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要文件

　　《紅色文化網》的一位年輕同志給我發來微信：

　　——“趙老師，能不能結合最新的重要文件，剖析一下柳傳志的觀點，談談如何保障產業工人主人翁地位。”

　　這位年輕同志說的重要文件，就是10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簡稱《意見》)。

　　《意見》的內容十分豐富，其要旨和目標是：

　　——“通過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思想政治引領更加扎實，產業工人聽黨話跟黨走的信念更加堅定，干事創業的激情動力更加高漲，主人翁地位更加顯著，成就感獲得感幸福感進一步增強;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偉大的社會氛圍更加濃厚;產業工人綜合素質明顯提升，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斷涌現，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產業工人隊伍不斷壯大。”

　　眾所周知，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強調工人階級在改革開放中的主人翁地位。

　　在我的記憶中，專門以重要文件的形式，明確地加以確認，這好像還是第一次吧。

　　二、兩 難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討論如何保障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恐怕不是一兩句口號就能搞定的事情?！兑庖姟窂陌藗€方面詳細布置了二十七條具體措施，其重視程度不言而喻。

　　按照唯物史觀的基本邏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從根本上講，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取決于其在經濟關系中的地位，而經濟關系中的地位，則是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

　　如此一來，我的討論或許會陷入兩難：針對生產資料所有制談主人翁地位，會不會不合時宜?離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談主人翁地位，會不會隔靴搔癢?

　　既不能不合時宜，又不能隔靴搔癢，如何是好?

　　年輕同志說，“剖析一下錯誤觀點”。

　　柳傳志的觀點我就不討論了，因為有人已經做了比較深刻的剖析(參網文：《柳傳志：新“勞動法”過于照顧員工利益，對中國長遠發展不利》2024年10月22日)。

　　好在現在值得討論的觀點已然很多，我以最近的一次學術講座為例。

　　2024年11月，我在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做了一個講座，內容是我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題目是《經濟周期的鍋，馬克思不背》。

　　在講座的互動環節，老師和學生給我提了很多問題。接下來，我介紹一下現場交流情況，并做一些補充回應。

　　三、說真話挨打

　　在座的馬院教授問我：

　　——“不是說好的，企業家也是‘自己人’嗎?既然馬克思預測，未來社會是公有制社會，那么‘自己人’當然會有擔心：你們啥時候又要搞‘公私合營’?”

　　言內之意，馬克思主義對未來社會的科學預測，已經嚇著了“自己人”。

　　言外之意，為了不嚇著“自己人”，那么就必須閉嘴不提《資本論》，更不能提剩余價值理論。

　　這讓我想起了一個活生生的案例。在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之際，周新城老師寫了一篇介紹《宣言》基本思想的文章，結果被一群飽學之士(包括那個所謂的中共黨員胡錫進)群起而攻之，恨不能將周新城食肉寢皮。

　　我告訴提問的馬院教授：

　　——“魯迅講過一個故事，有一家人為孩子滿月祝賀。來的客人都說這孩子如何如何好，于是得到主人家的善待?？墒怯幸粋€客人卻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于是被大家暴打一頓，趕出門外。”

　　為了大家感受到這個故事的冷酷，我把魯迅的《立論》復制如下：

　　我夢見自己正在小學校的講堂上預備作文，向老師請教立論的方法。

　　“難!”老師從眼鏡圈外斜射出眼光來，看著我，說。“我告訴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個男孩，合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發財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謝。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幾句恭維。

　　“一個說：‘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

　　“說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許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說謊，也不遭打。那么，老師，我得怎么說呢?”

　　“那么，你得說：‘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我問那位教授：“說真話挨打，說假話有賞。你是說真話呢，還是說假話?”

　　教授問我：“你怎么選擇?”

　　我既不想挨打，又不想說假話。于是我說：“且行，且珍重……”

　　四、偽問題

　　在座的馬院博士生問我：

　　——“你說市場經濟的經濟周期是客觀規律，那么為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陷入了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的‘蕭條—復蘇’周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又在哪里?”

　　言內之意，只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會有經濟周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絕不會有經濟周期的;言外之意，有沒有經濟周期，是區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標準。

　　我告訴這位博士生：

　　——“這是一個偽問題。既然都是市場經濟，那么不論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都會有經濟周期。既然有經濟周期，那就必然會經歷你不喜歡的那幾個階段。”

　　講座結束后，這位博士生發微信給我：

　　——“為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陷入了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樣的‘蕭條—復蘇’周期?這兩個從理論上是否應該不一樣呢?我還是沒懂[囧][囧]”。

　　為了消除這位博士生的囧，說明白這兩個“應該不一樣”的市場經濟，也有著“一樣的經濟周期”，我舉一個例子：

　　——這就好比女性的生理周期。不論是中國女性還是美國女性，只要是成年女性，那就必然會有生理周期。難道說，只有資本主義的美國女性才有生理周期，而社會主義中國的女性就沒有生理周期嗎?

　　至于這位博士心心念念的這兩個市場經濟“是否應該不一樣”，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當然是客觀的存在。

　　官方對區別的定性，之前強調的是“兩個主體”(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十九大以來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

　　從“兩個主體”到“最本質特征”，其中的演進邏輯，馬學界已經做了科學的分析(參考：程恩富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社會主義本質內涵的豐富和發展》，《內蒙古社會科學。2024年第3期)。

　　我認為，十九大以來強調“黨的全面領導”，以此作為區別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最本質特征，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五、為什么是新時代

　　有座的馬院教授問我：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現在是56789，那么除了黨的全面領導之外，社會主義因素還體現在哪些地方?課堂上學生問我，我應該怎么回答?”

　　言外之意，對于社會主義因素的消長，他有困惑。而這樣的困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我告訴這位教授：

　　——“如何定義社會主義因素，有分歧。拋開分歧不談，實事求是的講，比起之前的各種亂象(比如黑社會盛行以及全方位的腐敗)，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因素其實在不斷發展充實。比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反腐倡廉，精準扶貧，綠色發展，生態建設……”

　　在座的有些學生不理解：“這些怎么是社會主義因素呢?”

　　我的回答是：

　　——“如果沒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因素，能有精準扶貧的偉大成果嗎?如果沒有‘新型舉國體制’的有為政府，僅僅依靠看不見的手，能在生態建設和綠色發展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嗎?如果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打黑除惡、反腐倡廉能深入地開展下去嗎?如果不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能夠貫徹落實嗎?”

　　為什么十八大以來稱之為“新時代”?道理就在這里。

　　六、誰該擔責?

　　在座的馬院青年教師問我：

　　——“你說經濟收縮不能歸咎于馬克思，理由是背后的根源是經濟周期規律。問題是，經濟收縮總得有一個責任人吧，難道就沒人擔責了么?”

　　我反問這位教師：“你認為，誰應該擔責呢?”

　　她回答：“……”

　　我打開講座PPT，翻到馬克思的那句名言：

　　——“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歷史過程。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系，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系的產物。同其他任何觀點比起來，我的觀點是更不能要個人對這些關系負責的。”(《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我問她：“你明白馬克思的這句話嗎?”

　　她回答：“明白”。

　　我又問：“你贊同馬克思的這句話嗎?”

　　她回答：“同意”。

　　于是，我告訴她：

　　——“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別把注意力集中在企業家個人德行的高低上，必須反思決定個人行為背后的經濟關系，以及由此產生的經濟規律。既然你同意馬克思的話，那么對于你的追責馬克思已經回答了。”

　　當然，馬克思強調經濟規律的必然性，并沒有否認個人以及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在把握客觀必然性的基礎上，來討論事件發生的偶然性。

　　當下經濟收縮的根源在于市場經濟的周期規律，而偶然因素或直接原因則在于：“房地產的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其實，在這個所謂的偶然因素的背后，仍然存在著必然性。

　　我告訴這位馬院青年教師，我在講座中討論了“經濟周期的癥結”，就是在分析經濟收縮的直接原因或者偶然因素，也正是這位馬院教師要捉拿的“責任人”。

　　七、我不悲觀

　　在座的馬院教授問我：

　　——“既然你認為經濟周期是必然規律，那么我們就只能聽天由命。這是不是代表著一種悲觀呢?”

　　我告訴這位教授：

　　——“首先，尊重客觀規律并不是聽天由命無所作為，而是必須‘有所為有所不為’;所謂‘有所為有所不為’，就是在規律面前順勢而為，而不是胡亂作為。其次，相信客觀規律的人，并不就意味著悲觀。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只有認識了必然性，人類才能獲得真正的自由，何來的悲觀?那些不知必然性為何物，在偶然性面前感到困惑、茫然的人，才是無助的、悲觀的。所以我并不悲觀。”

　　這里，我摘引一段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趙磊：《自由六問——一個馬克思主義視角》，《天府新論》2015年第6期)：

　　——與尊重“必然性”的自由觀相比，蔑視“決定論”的自由觀高揚了主體性和主體意識，因而很長人類的雄心壯志。然而在我看來，蔑視“決定論”的自由觀也太過于“自以為是”了。因為不幸的是，人的自由就像栓在樹上的狗，永遠要受繩子長度的限制———這種自由是否擺脫了“決定論”，狗或許不知道，但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難道也不知道嗎? 正如馬克思所說: “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 ……另一方面，人作為自然的、肉體的、感性的、對象性的存在物，和動植物一樣，是受動的、受制約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于是，我想起了中國古代的先哲老莊。尊重必然性的自由觀與老子的“順其自然”以及莊子的“逍遙”有異曲同工之妙，它看似消極，其實很有“自知之明”。比之“自以為是”的自欺欺人，看破了謎底的“順其自然”從而由此進入逍遙的境界，恐怕才是實實在在的自由。

　　八、規律與人為

　　講座主持人問我：

　　——“馬克思講經濟周期是客觀規律，當然沒錯。但是當前經濟收縮，有多少是經濟周期規律的因素，有多少是人為的因素呢?如果經濟周期規律的作用會使得經濟增速下降到6%，但是現在經濟增速降到5%了，那么剩下的1%是哪里來的?”

　　言外之意，面對經濟下行，如果你馬克思說不清楚經濟規律的作用占百分之幾，人為的作用占百分之幾，那么老馬的周期理論有何來的科學可言?

　　這雖然有些抬杠，但這個抬杠卻很符合主流經濟學的定量分析要求。主流經濟學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科學?理由就是《資本論》沒有計量分析。

　　把計量分析當做唯一的實證，將沒做計量的一切理論統統排斥在科學之外，這既狹隘又荒謬——對此我已有專文討論，不贅述。(參趙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何以“實證”》，《政治經濟學評論》2020年第1期;《馬克思的實證何以如此特別》，《政治經濟學評論》2021年第4期)

　　言歸正傳。我回答主持人：

　　——“精確計算出規律的作用占百分比是多少，偶然因素的作用占百分比是多少，這當然是科學追求的目標。但是，能不能因為馬克思的周期理論尚不能精確計算出這樣的百分比來，就斷言《資本論》不是科學呢?我舉一個例子：氣象臺預報明天有雨。我們能不能因為明天并未下雨，就斷言氣象預報不是科學呢?不能。因為，盡管氣象臺還不能精確地做出預報，但是，你能因此就否認氣象預報所依據的理論邏輯和工具體系的科學性嗎?”

　　其實，必然性與偶然性并非不共戴天的敵人，“規律的作用”與“人為的因素”也不是截然分離的兩個東東。把規律的作用與人的主觀能動性完全對立起來，好像經濟規律是自己在戰斗，跟人的作用毫不相干，這是典型的歷史唯心主義。(參趙磊等：《唯物史觀: 歷史決定論抑或歷史目的論》，《社會科學研究》2021年第5期)

　　歷史必然性與人的實踐活動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關系，這個內在關系在于：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實踐活動的，而是“內生”于人的實踐活動之中的，是通過人的實踐活動體現出來的。

　　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指出: “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人是社會歷史的主體，在歷史中活動的人總是有著某種主觀目的，人類社會歷史無非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人是社會歷史的創造者，離開人的活動來談歷史，就沒有人類社會的歷史可言。

　　人的主觀能動性之所以不是“可有可無”的，原因就在于: 沒有人的活動和實踐，何來人的歷史? 沒有人的歷史，又何來的歷史規律以及相應的經濟規律?

　　九、接受批評

　　我的講座稿發表出來后(趙磊：《經濟周期的鍋，馬克思不背》)，有位教授在微信群說：

　　——“通讀了趙老師大作，獲益匪淺。有個疑問：經濟周期的鍋，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鍋，馬克思是要革資本主義制度命的，當然不能由他背鍋。問題是，只講周期和規律，不講階級關系，不講資本主義制度對經濟發展的阻礙(分配關系調整涉及到一點)，卻講聽天由命，講“尊重和利用客觀規律”，這是不是有點列寧批評的‘客觀主義’?”

　　這位教授說的對，馬克思主義不能“只講周期和規律，不講階級關系”。對于這個批評，我完全接受。

　　問題是，如果我給那位小微業主以及他的小伙伴們講“階級關系”，那么滿腦子生意經的他們，會不會一臉木然，能不能從此幡然醒悟?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我若在官方講座上講經濟收縮背后的“階級關系”，不僅講座主辦單位和主持人會立馬把我哄下臺來，責怪鄙人：“你不要為難我們好不好!”即便左翼網站有膽子發表講座文字稿，那也一定是發不出來的。

　　站在官方的平臺上，我必須遵守：“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

　　有些問題確實很難回避。在講座互動環節中，有位馬院教授就問過我這樣的問題：

　　——“你在講座中提到了計劃經濟，這個詞令我毛骨悚然。因為計劃經濟讓我就想起了文革，想起了階級斗爭。所以我認為，計劃經濟這個概念不是馬克思的原意，而是后人的誤解和誤譯。”

　　我告訴他：

　　——“我是50后，比你虛長幾歲，經歷過那個時代。前三十年的計劃經濟固然存在很多問題，但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不堪。這個問題太大，這里不討論。”

　　所以，我期望馬學界的中青年學者，除了小范圍的學術交流之外，在合適的時間以及合適的場合，理應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說清楚，使之普及和深化。

　　十、結 語

　　看完了這篇短文，有人可能會一臉失望：

　　——“說好的討論主人翁地位，怎么到現在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你的問題導向導到哪里去了?”

　　阿彌陀佛，伏請各位看官莫要為難我。

　　既不能不合時宜，又不能隔靴搔癢，還不能讓《紅色文化網》為難。我不言他，又能言啥?

　　或問：既然王顧左右，那么這篇短文有意思嗎?

　　我為這篇短文的辯護如下：

　　竊以為，如果上述種種認識得不到澄清，那么別說主人翁地位了，恐怕主人翁意識，也會成為一個笑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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