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毛澤東文化里，對干部的要求，清正廉明是最起碼的要求，不止于此，干部還得有為人民服務的本領，這是通過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來重點突破，并整體推進的。到了毛主席晚年，出現了像陳永貴副總理、李素文副委員長這樣的新干部，他們逐漸占到各級基層干部的多數，并且充實到黨和國家的決策層，這是一個文化道器變通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的標志。對這樣的干部的評價用清官標準，就顯得太低了。清官標準不講階級性，有極大迷惑性，而革命干部是具有社會主義覺悟，又有為人民服務本領的人。革命干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封建社會的清官與之比較，相差十萬八千里，這不是同一個時代的兩種人。可是，如果在二十一世紀的現實社會，如果一個官員連清官的要求都做不到，那問題呈什么性質呢？那就無須多說了。這里探討的是社會主義中國的特色之一，也就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涌現的一批做好事的好干部，他們究竟好在哪?

　　陳永貴副總理、李素文副委員長和吳桂賢副總理（左一）在大寨

　　在私有制社會，當官的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具有無限性，那叫貪得無厭。而在公有制社會，當官的謀取私利的空間是有限的，還是無限的?肯定是有限的，因為生產資料共有，生活資料不能直接創造利潤，搞再多生活資料也談不上使用價值，也就無所謂價值。另外，公有制社會，謀取私利，必定會增加風險，因為你謀取的“私利”如錢和物，多了無處可藏，必然會露馬腳。因此，只要是在真正的公有制社會，那么整治貪官比私有制社會要簡單。所以，社會主義社會，因為推行公有制，那么超越傳統意義上清官干部，就不會是像舊社會那樣是少數。舊社會清官是相對于貪官而言，清官在官場是物以稀為貴的。而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線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革命干部一方面受紀律約束，一方面加強學習，貪官不是沒有，但趨勢是越來越少的。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出現大批像陳永貴、李素文這樣的干部，也是必然的。

　　品味一下毛主席的那句名言：

　　【正確的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

　　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重點突破往往是在干部政策上，因為干部隊伍建設的突破，就帶動全局整體推進。

　　中國自古以來，按照文化習慣，人們還是以好人為標桿來評價人的，在舊社會人們喜歡好官，在新社會人們喜歡好干部。好官與好干部，都是在人品上也許有一些共性，例如國民黨內部有張治中這樣的好官，和共產黨的干部在人品上有相似之處。但舊社會的好官是個別的，而新社會毛主席培養的好干部則是成千上萬，且越來越多的。

　　封建社會，貪官成堆，則清正廉明的官，物以稀為貴。清官，是封建社會個別的“好官”，其實也并不一定好，有的“清官”還很害人。

　　好一點的清官，至多也是獨善其身，偶然抓住機會做點好事而已。

　　《老殘游記》有這樣的說法：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

　　這樣的說法有一定道理。

　　只是在舊社會貪官污吏太多了，人們自發地寄希望于戲曲舞臺上的“清官”。

　　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指望清官來搞什么像樣的事。社會主義革命，就是要蕩滌一切舊社會的污泥濁水。毛主席革命路線就是要破舊立新。

　　怎樣才能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毛主席畢生探索的課題，這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項永恒的課題。

　　毛主席生前發現了人民的意義，并且堅定不移帶領全黨相信人民，始終依靠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毛主席對干部是高標準嚴要求的，為此得罪了不少人，他們不習慣走群眾路線，反感群眾監督。

　　而毛澤東文化里群眾路線，群眾監督，對于干部的清正廉明，具有怎樣的功能與作用，恐怕那是迄今為止任何制度體系，任何法律約束都比不了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我黨成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黨的干部清正廉明，那是最基本的要求，那是黨員干部道器變通之基，他們的道器變通之變，那指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實踐。在毛澤東文化里，黨員干部將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而行之謂之通，道器變通。

　　如此的道器變通，如果對于清官而言，那是不可想象的。

　　社會主義社會共產黨的干部，不是官，而是要革命的干部，對他們當然不能只以所謂清官，以不腐敗為標準來要求來評價，如果是那樣的話，那豈不與封建社會沒有區別了?

　　對于手握權力的人來說，不腐敗僅僅是有所不為的一個要求，更現實的要求是要有所為--要用人民委托于你的權力做好事，不做壞事。

　　今天，我們理所當然要反腐倡廉，要對貪官繩之以法。這是破，更重要的是要立，樹立正氣，扶正祛邪。這樣就得挖掘社會里真正不想腐，同時又有本領為人民服務的人，通俗講，這樣的人不光是好人，還善于做好事--這種人就是陳永貴、李素文那樣的好干部，既清正廉潔，一身正氣，又有為人民服務的“三法”--想法說法做法，還善于在毛澤東文化里，使得這“三法”“三通”--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道器變通。

　　因為陳永貴和李素文兩位同志已經去世，可以蓋棺論定了，所以在此以他們二位為例談點看法。

　　01

　　王宏斌身上保持著陳永貴副總理作為毛主席的干部特征

　　即使在出現了很多貪官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現實社會里，有王宏斌這樣的人，他就是陳永貴式的干部。不過，王宏斌生活在南街村這樣的環境里，這是不可或缺的。南街村還是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為主導的文化環境。

　　陳永貴與王宏斌不是一個年代的人，但是他們都有鮮明的個性，他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在為人民服務的實踐上，他們各有自己的特色，仔細分析會發現，他們的個性里面又有著驚人的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富有創新精神的創業型人才，具有敢想敢干，敢冒風險的社會主義紅色企業家精神。然而，他們一直保持著農民本色，同時他們又是一個農民共產黨員，或者叫共產黨農民。曾經當過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同志無疑把共產主義信念融入到自己的本色里面去了，至死不渝。南街村的“班長”王宏斌同志正在執著地這樣做。陳永貴和王宏斌，他們做的事情，無疑是共產主義者所需要，也必須做的，共產主義者必須超越個人利益。這一點，是任何講所謂個人產權，個人利益的人所無法比擬的。基于此，他們這樣的人必然會遭遇到各種誤解、責難、污蔑、謾罵，這都是正常的，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那反而還不正常了。但是他們代表了社會主義信念，這是超越于資本主義的。我們理所當然要保護這樣的先進文化，以及承載著這樣文化的人。

　　試圖用資本主義或封建社會意識形態那一套，來解釋陳永貴王宏斌的想法說法做法，那是行不通的。

　　他們的清正廉潔，在器層面遠遠超越了清官的特征，而在道層面，那是清官是望塵莫及的。

　　02

　　李素文副委員長：

　　從高干到百姓，沒有任何不適應

　　李素文這樣的人當上黨和國家領導人，除了責任更大，榮譽感更強外，物質上沒有什么大的變化。因此，不當高干了，理所當然就沒有什么失落感。

　　這樣干部哪里找?

　　為何會有這樣的干部成批出現?

　　這樣的人成長的環境，他們得以脫穎而出文化氛圍是怎樣的?

　　這是今天的我們不能不思考的。

　　這也是破解廉潔文化之謎的一把鑰匙。

　　上圖是當年李素文成為勞模的照片，下圖是晚年李素文，四屆人大副委員長。

　　李素文在工作崗位上，能上能下，因為她就不是官，不存在官場那一套想法說法做法。

　　這里面的制度安排，這背后的文化深意，千萬不要用資產階級世界觀來評價，也不能用封建官僚的“清官意識”來解讀，那樣肯定是想不通說不通行不通。

　　這里再說個小故事，學者潘維寫的是1980年代初的事情：

　　【每周去“部長樓”上課，常有意外的驚喜，能見到原只在電影里見過的“高干”名人。因為是固定時間，便能在地鐵站見到文革時的農民副總理陳永貴。他那時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鐵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還戴著那頂標志性的草帽，不過不再有政治含義，只為避免讓公眾認出來。】

　　這難道不是稀奇事?

　　物以稀為貴?

　　03

　　毛澤東文化哺育那么多好干部:

　　這一人類歷史上的壯舉該怎樣評價?

　　陳永貴副總理、李素文副委員長和吳桂賢副總理參加游園活動

　　在毛澤東文化里，干部和英雄（指英雄人物）有很多相同、相通之處，同時又是給予嚴格區分的。干部和英雄都是來自人民群眾，而且始終是群眾中的一員。是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是唯物史觀里的基本觀點。“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毛主席的這個說法，必須從道層面來感悟，決不可有一絲一毫的含含糊糊。一個人在成為干部或者英雄之前或者以后，都是群眾中的一員。如果在創造歷史這個問題上，把干部或者英雄人物和人民群眾并列起來，說干部或者英雄和人民群眾共同創造歷史，是有問題的，因為不存在人民群眾之外的所謂干部或者英雄人物，如果硬要說某人是人民群眾之外的“干部”、“英雄”，那就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個人，那此人實際上就已經變質了——此人的道器變通之變意味著——在道層面思想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在器層面已經變成了一個脫離群眾的干部或者英雄，這樣的人還算好干部，還算英雄么？

　　因此，硬要說在人民群眾創造歷史之外，還有一部分歷史是由英雄和人民群眾共同創造的，那就把英雄和人民群眾隔開了，這實際上陷入了英雄史觀——唯心史觀。

　　務必請注意：人民群眾這個概念包括英雄人物，只不過英雄人物是人民群眾中的先進模范的典型代表而已。英雄人物的一切活動，都是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的，不存在離開人民群眾的英雄單獨行為。

　　干部和英雄有交集，干部里面也會出英雄人物，同樣干部也只能在人民群眾中活動，不存在脫離人民群眾，置身于人民群眾之外的干部。

　　如果哪個干部，或者哪位英雄人物，離開了人民群眾，那他就不是干部，也無所謂英雄了。

　　干部也好，英雄也好，其道器變通之根基在人民群眾這里。在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共產主義事業里，在道層面只有一個——符合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指導思想，不可能有另外一個只針對干部或者只針對英雄的指導思想。干部或者英雄在道層面只能在這個指導思想引領下來展開道器變通之變，那樣才能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其道器變通之根正在于此，而其道器變通之基也只能在人民群眾這里。

　　干部的培養選拔任用是通過群眾相信且相信群眾的黨組織完成的。而英雄的培養則是靠文化氛圍的熏陶進行的，不存在專門把誰作為“英雄候選人”那樣來培養的事情，英雄的產生從社會角度講有自發的偶然性，某個英雄人物出現之后，又能夠從偶然性里發現其必然性。英雄的認定，唯一的途徑是某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英雄行為出現后，人民群眾自然地確信有英雄產生了，因為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黨組織一般經過調查之后，把那些可以作為榜樣的英雄（行為）在全社會范圍進行宣傳。

　　干部是有確定的職責任務要求的崗位，干部比較容易職業化（職業化的干部特別容易道器變通之變，成為官員），英雄則更多表現為一種榮譽，高于一般先進稱號的榮譽。英雄不問出處，革命不分先后，在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英雄。

　　這也是“群眾是真正的英雄”的應有之義。

　　毛澤東文化里的干部，已經在理論上徹底劃清了和封建官僚（包括清官）的界限，至于在實踐上如何防止干部官僚化，則是毛主席終身探索的大課題。在戰爭年代，干部政策重點在培養使用上，這也是創業初期的特點。新中國成立之后，干部政策有所調整，逐漸突出了對干部的嚴格要求。

　　到了主席晚年，以陳永貴李素文這批干部走上黨和國家領導崗位為標志，毛主席的探索得實踐檢驗，得到老百姓認可。

　　毛主席以身作則，帶出了這樣的干部，他們來自基層，來自群眾，他們敢于看到，敢于承認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敢于把自己置于人民群眾的領導、監督之下，也即是說他們深切地領悟到了自己的權威來自群眾，自己也只能通過為了群眾，通過依靠群眾，在實現群眾的利益過程中展示自己，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相信群眾相信黨，一般做的不夠的往往是在相信群眾上很不夠。

　　毛主席在相信群眾問題上，可謂從信念上把握牢靠。其實，從道理上講，不難理解。

　　沒有群眾，談不上領導。不相信群眾，群眾不可能相信你。只有先相信群眾，群眾才會相信你。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個說法當年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說得通的。毛主席的很多說法，的的確確轉化為廣大干部帶領群眾干革命的具體做法，并且行得通，從而證明毛主席的說法說得通，毛主席的想法在廣大工農兵那里也就想得通了。

　　毛主席作為個人畢竟接觸面有限，怎么辦？

　　用文化哺育干部，這樣路線的功能就可以通過干部發揮作用了。

　　到了黨的“十大”和四屆人大召開的時候，陳永貴、李素文這樣的干部，就不是個別的，而是一大批遍布各地各條戰線。

　　這樣一來，時間久了人們就會自覺地用毛主席的想法說法做法來作為標桿，毛主席就是這樣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道器變通的。

　　這里提供一個資料:

　　“在籌備四屆人大的過程中，全國經過廣泛的民主協商，反復討論，共選出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們當中有產業工人、農民、其他勞動人民、人民解放軍、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愛國人士、歸國華僑的代表。工農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婦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個少數民族都有代表參加。參加大會的還有十二名臺灣省籍同胞的代表。許多代表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分子。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充分體現了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包括各愛國民主黨派、愛國人士、愛國僑胞和港澳同胞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反映了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欣欣向榮的興旺氣象。”（來自: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新聞公報》1975年1月17日）

　　其實說到底，內外反動派懼怕的是人民——覺悟了的人民——被毛主席用馬克思列寧主義這一普遍真理，結合中國實際發動起來的人民，這樣的人民就具備了當家做主的條件。一旦人民意識到當家作主的含義，那么歷代統治階級依靠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時代，也才，也就一去不復返了。

　　在毛主席逝世后，類似陳永貴、李素文這樣的干部還有出現，例如像吳仁寶、王宏斌這樣一批紅色企業家，另外還有來自民間的高人......

　　毛主席逝世的時候，是不是有這樣的趨勢:

　　陳永貴副總理、李素文副委員長這樣的干部，越來越多?

　　社會已經對這樣的干部司空見慣了，是不是?

　　這算不算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大特色?

　　后來怎么樣了?

　　這里就不說了。

　　李克勤后記:他們本身就沒有脫離原單位的群眾，他們就不是官，是干活比普通老百姓先干一步，多干一點，且樂在其中的革命者。他們的思想境界是清官不可能達到的。所以他們更容易接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新要求。毛主席革命路線致力于人民當家做主的。

　　從道器變通之根上分析，不論封建社會的“清官”、“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們畢竟只能是地主階級對農民實行專政的“清官”、“好官”，而決不可能相反。

　　可能會有人拿出人才之能力來說事。這不能只從器層面分析，必須結合道層面的思想意識來評判，這是世界觀問題。

　　這里不妨還舉個例子，那就是張鐵生，他的能力差嗎？人家如今經商辦企業差嗎？

　　可當年張鐵生也是那批基層干部之一的。

　　這只是說器層面的能能力。

　　估計現在不會有人再拿學歷學位來說事吧？!

　　學歷高能說明什么?

　　高學歷與好人好事沒有必然聯系。按照通常說的“文化程度”、學歷來評判，恐怕陳永貴算是個大老粗。

　　可陳永貴為啥能夠把毛主席的思想悟得那么深呢？這恰恰說明我們對于學習研究本身的認識存在問題。你能說陳永貴同志文化水平不高嗎？

　　怎樣才算有文化？

　　聽過陳永貴報告的著名作家趙樹理的評價：“陳永貴沒有一處講到毛主席，卻處處都是毛主席思想，沒有一處提到哲學，卻處處都是辯證法，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才啊！陳永貴了不起！”

　　這里就不得不提及讀“無字之書”的問題。其實，這就是悟道的問題。

　　陳永貴，李素文以及后來的那一批鄉村紅色企業家，都屬于被某些人看不起的大老粗。然而，他們悟性強，他們用心讀了一些毛主席著作后，就有了自己獨特感悟，就悟道了。

　　吳仁寶、王宏斌作報告，頗有陳永貴的那種風格。他們這些人，把毛主席的思想從道層面感悟得深。由此，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方法論——想法說法做法，加上他們都是樸素的實干家，不斷地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由器而道，由道而器，道器變通。在哲學層面，這和雷鋒，和王進喜，是相通的。

　　1973年周總理陪同墨西哥總統埃切維尼亞到大寨參觀，陳永貴高興地與他們握手，后來陳永貴副總理應邀訪問過墨西哥。

　　陳永貴訪問墨西哥、日本時，受到的禮遇可不差，他可是名副其實的農業專家。

　　李素文副委員長代表中國在世界婦女大會上講話，氣場差嗎？

　　與此場景類似，一位叫王桂珍的赤腳醫生也在世界衛生大會上代表中國講話，博得與會者一致好評。王桂珍當時也是副部級干部了，可她從來就沒有當過“官”，從來就有停息過為貧下中農送醫送藥。

　　這樣的中國人走向世界舞臺，穿著地地道道的中國衣服，講地地道道的中國話，贏得世界各國人士的尊重，有什么不好?

　　陳永貴、李素文是著名的勞模，是勞動英雄。不僅如此，他們又具有領導干部的氣質、風度和本領，他們是干出來的，本身就是實踐檢驗出來的優異人才。

　　這樣的人好在哪?他們習慣于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做好人好事，善于領著大家一起做好事，以此為樂。這樣的人的確有。這樣的優異人才，什么樣的社會需要，什么樣的社會不需要?誰喜歡，誰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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