱述中不停地加上“作者按”,強調“今天看來……”，加上從鄧小平在不同場合的對此事的外交辭令作為最后一章——表達其對于意識形態領域爭論必要性的懷疑和否定，前后呼應。由于明線書寫部分基本上沒有新的內容出現，因此“暗線”就自然被突出了，更加吸引了讀者的注意，的確用心良苦。

需要注意的是，最后兩章作者的選材很是不同。第三十八章是毛澤東1964年11月4日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的一次談話的概括。主要是毛澤東談了對論戰的主要“起因”的看法，至于毛澤東對論戰整體歷史、政治意義的看法作者則根本沒有引用或者談論——個人認為，這就和只談“薩拉熱窩事件”，而不談一戰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深刻的政治經濟矛盾一樣斷章取義。

而第三十九章則是包括1989年5月16日戈爾巴喬夫訪華時鄧小平的外交講話《結束過去，開辟未來》，1980年5月31日和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處理兄弟黨關系的一條重要原則》，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科羅舍茨的談話等三次談話。　　

需要注意的是鄧小平這三篇談話的性質、順序以及內容：　　

首先說選文的性質。第一和第三篇是兩篇外交場合的談話，屬于“外交辭令”。都是在緩和兩黨兩國關系的洽談會議上的對話，因此多少都會在當時的自我立場上有所保留，或者說是部分的自我否定（其實是對前任政治遺產的否認）。而第二篇是鄧小平作為黨的副主席和兩位“筆桿子”談黨的對外關系原則時的談話，和毛的那次談話比較有可比性。　　

選文的順序以及內容，這兩點需要放在一起說。這三篇文章究竟是用什么方法來排序的呢？一般情況下，如果是對同一問題的同等性質的材料排列，基本上按時間順序排列。沒有人會在沒有原因的情況下對所選材料的時間順序進行重排，因為這里是對材料的羅列，并不是再創作。可是這三篇文章，首先時間順序是混亂的：“同戈爾巴喬夫的談話”是1989年5月16日，《處理兄弟黨關系的一條重要原則》是1980年5月31日，“同南共代表科羅舍茨的談話”則是1987年6月12日。三篇文章內容上看起來好像都講了要互相尊重，不要對兄弟黨指手畫腳之類的，但實際上經過仔細閱讀會發現：只有后兩篇是著重講這個的。而第一篇的重點，或者說主要內容是對意識形態的再認識，是對過去堅持的意識形態的懷疑和否定——可以說這一篇外交辭令才是作者要重點突出的內容，所以才被安排在了第一的位置，作者可謂用心良苦。至于當時中國所面對的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對鄧小平講話的影響就不在這里展開談了，畢竟這不是本文重點。　　

接下來需要談的問題就是關于文章對其他文獻資料引用的情況，這個也基本上是針對本書前122頁（當然，后半部份也有）的信息來源問題。我們以第一章為例子：　　

第一章的主要內容是對“從斯大林逝世到赫魯曉夫上臺”這段歷史的簡單復述，其中一頭一尾分別是“毛澤東發表悼念斯大林的文章”和“毛澤東說：中蘇分歧要從1954年開始算起”兩小節。這兩節中部分文字作者給出了出處，比如：引用《吳冷西：十年論戰》里描寫毛澤東自己對給斯大林寫歌頌信的看法S1，以及最后一節引用《吳冷西：十年論戰》描寫毛澤東會見胡志明時提到赫魯曉夫的“黃禍論”等；但同時，第一節內還有部分信息作者沒有給出出處,比如：關于斯大林不是蘇共總書記的原因，基本上屬于作者自己也并不確定的道聽途說。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這一章剩下的小節中，比如第2節關于“  赫魯曉夫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敘述并沒有給出任何出處，雖然這個過程可能是“人盡皆知”，但是這并不是作者親自參與的部分。同樣還有“赫魯曉夫首次訪華”以及“赫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等等。這種情況基本上遍布本書的前半部分（前122頁），究其原因，因該是作者考慮到本書是“親歷”“回憶錄”為賣點。如果大量信息給出了出處等于直接提醒那些“有興趣了解這一段歷史情況的人們”這里不是“親歷”。如果出現太多，就會連“回憶錄”的性質都被質疑了。而123頁以后的部分，基本上不用考慮什么注明信息出處的問題，因為基本內容都是作者親身經歷的如何修改政論文章的細節，加上作者以“今天的高度”重新給出的評價。這里就引出了下一個需要分析的點，本書的語言和文字。　　

關于本書的語言和文字，有可能會是本書最大的亮點。全書的書寫透出了十足的政治文章書寫功底。宏觀線索清晰準確，細節把握十分到位；看似柔軟，卻柔中帶剛，看似有些平淡無聊，卻綿里藏針。這絕對是當年中共中央一線筆桿子胡喬木、吳冷西等言傳身教出來的好學生，加上作者幾十年在政治宣傳工作中豐富經驗練就的深厚功力——可以說，這獨特的“明暗雙線”敘述方式本身就是一部關于“如何書寫政治軟文”的好教材。更應該引起注意的地方則是本書后半部分對“前七篇”“二十五條”以及“九評”撰寫以及修改過程的細節描寫，如果結合這些論戰原文的話，可以不用修改直接作為政論文章書寫的案例教材了。就沖這一點，大家也應該買本這書放在案頭拜讀一番——如果公務員考試培訓機構能夠意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性以及可操作性的話，那么不久的將來說不定這本書能成為一本匹敵各種申論輔導教程的高階經典之作。　　

外延:　　

作為單獨出版物，本書出版（2009年4月）整十年前，1999年5月出版的吳冷西所著回憶錄《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系回憶錄》是這個領域里到目前為止最為權威性的回憶性材料，是研究這段歷史時無法回避的一本著作。而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的新內容與信息集中在122頁之后，關于寫作組如何起草與修改中蘇論戰文章的細節是《十年論戰》所沒有涉及的內容——但是，這部分相同內容早已經被作者崔奇于2004年發表在《歷史的腳步》一書之中。所以說，本書中唯一真正是首次出現的內容，應該就只有貫穿全書的作者以今天的眼光所做的評論了，即“作者按”。而這貫穿全書的“作者按”就是體現作者意識的最直接材料，可以表現出作者出版本書直接動機，即：希望以一個“當事人”的權威身份去解釋這段歷史。　　

關于為什么選在這個時間出版本書，我覺得應該是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本書出版十年前，即199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周年，吳冷西選擇了在這有著特殊歷史意義的一年用一本回憶“中蘇論戰”的書部分的做一個歷史交代，雖然由于政治原因不能言無不盡，但是畢竟是一個最終的交代（吳冷西本人已經于2002年去世）。而十年對于中國人來說是一個特殊整數，恰恰十年后的2009年，本書作者出版了自己在同一題材上政治觀點幾乎相反的回憶錄——這再明顯不過了是作者用傳統中國文人士大夫的方式對吳冷西做的的一個回應。輔助的證明是本書出版后幾乎第一時間，在2009年8月2日的《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上就出現了知名右翼政治活動家、“公共知識分子”徐友漁的“書評”《回首中蘇十年論戰》（網絡上可以搜索到全文），用語尖酸刻薄矛頭直指吳冷西及其回憶錄的同時對崔奇及其著作則是大加推崇。　　

另外，2009年是建國60周年，不同以往，這個時間是人們開始反思改革，重新看待歷史的時刻。左翼與右翼在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執又再一次的被推到了前臺，從黨外到黨內都在重新梳理過去，展望未來。而長期作為改革后意識形態宣傳領域里工作在一線、并且堅持向右改革路線的人物，作者以自己獨特的身份，用一種曲筆的方式，發出了表達自己政治立場的聲音。　　

最后一點，在本書發表之前，當年中蘇論戰時中方“寫作小組”的其他所有成員均已逝世，作者是唯一的在世者——這一點，也是作為本書的大賣點之一，明明白白的印在本書的封底上。這基本可以看做是作者對壟斷解釋權所做的一種嘗試，但這本身恰恰就可以被視為歷史研究的對象，比如：哪些人喜歡在當事人已不在人世的時候“回憶”歷史？（巧合的是，本書惟妙惟肖的描述了赫魯曉夫如何在自己回憶錄里讓已經去世的法國戰前總理達拉第替自己背黑鍋）　　

       本書寫作的大政治環境也比較有意思，恰恰是中國這個由左翼政黨領導的國家走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右邊車道，并且全社會的既得利益精英們仍然在不停地鼓吹右傾；同時，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恰恰在這個時候強烈的反刺激著整個國家，讓所有左翼在中國馬克思主義低潮期又一次緊密團結在了一起。右翼鼓吹的的意識形態在實踐的領域第一次出現如此明顯的失語，但同時右翼卻在意識形態宣傳領域擁有各種強勢的資源：各種媒體、各種出版方式以及各種其他平臺；而左翼也是長期以來第一次從社會主體人群得到如此之多自發式的推動與支持，同時在意識形態宣傳領域卻失去了幾乎大部分資源，于是左翼再次回歸了社會主體——草根。　　

本書作者在這個時候發表了自己的名為歷史回憶，實際為政治觀點的著作是值得玩味的。作者多次表示書中觀點是以今天的高度對過去的反思，實際上卻是完全沒有新意，基本上是重復了過去三十年所有右翼精英的理論邏輯，以及對過去三十年所發生的意識形態混亂狀態進行積極辯護。其實，改革有著很重要的歷史積極意義，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從建立開始就是在不斷地改革中進步的，這一點不需要質疑；但是改革中也出現了無法回避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恰恰主要是來自于意識形態領域的歷史邏輯悖論——這一點，與赫魯曉夫在蘇聯推行“改革”后出現的各種問題以及歷史后遺癥有著極大地相似性。最大的實際是，本書針對的吳冷西《十年論戰》恰恰是一本“反思之作”，在1999年這樣一個人人都在“改革又開放”的年代，能夠在有限范圍之內，盡自己所能的說出自己對歷史的看法才是真正的反思——書中所憶為中蘇論戰的時代，實則處處體現的是作者如何看待1999年以前全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　　

最后:

總體而言，希望所有對這一題目感興趣的朋友都能看看這本書，因為無論如何，這本書都將注定與吳冷西《十年論戰》一起，作為當初“寫作組”成員的重要回憶與立場留下來，成為不可代替的資料。不同的是，吳書會更多的作為研究“論戰”以及“中共意識形態史”的重要資料，而崔書更多的會成為研究中國改革開放后精英利益集團價值觀以及行為方式的重要資料。另外，本人也強烈推薦將本書結合中蘇論戰中方文章原文一起閱讀，作為政論文章寫作的指導性讀物——可謂實實在在的公務員考生居家旅行復習備考必備之良書，一定能讓大家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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