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中的一只白烏鴉——讀《邊緣的言說》

  雖然歸類可以節約交易成本，但在我看來，盧周來卻是一位很難歸類的經濟學家。

  在他最新的這本經濟學隨筆《邊緣的言說》一開篇，盧周來就講了一個“制度的故事”：一個公司因為丟了一份文件，便決心通過“制度改革”來解決問題，建立了“一整套安全保衛制度”。但最后，由于不堪忍受新制度的運行成本，再加上始終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只好又取消了事。故事講得很從容，對新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也非常專業，但結論卻顛覆了一個被許多經濟學家多年來精心打造，被我們許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并被作為衡量大是大非問題的天然標準的新“凡是”：凡是改革開放就一定是正確的。用如此輕松的筆墨，在談笑間就“搞定”了一個如此重大的主題，以我有限的閱讀視野來看，還是第一次見到。

在接下來幾篇關于“企業改制”的隨筆當中，盧周來延續了這種娓娓道來、淺白易懂的風格。他既不像那些主流經濟學家那樣，出于意識形態的理由為MBO曲意辯護，也不像參與論戰的另一方的部分學者那樣，出于相反的意識形態的理由，對MBO進行聲討和駁斥。他的分析完全是“經濟學”的，甚至是“價值中立”的：誰付出了代價？誰承擔了成本？所不同的是，他的目光越出了單個的企業，而看到了整個社會：成本不會蒸發，不會溶解，而要由整個社會背負起來。讀盧周來的文章，你會感到，他只是在條分縷析，沒有任何要把結論強加于你的意思，結論是你自己得出來的。現在，那場論戰的高潮已經過去，但重讀一遍盧周來的分析，讓我們在激情過后更容易看到MBO的實質，不至于下次仍然“被人賣了還在替人數錢”。

公平與效率，可以說是一個人類永遠都無法回避的話題。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數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并且在二十世紀經歷了一場漫長而又深刻的平民革命的東方大國，“拉大貧富差距”居然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口號，大小領導言必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給人的感覺是兼顧過來就兼顧，兼顧不過來也就算了。而民眾則如同被施了催眠術一般，對此也毫無反應，真是咄咄怪事。回過頭來看一看，個中原因固然相當復雜，但一些掌握了話語霸權的主流經濟學家，抓住了舉國上下都想盡快過上小康日子的心理，故意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弄得好象是非此即彼似的，不能不說一個重要原因。

在《邊緣的言說》中，收錄了盧周來一組題為“經濟學視野中的社會公平”的系列文章，基本上把這個問題給說透了。當然，盧周來總是有令人驚喜的地方。比如他引用西方同行的研究成果，跳出了僅以貨幣收入分配來表征社會公平程度的窠臼，而引入了財富指標。由是得出這樣的結論：“財富分配的越平等，經濟增長可能會越快。此時，公平與效率之間，反而有相互促進的作用，追求公平與追求效率可以兼得。”在我看來，這個觀點仍然是顛覆性的，顛覆了許多人自以為是的“常識”。我很感慨，假如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初，或者在提出“市場經濟”的口號之初，就能有這樣的認識水平，則我們今天面臨的困難可能會小得多，夸張一點地說，甚至連“和諧社會”的口號都可以不必提了。

盧周來很愿意替沒有話語權的窮人說話，這有他的《窮人經濟學》一書為證，無庸贅言。但從他的這組文章來看，他對富人其實也是關愛有加的。比如他在談到所謂“仇富”問題時說，“我還是主張，適度的‘罪富文化’（只要不是‘劫富文化’）是有好處的。相反，如果中國社會仍然一味朝著‘嫌貧愛富’的方向走，對富人沒有約束，在當前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十分驚人的背景下，最后，社會可能會因為斷裂而走向對富人的清算。”此話可謂語重心長。在主流經濟學家中有如此替富人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著想的嗎？沒有！如果把富人比作一個哭鬧著要到池塘里摸魚的孩子的話，則主流經濟學家的態度等于是說“摸魚是他的權利，他有權自由摸魚”，而盧周來的態度則等于是說：“不能下去，下去可能會淹死。”誰是真正愛孩子的呢？

在中國，近年來還有一個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現象，那就是如果你自稱是“一夜美國人”，就會出來一大堆人對你喝彩；如果你說，我是“世界公民”，就會贏得更多崇敬的目光。但如果你說“我是中國人，我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就會被認為“精神病灶”尚未切除而招來鄙夷、不屑和憐憫。為什么會這樣呢？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國內思想界的風云人物，在經過一番頗費周折的論證之后，認定民族主義必然導致專制主義，因此“民族主義者”就必然是“專制制度的支持者”。當然，這個公式的漏洞也非常明顯，因為如果你把相關因素代進去稍一推導，就會得出“歡迎美軍直搗北京”這樣荒誕不經的結論出來。盡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接受了它。

盧周來在本書中也收錄了一組題為“民族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文章。作為一個經濟學家談“民族主義”，他的文章少了不著邊際的宏大敘事，多了錙銖必較的精確計算。在他看來，民族主義哪有那么多神秘的功能？不過和巷子口的兩個瓜販爭生意相類似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民族主義，就是努力讓經濟利益擁有自己的政治屋頂！說得更白一點，就是‘努力讓自己的商船有軍艦的保護’”。盧周來的特點一向如此：不與人爭而無人能與之爭！反對這樣一個質樸而又符合人們基本生活經驗的論點是要冒很大風險的。說句實話，筆者最早是從網上看到這組文章的，一口氣讀完之后，這“民族主義”的問題上忽然頓悟，從此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再諱言自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有科學家研究南極的企鵝，發現企鵝之所以喜歡在雪地上排著整齊的縱隊行進，并不是因為它們的紀律性好，而是因為后面的企鵝踩著前面的企鵝的足跡前進，會節省不少力氣。在本書的后半部分，收錄了盧周來的好幾篇書評，在我看來，這不妨看作是他在經濟學的雪地上留下的足跡。對于喜歡經濟學而又不得其門而入的人來說，看了他的書評，會節省不少選書的成本。而盧周來的一些點評，也常常具有一語中的之效。比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在知識界一度具有“準圣經”的地位，其關于“消極自由”的言說，也一度成了降妖伏魔的法器，動不動就被人祭出來嚇唬對手。但盧周來只用了一句話，就讓這法器破了功：“他討論的是有了社會基本保障與法治背景下的問題”——請仔細想想，要談“消極自由”是不是先得有這么個前提？

在本書的最后，盧周來居然開始“顛覆”起經濟學家來了。他先是替經濟學家“脫魅”，指出他們即不是“布道者”，也不是“先知”，而只不過是托了“市場經濟改革”的福才得了一個飯碗而已。然后他又預言了“后經濟學家時代”的來臨，說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學家們必然將“諸神歸位”，由絢爛歸于平淡。他說這些話的時候，似乎完全忘了自己也是一個經濟學家，而在那些風頭正健的“明星經濟學家”聽起來，可能真的有點像烏鴉的叫聲一樣不詳了。

如果要把經濟學家比作烏鴉，那么盧周來也是，唯一的區別在于他的羽毛是白色的。至于這白烏鴉的叫聲究竟如何，讀一讀《邊緣的言說》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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