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這個問題是一個不新鮮的問題，早在俄國革命時期，還有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時期，都存在這個問題。

　　娃哈哈的創始人宗慶后去世是，也引起了該話題的討論，到底要如何看待民族資產階級？

　　筆者當時寫過一篇文章：宗慶后去世，應該如何評價他？

　　文中的主要觀點：

　　1、資本家，無論多好的資本家，都不是人民的衣食父母。他們是剝削者，是人民養活了他們。

　　2、我們需要團結民族資本家，但團結不等于認爹。千萬不要哭錯墳頭。

　　3、早在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的資本家、工人、黨媒就有了這樣的認識——工人養活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養活工人，為什么到了新世紀，無論是資本家還是“精英”甚至被剝削的無產階級，都認為資本家是“衣食父母”了呢？

　　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左派甚至有著尖銳的對立。有一種觀點認為需要無條件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敵人，不能團結。

　　對任何一個事物，都要對其進行唯物辯證分析，對待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一樣。

　　什么是唯物辯證分析呢？用斯大林的話說，就是“一切事物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

　　1

　　民族資產階級與其他事物一樣，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

　　毛主席1925年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在這篇文章中，毛主席專門對民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做了分析：

　　【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為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

　　......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p>

　　這段論述，依然適用資本主義（貅癥主義）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分析：民族資產階級反對獨裁（比如軍閥，比如官僚資產階級）壓迫，反對帝國主義；同時“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

　　這就是唯物辯證分析。唯物，是該階級對革命的態度取決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是否受到威脅；辯證，是將民族資產階級分為左翼與右翼，即使是民族資產階級左翼，也要要看到其兩面性。

　　這就為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提供了基本分析工具。

　　民族資產階級反對獨裁（比如軍閥，比如官僚資產階級）壓迫，反對帝國主義。此時，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目標是一致的；

　　民族資產階級“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此時，民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是沖突的。

　　這個分析，決定了在革命的不同階段，對民族資產階級所采取的不同策略：

　　在民主革命階段，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目標一致——反對獨裁壓迫，那就需要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團結、聯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采取的就是這一策略。

　　民主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要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過渡階段，要實行公有制改造。此時，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目標不一致——資產階級“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所以民族資產階級是不愿意實行公有制的。但無產階級已經掌握了政權，那就需要對民族資產階級進行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因為沒有掌握政權，不得不接受改造。在這個時期，對待民族資產階級也要采取團結的態度，但同時也要懲處破壞過渡期任務的個別民族資本家——注意，不能搞擴大化。俄國十月革命后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都采取了這個策略。

　　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民族資產階級被改造為工人階級，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工作是反修防修，繼續革命。此時，想要復辟走資本主義路線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切修正主義分子就是無產階級的敵人。

　　如果民主革命取得了勝利而無產階級沒有取得政權，由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此時，民族資產階級必定有一部分會演變成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依附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或者直接演變成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他們是會對無產階級進行鎮壓的。這就需要無產階級進行二次革命。俄國的二月革命就是這種情況，資產階級在二月革命勝利后竊取了革命成果，掌握了政權，開始對無產階級進行鎮壓，無產階級又進行了二次革命——十月革命，最終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

　　修正主義復辟攫取政權后，無產階級與修正主義的斗爭，本質上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為核心的修正主義獨裁的民主革命。這一階段的斗爭是極其殘酷的，無產階級會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但無產階級終將會取得勝利。這是要特別特別注意的，需要牢記的。

　　無產階級戰勝官僚資產階級為核心的修正主義后，依然要經過過渡階段。

　　所以，無產階級如何對待資產階級，“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那些明天要成為反動的東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論土地問題》）

　　別說是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對于盤剝勞苦大眾的大地主階級，在不同的革命階段也就是主要矛盾不同時，也要區別對待。在土地革命時期，地主階級是革命對象；但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抗戰時期，地主階級（包括最反動的大地主階級），也成為了革命階級的團結、聯合對象。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毛主席在該文的引言中寫道：“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

　　“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何況在某一階段與無產階級有共同利益（比如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呢？

　　“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那些明天要成為反動的東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

　　2

　　雖然有了上述的分析，但還是有些人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完全不能團結的，他們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的死敵。

　　持有這種觀點，一點也不奇怪。要么是沒有認清所處歷史階段（民主革命階段？還是社會主義革命階段？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要么是“左”傾冒險主義。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博古所堅持的王明路線就是這樣的。

　　紅軍在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指導下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戰略轉移，當長征到達陜北時，于1935年12月舉行了瓦窯堡會議。會議在討論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時，博古仍然不知悔改，還在堅持“左”傾錯誤路線，堅持關門主義，與毛主席產生巨大分歧。

　　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接下來，政治局會議在討論政治問題時，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重性，是可以爭取的。他說：

　　“在日本加緊侵略、民族危機嚴重的新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這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當然，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系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系或者關系較少的那些部分。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著。但在斗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博古不同意毛澤東的觀點，他搬出了黨內歷次“左”傾路線的錯誤理論，反駁說：

　　“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而且，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決定了他們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毛澤東說：

　　“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確實常常是欺騙民眾的好手，因為，他們中間除了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夠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著欺騙民眾的資格，使得民眾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徹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些‘中間勢力’是危險的。但這只能說明它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露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至于說民族資產階級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他們的軟弱性，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是這樣，那么，1924年至1927年，為什么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后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里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我們已經看到，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于欺負他們，這又恰恰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自然，問題的另一面，我們也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于革命的不徹底性?？墒强偛荒苷f，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郭洪濤后來曾回憶說：毛澤東和博古的爭執“言辭之尖銳激烈，是我入黨以來首次聽到的。在毛澤東同志發言時，博古同志躺在張聞天的床上，默不作聲”。

　　與會者中還出現了另一種論點：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即國民黨的營壘是不會發生破裂的。針對這種錯誤論點，毛澤東批評說：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19路軍是代表什么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這沒有錯吧？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這也沒有錯吧？可是大家不會忘記，他們后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么，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著老一套不去發動民眾斗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著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于革命的行為。這就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后的環境，能夠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為什么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當然，這種例子不止于蔡廷鍇他們，還有馮玉祥、馬占山等的抗日行為。”

　　最后，毛澤東還不無幽默地批評持這種論點的人說：

　　“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并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對民族資產階級一棍子打死，堅決不予團結，就是毛主席所說的“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并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所謂的環境，就是要認清所處階段，到底是民主革命（反對官僚資產階級、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還是社會主義階段。不同的階段對民族資產階級要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任何時候，大搞“清一色”都是錯誤的。大搞“清一色”就是沒有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在建國后，毛主席還批評過“清一色”。

　　根據《毛澤東大傳》，1952年12月19日，毛主席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民主人士幾十個人座談政協工作，他說：

　　【不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要發揮各民主階級、各人民團體的作用。工農聯盟是我們國家的基礎，但還要懂得去運用在此基礎上的廣泛的與非勞動人民的聯盟——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這樣，動員起來的力量就會更多了。瑞金時代是最純潔、最清一色了，但那時我們的事特別困難，結果是失敗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在第五次反“圍剿”時，發生了福建事變，毛主席建議立刻與福建事變中的19路軍聯合起來，支援福建，但被博古與李德堅決地否決了。根據《毛澤東大傳》：

　　【1933年11月20日，蔣光鼐、蔡廷鍇聯合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陳銘樞等人，發動了“福建事變”，公開宣布反蔣抗日，成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改年號為中華共和國元年，首府設在福州市。接著，第19路軍在蔣光鼐、蔡廷鍇的率領下，在圍剿紅軍的東方前線調轉槍口，向強迫他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反戈一擊。

　　第19路軍有正規部隊33個團，5萬余人，是一支戰斗力很強的部隊。他們控制的福建與中央蘇區東線接壤，如果紅軍和他們聯起手來，不僅東線的威脅就此消除，還可以大大增強對付北線蔣軍主力的力量。因此，福建事變的發生，第19路軍的倒戈，使處境艱難的紅1方面軍有了一個強有力的同盟者。

　　毛澤東聽到這一消息，十分興奮。他十分清楚地知道，福建事變打亂了蔣介石4面“圍剿”蘇區的計劃，紅軍通往蘇浙皖贛的大門被打開了，這是一個實行戰略轉變、粉碎蔣介石第5次“圍剿”的千載難逢的良機。

　　在福建事變的當天，毛澤東與朱德以中央政府和紅1方面軍的名義，致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與第19路軍，電文中說：

　　“我們蘇維埃政府和工農紅軍，準備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同你們聯合，同你們訂立作戰的軍事協定，以反對與打倒我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的南京國民黨政府。”

　　11月24日，蔣光鼐、蔡廷鍇將所部第19路軍擴編為5個軍，改稱為“人民革命軍”。

　　蔣介石慌忙召開行營軍事會議，從北路軍中抽調9個師，又從滬杭地區抽調兩個師，由蔣鼎文率領，分別由江西和浙江進入福建，鎮壓第19路軍的反叛。

　　這樣，國民黨軍“圍剿”根據地的主攻兵力減少了，減輕了紅1方面軍的正面壓力。毛澤東和朱德幾次去找博古和軍事顧問李德，商議軍情。毛澤東建議說：

　　留紅5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紅1、紅3、紅7、紅9軍團，向閩浙贛進軍，依托方志敏、邵式平創建的贛東北根據地，“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人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毛澤東的建議正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蔣介石發動第5次“圍剿”，可以說是集中全國兵力傾巢而出，后方兵力薄弱，守備空虛。除四川、云南、山西、山東、河北、綏遠幾個省還有地方軍閥的一些部隊外，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幾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戰場上，已經沒有可調之兵，連南京一帶那樣重要城市的防務，也只是靠憲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團隊來維持，蘇浙皖一帶幾乎沒有正規軍。

　　歷史學家曾經評論說：如果按照毛澤東的建議，紅1方面軍主力部隊攻入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是完全可以“縱橫馳騁”的；在援助第19路軍和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同時，必將使蔣介石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不僅第5次反“圍剿”另有一番局面，而且全國政局如何變化，也都是很可樂觀的。

　　然而，歷史不能假設。

　　朱德贊成毛澤東的建議。但愚蠢的博古、李德卻再一次拒絕了毛澤東的建議。】

　　3

　　那么，在“一切都以時間和地點為轉移，那些明天要成為反動的東西，今天可能是革命的”辯證法的指導下，如何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呢？

　　筆者在之前文章宗慶后去世，應該如何評價他？提到，“我們需要團結民族資本家，但團結不等于認爹。千萬不要哭錯墳頭。”

　　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最核心的就是無產階級要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團結是通過斗爭得到鞏固的。

　　無產階級不能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不能與民族資產階級在斗爭中求團結，那就是“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的變種。

　　“認爹”就是不要斗爭，一切聽爹的。

　　俄國的孟什維克，在俄國二月革命中就滑進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深淵。

　　抗戰時期，王明來了個180度大轉彎，從大搞清一色的“左”傾冒險主義一下子就轉向了“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墮入右傾投降主義的泥潭。

　　根據《毛澤東大傳》，1937年12月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史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王明端出了他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王明在他的長篇報告中，以共產國際路線代表的名義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原則”，沒有提出“抗戰高于一切”，否定了洛川會議關于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和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他不贊成毛澤東關于國民黨內有左、中、右3種勢力的提法，不同意毛澤東關于共產黨和國民黨誰領導誰的提法。他說：

　　“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應說誰領導誰，而是國共兩黨共同負責、共同領導。”

　　他還批評毛澤東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中對形勢的分析有錯誤；批評劉少奇在《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中的一些觀點，抹煞國共兩黨之間“片面抗戰”路線和“全面抗戰”路線的根本區別，極力夸大國民黨和蔣介石在抗戰中的作用，把抗戰勝利希望寄托在國民黨身上。他說：

　　“相信國民黨軍隊的戰斗力量和光明前途……蔣先生的雄才大略足以領導抗戰。”“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中國政治制度已開始走上民主進步，人民已經‘有充分民主自由’，共產黨員及一切反日派別中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要加入國民政府。”

　　因此，他指責中共中央在抗戰爆發后對國民黨的“進步”認識不夠，妨礙了統一戰線的進一步發展。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面，他提出了一套放棄黨的領導權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于一切”的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

　　王明歷來以能言善辯著稱，又能熟練地背誦馬列主義的著名警句，還寫過《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因此唬住了很多人。大家都覺得他很能干，很有前途。同時，在中央領導核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對自稱是“國際路線”而實際兜售右傾投降主義的假馬克思主義，也缺乏足夠的認識，因而像王明這樣的一個極具欺騙性的報告，卻得到了與會多數人的贊同。像彭德懷那樣既不支持毛澤東路線，也沒有擁護和反對王明路線，而是采取了一種模棱兩可的態度的人，也為數不少。

　　王明投降主義的出現，聲勢嚇人，頗為張揚。毛澤東及時敏銳地看出了問題，并與之進行抗爭。他雖然沒有在會議上作報告，卻在兩次發言中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強調只有實行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和政策，才能戰勝日本侵略者；他既拒絕王明的錯誤理論，又沒有批評共產國際。他說：

　　“抗日戰爭中，誰領導誰的問題，是始終存在的。共產黨如果沒有自己的獨立性，就會使自己投降到國民黨方面去。”】

　　當時，黨內很多人都跟著王明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跑了，毛主席有成為了少數派。直至1941年的“皖南事變”，這些人才認識到了王明路線的危害，才不得不回到毛主席的堅持在統一戰線領導權的路線上來。

　　俄國的二月革命也是如此，孟什維克倒向了資產階級，導致二月革命的成果被資產階級所竊取。

　　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團結，一定要在斗爭中求團結，牢牢把握領導權，這是要牢牢刻在無產階級的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不這樣，無產階級必然會遭受巨大損失，乃至失敗。

　　4

　　團結，不是絕對信任，要時刻注意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團結、聯合對象的兩面性。正如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中所說：

　　【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p>

　　在抗戰時期，共產黨與國民黨共同組成了統一戰線，毛主席時刻保持清醒，保持對國民黨兩面性的警惕。

　　抗戰勝利后，在國共兩黨在重慶舉行了談判，并達成了《雙十協定》。在此期間，毛主席是一只清醒的，他一直強調，“解放區軍隊一槍一彈均必須保持，這是確定不移的原則”。

　　1946年1月13日，毛主席為中央宣傳部起草了《關于停戰后的宣傳方針的通知》：

　　【各局、各區黨委及縱隊：

　　一、蔣雖被迫接受停戰并可能實行某些民主改革，但我們必須在此時機，教育全黨全軍與各界人民，不要幻想蔣會真的變成民主派，不要幻想他會改變消滅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與共產黨的企圖，不要幻想此后的政治斗爭（包括特務斗爭）會松懈下來，相反的，在武裝斗爭基本上結束以后，政治斗爭與秘密的特務斗爭必將更加激烈。我們必須學會這些為我們所不很熟悉的斗爭形式，否則我們就會失敗?！?/p>

　　但黨內很多人放松了警惕，以為蔣介石集團還會維持統一戰線，以為蔣介石集團會放下屠刀。直到后來發生了“較場口事件”，黨內的一些幻想和平派才幡然醒悟。

　　根據《毛澤東大傳》：

　　【1946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黨內出現的“糊涂”思想，他說：

　　“蔣介石的主張有兩條：第一條，對革命黨全部消滅之；第二條，即如一時不能消滅，則暫時保留，以待將來消滅之。”“蔣介石的兩條，第一條很清楚，第二條是人們容易忘記的，稍微平靜一點就忘了，2月1日到9日就忘了，較場口事件（2月10日——東方直心注）以后就不忘記了。馬歇爾能放長線，蔣介石也較何應欽不同。假如有一個放長線的，放半年我們就會忘了，那就危險得很。”】

　　不能幻想民族資產階級只有一面性，在團結中要時刻保持警惕。

　　5

　　左派為什么會在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策略上會有尖銳地分歧呢？

　　答案是，沒有掌握辯證唯物主義。

　　根據《毛澤東大傳》，1955年3月31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做了總結性發言，他說：

　　【馬克思主義有幾門學問：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但基礎的東西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東西沒有學通，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語言，沒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許多皮，還扯不清楚。有了辯證唯物論的思想，就省得許多事，也少犯許多錯誤。】

　　無條件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堅決反對團結民族資產階級，這兩種觀點都是錯誤的。不要做王明——“左”起來就大搞清一色，右起來就大搞渾濁不清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清一色與渾濁不清都是錯誤的。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沒有什么事物是鐵板一塊不能被分割的，沒有什么事物是只有一面性的，沒有什么事物是永遠一成不變的，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存在矛盾的。

　　具體到民族資產階級中的個人，他很可能是馬列主義者，是革命的。澎湃作為大地主階級的一員，夏明翰作為世家大族的一員，他們都背叛了自己的階級，成為了堅定的革命者。

　　作為一個階級，面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民族資產階級是有一定革命性的；面對社會主義革命，民族資產階級是要阻撓的。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斗爭中求團結，無產階級在團結中牢牢掌握革命領導權。這就是無產階級應該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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