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需要“韜光養晦”？
-訪財經學者 高連奎
高連奎筆名翰嘯，知名財經學者，《中國大形勢》作者，睿庫社科研究院特邀研究員、草根智庫專家委員會委員、和訊網特約財經評論員、江西文學網文學顧問，提出“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理論。對政治學及經濟學研究有獨特興趣，陸續發表財經及歷史類評論近百萬字，文章及觀點被各大媒體廣泛轉載，2006年，在聯合早報網發表的《美新財長上臺，中國應高度關注》一文，成功預測到華爾街金融危機，2010年完成學術著作《中國大形勢》一書。
價值中國：您的新書題為《中國大形勢》，那您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么呢？
高連奎：在當代社會，關于中國發展模式的爭論很大，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汗牛充棟，看似熱鬧的學術界在種種快餐式的理論中越辨越迷茫。而要真正讀懂中國，必須從政治、經濟、科技、歷史、社會、人文等多學科角度去分析。否則，只是盲人摸象。而能夠靜下心來，深入、綜合而且系統地解讀中國經濟現狀的人少之又少，我寫這本書就是站在更高的高度，跨學科、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中國問題，只有站得更高，才能拔云見日。我將本書定位“大形勢”，就是想讓人們在清楚認識中國與世界形勢的情況下形成中國發展共識。而我在書中對中國近現代強國之路的五大歷史階段，華爾街金融危機八大根源，世界經濟五大敗局，世界中產階級社會四大模式，中國經濟十大誤判的分析都是基于這樣的出發點。另外我在書中我從工業革命的視角解讀中國歷史，用政治學理論解釋經濟敗局，從社會治理的角度分析商業災難，從自然科學的角度為中國經濟尋找出路，又用經濟學的方法破解中國民生難題，也都是我這本書的特色。
價值中國：中國在2010年第二季度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意味著中國經濟面臨著更加復雜更加嚴峻的經濟形勢。在您看來，未來三十年間中國是否應該放棄“韜光養晦”的國家戰略，為什么？
高連奎：中國擁有世界上幾乎最廣大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注定就是個大國，但中國走向世界，能否獲得世界的尊重，不光靠武力的強大，也不靠經濟的強大，而是要靠一種模式，這種模式是否成功關鍵要看其否能更大限度的改善民生。現在世界主要存在著兩種最核心的發展模式，一種是美國模式，這種模式最大的特點就是小政府，強調自由、低福利；一種是北歐模式，其特點就是大政府，在強調自由的情況下高度重視社會福利。這兩種模式的分野是在上世紀70年代后期出現的。而其他國家都處于這兩種模式之間。其實這兩種模式都弊端非常的明顯，美國模式的缺陷是福利程度低，貧富分化嚴重，北歐模式的缺陷是民眾生活成本很高，稅負過重。我在《中國大形勢》中提出了中國發展經濟，保障民生的第三條道路，也就是建設低生存成本社會的發展模式。這第三條道路不是前兩種發展模式的折中與妥協，而是從根本意義上的創新，當然筆者提出這樣的發展模式除了是對以上兩種模式的利弊分析，更是從社會的根本變化的角度來考慮的。我在書中提出，如果一個制度不以改善民生為目標，哪些宣傳自己多么的文明，都是野蠻的。當代中國我們相信市場而又不想失去自由，我想渴望有保障的生活，又不想背負沉重的稅收負擔，那低生存成本發展模式可以是一個選擇。
價值中國：未來五年，中國未來是繼續高速增長，還是進入低速增長期？如果要維持高速增長，中國需要什么樣的產業結構？
高連奎：我認為中國經濟即將進入高增長時代是經濟增量的絕對值上說的，而不是增長百分比。中國經濟的基數已經非常大，中國經濟從人均GDP幾十美元增長到現在的近四千美元，用了六十多年的時間。而我們再增長下一個四千美元，可能只需要幾年的時間，也就是中國今后幾年的發展就可以相當于以前六十多年的發展。因此說中國經濟即將進入“大增長”時代。與“大增長”時代對應的是“大需求”，比如對能源資源的需求、對基礎設施的需求、對保障性住房的需求、對政府公共服務的需求等，中國今后一定要以一種“大增長”、“大需求”的眼光，“大手筆”的解決中國問題，才不會出亂子。很顯然政府在這些方面的意識還不夠。總之中國將會以超出我們想象的速度發展，而中國問題也會超出我們想象的暴露出來，對于這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我們只有充分認識它，才能駕馭它。
在書中我提出中國不僅需要新興行業，而且需要重視傳統行業，建設高效的傳統行業，在我國傳統行業占比非常大，如果以改革開放為對比時間點，中國至少有70%的GDP來自傳統產業；如果我們以2000年為對比時間點，那么至少85%的產業屬于所謂的傳統產業；我國政府規劃到2020年，六大新興戰略產業的產值要占到我國GDP的20%，如果從另一角度進行解讀這樣數據，即十年后傳統產業占中國GDP的比重仍然高達80%。如果將能將這些產業進行改造升級，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傳統產業仍然是一塊可以充分發掘的富礦。另外我在書中也對服務業與第一二產業的關
價值中國：最近“國富民窮”的話題引起很大爭論，充分體現了當下各界對于收入分配敏感問題的高度關注與正確處理相關問題的重要性，在您看來，之所以出現“國富民窮”，主要與哪些因素相關？我們正面臨著怎樣的民生困局？
高連奎：我不反對真正的“藏富于民”，而是反對打著“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實，當前中國一些學者所倡導的“分國企股票”，“分外匯儲備”、“分國有土地”，“減稅”都是在藏富于精英，因為這樣只能讓貧富分化更加的嚴重，中國現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國家與民眾之間的矛盾，“民窮”的說法也不準確，現在中國有錢人多的是，中國很多人擁有多套住房，中國是世界奢侈品大國，怎么能說中國“民窮”呢，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分化”，中國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窮，中國窮的只是最普通的民眾，“民窮”與“貧富分化”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在《中國大形勢》中我將中國的民生困境分為三個方面進行解析，首先是貧富分化嚴重的問題，也就是收入差距過大，其次是民眾生活沒有保障的問題，其次是民眾生活成本過高的問題。對于貧富分化我在書中指出當前中國的貧富分化如此之嚴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國人的勤奮程度不同，不是因為社會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謂的城鄉二元結構，也不是壟斷企業與民營企業職工的收入差距。因為只要收入來源于工薪收入、勞動收入，從根本上來講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離譜。筆者認為中國貧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國社會存在著巨大的“財富非正常轉移”，這是導致中國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這才是中國最應該警惕并進行徹底治理的。這些人的行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們對社會都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財富轉移。這些人或行為包括職業投機客、政府及企業內的貪污受賄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業行為、黑社會及色情業、不受約束的高管薪酬，這些人或行為是造成當前中國貧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當今中國的““新五蠹””。
第二是民眾生活沒有保障的問題，現在的中國物欲、名利的觀念非常強，而道德、公益的觀念漸漸淡漠，這些都是生活壓力大，生活沒有保障的結果。筆者認為中國現在的社會保障問題，應該由向富人有效征稅而來，中國的財產稅、遺產稅、消費稅、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等都或者不健全或者是偏低。世界各國的福利體制都是通過高稅收完成的，中國根本就沒有必要減稅。就中國目前的個稅征管體系看，低收入者往往成為個稅征收的主要對象，而真正的高收入者卻依然在稅收監管體系外逍遙，首先高收入者所得稅要占到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多大比例，政府必須由一個規劃。我們的個稅調節功能，不但沒有縮小收入差距，反而呈現“逆調節”，個稅變成了收入差距擴大的幫兇。我主張個稅應該提高起征點，擴大征收范圍，提高稅率。目前針對富人階層的稅種還是明顯偏少，諸如遺產稅、奢侈品稅等，輿論呼吁很久，但始終不見露面。
第三是民眾生存成本過高的問題，現在人們總是迷信收入的增長，但是收入的增長并一定給民眾帶來幸福感，因為在收入增長的同時，民眾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在中國民生問題越來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眾收入的增長趕不上民眾生存成本的升高。在美國、日本、歐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了吧，但是那里的民眾照樣面臨生存難題。因此要想讓民眾獲得幸福，降低民眾的生存成本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很多國家在建立社會福利制度的同時又加大了物價水平，客觀上加大了人們的生存成本，福利社會永遠不可能照顧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能夠在人們的工資水平保持固定不變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須品的價格，則相當于變相的提高了民眾的購買力，可以大大舒緩民眾的生存壓力。“低生存成本型社會”也就是這樣一種從日常生活的細微之處減輕民眾生存負擔的社會模式。對普通民眾來說，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
價值中國：為什么說擴大內需不能單靠“破解消費難題”？如何才能做到您所說的將“提高勞動生產率”作為經濟發展首要目標及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
高連奎：經濟學意義上的內需包含兩種，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中國的投資需求也是非常大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是靠投資，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都需要投資，以基礎設施中的鐵路和高速公路為例，按照中國鐵路中長期規劃，中國鐵路里程到2020年，將達到10萬公里，也就是說到2020年，中國鐵路里程才相當于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人均鐵路里程也僅相當于美國的十六分之一。按中國高速公路網的規劃，中國計劃用三十年建成8.5萬公里高速公路，即使這一目標實現，中國的人均高速公路里程也只有美國的不到五分之一。另外我國在內河航運、城市地鐵、農村公路等方面都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的速度。如果我們要想在經濟上趕上美國，首先在基礎設施上要趕上，因此我不贊成過度投資論，中國是投資不足，交通效率是經濟效率的最重要組成。另外中國的產能過剩只是結構性的產能過剩，而不是整體性的產能過剩。另外要想從根本上擴大內需還是要靠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提高勞動者在單位時間內創造的勞動價值，從而從根本上提高提高勞動者收入，這也就是我反復強調的“創富于民”概念。
現在人們都在反對“GDP主義”，對此我的看法是中國應該建立三個指標體系，一個是勞動生產率指標，一個是GDP指標，一個是幸福指數指標，現在很多人提出中國不應該考察GDP，這是錯的，中國不是要去掉GDP指標，而是要將指標多元化，不能單一化，勞動生產率指標、幸福指數這些指標都要建立起來。
現在社會，經濟越發展民眾的生存成本越高，民眾生存所必須的產品就越多，比如手機對于所有人都是生存必須品，而電腦對于文職工作者也是生存必須品，而對于很多交際職位的人擁有幾套像樣的西裝也是生存必須品。而要想民眾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讓民眾有錢，而讓民眾有錢，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提高民眾的收入；另外一種是降低商品的價格，從而變相的提高民眾的購買力，而低生存成本型社會采取的第二種方式。在書中我將民眾的消費分為生存性消費，享受型消費和奢侈型消費三大類，一般低收入群體的消費以生存性消費為主，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以享受型消費為主，而高收入群體的消費是以奢侈型消費為主。而建立低生產成本社會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費品的價格，以滿足民眾對生存必須品的需求，從而達到降低生存成本、緩解民眾生存壓力之目的社會模式。所謂“低生存成本”社會中的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個方面，人類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生存問題仍然是面臨的首要問題，對于廣大的中低收入群體更是如此。廣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屬于生存型消費。對于導致民眾生存成本升高的原因，以及建立低生存成本社會的措施，我在書中都有非常詳細的講述。
當然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場，確切的說是要政府利用市場手段來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其次我提出建設低生存成本型社會的主張是源于對中國社會現實的的深刻感觸及深入分析，特別是如何將人們從生存成本高昂之苦中解脫出來， 低生存成本社會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適合于其他國家。希望我的理論對中國發展有利，對世界發展有利，因為這些問題不僅是中國在面對，世界各國也都在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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