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能不讀的一部書　　　　

——讀韓丁《深翻》述評之一：農業集體化　　　　

             范正美　　　　

最近，好友徐海亮同志給我寄來了他參加翻譯的、美國著名作家威廉·韓丁的《深翻》中文版。這是韓丁繼《翻身》之后，于1971年，用七個月的時間，再度訪問中國，又回張莊，同張莊人民一起生活，通過親身參加當時農村的整風、學大寨、和走訪群眾、干部，所收集到的大量一手資料和歷史資料，又經過多年寫作，多次重訪張莊核實記錄資料，完成的一部反映山西農村從合作化到文革中期社會變革的紀實文學鴻篇巨制，計49個印張，近74萬余字。于1983年在美國用英文出版。2008年5月由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翻譯成中文出版，與中國讀者見面。這本書的中文版，來之不易。開始是韓丁的好友、張莊書記王金紅，組織長治當地人士李春、李多祥共同翻譯，韓丁本人于90年代初，會同這些朋友，認真地校對了翻譯初稿，而且，還專此寫了中文版前言，糾正了他原著中的錯誤觀點，但是他希望早日在中國出版而未能如愿。去年，海內外一批研究社會學、歷史和農村問題的學者，重新校閱、校訂，甚至逐段重新翻譯了全書，終于付之出版，成為保留韓丁作品原神原貌、經過集體奮斗20多年的、十分難得的一部重要著作。　　　　

該書最重要的特點，正如譯校后記所言：它“十分真實，乃至原汁原味地記載了”韓丁“所關注的張莊幾十年來的社會變化，記錄了當時農民和基層干部的語言”，是一部“紀實文學和口述歷史的巨著”。　　　　

 韓丁寫作該書給自己定了一個崇高而明確的目的，就是想“通過解剖一個村，顯示仍在繼續進行的中國革命的實質”（自序，P14）。在他看來，“1945年的張莊，從地主到雇農，都和大多中國農村一樣，具有相同的階級結構，也因此面臨典型的、嚴重的土地租佃的問題。而同時不同于一般農村的是，它是一個有很多天主教徒的村子，又是一個為日本所占領的村子，此外還是一個一夜之間從外國占領和地主統治中解放出來的村子，轉變如此之快，讓誰都感受措手不及。”“張莊離長治市只有不到20公里地”，“如果說，1948年的張莊可以被認為是偏離隔絕的中國農村的典型的話，今天的張莊就可以被稱為中國城市四周迅速發展的工業郊區的典型。而這特點就比樸素原始的農村更能貼切地反映整個中國變化的實質。”（同上，P14—15）　　　　

作者說：“1971年我到張莊，想要看到的是1948年我離開的那個孤立的村莊，革命在這里引起社會變革的可以作為整個中國社會進步的縮影來跟蹤和研究”（第一部，P12）。而且，在作者看來，“今天的張莊肯定有其不同的特點，但它骨子里還是一個農村，是一個農民組成的共同體、以家庭為中心，受傳統的約束。”（同上，P15）　　　　

在一個歷史的偶然機會，1948年到中國考察的他，選擇了張莊，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在這里參加了土改，與當地人民結下了不解之緣。“從此，我關注張莊人民的命運，密切的程度一如我關注在老家最親密的朋友和鄰居的情況。另外，作為一個在美國從事農業的農民，我為張莊農民所渴望的農業技術的變革，作出了一些貢獻。”這里所謂的一些貢獻，是他的謙詞。其實，他在自己邊生活、便搜集資料的工作過程中，同當地農民和基層干部打成一片，為當地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很大貢獻。他多方幫助張莊制造了糧食烘干機、灌溉設備、新式耕具和種玉米的整套農機設備等許多農機具。直到1981年，他還贈給當地一套纜吊裝置（在美國叫做“跟著走”），并幫助他們進一步改造，使之成為一種名牌產品，走向市場。就是這樣一種雙向的關系，“我們的交流年復一年，越來越深刻。”（同上，P16）可見，作者寫作的動機，還包含著作者深刻的國際主義關懷、戰友情誼和難能可貴的歷史責任感，這也是我們讀該書的最動心、最感人之處。 　　　　

作者告訴我們，“深翻”一詞的意義，并非深翻土地，而是“象征50年代和60年代集體化過程中合作社和公社的建設者們所進行的中國鄉村社會的偉大的和深刻的重建。”（1993年序，P22）　　　　

閱讀《深翻》，深切地體會到，韓丁以其特有的情操、深邃的思想、敏銳而犀利的目光、不同反響的筆力和藝術風格，通過張莊及其有關地區的事實總匯，透視中國的偉大變革及其巨大的歷史意義，發出了來自內心的真誠謳歌和贊揚，雖然他也毫不客氣地批評那些運動中曾經出現的搖擺、反復和偏頗。但是，他用詳盡的不容置辯的具體事實說明，集體化、大躍進和文革對于中國人民的深遠意義，同時他也談了自己的喜與憂以及開誠布公的許多忠告和建議。很值得每個中國人一讀，并從中領悟中國革命歷史、社會主義方向和我們自己應該堅持什么、反對什么，在為未來的中國復興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閱讀該書，感慨多多。我想分若干專題地做一些筆記，與大家分享我的收獲和喜悅。　　　　

一、關于集體化問題　　　　

韓丁在《翻身》一書的結尾寫道：“土改在農業生產者之間創造了基本的平等。接下來，他們要做出選擇：是單干還是組織起來創業，單干是朝向資本主義；集體經營則是朝向社會主義。對這個問題，并沒有一致的意見，大多數農民，除了最先進分子，還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　　　　

作者在《深翻》第二部《組織起來》寫道，土改后，黨提出了“四大自由”即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貸自由、貿易自由。這樣做的結果，為“城鄉私有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讓人們能調動一切資源開展生產”，一方面個人致富，一方面為廣大解放區的恢復提供了保障，也為國民經濟的重建，個體經濟發展起了支配作用，“為革命的成功提供了一把鑰匙”。但是，其消極影響也不能忽視。“在中國，實際上還有幾百萬農民沒有足夠的土地、耕畜和農具來進行各種形式地小規模生產，更不用提‘發家致富’了。號召每個農業生產者都富裕起來，從字面上看就是矛盾的，一個富裕的農民實際上就是一個剝削者，因為他通過雇用別的勞動力致富，不論在哪個地方，都只有極少數的人有希望雇工置地加息放貸和創辦企業致富。”（P58）　　　　

“1943年毛澤東第一次提出‘組織起來’的號召。當時的目的是為了促進生產，把手中分散的生產資料、不充足的勞力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應對自然環境，獲得更大收成，保證抗日戰爭的勝利。但是到了1948年，隨著華北廣大地區土改運動的完成，‘組織起來’便成了向舊的生產方式挑戰的一種新的更深刻的方式。‘組織起來’不僅僅是一種更有效的生產方式，而且是‘中國將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這一決定中國未來社會性質的戰爭的第一場戰役。”（P58）　　　　

接著，作者通過“張莊的情況和數據”以及一個個階段，記述了張莊農民通過斑斑兩級分化的實例而走上合作化帶來的巨大變化，雄辯有力地說明只有組織起來，才是中國農民走上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韓丁說：今天對于那場運動的否定，持有兩種時髦的說法：一是這場運動為“過失、極左、歷史性的錯誤”，由于缺乏刺激，是吃“大鍋飯”——分享貧窮；二是這場運動，“好像是長官——如果不是通過武力就是通過命令把農業合作化強加給了中國的農民”。對此，韓丁斬釘截鐵地在1993年的“序”里說：“我認為，通過閱讀《深翻》，會徹底推翻以上兩種說法。”（序，P23。以下所引韓丁的話，凡未特別注明的，均出自該序的有關段落，不再標出）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位國際主義戰士的鮮明而脫俗的見解，我在這里大段大段地加以轉述，以便準確地、完整地品嘗其“原汁原味”給我們帶來的美的享受。　　　　

韓丁指出：《深翻》“描述張莊村在建立一個廣泛的合作集體過程中的經驗”，“清楚地告訴人們，是個人刺激，而不是否定個人刺激是整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水平上，各家各戶在同等的基礎上交換勞力、畜力和大農具，小孩對小孩，成人對成人，牛對牛，車對車。被劃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來交換。照習慣，當個人、每家每戶的貢獻不可能平衡時，小組就用糧食來補齊，這樣沒有人占便宜也沒有人拉別人一把。　　　　

“實際上，使彼此的義務都一樣，有時是很困難的，并非所有的糧食都一樣，重量、濕度，是否發霉都會影響一斗糧食的價格，量具也會與標準不符，對人力的估價也有某些主觀因素。但總的來說，在一個小組里的組員們都能克服這些困難，能收到它的名字所表示的互相幫助的效果，會使所有組員都感到公平滿意。當耕畜、車甚至小農具不足時，分工合作的優勢就更明顯了。　　　　

“后來，農民們一旦合并了土地，耕畜和大農具，建立了更高一級的合作社，他們分配集體的收入就要按工分——一種按工作效果、技術和貢獻來分配的制度。這不是‘吃大鍋飯’，而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分配原則。張莊使用的主要辦法是：為許許多多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分配原則。自從村里實行了小隊核算，由50-60戶組成的生產隊就為一百多種不同的農活制定了標準——一天鋤多少壟地，拉多少車糞，犁多少地，種多少玉米。這樣，一天的滿工作量可得10分。因為工作作為個人的貢獻而輕易地打分，所以小隊根據每個人的力氣和技術對所得分進行了劃定，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小隊會計有帳，等到分紅時，每個社員根據所掙工分分配糧食和現金。但這樣被分配的總數并不是除了包括各種稅款在內的處支出的全部收入，而是除了留存的公積金和包括福利、教育、醫療保健和對病、老幫助款在內的公益金以后剩下的部分。　　　　

“這樣，雖然像張莊這樣的村集體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但在公積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卻應用了一種具有共產主義精神的補充原則‘按需分配’。　　　　

“在這一范圍內，核算單位中的每一個活著的人，不分年齡、性別、健康水平和能力，對集體財產有同等的所有權，而且在教育、醫療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力，對病人和老人都給予幫助。　　　　

“正是‘按需分配’這條補充原則導致了那些管理不當、領導不力的大隊的絕對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產量低的地方，社員們所付出的勞動，只能剛夠生存下來的食物。這時，福利就以口糧的形式按人首先付出，而滿足這種最低要求要花掉所有打下的糧食和所有掙來的現金，所以根本沒有剩余去獎勵出色的人和從事技術的工作人員，這樣在挫傷了積極努力工作的同時，對那些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得到平均的一份的懶漢們沒有一點懲罰。士氣呈螺旋式下降，糧食產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隨之下降，事情越來越糟。　　　　

“但是，因為一些陷入了僅有口糧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體就指控整個體制是絕對平均主義是不對的。就整個國家來說，這些貧窮的集體只是少數，貧窮不是解散他們的很好理由。合作化體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現實主義的物質刺激的基礎上的。在全國它應用的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它給幾億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興旺景象，可以把那些搞得不好的公社和小隊重新組織起來，走由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陳永貴帶頭走的路。陳所做的是發動群眾在每個村選拔有社會主義覺悟和獻身精神，能先公后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于他們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以能夠克服困難，組織起全村人，集體改造自然，集體建設、搞好副業與工業。陳把這樣的人放到領導崗位上，他們先使家鄉改變面貌，繼而全縣也變了。　　　　

“離大寨雖然很遠，但也受到了影響的張莊，是一個試點。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領導干部領導下，社員們的莊稼收成很少，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買紅薯干，但經過挫折和失敗，這里最終產生了有覺悟和獻身精神的領導班子。這個以黨支書王金紅為首的領導班子一上任，把張莊由一個‘老、大、難’村變成了一個工、農業都出色的先進村。由于有十幾個繁榮的工業企業和在山西水平較高的農業機械，張莊變成了一個十分令人羨慕的模范村。　　　　

“我認為中國農業三十年合作化運動的事實駁倒了‘農業合作社是極左、烏托邦，導致了長期平均主義，是吃大鍋飯’的說法。70年代末期，中央農業政策調研組的多方面的研究總結到：30%的大隊搞得好，40%雖然面臨嚴重問題，但仍可維持，還有30%搞得很差，不能輕易地重新組織起來。如果這些數字準確，那就與我最了解的幾個地方有限地觀察結果相吻合了。這樣，農民起碼能保住自己，有據可查的這么大的數字很難證明‘農業生產從其本質上講不適合集體所有制的形式’這一說法的正確性。如果還有二億四千萬搞得不好，似乎很明顯，原因并不是合作化與農業相結合有錯，而是領導得不好，訓練失誤和政策貫徹不力——過早地邁向更高一級、隔階跳躍、命令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和其他官僚主義現象。仔細閱讀《深翻》，這一點就會得到證實。　　　　

“仔細閱讀《深翻》還會幫助反駁第二種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合作化運動在各個階段的前進，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又到高級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條主義者強加在農民身上的武斷專橫的理論公式，根本不是任何可以使農民對其必要性和正確性予以信服的農民生活和農民經歷。”　　　　

作者通過具體事實加以解說：　　　　

“由互助組開始，真實的生活告訴我們的是，每一種形式在其發展中都存在著內部矛盾、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其中有一部分是較嚴重的。解決這些矛盾最有效的辦法是或采取更完整的形式，向更高一級邁進，或干脆放棄集體生產。如果當時選擇了后一條路，發展個體經濟，相似的矛盾終究會以更嚴重的、對抗性的和不可解決的形式產生出來。難道不是嗎？那么我們今天目睹的又是什么？　　　　

“正象毛主席預想和指出的那樣，集體化道路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梯子，一套連續的臺階或階段。從私有制到公有制，從在各個方面都處在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動的市場的支配、受個人年老體弱支配個體生產量，到全國性的公有制經濟和社會的集體網絡，在這個范圍內，生產力達到了充分的解放，個人安全由于整個團體的力量得到了保證。毛主席的見解是辯證的，它規劃了一個不斷發展的社會，各個不同水平的集體都以他們自己力所能及的和他們自己內部的潛力所決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產力向前進……　　　　

“然而，在此我要強調的不是長期以來無人能夠實現的集體化的偉大的未來（當然在個體體制下是無法實現的），而是把集體生產從一個水平推動到另一個水平的內部經濟和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這不是主觀理想主義的法令的結果，而是由它們的成功而產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結果。”　　　　

這位作家在他的序里，像數珍珠般的、對合作化發展的階段性作了概括性地具體論述，讀來令中國讀者備感親切。　　　　

“互助，這種合作化的最簡單的形式很好地闡述了這一點。沒有足夠的耕畜、馬車、糞罐、犁具和牲口拉耬的村，幾戶分牛的一條腿，有犁卻沒有車，有車卻沒有犁，在這樣的村莊，互助組是很有優越性的。至少開始是這樣，并且相對容易組織。互助的基本原則是‘互助自愿’，應實行勞動力和價值同等交換。應實行民主管理，另外，為了容易地貫徹這個原則，互助組不宜過大。這些原則易制定、易理解，卻難以貫徹，特別是時間長了以后。　　　　

“各家各戶一但開始在一起勞動，困難的決定就來得多、來得快。下雨了，土地疏松易鋤。我們該先鋤誰家的地呢？莊稼干旱，又該先澆誰家的地呢？你的騾子拉了我的車，我們該用什么比率來交換？為了拉平我欠你一些糧食，但我的糧食有些發霉，我有還打多少折扣呢？要決定這些事劉需要開多少次會，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時間，我們可以通過解散互助組來避免這些問題，或通過合并土地、耕畜和大農具，合起來種地，分享收成來繞開這些問題的大多數。　　　　

“如果決定合并土地，我們就解決了以上許多問題，但一連串問題又出現了。一般地講，雖然都是些相對貧窮的勞動農民，但所擁有的土地、耕畜和農具的量卻各不相同。如果我擁有的多，合并的少，我就應該得到的多，等到分紅時我就要求為我入社的財產分配一部分，而不只是按勞分配。　　　　

“如果社員們能在按勞和按財產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見（這個比例常常是一半對一半），那么以上的問題就好解決了，但時間一長，小組里的生產關系（誰投入了多少）就一定會變化。如果集體領導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會增加，剩余額自然也以積累資金的形式相應增加，這樣就可以進行投資。這個積累和投資主要地應歸功于組里那些強壯的、正在成長的青年社員的勞動。一段時間以后，他們就會對那么多的糧食和錢分給那些靠財產分紅、不勞而獲的人感到不滿。為了公平合理，小組就必須降低靠財產分紅的人的分配百分比。最后，根據出色的勞動和勞動所創造的新的財富，社員們要求全部廢除財產投入的分配比例，這樣，就在較低級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了較高級的合作社。這并非任何人的武斷決定，而是現實形勢的必然結果，是村里勞動與投入轉向平衡的反映。當勞動創造的新財富超過并最終推翻了合作開始時所依靠的舊財富時，如果還根據就比例分配，就會把財富從那些靠辛勤勞動過活的人身上轉移到那些擁有自己的財產，可能現在根本不勞動的人身上，這樣就形成了剝削。　　　　

“反對新剝削的社員們也站在了耕畜集體化一邊。農民們開始合并士地和財產的互助階段對耕畜的集體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這并不是某些領導干部的要求，而是對生產過程中關鍵環節牲畜個體所有而產生的社會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后，互助組借給一個農民一頭好的耕畜　　　　

一天的勞動可以換來一個人力5天的勞動。在張莊，李胖子有一頭驢，一頭騾子，農忙季節把它們借出去，就可換取大量的勞力交換，數量之大，以致他根本不必為別人干活，甚至很少給自家干活，這樣，與“按勞分配”的原則相差甚遠，這更像按擁有的財產分配，是一種更隱蔽的剝削。最后，村委會按公道的市場價格為所有的牲口估了價，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們賣給了新成立的合作社。集體喂養，集體管理。”　　　　

作者在這種分析之后指出：“毛的集體化‘階梯’描述了從小到大的核算單位，最后又與國家的最低一級的單位聯合起來的不斷的進步，給了農民一個像國家工廠的工人們一樣的安全后盾．這不是一個傳統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災蟲災打碎的泥碗，而是一個由整個國民經濟保障的鐵飯碗。80年代的改革在集體達到建立公社核算(是登上集體化‘階梯’重要的一步，但離全體人民的富俗相距甚遠)的必要的廣泛的繁榮之前，摧毀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實際上到那時，并沒有任何地方具備公社核算的必要條件，更不用說全民核算了。實際上，大寨這個社會主義的典范村是大隊核算。這是因為大察是一個很小的村莊，總共90戶，只有大多數地區一個小隊的規模。別的地方更糟的經歷說明，在小隊變成大隊或村級核算之前．他們必須是同等富裕，它們的勞動日的現金標準不得相差太大，否則．硬把他們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調——對一個集體給另一集體的財產進行非補償性調撥，這種令人難以接受的行為成了眾所周知的‘共產風’，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它通過命令讓人們平等，而不是幫助村里的所有小隊克服生產上的問題，達到他們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為無損于公社的任何部門的合并創造條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運動繼續搞下的話，隨著生產的發展，合作的問題就會象合作社的興起、土地合并、取消土地股份和合并牲畜一樣很自然地被列入議事日程。陳永費相信，一旦當地公社各大隊的勞動日報酬都達到了1．5 元(為了不與他們相差太遠，大寨當時執行的就是這個標準)，他們就可以過渡到公社核算。陳說：‘一旦實行了公社核算，我們就可以重新安排生產計劃，我們可以在應該植樹的地方植樹，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種莊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塊地上，充分利用農業機械。這樣一切事情就就緒了。光靠我們大隊管理不了我們能造出的所有土地，公社也不行，我們也許得和別的大隊攜手，過渡到公社所有，一起來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說這樣錯了，應該重新分開，那就讓他解釋一下我們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怕合并財產，我們有很多財富，應該共同享受，這和平分貧困不一樣。陳永貴所描述的是一種真正的經濟發展，一種成功的土地建設，它給朝著毛澤東為社會主義道路所描繪的所有制階梯更上一層施加了壓力，爬上這個階梯不是烏托邦，不是唯意志論，不是教條主義．這是一個為中國農民描繪的、只要中國農民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就可以實現的未來。　　　　

“那么，在為支撐更大的組織逐步擴大集體化規模的同時，農民們究竟可以得到些什么呢?規模、生產力、公積金、機械化、多種經營、專業化、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特別是社會福利方面、婦幼保健、醫療服務、照順老弱病人，對各個年齡層次的所有的人的各種水平的教育。從長遠來看，這就意味著最終消滅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從短期來講將意味著動員全部的人力物力為當地的發展而奮斗。毛主席的‘以糧為綱’一直被嘲笑　　　　

為片而的，并因諸如砍伐果樹、砍伐森林種糧食等行為而受到指責。但‘以糧為納’只不過是下面這段話中的一句：‘以糧為綱，為發掘農村所有的潛力發展農、林、牧、副、漁業。”　　　　

    于是，作者話鋒一轉：“毛的觀點遠不止一個方面，是很全面的，是綜合性的，具有遠見的，他指出了中國廣大農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隊全面貫徹了毛的指示，都繁榮起來了，在那些解散了的大隊中實際上是在絕大多數大隊中，只有那些特殊優惠的地區——長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東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圍的華北平原、沈陽、長春和哈爾濱的東北地區的一些的搞了多種經營，當然主要是搞起了與所屬地區的城市中心有聯系的工業活動。其余的地方，也是絕大多數仍停滯不前。盡管糧食價格和主要農產品的價值升高了，盡管化肥、農藥和良種的投入增多了，但由于投資缺乏(像搞個體生產，大隊不再積累的村莊)，由于分開了耕地(有效的機械化實際上不可能了)，由于地勢偏僻和交通通訊狀況差，由于必要的農業投入和他們生產出售的食品間不合理的價格比例，他們受到了制約，主要是由于‘單干’意識所引起的混亂狀態使他們受到了制約。壞事不是激發人類美好品質的‘先公后私’，而是誘發壞事的‘發家致富’。　　　　

“如果這些地區不重新組織起來，如果他們不以各種形式重新學會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們的問題就會變得更糟，兩極分化只能加劇，經濟蕭條只能加深，‘面條地農田’是死路一條。”　　　　

 總之，作者說“我認為《深翻》澄清了一些當前歪曲了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本質、合法性和其歷史的錯誤觀點”（以上見序p23-29）。由此可見，對于那些以全面否定毛澤東、否定農業集體化，宣傳開倒車，賣力把中國往資本主義道路上引的精英者們，韓丁的《深翻》是回敬他們的一計響亮的耳光；對于那些將精英們的話聽信為高參、奉若神明的某些當權者們，韓丁的《深翻》，是一副令他們反思的清醒劑；對于張莊以及那些堅持集體化、堅持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農民、基層干部和農業工作者們，韓丁的《深翻》，是一副讓他們振奮的快慰湯。　　　　

2008-07-08于哈爾濱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