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煒請我作序的這部專著，是他個人近幾年對于轉軌認知的思想結晶。書的開篇用了較大篇幅討論人們是否在同一含義上談論轉軌。我本來不大贊成把中國近二三十年的大變革用“轉軌”概念來概括，因為人們賦予“轉軌”內容以各種解釋，包括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公有制向私有化的轉變等。以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為目標的中國經濟改革，顯然不能完全納入上述混雜的“轉軌”概念。在對有關轉軌的各種流行言論進行辨析之后，作者將轉軌定義為從計劃到市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覺得這樣處理也許可以為學界所認同。作者以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為立足點，反觀后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歷程，反觀發展中國家擺脫落后狀態的艱難探索。以這樣一種視野來考察和評價轉軌研究的方法論，顯然早已跳出了從公有到私有的簡單、片面意識形態的、教條的框架，其立意因尊重實踐而變得深刻。縱觀全書，我認為有三點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在研究思想上，作者對中國改革路徑的回顧和歸納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堅持以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鄧小平理論作為改革思想的來源，用其分析改革的內在邏輯，評價改革的績效。沒有武斷地搬用西方經濟學已有理論或某些西方經濟學家的已有觀點作為評判中國實踐的標準。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堅持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基本原則，在以中國改革實際為主體的前提下，借鑒、吸收了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有用的方法作為分析工具，增強了對實際問題的解析力。三是在研究深度上，此書是作者以最近幾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經濟社會體制比較》等高級別刊物上發表的一系列成果為基礎的進一步深化：

由于有以上的努力，該書在閱讀起來有兩個突出特點：一是視野開闊，作者將計劃向市場的經濟轉軌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并嘗試將這一論題與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聯系起來，對經濟轉軌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進行一種重新認識與求證。尤其是書的總論部分，以開闊的視野對經濟轉軌的研究思想進行了一次被作者稱為全新的表述。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旁征博引，大膽地推導出了兩個結論：“經濟轉軌應可通約于史論結合的思維范式”，及“轉軌的收獲是重新求證了近代落后國家社會轉型難題”。這樣的嘗試顯然另具新意，也正是時機。二是尊重實踐，作者嘗試著將經濟轉軌的方法論創新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踐進程對照起來研究，既用方法論上的見解來梳理、歸納中國實踐與政策演進的合理性，又以中國實際的反饋去豐富完善對研究方法的認識。比如作者根據中國二十多年經濟改革實踐成功的軌跡，提出轉軌中的經濟是一種特殊的過程中經濟形態；對1998年以來的積極財政政策效果與經濟運行狀況，嘗試從體制性約束的角度進行評價，提出進一步深化改革是完善體制、提高政策績效的關鍵；將1998-2004年界定為中國轉軌前期與中后期之間的重要轉折期，強調績效評價模式應轉向更加關注公平，由單純的GDP指標向更全面的經濟指標轉變，由單純的經濟增長向經濟、社會、自然和諧發展轉變。作者進一步將經濟體制改革完成時的評價概括為三個方面：即是否建立了一個好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否確立了一種好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是否為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一個好的現實基礎。在當今流行運用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析模型，解釋中國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得失的背景下，這是值得重視的另外一種聲音。

在中國，我們這一代經濟學家最大的包袱，是計劃經濟體制給予我們的。但我們也不是歷史的虛無主義者，在努力進行市場取向的改革時，對拋棄計劃體制的堅決性、對脫離舊體制約束的艱巨性的認識，對原體制下政府調控和社會公正有益因素的吸取，以及善于根據變化中的制度進行各種政策的思考，則是任何別的市場理論素養極高的西方經濟學家所無法具備的優勢。試想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如果不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決策者與中國經濟學家共同努力，而是拘泥和受制于西方標準模式與經范式，今天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呢？正在經歷著經濟全球化檢驗的中國經濟學家，應該有更為開放的學習態度，同時也應該具有更為自信的求真務實精神。

通常年輕人請年長者為其論著作序，多半出于對年長者給予提攜的期盼。但對本文作者來說，一般性地說好說壞已無太大意義。該書的立意已經不是就經濟改革談論經濟改革，而是針對該領域研究經驗進行方法論層次的辨析。呂煒一開始走上經濟研究的道路，就有著與書齋式研究絕然不同的志趣，他所帶領的東北財經大學經濟與社會發展研究院已在向政府提供決策參考方面做出引人矚目的成績，并形成了一個和諧并富于效率的團隊。作為年齡偏大的經濟學者，我對這樣一位有些個性的年輕學者所寄予的厚望是這樣一句箴言：務實求真的學術道路往往意味著與寂寞結緣，堅持耕耘不易而前景必然可期。

劉國光

二OO五年六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