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國務院關于提請審議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的議案》，增加地方政府債務限額六萬億元，“用于置換存量隱性債務，為地方政府騰出空間更好發展經濟、保障民生。”

　　根據部署，從2024年開始，中央將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于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四萬億元。

　　加上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的六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十萬億元，這股借著美聯儲降息的放水春風，堪稱歷史之最。

　　同時中央明確，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戶區改造隱性債務兩萬億元，仍按原合同償還——等于是說，地方需要消化的隱性債務總額從14.3萬億元大幅下降至2.3萬億元，各省市化債壓力著實大大減輕。

　　理論上看，所謂“內債不算債”確實不算什么夸張的說法……放水之本質，還是追求刺激經濟+維護穩定所致。

　　不論是10月份激活股市還是11月份財政放水，操盤者仍是在樓市萎靡之后謀求激發民間資本流動活力。

　　當然，這里面也是歷經了必要的清除金融內鬼之后才能夠做出的動作。

　　在目前這樣的債務環境下，各地方政府的投資欲望明顯不強，已經從前一個階段的盲目投資轉變到了如履薄冰。

　　甚至，各地財政的正常支出都受到了影響，諸多基層單位出現發工資難的困境（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的工資30%是中央負責，70%地方政府負責）……

　　甚至之甚至，有些地方迫于財政壓力，頻頻在“罰沒收入”等灰色創收領域動腦筋，這進一步壓制了民間資本流動、間接給了就業危機火上澆油。

　　2024年1-9月，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同比增速分別僅為0.6%和-22.5%，均低于年初的預算目標的3.7%和0.1%；地方兩本預算支出之和的同比增速僅為-1.9%，影響了積極財政作用的發揮。

　　同時，在化債政策要求下，地方政府主要精力在于壓降債務規模，發展經濟的能力和積極性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響。

　　事實上，自2015年以來，中央就已持續加強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管理，債務管理制度更加規范，開前門、堵后門。但是隨著內外部宏觀形勢的變化以及大規模推進減稅降費，宏觀稅負持續下行的同時支出責任不減；當地方政府一般債與專項債仍難以滿足地方政府支出時，部分地方政府往往通過融資平臺舉債等方式解決收支矛盾，這就產生了部分隱性債務。

　　而現在，總體來說中國已經渡過了自2008年開始的大基建時代，當前的產業追求已經進化到“新質生產力”的打造，加之人事層面于2022年10月之后各省市基本實現“一盤棋”（這也是財稅改革得以提上日程的關鍵因素之一），所以眼下放水，算的上恰時。

　　截至上月底，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為45.1萬億元，限額為46.8萬億元，意味著當前債務置換的最大空間僅剩16815億元。考慮到當年還有686億元的新增地方債券（其中，一般債651億元、專項債35億元）尚未發行，實際結存限額僅為16129億元，因此確實有必要通過提高債務限額打開債務置換的空間。

　　只不過需要冷靜審視的是，這一輪放水刺激相較于總體債務規模和實際經濟形勢，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仍需觀察。

　　過去十余年，各地方增債的核心底氣來源于土地財政，而在土地財政崩塌之后形成的黑洞局面到底有多深邃，這依舊是一個十分現實的歷史遺留問題……

　　十萬億來的及時，但十萬億的前景，難以預判。

　　1

　　還記得去年5月24日的一則新聞嗎，昆明市國資委曾針對昆明城投債務危機公開辟謠，稱所謂“專家會議紀要”不實。

　　當時那份“會議紀要”透露的信息顯示，昆明市資金緊張，但云南不會動用全省之力來救昆明，同時上海市因為去年遭遇疫情至今未撥付應到款的轉移支付，而且現在交投、產投、滇投、軌投已經三四個月沒發工資……

　　結果，未及兩個月，“被辟謠”的昆明城投于7月6日被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

　　公告顯示，2020年4月28日，昆明城投與云南保利實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云南保利”）就昆明市官渡區巫家壩中苜蓿村項目簽訂《合作開發協議》及《合作開發協議備忘錄》，云南保利向昆明城投支付了三億元合作意向金，后項目合作終止，昆明城投僅退還1.5億元，遂被執行。

　　幾乎在同一時間，北方也傳來資金困局：河北保定市公交線路大面積停運，直到官方回應時，韓莊街唯一的18路公交車依然沒有啟動，市民出行沒公交車可坐。

　　事實上為了緩解企業經營壓力，保定公交公司于早在去年11月就已經對7路、26路、36路、38路、53路、105路、108路、207路等8條線路采取了臨時停運措施。

　　公交停運已經不新鮮了：

　　2023年2月初，河南商丘公交因運營資金不足發布停運通知。后經當地協調恢復運營；

　　2022年8月，河南鄲城縣公交發布停運通知，因駕駛員工資連續數月無法發放，鄲城公交決定全部停運。后經當地協調恢復運營；

　　同年8月，湖南耒陽八家公交公司聯合發布公告，稱將在8月25日停運公交，后經當地協調恢復運營……

　　去年保定市的鬧劇，市公交公司方面的解釋為：

　　首批購置的純電動公交車動力電池已超出質保期限，存在安全隱患，被迫全部退出營運，公交運力安排受到了嚴重影響。

　　但真正的禍因仍然是財政吃緊。

　　城市公共交通具有公益屬性和惠民性質，市場價格低廉，因此需要地方財政源源不斷的支持。

　　另外，國家對新能源公交汽車補貼也大幅減少，以前一輛車國家補貼約七萬元，現在減少到一萬元，在地方財政吃緊的當下，運力緊張、被迫停運也就順理成章。

　　在三年疫情期間，受疫情沖擊最大的2020年和2022年，保定市一般公共收入增長寥寥：去年保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315.6億元，同比增長僅約1%（這還是得益于去年非稅收入達到166.4億元，彌補了稅收的減少）。

　　在河北省內，保定市對土地財政依賴度靠前，是比較典型的“地產支柱經濟”，過去的一年里保定市瘋狂造城，去年1-11月份保定市房地產開發投資了543.6億元，同比增長0.7%。

　　但近年房地產市場全國性深度調整，賣地收入急劇下降，對當地可用財力造成沖擊。

　　2019年時，保定市政府性基金收入約283億元，2020年降至225億元，2021年又猛增至約426億元，2022年又大降至約249億元，低于疫情前的2019年水平。

　　而不可忽視的是，根據河北財政廳數據，保定市2022年政府債務余額為1376.03億元，這或許才是保定市如今捉襟見肘、節衣縮食的頭號緣由。

　　與此同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在資本市場上“紅極一時”的核酸檢測機構們，開始就“應收款”討起了債。

　　去年上半年，短短半年時間，曾經的新冠核酸檢測龍頭上市公司達安基因，已經與四家第三方醫學檢驗室對簿公堂——珠海市思達醫學檢測實驗室、北京方圓平安醫學檢測實驗室、北京星云醫學檢測實驗室和上海泛亞醫學檢驗所告上法庭，案由均是買賣合同糾紛。

　　根據2022年年報，達安基因應收賬款高達40.65億元，占總營收的33.74%，占總資產的27.55%。其中賬齡在一年內的應收賬款高達38.47億元。

　　除了達安基因：

　　金域醫學的應收賬款達70.25億元，占總營收的45.39%，占總資產的50.57%；

　　迪安診斷的應收賬款達99.56億元，占總營收的49.08%，占總資產的47.28%；

　　圣湘生物的應收賬款為12.77億元，占總資產的13.91%，其中應收賬款壞賬損失為4596.18萬元；

　　華大基因的應收賬款為22.06億元，占總資產的15.35%，其中應收賬款壞賬損失為1.85億元；

　　之江生物的應收賬款為2.28億元，占總資產的4.8%，其中應收賬款壞賬損失為634.97萬元。

　　這些在疫情期間大發國難財的核酸企業，正在“通過法律手段”討要他們的“國難財”，這其中的壓力同樣令深陷債務泥潭的各地方財政叫苦……

　　截至去年4月末，中國政府債務余額為62.5萬億元，其中國債托管余額25.7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托管余額36.8萬億元。

　　根據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蘇劍的看法：

　　僅看顯性債務的話，當前中國的債務水平良好。但加上未公開的那部分隱性債務，中國的債務壓力或已接近美國。地方擴債空間愈發局促。

　　2022年度各地政府負債率及政府債余額

　　真可謂，山雨欲來風滿樓。

　　2

　　地方債這顆巨雷，從狹義的角度，埋于2014年底/2015年初。

　　當時，新的《預算法》賦予了地方政府發行地方政府債券權力，開始全面采用“自發自還”模式。

　　于是自2015年以來，全國地方債發行就呈現加速擴張趨勢，目前總存量達到36.85萬億元。

　　如果將地方城投債（大致始于2009年的“四萬億救市”，十年時間漲了十萬億）也計算在內的話，地方債務總額早已突破50萬億元。

　　早在十八大后的第一次審計（2013年）中，結果就有顯示包括負有償還責任、負有擔保責任和其他相應債務在內的全部地方政府債務，已由2010年的10.7萬億上升到2013年6月的17.99萬億，年均增長近20%。

　　其中縣級政府債務增長最快，為26.59%；市級次之，為17.36%；省級為14.41%。

　　曾經在90年末的金融改革潮中，中央的態度一度是：

　　誰家的孩子誰抱走！

　　而在新時代自然不可能繼續沿用，十八大后央地關系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中央對地方的垂直管理和兜底效應逐步增強，“放養模式”被否定。

　　十余年前，中央開的藥方是存量貸款展期和借新還舊，試圖平滑償債高峰，允許地方政府發行新的地方債券以置換存量債務，同時收緊或禁止地方政府及其融資平臺借政府信用背書進行信貸融資。

　　允許地方政府發行地方債券以置換存量債務，這招從短期看固然有效，但債券市場牽一發動全身，一個地方違約，就會重創整個市場信心，剛性兌付的壓力遠大于銀行貸款。

　　況且，實際上這個辦法是間接利用中央政府信用為地方債務背書，用中央政府的信譽向各債權方做兜底性保證。

　　這個路子，算“政治賬”行得通，但是算“經濟賬”就難以評判。

　　允許地方發行債券置換存量債務之后不久，從存量上看，2015年地方政府存量債券就高達15.4萬億元，這個規模已經相當于中央國債和地方債券的60%以上。

　　從增量上看，中央每年新增的債務規模相當于中央收入的18%左右，而新增地方債券占地方的財政收入比重也逐年提升，從2016年的7%上升到2021年的28%。

　　開藥方的邏輯并不難理解：要么，維持或壓縮債務規模，隨著經濟緩慢增長，債務相對規模會逐步縮小，但各地方政府會很難受，當期現金流并不足以維持正常運營；要么，只能繼續擴大債務規模，維持現金流入。

　　十余年前便是選擇了第二條路，賭的就是十年一個周期中國經濟的增長、特別是新一輪產業升級帶來的紅利。

　　其實，2018年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的意見》（也就是著名的“27號文”）已經在重新強制各地方化債。

　　只是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場震動全球的新冠疫情居然不期駕臨。

　　3

　　長達三年的抗疫大業，客觀上直接給地方債務添了一把滔天大火。

　　多數高舉高打的城投項目在疫情期間停擺或無法回收成本，特別是其中許多都是大型文旅項目，如眾所周知的貴州獨山縣水司樓項目，還有獨山縣的毋斂古鎮項目，湖南益陽的江南古城項目，山東日照的嵐山多島海項目，河南許昌的三國文化園項目，廣西柳州的百朋蓮花小鎮項目……都算是一個個超級典型。

　　B站賬號：陽春白靴

　　諸多文旅項目的爛尾，加之包括旅游業在內的整個第三產業于疫情時的凋敝，間接促使了新一波的地方發債。

　　僅2020開年的第一季度，全國就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累計16105億元，同比增長14.49%。其中發行新增債券15424億元，發行再融資債券（即“借新還舊”）681億元。

　　縱觀整個疫情三年，各地方政府屬實增發過剩，為了抗疫+擺脫“疫情經濟”桎梏，各府瘋狂發債求生，同時中央也較為“默許”，三年期間獲批的新增地方債額度高達14萬億元……

　　14萬億，這已經超出了三年疫情國家層面用以抗疫（核酸檢測、物流運輸、人力成本、醫療基建）的投入。

　　2020-2022年這三年疫情階段，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合計值增速分別為4.68%、7.87%、10.95%，遠低于政府債務規模的增速。

　　所以我這幾年堅持在輿論場呼吁新冠病毒溯源、揭露并追責美帝國主義禍亂世界……因為這一切就仿佛是劇本一般！（當然，沒有內鬼是不可能的，看看近幾年金融領域的反腐）

　　如今，各地商業銀行、城投平臺、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土地財政已經形成了一股龐大的勢能：地方政府高度依賴于由土地金融驅動的土地財政，而與土地財政持續增長相對應的是地方隱性債（主要是城投債）。

　　比如像貴州遵義道橋就屬于地方城投平臺，其450多億債務屬于地方政府表外的隱性債務，遵義此時已然是無路可走了……

　　截止眼下，2024年1-9月，全國發行新增地方政府債券42303億元，其中一般債券6174億元、專項債券36129億元。全國發行再融資債券24718億元，其中一般債券10642億元、專項債券14076億元。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合計67021億元，其中一般債券16816億元、專項債券50205億元。

　　2024年1-9月，地方政府債券平均發行期限13.1年，其中一般債券8.4年，專項債券14.7年。

　　2024年1-9月，地方政府債券平均發行利率2.34%，其中一般債券2.32%，專項債券2.34%。

　　截至2024年9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447403億元。其中，一般債務164491億元，專項債務282912億元；政府債券445741億元，非政府債券形式存量政府債務1662億元。

　　截至2024年9月末，地方政府債券剩余平均年限9.5年，其中一般債券6.2年，專項債券11.4年；平均利率3.12%，其中一般債券3.14%，專項債券3.10%。

　　發新債的同時，舊債的償還則迫在眉睫。

　　城投作為地方政府的“發債手套”，其償債壓力會在未來兩年集中釋放，天津、云南、內蒙、青海等地都將是重點承壓地區——尤其中西部不少地區的中低信用債券占比高于60%，違約風險很大。

　　如果不能及時合理地給出化債方案，風險必然將會通過財政體系和金融系統傳導蔓延，屆時很難將負面影響控制在地方局部范疇……

　　現在的化債困難，一是土地財政歉收（不解釋），二是消費市場萎靡（之前很多人大炒五一十一假期“旅游熱”，實際人均消費遠不如2019年五一，都是特種兵式窮游，否則物價公道不坑人的淄博也不可能火），三是債務兌付集中（除非個個都去學習遵義市政府那樣公然“賴賬”）。

　　4

　　現實中，大部分地方債除了文旅項目，都投向了公共基礎設施（道路、隧道、橋梁、學校、公園、地鐵……），這些龐大的資產自疫情三年至今所產生的經常性收入很少，大部分價值外溢到周邊土地上，但是房價和地價的回收效果也持續低迷，使得基礎設施帶來的所有者權益無法通過賣地充分回收。

　　比如前不久，深圳、成都、南京、杭州、南寧、東莞等城市的地鐵規劃集體縮水，多條線路被砍，根源就是“沒錢”。

　　資產不斷折舊、負債持續還息、運維成本居高不下，導致政府的整個資產負債表被動縮表，地方債隨即出現違約。

　　從這個角度，也就不難體會為什么會出現某些地方“嚴禁房價下調”的反動舉措。

　　目前國內的房企大都面臨較大的償債壓力，即將迎來償債高峰，且境外債償還壓力較大：截至2022年10月31日，房企未來一年內到期的信用債余額3851億，海外債余額4074億（568億美元），合計7925億之巨。

　　去年1月、4月又是房企的階段性償債高峰，到期量分別為958億元和888億元，其中境外債未來一年到期余額占比達到51.4%，且美元加息還將推升房企海外融資成本——看吧，又是美帝國主義，大洋彼岸的華爾街對我中華永遠是一套又一套的組合拳。

　　然而現實是，你政府不下調房價，土地財政的虧空也會繼續空置著，財政和百姓就這樣形成了某種對峙。

　　說白了，沒人能大筆大筆“消費”“創收”以“幫”政府還錢了；甚至，我們還有可能會承擔地方政府濫發債的后果。

　　因為各地方債務（包括債券、貸款等）的債權人主要是銀行（銀行購買的地方債券占到了83.5%），像遵義道橋的156億債務，中信銀行、貴州銀行、光大銀行、民生銀行、浙商銀行就占了一大半。

　　如果地方債務違約，無論是貸款還是債券，都由銀行承受損失。

　　那么銀行的錢哪里來？主要來自居民儲蓄。

　　不管是央行向銀行放水，還是銀行計提損失，這些債務損失最終是由全國儲戶承受。

　　這就是某種意義上“金融不受監管”造成的政治后果，最終也會反作用到經濟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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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2022年爆發的村鎮銀行爆雷風波，以及房企爆雷引發的停貸風波——房地產業屢屢爆雷，爆的誰的雷？正是金融業；而金融業的龐大資本又是從何而來？是人民的血汗納稅！

　　所以，哪一個最后不是由黎民百姓承受痛苦？

　　當然了，反腐敗也是當前手段之一，金融領域反腐力度也在持續加大。

　　去年開年不到五個月，金融界旋即落馬十二只中央/地方性銀行黨委書記/行長級別老虎（我這里不一一點名了）；自2022年開始江蘇、湖南等省也在打擊“經濟掮客”。

　　但是，基本追回非法所得不過幾十億乃至十幾億、幾億，杯水車薪啊。

　　現在壓力確實巨大，因為消費端始終刺激不了，百姓口袋里沒錢，繼而只能追求新一輪產業升級和擴大市場（近兩年來外交動作頻頻，中亞-西北、俄羅斯-東北都成了新希望）。

　　跋

　　最后多一嘴哀嘆：未來幾年也別指望什么“階級斗爭”了，又回到了所謂“一心一意謀發展，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發掘“人口紅利”的時代（至于能不能發掘出來，這是另一回事），政府必然會大力扶植民營企業，一方面配合產業升級，一方面維穩增效、維持稅收。

　　別的不說，催婚催生的宣傳一定會比前幾年更多。

　　只是，房價物價永遠都是最好的避孕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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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之失業潮依舊在蔓延（連阿里巴巴等頭部企業都撐不住）——2023年4月全國16-24歲人口調查失業率達到20.4%，創歷史新高（自2018年有統計以來青年失業率首破20%）；進入2023年以來青年失業率逐月攀升（1-4月分別為17.3%、18.1%、19.6%、20.4%，遠超歐美，約為同期日本青年失業率五倍）且隨著進入畢業季青年失業率還可能繼續走高………

　　指望“人口紅利”們在消費層面為各地方政府奉獻力量，恐怕不容樂觀。

　　地方債務與經濟形勢，仍舊危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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