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東方仍然是被西方規訓的狀態

　　（一）案例：R大附中2024哈佛青年夏令營（HSYLC）

　　我找例子來做一個很簡單的討論。是近期在R大附中的，名為“華夏基金·2024哈佛青年夏令營（HSYLC）”的活動。

　　一名叫陳小雨的前奇葩說辯手，不知在誰的安排下，在帝都人大附中給正在形成世界觀的學子們上了一趟所謂“女性主義”的課，課程內容包含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等“準打拳”內容。

　　這個帖子出現后，的確引發了網民們的激烈討論。同樣的，必須承認高校的權力，直接把微博ID：正直的磊哥的帖子刪掉了。

　　這里存在一個如坐針氈、如芒刺背、如鯁在喉的圖片。

　　如果國旗能夠在黑板之上，那么黑板至少傳遞的意圖應當是圍繞國旗所代表的國家而展開的。我們暫且不要把炮火集中在這位女生身上，因為值得思考的地方是，控制黑板使用權的學校究竟想教什么？

　　到底是我們這群人老了、該被淘汰了？還是你們現在在如此級別的高中所傳遞的知識應當被視為正確的潮流一般去擴散和傳播呢？

　　還是說，面對高中生群體，在他們最需要建立價值觀的時期，學校灌輸和我們國家不符的價值觀是應當被允許和接納的？想起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句萬年老梗，“不是我看不懂，而是時代變化太快了。”

　　（二）三個問題

　　我之所以說“暫且不要把炮火集中在這位女生身上”，是因為這位22歲的女生不會具備如此強大的權力，她僅僅是一個言論、一種認知的代表，換言之，其背后的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個問題，東西方大學間的交流、乃至于擴散到現在的高中之間的交流背后為什么總是“東方從屬于西方”？比如哈佛這樣的高校來華交流，他們的內容可能不會全部都是有問題的，甚至這個打拳的這他們看來可能也是“正常的”（的確，類似于我們絕對無法接受阿富汗當權對女性的壓制一樣），而從學校的視角來看，能夠請到哈佛來交流，一定是很有排面的事情。

　　那哈佛、耶魯、MIT等高校是否會認為把我國著名高校邀請過去交流是一件臉上非常有光的事情呢？（真心提問，不是陰陽）

　　第二個問題，美西方大學來華的各種交流純粹是一種“交流”，還是以“交流”的形式負載很多更深層的企圖的？之所以有這樣的疑問，決然不是惡意揣測，而是的確他們在貼臉開大。例如，就在近期，芝加哥大學在中文互聯網推送了一個非常不學術的事情。

　　這里絕對不是對“言論自由”這四個字的惡意定性，我們每個人的確都需要言論自由，言論不自由談什么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呢？但我想討論的是芝加哥大學所說的言論自由是狹義的美式言論自由呢，還是真正意義上全人類的言論自由？

　　因為如果有人說美國是言論自由的國家，真的要一錘子砸他腦袋上了，你去罵一個猶太人試試？

　　芝加哥大學的“榮譽勛章”絕不僅僅如此。

　　從2017年開始，以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為代表的美國知名高校針對香港科技大學進行了一次社會實驗性質的合作。從那年開始，所謂的研究團隊對香港的大學生進行了充分的調研、引導和資金鼓勵，相應的調查問題直指每年7月1日針對香港政府和基本法的游行活動，而最直接的成果，就是2019年的香港黑暴。黑暴發生時，該研究團隊的負責人還專門發推包攬功勞。

　　這就完了？不，芝加哥大學的同一個團隊還對國內某頂級大學進行了一次更直接的研究，他們以iPad作為報酬，讓中國的大學生使用他們提供的VPN軟件，試圖引導他們瀏覽相應的反華網站。但事與愿違，真正按照他們指導去做的學生并不占多數，由此芝加哥大學還專門發布了一份報告稱，中國的高中在思想教育方面比較成功。但很666的地方是，該研究團隊將中國的思想政治教育比作納粹德國。（MD，美國群體罵罵猶太人讓我看看好不好，求求了，這年頭誰是真納粹啊？真正的納粹正在上演屠殺呢，看不到嗎？）

　　綜上，不是我惡意揣測，是的的確確有事情啊。所以我提問，他們有沒有其他企圖的時候這是一個“具備因果關系”的質詢，而并非單純的假設。

　　第三個問題，是不是我們只有趨于保守才能確保安全？前面的兩個問題似乎都是在說“誰誰誰，你們不能如何如何做”，那必然會有人問到，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搞了嘛，一刀切多舒服，你省事我也省事，反正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會被扣帽子，那“交流”個der，踏踏實實上學就行了。

　　不論誰是管理者，一定都會有這樣的想法和認知。但這種想法和認知的背后遮蔽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知識本身不單純是力量，知識是權力。

　　”培根所說的“Knowledge is power”，這里的“Power”如果翻譯為“力量”那我們就把這句話看淺了，“Power”是指“權力”，是福柯所說的，看不見、摸不著的，是人人都在其中，人人是權力是施加者和被施加者，是如同毛細血管一樣無處不在的網絡。

　　知識，和產生知識的系統，比如學校和智庫等，其實就是頂層權力的擁有者。我用兩個例子來簡單地討論一下。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所寫的《啟蒙辯證法》批判了“啟蒙運動”，用人話來說，他們所批判的是“科技這一知識”和“資產階級權力集團”的合謀。二者的合謀從制度上、思想上更加進一步地實現了對人類的控制。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最近很火的《逆行人生》并沒有歌頌苦難，更不是單純去批判某一個技術，而是讓我們看到了“權力和資本集團”與“科技”的高度合謀下對人類的宰制可以深到什么程度。

　　那就是人類不再像人類、像機器一般。想要砸碎科技產物這一行為本質上是沒有尋找到應當被批判的對象可能一開始就不是科技本身，而是“權力資本集團”與“科技”共謀的這一行為。

　　另外一個例子是著名學者薩義德所寫的《東方學》。他的書不容易讀懂，一個英語母語、文學專業、批判學者三重buff疊在一起的學者，他的東西的確不容易讀懂，可是當你讀懂后會體會到，總算有一個學者系統地解釋了“東方為什么是這個樣子”了。

　　很多書評都會一語帶過說這本書告訴了人們“東方沒有自塑的權力，這個權力在西方人手中”，沒錯，但我這里想說的是他另外2個很值得深思的表述：

　　第一個是他舉了個例子，在強調對東方埃及殖民合法性的時候，英國給自己找到的合法性理由是“西方的知識遠優于東方”，而真的殖民后埃及也的確更好了（這里的更好是指符合西方要求的更好了）；第二個是對東方的認識模式絕對不是單純的殖民和掠奪，還有學者的涌入。大量研究東方的學者被統稱為“東方學學者”，東方學作為一個很大的分類，其內部包括但不限于人種學、比較解剖學、語言學，甚至還加入了文學作品。

　　絕對不要小瞧這樣的學科分類，從根源上說，東方學本身就帶有政治意圖和意識形態色彩，從發展上說西方的東方學歷史是超過千年的。

　　在這千年的歷程中，任何對于東方的研究本質上都是居高臨下的審視，都是建構權威的行為，不論其如何探索和研究，本質上都是承襲原有的觀察和分析方式的，探索和研究不會形成新的看法，反而會遏制新看法的出現。

　　我援引這兩本書想表達的意思是“知識是權力”，西方深諳此道。R大附中邀請哈佛前來交流，他們的領導層面不一定會去過分關注交流的內容，但他們一定會認為這種交流會給自己貼金，這本質上就是被“西方規訓”后才會出現的動作。

　　這一行為和那些因為有宋江的水滸卡、蘋果手機、奢侈品而感覺自己身價提升的行為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換言之，要么加入，要么滾。加入就跪下當狗，滾蛋就是你不合群。

　　注意，我這里用了一種非常“絕對化”的方式來隱喻我們對西方權力網絡下的行為。但從實際來看，這種絕對化并不那么絕對，因為這是符合西方對于東方的認知的。

　　仍然援引薩義德《東方學》的例子，他說，如果某一天歐洲大陸突然出現了MSL軍隊，歐洲人首先會用早期基督教和它對抗的模式來看待，如此一來，這些突然出現的MSL軍隊的威脅就會降低，對MSL群體熟悉的感覺和價值會再次出現，就會覺得“和原來一樣”，或者“這是重復的”群體，從而減輕了歐洲人的認知壓力。但他們仍然會選擇進一步區分認知，當真的發現了和曾經有差異的地方后，歐洲人又會陷入恐懼之中。

　　所以東方在西方的認知下就會出現2種搖擺不定的狀態，即對熟悉的東西的輕蔑，和對新奇事物的興奮與害怕。而這個，就是西方人現在看我們的感覺。我們一直沒有類似于“東方學”一樣的“西方學”很大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殖民地傳統”（注意，領土擴張、殖民地擴張是完完全全不一樣的）；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們奉行“王道”“重利輕義”，講求的是周圍國家的自覺歸附，而不是錘爆他讓他必須歸附我，喊我爸爸。

　　綜上，如果我們不斷變得保守，先不說是不是懶政，這本質上就是放棄權力爭奪的行為，甚至可以說這其實就是“我躺了，你上吧”的無力掙扎。如果我們不去積極建設我們的知識權力，那么約等于放棄了中國復興的重要方式。

　　所以，非但不能放棄交流，更要強化自主知識體系的建設，而不是始終被西方知識體系規訓和牽著走。知識就是權力。不占據權力巔峰，那么就只能被權力驅使。

　　所以，我們的部分知識分子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至少某些知識分子群體看似位居高位，但實則膝蓋仍然如同被打斷一般始終跪向西方。他們會用西方的意識形態來美化自己，但在我們看來，他們決然比不上踢碎東亞病夫排便的陳真這一介武夫。

　　文人跪了，這個民族一定跪了。

　　二、文科是不是真的沒用？

　　最后，回到最開頭的提問，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文科呢？很多人會有疑問，為什么要單獨拎出文科？

　　有一個有意思的網友評論：美國現在芯片上圍堵我們，軍事上圍堵我們，科技上圍堵我們，唯一的交流就是把這種臟心爛肺的傳到中國。而傳播的載體恰恰就是我們的文科專業院校。那他們存在的意義究竟是什么？

　　（一）文科是什么樣的？

　　一是很現實的問題，文科的確找不到工作。最近脫口秀非常火的于祥宇，作為一個哲學學生，通過自嘲的方式表達了當前找工作的困境。此話不假，某高校新聞傳播學院，畢業生中只有不到5%的學生從事了新聞工作，大部分群體都是選擇考公務員和當老師了。這其中有大環境的問題，但即使是大環境很好的從前，也是理工科有很出色的就業前景。大批畢業的文科生能做什么這不是一個虛構問題，是一個現實問題。

　　二是文科是被強烈規訓的學科。舉個例子，如果你批判國內，那你肯定是找S，如果你批判國外，那你這海外肯定不會有什么空間。東西方政治環境使文科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這是現實問題，非升即走的制度就在那里，文科學者已經被“量化”的方式規訓為一個個論文生產機器，這些論文有多少是有價值的呢，不好說，但如果這些價值尚不明確的論文發不了，自己的價值肯定是0。

　　換言之，文科學者甚至理工科學者也算在內，本質上和《逆行人生》中的外賣員沒有任何區別，因為學者的價值會用“幾篇C刊”來量化，而你真的有思想的東西能不能發出去，那就不好說了。所以，文科因為門檻低，上限高，接納了相當多不精通自然學科的群體，同時又被權力進一步規訓，就形成了一種“跪著要飯”的尷尬現狀，即使你TM的根本不想跪。

　　三是文科更容易接觸到“認知”層面。舉個例子，自然科學，對就是對，錯就是錯。文科不是，它不一定要用如此絕對的標準去看待世界，它會更多強調從闡釋或批判的視角來看待世界。而闡釋或批判是帶有主觀性的。這里就有的說了，什么是主觀性？喜歡與否這樣的感覺是主觀的、情緒正負面也是主觀的、先天性對某個對象的好惡也是主觀的。而主觀的內容最容易去影響我們的認知。

　　我再舉個例子，比如你炒股，你深知炒股想賺錢，一定要“逆人性操作”，簡言之，越跌你就越買，越漲你就越跑，如果反過來追漲殺跌，那就是妥妥的散戶形態，股市收割的就是這部分人。這個道理你一定聽得懂，但當你（假設你是非金融經歷的普通人）面對一路飄紅或者一片綠色你能面不改色那真的是見了鬼了。換言之，道理你都懂，但你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理性在此刻給你的決策效果是有限的，感性反而在提升。所以，文科生的認知會更多元，他們的認知會在20-30歲左右，也就是上學的過程中固定，未來就會用固定下來的認知模式去看待周圍，甚至會把傻瓜都可以看明白的事情選擇視而不見，或者視為“偶發事件”一樣。而學生時代的課程體系是西方人的，再加上文科并無絕對的對錯，那么文科生的認知就會容易出現異常的“活躍”甚至“叛逆”。

　　但文科始終是閃耀著人性光輝的學科，如果理科讓我們生活更好，那么文科所回答的很多更深層的問題將是我們一輩子都無法回避的。

　　（二）西方怎么運用文科的？

　　這就有的說了，一直批判國內的文科，國外的文科是不是情況就一定非常好了？不，其實一個鳥樣，國外的很多文科也不一定好，比如英國很著名的帶有批判色彩的“伯明翰學派”也被裁掉了。但西方對文科爐火純青的運用也許真的是我們文科未來可以參考借鑒的地方。

　　還是薩義德的《東方學》舉例子，他說了兩個很有趣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現存最早的雅典戲劇埃斯庫羅斯的《波斯人》是一個文學作品，這個文學作品讓人們發現里面的很多頌歌讓人們發現，亞洲通過歐洲的想象說話，且由于歐洲的想象才能夠得到表述。這種表述是歐洲對亞洲（一個敵對世界）取的了勝利。但給予亞洲的則是絕望、失敗和災難感，這似乎就是東方對西方責難的禍根；同時對亞洲輝煌逝去的哀悼本身也是歐洲的勝利。

　　第二個例子：一個房子的空間是非常客觀的，可是人類卻需要一些真實或想象出來的親密感、隱秘感、安全感，人們會把這種感覺賦予到房子上。房子的客觀空間遠不如文學方式上賦予到的感覺重要。因此，房子的空間通過文學的方式被賦予了情感。所以，可能很中性或空白的空間就對我們產生了意義。如果不好理解，可以想象一下四大名樓到底是因為樓出名，還是因為四大名樓的《登鸛雀樓》《滕王閣序》《岳陽樓記》《登黃鶴樓》更有名了？

　　所以，他揭示了文科的兩個重要作用。一個是情感上、認知上的塑造；一個是意義上的賦予。

　　在國家復興的道路上，我們認識到我國的經濟和海外聯系緊密，所以為了保護海外經濟利益，我們發展了軍事。但軍事的發展讓我們陷入了被敵視的狀態（軍力如果是第一會不會不被敵視不好說，可以參考蘇聯）。這里絕對絕對不是否認軍事的作用，而是說作為必須要走出去的思想、價值觀等虛無縹緲的東西的的確確需要文化文明的載體，而這個“時代在召喚”的使命，是必須由文科生完成的。

　　最后，文人不能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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