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勝選在很多人眼中是一次保守派的“復辟”，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特朗普同第一任期班子的大部分人早已反目，在過去四年被兩黨建制派共同排擠，身上還有眾多沒了結的司法官司。

　　實際上保守陣營在過去四年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內部分崩離析狀態，無論是麥肯錫的爭端還是初選時候的齷齪。二周目的特朗普絕不只屬于保守主義，他是共和黨和MAGA在妥協和重組中被重新推出來的民眾“偶像“，本次選舉也是中間派和搖擺州直接把他送回了白宮。

　　顯然當下美國人甚至全世界面臨的敘事可能并不是特朗普的“復辟”，或者保守派的返潮，而是一次全新的政治敘事。我們姑且把這種敘事叫做創傷性懷舊。

　　懷舊(nostalgia)在批判理論中通常被認為是一種集體記憶再造和構建虛擬歷史文本的行為，在這種視角中，過去和現存歷史出現斷裂，不再是當代史的前置，而是一個完美的歷史“記憶”切片。當人們普遍感到現世的衰頹需要被修復，對完美的切片的懷舊就會占據人們的頭腦，讓人們呼喚回到那段“鼎盛時期”。

　　萬斯的《鄉下人的悲歌》就是這種典型的“創傷性懷舊”。在有社會學視角，以及對美國歷史與社會有所了解的人看來，萬斯這本書質量恐怕說不上好，不如同類題材的《故土的陌生人》，而且看完也沒讓人覺得萬斯對書中的“鄉下人”有多少共情，反而一股美國夢的味道。這本書能走紅，與萬斯金主彼得蒂爾的支持不無關系。

　　然而在21-24民主黨周期后，無論這本書質量和價值取向本身如何，它確實成為所有“鄉下人”的創傷性懷舊情緒的載體。這個群體屬于被美國的晚期現代性和進步主義神話所拋棄的群體，有著深層的失落感和群體性怨恨。

　　一種群體性的懷舊風潮，總是會存在著諸多的選擇性記憶。比如伍迪艾倫就在《午夜巴黎》里戲仿過文學界對所謂“黃金時代”的選擇性記憶類。“鄉下人”們的創傷性懷舊在選擇性記憶上與此類似，不過底層邏輯并不完全相同。知識分子對于懷舊的追溯，是給自己對于現實或者說建制機器的批判找尋話語合法性。而“鄉下人”的懷舊更多來自于存在意義上的不安、被剝奪感和價值無力感的融合，變成了“故土的陌生人”，這也是“悲歌”的源頭。

　　當這種深植于內心的集體性情緒遭遇美國自奧巴馬以來成為主流的反建制公共政治，就無可避免的會發生激烈的對抗沖突，整個現代性反建制政治通常是依賴于新媒介、新市民空間的布爾喬亞階級，相對于“鄉下人”這種“本土性階級”，他們是屬于“全球性階級”，在后者為主導的話語空間中，男性政治、傳統思潮、白人文化、美國價值及其伴隨的價值觀體系在話語塑形運動中被解構、批判，慢慢變成一種新進步主義新政的對立面。

　　在這個過程中，傳統民主黨建制派和中間派“男權”—或者說男性、白人、中高產以上受教育階級，在這種話語秩序中往往選擇有意或者無意的妥協和讓位，以及采取否定性認同(在承認價值共識的承諾中實質性去扭曲和攤薄批判建制話語中女性及其他新政群體的主體性，變成一個體面的共情者、勸導者)。

　　于是，“鄉下人”驚奇的發現，傳統社會變革到新世紀的“男權”和新政群體事實性媾和了，而“鄉下人”倒成了這種布爾喬亞審美體驗、話語敘事和政治批判的最惡劣小丑。這也是之前萬斯那句“無孩養貓女”能引起兩方強烈反應的原因。

　　過往對一般懷舊文化的研究，專注于現代性進程的快速變革帶來的社會結構變遷，現在通過對“鄉下人”們的觀察則可以更進一步，懷舊不再只是現代性進程的落后者執著于虛幻的政治想象。

　　事實上晚期現代性公共生活中的話語煽動、媒介塑形和市民行動構成的政治網絡，無論何種立場，無論保守壬還是進步壬，無論“鄉下人”還是“全球性階級”，本質都是一種政治想象，只是最后兌現的方式因各國建制體系的不同變成市民政治VS體制機器，廣場政治VS傳統秩序或者選舉政治的代表性斷裂等等類型。

　　“鄉下人”群體這種創傷性懷舊引發的政治行動，起源是政治反建制主義進程和保守政治的交織裂變，他們遵從了保守政治對家園想象的偏執和被迫害想象，但是他們也不接受過去三十年來占據共和黨主流的新保守主義對于消極自由和本地化政治的觀念。所以和新保守主義不是一路人的特朗普成為他們眼中的救星。

　　選擇性記憶在這其中十分明顯。萬斯們大概不愿想起實際上新保守主義成為主流，本身就是為了解決當年70年代左右因為同蘇聯競爭而導致的滯脹危機，而金融化也是在為了解決滯脹問題時，甚至更早，早在美國進入冷戰時就已無法停止。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大成以及資本全球化進程不過是上訴種種的結果。有多少”鄉下人“在當年自覺或不自覺的認同了這種進程，親手打碎了”黃金年代“，本質上是沒法細究的。

　　在邏輯上不是”來了一群華爾街金融大鱷，硅谷精英和LGBT把我們的社會搞成了這樣，只要把他們都趕跑就能好起來“，而是美國對經濟霸權的不斷維持，讓當年的人們做出了某種選擇，催生出了金融大鱷，硅谷精英和全球性階級。

　　可以說今天”鄉下人“們的行動是一種報復性情緒和集體記憶重構的文化進程。但是本土邊緣化、制造業和產業工人衰退、政治生存空間減少、傳統行業凋零、硅谷技術封建主義和新政文化政治主義的沖擊對”鄉下人“們確實是真實深切的。”性別政治”、“身份政治”、“新進步主義新政”、“偏向于市民階級的文化中間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斗爭”等等這些爭端只是表象，本質是在美國跨國資本主義時代，”鄉下人“們首先被從經濟結構中甩了出去。

　　在之后霸權衰落的過程中，不只”鄉下人“們，越來越多的人被甩了出去。然后特朗普出現了，他告訴人們問題的本質是”我們的制造業被搶走了“，人們開始愈發懷念那個很難說存在了多久的”黃金年代“（畢竟日本和德國工業一恢復就開始沖擊美國了）。

　　所以特朗普成了“鄉下人”在支離破碎的世界中保持存在穩定性的最好偶像，他讓人們確信真的存在一個回到過去就能MAGA的”鼎盛時期“，他指出了問題的”本質“以及斗爭的”方向。特朗普的出現是“鄉下人”的創傷性懷舊，更是美國現有階級現狀的政治性懷舊，這也是搖擺州和中間選民在經歷所謂的“拜登MMT繁榮”后反而走向沉默和MAGA化的原因，因為民主黨四年下來只讓人覺得離他們懷舊的東西越來越遠。

　　在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上臺之后，我在《川普的霧月十八一文中》討論了那次大選背后美國存在的“代表性斷裂”現象，這一次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分析兩次任期的區別。我們要關注三條線索，特朗普和保守陣營建制派的妥協、美國衰落背景下，自身的去全球化防御機制，以及美國階級結構的相對變化。

　　特朗普在第一次任期是完全作為共和黨和民主黨兩派建制反叛者和闖入政治舞臺的素人出現的。他的聲勢除了是美國“代表性斷裂”中的一支慢慢發育壯大，也來自于民主黨內部青年行動派和社民主義情緒對民主黨建制派的掏空。

　　在這種霧月十八的運動浪潮中特朗普被送入了白宮，在整個執政期間和幕僚、共和黨建制派一直處于一種脆弱的恐怖平衡狀態。但是在過去四年，共和黨建制派內部青黃不接加上人口結構、文化塑形運動，慢慢掏空了共和黨建制派在價值取向和組織結構上的底層基礎，特朗普在應對民主黨長期的司法侵擾的同時抓住這個機遇期，和共和黨建制派、尤其是少壯派達成了某種形式妥協，最后甚至演變成了不是共和黨容不容“特朗普”，而是特朗普吞噬了共和黨建制派，變成了其唯一公眾代表。

　　從這次選舉中搖擺州全紅就可以看出，特朗普不僅是MAGA這個民粹性行動共同體抬出來的偶像，還是整個已經陷入極度衰退和頹唐的底層重新整合發育再造出來的共生體。

　　其次，美國衰落的大背景伴隨了很多全球性機制的變化，包括不限于供應鏈安全和國家政治團體對原有全球化規則的沖擊、地區大國主導的經濟互惠主義沖擊西方式的政治價值觀同盟政治、新地緣政治的突起和美國干涉能力的衰退，最重要的其實是跨國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結構出現了自反性矛盾。

　　宏觀上來說，傳統跨國資本主義通過資金、技術優勢和產品稀缺性對新興市場國家在政策導向、經濟結構、文化取向上的“殖民性”建構，以及通過攫取廉價人力、能源等要素配置的資本增殖模式，已經慢慢被新興市場越來越強大的自主發展能力給倒置了。

　　美國的傳統盟友，比如德國的工業在能源上大量依賴于俄羅斯，人力資源、市場空間甚至于整個供應鏈體系都依賴于我國，這導致在我國慢慢培育自主企業的過程中，德國企業既離不開我國供應鏈體系無法適配，也無法阻止慢慢被產業政策驅動的國產替代，更無法適應新興國家和老牌大國國際政治爭端帶來的供應鏈轉移成本。

　　于是在曾經主導全球化秩序的美國看來，政治上大量的外交成本和軍事開支維持的盟友體系不僅各懷鬼胎，而且很難形成實質性合力，經濟上實體產業移出，掏空美國本土性結構賴以生存的制造業就業結構和80年代的“產業工人神話”，而高價值產業也在面臨新的挑戰。

　　社會上城市和郊區的士紳化、文化空間的布爾喬亞化、市民階級的離散化和傳統社區、家庭的組織結構之間，兩套系統隔離又嵌合，形成一種對抗性張力（比如大選時家庭內按性別和年齡投票）。文化上“鄉下人”開始變成“陌生人”，在公共政治敘事中變成價值反派。

　　從國家層面來看，特朗普推動的孤立主義和本土性敘事崛起來源于某種聯邦政治秩序的主動防御機制，而MAGA的誕生和鄉下人的暴怒則來自于這套主動防御機制和懷舊主義合并后形成的本土性復仇。

　　最后是關于美國階級結構的相對變化。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世界城市或者區域性國際中心中帶來了全球化的市民階級和社會結構，

　　他們生活方式上是消費主義媒介灌輸下形成的“體面”的審美趣味，

　　文化取向是全球化新興媒介帶來的復雜文本和象征符號，

　　生活方式來源于互聯網媒介生態提供的身份認同，

　　政治立場和公共議程統攝到了加州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新政中，由互聯網媒介和跨區域的政治行動團體(NGO等)交織生成。社會交互網絡開始與傳統社區、家庭割裂開，形成獨立的布爾喬亞社群。

　　本土性階級未必都和美國敘事一樣誕生于紅脖子，但大多都根植于本土社會關系、社會習俗、價值網絡和傳統社會結構、權力秩序成長起來的本土性群體。三十多年來，不只美國，各個地區都出現了全球性階級和本土性階級的對立沖突，我們姑且就把本土性階級用萬斯的“鄉下人”稱呼。

　　“鄉下人”的懷舊，本質是對于這種沖突的受迫害性反應和實質性話語權下滑共謀的產物，是在這種政治性懷舊和集體性記憶重構中產生的一種文化創傷。在這種創傷中，集體記憶被全球性敘事所打碎，需要回溯到一個想象的“家園”中被修復——一個80、90年代美國“極盛時期”的回溯性想象。

　　想象中的“極盛時期”已經被美國的深層政府篡奪、被外部的敵人所攻陷。所以需要的政治口號就是“修復”(re-staure)性政治，特朗普就成了直面這種多重裂痕，高吼“修復美國的一切”，這和之前“讓美國再次偉大”既有連續性，也存在著微妙的矛盾。

　　于是我們看到，這兩次美國大選的對比中，代表性斷裂的機制或者說社會群體極化的機制長期存在，但在八年后的今天，我們不能簡單地說美國甚至世界回到了保守主義周期。

　　全球化本身的重構、演變，自反矛盾和自我修復過程中帶來的種種變化，讓各國和曾經作為全球化引領者的美國同樣，共同走入了一個本土主義敘事的生長期。把這種趨勢稱之為“保守主義的回潮”無非又是一種進步主義者的傲慢。

　　的確，就像本文一直提到的“創傷性懷舊”，美國人對極盛時期的懷舊記憶既不準確，對其衰落的原因也不真正理解或不愿承認。但放眼全球，各個地區其實都存在自身的“創傷性懷舊”的需求，無論這些懷舊是真實的，還是被美化過的甚至虛假的，過往它們被霸權秩序和全球化話語所遮蔽，如今在美國的調頭下，各個地區本土主義敘事的生長也無可避免。

　　特朗普二周目對我們的影響，不僅限于他上臺后的關稅政策和退場主義外交會造成什么影響，或者說美國國內生態變化帶來什么樣的政治行為。更深層的意義在于，雖然全球化還是歷史性潮流，但是其結構、形態和機理已經慢慢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理解，把握和適應這種變化對我們這個過去幾十年來被全球化影響至深的國家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也許能夠看到本土主義和全球文化空間的奇妙組合，也可能看到地區主義政治和大國協調體系的微妙張力，更可以看到新地緣政治和全球供應鏈配置重構之間的共生狀態，如何抓住新一輪歷史機遇，這一切才剛剛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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