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 鍵 詞】1968年學生造反/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資產階級
【 正 文 】
我試圖在文章中回答這么一個問題：奧利弗為什么反抗他的父親？或者，資產階級之子奧利弗為什么反抗他的資產階級父親？乍一看，這是同一個問題。然而，在第一個問題中，即《愛情的故事》的第一集中，人物被剝離了社會身份，因而奧利弗的反抗，更多地是一種生物學意義上的反抗，是兒子對父親的反抗，具有精神分析描繪的成人式色彩。盡管奧利弗常以夸大的口吻攻擊他的資產階級父親，不過，這更多地是一種取悅詹妮的方式。此外，在第一集中，“社會”仍只是某種雜音或背景音，模糊地回響在奧利弗與詹妮凄婉愛情的外部。因此，可以說，奧利弗和詹妮在愛情中遇到的種種困難，是奧利弗特意為自己營造出來的，以顯示他的男子漢氣概，而詹妮最終成了這些困難的犧牲品。西格爾顯然不滿足于這種弗洛伊德主義的闡釋，因為它僅賦予奧利弗的反抗以生物學上的意義，而超越了具體的社會—歷史語境。言猶未盡的西格爾感到有必要讓年輕的鰥夫奧利弗走進“社會”，在心理學或生物學之外，為他的反抗再提供一種社會學上的闡釋。這樣，就出現了《愛情的故事》的第二集，也使上面第一個問題過渡到了第二個問題。
弗洛伊德主義在第二集中并沒有消失。不過，另一種更重要的東西出現了，那就是馬克思主義，它借激進派經濟學家沃格爾之口，鋪陳出一篇“美國早期紡織工業史”，令人想起馬克思對英國早期紡織工業史的分析。奧利弗在心理學上對父親的反抗，在第二集被納入社會學范疇，成了他對資產階級父親的反抗。正是這種意義上的反抗，導致了他與瑪西的愛情悲劇，因為他從瑪西身上發現了他父親的形象。像當初對詹妮一樣，奧利弗也不時向瑪西發表幾句攻擊自己資產階級父親的刻毒話，然而，這更多地是一種激怒瑪西的方式。瑪西成了奧利弗反資產階級意識的犧牲品。在他眼中，她與其說是一個女人，不如說是一個資產階級。瑪西的不幸在于，作為單個女人的她，必須為整個資產階級的歷史罪過負責。這對她怎么說也不公正。尤其不公正的是，她還成了奧利弗父親歷史罪過的替罪羊，奧利弗以離開她的方式，最終與父親和解。相應于反抗的雙重性，和解也是雙重的：一是心理學意義上子與父的和解，兒子在內疚感的驅使下重新認可了父親（第一集結尾，奧利弗撲進父親的懷抱，“我哭了，”（注：伊里奇·西格爾《愛情的故事》，王偉軒、戴銘蘇譯，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129頁。 以下引自該書的引文只在文內標注頁碼，不另作注。）他說），一是社會學意義上中產階級之子與中產階級父親的和解，造反的兒子終于接受了父親的財產和價值觀，中產階級化了（第二集結尾，第385頁：“在父親站立的地方， 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這個人與我有著共同的情感，這是我過去所不知道的。”第387頁又補充道：“我畢竟是奧利弗·巴雷特， 巴雷特家族的第四代。”）。第一集和第二集都以父子和解的場面結束，這并非偶然，而且，這種和解是往深處遞進的，從血緣的認同走向價值的認同，或者說，從生物學意義上的認同走向社會學意義上的認同。
《愛情的故事》的時代背景是1969年到1970年。它發表于1970年，在大學生中引起廣泛共鳴。70年代初是一個非常微妙的時刻，60年代的激進主義開始衰微，保守主義正在回流。《愛情的故事》所勾勒的反抗—回歸的心理歷程，正是時代的心理史。它的作者是哈佛大學英語系的教師，而奧利弗的原型是哈佛大學學生、富家子弟艾爾·戈爾，當今美國副總統。指出這一點并非沒有意義，因為《愛情的故事》講的雖是愛情經歷，卻也是資產階級歷史犯罪感的供認。對犯罪感的供認有某種精神療效，那就是平息了內心的犯罪感，使對立的因素走向寬容。我感興趣的是，資產階級之子為何會產生這種歷史犯罪感？此外，這種犯罪感又為何會消失？這確定了我闡釋《愛情的故事》的角度：它與其說是文學的，毋寧說是心理學的和社會學的。
還必須廓清兩個概念：第一，標題中的“1968年”并非一個嚴格劃分的年代，而是一個政治—文化概念，它在時間上介于歐文·豪鄙夷地稱為“循規蹈矩的時代”的麥卡錫主義的50年代與丹尼爾·貝爾欣喜地稱為“大修復”的保守主義回流的70年代之間，一種新情感在這個反抗時期漸漸醞釀、成熟、擴散，形諸街頭政治并在爾后的政治高壓下漸漸消退，它盛極而衰的頂點在1968年。第二，我不加區分地使用“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這兩個名詞，而無論就歷史來源，還是就意識形態意義而言，它們都大有區別。“資產階級”（bourgeois）源于法國，至今未洗去其貶義色彩，而“中產階級”（mid-class）源于英國， 是介于貴族與平民之間的“中間階級”，最初也有貶義，不過，它更多地是一個社會分層概念，而不是階級對抗概念。以中性化的名詞“中產階級”暗中取代“資產階級”這個意識形態化的名詞，本身就體現了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意識形態。時至今日，發達工業社會有“中產階級”，而無“資產階級”，說明這個社會與1848年馬克思構思《共產黨宣言》時的社會已大不一樣，而且，也說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策略的成功。貝爾在1960年宣布“意識形態的終結”（注：參閱Daniel Bell, The End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那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的終結，而是某種形式的（某種古典的笨拙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只要權力存在，意識形態就存在，只是當今的意識形態，恰如當今的權力，采取了更隱蔽的形式。
一
“身為奧利弗·巴雷特四世，不僅意味著要與哈佛校園里那座灰色石頭大堂共存亡，還要經受某種體魄上的壓力，”奧利弗說（第31頁）。他感到父親強健的體魄對他產生的壓力，令人想起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中對父親體魄上優勢的恐懼：“現在我還記得我們時常一起在更衣室脫衣服的情景。我瘦削、弱小、肩膀很窄。您強壯、高大、肩膀寬闊。在更衣室，我就覺得我夠可憐的了，而且不單在您面前，在全世界面前我都覺得自己可憐，因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尺呀。”（注：引自羅納德·海爾曼《卡夫卡傳》，趙乾龍等譯，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頁。）卡夫卡的確不怎么強壯，不過，如果我們了解到他身高在一米九○左右，就應把他信中的自我描繪，更多地視為一種心理學意義上的現實，而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現實。卡夫卡從父親那里感到的不僅是體魄上的壓力，更是父親權威形象的壓力（“標尺”云云）。在他的日記及后來傳記家的描繪中，他父親很像是一個粗暴的下級軍官，認為“練步伐、行軍禮、唱軍歌、喝啤酒”以及“縱聲大笑”（注：引自羅納德·海爾曼《卡夫卡傳》，趙乾龍等譯，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頁。）是培養男子漢氣概的有效方式，但這事與愿違地壓垮了卡夫卡的自信心。戰戰兢兢的卡夫卡一輩子都沒能像個男子漢似的與父親握過一次手。他筆下的人物也總在忐忑不安中來回奔走，向一個巨大得不見行跡的權威徒勞地尋求它下達給他的莫名其妙的判決的理由，然而權威并不解釋，它甚至不露面，可判決是絕對的，不由商量的。相對而言，奧利弗的父親更像是一位慈父，與其說奧利弗恐懼他，不如說他恐懼奧利弗。他或許有些冷淡，這和他的清教信仰有關，也與一般父親在長大成人的兒子面前經常會有的那種不自在有關，但他決不是一個巨大得讓兒子不得不激烈反抗的專橫的父親。因此，從一開始，奧利弗向父親的挑戰就不僅缺乏充足的理由，而且輕易獲得了成功。從這種意義上說，60年代不是一個弒父的年代（盡管1968年的學生虛張聲勢地說要“用最后一個資本家的腸子勒死最后一個官僚”），而是米爾斯所說的“沒有父親的年代”。奧利弗本可以和父親建立某種融洽的平等關系，然而，愚蠢的觀念使他把“父親”視為敵人。他甚至不能理解詹妮家兩代人之間的親密關系，說它是“意大利人看待父母的錯誤觀念”（第86頁）。他不像詹妮對人性有充分了解，毋寧說他是抽象概念的囚徒。他仇恨父親，是因為“他生了我”（第31頁），此外，他還是一個富翁。可是，金錢和父親并不構成一種罪惡，也不構成奧利弗反抗的理由。考慮到與父親決裂后失去生活來源的奧利弗也為金錢犯愁，與詹妮結婚后也渴望生一個小奧利弗，那他為自己的反抗涂抹的崇高色彩，就失去了道德的合法性。其實，大可把奧利弗對父親的反抗，視為心理的反抗，即一個不愿仰承父蔭的兒子試圖另立門戶，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與父親的平等。這體現了非常有美國中產階級特色的那種個人主義及公平競爭觀念。因此，奧利弗反抗的不是父親，而是他自己的“兒子”地位。這種反抗沒有動搖他父親代表的中產階級價值，反倒強化了它，因為他不僅從內心遵從它，而且通過個人奮斗說明了它的合法性。第一集以奧利弗與父親的和解結束：他撲進父親的懷抱，在那兒哭開了。這個充滿人情味的場面揭示出，血緣的紐帶超越了價值對立。而詹妮的不育癥及猝然病亡，可象征地解釋為，中產階級與下層階級之間不可能出現真正的持久的融合。要知道，奧利弗與父親的和解，發生在離詹妮的遺體不足幾步遠的地方。如果說一個下層階級女兒的死拉近了中產階級反叛的兒子與他父親之間的距離這種說法非常愚蠢的話，那西格爾在最后一刻把詹妮描繪成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就顯得既聰明、又落俗套了。在分裂的時刻宗教再一次充當了超階級的彌合劑。不過，奧利弗并不是一個宗教徒。如果說詹妮的宗教精神最終感染了他，那他也狹隘地理解了她的宗教寬容。這在他對待猶太人的態度上已露端倪。當他獲得法學院畢業班第三名時，他得意地說：“前十名只有我一個人不是猶太人（說這個無所謂的人其實滿腦子都是這種想法）。”（第98頁）一個對猶太人不寬容的人，在很多方面都不寬容，因為他腦袋里有的是諸如“民族”、“國家”、“階級”等抽象概念，而不是“人”，一個個具體存在著的有血有肉的人。這種人多數時候會是一個排外主義者，少數時候會是一個反自由主義者，極端的時候則會墮落成一個法西斯主義者。（注：40年代，霍克海默主持“權威與家庭”研究項目，考察民主制下的美國人的種族傾向，發現相當多的美國人具有法西斯主義人格。 參閱 T. W. Adorno,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1950年版。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甚至認為，美國人的反猶主義要多于德國人，因為德國納粹主義因其非理性而缺少一種真理的政治理論。參閱 Martin Jay,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3年版，第162頁。馬爾庫塞從權威主義思想史的角度，認為極權主義既是對自由主義的背離，又是自由主義的一個邏輯結果，因為從路德的“內在自由”開始，西方思想已將“外在自由”委托給了一個外在權威， 從而導致了極權主義。 參閱 Herbert Marcuse,"On Authority",included in Studies in Critical Philosophy, London, NLB, 1972年版，第49—155 頁， 以及"The Struggle Against Liberalism in the View of the State",included in Negations,Boston,Beacon Press,1968年版，第3—42頁。）
奧利弗對猶太人的態度是他的排外主義的一個方面。另一個不那么明顯的方面是他對“品牌”的愛好，這在第二集中俯拾即是。例如他要喝“1966年的穆爾索特酒”（第190頁）， 加入“戈瑟姆網球俱樂部”（第227頁），等等， 這確保了他成為那些排外主義“圈子”里合格的一員。以“品牌”為標準的趣味圈子，是貴族圈子在民主社會的一個變種，它旨在排斥大多數人，顯示少數人的自我優越性。因此，在奧利弗平民主義的深處，在他與平民之女詹妮的關系里，還隱藏著某種貴族主義的東西，即那種高人一等的傲慢，甚至詹妮的平民出身，也被他當作某種可資炫耀的東西。一個貴族的傲慢并不表現在貴族圈子里，而表現為對整個貴族圈子的傲慢。說到底，這是為顯示他不受約束的自由。這一點很像拜倫。不過，奧利弗更樂于以哈姆雷特自喻。
西格爾一再把經弗洛伊德闡釋的那個哈姆雷特形象重疊在奧利弗身上，初衷是想把他的反抗闡釋為“戀母情結”（第171頁）。然而， 沒有跡象表明奧利弗暗戀他的母親，更沒有跡象表明他之所以仇恨父親，是因為他父親占有著他母親，而出于某種古怪心理，他不能接受這一事實。對他而言，他父母是一體的，同屬那個高高在上的中產階級。他自己從出生之日起就屬于這個階級，而且，經過一段短暫的被自己過分夸張的反叛后，還要重返這個階級。此外，他對詹妮的魅力，也部分來自他所屬的這個階層的氣質。按愛情小說通常的寫法以及60年代造反學生會有的沖動，奧利弗在詹妮死后，應隱居于阿巴拉契亞山中（注：60年代的阿巴拉契亞山既是那些躲避兵役者的逋逃藪，又是絕望的造反學生歸隱的桃花源。我認識幾位當年的造反學生，殘存的“新左派”，其中一位對我回憶說，在國民自衛隊開進肯特州立大學槍殺一些造反學生后，他對社會深感失望，帶著女朋友，隱居到阿巴拉契亞山中。不過，幾年后，他們終于承受不了山中的寂寞以及被人遺忘的感覺，重新返回城市，盡管內心還滿懷著不滿和創傷，但迫于生計，不得不按這個社會通行的邏輯而融入社會體系中。由于內心殘存的道德理想與眼下的社會角色之間可笑的對比，這些殘存的“新左派”在性格上多少顯得玩世不恭，這使他們爬不到更高的社會臺階，他們似乎也滿足于眼下的狀況。而在奧利弗身上看不到這些“新左派”的影子。作為一個與世無爭的象征，阿巴拉契亞山在第二集中出現過一次，當奧利弗以“可惡的資產階級”為借口離開瑪西時，她說：“算了吧，你是在自欺欺人，即使我將一切財產都捐給慈善事業，而且跑到阿巴拉契亞山里去教書，你也會找到別的理由（離開我）的。”（第378頁））， 在落滿松果的針葉林里緬懷他對她“刻骨銘心的愛”。然而，他沒有去，甚至，才18個月，就移情別戀了。不該對他求全責備，這無非是人之常情，但當他以夸張的崇高色彩描繪自己的行為時，就讓人對他的真正動機起疑了。他其實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這一點他自己后來都不否認（精神分析醫生也從他對詹妮的死所懷的揮之不去的內疚感中挖出了這一點）。他考慮的是怎樣顯示男子漢氣概。“我重述了自己與家庭決裂的事，”他向瑪西描繪與醫生的談話時說，“還敘述了自己如何與一個社會地位有差別（應當是巨大差別！）的姑娘結婚，并以此來宣布自己的獨立。”（第173 頁）括號中那個驚嘆號透露出他對自己所作“犧牲”的夸耀心理，而那個“以此”，更泄露了他最隱蔽的心理。詹妮被他用來（即“以此”）當作體驗自己反抗的自由的工具。她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主體，而被他暗中異化成了一個物，一種手段，剝奪了自由的性質。此外，從性／政治層面看，一個上流社會男子占有一個下層社會女子，并不特別損害他的主體性，甚至會強化他的主體性。奧利弗的反抗并沒有使他失去什么，而是有所取獲：他沒有太多的理由就反抗父親，獲得了不需反抗就能獲得的獨立，最后還獲得了他父親一直執意給他而他一再拒絕的財產；他在法庭上為被捕學生辯護，沒挽救什么人，自己也沒進監獄，卻如愿地獲得了“激進自由派”的大名，等等。可以說他總是有意無意夸大他每次遇到的困難，以便夸張地克服它，這當然能顯示他的男子漢氣概。這是他潛在的動機和心理需要，盡管他自己或許沒意識到。談到他參加的一次學生游行時，他倒非常坦白：“在某些圈子里，人們認為挨一下催淚彈才顯出男子漢的氣概。她（指瑪西）倒說中了我的心理。”（第286 頁）我不否認他對詹妮的感情中包含真摯的熱情，也無意把他描繪成他本可以引為知己的加繆筆下的若望—巴蒂斯特·克拉芒斯，也不否認他為被捕學生辯護時的正義之感，然而，這不妨礙他同時“以此”來顯示他的男子漢氣概。他離開瑪西，并不是因為她是一個“可惡的資產階級”（他自己不久就通過繼承產業，等而下之地成了一個可惡的資產階級），而是因為“沙巴皇后”（他對瑪西的形容）使他體驗不到男子漢氣概。他本指望遇到一個詹妮般柔弱的女人，不料遇到了一個不被他的主體性所壓倒的更強大的主體性，一個他者，這就貶低或減損了他自己的主體性，他為此感到沮喪（第241 頁：“我們就像兩個演員在分析各自在《哈姆雷特》中的演出一樣。使我驚訝的是，瑪西并非扮演奧菲莉亞，她也像我一樣，都是在扮演那憂郁的王子。”）。對此，瑪西看得非常清楚。當奧利弗抗議她不能總“廝守”在他身邊時，她說：“你是說，我們中的一個應當老是跟著另一個人，做其應聲蟲嗎？”（第355 頁）可想而知，離開瑪西，是他保持自己完整的主體性的惟一方式。也許深入到這一點，才能真正抓住奧利弗的無意識動機。可以說，他反抗父親，娶詹妮，參加游行，離開瑪西等等，本身都沒有充足的理由，或者說，它們有惟一的一個理由，那就是為了獲得、強化及保持自己的主體性，而這就暗中貶抑了他人的主體性，使他人成為工具。這樣，在道德層面上，《愛情的故事》便落入一種可疑的意識形態暗流中，盡管表面上浮動著一些反資產階級的言語泡沫。西格爾看出了這一點，隨即以續集或第二集的形式，為奧利弗的反抗提供一種社會上的闡釋，把他從道德的可疑性中拯救出來。
二
西格爾為小說引入了兩個新人物：一位是弗洛伊德主義的精神分析醫生倫敦，另一位是滿口“他媽的”（注：不說一句“他媽的”，仿佛就不能表明自己是一個激進派。臟話與政治激進主義的關系在60年代非常密切。這些通常以四個字母構成的臟字眼兒（屈瑞林鄙夷地稱之為“四字母詞”，例如“damn”、“shit”、“fuck”等）與其說表達了什么，不如說顯示了一種反抗姿態，仿佛把這些語言糞便拋到資產階級整潔的臉上，革命就象征性地獲得了一次成功。這種象征革命還表現為在街道的墻壁上到處噴涂色彩鮮艷的革命口號和下流畫。馬爾庫塞因此把它稱為“超現實主義的政治學”。）的激進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沃格爾。不管從純文學角度看這兩個人物被塑造得如何抽象，從社會學上看，把弗洛伊德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同時放進《愛情的故事》，正觸及了60年代的哲學精神。如果造反學生真有一套哲學的話，那就是馬爾庫塞的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西格爾融合這兩種主義的方式，是將弗洛伊德對早期創傷的回憶重疊在馬克思對早期資本主義發家史的揭示上，從而把奧利弗在第一集中生物學或心理學上的反抗的根據追溯到社會學的深層。
沃格爾對“美國早期紡織工業史”的揭露，對奧利弗來說，是一個哈姆雷特式的“發現”：父親龐大的財產原來是階級剝削的產物，而作為兒子，他在繼承這份產業時，也得繼承資產階級發家史的歷史犯罪感。第二集快結束時，他又有了一個相似的“發現”：瑪西的萬貫家產原來也是通過剝削第三世界（香港“一條又擁擠又骯臟、幾乎見不到陽光的街道”，見第369頁）童工的血汗得來的。 瑪西對他追究每一筆財產的歷史來源顯然非常反感，說：“你活像那些抱著歷史不放的壞脾氣激進分子！”（第304頁）歷史，或者“發家史”，對資產階級來說， 意味著某種道德創傷。如果說資產階級哲學傾向于非歷史化，借此掩蓋或遺忘歷史的犯罪感，那么，對歷史的揭示，就能再度喚醒資產階級的歷史犯罪感，而這是令人難堪的。西格爾通過這種方式，將奧利弗對父親的仇恨，由一種家庭仇恨，拓展為一種階級仇恨。于是，奧利弗發現自己在第二集里被置身于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學生造反運動中，作為律師，他始終站在“正義”一邊，在資產階級法庭上為被捕學生辯護。“我干的事與自由有關，”（第190 頁）他第一次向瑪西介紹自己的職業時說，“我在盡力使政府循規蹈矩。”（第191頁）60年代， 美國社會分裂成左右兩個陣營，一個是以大學生為代表的激進主義陣營（“校園”），一個是以中產階級為代表的保守主義陣營（“社會”）。在《愛情的故事》中，這兩個陣營縮影為政治生活領域里律師奧利弗與資產階級法庭的對立，私人生活領域里資產階級之子奧利弗與他的資產階級父親及資產階級情人的對立。奇怪的是，資產階級之子奧利弗為什么反抗他的資產階級父親，繼而反抗他的資產階級情人？更奇怪的是，他一方面反抗他的資產階級父親，一方面又追求瑪西這個資產階級女人，而當他最終以“可惡的資產階級”為借口離開她后，又奇特地回到了他的資產階級父親身邊，去繼承“不干不凈的財產”。顯然，奧利弗政治上的曖昧性，瓦解了他為自己涂抹的道德崇高感。當他流連于瑪西迷宮般的“商業帝國”時，他眼中的驚羨，說明他那時的感情，并不是下層階級看待上層階級時通常會有的那種感情。看過瑪西家的浴室后，他甚至為父親家的浴室感到羞愧（第261頁：“然而，區別就在于浴室！ 在這點上巴雷特家證明他們無法擺脫清教徒的傳統：浴室講究實用和基本功能。鋪上白瓷磚，簡單大方——甚至可以說是簡樸的。當然，沒有人會在這里面流連忘返，但賓寧戴爾家就不是這樣，他們的浴室配得上一位羅馬皇帝。這種浴室的‘設計’本身便超越了巴雷特家的想像。”請讀者注意原話中的黑體字，它們表達了一種語氣上和心理上的驚羨。）奧利弗并非偶然提到“清教”。在與精神分析醫生的一次談話中，他評價弗洛伊德主義時說：“你們的學科似乎缺少關于快樂的專門術語。 ”（第244頁）這透露出他與當時的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關系。 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宗旨并不是反對階級剝削，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活力灌注在弗洛伊德主義的本能中。它有一個假設前提：當今社會是一個高度豐裕的社會，然而，它同時又是一個壓抑的不自由的社會。造反學生考慮的不是貧窮問題，而是這個豐裕社會沒有提供與之相應的快樂。從這里可以看出造反學生的家庭經濟背景。如果說第一集中奧利弗與詹妮之間動人的愛情還裹著貧窮衣衫的話，那么，到第二集，貧窮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溫文爾雅的場面。奧利弗與瑪西的愛情便發生在這種以排外主義“趣味圈子”為主角的場面中。要進入這個“趣味圈子”，必須有錢，大量的錢，不過，這個圈子的通行證并不是錢，而是某種能夠顯示“高雅趣味”的精神素質。這樣，奧利弗的有錢但不那么高雅的父親，以及他的不那么高雅更不那么有錢的前岳父，都無緣涉足這個圈子。從奧利弗和瑪西身上，我們看到不久將登上美國社會場景的雅皮士的雛形。與60年代那些以奇裝異服、污言穢語來象征地反抗社會的嬉皮士相比，雅皮士衣著講究、談吐得體、名車良犬，似乎優哉游哉于這個社會之外。然而，沒有誰比他們更深地與既定社會秩序纏結在一起，因為，他們經濟上依賴于這個社會提供的利潤，政治上依賴于它提供的穩定，因此，他們必定是既定秩序的維護者，政治保守主義者。《愛情的故事》就這樣在心理學上的成人式之外，再描繪了社會學上的成人式：資產階級之子通過反抗資產階級父親而終于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心理學意義上兒子對父親的反抗，仍會在每一代人那里以或激烈或平和的方式重復，而社會學意義上資產階級子弟對資產階級父親的反抗，卻是資產階級的最后一次反抗，它把資產階級從早期革命年代殘留下的最后一點能量耗盡了。資產階級子弟開始以商人般的冷靜，把《資本論》這部幾年前他們在神經質的革命熱情中徹夜閱讀的政治著作，當作一部經濟學著作來鉆研，因此學會了比他們僵硬的父輩更靈活的生財之道，又通過弗洛伊德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洗禮，把困擾他們父輩的清教禁欲主義陰影甩開，因而更熟諳享樂的科學，此外，通過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對抽象概念的瓦解來消除早期資產階級“普世主義”中暗含的道德正義，因而在政治上更加老于世故。新一代資產階級就這樣把自身內部和外部曾對它不利的一切，以“解魅”的方式，融合成一個對它有利的復合體。“我申明，”他們的精神牧師貝爾在1978年以一種可愛的坦誠說，“我在經濟上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在文化上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注：Daniel Bell, The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Twentieth AnniversaryEdition, New York,Basic Books,1996, p.xi.）然而， 第二集末尾把已過時的長子繼承權重新抬出來，卻著實出人意料。這是否暗示西格爾迷戀于早期資本主義的家族觀念，像激進派領袖馬爾庫塞迷戀于封建宗法制色彩的“前技術社會”？60年代的造反運動其實是在政治激進主義名義下進行的一場回歸貴族文化傳統的文化保守主義運動，是浪漫主義時代的反現代性情感在現代的延續和回光返照，至少在它的精神領袖那里是這樣，盡管它在造反學生那里以反傳統的方式出現，而他們的精神領袖經常抱怨他們沒有讀懂他的著作。1968年學生在墻上刷過這么一條標語：“革命不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是對工業文明的挑戰。”這和浪漫派當初的立場相去不遠。這種懷舊病，與其說是美國式的，還不如說是老歐洲式的。奧利弗為繼承家產和緩解思鄉病，從紐約重返出生地馬薩諸塞州。他依然保持著雅皮士風格，不過，他同時又成了一個傳統主義者。馬薩諸塞州這個英國在北美最早的殖民地，似乎頑強地保持著老歐洲的傳統，這樣，愛爾蘭裔的經濟大亨巴雷特家族一代接一代在這個州濕潤的土地上繁衍，正如巴雷特的愛爾蘭同鄉、政治大亨肯尼迪家族也在這個州濕潤的土地上一代接一代繁衍著，維持著統治的連續性和傳統的連續性。
三
從延續性來看，雅皮士基本就是當年的嬉皮士，或者，是當年具有嬉皮士精神的造反學生，用奧利弗描繪瑪西的話說，是“60年代初期成長起來的”（第199頁）那一代。他參加斯坦家的音樂會時， 對那些音樂家有過一番觀察：“他們中大多數是長大成人的嬉皮士，而年輕的則像小嬉皮士。”（第161—162頁）那場音樂會發生在1970年春天的某個星期天，那時，在美國的校園里和大街上，造反學生正在與警察作最后的對抗，把校園的文化激進主義引申為街頭的政治激進主義。馬爾庫塞把這種街頭政治學稱為超現實主義政治學（屈瑞林譏之為“街頭現代主義”）， 因為它不是馬克思的經濟革命，而是“文化革命”（ 注：Herbert Marcuse,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BeaconPress,1972,p.79.）。這意味著，“新左派”旗號下的學生造反運動，不同于當初“老左派”的經濟—政治革命，其理論核心已發生重大轉移，由經濟基礎轉移到上層建筑，并集中于文化領域，相應地，它所訴諸的歷史主體也已發生重大變化，由無產階級變為大學生。奇特的是，這些造反學生幾乎都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而且正在有貴族傳統的著名高校里接受高級教育。（注：參閱S. M. Lipset和S. S. Wolin合編的TheBerkeley Student Revolt,New York,Doubleday & Company,Inc.,1965年版，及George Katsiaficas所著的The Imagination of the New Left,Boston,South End Press,1987年版。它們對60 年代造反學生的構成萬分有很好的分析。）因此，1968年的運動是中產階級內部的一場運動，是中產階級子弟造中產階級父親的反。盧森堡預言過：“資產階級最后一場斗爭，是一場打錯旗號的斗爭。”（注： Paul Mattick,Marxism:Last Refuge of Bourgeoisie?London, the Merlin Press,1983,p.5.）嚴格說來，在學生造反運動中，工人并沒有袖手旁觀， 但他們主要是一種“聲援力量”，而不是運動的真正主角。此外，工人主要聲援造反學生的反越戰運動及黑人民權運動，而不是他們反抗現代社會的運動。盡管這三種運動重合在60年代，并經常融合在一起，它們之間卻大有差別：工人反對越戰和種族政策，但他們并不反對工業社會，因為他們是這個豐裕社會的獲益者。“奧利弗，”瑪西反駁奧利弗關于資本主義早期“血汗工廠”的觀點時說，“那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了。今天，參加了工會的工人掙得多……”（第304頁）不管奧利弗怎樣不滿，瑪西的觀察并沒有錯。馬爾庫塞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工人狀況的描繪也印證了這一點：“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旅游于同樣的風景名勝，如果打字員和她雇主的女兒一樣打扮漂亮，如果黑人也有卡迪拉克轎車，如果他們閱讀同樣的報紙，那么，這種同化并不表明階級已經消失，而是下層階級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使這個既定秩序得以保存的那些需要和滿足。”（注：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Boston,Beacon Press,1964,p.8.）工人生活的改善，瓦解了無產階級，至少瓦解了它的階級意識，這也說明馬克思當初以經濟狀況來定義無產階級的脆弱性，因為只要經濟狀況改變了，無產階級就失去了這個定義中所包含的革命性，同化于資產階級的價值，成為一種維護既定秩序的保守力量。
其實，對無產階級失去其階級意識的擔憂，并不始于60年代，而始于1918年后西歐流產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革命客觀條件均已成熟時，無產階級自己居然毫無作為。1923年盧卡奇發表《歷史與階級意識》，第一次提出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危機問題。遺憾的是，盡管盧卡奇等人從經濟、意識以及資產階級對工會的賄賂等方面令人信服地闡釋了這一問題，卻未能把資產階級法學納入其中。資產階級法律盡管是一種階級壓迫，但它同時又為被壓迫者提供了一個申訴渠道，使無產階級直接的暴力革命延宕成一種具有協商性質的議會主義。它在無產階級中喚起這么一種普遍的期待，即通過合法斗爭可以達到不合法斗爭所要達到的目標，而這等于暗中認可了資產階級法律的合法性（奧利弗也是想通過資產階級法庭來反對資產階級）。圍繞盧卡奇和柯爾施，在法蘭克福形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團體，其目的是“達到對‘真正的’和‘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注：Martin Jay,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p.5.），方法是回歸到馬克思1848年以前黑格爾主義的早期著作。這些著作所顯示的馬克思，是一個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他關心的問題是“人”的異化，“人”的價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而不是作為單個“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利益。此外，馬克思還從人類學角度勾勒出非異化的人的狀態，這表現為《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這么一段描繪性文字：“在共產主義社會里，任何人都沒有特定的活動范圍，每個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為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38頁。）馬克思眼前浮現的是摩爾根在《古代社會》里以有限的材料假想出的原始部落共產主義社會（注： Maurice Bloch,Marxism and Anthropology,Oxford,Clarendon Press,1983,p. 73.），它至少透露出這么一個信息：馬克思是一位沉醉于“有機社會”幻想的浪漫主義者。如果說后來的馬克思重新評估了生產力發展的積極意義，那么，早期的馬克思并不是一個社會進步論者，而是一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批判者，分享了1800年到1830年左右德國和英國那些浪漫主義者反現代性的懷舊情感。這樣，經過從盧卡奇到馬爾庫塞一系列理論家的闡釋，馬克思所說的社會主義便從一種未來的制度形式轉變成一種倫理—美學標準，其主體也相應地由無產階級轉變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可以說，1848年前的馬克思并不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而是受過教育的資產階級子弟們的馬克思。看一看法蘭克福的那些馬克思主義者的家庭出身，就不會覺得這個結論的唐突了。無論盧卡奇、柯爾施，還是后來成為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那些猶太人，包括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本雅明、紐曼等等，幾乎都出身于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就像他們理論的繼承者60年代的造反學生。這正是資產階級的“歷史失誤”：它先是通過工業革命，在自身外部為自己培養了一個反抗的無產階級，繼而通過把自己的子弟送進貴族化的教育機構，在自身內部為自己培養了一群對他們充滿倫理和美學上的厭惡感的反叛子弟。資產階級雖然以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從貴族手里奪取了經濟和政治權力，然而，文化上的自卑感卻使它承認貴族文化的優越，而把自己子弟的教育委托給了對它充滿敵意的文化貴族。大約在1848年后，富裕起來的資產階級開始把自己的子弟送進以前的貴族學校，接受貴族教育。茨威格對上個世紀維也納富裕起來的猶太人的描繪，可看作當時整個歐洲資產階級的縮影：“在猶太人內心，都不知不覺地在竭力避免成為一個道德上不可靠、令人討厭、小里小氣、把一切視為交易、只講做買賣的無知無識的人，而是努力爭取躋身于較為純潔、不計較金錢的知識者的行列，說得直率一點，仿佛他要把自己和整個猶太民族從金錢的不幸中拯救出來似的。因此，在一個猶太家族中，往往經過兩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財富的勁頭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極盛時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輩的銀行、工廠、規模巨大和生意興隆的商號的子孫。”（注：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22頁。）在《上個世紀的學校》一章中，他繼續寫道：“每戶有錢人家為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都精心培養‘受過教育’的兒子，要他們學習法語、英語，讓他們熟悉音樂，并先后讓家庭女教師和家庭男教師管教他們的禮貌舉止。”（注：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等譯，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32頁。）我大段引用茨威格的回憶，因為它不僅是當事者的證詞，而且透露出資產階級子弟所受教育的性質。這種教育與資產階級的“生意經”毫無關系，甚至，是對“生意精神”的否定。其實，《愛情的故事》就零星顯露出60年代哈佛大學的教育內容（巴赫，普魯斯特，意大利歌劇《鄉村騎士》，勃朗寧夫人的詩，莫扎特等等）。這種教育具有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性質，馬爾庫塞說它是一種“前技術文化”，包含了反資本主義的“前技術時代的價值”， （注：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Boston,Beacon Press,1964,p.58.）因為它不僅培養學生對美、自由、人的完整性的向往，還容易喚起一種道德感，一種普遍的人性。但是，它又是一種貴族文化，因為在前技術時代，只有貴族才有錢財和閑暇來創造文化。基于這種理由，馬爾庫塞反對工業社會的大眾文化，進而在政治上反對民主制，因為大眾文化和民主制只會復制同樣面孔的人，實際成了統治階級的操縱手段。貴族文化的這種反資本主義性質，使資產階級受教育的子弟在價值上與他們的資產階級父親對立起來，導致了校園與社會之間的沖突。不過，在反抗資產階級父親時，造反學生也把矛頭對準了高雅文化，因為他們的父親崇拜這種文化，因為這種文化本身就具有壓抑人的本能的崇高因素。于是，從一開始，造反學生就放棄了他們的道德感得以建立于其上的傳統文化，處于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反抗（所謂“大拒絕”）中，使反抗在政治上成為一種姿態，在文化上成為一場胡鬧。一句話，他們把一場嚴肅的政治和文化運動“文學化”了，為反對者留下了口實。貝爾尖刻地說：“60年代所謂的反文化是一場孩子們發動的十字軍遠征，它試圖抹掉現實與幻想之間的界限，在解放的旗號下發泄生命的沖動。它宣揚要嘲弄資產階級的假正經，其實僅僅抖露出自由派爹媽的私生活。它宣稱代表著新潮與勇敢，實際上只是以更鬧騰的方式重復了半個世紀前紐約格林威治村的那些波希米亞人孩子氣的惡作劇。與其說這類玩意兒是反文化，不如稱它為假文化。”（注： Daniel 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1996,pp.xxvi-xxvii.）貝爾的保守主義使他沒看到這場造反運動后面嚴肅的道德意義，更沒看到它其實滌蕩了資產階級自身內部的“毒素”，即資產階級的反資本主義性。實際上，資產階級大可不必對60年代如此疾言厲色，它太需要這么一場無法無天的文化運動來瓦解它自身殘存的超驗道德觀，從而消除它從歷史和宗教兩方面繼承下來的犯罪感和顧慮，徹底世俗化。70年代以后社會的變遷證實了這一點。就造反學生那方面而言，一場沒有任何經濟基礎以及清晰政治理念的“象征革命”只可能以失敗而告終，而當革命的紅霧消散，現實生活的壓力卻浮觀出來了，于是，當初的造反者紛紛務實起來，有條不紊地重新回到他們曾經反叛的資產階級秩序中，而且隨著經濟上的中產階級化，他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中產階級化了，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如果60年代的口號是自我表現和自我發展，”狄克斯坦說，“那么，現在許多人僅滿足于生活就行了（例如，學生們從學文科轉而學那些謀生的課程，不顧一切地掙學分）。”（ 注： Morris Dickstein,Gates of Ede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p. 272. ）狄克斯坦說這番話是在1977年，而現在，學生們已經不是“僅滿足于生活就行了”，至少，在曾經產生《愛情的故事》的哈佛大學，學生們熱衷于政府系、商學院、計算機系的課程，并把這些校友當作榜樣：計算機系的肄業生比爾·蓋茲白手起家，建立了“微軟帝國”；政府系的教授薩繆爾·亨廷頓，繼基辛格之后，成為白宮的高級謀士；而奧利弗的原型艾爾·戈爾，正在為競選總統而四處游說。70年代開始的教育改革，瓦解了校園與社會之間的價值對立（這種瓦解有時甚至還直接表現為校園圍墻的拆除），校園成了一個為社會培養“有用人才”的職業培訓機構，不再是一個培養具有獨立批判意識的人的堡壘。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這樣在主流意識形態中找到了他們愜意的位置。1979年馬爾庫塞客死他鄉，似乎帶走了一個反抗的時代的全部熱情，而次年，造反學生當年的死對頭、強硬的政治保守派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預示著另一個時代的來臨。他主要的支持者正是這些“歸順”的新保守主義者。資產階級終于在教育上取得了勝利，正在把社會轉變成一個沒有反對者的社會，此后，還要通過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企圖將世界轉變成一個沒有反對者的世界。誠然，1999年的大學生也像1968年的大學生一樣關心政治（例如這一年爆發的科索沃戰爭），不過，他們主要是從技術層面上關心，而不像1968年的大學生主要從道義上關心（越南戰爭）。中產階級國家就這樣成功地將意識形態轉化成“國家意志”，再將“國家意志”轉化成每個國民的意志。在黃昏時，再聽到哈佛校園某處偶爾傳來《愛情的故事》的電影主題曲，真有一種恍若隔世的感覺，噢，那不過是青春期的騷動，而我們現在已不再那樣天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晨觀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